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中國曆史文化概論
> 第五節 秦漢文化性格的主要體現
第五節 秦漢文化性格的主要體現
秦漢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在經曆了數百年的努力與艱苦鬥爭後，不僅終於登上了曆史舞台，而且建成了前所未有、強大無比的封建大帝國，其文化性格中躊躇滿誌、不可一世的亢奮勁頭十分鮮明。又由於，這個時期是地主階級正處在上升階段，其亢奮勁頭又使其流露出不可抑製的勇於開拓、敢於曆難的文化性格。
一、躊躇滿誌 不可一世
秦漢時期，新興地主階級這種躊躇滿誌、不可一世的文化性格，在秦始皇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作為千古第一帝，秦始皇目空一切的氣勢無人能及。例如，其人所共知的名言———“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在以後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中，我們再也聽不到有哪位皇帝能說出如此“大氣”的話來。正因為他目空一切，所以給當時的小民及秦王朝本身都帶來了滅頂之災。
（一）不顧死活的超限剝削
不顧死活的超限剝削最突出體現在秦王朝的徭役剝削上。這裏所說的“不顧死活”，不是說秦始皇不顧百姓死活———以法家理論武裝頭腦的他確實不顧百姓死活，而是說他不顧秦王朝的死活，不顧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秦王朝統治者們的死活。他與其子二世皇帝的這種不顧死活的超限剝削直接導致了秦王朝的短命。
秦王朝的徭役剝削有多麽繁重，我們來算一筆賬就知道了。有統計數字的：南征百越５０萬人，平定百越後從中原征調戍守五嶺的５０萬人，北擊匈奴３０萬人，建阿房宮和修驪山陵一共用７０萬人，加起來是２００萬人。沒有統計數字的：南征百越的增援部隊，修長城、馳道、直道、五尺道和“新道”等工程的民工，為政府、邊軍、服勞役者轉輸糧食等物資的民工，每年定期為各級政府部門服勞役者等，這幾項相加人數肯定不會低於三百萬。這樣，以最保守的數字計算，秦時有５００萬人常年在外服徭役。而秦時的人口有多少呢？據估計，當為２０００萬左右。這２０００萬左右人口以男女各占一半計，男子為１０００萬。而１０００萬男子中老幼按一半計，剩下的壯年者不過５００萬人。也就是說，秦時幾乎所有的壯年男子都被征發了。有些地區男子征發完了，不得不征發女子服勞役。所以，董仲舒曾說秦王朝的力役３０倍於古。他的話一點不錯。
秦王朝超繁重的徭役剝削至少造成兩個嚴重後果：一是在地裏幹活的隻剩下婦女和老幼，農業生產肯定受到嚴重影響；二是男子常年在外，長期與妻子不得相見，人口的再生產也受到嚴重影響。孟薑女哭長城的故事其實就是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這一問題。盡管孟薑女的故事是後人移植到秦朝的，但除了哭塌長城的情節外，其他還是可信的。孟薑女在丈夫被征走後，不僅再沒見過他的麵，就連他的屍骨都未見到，如何能留下後代？
（二）隨意擴大內部矛盾
隨意擴大內部矛盾主要指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暴行。這兩件事導致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知識分子從此與秦王朝離心離德，是秦王朝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１。禁私學、焚詩書
禁私學、焚詩書發生於公元前２１３年，起因是秦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為了如何鞏固地方統治而發生的一場爭論。爭論的雙方，一派是認為應“法先王”的眾博士官，主張地方應效仿古人實行分封製，以免發生類似春秋時期田氏代齊、六卿瓜分晉國那樣的事情時外麵沒有親人相救；另一派是認為應“法後王”的以已升任丞相的李斯為首的行政官僚，堅持主張維持現行的郡縣製。
這場爭論本是秦王朝統治集團內部正常的政治分歧，但滿腦子法家理論學說、對持諸家學術的眾博士官一直存有歧視心理的李斯卻利用自己的地位，將批判矛頭強行指向眾博士官和天下讀書人身上，指責他們不學當今法令卻在從事取法古人、批評當世、惑亂黔首的勾當，認為這樣的言行如果不加禁止的話，就會降低君主的威勢，並使朋黨勾結於朝中。李斯認定讀書人誹謗朝廷的依據是他們手中的詩書，因此他向秦始皇建議：將史官所藏的非《秦紀》 以外的書統統燒掉，把不任博士官職務的人所私藏的 《詩》、《書》 和諸子百家言論等書籍全部搜出送到官府焚毀。以後有膽敢談論 《詩》、《書》 者，棄市；有膽敢用古人誹謗當今者，滅族；凡官吏見到而不舉報者，與之同罪。命令下達後３０天之內，仍然拒不焚書者，黥為城旦。可以不焚燒的書是醫藥、卜筮和種樹等書。他同時建議取消私學，如果有人想學習法令，可以以官吏為老師學習。對於李斯的建議，一貫與之一拍即合的秦始皇立即表示同意，並很快頒布了“挾書律”，嚴禁人們讀書學習，並下令焚書。於是，私學在全國範圍內被禁止了，各地都點燃了焚書之火，本來數目就不多的先秦書籍在烈火中化為了灰燼。
禁私學、焚詩書實際上是秦國長期奉行法家理論為統治指導思想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秦始皇禁私學、焚詩書是早晚要發生的事情。從秦國的曆史來看，早在商鞅時代秦國就有過焚書之舉。秦始皇、李斯天真地認為這樣做可以加強統治，殊不知這種粗暴的行徑不僅造成秦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使那些肚中藏有學問的讀書人從此與秦王朝離心離德，甚至把他們推到了秦王朝的反對勢力一方。盡管這些讀書人弱不禁風，書生氣十足，但是當他們與其他反抗勢力結合起來之後能量將呈幾何數字般成倍地增大，成為了秦王朝統治的巨大的禍患。實際上，在領導秦末大起義的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等人身邊就聚集著一大批秦朝的讀書人，他們為推翻秦王朝統治做出了極大貢獻。
２。坑殺“儒生”
“坑儒”事件發生在秦始皇焚書的第二年，即公元前２１２年。從主觀上說，“坑儒”是法家理論學說殘暴性的又一具體表現，同時也是秦始皇暴虐本性的又一次展現，所以在秦王朝發生這樣的事情是毫不奇怪的。從客觀上說，其直接導火索是那些裝神弄鬼的方士們欺騙和誹謗秦始皇。而聰明一世的秦始皇之所以受到這些方士的愚弄，是因為他企盼長生不死。
秦始皇在建立豐功偉業之後，自認已不是凡人，希望能夠永生，因此十分熱衷於尋求長生不老的仙藥和方法。一些膽大妄為的方士便投其所好，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欺騙他、愚弄他。譬如，齊人徐巿聲稱，東海中有３座神山，分別叫蓬萊、方丈和瀛洲，上麵住有仙人，要求派給他一些童男童女，以便入海求仙。秦始皇立即下令搜羅數千童男童女，交與徐巿。結果徐巿一去便再不複返。再如，一個叫盧生的方士欺騙秦始皇說，方士們每每無功而還，是因為秦始皇行蹤不密。他建議秦始皇如果想作水淹不死、火燒不斃的“真人”，就該隱匿自己的行蹤，不讓臣下知道他居住在什麽地方，這樣他們才能找回不死的仙藥。對此深信不疑的秦始皇居然連聲說：“我仰慕真人，從現在起我自稱‘真人’，不再稱‘朕’。”連自己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標識”———“朕”都放棄不用，可見秦始皇求仙尋藥的心情之真摯。秦始皇隨即下令，將宮中所有宮殿以懸掛著幃帳的夾道、甬道相連，有人膽敢說出他的行蹤，立即處死。
但秦始皇的種種殘暴之舉一方麵使眾方士越來越對他不滿，另一方麵也使他們越來越感到不寒而栗。因為，秦法規定所獻“仙方”不見效果的方士一律處死，他們也知道一次又一次地欺騙秦始皇終非長久之計。於是，一個來自原韓國的侯生和前麵提到的盧生，在發表了一大通充滿了誹謗味道的言論後，逃之夭夭了。他們說秦始皇為人剛愎自用，自以為自古無人可比，還說他以刑殺為樂，專權拒諫等，並表示決不能為這種人求仙藥。當二人的話傳到秦始皇的耳中時，他怒不可遏地命令廷尉將“諸生”抓來一一審問、追查。自古文人是見不得官的，一頓板子下去，“諸生”便你咬我、我咬你，最後竟連帶出“犯禁者”４６０餘人。秦始皇下令，將他們全部活埋於鹹陽，並且詔告天下，以示儆戒。這就是聞名後世的“坑儒”事件。
秦之“坑儒”，盡管坑殺的並非全是讀書人，其中絕大部分是那些裝神弄鬼的方士，但影響太惡劣了。結合前一年的“焚書”之舉，已經心懷極度不滿的讀書人更絕難與秦王朝合作了，從而極大地動搖了秦王朝統治的政治根基。
另外，由“坑儒”事件還造成秦始皇與其長子扶蘇的不和，這也間接地導致了秦王朝的滅亡。扶蘇勸諫秦始皇不要“坑儒”，他說：“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誰知盛怒之下的秦始皇竟將其趕出京城鹹陽，“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由此為其少子胡亥的篡位奪權留下了可乘之機。秦始皇死時，趙高、胡亥和李斯就是乘扶蘇遠在邊疆之機篡位奪權的，這是秦始皇萬萬沒有想到的事情。
（三）擾民致禍的嚴刑峻法
秦王朝所製定的法律也是不顧自己死活的。其法網之密、內容之繁、刑罰之酷為中國曆史所僅見。在秦朝，上至軍政大事，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法律都規定了嚴格的限製。如對行路者規定：“步過六尺，有罰”。“六尺”是什麽概念？秦六尺，約合今１。４米。也就是說，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跑步或狂奔就要受到處罰。另外，“妄言者，無類”，即大膽胡言者滅族。甚至，連穿鞋也有限製，嚴禁平民百姓穿“錦履”，即不許穿以絲雜織、有花紋的鞋子，否則受到處罰。
秦王朝的法律不僅對百姓生活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明文規定，稍有觸犯便要給予懲處，而且厲行法家所提倡的“以刑去刑”、“以殺去殺”的思想主張，以重刑杜絕犯罪。如“五人盜，臧（贓）一錢以上斬左止（趾）”；“甲盜不盈一錢……乙見知而弗捕，當貲（罰款）一盾”，等等。
如此繁密苛酷的法律規定嚴重妨礙了人們的生活，使人動輒得咎，舉步獲罪，以至於秦時的罪犯出奇地多，“赭衣塞路，囹圄成市”。以最保守的數字統計，秦時２０００萬人口中，罪徒就有１００萬之眾，竟達５%，平均每２０個人當中就有一個罪徒，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另外，秦王朝的刑罰是十分殘酷的，主要表現為以各種野蠻的方式處死或殘害罪犯、實行無端株連無辜者的“連坐”製度、所有的勞役刑均為無期徒刑，以及肉刑與勞役刑並施等方麵。
秦朝的死刑有：絞———用繩索將犯人活活勒死；梟首———把犯人的頭割下來懸於木杆之上；腰斬———將犯人攔腰斫斷而斃命；磔———分裂犯人的肢體而殺之；車裂———將犯人的頭和四肢分拴在５輛馬車之上，車向５個方向同時分馳將受刑者撕裂；戮———在處死犯人的時候進行羞辱；棄市———在鬧市處死犯人並暴屍；剖腹———切開犯人的肚子致其死亡；鑊烹———將犯人丟入開水鍋中煮死；抽脅———割取犯人的肋骨致其死亡；笞殺———用竹棍或木棒將犯人活活打死；具五刑———先對犯人施以各種肉刑，如黥麵、切鼻、割舌、砍腿等，最後再將犯人殺死；坑殺———活埋；族刑———誅殺罪犯及罪犯的親族，有夷三族、誅九族等；夷鄉———誅殺罪犯及罪犯的鄉鄰；等等。
秦朝的肉刑有：黥———以銳器刻劃犯人麵部，然後在傷處塗墨；劓———割掉犯人的鼻子；斬左右趾———砍掉犯人的左腳或右腳；宮———破壞男女的生殖器官；笞———以竹木擊打犯人背、臀、腿；等等。秦時廣泛施行肉刑，尤其是動不動就砍人左右腳，以致當時不僅市場上假腳十分。銷，而且製作假腳業竟成了一個收入可觀、贏利很大的行業，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秦時的徒刑犯都是沒有刑期的，一旦獲罪，終身服役。不僅如此，秦法還將各種肉刑與勞役刑合並實施，如斬左趾為城旦舂等。而在驪山修陵和阿房宮服役的７０萬人幾乎全是被施行了宮刑的罪犯。各種殘酷無道的肉刑與徒刑合並實行，使原本已很殘酷的刑罰更加酷烈。
秦時的刑罰，不僅基本上包括了古代各種酷刑，而且還有不少創新。尤其是廣泛使用“株連”，一人犯罪，父母、妻子、子女、全家、族親、同事、上下級，乃至鄉鄰都受牽連。人在家中坐，禍自天上降。這樣迫使父子、夫妻、親友、鄉鄰、同事、上下級之間互相告發，造成人人自危、終日惶恐不安的氣氛，極大地加重了人們的恐懼心理，最終不僅沒有達到穩定社會的目的，反而使社會難以保持安定。
正是由於秦法太過嚴厲，所以陳勝、吳廣等９００ 個戍卒才會一致認為“失期”是死，舉大義也是死，何不舉行起義，跟秦王朝拚個魚死網破可能還有一線生機。實際上，這９００個人不會全部被處死，但人們不知道誰將會被處死。由於每一個人都麵臨著死亡的威脅，所以幹脆全反了。而這一反，竟將強大無比的秦王朝掀翻了。
秦漢文化這種躊躇滿誌、不可一世的文化性格在漢武帝身上也有強烈體現。他的種種好大喜功的活動竟將西漢前期七八十年的積累全部消耗盡。他在位５４ 年，親政５０年，打了５０年的仗，將國庫都打空了。國家沒錢了，就找商人要錢，商人不肯給，於是就製定政策打擊、壓榨商人，最後中等家產以上的商人全都破產了，搞得國家、個人全都貧窮了。西漢在漢武帝統治時期最強大，但他死以後，甚至他還沒死的時候，西漢就開始走向下坡路了，以至其後繼者漢昭帝、漢宣帝費勁勞神，但也無回天之力，隻好眼睜睜地看著強大無比的漢王朝一天天衰落下去。
二、勇於開拓 敢於曆難
秦漢時期，新興地主階級的勇於開拓精神非常突出。這一時期完全是一個創新、創造的時代，其皇帝製度的創製、中央集權的定型、統一政策的實行、國土疆域的廣拓，等等，無不體現著這一文化性格。而敢於曆難的體現，最突出的有張騫勇通西域、蘇武牧羊北海、班超獨定西域等。
（一）張騫勇通西域
張騫通西域發生在公元前１３９年到公元前１２６年，正當漢武帝統治時期。
漢武帝在對匈奴發動反擊之前，對自己能否打敗匈奴心裏沒底，這時他聽到了有關大月氏的傳言———大月氏有人口４０多萬，曾遊牧在敦煌和祁連山之間，與匈奴是“世敵”，後被匈奴打敗，月氏王也被殺，其頭顱被匈奴人割下做成“飲器”，部眾不得不向西遷到伊犁河流域。於是，漢武帝想與大月氏建立聯盟關係，共同對付匈奴。但西行的必經之地———河西走廊正處在匈奴的控製之下，十分危險，於是漢武帝下令公開征募能擔當出使重任的人才。這樣，張騫走上了曆史舞台，他“以郎應募”，成為出使大月氏的誌願者。
公元前１３９年，張騫奉命出使，但剛一出漢境就被匈奴人抓住，成了俘虜，這一晃就是１１年。被扣押期間，張騫不僅被迫娶了匈奴妻子，而且還生了兒子，但他沒有動搖初衷。後來，他與部屬終於乘機逃出，繼續西行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此時大月氏早已不在伊犁河流域，又向西遷徙走了。張騫等隻好越過蔥嶺，一直向西尋找，曆盡千辛萬苦，終於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誰知，大月氏在這裏已經放棄了遊牧生活，改為農業定居生活。因新居之處肥饒安全，又與西漢距離遙遠，所以他們不肯東返再向匈奴複仇了。張騫在大月氏逗留１年，得不到結果，隻好回國，途中再次被匈奴抓住，又被拘禁了１年多，最後乘匈奴內亂才得以逃脫，回到長安。出去時張騫帶了１００多人，前後１３年，回來時隻有他自己和一個叫堂邑父的奴隸兩個人。
張騫此行雖未能完成政治任務，但他在西行途中，不僅傳播了西漢的國威，而且獲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資料，使西漢政府增加了對西域的了解，也溝通了西漢與西域各族之間的聯係。公元前１１９年，西漢軍隊擊敗匈奴，征服西域諸國，打通河西走廊後，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他派出副使，訪問了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康居（今哈薩克斯坦東南）、大月氏、大夏（今阿姆河流域）等國，最遠到達安息（今伊朗境內），這些國家也都派使者入漢答謝。從此，西漢同西域的交流頻繁起來，絲綢、茶葉、鐵器、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輸往西域，西域諸國也經常遣使入漢。司馬遷讚譽張騫的功績，稱他的壯舉為“鑿空”。
一個人的一生沒有幾個１１年，張騫卻能在被扣押的１１年中不忘使命，始終保留漢節，表現出強烈的忠誠之心。這種堅定的信念、執著的精神、剛毅的性格及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勁頭是與那個有為時代的整體精神相一致的。
（二）蘇武牧羊北海
蘇武牧羊北海發生在公元前１００年至公元前８１年，時值漢武帝統治末期、漢昭帝初期。
漢武帝晚年，西漢與匈奴經曆多年戰爭後醞釀重歸於好。在這種背景下，公元前１００年蘇武奉命率百餘人出使匈奴。待任務完成後，蘇武一行準備回國時，意外發生了。他手下的一名副使卷入了匈奴內部的叛亂活動，結果匈奴將蘇武一行全部扣押。蘇武不願受辱，拔刀自刺，被救活。匈奴想盡辦法讓蘇武投降，威脅利誘等手段使盡後，又將他關在一個陰冷的地窖裏，斷絕飲食，蘇武靠吞氈飲雪才免於餓死。最後，匈奴將蘇武流放到北海（今俄羅斯貝加爾湖），交給他一群公羊，聲稱等公羊下羊羔就放他回漢朝。
北海人跡罕至，荒原千裏，食物不足，蘇武經常從野鼠穴中掘取“草實”充饑，但他堅貞不屈。甚至投降匈奴的漢將李陵來告訴蘇武，其母及兄弟均已死去，妻子改嫁，兩個妹妹和三個孩子失蹤，勸他投降，但蘇武仍不為所動，嚴詞拒絕。就這樣蘇武在匈奴被扣押整整１９年，須發盡白，直到漢昭帝初年漢朝與匈奴和親，他才與其他被扣漢使一道回到漢朝。
應該說，蘇武獨自一人在北海忍饑受凍，要比張騫的處境還艱苦。但他與張騫一樣始終保持漢節，不忘自己的身份，不願做對不起漢朝的事情，忠誠不貳，威武不屈，困苦不移，也同樣充分體現出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
（三）班超獨定西域
班超獨定西域發生在公元７３年至１０２年，時值東漢明帝、章帝、和帝時期。
東漢初年，匈奴勢力有所恢複，征服和統治了曾是西漢統屬的西域大部分地區，著名的“絲綢之路”也被遮斷。公元７３年，東漢派大將竇固擊敗匈奴，一度扭轉了局勢。班超在這次戰爭中初露頭角，並在戰後被派去通使西域。班超用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使西域大部分地區與東漢重新建立了相互信賴的友好關係，和漢朝斷絕６０多年的西域通路又打通了。
但公元７５年，東漢政府鑒於國力尚未完全恢複，決定放棄西域，下詔命班超返回。班超在回朝途中，各國爭相挽留，甚至抱住班超馬腿不放。班超見此，毅然決定留下。從這一年一直到１０２年，班超在遙遠的西域幾乎獨力支撐，其間東漢政府隻在公元８０年和８４年各派來１０００和８００士兵增援班超。班超發揮其優秀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才能，依靠友好國家，團結弱小，打擊為匈奴效力的國家，多次經曆生死之戰，但始終控製著局勢，直到最後西域５０餘國全部歸附東漢。東漢政府為表彰班超的功勳，封他為定遠侯。永元十四年（公元１０２年），漢和帝批準班超回朝。同年，班超死於洛陽，終年７１歲。
班超在西域活動３０年，“轉側西域”，“不避死亡”，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幫助西域各國擺脫匈奴的壓迫，恢複了西域與漢朝長期的政治經濟關係，確保了絲綢之路的。通，溝通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關係，其功業值得在曆史上大書一筆。
像張騫、蘇武、班超這樣的曆史人物，在其他時代或許也有，但他們如此集中地出現在秦漢時期絕非偶然。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的精神意念，他們的品格鬥誌，無不鮮明地體現著這一時期的文化性格和時代風貌。
§§第七章 中國文化古典精神的“複興”——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古典文化精神的“複興”指的是“複興”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精神，主要體現是文化發展呈現多元性特征及生動活潑的文化氛圍。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複興不是原汁原味的複興。魏晉南北朝文化雖然有多元化之形，卻無春秋戰國文化多元化之實，所以“複興”二字必須加上引號。
一、躊躇滿誌 不可一世
秦漢時期，新興地主階級這種躊躇滿誌、不可一世的文化性格，在秦始皇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作為千古第一帝，秦始皇目空一切的氣勢無人能及。例如，其人所共知的名言———“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在以後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中，我們再也聽不到有哪位皇帝能說出如此“大氣”的話來。正因為他目空一切，所以給當時的小民及秦王朝本身都帶來了滅頂之災。
（一）不顧死活的超限剝削
不顧死活的超限剝削最突出體現在秦王朝的徭役剝削上。這裏所說的“不顧死活”，不是說秦始皇不顧百姓死活———以法家理論武裝頭腦的他確實不顧百姓死活，而是說他不顧秦王朝的死活，不顧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秦王朝統治者們的死活。他與其子二世皇帝的這種不顧死活的超限剝削直接導致了秦王朝的短命。
秦王朝的徭役剝削有多麽繁重，我們來算一筆賬就知道了。有統計數字的：南征百越５０萬人，平定百越後從中原征調戍守五嶺的５０萬人，北擊匈奴３０萬人，建阿房宮和修驪山陵一共用７０萬人，加起來是２００萬人。沒有統計數字的：南征百越的增援部隊，修長城、馳道、直道、五尺道和“新道”等工程的民工，為政府、邊軍、服勞役者轉輸糧食等物資的民工，每年定期為各級政府部門服勞役者等，這幾項相加人數肯定不會低於三百萬。這樣，以最保守的數字計算，秦時有５００萬人常年在外服徭役。而秦時的人口有多少呢？據估計，當為２０００萬左右。這２０００萬左右人口以男女各占一半計，男子為１０００萬。而１０００萬男子中老幼按一半計，剩下的壯年者不過５００萬人。也就是說，秦時幾乎所有的壯年男子都被征發了。有些地區男子征發完了，不得不征發女子服勞役。所以，董仲舒曾說秦王朝的力役３０倍於古。他的話一點不錯。
秦王朝超繁重的徭役剝削至少造成兩個嚴重後果：一是在地裏幹活的隻剩下婦女和老幼，農業生產肯定受到嚴重影響；二是男子常年在外，長期與妻子不得相見，人口的再生產也受到嚴重影響。孟薑女哭長城的故事其實就是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這一問題。盡管孟薑女的故事是後人移植到秦朝的，但除了哭塌長城的情節外，其他還是可信的。孟薑女在丈夫被征走後，不僅再沒見過他的麵，就連他的屍骨都未見到，如何能留下後代？
（二）隨意擴大內部矛盾
隨意擴大內部矛盾主要指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暴行。這兩件事導致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知識分子從此與秦王朝離心離德，是秦王朝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１。禁私學、焚詩書
禁私學、焚詩書發生於公元前２１３年，起因是秦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為了如何鞏固地方統治而發生的一場爭論。爭論的雙方，一派是認為應“法先王”的眾博士官，主張地方應效仿古人實行分封製，以免發生類似春秋時期田氏代齊、六卿瓜分晉國那樣的事情時外麵沒有親人相救；另一派是認為應“法後王”的以已升任丞相的李斯為首的行政官僚，堅持主張維持現行的郡縣製。
這場爭論本是秦王朝統治集團內部正常的政治分歧，但滿腦子法家理論學說、對持諸家學術的眾博士官一直存有歧視心理的李斯卻利用自己的地位，將批判矛頭強行指向眾博士官和天下讀書人身上，指責他們不學當今法令卻在從事取法古人、批評當世、惑亂黔首的勾當，認為這樣的言行如果不加禁止的話，就會降低君主的威勢，並使朋黨勾結於朝中。李斯認定讀書人誹謗朝廷的依據是他們手中的詩書，因此他向秦始皇建議：將史官所藏的非《秦紀》 以外的書統統燒掉，把不任博士官職務的人所私藏的 《詩》、《書》 和諸子百家言論等書籍全部搜出送到官府焚毀。以後有膽敢談論 《詩》、《書》 者，棄市；有膽敢用古人誹謗當今者，滅族；凡官吏見到而不舉報者，與之同罪。命令下達後３０天之內，仍然拒不焚書者，黥為城旦。可以不焚燒的書是醫藥、卜筮和種樹等書。他同時建議取消私學，如果有人想學習法令，可以以官吏為老師學習。對於李斯的建議，一貫與之一拍即合的秦始皇立即表示同意，並很快頒布了“挾書律”，嚴禁人們讀書學習，並下令焚書。於是，私學在全國範圍內被禁止了，各地都點燃了焚書之火，本來數目就不多的先秦書籍在烈火中化為了灰燼。
禁私學、焚詩書實際上是秦國長期奉行法家理論為統治指導思想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秦始皇禁私學、焚詩書是早晚要發生的事情。從秦國的曆史來看，早在商鞅時代秦國就有過焚書之舉。秦始皇、李斯天真地認為這樣做可以加強統治，殊不知這種粗暴的行徑不僅造成秦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使那些肚中藏有學問的讀書人從此與秦王朝離心離德，甚至把他們推到了秦王朝的反對勢力一方。盡管這些讀書人弱不禁風，書生氣十足，但是當他們與其他反抗勢力結合起來之後能量將呈幾何數字般成倍地增大，成為了秦王朝統治的巨大的禍患。實際上，在領導秦末大起義的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等人身邊就聚集著一大批秦朝的讀書人，他們為推翻秦王朝統治做出了極大貢獻。
２。坑殺“儒生”
“坑儒”事件發生在秦始皇焚書的第二年，即公元前２１２年。從主觀上說，“坑儒”是法家理論學說殘暴性的又一具體表現，同時也是秦始皇暴虐本性的又一次展現，所以在秦王朝發生這樣的事情是毫不奇怪的。從客觀上說，其直接導火索是那些裝神弄鬼的方士們欺騙和誹謗秦始皇。而聰明一世的秦始皇之所以受到這些方士的愚弄，是因為他企盼長生不死。
秦始皇在建立豐功偉業之後，自認已不是凡人，希望能夠永生，因此十分熱衷於尋求長生不老的仙藥和方法。一些膽大妄為的方士便投其所好，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欺騙他、愚弄他。譬如，齊人徐巿聲稱，東海中有３座神山，分別叫蓬萊、方丈和瀛洲，上麵住有仙人，要求派給他一些童男童女，以便入海求仙。秦始皇立即下令搜羅數千童男童女，交與徐巿。結果徐巿一去便再不複返。再如，一個叫盧生的方士欺騙秦始皇說，方士們每每無功而還，是因為秦始皇行蹤不密。他建議秦始皇如果想作水淹不死、火燒不斃的“真人”，就該隱匿自己的行蹤，不讓臣下知道他居住在什麽地方，這樣他們才能找回不死的仙藥。對此深信不疑的秦始皇居然連聲說：“我仰慕真人，從現在起我自稱‘真人’，不再稱‘朕’。”連自己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標識”———“朕”都放棄不用，可見秦始皇求仙尋藥的心情之真摯。秦始皇隨即下令，將宮中所有宮殿以懸掛著幃帳的夾道、甬道相連，有人膽敢說出他的行蹤，立即處死。
但秦始皇的種種殘暴之舉一方麵使眾方士越來越對他不滿，另一方麵也使他們越來越感到不寒而栗。因為，秦法規定所獻“仙方”不見效果的方士一律處死，他們也知道一次又一次地欺騙秦始皇終非長久之計。於是，一個來自原韓國的侯生和前麵提到的盧生，在發表了一大通充滿了誹謗味道的言論後，逃之夭夭了。他們說秦始皇為人剛愎自用，自以為自古無人可比，還說他以刑殺為樂，專權拒諫等，並表示決不能為這種人求仙藥。當二人的話傳到秦始皇的耳中時，他怒不可遏地命令廷尉將“諸生”抓來一一審問、追查。自古文人是見不得官的，一頓板子下去，“諸生”便你咬我、我咬你，最後竟連帶出“犯禁者”４６０餘人。秦始皇下令，將他們全部活埋於鹹陽，並且詔告天下，以示儆戒。這就是聞名後世的“坑儒”事件。
秦之“坑儒”，盡管坑殺的並非全是讀書人，其中絕大部分是那些裝神弄鬼的方士，但影響太惡劣了。結合前一年的“焚書”之舉，已經心懷極度不滿的讀書人更絕難與秦王朝合作了，從而極大地動搖了秦王朝統治的政治根基。
另外，由“坑儒”事件還造成秦始皇與其長子扶蘇的不和，這也間接地導致了秦王朝的滅亡。扶蘇勸諫秦始皇不要“坑儒”，他說：“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誰知盛怒之下的秦始皇竟將其趕出京城鹹陽，“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由此為其少子胡亥的篡位奪權留下了可乘之機。秦始皇死時，趙高、胡亥和李斯就是乘扶蘇遠在邊疆之機篡位奪權的，這是秦始皇萬萬沒有想到的事情。
（三）擾民致禍的嚴刑峻法
秦王朝所製定的法律也是不顧自己死活的。其法網之密、內容之繁、刑罰之酷為中國曆史所僅見。在秦朝，上至軍政大事，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法律都規定了嚴格的限製。如對行路者規定：“步過六尺，有罰”。“六尺”是什麽概念？秦六尺，約合今１。４米。也就是說，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跑步或狂奔就要受到處罰。另外，“妄言者，無類”，即大膽胡言者滅族。甚至，連穿鞋也有限製，嚴禁平民百姓穿“錦履”，即不許穿以絲雜織、有花紋的鞋子，否則受到處罰。
秦王朝的法律不僅對百姓生活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明文規定，稍有觸犯便要給予懲處，而且厲行法家所提倡的“以刑去刑”、“以殺去殺”的思想主張，以重刑杜絕犯罪。如“五人盜，臧（贓）一錢以上斬左止（趾）”；“甲盜不盈一錢……乙見知而弗捕，當貲（罰款）一盾”，等等。
如此繁密苛酷的法律規定嚴重妨礙了人們的生活，使人動輒得咎，舉步獲罪，以至於秦時的罪犯出奇地多，“赭衣塞路，囹圄成市”。以最保守的數字統計，秦時２０００萬人口中，罪徒就有１００萬之眾，竟達５%，平均每２０個人當中就有一個罪徒，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另外，秦王朝的刑罰是十分殘酷的，主要表現為以各種野蠻的方式處死或殘害罪犯、實行無端株連無辜者的“連坐”製度、所有的勞役刑均為無期徒刑，以及肉刑與勞役刑並施等方麵。
秦朝的死刑有：絞———用繩索將犯人活活勒死；梟首———把犯人的頭割下來懸於木杆之上；腰斬———將犯人攔腰斫斷而斃命；磔———分裂犯人的肢體而殺之；車裂———將犯人的頭和四肢分拴在５輛馬車之上，車向５個方向同時分馳將受刑者撕裂；戮———在處死犯人的時候進行羞辱；棄市———在鬧市處死犯人並暴屍；剖腹———切開犯人的肚子致其死亡；鑊烹———將犯人丟入開水鍋中煮死；抽脅———割取犯人的肋骨致其死亡；笞殺———用竹棍或木棒將犯人活活打死；具五刑———先對犯人施以各種肉刑，如黥麵、切鼻、割舌、砍腿等，最後再將犯人殺死；坑殺———活埋；族刑———誅殺罪犯及罪犯的親族，有夷三族、誅九族等；夷鄉———誅殺罪犯及罪犯的鄉鄰；等等。
秦朝的肉刑有：黥———以銳器刻劃犯人麵部，然後在傷處塗墨；劓———割掉犯人的鼻子；斬左右趾———砍掉犯人的左腳或右腳；宮———破壞男女的生殖器官；笞———以竹木擊打犯人背、臀、腿；等等。秦時廣泛施行肉刑，尤其是動不動就砍人左右腳，以致當時不僅市場上假腳十分。銷，而且製作假腳業竟成了一個收入可觀、贏利很大的行業，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秦時的徒刑犯都是沒有刑期的，一旦獲罪，終身服役。不僅如此，秦法還將各種肉刑與勞役刑合並實施，如斬左趾為城旦舂等。而在驪山修陵和阿房宮服役的７０萬人幾乎全是被施行了宮刑的罪犯。各種殘酷無道的肉刑與徒刑合並實行，使原本已很殘酷的刑罰更加酷烈。
秦時的刑罰，不僅基本上包括了古代各種酷刑，而且還有不少創新。尤其是廣泛使用“株連”，一人犯罪，父母、妻子、子女、全家、族親、同事、上下級，乃至鄉鄰都受牽連。人在家中坐，禍自天上降。這樣迫使父子、夫妻、親友、鄉鄰、同事、上下級之間互相告發，造成人人自危、終日惶恐不安的氣氛，極大地加重了人們的恐懼心理，最終不僅沒有達到穩定社會的目的，反而使社會難以保持安定。
正是由於秦法太過嚴厲，所以陳勝、吳廣等９００ 個戍卒才會一致認為“失期”是死，舉大義也是死，何不舉行起義，跟秦王朝拚個魚死網破可能還有一線生機。實際上，這９００個人不會全部被處死，但人們不知道誰將會被處死。由於每一個人都麵臨著死亡的威脅，所以幹脆全反了。而這一反，竟將強大無比的秦王朝掀翻了。
秦漢文化這種躊躇滿誌、不可一世的文化性格在漢武帝身上也有強烈體現。他的種種好大喜功的活動竟將西漢前期七八十年的積累全部消耗盡。他在位５４ 年，親政５０年，打了５０年的仗，將國庫都打空了。國家沒錢了，就找商人要錢，商人不肯給，於是就製定政策打擊、壓榨商人，最後中等家產以上的商人全都破產了，搞得國家、個人全都貧窮了。西漢在漢武帝統治時期最強大，但他死以後，甚至他還沒死的時候，西漢就開始走向下坡路了，以至其後繼者漢昭帝、漢宣帝費勁勞神，但也無回天之力，隻好眼睜睜地看著強大無比的漢王朝一天天衰落下去。
二、勇於開拓 敢於曆難
秦漢時期，新興地主階級的勇於開拓精神非常突出。這一時期完全是一個創新、創造的時代，其皇帝製度的創製、中央集權的定型、統一政策的實行、國土疆域的廣拓，等等，無不體現著這一文化性格。而敢於曆難的體現，最突出的有張騫勇通西域、蘇武牧羊北海、班超獨定西域等。
（一）張騫勇通西域
張騫通西域發生在公元前１３９年到公元前１２６年，正當漢武帝統治時期。
漢武帝在對匈奴發動反擊之前，對自己能否打敗匈奴心裏沒底，這時他聽到了有關大月氏的傳言———大月氏有人口４０多萬，曾遊牧在敦煌和祁連山之間，與匈奴是“世敵”，後被匈奴打敗，月氏王也被殺，其頭顱被匈奴人割下做成“飲器”，部眾不得不向西遷到伊犁河流域。於是，漢武帝想與大月氏建立聯盟關係，共同對付匈奴。但西行的必經之地———河西走廊正處在匈奴的控製之下，十分危險，於是漢武帝下令公開征募能擔當出使重任的人才。這樣，張騫走上了曆史舞台，他“以郎應募”，成為出使大月氏的誌願者。
公元前１３９年，張騫奉命出使，但剛一出漢境就被匈奴人抓住，成了俘虜，這一晃就是１１年。被扣押期間，張騫不僅被迫娶了匈奴妻子，而且還生了兒子，但他沒有動搖初衷。後來，他與部屬終於乘機逃出，繼續西行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此時大月氏早已不在伊犁河流域，又向西遷徙走了。張騫等隻好越過蔥嶺，一直向西尋找，曆盡千辛萬苦，終於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誰知，大月氏在這裏已經放棄了遊牧生活，改為農業定居生活。因新居之處肥饒安全，又與西漢距離遙遠，所以他們不肯東返再向匈奴複仇了。張騫在大月氏逗留１年，得不到結果，隻好回國，途中再次被匈奴抓住，又被拘禁了１年多，最後乘匈奴內亂才得以逃脫，回到長安。出去時張騫帶了１００多人，前後１３年，回來時隻有他自己和一個叫堂邑父的奴隸兩個人。
張騫此行雖未能完成政治任務，但他在西行途中，不僅傳播了西漢的國威，而且獲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資料，使西漢政府增加了對西域的了解，也溝通了西漢與西域各族之間的聯係。公元前１１９年，西漢軍隊擊敗匈奴，征服西域諸國，打通河西走廊後，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他派出副使，訪問了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康居（今哈薩克斯坦東南）、大月氏、大夏（今阿姆河流域）等國，最遠到達安息（今伊朗境內），這些國家也都派使者入漢答謝。從此，西漢同西域的交流頻繁起來，絲綢、茶葉、鐵器、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輸往西域，西域諸國也經常遣使入漢。司馬遷讚譽張騫的功績，稱他的壯舉為“鑿空”。
一個人的一生沒有幾個１１年，張騫卻能在被扣押的１１年中不忘使命，始終保留漢節，表現出強烈的忠誠之心。這種堅定的信念、執著的精神、剛毅的性格及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勁頭是與那個有為時代的整體精神相一致的。
（二）蘇武牧羊北海
蘇武牧羊北海發生在公元前１００年至公元前８１年，時值漢武帝統治末期、漢昭帝初期。
漢武帝晚年，西漢與匈奴經曆多年戰爭後醞釀重歸於好。在這種背景下，公元前１００年蘇武奉命率百餘人出使匈奴。待任務完成後，蘇武一行準備回國時，意外發生了。他手下的一名副使卷入了匈奴內部的叛亂活動，結果匈奴將蘇武一行全部扣押。蘇武不願受辱，拔刀自刺，被救活。匈奴想盡辦法讓蘇武投降，威脅利誘等手段使盡後，又將他關在一個陰冷的地窖裏，斷絕飲食，蘇武靠吞氈飲雪才免於餓死。最後，匈奴將蘇武流放到北海（今俄羅斯貝加爾湖），交給他一群公羊，聲稱等公羊下羊羔就放他回漢朝。
北海人跡罕至，荒原千裏，食物不足，蘇武經常從野鼠穴中掘取“草實”充饑，但他堅貞不屈。甚至投降匈奴的漢將李陵來告訴蘇武，其母及兄弟均已死去，妻子改嫁，兩個妹妹和三個孩子失蹤，勸他投降，但蘇武仍不為所動，嚴詞拒絕。就這樣蘇武在匈奴被扣押整整１９年，須發盡白，直到漢昭帝初年漢朝與匈奴和親，他才與其他被扣漢使一道回到漢朝。
應該說，蘇武獨自一人在北海忍饑受凍，要比張騫的處境還艱苦。但他與張騫一樣始終保持漢節，不忘自己的身份，不願做對不起漢朝的事情，忠誠不貳，威武不屈，困苦不移，也同樣充分體現出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
（三）班超獨定西域
班超獨定西域發生在公元７３年至１０２年，時值東漢明帝、章帝、和帝時期。
東漢初年，匈奴勢力有所恢複，征服和統治了曾是西漢統屬的西域大部分地區，著名的“絲綢之路”也被遮斷。公元７３年，東漢派大將竇固擊敗匈奴，一度扭轉了局勢。班超在這次戰爭中初露頭角，並在戰後被派去通使西域。班超用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使西域大部分地區與東漢重新建立了相互信賴的友好關係，和漢朝斷絕６０多年的西域通路又打通了。
但公元７５年，東漢政府鑒於國力尚未完全恢複，決定放棄西域，下詔命班超返回。班超在回朝途中，各國爭相挽留，甚至抱住班超馬腿不放。班超見此，毅然決定留下。從這一年一直到１０２年，班超在遙遠的西域幾乎獨力支撐，其間東漢政府隻在公元８０年和８４年各派來１０００和８００士兵增援班超。班超發揮其優秀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才能，依靠友好國家，團結弱小，打擊為匈奴效力的國家，多次經曆生死之戰，但始終控製著局勢，直到最後西域５０餘國全部歸附東漢。東漢政府為表彰班超的功勳，封他為定遠侯。永元十四年（公元１０２年），漢和帝批準班超回朝。同年，班超死於洛陽，終年７１歲。
班超在西域活動３０年，“轉側西域”，“不避死亡”，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幫助西域各國擺脫匈奴的壓迫，恢複了西域與漢朝長期的政治經濟關係，確保了絲綢之路的。通，溝通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關係，其功業值得在曆史上大書一筆。
像張騫、蘇武、班超這樣的曆史人物，在其他時代或許也有，但他們如此集中地出現在秦漢時期絕非偶然。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的精神意念，他們的品格鬥誌，無不鮮明地體現著這一時期的文化性格和時代風貌。
§§第七章 中國文化古典精神的“複興”——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古典文化精神的“複興”指的是“複興”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精神，主要體現是文化發展呈現多元性特征及生動活潑的文化氛圍。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複興不是原汁原味的複興。魏晉南北朝文化雖然有多元化之形，卻無春秋戰國文化多元化之實，所以“複興”二字必須加上引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