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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殷商文化幼稚性格的體現
與神本文化特征相一致，殷商文化顯現出強烈的幼稚性格，其體現如下。
一、天真無邪 信神為真
內容見上節。
二、活潑好動 遷徙不定
商族人是一個非常好動的部族，經常四處遷徙。傳說在商湯建立商王朝以前，從契到湯，他們曾經遷徙過８次；商王朝建立以後，從湯到盤庚，又遷都５次，所以有“前八後五”之說。
商族最初居住在黃河下遊地區，屬東夷人，夏朝建立後，成為夏朝的一個屬國。殷商從契到湯，一共經曆了１４世，約四五百年的時間，基本上相當於夏朝統治的時間。在這期間，先是契自亳（今山東曹縣）遷到藩（今山東滕縣），然後契之子、商族第二位首領昭明又遷於砥石（今河北泜水流域），再遷於商（今河南商丘），隨後昭明之子、商族第三位首領相土又東徙泰山下，之後再回到商，其後世則遷於殷（今河南安陽），再後商族第九位首領上甲複歸於商，最後商湯又遷到亳，回到了祖先創業的舊地。
商王朝建立後，先是第十一位國君仲丁將都城從亳遷到囂（今河南滎陽東北），而後第十三位國君河亶甲遷於相（今河南內黃東南），再後第十四位國君祖乙遷於邢（河南溫縣東），然後第十八位國君南庚遷於奄（今山東曲阜），最後第二十位國君盤庚遷於殷。從盤庚遷殷開始，商王朝的統治穩固住並開始強大，所以商朝的曆史，以盤庚為界限，明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從此，商朝亦稱殷朝、殷商或殷，商族人亦稱殷人。
商族人之所以四處遷徙，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如內部統治不穩固，貴族集團中經常發生權力紛爭；也有自然災害的原因，如遇到水災、旱災等。據說有一次發大水，把都城全淹了，所以必須更換居住地。另外，還有經濟上的原因。商族人是一個畜牧業發達同時擅長商業貿易的部族，所以一方麵他們要頻繁不斷地更換放牧地區，另一方麵則要經常趕著牲畜在各個部族之間從事貿易活動，因此需要到處遷徙。
據說，商族人很早就使用車馬到遠方進行貿易活動。相傳馬車是相土發明的，牛車是王亥（第七位首領）發明的。王亥趕著牛車在各部落間進行貿易時，被北方一個叫有易氏（一作有扈氏）的強大部族殺死，牛車被奪走。後來，王亥的兒子上甲（一說是王亥的弟弟王恒）借助其他部族的力量，打敗了有易氏，又奪回了牛車。
三、東渡大洋 走出中國
“殷人東渡”———即商族人曾東渡太平洋在中美洲創建了瑪雅文明。
關於殷商文明與瑪雅文明（在今墨西哥，又稱“奧爾梅克文明”）有著親緣關係這個問題，在學術界有著非常大的爭論，多數學者是持否定態度的。然而，盡管這個問題看似是不可思議的，甚至有點“天方夜譚”的味道，但無論是在文獻記載中，還是在考古發掘中，這樣的結論都顯現出極大的可能性。
首先，據曆史記載，夏朝在第二個王太康（夏啟之子）統治時期，由於他經常外出狩獵，不理民事，被東夷族的首領後羿奪去王位，使夏朝失去對東方的控製。乘此機會，契的孫子相土迅速擴大了商族的勢力。他以商丘為中心，把勢力伸張到黃河下遊的廣大地區，並抵達到渤海邊。《詩經· 商頌· 長發》 中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詩句，意思是：相土威名遠揚，四海之外都一起來歸順。表明殷人的勢力已經達到了海外。
其次，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中曾發現了大量的海貝，還發現有鱘魚鱗片、鯨魚骨、海蚌等。至於商族人占卜用的龜甲，更有不少是來自深海的大海龜甲。這些東西都是殷人與海外關係密切的實證。另外，有報紙報道，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附近海域曾打撈出具有殷商文化特征的石錨、壓艙石等文物。如果這則消息能得到證實，那麽“殷人東渡”之說又多了一個實證。
第三，從文化邏輯推理上也可以證實“殷人東渡”之說是成立的。一方麵，作為一個擅長商業貿易的部族，商族人肯定具有與商人一樣的重利益、輕離別的特征。商人的特點是惟利是圖、敢於冒險，為了追求高額利潤他們什麽地方都敢去，並不在乎遠離家鄉，遠離親人。所以，有些商族人在條件極其簡陋的情況下利用簡單的交通工具東渡太平洋到中美洲不是不可能的。而且，這也恰恰是與商族人活潑好動的文化性格相吻合的。另一方麵，瑪雅文明興起時，正值商朝統治末期的公元前１２世紀。而且，瑪雅文明似乎是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前後突然出現的，這讓人不得不產生一些疑問。是誰建立的它？如果不是商族人，那麽是誰？這個答案至今沒有合情合理的解釋。
第四，更為重要的是瑪雅文明與中華文明，尤其是殷商文明有著太多的相像之處了。例如，在瑪雅文化廢墟的城磚上有原創於中國的“太極圖”———陰陽魚圖案；瑪雅人死後像古代的中國人一樣臉上戴一個玉麵罩，玉麵罩上麵塗著中國人認為可以辟邪的朱砂；瑪雅人認為貓頭鷹與黑夜、死亡和陰曹地府有關，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迷信；瑪雅丘皮誇羅出土的陶器上很多圖案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安徽淩家灘遺址中出土的玉器紋飾一模一樣，這些圖案後來普遍出現在商周時代的青銅器上；在墨西哥，有些地方的土著民族因相貌酷似中國人而被昵稱為“中國人”；瑪雅語與中國的廣東話非常相似，有人曾把瑪雅語中的１００個常用字與中國語中１００個常用字發音進行比較，發現不少都近似。再有，瑪雅的文字在外貌上雖然與漢字迥然不同，但實質是如出一轍的。瑪雅文字是與漢字一樣的意音和意形相結合的文字，這種文字在世界上很少見，現在尚在應用的隻有漢字一家。
最神奇的是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日美國紐約 《世界日報》 的一則報道，稱一位來自中國的甲骨文專家陳漢平在華盛頓舉辦的一項美洲奧爾梅克文明展覽中發現一件１９５５年墨西哥出土的拉文塔第四號文物的玉圭上麵刻著的４個豎形排列的符號，是３０００多年以前中國商代的甲骨文。陳漢平讀出了它的大意：“統治者和首領們建立了王國的基礎。”另據報道，美國俄克拉荷馬中央州立大學華裔教授許輝曾將他收集到的１４６個奧爾梅克文明中與甲骨文相似的符號帶回國內，在請教了國內數位甲骨文權威後，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文字屬於先秦文字字體”。有一位專家說：“許輝帶來的文字，與甲骨文的相似不是個別的、孤立的。”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這兩則消息尚待證明，在此隻作旁證。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日到８月３１日，墨西哥在北京世紀壇舉辦“神秘的瑪雅———墨西哥古代文明”展覽，這讓我們從最近的距離認識了瑪雅文明。在這次展品中至少有８件展品分別提示了該展品與中國某件文物有相似之處，尤其在一個玉米神雕像的腹部上有一個圖案，其上半部與江蘇連雲港將軍崖岩畫非常相似，而下半部則與商周金文中的“藝”字極為相似。還有一件名叫基尼· 阿奧的太陽神雕塑，其雙手僵直拄在腿上的坐姿和頭頂翅膀形的羽毛披飾，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中國良渚文化玉器紋飾中獸背上的神人。
盡管如此，大多數學者對“瑪雅文明起源於中國說”持反對意見，但仍有不少學者堅持己見。另外，一位美國學者的話或許能給這個話題增強一些肯定的分量。他說：“美洲文明可能起源於青銅時代的商朝，因為太平洋兩岸同時期擁有類似的藝術風格和宗教意識。”實際上，不少對瑪雅文明有著很深研究的前蘇聯學者也持這種觀點。
關於瑪雅文明與中華文明，或者與殷商文明的關係問題，肯定會長期地爭論下去。而且，可能這個謎永遠都揭不穿。
四、政治禁忌較少 經濟全麵發展
殷商時期由於處在中華文明的早期，剛剛進入階級統治不久，所以在政治上必然會表現出一些幼稚性。其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麵。
首先，使用人才不拘一格。例如前麵提到過的伊尹，原本是媵臣，是商湯妻子帶來的陪嫁奴隸。後來，商湯發現此人與眾不同，便與之交談，果然他講出了許多治國的道理，於是商湯提拔伊尹做助手，任以國事，滅亡了夏桀。還有一說，稱伊尹為處士，即隱居民間的有才之士。但不管哪一說，伊尹最初的身份非常卑微當是事實。再有，傅說被武丁舉以為相的事情也很說明問題。相傳傅說原是服苦役的奴隸或罪徒，後被商王武丁發現，任為大臣，治理國政，並成為古代著名的賢相。類似的事情雖然在以後的朝代也有發生的，但商王朝處在奴隸製時代，自由人與非自由人之間橫跨著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商湯和武丁能夠將一名奴隸抬舉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即體現了他們獨到的政治魄力，也體現出這個時代的寬容性，實際上展現了殷商文化幼稚性格的一個側麵。這種事情若在後代發生，唾沫星子也能把這兩個人給淹死，反對之聲絕對會響成一片，更別說讓他倆幹實事了。而在商朝，我們沒有聽到什麽非議之聲，估計不會沒有，而是聲音不大，所以史籍也懶得記載了。
殷商時期政治禁忌較少，還表現為廣泛允許婦女參與要務方麵。周武王在發動滅亡商朝的進攻之戰前，曾在距殷商別都朝歌以南７０裏的牧野舉行誓師大會，曆數商紂王的罪行，其第一條就是“惟婦言是用”，並稱“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是索。”意思是：母雞沒有早上打鳴的。如果誰家的母雞早上打鳴了，誰家就會敗亡的。“索”是“空”、“盡”的意思。以此來論證婦人參與政事導致殷商必然滅亡的道理。雖然周武王的“惟婦言是用”明的是指商紂王惟“妲己之言是從”，實際上也指殷商一代“惟婦言是用”的風氣。
殷商統治時期，婦女確實在國家事務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應該說，這是母係氏族公社的遺存，畢竟殷商時期距離原始社會的瓦解時間並不長久。實際上，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的習俗都不同程度地保留過一段時間。譬如在古埃及，女性的地位更高，不僅婦女為“家庭的統治者”，子女一般從母名，在親屬中外祖父和舅父的地位最為尊貴。而且，家庭財產中妻子保留自己的全部財產，丈夫則有義務提供妻子的生活所需。殷商的時候，女性地位沒有古埃及婦女那樣高，但是婦女在國家政治、軍事等領域都是十分活躍的，這從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到。商王朝時不少貴族婦女在國家政治、經濟、軍事領域承擔著重要工作，如簽收各地進獻的用於占卜的甲骨，檢視甲骨的加工鑽鑿，參與守宗廟奉祭祀活動，準備祭祀用的穀物，管理王室田莊，以及參加軍事活動（指揮打仗、警衛邊防），等等。在出土的商代墓葬中發現，不少殉葬的婦女身邊隨葬著兵器。她們可能屬於墓主近身妃嬪婢妾或女官，隨葬武器表明她們生前曾參與戎事，使用過這些兵器，因而要把它們帶到另外一個世界繼續為主人服務。在商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讓婦女參與這類工作，可見婦女所擁有的社會地位是極高的。
在商代參與國家大事的婦女中，最為著名的是商王武丁的一個法定配偶婦好（妣辛）。據甲骨文記載，她曾統率３０００女兵參加戰爭，這場戰爭的總兵力是１３０００人。戰爭中，婦好負責設伏，伏擊敵人。另外，婦好還曾代表商王參與征兵活動。
實際上，即使到了西周初年，婦女仍然參加國家大事的決策。如 《左傳· 昭公二十四年》 引武王在 《太誓》（亦稱 《泰誓》、《大誓》）中說：“紂有億兆夷（助詞，無義；一說指普通人）人，亦有離德；餘有亂臣（治理國家的賢臣。亂：治理）十人，同心同德”。《論語· 泰伯》 記孔子曾引此語，說：“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意思是：唐堯虞舜以後，就數周武王的時候人才多。可是由於周武王的１０位治理國家的大臣中有一位婦人，所以實際上隻有９個人罷了。這個“智囊團”中的婦人就是文母太姒（亦作大姒），她是周文王妻、武王之母。另外，從金文可知，在西周時天子的法定配偶還有代天子行某些政事的遺風。但是，隨著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國家機構和宗法製度的一步步完善，婦女的地位不可挽回地逐漸下降了。例如，在甲骨文中經常有生女孩視為不佳的記錄，另外在埋葬製度中男女的差別也是很大的。正因為婦女地位的下降，“牝雞無晨”的社會意識逐漸產生，所以周武王在 《牧誓》 中才會以商王“惟婦言是用”作為吊民伐罪的第一條理由。
殷商時期，由於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製，以及受商族人傳統習慣的影響，農業、牧業、商業和手工業等各個經濟部門都得到“全麵”發展，後世農業生產占絕對優勢的經濟結構尚沒有形成，所以它表現出了中國文化在發展初期幼稚性格的又一側麵。
殷商農業的“發達”首先體現在水利事業的初步發展上。前麵提到過，傳說契曾助禹治水，因有功而被舜任命為司徒。還傳說，契的五世孫冥也勤於治水，並死於水，為民獻了身。古代的治水，其實都是與農田水利的興修聯係在一起的。因為，如果單純治水，不過造福一兩代人而已，以後洪水又泛濫了，還會有新的英雄產生，因此他們不會被後世子孫世世代代歌頌、懷念的。而在治水的同時發展農田水利事業，將大量的土地開發出來變成農田，使世世代代的子孫切切實實感受到祖先的恩惠，他們才會念念不忘祖先的功績。所以，大禹治水的事跡之所以被後世永遠牢記，就是因他曾引水溉田，發展農業生產，造福子孫萬代。同樣的道理，契與冥治水的傳說實際上反映出殷商水利事業的發展，而水利事業的發展與農業的“發達”有著直接的、密切的聯係。其次，自契的六世孫王亥起，商族的先公均以天幹命名，如上甲、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等，而殷商建立後曆代商王也均以天幹命名，如大乙（亦稱太乙，即商湯）、太丁、外丙、太甲、沃丁、太戊、河亶甲、盤庚、武丁、祖庚、帝辛等。帝辛就是商紂王。紂是諡號，意思是殘義損善，表明商紂王這一生沒幹什麽好事。天幹，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即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合稱“幹支”。有關幹支的知識是農業發展的標誌之一。
殷商的牧業發達，從祭祀、殉葬殺牲甚多就可以看出來。由於商族人幾乎天天祭祀，祭祀時都要殺牲，所以畜牧業應該是非常發達的。西周時，除了武王克商後舉行過一次殺牲２０００頭的祭祀活動外，再沒見過如此大規模的殺牲舉動，表明他們的畜牧業迅速萎縮了，而殷商時期這樣的祭祀規模是司空見慣的。另外，祭祀活動中的犧牲，神或祖先是吃不了的，那麽就隻有活人來吃了。因此，可以判斷，商族人是經常吃牛羊肉的，他們的食肉量肯定比後世大多了，由此他們的身體恐怕也是十分強壯的。所以，《史記》 載商紂王可以赤手空拳與野獸格鬥當是可信的。而婦好統率３０００女兵估計也是個個膀大腰圓、英勇善戰、不好對付的。
殷商商業的“發達”不僅通過相土發明馬車、王亥發明牛車等交通工具的傳說來證明，而且通過考古發現更證明了這一點。殷墟曾出土了大量用作交換媒介的海貝，另外還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屬貨幣———１９５８年在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仿海貝鑄成的銅貝。稍有經濟頭腦的人都知道，沒有發達的商品經濟，就不會有金屬貨幣的出現，它是殷商商業“發達”的實證。另外，據說“商人”之稱就是來自西周時對“商族人”的稱謂。作為一個擅長農業生產的部族，周族人看不起追求商業利潤的商族人，認為他們惟利是圖，同時認為從事這樣的經濟活動，東奔西跑，不利於宗族的團結。因此，滅亡殷商以後，殷商人擅長貿易交換的特點為周族人所鄙視，西周的統治者堅持讓自己的部族從事農業生產，而允許商族人（此時被稱“商遺民”）繼續從事商業貿易活動。周公姬旦曾告誡商遺民說：“你們一定要用你們的力量專心種植黍稷，勤勉地侍奉你們的長輩。農事完畢後，你們可以模仿你們祖先的行為，牽著牛趕著車，到各地從事貿易去吧。”在西周的時候，由於從事貿易活動的都是這些商族人，所以逐漸地人們把從事貿易活動的人稱為“商人”。又由於商族人尚白，喜歡穿白衣服，所以人們見到穿白色衣服的就認為是商人。後世封建王朝推行抑商政策時，曾命令商人隻許穿白色的衣服，出處就在於此。這個說法也證實了殷商商業的發達。
在殷商時期的手工業生產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青銅冶鑄業。殷商的青銅冶鑄技術水平之高是令人咋舌的，其技術甚至達到了古代世界的頂峰。就中國而言，不僅超過了以後的西周王朝，而且為封建社會所有朝代所不及。青銅是銅、錫、鉛的合金，因顏色青灰，故名青銅。殷商時期青銅器不但種類繁多———從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隨葬品到車馬器、禮器、祭器、兵器等一應俱全，應有盡有，而且產量很大。現已出土的青銅器中，僅禮器就達數千件，其他更多。
殷商青銅技藝的最高成就體現在１９３９年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武官村的“司母戊”（一說“後母戊”）大方鼎上。“司母戊”大方鼎高１３７ 公分，橫長１１０ 公分，寬７８公分，重８７５公斤，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其周身飾有獸麵紋，形製雄偉，造型美觀，在世界古代工藝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據推算，製造這樣大型的青銅器需要兩三百人在同一時間內的密切分工合作才行，由此可見殷商時期青銅業生產的規模和技藝水平。
當然，雖然說殷商的農、牧、商、手工業全麵發展，但並非是齊頭並進的，其中農業經濟肯定占主導地位。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墾區之一，殷商王朝不會放棄我們祖先在距今一萬年以前取得的這個非凡的成就，盡管商族人的牧業、商業、青銅冶鑄業都很發達，但他們絕對會把農業生產放在第一位的，因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比較穩定的生活資料。在中國，幾千年來曆代政府都不敢對此掉以輕心，商朝也一樣。
總之，殷商時期作為中國文化的幼稚時代，展現出的是十足的神本特征，這種文化特征“鶴立”於中國文化的發展長河中。殷商以後的曆代王朝雖然都深信鬼神，比如對“君權神授”篤信不疑，但再沒有人像商族人這樣、像殷商王朝這樣，信神為真達到這種程度。中國文化並不是宗教文化，其迷信色彩遠不如世界其他民族的這個特征的形成並定型是在西周時期。
§§第四章 中國文化“人本”特征的初步定型——西周時期
西周時期，從公元前１０４６年到公元前７７１年，是中國奴隸製時代發展到頂峰、綜合國力最強的時候。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農業經濟的發達、政治統治經驗的初步豐富，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性格在這個時期終於得到初步的確定。
西周的文化特征是：“人本性”逐漸代替了“神本性”。其表現為：社會生活、國家政治的中心逐漸從神的身上轉移到了人的身上，如完善的宗法製度的形成和嚴密的禮儀製度的製定等。隨之，其文化性格也顯現出與殷商“天真無邪”完全不同的“少年老成”性，表現為農業生產成為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經濟部門，在社會生活和國家政治等各個方麵格外重視血緣親緣關係，強調和嚴格維護等級秩序，以及人們隨時隨地規規矩矩地依禮行事，等等。
一、天真無邪 信神為真
內容見上節。
二、活潑好動 遷徙不定
商族人是一個非常好動的部族，經常四處遷徙。傳說在商湯建立商王朝以前，從契到湯，他們曾經遷徙過８次；商王朝建立以後，從湯到盤庚，又遷都５次，所以有“前八後五”之說。
商族最初居住在黃河下遊地區，屬東夷人，夏朝建立後，成為夏朝的一個屬國。殷商從契到湯，一共經曆了１４世，約四五百年的時間，基本上相當於夏朝統治的時間。在這期間，先是契自亳（今山東曹縣）遷到藩（今山東滕縣），然後契之子、商族第二位首領昭明又遷於砥石（今河北泜水流域），再遷於商（今河南商丘），隨後昭明之子、商族第三位首領相土又東徙泰山下，之後再回到商，其後世則遷於殷（今河南安陽），再後商族第九位首領上甲複歸於商，最後商湯又遷到亳，回到了祖先創業的舊地。
商王朝建立後，先是第十一位國君仲丁將都城從亳遷到囂（今河南滎陽東北），而後第十三位國君河亶甲遷於相（今河南內黃東南），再後第十四位國君祖乙遷於邢（河南溫縣東），然後第十八位國君南庚遷於奄（今山東曲阜），最後第二十位國君盤庚遷於殷。從盤庚遷殷開始，商王朝的統治穩固住並開始強大，所以商朝的曆史，以盤庚為界限，明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從此，商朝亦稱殷朝、殷商或殷，商族人亦稱殷人。
商族人之所以四處遷徙，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如內部統治不穩固，貴族集團中經常發生權力紛爭；也有自然災害的原因，如遇到水災、旱災等。據說有一次發大水，把都城全淹了，所以必須更換居住地。另外，還有經濟上的原因。商族人是一個畜牧業發達同時擅長商業貿易的部族，所以一方麵他們要頻繁不斷地更換放牧地區，另一方麵則要經常趕著牲畜在各個部族之間從事貿易活動，因此需要到處遷徙。
據說，商族人很早就使用車馬到遠方進行貿易活動。相傳馬車是相土發明的，牛車是王亥（第七位首領）發明的。王亥趕著牛車在各部落間進行貿易時，被北方一個叫有易氏（一作有扈氏）的強大部族殺死，牛車被奪走。後來，王亥的兒子上甲（一說是王亥的弟弟王恒）借助其他部族的力量，打敗了有易氏，又奪回了牛車。
三、東渡大洋 走出中國
“殷人東渡”———即商族人曾東渡太平洋在中美洲創建了瑪雅文明。
關於殷商文明與瑪雅文明（在今墨西哥，又稱“奧爾梅克文明”）有著親緣關係這個問題，在學術界有著非常大的爭論，多數學者是持否定態度的。然而，盡管這個問題看似是不可思議的，甚至有點“天方夜譚”的味道，但無論是在文獻記載中，還是在考古發掘中，這樣的結論都顯現出極大的可能性。
首先，據曆史記載，夏朝在第二個王太康（夏啟之子）統治時期，由於他經常外出狩獵，不理民事，被東夷族的首領後羿奪去王位，使夏朝失去對東方的控製。乘此機會，契的孫子相土迅速擴大了商族的勢力。他以商丘為中心，把勢力伸張到黃河下遊的廣大地區，並抵達到渤海邊。《詩經· 商頌· 長發》 中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詩句，意思是：相土威名遠揚，四海之外都一起來歸順。表明殷人的勢力已經達到了海外。
其次，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中曾發現了大量的海貝，還發現有鱘魚鱗片、鯨魚骨、海蚌等。至於商族人占卜用的龜甲，更有不少是來自深海的大海龜甲。這些東西都是殷人與海外關係密切的實證。另外，有報紙報道，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附近海域曾打撈出具有殷商文化特征的石錨、壓艙石等文物。如果這則消息能得到證實，那麽“殷人東渡”之說又多了一個實證。
第三，從文化邏輯推理上也可以證實“殷人東渡”之說是成立的。一方麵，作為一個擅長商業貿易的部族，商族人肯定具有與商人一樣的重利益、輕離別的特征。商人的特點是惟利是圖、敢於冒險，為了追求高額利潤他們什麽地方都敢去，並不在乎遠離家鄉，遠離親人。所以，有些商族人在條件極其簡陋的情況下利用簡單的交通工具東渡太平洋到中美洲不是不可能的。而且，這也恰恰是與商族人活潑好動的文化性格相吻合的。另一方麵，瑪雅文明興起時，正值商朝統治末期的公元前１２世紀。而且，瑪雅文明似乎是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前後突然出現的，這讓人不得不產生一些疑問。是誰建立的它？如果不是商族人，那麽是誰？這個答案至今沒有合情合理的解釋。
第四，更為重要的是瑪雅文明與中華文明，尤其是殷商文明有著太多的相像之處了。例如，在瑪雅文化廢墟的城磚上有原創於中國的“太極圖”———陰陽魚圖案；瑪雅人死後像古代的中國人一樣臉上戴一個玉麵罩，玉麵罩上麵塗著中國人認為可以辟邪的朱砂；瑪雅人認為貓頭鷹與黑夜、死亡和陰曹地府有關，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迷信；瑪雅丘皮誇羅出土的陶器上很多圖案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安徽淩家灘遺址中出土的玉器紋飾一模一樣，這些圖案後來普遍出現在商周時代的青銅器上；在墨西哥，有些地方的土著民族因相貌酷似中國人而被昵稱為“中國人”；瑪雅語與中國的廣東話非常相似，有人曾把瑪雅語中的１００個常用字與中國語中１００個常用字發音進行比較，發現不少都近似。再有，瑪雅的文字在外貌上雖然與漢字迥然不同，但實質是如出一轍的。瑪雅文字是與漢字一樣的意音和意形相結合的文字，這種文字在世界上很少見，現在尚在應用的隻有漢字一家。
最神奇的是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日美國紐約 《世界日報》 的一則報道，稱一位來自中國的甲骨文專家陳漢平在華盛頓舉辦的一項美洲奧爾梅克文明展覽中發現一件１９５５年墨西哥出土的拉文塔第四號文物的玉圭上麵刻著的４個豎形排列的符號，是３０００多年以前中國商代的甲骨文。陳漢平讀出了它的大意：“統治者和首領們建立了王國的基礎。”另據報道，美國俄克拉荷馬中央州立大學華裔教授許輝曾將他收集到的１４６個奧爾梅克文明中與甲骨文相似的符號帶回國內，在請教了國內數位甲骨文權威後，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文字屬於先秦文字字體”。有一位專家說：“許輝帶來的文字，與甲骨文的相似不是個別的、孤立的。”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這兩則消息尚待證明，在此隻作旁證。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日到８月３１日，墨西哥在北京世紀壇舉辦“神秘的瑪雅———墨西哥古代文明”展覽，這讓我們從最近的距離認識了瑪雅文明。在這次展品中至少有８件展品分別提示了該展品與中國某件文物有相似之處，尤其在一個玉米神雕像的腹部上有一個圖案，其上半部與江蘇連雲港將軍崖岩畫非常相似，而下半部則與商周金文中的“藝”字極為相似。還有一件名叫基尼· 阿奧的太陽神雕塑，其雙手僵直拄在腿上的坐姿和頭頂翅膀形的羽毛披飾，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中國良渚文化玉器紋飾中獸背上的神人。
盡管如此，大多數學者對“瑪雅文明起源於中國說”持反對意見，但仍有不少學者堅持己見。另外，一位美國學者的話或許能給這個話題增強一些肯定的分量。他說：“美洲文明可能起源於青銅時代的商朝，因為太平洋兩岸同時期擁有類似的藝術風格和宗教意識。”實際上，不少對瑪雅文明有著很深研究的前蘇聯學者也持這種觀點。
關於瑪雅文明與中華文明，或者與殷商文明的關係問題，肯定會長期地爭論下去。而且，可能這個謎永遠都揭不穿。
四、政治禁忌較少 經濟全麵發展
殷商時期由於處在中華文明的早期，剛剛進入階級統治不久，所以在政治上必然會表現出一些幼稚性。其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麵。
首先，使用人才不拘一格。例如前麵提到過的伊尹，原本是媵臣，是商湯妻子帶來的陪嫁奴隸。後來，商湯發現此人與眾不同，便與之交談，果然他講出了許多治國的道理，於是商湯提拔伊尹做助手，任以國事，滅亡了夏桀。還有一說，稱伊尹為處士，即隱居民間的有才之士。但不管哪一說，伊尹最初的身份非常卑微當是事實。再有，傅說被武丁舉以為相的事情也很說明問題。相傳傅說原是服苦役的奴隸或罪徒，後被商王武丁發現，任為大臣，治理國政，並成為古代著名的賢相。類似的事情雖然在以後的朝代也有發生的，但商王朝處在奴隸製時代，自由人與非自由人之間橫跨著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商湯和武丁能夠將一名奴隸抬舉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即體現了他們獨到的政治魄力，也體現出這個時代的寬容性，實際上展現了殷商文化幼稚性格的一個側麵。這種事情若在後代發生，唾沫星子也能把這兩個人給淹死，反對之聲絕對會響成一片，更別說讓他倆幹實事了。而在商朝，我們沒有聽到什麽非議之聲，估計不會沒有，而是聲音不大，所以史籍也懶得記載了。
殷商時期政治禁忌較少，還表現為廣泛允許婦女參與要務方麵。周武王在發動滅亡商朝的進攻之戰前，曾在距殷商別都朝歌以南７０裏的牧野舉行誓師大會，曆數商紂王的罪行，其第一條就是“惟婦言是用”，並稱“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是索。”意思是：母雞沒有早上打鳴的。如果誰家的母雞早上打鳴了，誰家就會敗亡的。“索”是“空”、“盡”的意思。以此來論證婦人參與政事導致殷商必然滅亡的道理。雖然周武王的“惟婦言是用”明的是指商紂王惟“妲己之言是從”，實際上也指殷商一代“惟婦言是用”的風氣。
殷商統治時期，婦女確實在國家事務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應該說，這是母係氏族公社的遺存，畢竟殷商時期距離原始社會的瓦解時間並不長久。實際上，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的習俗都不同程度地保留過一段時間。譬如在古埃及，女性的地位更高，不僅婦女為“家庭的統治者”，子女一般從母名，在親屬中外祖父和舅父的地位最為尊貴。而且，家庭財產中妻子保留自己的全部財產，丈夫則有義務提供妻子的生活所需。殷商的時候，女性地位沒有古埃及婦女那樣高，但是婦女在國家政治、軍事等領域都是十分活躍的，這從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到。商王朝時不少貴族婦女在國家政治、經濟、軍事領域承擔著重要工作，如簽收各地進獻的用於占卜的甲骨，檢視甲骨的加工鑽鑿，參與守宗廟奉祭祀活動，準備祭祀用的穀物，管理王室田莊，以及參加軍事活動（指揮打仗、警衛邊防），等等。在出土的商代墓葬中發現，不少殉葬的婦女身邊隨葬著兵器。她們可能屬於墓主近身妃嬪婢妾或女官，隨葬武器表明她們生前曾參與戎事，使用過這些兵器，因而要把它們帶到另外一個世界繼續為主人服務。在商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讓婦女參與這類工作，可見婦女所擁有的社會地位是極高的。
在商代參與國家大事的婦女中，最為著名的是商王武丁的一個法定配偶婦好（妣辛）。據甲骨文記載，她曾統率３０００女兵參加戰爭，這場戰爭的總兵力是１３０００人。戰爭中，婦好負責設伏，伏擊敵人。另外，婦好還曾代表商王參與征兵活動。
實際上，即使到了西周初年，婦女仍然參加國家大事的決策。如 《左傳· 昭公二十四年》 引武王在 《太誓》（亦稱 《泰誓》、《大誓》）中說：“紂有億兆夷（助詞，無義；一說指普通人）人，亦有離德；餘有亂臣（治理國家的賢臣。亂：治理）十人，同心同德”。《論語· 泰伯》 記孔子曾引此語，說：“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意思是：唐堯虞舜以後，就數周武王的時候人才多。可是由於周武王的１０位治理國家的大臣中有一位婦人，所以實際上隻有９個人罷了。這個“智囊團”中的婦人就是文母太姒（亦作大姒），她是周文王妻、武王之母。另外，從金文可知，在西周時天子的法定配偶還有代天子行某些政事的遺風。但是，隨著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國家機構和宗法製度的一步步完善，婦女的地位不可挽回地逐漸下降了。例如，在甲骨文中經常有生女孩視為不佳的記錄，另外在埋葬製度中男女的差別也是很大的。正因為婦女地位的下降，“牝雞無晨”的社會意識逐漸產生，所以周武王在 《牧誓》 中才會以商王“惟婦言是用”作為吊民伐罪的第一條理由。
殷商時期，由於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製，以及受商族人傳統習慣的影響，農業、牧業、商業和手工業等各個經濟部門都得到“全麵”發展，後世農業生產占絕對優勢的經濟結構尚沒有形成，所以它表現出了中國文化在發展初期幼稚性格的又一側麵。
殷商農業的“發達”首先體現在水利事業的初步發展上。前麵提到過，傳說契曾助禹治水，因有功而被舜任命為司徒。還傳說，契的五世孫冥也勤於治水，並死於水，為民獻了身。古代的治水，其實都是與農田水利的興修聯係在一起的。因為，如果單純治水，不過造福一兩代人而已，以後洪水又泛濫了，還會有新的英雄產生，因此他們不會被後世子孫世世代代歌頌、懷念的。而在治水的同時發展農田水利事業，將大量的土地開發出來變成農田，使世世代代的子孫切切實實感受到祖先的恩惠，他們才會念念不忘祖先的功績。所以，大禹治水的事跡之所以被後世永遠牢記，就是因他曾引水溉田，發展農業生產，造福子孫萬代。同樣的道理，契與冥治水的傳說實際上反映出殷商水利事業的發展，而水利事業的發展與農業的“發達”有著直接的、密切的聯係。其次，自契的六世孫王亥起，商族的先公均以天幹命名，如上甲、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等，而殷商建立後曆代商王也均以天幹命名，如大乙（亦稱太乙，即商湯）、太丁、外丙、太甲、沃丁、太戊、河亶甲、盤庚、武丁、祖庚、帝辛等。帝辛就是商紂王。紂是諡號，意思是殘義損善，表明商紂王這一生沒幹什麽好事。天幹，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即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合稱“幹支”。有關幹支的知識是農業發展的標誌之一。
殷商的牧業發達，從祭祀、殉葬殺牲甚多就可以看出來。由於商族人幾乎天天祭祀，祭祀時都要殺牲，所以畜牧業應該是非常發達的。西周時，除了武王克商後舉行過一次殺牲２０００頭的祭祀活動外，再沒見過如此大規模的殺牲舉動，表明他們的畜牧業迅速萎縮了，而殷商時期這樣的祭祀規模是司空見慣的。另外，祭祀活動中的犧牲，神或祖先是吃不了的，那麽就隻有活人來吃了。因此，可以判斷，商族人是經常吃牛羊肉的，他們的食肉量肯定比後世大多了，由此他們的身體恐怕也是十分強壯的。所以，《史記》 載商紂王可以赤手空拳與野獸格鬥當是可信的。而婦好統率３０００女兵估計也是個個膀大腰圓、英勇善戰、不好對付的。
殷商商業的“發達”不僅通過相土發明馬車、王亥發明牛車等交通工具的傳說來證明，而且通過考古發現更證明了這一點。殷墟曾出土了大量用作交換媒介的海貝，另外還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屬貨幣———１９５８年在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仿海貝鑄成的銅貝。稍有經濟頭腦的人都知道，沒有發達的商品經濟，就不會有金屬貨幣的出現，它是殷商商業“發達”的實證。另外，據說“商人”之稱就是來自西周時對“商族人”的稱謂。作為一個擅長農業生產的部族，周族人看不起追求商業利潤的商族人，認為他們惟利是圖，同時認為從事這樣的經濟活動，東奔西跑，不利於宗族的團結。因此，滅亡殷商以後，殷商人擅長貿易交換的特點為周族人所鄙視，西周的統治者堅持讓自己的部族從事農業生產，而允許商族人（此時被稱“商遺民”）繼續從事商業貿易活動。周公姬旦曾告誡商遺民說：“你們一定要用你們的力量專心種植黍稷，勤勉地侍奉你們的長輩。農事完畢後，你們可以模仿你們祖先的行為，牽著牛趕著車，到各地從事貿易去吧。”在西周的時候，由於從事貿易活動的都是這些商族人，所以逐漸地人們把從事貿易活動的人稱為“商人”。又由於商族人尚白，喜歡穿白衣服，所以人們見到穿白色衣服的就認為是商人。後世封建王朝推行抑商政策時，曾命令商人隻許穿白色的衣服，出處就在於此。這個說法也證實了殷商商業的發達。
在殷商時期的手工業生產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青銅冶鑄業。殷商的青銅冶鑄技術水平之高是令人咋舌的，其技術甚至達到了古代世界的頂峰。就中國而言，不僅超過了以後的西周王朝，而且為封建社會所有朝代所不及。青銅是銅、錫、鉛的合金，因顏色青灰，故名青銅。殷商時期青銅器不但種類繁多———從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隨葬品到車馬器、禮器、祭器、兵器等一應俱全，應有盡有，而且產量很大。現已出土的青銅器中，僅禮器就達數千件，其他更多。
殷商青銅技藝的最高成就體現在１９３９年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武官村的“司母戊”（一說“後母戊”）大方鼎上。“司母戊”大方鼎高１３７ 公分，橫長１１０ 公分，寬７８公分，重８７５公斤，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其周身飾有獸麵紋，形製雄偉，造型美觀，在世界古代工藝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據推算，製造這樣大型的青銅器需要兩三百人在同一時間內的密切分工合作才行，由此可見殷商時期青銅業生產的規模和技藝水平。
當然，雖然說殷商的農、牧、商、手工業全麵發展，但並非是齊頭並進的，其中農業經濟肯定占主導地位。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墾區之一，殷商王朝不會放棄我們祖先在距今一萬年以前取得的這個非凡的成就，盡管商族人的牧業、商業、青銅冶鑄業都很發達，但他們絕對會把農業生產放在第一位的，因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比較穩定的生活資料。在中國，幾千年來曆代政府都不敢對此掉以輕心，商朝也一樣。
總之，殷商時期作為中國文化的幼稚時代，展現出的是十足的神本特征，這種文化特征“鶴立”於中國文化的發展長河中。殷商以後的曆代王朝雖然都深信鬼神，比如對“君權神授”篤信不疑，但再沒有人像商族人這樣、像殷商王朝這樣，信神為真達到這種程度。中國文化並不是宗教文化，其迷信色彩遠不如世界其他民族的這個特征的形成並定型是在西周時期。
§§第四章 中國文化“人本”特征的初步定型——西周時期
西周時期，從公元前１０４６年到公元前７７１年，是中國奴隸製時代發展到頂峰、綜合國力最強的時候。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農業經濟的發達、政治統治經驗的初步豐富，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性格在這個時期終於得到初步的確定。
西周的文化特征是：“人本性”逐漸代替了“神本性”。其表現為：社會生活、國家政治的中心逐漸從神的身上轉移到了人的身上，如完善的宗法製度的形成和嚴密的禮儀製度的製定等。隨之，其文化性格也顯現出與殷商“天真無邪”完全不同的“少年老成”性，表現為農業生產成為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經濟部門，在社會生活和國家政治等各個方麵格外重視血緣親緣關係，強調和嚴格維護等級秩序，以及人們隨時隨地規規矩矩地依禮行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