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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春秋戰國文化爭鬥性格的主要體現
春秋戰國時期一切都在變的同時，又一切都在“爭”———政治上爭霸、軍事上爭勝、經濟上爭利、思想上爭鳴，由此形成這一時期文化的“爭鬥”性格。
一、政治爭霸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周天子政治地位的逐漸衰落，天下大勢逐漸演化為大國之間的爭霸爭雄鬥爭。先是春秋時代出現了５個諸侯先後稱霸的局麵，稱“五伯”稱霸，亦稱“春秋五霸”。所謂“稱霸”，即是“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
春秋時期，最先稱霸的是管仲輔佐下的齊桓公。他以“尊王攘夷”相號召，先是幫助燕國打敗了山戎，然後又營救邢、衛兩國，製止了戎狄對中原的進攻。他還聯合中原諸侯進攻蔡、楚兩國，阻止它們插手中原事務。尤為重要的是，他安定了東周王室的內亂，為自己樹立了極高的威望。於是，公元前６５１年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今河南蘭考東），訂立盟約，成為第一個霸主，以後又多次大會諸侯。
第二個稱霸的是晉文公。他曾出奔在外１９年，曆盡千辛萬苦。即位後，他對內整頓政局，增強軍隊，使國力強盛；對外以“尊王”相號召，平定東周內亂，迎接周襄王複位，還為解救宋國大敗楚軍於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公元前６３２年晉文公大會諸侯於踐土（今河南原陽），成為霸主。這次會盟連周襄王都被迫親自出席，可見影響之大。
第三個稱霸的是楚莊王。楚莊王曾於公元前６０６年陳兵東周郊區“問鼎之大小輕重”，以後又於公元前５９７年包圍鄭國，並敗晉軍於邲（今河南鄭州東北），接著又於公元前５９４年包圍宋國，而晉國不敢再出兵相救，這樣陸續使魯、宋、鄭、陳等國歸附，從而成為霸主。
第四個稱霸的是吳王闔閭。他曾滅亡徐國，攻破楚國，一度占領楚國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但後來被越王勾踐打敗，重傷而死。以後，他的兒子夫差攻破越國，替父親報了仇。然後，夫差又在艾陵（今山東萊蕪東北）大敗齊兵。公元前４８２年，夫差與諸侯會盟於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但未及爭取到霸主地位，後方就傳來越國偷襲吳國的消息，隻好讓與晉國，自己匆匆回軍救吳，最後兵敗被殺。
最後一個稱霸的是越王勾踐。勾踐被吳王夫差大敗後，被迫屈服求和。他臥薪嚐膽，刻苦圖強，任用範蠡、文種等賢臣整頓國政，終於轉弱為強，滅亡吳國。隨後，勾踐於公元前４７３年與諸侯會於徐（今山東滕縣南），成為霸主，但亦曇花一現，很快複趨衰落。
大國的爭霸給中小國家帶來深重的災難，於是他們開展了一場“弭兵運動”，企望在大國夾縫中求生存。弭，“平息”的意思。公元前５４６ 年，在宋國的倡議下弭兵之會終於召開，結盟諸國決定以晉、楚為大國盟主，除齊、秦兩大國外，其他各國同為晉、楚屬國，互朝晉、楚和承擔晉、楚兩國給予的義務，以避免戰爭。這次大會後由於晉、楚兩國無力爭霸，中原終於得到了一些年的和平。
春秋時期還有兩個霸主：一個是宋襄公，他於齊桓公死後與楚爭霸，結果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之戰中重傷而死；二是秦穆公，他稱霸西戎，滅亡了１２國。
當曆史進入到戰國時代，終於形成了齊、楚、燕、韓、趙、魏、秦“七雄”爭奪天下的局麵。
二、軍事爭勝
伴隨著政治上的爭霸、爭雄、爭天下，軍事上的鬥爭也必然會越來越殘酷、激烈。春秋時期，盡管有“春秋無義戰”之說，但大國的爭霸戰爭主要是為了爭奪空曠地帶和控製弱小國家，因此並不傾全國之力作戰，大戰不過萬人左右，一二日即可決出勝負。作戰時講究陣形、程序、禮節，甚至帶有“彬彬有禮”的味道。例如，宋襄公在泓水之戰（前６３８年）中追求“君子不乘人之危”的所謂君子之義，先是不讓向正在渡河的楚軍發動攻擊，然後又阻止向正在列陣的楚軍進攻，連連喪失戰機，結果被排好陣勢的楚軍打得大敗，他也身受重傷，次年因傷而亡。後人譏笑宋襄公，認為這是愚蠢之舉，但如果站在那個時代的立場上，或許就能理解他了。到了戰國時期，戰爭的目的已變成為奪取天下而戰，各大國所追求的都是為了爭奪敵方地盤、殲滅敵方軍隊主力或予以毀滅性打擊，同時為了獲勝不擇手段，講求兵不厭詐等陰謀之術。
前麵已述，隨著封建製的確立，戰國各國征兵入伍的對象放寬，軍隊的規模越來越大。同時，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鐵兵器的應用、弓弩的發明，以及騎兵部隊的發展，戰爭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加之作戰方式也由車兵列陣衝殺變為步、騎兵的野戰和包圍戰，所以一次戰爭戰死幾萬人甚至數十萬人是經常的事情。尤其到了戰國中後期，隨著合縱連橫戰略政策的實施，各大國互相拉攏、結盟，組成聯軍，從而使戰爭的規模遠遠超過了以往。在戰爭中，為了達到消滅敵國有生力量的目的，各國統治者都采取了獎勵軍功的政策，激勵士兵殺敵，殺人多者可以賜爵和受田，因此殺人更眾。
據不完全統計，僅戰國秦國在商鞅變法以後到昭襄王的１２０年左右的時間裏，曆次戰爭中有明文記載的斬殺敵國士兵人數就超過１３０萬。其數字如下：
秦孝公八年，與魏戰，斬首７千；
秦惠文王八年，與魏戰，斬首４萬５千人；
秦惠文王更元七年，與韓、趙戰，斬首８萬；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與韓戰岸門，斬首萬人；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與楚戰丹陽，斬首８萬；
秦武王四年，占韓之宜陽，斬首６萬；
秦昭襄王六年，兩次伐楚，斬首２萬７千和２萬；
秦昭襄王十四年，攻韓、魏，斬首２４萬；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伐趙，斬首３萬；
秦昭襄王三十二年，伐魏，斬首４萬；
秦昭襄王三十三年，伐魏，斬首４萬；
秦昭襄王三十四年，伐魏，斬首１３萬，沉河２萬；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伐韓，斬首５萬；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長平及圍趙都邯鄲之戰，斬殺、坑埋趙軍４５萬；
秦昭襄王五十年，攻晉軍，流河死２萬；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伐韓，斬首４萬；攻趙，斬首９萬。
這其中還不包括秦軍自己的損失數字。古語雲：“殺敵一萬，自損三千。”可知秦軍的損失也該有幾十萬。這一時期，六國之間也不斷發生戰事，其傷亡數字難以統計。估計，在這１２０年左右的時間中，戰爭死亡人數當有數百萬之眾，實在驚人。
三、經濟爭利
前麵已述，春秋戰國時期商業經濟十分發達，被司馬遷描述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應該說，這是那個時代商業經濟發達的真實寫照。春秋的私商中，範蠡是最著名的一個。他在佐助越王勾踐滅吳後，功成身退，攜西施潛逃，來到齊國，在陶（今山東定陶西北）經商，改名陶朱公。由於他“能擇人而任時”，所以“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以致成為後世商人的行業神，被世代供奉。還有孔子的學生子貢（名端木賜），其財力雄厚，竟能“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正是有他的資助，孔子才能周遊列國，故後人都明白“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戰國的商人更加精明。東周人白圭總結出一套買賤售貴的貿易致富理論，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辦法經商———穀成熟時收進糧食，出售絲、漆；繭出產時收進帛、絮，出售糧食，結果生財有道，成為巨商。而衛國大商人呂不韋更是精明到極點，他在趙都邯鄲偶遇入質於此的秦公子異人（後改名子楚）後，認定“此奇貨可居”，毅然決定棄商從政。他抓住秦國王室內部的矛盾，傾其全部財產支持異人成為後嗣，終獲成功。異人即位，是為莊襄王，呂不韋被任為相國，封文信侯。莊襄王死，秦王政繼位，他又被尊為“仲父”，前後掌握秦國大權十二三年。
四、思想爭鳴
思想爭鳴，即“百家爭鳴”。其時各家各派的思想交鋒是十分激烈的，有的時候甚至使用漫罵之辭。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主要交鋒對手在不同時段是不盡相同的。一般來說，春秋末期是儒家與墨家對立，二者並稱為“顯學”；戰國前期是儒家、墨家、楊朱鼎立；戰國中期是儒家與道家對立；戰國末期則是法家對儒家、墨家、楊朱、道家等進行尖銳的批判。
楊朱學派被有些人歸於道家學派，其實並不合適，其思想與道家明顯不同。楊朱學派以主張“貴生”和“為我”而著稱，反對別人侵奪自己，亦不願侵奪別人，提出“全生葆真，不以物累形”及“迫生不若死”等思想。其特點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之一毛”。其“我”的本質是“生”，“生”是欲望得以滿足的過程，也即自由，因此楊朱學派認為一切有礙於“生”的東西都是不道德的、無價值的。這種觀念是私有製經濟關係的發展在人們思想中的極端反映。楊朱學派把生命的價值歸結於物質欲望的滿足，從而把追求物質利益的行為和思想合理化，這既是對儒家“重義輕利”的否定，更是對貴孝仁愛道德倫理觀念的藐視。他們曾與墨家學派形成無形的“反儒聯盟”，而且勢力相當大，以致“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對他們憤恨之極，曾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
另外，魏文侯時鄴（今河北臨漳西南）令西門豹曾破除當地“河伯娶婦”迷信，應是思想爭鳴在現實政治中的反映，也是無神思想的繼續發展。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結束了。隨之，中國曆史上文化最輝煌的時代也終結了。從此以後，在兩千多年封建曆史中再也未見如此輝煌的文化景象。
§§第六章 中國文化的統一與一統——秦漢時期
秦漢時期，中國文化實現了統一，與此同時，文化一統也隨即實現。這種文化的統一與一統體現在製度層麵，就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在全國的建立，這種製度在當時來說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製度———不僅由於這個製度本身，而且還由於其性質是封建性的，這在當時的世界是獨一無二的。
一、政治爭霸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周天子政治地位的逐漸衰落，天下大勢逐漸演化為大國之間的爭霸爭雄鬥爭。先是春秋時代出現了５個諸侯先後稱霸的局麵，稱“五伯”稱霸，亦稱“春秋五霸”。所謂“稱霸”，即是“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
春秋時期，最先稱霸的是管仲輔佐下的齊桓公。他以“尊王攘夷”相號召，先是幫助燕國打敗了山戎，然後又營救邢、衛兩國，製止了戎狄對中原的進攻。他還聯合中原諸侯進攻蔡、楚兩國，阻止它們插手中原事務。尤為重要的是，他安定了東周王室的內亂，為自己樹立了極高的威望。於是，公元前６５１年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今河南蘭考東），訂立盟約，成為第一個霸主，以後又多次大會諸侯。
第二個稱霸的是晉文公。他曾出奔在外１９年，曆盡千辛萬苦。即位後，他對內整頓政局，增強軍隊，使國力強盛；對外以“尊王”相號召，平定東周內亂，迎接周襄王複位，還為解救宋國大敗楚軍於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公元前６３２年晉文公大會諸侯於踐土（今河南原陽），成為霸主。這次會盟連周襄王都被迫親自出席，可見影響之大。
第三個稱霸的是楚莊王。楚莊王曾於公元前６０６年陳兵東周郊區“問鼎之大小輕重”，以後又於公元前５９７年包圍鄭國，並敗晉軍於邲（今河南鄭州東北），接著又於公元前５９４年包圍宋國，而晉國不敢再出兵相救，這樣陸續使魯、宋、鄭、陳等國歸附，從而成為霸主。
第四個稱霸的是吳王闔閭。他曾滅亡徐國，攻破楚國，一度占領楚國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但後來被越王勾踐打敗，重傷而死。以後，他的兒子夫差攻破越國，替父親報了仇。然後，夫差又在艾陵（今山東萊蕪東北）大敗齊兵。公元前４８２年，夫差與諸侯會盟於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但未及爭取到霸主地位，後方就傳來越國偷襲吳國的消息，隻好讓與晉國，自己匆匆回軍救吳，最後兵敗被殺。
最後一個稱霸的是越王勾踐。勾踐被吳王夫差大敗後，被迫屈服求和。他臥薪嚐膽，刻苦圖強，任用範蠡、文種等賢臣整頓國政，終於轉弱為強，滅亡吳國。隨後，勾踐於公元前４７３年與諸侯會於徐（今山東滕縣南），成為霸主，但亦曇花一現，很快複趨衰落。
大國的爭霸給中小國家帶來深重的災難，於是他們開展了一場“弭兵運動”，企望在大國夾縫中求生存。弭，“平息”的意思。公元前５４６ 年，在宋國的倡議下弭兵之會終於召開，結盟諸國決定以晉、楚為大國盟主，除齊、秦兩大國外，其他各國同為晉、楚屬國，互朝晉、楚和承擔晉、楚兩國給予的義務，以避免戰爭。這次大會後由於晉、楚兩國無力爭霸，中原終於得到了一些年的和平。
春秋時期還有兩個霸主：一個是宋襄公，他於齊桓公死後與楚爭霸，結果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之戰中重傷而死；二是秦穆公，他稱霸西戎，滅亡了１２國。
當曆史進入到戰國時代，終於形成了齊、楚、燕、韓、趙、魏、秦“七雄”爭奪天下的局麵。
二、軍事爭勝
伴隨著政治上的爭霸、爭雄、爭天下，軍事上的鬥爭也必然會越來越殘酷、激烈。春秋時期，盡管有“春秋無義戰”之說，但大國的爭霸戰爭主要是為了爭奪空曠地帶和控製弱小國家，因此並不傾全國之力作戰，大戰不過萬人左右，一二日即可決出勝負。作戰時講究陣形、程序、禮節，甚至帶有“彬彬有禮”的味道。例如，宋襄公在泓水之戰（前６３８年）中追求“君子不乘人之危”的所謂君子之義，先是不讓向正在渡河的楚軍發動攻擊，然後又阻止向正在列陣的楚軍進攻，連連喪失戰機，結果被排好陣勢的楚軍打得大敗，他也身受重傷，次年因傷而亡。後人譏笑宋襄公，認為這是愚蠢之舉，但如果站在那個時代的立場上，或許就能理解他了。到了戰國時期，戰爭的目的已變成為奪取天下而戰，各大國所追求的都是為了爭奪敵方地盤、殲滅敵方軍隊主力或予以毀滅性打擊，同時為了獲勝不擇手段，講求兵不厭詐等陰謀之術。
前麵已述，隨著封建製的確立，戰國各國征兵入伍的對象放寬，軍隊的規模越來越大。同時，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鐵兵器的應用、弓弩的發明，以及騎兵部隊的發展，戰爭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加之作戰方式也由車兵列陣衝殺變為步、騎兵的野戰和包圍戰，所以一次戰爭戰死幾萬人甚至數十萬人是經常的事情。尤其到了戰國中後期，隨著合縱連橫戰略政策的實施，各大國互相拉攏、結盟，組成聯軍，從而使戰爭的規模遠遠超過了以往。在戰爭中，為了達到消滅敵國有生力量的目的，各國統治者都采取了獎勵軍功的政策，激勵士兵殺敵，殺人多者可以賜爵和受田，因此殺人更眾。
據不完全統計，僅戰國秦國在商鞅變法以後到昭襄王的１２０年左右的時間裏，曆次戰爭中有明文記載的斬殺敵國士兵人數就超過１３０萬。其數字如下：
秦孝公八年，與魏戰，斬首７千；
秦惠文王八年，與魏戰，斬首４萬５千人；
秦惠文王更元七年，與韓、趙戰，斬首８萬；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與韓戰岸門，斬首萬人；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與楚戰丹陽，斬首８萬；
秦武王四年，占韓之宜陽，斬首６萬；
秦昭襄王六年，兩次伐楚，斬首２萬７千和２萬；
秦昭襄王十四年，攻韓、魏，斬首２４萬；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伐趙，斬首３萬；
秦昭襄王三十二年，伐魏，斬首４萬；
秦昭襄王三十三年，伐魏，斬首４萬；
秦昭襄王三十四年，伐魏，斬首１３萬，沉河２萬；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伐韓，斬首５萬；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長平及圍趙都邯鄲之戰，斬殺、坑埋趙軍４５萬；
秦昭襄王五十年，攻晉軍，流河死２萬；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伐韓，斬首４萬；攻趙，斬首９萬。
這其中還不包括秦軍自己的損失數字。古語雲：“殺敵一萬，自損三千。”可知秦軍的損失也該有幾十萬。這一時期，六國之間也不斷發生戰事，其傷亡數字難以統計。估計，在這１２０年左右的時間中，戰爭死亡人數當有數百萬之眾，實在驚人。
三、經濟爭利
前麵已述，春秋戰國時期商業經濟十分發達，被司馬遷描述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應該說，這是那個時代商業經濟發達的真實寫照。春秋的私商中，範蠡是最著名的一個。他在佐助越王勾踐滅吳後，功成身退，攜西施潛逃，來到齊國，在陶（今山東定陶西北）經商，改名陶朱公。由於他“能擇人而任時”，所以“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以致成為後世商人的行業神，被世代供奉。還有孔子的學生子貢（名端木賜），其財力雄厚，竟能“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正是有他的資助，孔子才能周遊列國，故後人都明白“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戰國的商人更加精明。東周人白圭總結出一套買賤售貴的貿易致富理論，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辦法經商———穀成熟時收進糧食，出售絲、漆；繭出產時收進帛、絮，出售糧食，結果生財有道，成為巨商。而衛國大商人呂不韋更是精明到極點，他在趙都邯鄲偶遇入質於此的秦公子異人（後改名子楚）後，認定“此奇貨可居”，毅然決定棄商從政。他抓住秦國王室內部的矛盾，傾其全部財產支持異人成為後嗣，終獲成功。異人即位，是為莊襄王，呂不韋被任為相國，封文信侯。莊襄王死，秦王政繼位，他又被尊為“仲父”，前後掌握秦國大權十二三年。
四、思想爭鳴
思想爭鳴，即“百家爭鳴”。其時各家各派的思想交鋒是十分激烈的，有的時候甚至使用漫罵之辭。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主要交鋒對手在不同時段是不盡相同的。一般來說，春秋末期是儒家與墨家對立，二者並稱為“顯學”；戰國前期是儒家、墨家、楊朱鼎立；戰國中期是儒家與道家對立；戰國末期則是法家對儒家、墨家、楊朱、道家等進行尖銳的批判。
楊朱學派被有些人歸於道家學派，其實並不合適，其思想與道家明顯不同。楊朱學派以主張“貴生”和“為我”而著稱，反對別人侵奪自己，亦不願侵奪別人，提出“全生葆真，不以物累形”及“迫生不若死”等思想。其特點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之一毛”。其“我”的本質是“生”，“生”是欲望得以滿足的過程，也即自由，因此楊朱學派認為一切有礙於“生”的東西都是不道德的、無價值的。這種觀念是私有製經濟關係的發展在人們思想中的極端反映。楊朱學派把生命的價值歸結於物質欲望的滿足，從而把追求物質利益的行為和思想合理化，這既是對儒家“重義輕利”的否定，更是對貴孝仁愛道德倫理觀念的藐視。他們曾與墨家學派形成無形的“反儒聯盟”，而且勢力相當大，以致“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對他們憤恨之極，曾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
另外，魏文侯時鄴（今河北臨漳西南）令西門豹曾破除當地“河伯娶婦”迷信，應是思想爭鳴在現實政治中的反映，也是無神思想的繼續發展。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結束了。隨之，中國曆史上文化最輝煌的時代也終結了。從此以後，在兩千多年封建曆史中再也未見如此輝煌的文化景象。
§§第六章 中國文化的統一與一統——秦漢時期
秦漢時期，中國文化實現了統一，與此同時，文化一統也隨即實現。這種文化的統一與一統體現在製度層麵，就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在全國的建立，這種製度在當時來說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製度———不僅由於這個製度本身，而且還由於其性質是封建性的，這在當時的世界是獨一無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