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暢想

第三章 赤子僑心——三次釆訪歸僑將軍陳青山談話筆錄

　　時間：1992年12月16日至21日。

　　地點：廣州珠江賓館。

　　背景：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經與廣東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協商，其第四屆四次全體委員會在廣州珠江賓館召開，而作為中國僑聯機關刊物《海內與海外》雜誌主編的我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參加此次會議的成員。會議期間，作為“東道主”的廣東省僑聯安排了不少活動，諸如為即將拔地而起的廣東省僑聯大廈奠基和參觀位於中山大學的永芳堂等就是例證。就是在這次奠基和參觀永芳堂的活動中，我與陳青山先生相識了。

　　在此之前，由於我是從空軍政治部文學藝術創作室轉業到中國僑聯工作不久，加之先在中國華僑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時間，兩年前方領銜創辦《海內與海外》雜誌並擔任主編。在過去召開的僑聯換屆會或全委會上也見過陳青山，依稀知道他是歸僑，並還是個“將軍”，卸甲後擔任全國僑聯以及廣東省僑聯的顧問，但彼此見麵隻是禮貌地點點頭寒暄一下而已，並未進行過近距離的接觸。

　　可是在這次奠基和參觀永芳堂過程中，我們不知怎麽就鬼使神差地到了一起，並且頗有些相見恨晚似的。俗話說：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席。我們兩次相遇，不能不說有一種緣分。抑或其知道我也算是個老兵（餘在空軍部隊二十八載），現如今擔任《海內與海外》雜誌社的主編，所以他一麵問我過去在什麽部隊當兵，一麵則誇獎《海內與海外》雜誌辦得不錯，說他很喜歡看，並盛邀我抽時間到他住的房間坐坐。我立刻表示“一定去”。

　　當晚，我便根據他告訴的房間號來到其在珠江賓館下榻的寢室攀談。嗣後，又利用兩個晚上，聆聽他談苦難的童年和在異國他鄉的遭際以及在硝煙彌漫的戰鬥歲月和在“浩劫”年代蒙受的不堪回首的災難，等等。

　　於是，便應運而生了下麵的三次采訪筆錄。

　　第一次采訪筆錄

　　筆者：陳將軍（僑聯的領導都這樣稱謂他，我也這樣因襲之），我第一次見到您就覺得您是個地道的軍人！

　　陳青山：啊，你怎麽看得出來？是對號入座呢，還是屬於自己的判斷？

　　筆者：當然屬於後者。

　　陳青山：那你是怎麽判斷的？

　　筆者：一來我也曾是個軍人，軍人對軍人自然有一種心有靈犀。還有，就是在您的言行中顯示著一種軍人特有的氣質。而這種氣質，沒有經過嚴格軍旅的磨煉是難以形成的。

　　陳青山：看來，你的確是個軍人。哎，咱們怎麽談？

　　筆者：那就采取順時針的辦法，從您的生平開始，怎麽樣？

　　陳青山：行。不過，由於時間關係，我隻能粗線條地談個大概。

　　筆者：我也隻能記個概略。

　　陳青山：我是1919年10月11日出生在福建省惠安縣洛陽鄉陳埭村一個姓陳的農民家庭裏。父親叫陳憨清，母親姓張。在我的上麵，有四個哥哥。父親是個地道的窮莊稼漢，母親身體瘦弱，所以我們家窮得是月當燈，風掃地，家徒四壁，一貧如洗。

　　父親為一家人活命，那年帶上我十幾歲的大哥，飄洋過海，到馬來亞的檳城當苦力。家中剩下我母親，怎麽養得活幾個孩子呢？結果，我的三個哥哥相繼病死，母親也因過度悲傷而撒手人寰。我父親得知噩耗後失魂落魄地趕回來，再悲傷也沒有用了，隻得把我帶回了檳城，決心把我養大成人，以告慰我母親的在天之靈。

　　檳城是馬來亞北部的一個海灣城市，由於氣候溫暖，一年四季花木繁茂，美麗極了。

　　可是，城市環境再美，對於窮苦人依然隻是個擺設，我和拉黃包車的父親與大哥住在幾十個窮苦人合租的苦力間裏。不久，我大哥因積勞成疾無錢醫治而客死在異國他鄉。一家七口，就隻剩下了我和父親。當時我才四五歲，父親不但整日賣苦力，還要又當爹又當娘地伺候我，真不容易呀！

　　所以，就在我八歲那年，我父親與一個四十多歲的姓張的婦女結婚了。我的繼母帶來一個六歲的女孩，名叫亞向。我的繼母特別賢惠，是個地道的良家婦女，對我像她親生兒子一樣疼愛。

　　我父親雖然沒有文化，但他不願再讓我這個他惟一的兒子“打赤腳”（意為賣苦力），所以先叫我讀了兩年私塾，之後轉人中華中學小學部。我十六歲小學畢業，考入在馬來亞頗有影響的華僑子弟學校鍾靈中學。

　　鍾靈中學治學嚴格，有鐵紀一樣的校規。如尊重師長、勤於學業、刻苦耐勞、以禮待人、主持正義、清潔衛生等等，無不體現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記得在現代革命京劇《紅燈記》中有句戲詞，叫“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說應該加上“窮人的孩子也知道讀書的金貴”。我從讀私塾時就明白，父親當牛作馬一樣地拉黃包車供我讀書，多不容易呀！我要是不發奮努力，豈不是大逆不道？所以，我謹記宋朝大詩人蘇東坡的教誨：“發憤識遍天下字；立誌讀盡人間書。”還有朱熹的名言我也記得非常牢固：“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因此，我的學習成績無論在哪一個年級都是拔尖的。

　　在我考入鍾靈中學不久，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入我國的東北地區，北平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一二·九”愛國學生舉行的抗日救國遊行示威。此刻，我和許多進步學生，成立了讀書會，當時就學習了《共產黨宣言》等革命書籍。

　　筆者：校方不幹涉？

　　陳青山：不幹涉。當然，我們學習這些革命書籍，是打著“讀書會”的幌子。

　　筆者：那政府當局呢？

　　陳青山：當時也不怎麽管。這也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徑不得人心。此外，我們還參加一些華僑社團抵製日貨的宣傳活動。第二年，我就在學校光榮地加入了馬來亞共產黨，並且還擔任了學校的黨支部書記。

　　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妄圖侵占我國的狼子野心暴露後，在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時刻，國內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高潮，馬來亞的華僑策應國內反侵略的聲勢也很大。陳嘉庚先生發動僑界上層人物成立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在東南亞國家形成幾十萬人的浩大隊伍，可謂波瀾壯闊。我們學校也成立了“抗日救國服務團”，我被推舉為團長，利用多種形式進行了募捐活動，將募捐到的錢匯到香港廖承誌辦事處，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戰爭。

　　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我和幾個同學代表馬來亞的學生“抗敵後援會”到新加坡參加在那裏成立的“全馬學生抗敵後援會”。

　　筆者：您參加這些革命活動，您父親知道麽？

　　陳青山：不能叫他知道。因為誰都知道當時馬來亞還是英國的殖民地，白色恐怖還是挺嚴重的。要是叫我父親知道了，他肯定會很不放心。

　　我這次和幾個進步同學去新加坡開會，還采取騎腳踏車的方式，一個是想沿途可以向各地學生宣傳抗日活動，另一個是想與當地學校舉行籃球和乒乓球賽，以廣交朋友。

　　筆者：這麽說您在體育上很有天分？

　　陳青山：天分談不上。但當時我的乒乓球打得的確不錯。

　　我們行一路，比賽一路，打遍各地無敵手。為此，當地的《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等報紙成版成版地宣傳報道我們贏球的消息。

　　這次在新加坡參加成立“全馬學生抗敵後援會”，結識了不少後來都有一定影響的人，如新加坡的彭光涵等。

　　筆者：彭光涵我認識，他擔任過中國僑聯第三屆的顧問。

　　陳青山：對。我們從新加坡回來以後，除了學習外，由於我擔任馬共檳城市的常務，並任檳城學生抗敵後援會的總負責人，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華僑的抗日救亡活動中，開會、演講、寫材料，整天忙得不可開交。但是，當時雖然很忙，由於精力充沛，我還忙裏偷閑地寫了一篇小說，名叫《黃包車夫》，發表在當時由洪絲絲擔任《光華日報》副刊主編的名叫《檳風》的版麵上，並得到他的好評。

　　筆者：是擔任過中國僑聯第二屆、第三屆副主席的那個洪絲絲嗎？

　　陳青山：是他。

　　筆者：這篇小說是您的處女作？

　　陳青山：是處女作，也是“封筆”之作。因為，在這之後再也沒有時間寫小說了。隨著抗日救亡的活動日益拓展，所麵臨的風險也就越來越嚴峻。

　　就在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睡覺。到了半夜時分，外麵突然響起“啪啪”的敲門聲，隨之暴發出狼嚎似的吼聲：“開門！”

　　“誰呀？”我父親不解地問。

　　我一聽聲音不對，知道凶多吉少，但又怕叫父親、繼母還有妹妹亞向擔心，所以一麵安慰地講“沒事兒，我去開門”，一麵趕忙穿好衣服，做好應急的準備。

　　門開處，隻見三個氣勢洶洶的英國警察不由分說，進屋就東翻西找，結果從一個皮箱裏翻出幾張我幾個月前沒有散發完的傳單。一個警察馬上用手銬銬上我的雙手，連推帶搡地把我帶走了。盡管我的繼母和亞向哭喊著向英國警察求情，但警察是當局的狗，他們怎麽會手下留情呢？

　　第二天我被押上審訊室。審訊的程序和如今法院的審案差不多。問我叫什麽名字，哪個學校的，搞過什麽擾亂社會治安的活動，等等。我呢，有的如實回答，有的是一問三不知。盡管主審官目光咄咄逼人，不時還凶相畢露，由於我抱定“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的心態，從容應對，無懈可擊，所以最後他們隻好放了我。

　　當我回到家中，看到父親因我被捕而連急帶嚇，病倒在了床上。我反複安慰他老人家，說是警察抓錯人了，才使我父親放心了。

　　可是，當我到了學校，大概是校方得到政府當局的指令，強行把我除名了。我雖然很憤懣，但胳膊擰不過大腿，隻好先失學在家，幫助繼母和亞向料理咖啡鋪子，同時積極找工作，並取得與黨組織的聯係。

　　幾個月後，我被應聘到一所叫日新的小學當教師。

　　可是，我在這個學校沒工作多久，卻被校方無端地辭退了。

　　我沒有找校方去問為什麽？其實我心裏明白，這還用問麽？我常常給學生們講抗日救亡的思想，還能不被校方看作是搞“赤色宣傳”？

　　我又一次回到家。父親因為嫌我不聽他的話，與政府當局作對，氣病交加，已經病入膏肓。我跪在父親病榻前，一遍又一遍地向他訴說國內的父老鄉親怎樣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殺害和奴役，講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不幫中國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還能靠誰？我父親從骨子裏並不反對我支持抗日，隻是覺得我還是個孩子，又在異國他鄉，身在屋簷下，焉能不低頭？自己連飯碗都保不住，還能談得上怎麽去抗日？我知道父親的說法也是實情，不能說不對。可是，我是個共產黨員，我在人黨的時候曾莊嚴宣誓，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怕流血犧牲，今天遇到些挫折怎麽能打退堂鼓呢？古人講：忠孝難以兩全。眼下，我對此有切膚之感呀！

　　到了1939年的年底，黨組織通知我，要我馬上離開擯城去新加坡。

　　後來我才得知，我已被英國殖民當局列入準備逮捕和鎮壓的黑名單。黨組織為了保護我，同時也需要我到新加坡去開展新的工作。

　　我知道，我此次離開檳城，很可能是與父親的訣別。所以，我再一次跪在父親麵前，想起父親一輩子當牛作馬，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苦拉苦拽地把我拉扯成人，再苦再難也叫我讀書，心酸的淚水再也控製不住了。我急忙用手捂住臉，瀑布般的淚滴沿著手指縫滾落。我的繼母勸我不要傷心，說你爸爸就剩下你這麽一個兒子了，他是不願意你離開他，也怕你在外麵闖蕩萬一有個好歹，他更活不成了。我止住哭，但知道自己肯定要悖逆父親的意願離開他了，便聲音喑啞地求得父親饒恕地說：“爸爸，兒子這次非走不可了。您放心，我以後無論走到什麽地方，或者遇到什麽不測，我都會對得起我們的祖國，對得起祖宗，對得起您養育我一場。爸爸，原諒兒子不能守在您身邊盡孝了，以後隻要有可能，我會盡一個兒子的孝心，撫養我的繼母的。”

　　我訴說完，拎起手提包，頭也不回地跑出家門。我所以不敢回頭，是怕看到病床上父親那奄奄一息的病容和繼母那淒楚的淚眼，同時也怕我的心會因此而疼痛得受不了，兩條腿失去離開重病之中的父親的力量。

　　我到了新加坡，擔任了星洲總工會的宣傳部長，並兼任馬來亞總工會創辦的《前鋒報》的主編。

　　比起檳城，新加坡華僑各界的抗日救亡運動搞得很有氣勢，力度也大得多。在這熱火朝天的氛圍中，《前鋒報》發揮了很好的鼓動作用。

　　可是，新加坡的抗日救亡活動搞得越熱烈，敵人就越害怕，我們麵臨的危險也就越大。

　　就在五月份的一個晚上，我和一個叫江田的同學睡得正香，不知不覺間被英國警察包圍了。我們剛要往外跑，英國警察的槍口已經對準了我們。英國警察用手銬銬上我們以後，又在房間裏搜出了工會活動的一些證據。

　　我們暗暗叫苦：這可是鐵證如山呀，想不承認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也不行了。

　　當時馬來亞英國殖民當局對“政治犯”處罰很嚴，不但要坐牢，而且還要被驅逐出境。

　　不過，麵對偵探局的嚴厲審訊，我就是認準了一條：你有千言萬語，我有一定之規。要叫我承認有罪，不可能！

　　所以，不管英國當局的人怎麽聲色俱厲，怎麽張牙舞爪，怎麽窮凶極惡，怎麽咆哮如雷，甚至我的胸口被一個野蠻的英國警察用皮鞋踢傷了，我就是一副“鐵嘴鋼牙”，什麽都不承認。

　　最後，我以“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被關進了監獄。

　　進到監獄裏一看，原來裏麵關著我們許多同誌。其中有我認識的楊少民等。楊少民過去是馬來亞共產黨的常務，他在檳城當過市委書記。此外，還有一些過去不認識的同誌。

　　我到監獄的當天就得知，監獄裏也成立了黨支部，楊少民就是支部書記。隨後，我被增補為支部委員。

　　在監獄裏也不忘自己是個共產黨員，也要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我們除了組織黨員學習外，還組織其他犯人向監獄裏的“人狗”即英國的獄警做鬥爭。

　　我在監獄裏被關押了整整半年時間，就出獄了。

　　不過，這不是無罪釋放，還我自由，而是將被驅逐出境。

　　使我慶幸的是，在離開監獄前，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就派人給我們這批共產黨員帶來了新的黨組織聯絡的地址和暗號，還提供了一定的路費，使我們備感溫暖。

　　這是1940年12月底的一天，我們被荷槍實彈的英國警察押上了一艘輪船，戀戀不舍地離開了馬來亞，開始了新的征程。

　　筆者：他們這是要把你們驅逐到哪裏去？

　　陳青山：香港。

　　筆者：香港不是也被英國人盤踞著麽？

　　陳青山：是呀。但香港隻是英國的租界地。日後，他們還要歸還給我們的。

　　筆者：對對。不過，要不是清朝的昏庸腐敗，帝國主義弱肉強食，香港也不會被英國以租借的名義強行侵占。後來隻有彈丸之地的小日本，也居然在我泱泱華夏大地恣意踐踏，橫行霸道。

　　陳青山：這就是我們中國的悲劇。皇帝要是昏聵，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就要在水深火熱中煎熬。

　　筆者：您到了香港，等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情況會好一些吧？

　　陳青山：哪裏。我們到了香港，蔣介石剛剛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屠殺了大批新四軍的指戰員，連北伐名將葉挺都沒有幸免，被蔣介石關了起來。所以，香港局勢十分緊張。國民黨知道，我們被遣送到香港的這批青年，都是愛國者，其中不少是共產黨員，能對我們不嚴加防範嗎？

　　筆者：那您豈不是出了狼群又入虎穴了麽？

　　陳青山：實際情況正是如此。由於蔣介石又掀起了反共高潮，共產黨在香港辦事機構的處境很困難。所以原來馬來亞黨組織給我們提供的聯絡地址和暗號也不管用了，再加上我們剛剛回國，兩眼一抹黑兒，不久便被國民黨騙到位於廣東省最北端的樂昌，那裏有一個集中營一樣的“華僑訓練班”。

　　筆者：這個“華僑訓練班”都幹什麽？

　　陳青山：洗腦筋。

　　筆者：洗腦筋？

　　陳青山：對。成天灌輸國民黨的所謂“三民主義”，咒罵共產黨是什麽洪水猛獸，什麽要共產共妻，等等。

　　筆者：他們兜售這一套有市場嗎？

　　陳青山：有。毛澤東主席說過，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在我們這批華僑青年中本身就有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缺乏區分者，再加上負責訓練班的頭頭們的威脅利誘，極少數人還是被他們拉下水了。

　　筆者：那你們這些共產黨員的日子一定很不好過？

　　陳青山：可不。這個訓練班的頭目都是國民黨的鐵杆，所以他們各種手段都會。什麽收買呀，瓦解呀，盯梢呀，竊聽呀，無所不用其極。我們訓練班雖然不像監獄一樣高牆壁壘，但失去人身自由的程度與在牢籠沒有多大區別。

　　筆者：那您是怎麽脫離這個訓練班的？

　　陳青山：是偷著跑出來的。

　　筆者：您不是說沒有人身自由嗎？

　　陳青山：那就憑我們的聰明才智了。

　　筆者：偷著跑的過程一定像如今的驚險影片，很刺激。

　　陳青山：差不多，是夠驚險的。要是拍攝成電視劇，一定會扣人心弦。

　　筆者：那您就稍微詳細說說。

　　陳青山：我們幾個共產黨員到了樂昌“華僑訓練班”不久就打起逃脫這個牢籠的主意。衡量來衡量去，認為隻有到樂昌坐火車才是惟一能夠達到目的的辦法。可是怎麽才能讓訓練班的頭頭同意我們去樂昌縣城逛街和采購東西呢？於是，我們就發動大家抗議，說訓練班是監獄，是集中營，是不拿我們華僑當人看。訓練班的頭頭矢口否認。我們就質問，為什麽連我們想到縣城買點日用品都不允許？他們被質問得啞口無言。

　　《孫子兵法》中講：“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所以，我們也給訓練班的頭頭製造一些假象。比如，我們大都表現出像闊家少爺，放浪形骸，不拘小節。我就裝出像個紈絝子弟，有空就吃花生，嗑瓜子，還偶爾叼支煙，一副浪蕩不羈的樣子。其目的是麻痹他們，讓他們覺得我們這些人過去爭取進步那隻不過是心血來潮，其骨子裏吃不了苦，幹不成什麽大事情。

　　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訓練班的頭頭終於允許我們可以利用星期日到樂昌城逛街去了。

　　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

　　於是，我們幾個骨幹密謀了一番，決定四個人先逃走，其中一個就有我。

　　星期日一起床，我們心裏雖然很緊張，但外表卻裝得與往常一樣，該開玩笑還開玩笑，該吹口哨還吹口哨，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當我們到了樂昌縣城，一個逃走的關鍵是如何擺脫帶隊的區隊長的監視。

　　快近中午的時候，我一眼看到一個飯館，便“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給配合我們的夥伴會意地使了個眼色。那個夥伴立刻大喊：“隊長，吃點飯吧，餓死我了！”

　　“對，隊長，到飯館裏吃點飯吧！”大家齊聲呼應。

　　“才吃了幾個小時，你們就餓了，莫非你們都是餓死鬼變的！”區隊長橫脖子瞪眼地訓斥我們。

　　“隊長，我們真餓了！再說，都好幾個月沒有下過館子了。隊長，和我們一起進去喝一頓吧，我們請客！”隊員們嘻嘻哈哈，邊說邊連推帶拉，把這個區隊長擁進了飯館。

　　進了飯館就由不得這個區隊長了。大家又是吹捧他，又是給他敬酒，沒多大工夫，就把他灌得暈頭轉向了。

　　此刻，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為了轉移這個區隊長的視線，大家四處分散，讓他叫這個顧不了那個。

　　我們四個準備逃走的人馬上到了火車站，一問，隻有晚上的火車。

　　可是，我們是乘坐去韶關方向的火車，還是去衡陽方向的火車呢？我們幾個人一時拿不定主意。還有，我們四個人都沒有通行證，就是上了火車，要是被火車上的警察發現了，也難以成功。

　　怎麽辦？

　　其中一個同誌講，他有一個親戚在韶關，而且還是韶關警備司令部的軍官，可以搞到通行證。

　　“那太好了！”我們幾個人同聲歡呼。

　　我們買好去韶關的火車票後，一看離開車的時間尚早，馬上在車站附近隱蔽起來。一來怕在候車室停留目標大，二來還可以隨時觀察車站的動靜，主要怕那個區隊長回去報告我們失蹤後，訓練班會派人到車站來搜查。

　　幸虧在開車前整個火車站平靜如初。就在火車啟動前幾分鍾，我們才快速進了車廂。

　　在火車上，我們四人自覺地分散開來，這樣可以一旦發現情況，馬上采取躲避措施，不至於叫人家來個一窩端。

　　誰知，我們到了韶關，那個同誌的親戚告之通行證不一定馬上能搞到，我們怕夜長夢多；再說，他那個親戚是警備司令部的軍官，誰知道是什麽政治麵貌，萬一訓練班把我們出逃的情況報告有關部門，有關部門向韶關的警備司令部發了通緝令，他認出我們來，我們豈不等於自投羅網！

　　大家感到事不宜遲，馬上坐火車往衡陽方向跑。這樣可以聲東擊西。

　　但是，當火車停在樂昌車站時，我們四個人都嚇出了一身冷汗。因為站台上站著一夥軍人，我們以為是來抓我們的。結果不是，這夥人可能是來接站的。

　　火車“嗚一”地一聲開動時，我們揪到嗓子眼的心才算“咕咚”一聲落了地。

　　我們大家都心裏嘀咕：訓練班沒有派人追捕我們，莫非他們還蒙在鼓裏不成？

　　其實不然。

　　我們事後才知道，那個區隊長發現我們四個人不見了，猜到一定是坐火車逃跑了，氣急敗壞地報告了上司。訓練班馬上派人追到韶關，結果撲了個空。因為我們與他們打了個時間差。

　　他們趕到韶關，我們已坐火車到了衡陽。真是天不該滅曹呀！我們四個人從衡陽又到了桂林，搞到通行證後，就分了手。

　　我和一個叫李修的朋友由桂林到了廣東湛江，很快就與當地的黨組織聯係上了，並且見到出獄後來到湛江的楊少民。

　　沒過多久，正好中共瓊崖（即海南島）特委向廣東省委請求，派一批革命青年和有能力的幹部支援那裏的革命鬥爭。楊少民已被列入支援海南的幹部之一，他問我去不去。

　　“去！”我一聽，馬上表態。

　　從此，我就變成了一個“老海南”，在海南島工作戰鬥了二十多個春秋。

　　第二次采訪筆錄

　　陳青山：你覺得上次那麽談行不行？

　　筆者：可以。

　　陳青山：就是線條粗了點兒。

　　筆者：真要寫您的傳記，屆時還要往細裏挖掘。

　　陳青山：是呀，沒有細節不會感人。

　　筆者：我們還這樣接著談吧。要寫個萬數來字的報告文學什麽的，就足夠用了。

　　陳青山：那就接著談？

　　筆者：好。

　　陳青山：我們如何乘船到的海南就不細說了。總之，是相當危險的，我們乘坐的是機帆船，又是夜間出發，瓊州海峽不時還有日本的巡邏艇巡邏，能會一帆風順嗎？

　　我們一行數人是在演豐港上的岸。

　　演豐港有個我們黨的交通站，站長叫林詩堂。是他接待的我們。這個人非常熱情。

　　說來也怪，我雖然從來沒有到過海南，但一到海南卻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

　　過去，我隻知道海南是我國的第二大海島，簡稱為“瓊”，美麗而富饒。在馬來亞時還聽說過，海南島有一支娘子軍，娘子軍的成員個個都是神槍手。當然，我也知道這種傳說不免有些誇張。還聽說，海南有一支共產黨的武裝，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一直堅持鬥爭。

　　到了海南後才確切地知道，海南的共產黨武裝，叫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總隊長名叫馮白駒，人稱“白馬將軍”，能征慣戰，文武雙全。

　　我到了海南以後，就被分配到抗日獨立總隊宣傳科擔任宣傳員。

　　這是我由一個華僑革命青年成為一名革命軍人的第一步。但是，要完成這個轉變，還需要經過長期而艱苦的磨煉。軍隊，區別於老百姓的最大不同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麵：一個是有嚴格的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令行禁止，指到哪裏要打到哪裏；第二就是不怕犧牲。戰爭是血與火的交響曲，是軍人心目中神聖的旗幟。當然，革命軍人的神聖使命是以革命戰爭消滅反革命的戰爭。

　　我由一名華僑革命青年到成為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的一員，要過好三關：第一關是語言關。首先要學會說海南話。語言是起碼的交流工具。不然，怎麽做宣傳工作；第二關是生活關。海南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氣候也與馬來亞不同，悶熱、潮濕，拉痢疾和長瘡爛腳這些常見病以及多發病特別厲害；第三關就是使自己的言行適應軍事工作。

　　筆者：好在您一開始就在特委機關工作，又從事的是宣傳，可能比直接分配到連隊的同誌適應起來要好得多。

　　陳青山：這倒是。所以，我到職不久，就主編《戰鬥生活》和《軍政雜誌》等刊物，並獲得了好評。

　　筆者：那您是什麽時候參加過戰鬥的？

　　陳青山：應該是1942年的1月份。敵我雙方作戰的地點，是一個叫大水村的地方。

　　那次戰鬥，是國民黨瓊崖守備副司令兼保安七團團長李春農奉命將一批軍用物資運到敵戰區，但必須要通過我們“瓊總”占領的遊擊根據地。那天，李春農親率一個加強營和民夫總共一千多人，當進入我軍阻擊地點時，立刻被我軍突如其來的射擊打得倉皇逃竄。我奉命帶領宣傳隊員在戰場做鼓動工作。最後，把敵人包圍在大水村。我們深入到雙方交戰的最前沿，冒著“嗖——嗖——”的子彈，向敵軍喊話，通過政治攻勢瓦解敵軍。這一仗，不僅擊斃了國民黨少將李春農，還截獲了敵軍大量軍用物資，取得了很大勝利。我也第一次經受了生與死的考驗，也看到了戰鬥的殘酷與悲壯，並體味到戰爭是軍人的舞台的含義。

　　筆者：您是哪一年離開“特委”機關的？

　　陳青山：大概是1943年的3月份。

　　筆者：到下麵的部隊擔任什麽職務？

　　陳青山：我被任命為“瓊總”第四支隊的政治委員。當然，在這之前我已經擔任了“瓊總”政治部的組織科長。

　　筆者：這說明黨組織對您格外重視。

　　陳青山：是呀。當時“瓊總”有四個支隊，組織上叫我擔任第四支隊政治委員的職務，我是感到責任重大，也說明組織上有意鍛煉我，培養我。

　　筆者：第四支隊的支隊長是誰？

　　陳青山：是馬白山。馬白山是一個資曆很老又很能打仗的領導幹部。他原來在國民黨部隊，1927年蔣介石製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他一氣之下退出國民黨，加入了共產黨。1938年瓊崖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廣東民眾抗日自立團第十四區獨立隊”，馮白駒任隊長，他任副隊長。他作戰勇敢，又講韜略，是“瓊總”當中優秀的指揮員。我到任前，他在一次戰鬥中負傷，正在療養。所以，第四支隊的軍事和政治工作都落在我肩上。

　　筆者：用現在的話講，您就是“軍政一把抓”了？

　　陳青山：可以這麽說。

　　筆者：恕我冒昧地問一句，您過去沒有指揮過打仗，要是萬一有戰鬥任務怎麽辦？

　　陳青山：這就用得著毛澤東主席的一句話了，即“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筆者：那您指揮的第一仗打得怎麽樣？

　　陳青山：應該還算及格吧。

　　筆者：是與頑軍交戰還是日本的軍隊？

　　陳青山：日本的部隊。

　　筆者：第一仗就與日本軍隊交戰？

　　陳青山：怎麽，你也患有“恐日症”？

　　筆者：不，不不。再說，我想患“恐日症”，也要早出生個十年二十年呀。

　　陳青山：給你開玩笑。那是打的一次伏擊戰。具體時間大概是1943年7月的一天。

　　在距我們第四支隊不遠的一條公路上，時常有日本運輸武器彈藥的軍車出沒。上級指示我們，待掌握準確情報後，打一場伏擊戰，滅一滅日本軍隊在海南的囂張氣焰，同時也為海南的抗戰軍民鼓鼓氣。

　　這天淩晨，我帶領第四支隊的一大隊和猛進大隊去執行這次伏擊任務。

　　當部隊進入伏擊地帶後，我與一大隊長潘江漢和猛進大隊長吳濟華共同勘察和選擇地形。我沒有指揮過戰鬥，也沒有打過伏擊戰，就不恥下問，多聽他們兩位大隊長的意見。兩位大隊長見我甘當小學生，他們反而很尊重我，三個人一起商量，確定最佳伏擊位置。

　　本來根據情報日本人的軍車應該是早晨七八點鍾露麵，可是都到十點來鍾了，還不見日本軍車的影子。

　　我心裏很焦急。

　　海南的7月，太陽出來後火球似的，加之沒有風，天地間立刻變得像個蒸籠，又悶又熱。戰士們從淩晨潛伏在茅草和樹叢中都四個多小時了，一定會又渴又餓。可是戰場規定，隻要戰鬥不打響，誰也不許發出任何動靜。

　　此刻，我一看身旁的一大隊長潘江漢，隻見他兩眼緊緊盯著前麵的公路，臉上沒有絲毫的急躁與鬆懈。

　　潘江漢臉上的表情，就是一部教科書，使我立刻從中學習並掌握了一個指揮員在戰場上應具備的從容、鎮定與信心。於是，我馬上鎮定下來。

　　果然，不大工夫從遠處傳來汽車的馬達聲。漸漸，馬達聲由遠而近，兩輛日軍的汽車從起伏蜿蜒的公路深處探頭探腦地開了過來。

　　當日本的軍車距離我們隻有幾百米時，我開始舉起手槍。“政委，咱讓他們離我們近一些。”一大隊長潘江漢提醒我。

　　我表示同意地把舉起的手槍放了下來。

　　就在這時，兩輛日本軍車突然停下來不走了。

　　“他們要幹什麽？”我以為日軍發現了我們。

　　潘江漢平靜地說：“這是他們疑神疑鬼，擔心這一帶有埋伏。”

　　果然，日本軍車上的士兵跳下車，對著我們埋伏的方向打了一陣子槍，見山坡上的草叢在毒日下蔫蔫地低著頭，便消除疑慮地爬上車，立刻駛進了我們的伏擊圈。

　　“政委，可以打了。”潘江漢果斷地告訴我。

　　“打！”我一揮右臂，衝著日軍的汽車打響了伏擊的第一槍。

　　刹那間，槍聲大作，吼聲如雷。早已憋足了勁的我軍戰士，個個一躍而起，如下山猛虎，似出水蛟龍，以排山倒海的氣勢向日軍撲去。雙方都知道，誰都沒有退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空氣中滾動著濃烈的硝煙，草木在燃燒，大地在顫抖。隻見日本軍車上的士兵有的像樹葉一樣從車上飄下來，有的似暴怒的獅一樣在吼叫著向我們還擊。沒過半個小時，兩輛日本軍車癱瘓在公路中央，苟延殘喘。軍車上的日軍士兵橫屍在車上和公路上，血流滿地。我們的戰士用密集而響脆的槍聲，演奏出一曲勝利的高亢戰歌。

　　這次伏擊戰，擊毀了兩輛日本軍車，擊斃日軍三十多人，繳獲機槍和步槍二十多支以及一批軍用物資。

　　這次戰鬥的勝利，大長了瓊州軍民的士氣，也成為“瓊總”光輝戰鬥史冊的一頁。對於我個人來講，既是一次戰鬥的指揮見習，又是一次血與火的戰鬥洗禮。

　　筆者：四支隊長馬白山是什麽時候傷愈歸隊的？

　　陳青山：我到任後的四五個月。

　　筆者：馬白山這個人好處麽？

　　陳青山：好處。論年齡，馬白山比我大十二歲；論黨齡，他比我多九載；論戰鬥經驗，我純屬是個小學生。所以，我把他既作為老大哥，又看作是師長，幾乎事事我都向他報告，向他請教。這樣一來，我越尊重他，他就越支持我。凡屬政治工作範疇的事情，他都叫我決定，從不幹涉我的工作。因此，我們兩個軍政主官，團結得非常和諧。

　　筆者：兩個軍政一把手搞不好團結，往往都是各自恃才傲物，自命不凡，老子天下第一。

　　陳青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麵。其實老百姓有句俗語說得特別好，叫作“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長處，每個人也有每個人的短處。至美至善至功至偉的人是不存在的。我記得弘一法師有句名言：“不見己短，愚也；見而護，愚之愚也。不見人長，惡也；見而掩，惡之惡也。”筆者：對，老百姓還有句俗語：“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古人曰：“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陳青山：其實，毛澤東主席講得最通俗易懂：“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

　　筆者：所以，您就做到了“不驕方能師人之長”。

　　陳青山：說實話，我與老隊長馬白山不是驕不驕的問題，而是怎麽樣拚命向他學習的問題。

　　我舉個小例子。

　　有一次，我們到一個新的宿營地駐紮下來。那時候正是日軍對“瓊總”占領的根據地實行“大掃蕩”和“大蠶食”階段，許多村莊被日本鬼子燒光、殺光、搶光，老百姓整日東躲西藏，餓殍遍野，生活十分艱難。而這時的部隊與群眾一樣，饑寒交迫，“野蔬充膳”，缺醫少藥，非戰鬥減員相當嚴重。不僅如此，慘無人道的日軍在喪心病狂地實施“三光政策”的同時，還滅絕人性地使用化學武裝，用飛機往地麵撒化學毒劑。這些化學毒劑沾在草葉上、樹叢裏，沾到腿上和腳上就潰爛化膿。那時候我們又沒有好的消炎藥，無論是群眾還是軍人因中毒死亡的不少。我的腳也曾因沾上毒藥而潰爛，幸虧我毅力強，叫醫生把潰爛處用手術刀刮掉，才保住了性命。

　　我們到新的宿營地之前，馬白山支隊長因吃不好又休息不好而病倒了，渾身打冷戰，還發高燒。

　　“支隊長，送你去醫院吧！”我再三勸他。

　　“不，不不！這個時候我怎麽能離開部隊。”馬白山咬牙堅持。

　　他知道，現在部隊的處境非常困難。戰士們吃不飽，日軍又企圖一舉將“瓊總”全部吃掉。作為一個部隊的軍事指揮員，應該與戰士們同生死，共患難。

　　我見馬白山執意不肯去醫院，就暗暗地給坎事班的戰士交待，無論如何也要買些牛肉回來，煮好後叫支隊長吃，補補身子，增強點抵抗力。

　　當坎事班的戰士們從附近的老鄉那裏買到幾斤牛肉回來，已是晚上七八點鍾了。

　　“趕快點火煮。”我馬上命令炊事班。

　　這時，馬白山從昏迷中清醒過來，立刻問道：“後山上設立哨位沒有？”

　　“還沒有。”我代替警衛班長回答。

　　“快，派人觀察一下後山有情況沒有？”馬白山說著要坐起來。

　　“支隊長，你不要擔心，我馬上派人去！”我強行按住馬白山叫他好好休息。

　　結果，不大工夫被派去的警衛戰士急如星火地跑回來報告，說後山發現正向我宿營地偷襲的敵軍。

　　馬白山聞聽立刻命令負責掩護的部隊投入戰鬥，其餘人員火速撤離。

　　這一次，要不是馬白山對敵人的伎倆判斷得準確，說不定會全軍覆沒。

　　通過這件事兒，就能看出我與馬白山的戰鬥經驗的巨大差距。我隻有甘當學生，誠心誠意地向馬白山同誌學習，才能不斷增加知識，適應部隊的需要。

　　筆者：我能向您提個私人生活方麵的問題嗎？

　　陳青山：我這個人沒有什麽隱私，當然可以。

　　筆者：您到四支隊擔任政治委員，都二十四五歲了吧？陳青山：差不多。

　　筆者：那個年月，二十多歲的男子早該談婚論嫁了。您的婚姻是什麽時候解決的？

　　陳青山：就是我到四支隊擔任政治委員不久。

　　筆者：能講講大體情況麽？

　　陳青山：可以。

　　我愛人叫何秀英。她是新加坡的歸僑。我們最早認識是我在“瓊總”當宣傳幹部和組織科長的時候。那時候她是“瓊總”的民運幹事，工作很活躍，人又長得漂亮，還會唱歌、跳舞和演劇，不少青年軍官都喜歡她。不過，我與她那時候隻是認識而已，沒有任何非分之想。

　　常言道：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大概婚姻是一種緣分吧。

　　我們四支隊突然接到通知，告之“瓊總”已移至距我們四支隊不遠的一個地方，命令我們肩負起保衛“瓊總”安全的任務。

　　我們領受任務後，又立刻得知，剛剛移到這個地方的“瓊總”機關的人員由於水土不服，不少人拉痢疾。

　　我馬上代表四支隊前去慰問。

　　當我走進我們支隊的護士也因拉痢疾而住的病房時，一眼看到也因患痢疾住在這個病房的何秀英。

　　你能說這不是緣分而隻是巧合麽？

　　異地重逢，兩個人自然有一種驚喜。

　　正因為過去認識，互相詢問的話題就多。

　　談多了，涉及到的內容範圍也就寬泛了。

　　從彼此的祖籍、出生地、僑居國、歸國時間，到家庭成員、年齡以及婚配與否等，都在幾次聊天似的交談中觸及到了。

　　身世的相似，年齡的相仿，向往的相近，趣味的相同，我和她彼此的愛慕已經是“此處無聲勝有聲”了。

　　在秀英病愈離開四支隊回“瓊總”機關時，我提出要送她，理由是怕她一個女孩子獨自回去不安全，她心有靈犀地臉一熱，點頭“嗯”了一聲。

　　從此，我們兩個人相愛就成了沒有公開的秘密了。

　　在以後的一段日子裏，我們兩個人雖然不在一起，見麵的機會也很少。但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1944年，我們兩個人訂了婚。

　　到了1945年夏天，我和秀英才向組織打了申請結婚的報告。

　　組織上馬上就批準了。

　　於是，我和秀英在一間茅草棚裏舉行了結婚儀式。

　　不過，我們結婚住的地方雖然簡陋了一些，但我們的結婚儀式卻是最高規格的。因為由“瓊總”改為“廣東省瓊崖遊擊隊獨立縱隊”的縱隊司令兼政治委員馮白駒同誌等縱隊首長和機關各部門的負責同誌都參加了，豈不是“空前絕後”？所以，我和秀英直到今天回憶起來，還感到很榮幸。

　　筆者：你們結婚後，組織上把你們兩個人調到了一起吧？

　　陳青山：嗯。

　　筆者：從此就再也沒分開？

　　陳青山：不。兩個月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後，蔣介石全麵發動了內戰，我被任命擔任“（瓊）東、定（安）地區臨時委員會書記兼第二支隊政治委員”，就和秀英分開了。

　　筆者：那你愛人為什麽不隨你一起去？

　　陳青山：那時，國民黨的第四十六軍以五個團的兵力，分四路大舉向東定地區進攻，我又對這個地區的情況不熟悉，怎麽能叫秀英跟著我一起去受累冒險。

　　筆者：對。

　　陳青山：不過，不叫秀英去，是組織上決定的。

　　筆者：因為組織上考慮到你去後鬥爭會很殘酷。

　　陳青山：是呀。我身兼東定地區黨政軍三項領導職務，又處於特殊時期，地方工作和軍事工作哪方麵出問題都不允許，所以真是整日沒黑夜沒白天，稍有不慎就會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失。

　　筆者：你們夫妻什麽時候又到了一起？

　　陳青山：1947年初。當然，這期間秀英也不斷到我們工作的地區來，我也斷不了到秀英工作的地方去。

　　那時，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急轉直下，國民黨部隊如秋風落葉，土崩瓦解，潰不成軍。人民解放軍似大江澎湃，摧枯拉朽。海南的形勢也發生了重要變化。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黨中央將“瓊崖特委”改為“瓊崖區黨委”，並將原來的五個“臨委”合並為四個地委。我被任命擔任西區地委的副書記，書記是楊少民。

　　此時，秀英隨同我調到西區地委工作。

　　筆者：這豈不意味著您脫掉軍裝了？

　　陳青山：不完全是。那時候軍隊與地方不像現在分得這麽清楚。我雖然專門從事地方工作，但仍覺得自己還是個軍人。

　　後來的情況也證實了我的這個結論。

　　一年後，“廣東省瓊崖遊擊隊獨立縱隊”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部隊進行了擴編。馮白駒同誌任瓊崖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馬白山任參謀長，我任政治部副主任。

　　不久，我又離開縱隊政治部，到東區任地委書記兼第三總隊政委。

　　新中國成立前夕，根據黨中央指示，瓊崖縱隊黨委由馮白駒、黃康、吳克之、馬白山、符榮鼎和我七人組成，由此我進入了瓊崖縱隊的領導核心。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我們是通過電波收聽的，海南立刻變成了沸騰的海洋，軍民歡聲雷動，載歌載舞，熱淚盈眶，從縱隊到各基層連隊，都召開有軍民共同參加的慶祝大會，其熱烈隆重程度不亞於內地。

　　筆者：當時海南還沒有解放，海南的鬥爭形勢怎麽樣？

　　陳青山：應該說比過去更嚴峻！

　　筆者：為什麽？

　　陳青山：你想呀，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三大戰役勝利後，又揮師南下，廣州隨即解放，國民黨部隊則變成喪家之犬，大部分是往台灣逃，還有一部分就逃竄到了海南。就在1949年的八九月間，海南的敵軍驟增六七萬人，使國民黨在瓊崖的陸、海、空軍達到十萬餘人。所以，瓊崖縱隊麵對數倍於我之敵，形勢怎麽能不嚴峻呢？

　　筆者：黨中央是什麽時候下決心要解放海南的？

　　陳青山：毛澤東主席1949年12月18日就給四野發出了渡過瓊州海峽解放瓊崖的戰鬥命令，並明確指出要用四十三軍和四十軍兩個軍的兵力。

　　筆者：你們當時的主要任務是什麽？

　　陳青山：我們一方麵是開展運動戰和遊擊戰，消滅瓊崖敵軍的有生力量，鞏固根據地；另一方麵就是全力以赴做好配合我野戰部隊渡海解放瓊崖的各項準備。

　　所以，有一天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馮白駒把我叫去，交給我一項新的任務，即率領瓊崖縱隊第一總隊到瓊西去，接應四十軍的渡海登陸部隊。

　　“是！”我高興地立刻回答。因為縱隊之所以派我去瓊西，是我過去在瓊西戰鬥工作過，對當地的情況熟悉。同時也證明，解放海南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筆者：當時國民黨的海軍實力怎麽樣？

　　陳青山：大概有大小艦艇五十多艘。

　　筆者：可我軍渡過瓊州海峽用的都是帆船哪！

　　陳青山：海南還有國民黨空軍一個司令部，有二十多架飛機。所以，他們可以從空中到海麵對我軍實施全方位封鎖。因此，他們囂張地吹噓瓊州海峽的防衛是“固若金湯”，共軍要想渡海是插翅難飛。

　　我率領第一縱隊到瓊西後，積極發動群眾，籌糧籌款，踴躍支前，同時布置阻擊敵援軍的戰線，以確保我軍勝利登陸。

　　工作千頭萬緒，而且時不我待，真是恨不得自己能夠會分身術，或者能夠長出三頭六臂。

　　關於我軍冒著敵人的猛烈炮火和飛機的狂轟濫炸勝利攻占海南的事跡，以及海南剿匪等情況，大量文字材料和不少書籍上都有詳細記載，還有許多圖片，我就不一一贅述了。你什麽時候需要，我可以幫助你找。

　　筆者：好。

　　陳青山：咱們今天就談到這兒吧。

　　筆者：好吧，您該休息了。

　　第三次采訪筆錄

　　筆者：最後談談您離開海南以後的事兒吧。

　　陳青山：可以。

　　筆者：您是什麽時候正式離開海南的？

　　陳青山：確切地講，是1957年9月。

　　筆者：解放後您又在海南呆了好幾年？

　　陳青山：是呀。從1950年8月瓊崖縱隊改編成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區，我就擔任政治部副主任。起初，主要是剿匪，把國民黨潛伏下來的殘餘武裝力量消滅幹淨。還有就是貫徹落實毛澤東主席“加強防衛，鞏固海南”的指示，把海南建設成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堅強堡壘。這期間，我先後陪同過朱老總、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彭德懷和葉劍英元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視察海南，這也是我一生中的榮幸。

　　1955年我到了北京，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學習了兩年。本來，我在政治學院畢業後，是可以留在北京的。但是，廣州軍區的首長還是希望我回廣州，我在海南戰鬥工作了那麽多年，對廣東感情深，所以就同意回廣東了。

　　1957年9月，我被任命擔任了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

　　筆者：怎麽，你當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已是軍級幹部，怎麽1964年才晉升少將？

　　陳青山：不談這個了，對曆史問題還是宜粗不宜細，再往細裏摳豈不叫“秋後算賬”？哈哈哈……

　　筆者：聽說您“文革”期間也受到了衝擊？

　　陳青山：豈止是衝擊喲，那簡直就是莫須有的羅織罪名，是栽贓誣陷，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迫害！

　　筆者：那是哪一年？

　　陳青山：是1968年。

　　筆者：已經是“文革”開始後的第三年了，怎麽還有這種事情？

　　陳青山：不是十年浩劫嘛，三年算什麽？

　　筆者：那倒是。

　　陳青山：可能是這一年的國慶節，我們一家人正喜氣洋洋準備歡度佳節，機關的一個副部長跑到我家通知我，說是軍區首長找我談事情，要我馬上去。

　　那時候人們都患一種“政治過敏症”，一聽說軍區首長找我，立刻就感到可能有什麽不測的事情要發生。

　　“軍區首長找我談什麽事情？”我問來人。

　　“不清楚。”那個副部長麵無表情地答。

　　當時我想，我這樣提問實在是愚蠢，別說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就是知道因為涉及到我的問題他也不敢講呀！

　　我的判斷沒有錯。我一去就被告之，馬上進“學習班”學習。

　　那時“學習班”這個詞，比“勞改”還可怕。

　　我說我都參加過好幾次“學習班”了，怎麽還要我去？那位軍區首長說，你這次去的學習班與過去的不一樣。我馬上質問：我有什麽問題，你們要叫我去學習班？

　　“有什麽問題你去了就知道了！”對方不容我再詢問，也不許我回家給妻子兒女打個招呼，甚至我提出帶些平時看的書都不允許，就強行把我押上汽車，並把我關進一間“牢房”一樣的門窗都是鐵欄杆的屋子。

　　與此同時，我愛人何秀英及孩子們也被強行搬出被軍人稱作的“將軍樓”，並責令她交待我的問題。

　　我和我愛人風雨與共，生死相依，她知道我一生的清白，隻是回答一句話：“陳青山沒有問題，我交待什麽！”

　　我知道，我所以進“班房”，是由於“文革”期間在處理幾件“大是大非”的問題沒有按當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和廣東省“軍管會”總負責人的黃永勝的指令辦。黃永勝是林彪“大艦隊”的“五虎上將”之一。這些人都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冒犯他們，還能有我的好果子吃嗎？

　　可是，我質問他們我到底有什麽罪時，辦我“學習班”的人也不敢講。於是，他們隻好給我羅織罪名，說我在馬來亞時被捕後叛黨，成了叛徒，出賣過同誌。我嚴厲痛斥他們無中生有，勒令他們拿出證據。因為原本就沒有這種事情，他們到哪裏去找證據！

　　後來，我被帶到“耒陽學習班”，等於活活被軟禁起來，一直到林彪折戟沉沙後的1972年5月，我才重見天日。“文化大革命”，真是中華民族的災難呀！人妖顛倒，是非不分，個人崇拜登峰造極，好端端的一個國家被搞得千瘡百孔，貧瘠蕭瑟，經濟到了瀕臨崩潰。

　　筆者：什麽時候給您正式平的反？

　　陳青山：應該是中共廣州軍區委員會給我正式做出《關於為陳青山同誌平反的結論》，準確時間是1978年5月8日。

　　筆者：怎麽這樣晚？1978年，距林彪反黨集團垮台是七年，距您恢複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職務是五年，距粉碎“四人幫”也已經有兩年？其中一定有什麽奧秘吧？

　　陳青山：唉，不提啦。你想想，哪一場政治運動，不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瓜瓜葛葛的，盤根錯節，按下葫蘆起來瓢呀！筆者：噢，我懂啦。

　　陳青山：一個單位，最應該珍愛的是人的享受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權利。本來，一個人的生命在曆史的長河中隻是短暫的一瞬，如白駒過隙，彈指一揮，而一個人一生中工作的時間就更短促了。如果我們一些單位的負責人對別人工作和生活的時間隨意扼殺，那他就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可恨之極，可卑之極，可惡之極！

　　筆者：您這種憤懣我完全理解，並且完全認同。哎，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您應該是1984年離休的。

　　陳青山：你那時候還沒有到中國僑聯吧？

　　筆者：沒有。我是1988年從部隊轉業到的中國僑聯。陳青山：聽說你過去是空軍部隊的專業作家？

　　筆者：時間不長，才一個“解放戰爭”的時間。

　　陳青山：才三年。那過去呢？

　　筆者：都是做機關工作。搞過幾年新聞，又負責了幾年空軍部隊的業餘文藝創作，還分管過幾年文工團的業務建設，因此，寫點文學作品都是利用業餘時間。

　　陳青山：部隊的專業作家也轉業麽？

　　筆者：有的也轉業。但我的轉業雖不像您那樣是被林彪集團陷害，但是被新上任的頭頭作為異已，也帶有羅織罪名的成分。不過，我的轉業，是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韜略。

　　陳青山：這麽說，我們還真有點同病相憐哪，哈哈哈……不過也沒什麽，隻要自己覺得活得坦蕩，活得充實，活得正直，就不枉來人世一場，就無怨無悔。

　　筆者：聽說您還沒正式離休之前，就開始“歸隊”啦？陳青山：可不。我知道你說的“歸隊”指什麽。不過，廣東省僑聯的同誌找我，希望我協助他們做些僑務工作時，我已經得知自己馬上就要結束我四十餘載的軍旅生涯了。

　　筆者：聽說您給自己離休後做僑務工作起了個名稱？陳青山：不是刻意起的，是順理成章一樣脫口說出來的，叫“解甲歸僑”。本來嘛，我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歸國華僑，以後金戈鐵馬也是緣於一個“僑”字。所以，協助廣東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做點工作，不是“歸隊”是什麽？是最名正言順不過的了。

　　當時，廣東省僑聯的同誌講，省僑聯可是個群眾團體，可不像我在部隊當將軍，有職有權。我說，本來離休，就是卸掉領導職務。過去的權力，是擔負領導職務賦予的。不擔任領導職務了，就變成群眾中的普通一員了，再爭什麽權力呀待遇呀，本身就既不合理也不合情。

　　筆者：您到了廣東省僑聯擔任什麽職務？

　　陳青山：顧問。

　　筆者：不會是有時間就“顧”，想問就“問”的那種顧問吧？陳青山：不會。我這種人幹什麽事情都認真。既然我擔任顧問，就要勤奮地“顧”認真地“問”。不然，還不如打打乒乓球、釣釣魚頤養天年呢！

　　筆者：您當顧問的“頭一腳”是怎麽踢的？

　　陳青山：頭一腳，就是發起成立鍾靈中學（廣東）校友會、海南省新馬歸僑聯誼會和廣州市新馬僑友會。因為廣東省和海南省有許多新加坡和馬來亞歸國的華僑，成立個組織，可以集中大家的力量和智慧，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這幾個僑團組織成立後，不但對引進外資等做出了一定的成績，而且也幫助不少歸僑解決了諸如多年沒有解決的在國外參加“三黨兩軍”（即馬來亞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菲律賓共產黨、菲律賓人民軍隊、馬來亞人民解放軍）的歸僑的工齡應從國外人黨和參軍算起的問題。

　　筆者：聽說，您主持編輯出版了《瓊崖縱隊史》？

　　陳青山：是。但是，我隻是編寫瓊崖武裝鬥爭史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況且，大量編寫工作是編寫小組的成員們完成的。筆者：編寫《瓊崖縱隊史》當初的出發點是什麽？

　　陳青山：概括地說，就是總結過去，昭示未來。具體地講，我曾在《海南日報》發表過一篇名為《壯麗的畫卷·光輝的詩篇》的文章，主要講述了長期以來，海南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建了自己的革命武裝——瓊崖縱隊，並且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在孤島上堅持到革命的勝利，湧現出許多英雄模範人物，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業績。周恩來總理曾說過，海南堅持二十三年紅旗不倒，是個奇跡。所以，總結瓊崖縱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勝利走向勝利，可以有力地讚頌黨的英明領導，謳歌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給我們黨以及後人留下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筆者：這編輯起來不會太難吧？

　　陳青山：不。恰恰是很不容易。

　　筆者：為什麽？

　　陳青山：關鍵問題是涉及到對瓊崖縱隊主要領導同誌在曆次鬥爭中的功過問題。

　　筆者：您不是說過，對曆史問題，宜粗不宜細麽？

　　陳青山：那是小平同誌講的。我也是這麽認為的。對一個人，對一件事，主要看大的方麵，看主流，不能吹毛求疵，求全責備。

　　筆者：那後來呢？

　　陳青山：後來還是編定出版了。不過，從著手搜集材料，到出版發行，整整花了三年時間。

　　筆者：聽說您不久前又搞了個振興海南聯誼會，並且還當了這個聯誼會的會長？

　　陳青山：對。

　　筆者：搞這個聯誼會又是怎麽考慮的？

　　陳青山：那是1988年七屆全國人大會議批準海南建省並建立海南經濟特區。我想，是海南騰飛的時刻了。我們這些“老海南”，也應該與時代的步伐同步，盡其所能地為海南的經濟文化建設助一臂之力。

　　筆者：有什麽具體行動沒有？

　　陳青山：有呀。先說文化方麵的。在海南的一次黨史會議上，我提議為馮白駒同誌塑個銅像。待海南領導同誌批準後，我請廣東雕塑家潘鶴先生給設計。這個雕像屹立在五指山巔，儼然如南天一柱，巍然壯觀，這樣就充分張顯了馮白駒對海南不朽的豐功偉績。雕像完成後，我們又想盡一切辦法，正式請鄧小平同誌題字。小平同誌揮筆書寫了“馮白駒將軍”五個瀟灑遒勁的大字。這尊雕像，成為海南人民學習敬仰革命先輩的楷模。

　　接著，我們又組織廣州軍區的專業作家撰寫了反映馮白駒同誌英雄業績的18集電視劇。經過四年的努力，終於在1993年完成並在電視台播出。

　　我們還在海口市的烈士陵園，搞了一個雕像群，把在海南長期革命鬥爭中所湧現出來的具有非凡業績的英雄人物作為“革命曆史痕跡”保存下來，以供後人瞻仰，讓曆史告訴人們，要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麵，繼往開來，沿著英雄們的足跡，把海南的明天建設得更加美好。

　　海南的文昌縣南陽鄉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湧現出許多烈士，被譽為“革命模範鄉”。我們和當地政府一起努力，並且發動海南在國外的僑胞捐款，建立了一座南陽人民英雄紀念碑。

　　在經濟方麵，我們主要利用參加世界海南鄉團聯誼會等各種機會，向海外鄉親介紹海南得天獨厚的投資環境，讓他們富了不忘造福桑梓，把“根”留在故園，為家鄉建設增磚添瓦。

　　好了，我就談這些吧。再談，也離不開這個範圍。所以，就不列豆腐賬了。

　　筆者：好。一連談了三次，您也夠累的了。

　　陳青山：累倒不累。都是自己的親身經曆，一幕幕，恍如昨日，記憶猶新，隻是講得可能如同雞肋，沒多大嚼頭。

　　筆者：不，不不。講得很生動。隻是時間關係，不可能把細節都說得那麽具體。

　　陳青山：沒關係。你們中國僑聯每年都開全委會，沒有特殊情況我都參加。我到了北京，幹擾就少多了，有的是時間細談。

　　筆者：那咱們就一言為定。明年在北京，我恭候您。陳青山：好，那咱們就明年見。

　　筆者：告辭了，再見！

　　（寫於2002年12月22日，並被輯入中國言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華人世界英才傳略大係》第一輯和人民日報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世界華人英才傳略大係》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