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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西周“人本”文化特征形成的背景
需要說明的是，西周文化具有較為濃鬱的“人本性”特征，並非是說西周時人們就不信神了。鬼神迷信思想在西周不僅依然存在，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人們的一切，對人間社會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隻是已經失去了往日獨尊的地位，不再是人們頭腦中的全部內容了，所以西周文化的“人本性”是指其顯現出了開始“以人為本”的趨向。
一、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經濟的發達
西周時期，中國文化出現了由“神本”向“人本”的轉變，原因是多方麵的，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生產力提高的結果，沒有生產力的提高是絕對不會出現這種轉變的。
實際上，就生產力而言，商朝統治後期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了，青銅冶鑄技術的發達就是證明。生產力的提高使我們的祖先戰勝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同時對自然的認識也必然隨之提高。所以，在殷商統治後期，從“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過渡的條件已經成熟。但是，殷商的統治者沒有意識到以單純的“神本”手段進行統治已經走到盡頭，他們在傳統思維慣性的帶動下，仍然堅持認為上天是保佑殷商的，因而繼續有恃無恐地實行殘暴統治，結果被以周族為首的廣大被統治部族共同推翻。
西周時期生產力水平普遍高過殷商時期，其最主要的體現是在金屬農具的較多出現和使用上。西周時期，農業生產雖主要還是使用木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非金屬工具，但金屬農具有了較多的增加，這從西周遺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青銅鐮、青銅鎛（鋤田去草的農具）和青銅臿（掘土的農具）等農具就可以得到證明。另外，從 《詩經》 中的西周農事詩也可以得到證明。如 《詩經· 周頌· 臣工》 中的“庤乃錢鎛，奄觀銍艾”詩句，意思是：準備好錢（音減，類似鏟）與鎛，看到銍（一種短小的鐮刀）將農作物收獲完畢。《臣工》 是西周成王、周公廟祭後告誡諸侯農官要及時治田以備豐收的樂歌，它反映出當時不僅已經有了不少種類的金屬農具，而且數量還相當多。
西周的農業生產仍然采取大規模的奴隸勞動方式。如 《詩經· 周頌· 載芟》 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意思是：鏟除掉野草和雜樹，嘭哧嘭哧地耕種土地。一千對耕田種地的農夫，布滿新耕地及田間小路。從字麵上看，有２０００個奴隸同時在一起勞作，可見生產規模之大，但這不是人數最多的，還有一兩萬人同時勞作的大場麵。如《詩經· 周頌· 噫嘻》 曰：“駿發爾私，終三十裏。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意思是：趕快將劃分給你們的土地開墾出來，必須開墾三十裏那麽遠。你們要服從命令好好耕地，十千個農夫倆倆成對地進行耦耕。當然，“千耦其耘”、“十千維耦”肯定不是實際人數，但當時農事勞動場麵宏大當是確定無疑的。
西周時期的糧食產量也已不低。如 《詩經· 小雅· 甫田》 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意思是：曾孫（西周天子祭祀先王時的自稱）的糧食堆得像草房、像車篷一樣高，曾孫的糧食堆得像小島、像高崗一樣高，要準備一千座穀倉、一萬隻籮筐才能裝下。同樣，詩句雖有誇張之意，但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當時的糧食產量是很豐富的。
不僅如此，西周時期農作物品種也大大增多，比商代增加了許多，如糧食作物有黍、麥、梁、穀（粟）、稷、稻、菽（豆）等，農副產品有桑、麻、瓜、果等。在 《詩經》 的西周農事詩中也經常可以看到農作物的名稱，如西周天子祈年、祭神的樂歌 《詩經· 小雅· 甫田》 中的詩句“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意思是：豐收黍稷稻粱，獎賞農夫的功勞。
西周時期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生產的發達，使周人認識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這是他們變“神本”文化為“人本”文化的經濟基礎。
二、周人的“重民”傳統及西周“重民輕神”思想的確立
西周文化向“人本性”轉化，除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生產的發達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周族人沒有像商族人那樣的重神傳統，自古以來他們對神的迷信和崇拜就遠遠遜色於商族人。所以，在周族人的傳說中沒有如商族人那樣的悠久迷信史，而是相反，他們有著重視人的傳統。
據史載，西周建立前，周文王的爺爺古公亶父為首領時，戎狄中的薰育族來犯，要奪取周人的土地與人口。周人欲戰，但被古公亶父勸止。他說：“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意思是：民眾擁立君主是想讓他給大家謀利益。現在戎狄前來侵犯，目的是要奪取我的土地和民眾。民眾跟著我與跟著他們有什麽區別呢？現在民眾為了我的緣故而去打仗，但讓我犧牲掉別人的父親或兒子還繼續做他們的君主，我實在不忍心這樣做。於是，他率領周族人離開了這裏，遷到了別處。周人這種完全與殷商文化不同的把人當人看的“人性化”的文化不僅大大增強了周族的內部親和力，而且也給周族人贏得了極大的聲譽。其他部族知道後，都認為古公亶父仁愛，紛紛前來歸順周人，從而壯大了周族的勢力。
正因為周族有著重視人的傳統，所以在他們的文化中本身就缺少對神靈分外崇敬的基礎。西周建立後受這種重人傳統的影響，加之汲取了信神為真的殷商覆亡的教訓，最終促成了西周“重民輕神”思想和政策的確立。
殷商的滅亡給建立西周的周族統治者們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命題，即受到天保佑數百年的殷商為什麽會被周人滅亡掉？前麵已述，周人對神雖然沒有商族人那麽虔誠，但也是迷信天和相信神的，他們也相信統治權來自於神，所以他們也隻能從神權的角度來探討人間改朝換代的原因。對西周初年的統治者來說，他們必須要完成這一理論突破才能保證統治的穩固，因為“武王克商”實際上是弱小的周族打敗了強大的商族，商族的人口比周族人多數倍，殷商雖然滅亡了，但商族人並沒有被殺光，他們在西周初被稱為“商遺民”，人口眾多，勢力強大，如果不能讓他們徹底改變“天佑殷商”的觀念，老老實實地接受已成被統治者的現實，周人的統治肯定是會有很多麻煩的。另外，據史載，武王克商時還有“八百諸侯”參與，他們都是無法忍受商紂王暴行的其他部族，數目或許沒有這麽多，但為數也不少。這“八百諸侯”在滅亡殷商時雖與周人一起並肩作戰，但當殷商這個主要矛盾方消失後，他們與新的統治者周人之間的矛盾必然會上升為主要矛盾，他們是否能誠心悅意地接受周人的統治，也關係到西周的長治久安。不僅如此，西周初年的統治者還必須堅定周族人自己的統治信念，必須讓他們對於自己的統治充滿信心才行，如果周族中有人不敢確定上天能否保佑周族，顯然對西周的統治也是不利的。所以，西周初年的統治者必須解決“天為什麽不保護殷商”及“天是否會保佑周人統治”這一理論課題。由於武王在克商以後不久就故去了，即位的其子成王尚年幼，於是完成這一重大理論課題的任務主要就落在了輔政的武王弟弟周公姬旦身上。
周公是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他由殷商的建立和滅亡，以及西周滅商而建的變化，首先悟出了“天命靡常”的理論，即天命是可以轉移的。以前殷商的先王湯受到上天的保佑建立了商朝，現在同樣是這個天已不再保佑殷商而是保佑周人了，所以周人才能克商。這一理論在當時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為殷商的統治已數百年，對內對外一直宣揚“殷受天命”等迷信思想，這一思想不僅商族人自己相信，而且在很長時間裏其他部族也是相信的。所以，如果不是商紂王的胡折騰讓別人活不下去，周族人也不敢承擔起“改天伐殷”的使命。
由“天命靡常”，周公繼續思索天命為什麽會轉移的原因。他首先得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結論，即皇天與人無親，它隻保佑有德之人。周公是曆史上第一個把“德”的思想引入政治的人。“德”的思想的提出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不僅成為周公用於解決天命神權理論課題的一把神聖的鑰匙，而且也成為天神與人間社會溝通的一個新的媒介，它為今後中國政治思想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基本的立足點。
實際上，“德”字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其含義有二：一是將戰爭中抓到的戰俘用弓弦係住頸項牽去祭祀上天、祖先；二是外出做生意賺了錢，持幣而返，與“得”字意思相同。而周公為“德”字賦予了新的含義，使其不僅重新譜寫了人間的曆史，而且還修正了天的形象。從此，天從隻關心一姓一族利益的神變成了關心天下各族利益的神，這是人對神的第一次勝利。
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公進而提出統治者要想有效地統治必須要“以德配天”才行，即敬天必須先有德，無德之人不管如何敬天也不會得到天的保佑的。那麽，如何才能被認為是“有德”呢？結合殷商不重視小民而亡的教訓，周公最終得出有德者必須首先能夠保民的結論，即“敬德”須先“保民”。“敬德保民”③ 思想第一次將“民”納入統治者的視野中，意義重大，從此人心的向背始終是論證統治者德行好壞、統治安危的一個最基本的依據，同時它也是西周文化“人本性”特征體現的一個亮點。
周公的“保民”思想包括“安民”和“治民”兩項內容，即要讓多數人安居樂業，對少數觸犯統治者根本利益的人要給予製裁，但要“明德慎罰”，即統治者必須彰明自己仁愛德行，使民眾都知曉，對於少數不能接受德化而犯罪者也應謹慎處罰。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出，周公有關“德”的思想，一方麵把上天拉向人間，另一方麵又把民推向上天，從而縮短了天與人的距離。他雖然沒有擺脫宗教神學的束縛，但已經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了人事上，在承認天意主宰人事的同時，又讓人事製約著天意，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神權統治的地位，而且也多少承認了人的能動作用。從此以後，人們越來越關心人事而逐漸淡忘鬼神。這樣，不僅中國文化的樸素的唯物主義無神論基調由此而奠定，同時也促成了西周“人本”文化的形成。
一、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經濟的發達
西周時期，中國文化出現了由“神本”向“人本”的轉變，原因是多方麵的，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生產力提高的結果，沒有生產力的提高是絕對不會出現這種轉變的。
實際上，就生產力而言，商朝統治後期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了，青銅冶鑄技術的發達就是證明。生產力的提高使我們的祖先戰勝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同時對自然的認識也必然隨之提高。所以，在殷商統治後期，從“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過渡的條件已經成熟。但是，殷商的統治者沒有意識到以單純的“神本”手段進行統治已經走到盡頭，他們在傳統思維慣性的帶動下，仍然堅持認為上天是保佑殷商的，因而繼續有恃無恐地實行殘暴統治，結果被以周族為首的廣大被統治部族共同推翻。
西周時期生產力水平普遍高過殷商時期，其最主要的體現是在金屬農具的較多出現和使用上。西周時期，農業生產雖主要還是使用木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非金屬工具，但金屬農具有了較多的增加，這從西周遺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青銅鐮、青銅鎛（鋤田去草的農具）和青銅臿（掘土的農具）等農具就可以得到證明。另外，從 《詩經》 中的西周農事詩也可以得到證明。如 《詩經· 周頌· 臣工》 中的“庤乃錢鎛，奄觀銍艾”詩句，意思是：準備好錢（音減，類似鏟）與鎛，看到銍（一種短小的鐮刀）將農作物收獲完畢。《臣工》 是西周成王、周公廟祭後告誡諸侯農官要及時治田以備豐收的樂歌，它反映出當時不僅已經有了不少種類的金屬農具，而且數量還相當多。
西周的農業生產仍然采取大規模的奴隸勞動方式。如 《詩經· 周頌· 載芟》 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意思是：鏟除掉野草和雜樹，嘭哧嘭哧地耕種土地。一千對耕田種地的農夫，布滿新耕地及田間小路。從字麵上看，有２０００個奴隸同時在一起勞作，可見生產規模之大，但這不是人數最多的，還有一兩萬人同時勞作的大場麵。如《詩經· 周頌· 噫嘻》 曰：“駿發爾私，終三十裏。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意思是：趕快將劃分給你們的土地開墾出來，必須開墾三十裏那麽遠。你們要服從命令好好耕地，十千個農夫倆倆成對地進行耦耕。當然，“千耦其耘”、“十千維耦”肯定不是實際人數，但當時農事勞動場麵宏大當是確定無疑的。
西周時期的糧食產量也已不低。如 《詩經· 小雅· 甫田》 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意思是：曾孫（西周天子祭祀先王時的自稱）的糧食堆得像草房、像車篷一樣高，曾孫的糧食堆得像小島、像高崗一樣高，要準備一千座穀倉、一萬隻籮筐才能裝下。同樣，詩句雖有誇張之意，但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當時的糧食產量是很豐富的。
不僅如此，西周時期農作物品種也大大增多，比商代增加了許多，如糧食作物有黍、麥、梁、穀（粟）、稷、稻、菽（豆）等，農副產品有桑、麻、瓜、果等。在 《詩經》 的西周農事詩中也經常可以看到農作物的名稱，如西周天子祈年、祭神的樂歌 《詩經· 小雅· 甫田》 中的詩句“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意思是：豐收黍稷稻粱，獎賞農夫的功勞。
西周時期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生產的發達，使周人認識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這是他們變“神本”文化為“人本”文化的經濟基礎。
二、周人的“重民”傳統及西周“重民輕神”思想的確立
西周文化向“人本性”轉化，除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生產的發達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周族人沒有像商族人那樣的重神傳統，自古以來他們對神的迷信和崇拜就遠遠遜色於商族人。所以，在周族人的傳說中沒有如商族人那樣的悠久迷信史，而是相反，他們有著重視人的傳統。
據史載，西周建立前，周文王的爺爺古公亶父為首領時，戎狄中的薰育族來犯，要奪取周人的土地與人口。周人欲戰，但被古公亶父勸止。他說：“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意思是：民眾擁立君主是想讓他給大家謀利益。現在戎狄前來侵犯，目的是要奪取我的土地和民眾。民眾跟著我與跟著他們有什麽區別呢？現在民眾為了我的緣故而去打仗，但讓我犧牲掉別人的父親或兒子還繼續做他們的君主，我實在不忍心這樣做。於是，他率領周族人離開了這裏，遷到了別處。周人這種完全與殷商文化不同的把人當人看的“人性化”的文化不僅大大增強了周族的內部親和力，而且也給周族人贏得了極大的聲譽。其他部族知道後，都認為古公亶父仁愛，紛紛前來歸順周人，從而壯大了周族的勢力。
正因為周族有著重視人的傳統，所以在他們的文化中本身就缺少對神靈分外崇敬的基礎。西周建立後受這種重人傳統的影響，加之汲取了信神為真的殷商覆亡的教訓，最終促成了西周“重民輕神”思想和政策的確立。
殷商的滅亡給建立西周的周族統治者們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命題，即受到天保佑數百年的殷商為什麽會被周人滅亡掉？前麵已述，周人對神雖然沒有商族人那麽虔誠，但也是迷信天和相信神的，他們也相信統治權來自於神，所以他們也隻能從神權的角度來探討人間改朝換代的原因。對西周初年的統治者來說，他們必須要完成這一理論突破才能保證統治的穩固，因為“武王克商”實際上是弱小的周族打敗了強大的商族，商族的人口比周族人多數倍，殷商雖然滅亡了，但商族人並沒有被殺光，他們在西周初被稱為“商遺民”，人口眾多，勢力強大，如果不能讓他們徹底改變“天佑殷商”的觀念，老老實實地接受已成被統治者的現實，周人的統治肯定是會有很多麻煩的。另外，據史載，武王克商時還有“八百諸侯”參與，他們都是無法忍受商紂王暴行的其他部族，數目或許沒有這麽多，但為數也不少。這“八百諸侯”在滅亡殷商時雖與周人一起並肩作戰，但當殷商這個主要矛盾方消失後，他們與新的統治者周人之間的矛盾必然會上升為主要矛盾，他們是否能誠心悅意地接受周人的統治，也關係到西周的長治久安。不僅如此，西周初年的統治者還必須堅定周族人自己的統治信念，必須讓他們對於自己的統治充滿信心才行，如果周族中有人不敢確定上天能否保佑周族，顯然對西周的統治也是不利的。所以，西周初年的統治者必須解決“天為什麽不保護殷商”及“天是否會保佑周人統治”這一理論課題。由於武王在克商以後不久就故去了，即位的其子成王尚年幼，於是完成這一重大理論課題的任務主要就落在了輔政的武王弟弟周公姬旦身上。
周公是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他由殷商的建立和滅亡，以及西周滅商而建的變化，首先悟出了“天命靡常”的理論，即天命是可以轉移的。以前殷商的先王湯受到上天的保佑建立了商朝，現在同樣是這個天已不再保佑殷商而是保佑周人了，所以周人才能克商。這一理論在當時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為殷商的統治已數百年，對內對外一直宣揚“殷受天命”等迷信思想，這一思想不僅商族人自己相信，而且在很長時間裏其他部族也是相信的。所以，如果不是商紂王的胡折騰讓別人活不下去，周族人也不敢承擔起“改天伐殷”的使命。
由“天命靡常”，周公繼續思索天命為什麽會轉移的原因。他首先得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結論，即皇天與人無親，它隻保佑有德之人。周公是曆史上第一個把“德”的思想引入政治的人。“德”的思想的提出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不僅成為周公用於解決天命神權理論課題的一把神聖的鑰匙，而且也成為天神與人間社會溝通的一個新的媒介，它為今後中國政治思想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基本的立足點。
實際上，“德”字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其含義有二：一是將戰爭中抓到的戰俘用弓弦係住頸項牽去祭祀上天、祖先；二是外出做生意賺了錢，持幣而返，與“得”字意思相同。而周公為“德”字賦予了新的含義，使其不僅重新譜寫了人間的曆史，而且還修正了天的形象。從此，天從隻關心一姓一族利益的神變成了關心天下各族利益的神，這是人對神的第一次勝利。
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公進而提出統治者要想有效地統治必須要“以德配天”才行，即敬天必須先有德，無德之人不管如何敬天也不會得到天的保佑的。那麽，如何才能被認為是“有德”呢？結合殷商不重視小民而亡的教訓，周公最終得出有德者必須首先能夠保民的結論，即“敬德”須先“保民”。“敬德保民”③ 思想第一次將“民”納入統治者的視野中，意義重大，從此人心的向背始終是論證統治者德行好壞、統治安危的一個最基本的依據，同時它也是西周文化“人本性”特征體現的一個亮點。
周公的“保民”思想包括“安民”和“治民”兩項內容，即要讓多數人安居樂業，對少數觸犯統治者根本利益的人要給予製裁，但要“明德慎罰”，即統治者必須彰明自己仁愛德行，使民眾都知曉，對於少數不能接受德化而犯罪者也應謹慎處罰。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出，周公有關“德”的思想，一方麵把上天拉向人間，另一方麵又把民推向上天，從而縮短了天與人的距離。他雖然沒有擺脫宗教神學的束縛，但已經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了人事上，在承認天意主宰人事的同時，又讓人事製約著天意，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神權統治的地位，而且也多少承認了人的能動作用。從此以後，人們越來越關心人事而逐漸淡忘鬼神。這樣，不僅中國文化的樸素的唯物主義無神論基調由此而奠定，同時也促成了西周“人本”文化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