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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秦漢文化大一統特征形成的背景
秦漢時期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是大一統性。這種大一統性的實現，一是得益於文化統一的實現，二是為了滿足小農經濟的另外一個強烈要求。由於統一和小農經濟的產生都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必然歸宿，所以大一統的實現也同樣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必然歸宿。
一、文化統一的完成
秦漢時期的文化統一是全方位的，它由秦朝建立開始，到漢朝基本定型，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其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內容。
（一）地同域
“地同域”，即全國各地區都統一在一個政府的領導之下。秦王朝做了３ 方麵的工作：一是毀壞戰國時各國在國境上和交通要道上設置的軍事要塞和各種阻礙；二是在全國修築四通八達的交通道路；三是在地方全麵推行郡縣製。漢王朝則主要是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製度。
１。決通川防，夷毀險阻。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在自己領地內的交通要道上，尤其是在與他國交界的邊境線上，修築了不少關塞、堡壘，以相互防範。統一以後，秦始皇為了不使反抗勢力利用這些軍事設施，下令拆除各國的一部分城郭，並決通川防，夷毀險阻。此舉，不僅使中國境內濃厚的戰爭氣氛逐漸消散，而且也便利了各地之間的交通往來。
２。構建水陸交通網絡。
為了自己出巡各地的便利和運送軍隊開赴邊疆或各地的需要，在統一後的第二年（公元前２２０年），秦始皇下令征調民力在全國範圍內修築道路，其中以馳道、直道最為重要。馳道主要有兩條，均以秦王朝的都城鹹陽為中心：一條向東，通原燕、齊地（今河北、山東一帶），一直到海；另一條向東南，達原吳、楚之地（今江蘇、浙江一帶）。馳道闊５０步，約合今６９米，中間３丈寬為皇帝專用禦道，用明顯標誌標出，除皇帝外任何人不得行走，道路兩側每隔３丈植鬆樹一株。可以想像，這兩條以鹹陽為中心的綠茵大道在當時是何等的壯觀。公元前２１２年，為了加強北部邊疆的防禦，秦始皇命令大將蒙恬主持修築了直道。直道以鹹陽為起點，向北經雲陽（今陝西淳化北）、上郡（今陝西北部）直達九原（今內蒙古包頭西南），其一半在山嶺間，一半在草原上，全長１８００ 裏（一說合今７００ 多公裏），一路開山添壑，工程量巨大。據說今天在一些地區還能時隱時現地見到秦直道的痕跡。此外，在西南邊疆（今雲南、貴州一帶），秦還開鑿了“五尺道”———因寬五尺而得名；在南越之地（今湖南、江西、廣東、廣西之間）修築了“新道”（亦稱“越道”）。秦始皇在溝通全國道路交通的同時，還統一了以前各國各不相同的車製，實行“車同軌”政策，定車軸距寬６尺。
在水路方麵，最著名的是靈渠的開鑿。靈渠位於今廣西興安縣西北，故又稱“興安運河”，還稱“湘桂運河”。它是秦始皇為了進一步統一嶺南，解決對百越用兵的軍糧運輸問題而命令史祿開鑿的。靈渠溝通了漓江和湘江兩條河流，將長江、珠江兩大水係連接在了一起。秦漢以後，中原地區與嶺南交通多取此道。到近代，由於公路、鐵路的修築，靈渠的航道作用才逐漸消失，現在它成為以灌溉為主的河渠，其水利作用不可低估。
秦始皇對全國水陸交通網絡的修築、開鑿雖然主要是出於政治和軍事的需要，但是在客觀上也便利了各地的交通往來，對於促進各地經濟、文化的進一步交流與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３。在地方設置郡縣。
秦王朝“地同域”政策中最重要的內容是郡縣製的確立。秦最初設置３６個郡，以後陸續增加到四十幾個郡。在秦始皇決定全麵推行郡縣製以前，以丞相王綰為首的一些大臣曾提出應該在原燕、齊、楚等地實行分封製，將子弟分封出去作諸侯。這樣既可加強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又可屏蔽秦王朝。這個建議被時任廷尉的李斯否決。秦始皇支持李斯，決定推行郡縣製。
實際上，從秦王朝以後的發展來看，王綰等人的建議是正確的，因為這些地區遠離秦王朝的統治中心，對秦王朝的離心力最大，不服勢力猖獗，雖然秦始皇曾多次出巡到這裏，威嚇和鎮壓異己力量，但奏效不大，秦末戰爭的主要領導者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等都出於原楚國的地界之上就是證明。
有趣的是，秦始皇沒有接受王綰的建議，而漢高祖劉邦卻在不經意間實踐了這個建議。楚漢戰爭中，出於打敗項羽的需要，劉邦曾經分封過韓信、彭越、英布等７個異姓諸侯王。西漢建立以後，這些異姓諸侯王基本上都被解決掉了，但是劉邦又同時分封了９個同姓諸侯王。這９個同姓諸侯王所占的地盤加起來，遠遠超過西漢中央政府直接控製的土地。在全部５３個郡之中，中央政府才控製１５個郡。不僅如此，各諸侯王擁有很大的權力，可以任命除國相以外的全部官吏，可以自行收稅等。西漢初年，這些諸侯王年紀尚幼，對中央構不成什麽威脅，但是到了漢景帝的時候終於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麵。
在西漢初期的同姓諸侯國中，以吳國勢力最大。景帝前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吳王劉濞聯合楚國等７個諸侯國起兵反叛，給中央朝廷造成極大的威脅，好在這次叛亂最後被鎮壓下去了。以後，漢景帝的兒子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製度，實行“推恩令”，取消諸侯王的嫡長子繼承製度，令其所有的兒子都享有繼承權，強製諸侯王國裂土析產。他還利用《酎金律》，經常以諸侯助祭的黃金或酒不純為由，剝奪他們的爵位，並設置“刺史”製度監督他們。終漢武帝之世，諸侯國問題獲得圓滿解決，中央集權製度得以鞏固。此後，雖然在西晉和明朝初期曾出現過引起政局動蕩的分封製，但其他大部分時間裏，都是實行由中央直接控製地方的行政製度，所以自古地方分裂主義在中國文化中就紮不下根。
（二）書同文
“書同文”，即統一文字。戰國時期，由於各國地理條件和文化傳統的不同，因而“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各國所使用的文字差異很大，甚至同一國內還存在著幾種文字雜相使用的情況。當時主要流行的是古文、籀文和小篆３種字體。一般說來，東方６國主要通行古文，秦國則使用籀文和小篆。
古文亦稱“蝌蚪文”，其字形沒有一定體係，千變萬化，很不一致；籀文亦稱大篆，字形複雜，筆畫繁多，不宜書寫；小篆亦稱“秦篆”，是從大篆演化而來的，其字形線條簡單、均勻，較之大篆來說要更加整齊和定型，而且減少了許多異體字。
多種字形的存在，顯然妨礙了秦王朝統一政令的實行和政權的鞏固。於是，秦統一的當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便下令對各國原來使用的文字進行整理，規定以秦之小篆為統一書體，廢除與秦國文字不相符的其他文字。根據秦始皇的命令，擅長書法的廷尉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毋敬用標準小篆體分別寫成四言詩句的 《倉頡篇》、《爰曆篇》 和《博學篇》，頒行全國，既作為蒙學教材，又作為統一標準文字的範本，責令實行。
就在秦始皇下令全國通用小篆的同時，有一種名為“隸書”的字形已經在民間廣為流傳了。隸書起源於草篆，實際上是書寫得比較潦草或不甚規範的小篆，因此在文字結構上，草篆和小篆二者沒有太大差別。以後，草篆發展為隸書，才與小篆的差別明顯起來。到秦統一時，隸書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比小篆更為簡便的新書體。後來，經過一個名叫程邈的獄吏的改進、整理，使之更加定型化和規範化，所以曆史上有“程邈作隸”之說。
由於隸書在筆畫上變小篆的圓轉為方折，在線條上變弧曲為直線，在結構上刪繁就簡、平整規範，因而書寫方便，在社會上很快就流行起來。後來，不僅民間廣為使用，就連秦王朝政府的文件，除重要詔書外一般也都使用隸書，其結果是小篆逐漸受到冷落而隸書大行。隸書的出現和流行是漢字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文字由古體轉為今體的重要裏程碑。到了西漢初年，隸書更加定型，最終完成了篆書隸變的過程並徹底統一了文字。
秦漢時期文字的統一，對於實現政令統一、思想統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一方麵，以統一的文字書寫法令，便於各級官吏和百姓的了解和執行，可以真正做到“普施明法，經緯天下”，促進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的鞏固和加強；另一方麵，文字的統一也促進了經濟、文化諸事業的發展。對後世而言，盡管各地方言始終不一，且割據局麵不時出現，但文字一直是統一的，它使得中國境內各個地區人們對統一文化形成牢固的認同，這也是中華民族始終不曾分裂的原因之一。因此，秦漢時期統一文字的功績，影響是深遠的。
（三）幣同形
“幣同形”，即統一貨幣。秦統一以前，各國的貨幣形製差別很大。統一後，秦始皇下令廢止六國貨幣，規定貨幣分為上、下兩種：上幣為黃金，以“溢”（又作“鎰”）為單位，一溢合二十兩；下幣即原來秦國所使用的圓型方孔有廓的“圜錢”，銅質，重半兩，為通常使用的貨幣，同時規定珠玉、龜貝和銀錫等不再用作貨幣。秦之半兩銅錢，在秦始皇兵馬俑坑和秦代刑徒墓中曾出土過，一般直徑為２。５～２，７７厘米之間，重量在２。５～３。３５克之間。
貨幣的統一，不僅有利於國家財政職能的行使，更重要的是便利了各地經濟的交流和商品交換的發展，對鞏固統一起著巨大的積極作用。由於這種圓形方孔銅錢鑄造簡單，使用方便，所以秦亡以後不僅為漢代所繼承，而且此後兩千餘年流行不廢。
（四）度同製
“度同製”，即統一度量衡製。戰國時代，各國盡管在本國境內不同程度地統一了度量衡製，但各國之間差距很大。如以量器“升”為例，同樣是一升，周製相當於今天的１９。９毫升，趙國為２１。１毫升，魏國是７１。４毫升，齊國相當於１６。４毫升，秦國相當於２０毫升。最高的魏國與最低的齊國居然相差５５毫升，這顯然不利於商品的流通和經濟的發展，也和統一的大勢不相吻合。於是，並六國後，秦始皇立即下令，以商鞅所統一的秦國的度量衡製單位為標準，頒行全國。具體做法是，收回商鞅及商鞅以後所頒布的度量衡標準器，在上麵加刻秦始皇的詔書銘文後再發放各地，或者新製造一批標準器具發至各地，讓地方照樣仿作。
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工作不是一時完成的，整個秦朝時期都在做這項工作，在一些標準器上還附刻有秦二世的詔書就是證明。秦朝這種刻有詔書的度量衡標準器在今天的陝西、甘肅、山西、河北、河南、內蒙古、遼寧、吉林、山東和江蘇等地均有發現。由此可見，秦始皇統一度量衡製的工作是成功的。度量衡製的統一，便利了秦王朝賦稅的征收，也便利了各地經濟的往來和商品交換，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
（五）行同倫
“行同倫”是秦始皇曾大力推行的政策，有３項主要內容。一是改化黔首，匡飾異俗。並六國後，秦王朝的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端正風俗，倡導封建文明的工作，並把這項工作與滅六國、統一中國的意義相提並論。關於這一點，從秦始皇巡遊全國時四處留下的刻石頌辭中就可以看出來。秦始皇巡遊全國各地，雖然主要是為了鎮壓不服，顯示功績，耀武揚威，以及親眼看看自己統治的江山社稷到底是個什麽樣子，但褒頌文明習俗、改化黔首、匡飾異俗的目的也是十分明顯的。所以，秦始皇才會在之罘（今山東煙台之罘山）刻石中稱頌自己改化黔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的豐功偉績。
“行同倫”的第二項內容是以法為教，即讓人們學會遵紀守法，不要隨意觸犯法令，以求得自身平安，並在各地設置掌教化的鄉官———三老，隨時教育鄉民。這項工作從秦始皇琅邪刻石中稱頌自己“匡飾異俗”，“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使黔首“歡欣奉教，盡知法度”等內容看也是卓有成效的。
“行同倫”的第三項內容是教育臣民注意男女大防，不要亂搞男女關係。如秦始皇在泰山刻石稱：“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糜不清淨，施於後嗣。”意思是：貴賤清楚分明，男女依禮有別，各自謹守職事，內外分別醒目，沒有不當關係，德行延及後代。把男女恪守兩性大防作為自己的一大功績來歌頌，可見秦始皇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秦始皇對婚姻家庭的關心一直到他臨死之前。在去世的前一年（公元前２１１年），他在會稽（今浙江紹興）留下的頌辭稱：“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意思是：女子有夫棄子而嫁，背叛丈夫不守貞潔（都應當治罪）；分別內外之禮，禁止縱欲放蕩，男女都應潔誠。丈夫如像不歸圈的公豬一樣在外淫亂，妻子可殺之且無罪，故男子也要注意謹守規矩。妻子棄夫逃嫁，使子女失去母親，都要感化清正。為端正社會風俗，秦始皇用了畢生的時間，到死方休。
秦始皇在滌除陋俗，倡導文明風俗方麵的工作，既鞏固了秦政權的統一，同時通過融會各地風俗習慣，摒棄穢俗，對促進中華民族共同價值取向、共同倫理觀念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上述的文化統一舉措有力地增強了秦漢版圖內各區域人們的文化共鳴和文化認同，為文化大一統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小農經濟的呼喚
前麵已述，小農經濟的特點之一是非常脆弱，它經不起天災人禍的打擊，所以它要求中國境內的各個農業區必須統一起來，以為自己提供穩定的生存環境。但是，僅僅集權中央而不實行專製，權力由幾個人來掌握，即實行寡頭統治，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例如古羅馬的“前三頭政治”和“後三頭政治”，前者以愷撒為首，後者以屋大維為首，都實行寡頭統治，但最終均不免於爆發戰爭，勞民傷財。所以，公元前３０年屋大維幹脆實行“元首製”，建立起君主製度，強化統治，使龐大的羅馬帝國走向輝煌。
對於實行專製統治的問題，先秦的思想家們也進行過理論探討，如 《呂氏春秋》 說：“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專”的古字）之也。一則治，兩則亂。”這種強調不實行專製會導致天下大亂的思想，顯然是順應了當時客觀曆史發展的要求。
由於“一則治，兩則亂”，而“亂”就會影響小農經濟的生存與發展，所以小農經濟出於使自己得到完全、徹底保護的目的，不僅要求實現統一，而且要求實現一統；不僅要求實行中央集權製，而且要求必須由專製君主領導這個中央集權製政府。所以，秦漢時期一統天下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政府的出現絕非偶然，它乃是小農經濟自然選擇的必然結果。小農經濟要求這個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政府不僅一統政治、一統軍事、一統經濟，而且一統文化思想；不僅要求它在政治上、軍事上、思想上消除一切不利於一統的因素，而且在經濟上要求它必須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以為自身提供最強有力的保護。
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之一。因為，小農經濟非常脆弱的特點還有一個表現，就是非常懼怕商品經濟的衝擊。其實，小農經濟並不絕對排斥商業，因為它雖以男耕女織的經營模式基本保證自給自足，但不可能做到完全自給，它也需要通過簡單的交換來彌補自己的不足。比如小農經濟自己不能生產的鐵器、食鹽等生產、生活資料就不得不依賴市場。但是，小農經濟不喜歡非常活躍的商品經濟，更不願意看到發達的商業市場，因為發達、活躍的商品經濟，一是會將大量農業人口吸引走，造成勞動力投入不足，影響農業生產；二是商業資本對土地的兼並會造成小農經濟的大量破產。所以，小農經濟堅決要求重農抑商。不僅如此，小農經濟遭到破壞，必然導致建築在其基礎之上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的崩潰。同時，商業經濟的發展也必然會產生許多不利於封建統治的因素，尤其從中產生出的資本主義萌芽更是會成長為封建主義的掘墓力量。所以，一是為了滿足小農經濟的要求，二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的政府也必然要實行重農抑商政策。
秦漢時期，專製皇權與中央集權已經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了。在封建社會前期，這種結合是一種非常完美的結合。在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政府的領導下，中華民族不僅創造出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而且曾將中國建設成為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並保持著長久的領先地位。
一、文化統一的完成
秦漢時期的文化統一是全方位的，它由秦朝建立開始，到漢朝基本定型，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其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內容。
（一）地同域
“地同域”，即全國各地區都統一在一個政府的領導之下。秦王朝做了３ 方麵的工作：一是毀壞戰國時各國在國境上和交通要道上設置的軍事要塞和各種阻礙；二是在全國修築四通八達的交通道路；三是在地方全麵推行郡縣製。漢王朝則主要是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製度。
１。決通川防，夷毀險阻。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在自己領地內的交通要道上，尤其是在與他國交界的邊境線上，修築了不少關塞、堡壘，以相互防範。統一以後，秦始皇為了不使反抗勢力利用這些軍事設施，下令拆除各國的一部分城郭，並決通川防，夷毀險阻。此舉，不僅使中國境內濃厚的戰爭氣氛逐漸消散，而且也便利了各地之間的交通往來。
２。構建水陸交通網絡。
為了自己出巡各地的便利和運送軍隊開赴邊疆或各地的需要，在統一後的第二年（公元前２２０年），秦始皇下令征調民力在全國範圍內修築道路，其中以馳道、直道最為重要。馳道主要有兩條，均以秦王朝的都城鹹陽為中心：一條向東，通原燕、齊地（今河北、山東一帶），一直到海；另一條向東南，達原吳、楚之地（今江蘇、浙江一帶）。馳道闊５０步，約合今６９米，中間３丈寬為皇帝專用禦道，用明顯標誌標出，除皇帝外任何人不得行走，道路兩側每隔３丈植鬆樹一株。可以想像，這兩條以鹹陽為中心的綠茵大道在當時是何等的壯觀。公元前２１２年，為了加強北部邊疆的防禦，秦始皇命令大將蒙恬主持修築了直道。直道以鹹陽為起點，向北經雲陽（今陝西淳化北）、上郡（今陝西北部）直達九原（今內蒙古包頭西南），其一半在山嶺間，一半在草原上，全長１８００ 裏（一說合今７００ 多公裏），一路開山添壑，工程量巨大。據說今天在一些地區還能時隱時現地見到秦直道的痕跡。此外，在西南邊疆（今雲南、貴州一帶），秦還開鑿了“五尺道”———因寬五尺而得名；在南越之地（今湖南、江西、廣東、廣西之間）修築了“新道”（亦稱“越道”）。秦始皇在溝通全國道路交通的同時，還統一了以前各國各不相同的車製，實行“車同軌”政策，定車軸距寬６尺。
在水路方麵，最著名的是靈渠的開鑿。靈渠位於今廣西興安縣西北，故又稱“興安運河”，還稱“湘桂運河”。它是秦始皇為了進一步統一嶺南，解決對百越用兵的軍糧運輸問題而命令史祿開鑿的。靈渠溝通了漓江和湘江兩條河流，將長江、珠江兩大水係連接在了一起。秦漢以後，中原地區與嶺南交通多取此道。到近代，由於公路、鐵路的修築，靈渠的航道作用才逐漸消失，現在它成為以灌溉為主的河渠，其水利作用不可低估。
秦始皇對全國水陸交通網絡的修築、開鑿雖然主要是出於政治和軍事的需要，但是在客觀上也便利了各地的交通往來，對於促進各地經濟、文化的進一步交流與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３。在地方設置郡縣。
秦王朝“地同域”政策中最重要的內容是郡縣製的確立。秦最初設置３６個郡，以後陸續增加到四十幾個郡。在秦始皇決定全麵推行郡縣製以前，以丞相王綰為首的一些大臣曾提出應該在原燕、齊、楚等地實行分封製，將子弟分封出去作諸侯。這樣既可加強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又可屏蔽秦王朝。這個建議被時任廷尉的李斯否決。秦始皇支持李斯，決定推行郡縣製。
實際上，從秦王朝以後的發展來看，王綰等人的建議是正確的，因為這些地區遠離秦王朝的統治中心，對秦王朝的離心力最大，不服勢力猖獗，雖然秦始皇曾多次出巡到這裏，威嚇和鎮壓異己力量，但奏效不大，秦末戰爭的主要領導者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等都出於原楚國的地界之上就是證明。
有趣的是，秦始皇沒有接受王綰的建議，而漢高祖劉邦卻在不經意間實踐了這個建議。楚漢戰爭中，出於打敗項羽的需要，劉邦曾經分封過韓信、彭越、英布等７個異姓諸侯王。西漢建立以後，這些異姓諸侯王基本上都被解決掉了，但是劉邦又同時分封了９個同姓諸侯王。這９個同姓諸侯王所占的地盤加起來，遠遠超過西漢中央政府直接控製的土地。在全部５３個郡之中，中央政府才控製１５個郡。不僅如此，各諸侯王擁有很大的權力，可以任命除國相以外的全部官吏，可以自行收稅等。西漢初年，這些諸侯王年紀尚幼，對中央構不成什麽威脅，但是到了漢景帝的時候終於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麵。
在西漢初期的同姓諸侯國中，以吳國勢力最大。景帝前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吳王劉濞聯合楚國等７個諸侯國起兵反叛，給中央朝廷造成極大的威脅，好在這次叛亂最後被鎮壓下去了。以後，漢景帝的兒子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製度，實行“推恩令”，取消諸侯王的嫡長子繼承製度，令其所有的兒子都享有繼承權，強製諸侯王國裂土析產。他還利用《酎金律》，經常以諸侯助祭的黃金或酒不純為由，剝奪他們的爵位，並設置“刺史”製度監督他們。終漢武帝之世，諸侯國問題獲得圓滿解決，中央集權製度得以鞏固。此後，雖然在西晉和明朝初期曾出現過引起政局動蕩的分封製，但其他大部分時間裏，都是實行由中央直接控製地方的行政製度，所以自古地方分裂主義在中國文化中就紮不下根。
（二）書同文
“書同文”，即統一文字。戰國時期，由於各國地理條件和文化傳統的不同，因而“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各國所使用的文字差異很大，甚至同一國內還存在著幾種文字雜相使用的情況。當時主要流行的是古文、籀文和小篆３種字體。一般說來，東方６國主要通行古文，秦國則使用籀文和小篆。
古文亦稱“蝌蚪文”，其字形沒有一定體係，千變萬化，很不一致；籀文亦稱大篆，字形複雜，筆畫繁多，不宜書寫；小篆亦稱“秦篆”，是從大篆演化而來的，其字形線條簡單、均勻，較之大篆來說要更加整齊和定型，而且減少了許多異體字。
多種字形的存在，顯然妨礙了秦王朝統一政令的實行和政權的鞏固。於是，秦統一的當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便下令對各國原來使用的文字進行整理，規定以秦之小篆為統一書體，廢除與秦國文字不相符的其他文字。根據秦始皇的命令，擅長書法的廷尉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毋敬用標準小篆體分別寫成四言詩句的 《倉頡篇》、《爰曆篇》 和《博學篇》，頒行全國，既作為蒙學教材，又作為統一標準文字的範本，責令實行。
就在秦始皇下令全國通用小篆的同時，有一種名為“隸書”的字形已經在民間廣為流傳了。隸書起源於草篆，實際上是書寫得比較潦草或不甚規範的小篆，因此在文字結構上，草篆和小篆二者沒有太大差別。以後，草篆發展為隸書，才與小篆的差別明顯起來。到秦統一時，隸書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比小篆更為簡便的新書體。後來，經過一個名叫程邈的獄吏的改進、整理，使之更加定型化和規範化，所以曆史上有“程邈作隸”之說。
由於隸書在筆畫上變小篆的圓轉為方折，在線條上變弧曲為直線，在結構上刪繁就簡、平整規範，因而書寫方便，在社會上很快就流行起來。後來，不僅民間廣為使用，就連秦王朝政府的文件，除重要詔書外一般也都使用隸書，其結果是小篆逐漸受到冷落而隸書大行。隸書的出現和流行是漢字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文字由古體轉為今體的重要裏程碑。到了西漢初年，隸書更加定型，最終完成了篆書隸變的過程並徹底統一了文字。
秦漢時期文字的統一，對於實現政令統一、思想統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一方麵，以統一的文字書寫法令，便於各級官吏和百姓的了解和執行，可以真正做到“普施明法，經緯天下”，促進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的鞏固和加強；另一方麵，文字的統一也促進了經濟、文化諸事業的發展。對後世而言，盡管各地方言始終不一，且割據局麵不時出現，但文字一直是統一的，它使得中國境內各個地區人們對統一文化形成牢固的認同，這也是中華民族始終不曾分裂的原因之一。因此，秦漢時期統一文字的功績，影響是深遠的。
（三）幣同形
“幣同形”，即統一貨幣。秦統一以前，各國的貨幣形製差別很大。統一後，秦始皇下令廢止六國貨幣，規定貨幣分為上、下兩種：上幣為黃金，以“溢”（又作“鎰”）為單位，一溢合二十兩；下幣即原來秦國所使用的圓型方孔有廓的“圜錢”，銅質，重半兩，為通常使用的貨幣，同時規定珠玉、龜貝和銀錫等不再用作貨幣。秦之半兩銅錢，在秦始皇兵馬俑坑和秦代刑徒墓中曾出土過，一般直徑為２。５～２，７７厘米之間，重量在２。５～３。３５克之間。
貨幣的統一，不僅有利於國家財政職能的行使，更重要的是便利了各地經濟的交流和商品交換的發展，對鞏固統一起著巨大的積極作用。由於這種圓形方孔銅錢鑄造簡單，使用方便，所以秦亡以後不僅為漢代所繼承，而且此後兩千餘年流行不廢。
（四）度同製
“度同製”，即統一度量衡製。戰國時代，各國盡管在本國境內不同程度地統一了度量衡製，但各國之間差距很大。如以量器“升”為例，同樣是一升，周製相當於今天的１９。９毫升，趙國為２１。１毫升，魏國是７１。４毫升，齊國相當於１６。４毫升，秦國相當於２０毫升。最高的魏國與最低的齊國居然相差５５毫升，這顯然不利於商品的流通和經濟的發展，也和統一的大勢不相吻合。於是，並六國後，秦始皇立即下令，以商鞅所統一的秦國的度量衡製單位為標準，頒行全國。具體做法是，收回商鞅及商鞅以後所頒布的度量衡標準器，在上麵加刻秦始皇的詔書銘文後再發放各地，或者新製造一批標準器具發至各地，讓地方照樣仿作。
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工作不是一時完成的，整個秦朝時期都在做這項工作，在一些標準器上還附刻有秦二世的詔書就是證明。秦朝這種刻有詔書的度量衡標準器在今天的陝西、甘肅、山西、河北、河南、內蒙古、遼寧、吉林、山東和江蘇等地均有發現。由此可見，秦始皇統一度量衡製的工作是成功的。度量衡製的統一，便利了秦王朝賦稅的征收，也便利了各地經濟的往來和商品交換，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
（五）行同倫
“行同倫”是秦始皇曾大力推行的政策，有３項主要內容。一是改化黔首，匡飾異俗。並六國後，秦王朝的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端正風俗，倡導封建文明的工作，並把這項工作與滅六國、統一中國的意義相提並論。關於這一點，從秦始皇巡遊全國時四處留下的刻石頌辭中就可以看出來。秦始皇巡遊全國各地，雖然主要是為了鎮壓不服，顯示功績，耀武揚威，以及親眼看看自己統治的江山社稷到底是個什麽樣子，但褒頌文明習俗、改化黔首、匡飾異俗的目的也是十分明顯的。所以，秦始皇才會在之罘（今山東煙台之罘山）刻石中稱頌自己改化黔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的豐功偉績。
“行同倫”的第二項內容是以法為教，即讓人們學會遵紀守法，不要隨意觸犯法令，以求得自身平安，並在各地設置掌教化的鄉官———三老，隨時教育鄉民。這項工作從秦始皇琅邪刻石中稱頌自己“匡飾異俗”，“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使黔首“歡欣奉教，盡知法度”等內容看也是卓有成效的。
“行同倫”的第三項內容是教育臣民注意男女大防，不要亂搞男女關係。如秦始皇在泰山刻石稱：“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糜不清淨，施於後嗣。”意思是：貴賤清楚分明，男女依禮有別，各自謹守職事，內外分別醒目，沒有不當關係，德行延及後代。把男女恪守兩性大防作為自己的一大功績來歌頌，可見秦始皇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秦始皇對婚姻家庭的關心一直到他臨死之前。在去世的前一年（公元前２１１年），他在會稽（今浙江紹興）留下的頌辭稱：“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意思是：女子有夫棄子而嫁，背叛丈夫不守貞潔（都應當治罪）；分別內外之禮，禁止縱欲放蕩，男女都應潔誠。丈夫如像不歸圈的公豬一樣在外淫亂，妻子可殺之且無罪，故男子也要注意謹守規矩。妻子棄夫逃嫁，使子女失去母親，都要感化清正。為端正社會風俗，秦始皇用了畢生的時間，到死方休。
秦始皇在滌除陋俗，倡導文明風俗方麵的工作，既鞏固了秦政權的統一，同時通過融會各地風俗習慣，摒棄穢俗，對促進中華民族共同價值取向、共同倫理觀念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上述的文化統一舉措有力地增強了秦漢版圖內各區域人們的文化共鳴和文化認同，為文化大一統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小農經濟的呼喚
前麵已述，小農經濟的特點之一是非常脆弱，它經不起天災人禍的打擊，所以它要求中國境內的各個農業區必須統一起來，以為自己提供穩定的生存環境。但是，僅僅集權中央而不實行專製，權力由幾個人來掌握，即實行寡頭統治，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例如古羅馬的“前三頭政治”和“後三頭政治”，前者以愷撒為首，後者以屋大維為首，都實行寡頭統治，但最終均不免於爆發戰爭，勞民傷財。所以，公元前３０年屋大維幹脆實行“元首製”，建立起君主製度，強化統治，使龐大的羅馬帝國走向輝煌。
對於實行專製統治的問題，先秦的思想家們也進行過理論探討，如 《呂氏春秋》 說：“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專”的古字）之也。一則治，兩則亂。”這種強調不實行專製會導致天下大亂的思想，顯然是順應了當時客觀曆史發展的要求。
由於“一則治，兩則亂”，而“亂”就會影響小農經濟的生存與發展，所以小農經濟出於使自己得到完全、徹底保護的目的，不僅要求實現統一，而且要求實現一統；不僅要求實行中央集權製，而且要求必須由專製君主領導這個中央集權製政府。所以，秦漢時期一統天下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政府的出現絕非偶然，它乃是小農經濟自然選擇的必然結果。小農經濟要求這個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政府不僅一統政治、一統軍事、一統經濟，而且一統文化思想；不僅要求它在政治上、軍事上、思想上消除一切不利於一統的因素，而且在經濟上要求它必須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以為自身提供最強有力的保護。
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之一。因為，小農經濟非常脆弱的特點還有一個表現，就是非常懼怕商品經濟的衝擊。其實，小農經濟並不絕對排斥商業，因為它雖以男耕女織的經營模式基本保證自給自足，但不可能做到完全自給，它也需要通過簡單的交換來彌補自己的不足。比如小農經濟自己不能生產的鐵器、食鹽等生產、生活資料就不得不依賴市場。但是，小農經濟不喜歡非常活躍的商品經濟，更不願意看到發達的商業市場，因為發達、活躍的商品經濟，一是會將大量農業人口吸引走，造成勞動力投入不足，影響農業生產；二是商業資本對土地的兼並會造成小農經濟的大量破產。所以，小農經濟堅決要求重農抑商。不僅如此，小農經濟遭到破壞，必然導致建築在其基礎之上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的崩潰。同時，商業經濟的發展也必然會產生許多不利於封建統治的因素，尤其從中產生出的資本主義萌芽更是會成長為封建主義的掘墓力量。所以，一是為了滿足小農經濟的要求，二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的政府也必然要實行重農抑商政策。
秦漢時期，專製皇權與中央集權已經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了。在封建社會前期，這種結合是一種非常完美的結合。在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政府的領導下，中華民族不僅創造出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而且曾將中國建設成為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並保持著長久的領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