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自己

第十二章 我所認識的權延赤

　　編輯部的同仁考慮到自本期刊物起將轉載權延赤的一篇反映1959年“廬山事件”的重頭文章，知我過去曾與其同在“一個戰壕”，都是空軍的專業作家，他在北京軍區空軍創作組，我在軍委空軍創作室，而且私交很好，過從甚密，故執意要我寫篇對權延赤的印象。

　　我一聽兀自犯難。因為越是朋友，越是交往頻繁的朋友，越容易對彼此的言行舉止“熟視無睹”，這就是往往出現的“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現象。還有，既然是老朋友，那麽所披露的內容應該是鮮為人知的，對對方“質”的認識應該更冷僻，更獨到，更深刻。不然，隻擇些許皮毛瑣事，定會有辱“老友”稱謂之崇高。

　　但是，為了刊物的“大局”需要，也就顧不得這許多了。於是，身為刊物主編的我便來個“恭敬不如從命”。

　　一

　　說權延赤是條硬漢子，倒不是指他身高一米八十開外的高大身軀和富有血性的殷紅臉膛，也不是形容他那兩道濃眉和聲如獅吼的宏亮嗓音，而是說在長年的接觸中，他首先給我“硬”的感覺，是他作為一名空軍專業作家敢“硬”碰“硬”的創作。

　　“部隊的作家寫部隊”，“空軍的作家寫空軍”。這是部隊主管文化藝術的部門幾乎每年都要重申的口號。這個口號既是對部隊專業作家的要求，又是檢驗作為一個部隊專業作家的“硬性”尺度。雖然這個口號絕對沒錯，否則，“要是部隊這麽多作家都不寫部隊，那部隊養這麽多作家幹什麽”？誰又能說這句既是提問又是答案的話在邏輯上有什麽謬誤呢？既然作家是靠“養”，不報“養育”之恩豈不大逆不道？但是具體到創作上，幾乎大多數作家都感到這個口號有點像孫猴子頭上的“緊箍咒”，提起寫部隊題材就覺得頭痛。因為對戰爭年代金戈鐵馬的生活該寫的幾乎都寫過了，再寫也難以寫出新意，那麽就隻有在當代部隊生活的田野裏筆耕了。文藝的功能是“寓教於樂”。樂者，喜也，悅也，即興致盎然之意。於文學作品，就是要設法讓讀者想看，愛看，以至達到“手不釋卷”的程度，方為佳作。可是，和平建設期的部隊生活，一沒有刀光劍影，殊死搏殺，橫掃千軍；二沒有運籌帷幄，指點江山，決勝千裏；第三，反映部隊生活題材的作品又要力避花前月下，纏纏綿綿，卿卿我我；特別是空軍應該主要表現被譽為“天之驕子”的飛行員生活，可飛行員的真正舞台是駕駛殲擊機在萬米高空風馳電掣，作家本身一個個都是“旱鴨子”，怎麽能對飛行員在空中的生活有切身的感受呢？沒有感受到的東西卻洋洋灑灑寫成作品讓讀者去感受，不是地道的“掛羊頭賣狗肉”麽？還有一個極難言喻的原因，即部隊是“柱石”，“柱石”是不能披露“斜度”和“陰影”的。所以，“要寫又不好寫”，“不寫又不行”，因此大多數“聰明”的作家在兩難之中有的搞“迂回戰術”，有的巧用“嫁接技術”，有的索性來個“點綴法”，隻要對付過去就行了。

　　然而，權延赤卻不然。他從基層部隊調到機關當專業作家，先是沉默了幾年。據說是一連幾個“猛子”紮到航空兵部隊，待“厚積而薄發”。果然，權延赤不久便在部隊“大哥大”刊物《解放軍文藝》上發表出以“開天人”為係列的反映航空兵部隊生活的中短篇小說，如春雷乍響，在沉寂的部隊文壇激起巨大的波瀾。接著，他又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繼出版了反映空軍生活的長篇小說《蔚藍色的腳印》和《多欲之年》，可謂碩果累累。他那“硬”碰“硬”的“硬”勁兒，委實令“同好”還是原本就“不怎麽好”的“筆杆子”們刮目相看了。當然，“同好”者多是欽佩與祝賀，“不怎麽好”者則多是嫉妒與不屑了。

　　權延赤在創作生活中再一個敢於碰“硬”，則是有目共睹，抑或有口皆碑了。大凡誠實的人而不是文過飾非之輩都不會否認，權延赤在揮筆撰寫《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這部具有時代價值的紀實文學作品時，毛澤東的名字被當成咒罵和嘲弄的字眼兒為一些道貌岸然者和一些所謂屢經“浩劫”者所唾棄，那時的景況似乎誰詛咒毛澤東越聳人聽聞越刻骨銘心誰就越偉大，越正確，越光彩。那時，我剛“解甲歸田”轉業到中國華僑出版公司不久，到權延赤家去約稿，得知他正奮筆疾書創作反映毛澤東生活的紀實性作品。當言及他的創作動機時，小子“二杆子”勁頭上來了，兩個眼珠子瞪得溜圓，磐石般的額頭前傾，上下嘴巴黑森森的胡茬子冒著鋼錠樣的青光，厚厚的嘴唇顯得性烈如火，那神態活活像一頭要頂架的犍子牛，話出口竟“冒天下之大不韙”：毛澤東的名字和毛澤東思想一樣，已不再是毛澤東軀體的符號，而是中國革命和在長期中國革命實踐鬥爭經驗的結晶。現在對毛澤東思想的說法，是講毛澤東思想不能記在毛澤東個人的賬上，而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集體智慧之集大成。這是對的，而且是絕對正確。可是，現在一提毛澤東的錯誤，就不講“集體主義”了，似乎都變成了“受害者”，千錯萬錯都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錯，這符合實際麽？遠的不說，就拿“文革”講，毛澤東是應該負主要責任，可是有主要不是還有個次要麽？那麽，那些個應該是次要角色的人士哪裏去了？“四人幫”固然跑不了，可是除此還有沒有呢？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確不再代表他本人，而是代表了一代甚至幾代人。這樣，要是徹底否定毛澤東，不就是要徹底否定一代甚至幾代人麽？這也不符合中央精神。現在社會上那些要操毛澤東娘的家夥本身自己的娘就被操了！因為他過去要末就標榜是毛澤東的忠誠擁護者，要末就宣稱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徒。我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徒，而且比基督徒信奉耶穌還虔誠。不然，我拚命往共產黨裏擠幹什麽？還不是覺得毛澤東偉大，對毛澤東思想崇拜？！

　　不久，呈“洛陽紙貴”現象的在全國大小書店和書攤上鋪天蓋地擺放著《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一書，並赫然印著“權延赤著”幾個頗有些“好漢做事好漢當”氣勢的黑體字。當然，我也幾乎在同時以責任編輯的名義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著作《掌上千秋——陝北時期的毛澤東和江青》，征訂數也十分可觀。一時間，全國形成上下爭相說“神壇”。

　　“神壇”一書的問世，就像書名一樣，毛澤東從“神”變成了人，變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變成了一個既有領袖風範和經天緯地的雄才大略的偉人，又是一個有七情六欲和兒女情長的人，給人以“平地起高峰，高峰依平地”之感受。權延赤在“神壇”裏既沒有粉飾毛澤東，也沒有醜化毛澤東，表現了一個作家的誠實和責任。當然，權延赤這種“頂風上”的結果，無疑會招致不少麻煩。那種壓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如果不是小子骨頭硬，非“趴架”不可。可是權延赤卻至今硬是站立著，並且站立得愈發從容，愈發瀟灑。

　　如今，權延赤已經像我一樣“解甲歸田”，並且比我“歸田”得還徹底。他不是轉業是複員，由一名師級幹部變成一個地道的“小小老百姓”。不過，他活得並不卑賤，並不低下，反而較之一些“扛牌牌”的還富有，還充實，還硬氣。權延赤的複員，熔鑄著一種硬漢的不畏“權”，不懼“勢”，不怕“窮”的氣質和傲骨。

　　權延赤硬漢的氣派，平時表現最鋒芒畢露的是在喝酒上。他雖非嗜酒如命的酒徒，但他因鬥勇貪杯卻是實際。他喝酒從不服輸，無論是年輕力壯、時還是如今已逾知天命之年，隻要有人提出與他幹杯，他就是明知道將酩酊大醉也從不裝熊服輸，而是搶先端起酒杯一揚脖子來個杯底朝天，並還將酒杯亮給對方加以證實。所以，經常有他喝醉後在樓道裏睡到天亮的傳聞，也有他喝醉後在女同胞麵前“失態”的“花邊”新聞，也有他一連四十天常醉常喝的輝煌。就在前不久，他因冠心病住院，醫生嚴肅告訴他已經是酒精中毒如果再貪杯非出危險不可。可是，當有個朋友請他吃飯，兩個人酒過三巡又對酒幹杯，一共喝了五瓶“幹白”外加兩瓶半斤裝的二鍋頭。事後他說，隻要拿起酒杯時，就覺得我的酒量是“老子天下第一”，再加上誰要說我是怕死不敢喝，我聽了覺得比罵我是“狗娘養的”還難受！當然，這種在酒杯上的“硬”，既損身，又誤事，而且還有損“形象”，不是作為褒獎加以渲染，但為了寫一個真實的權延赤是不得不據實道來的。

　　二

　　寫下《硬漢權延赤》，一些讀者來信來電希望我換一個角度談談權延赤。明明知道權延赤不好談，恰恰反映權延赤氣質的事情又不便談，也隻得應下。既然前一篇是從“硬件”上說的，那麽本文就說點“軟性”的吧。

　　講權延赤是“多情漢子”，是說他喜歡交朋友。無論是文壇上的朋友還是軍界、政界、商界的朋友以及“三教九流”的朋友乃至“酒肉朋友”他都交，並且交起來山呼海嘯，有聲有色，有滋有味。當然這些朋友中又分男女，可他從不“偏食”，一視同仁，以誠相待，“投之以桃，報之以李”。

　　權延赤的朋友，一部分屬於職業圈內的範圍。諸如報社、雜誌社、出版社的朋友，大多是因作品交往而結交。還有，搞創作，斷不了深入生活或寫點報告文學之類的作品，那就需采訪被寫作的對象和知情者，談兩次熟悉了自然也就成為朋友了。可是，在權延赤的朋友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飯桌上先認識的。權延赤端起酒杯那副轟轟烈烈不喝個海枯池幹不服輸的樣子，那話出口越是“隱私”越敢往外端的坦誠，那天王老子也敢評頭論足的無畏，一頓飯下來，原來拘謹的陌生麵孔便變成稱兄道弟的“哥兒們”了。

　　“為朋友兩肋插刀”，在權延赤身上就不是一句套話，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他掏腰包資助過多少朋友，當朋友“遇事”他跑過多少趟公安局或者“走過”多少關係，暫且不提，單講他為朋友的“需要”代筆發表的作品，少說也有幾十萬字，足可以“造就”出幾個小有名氣的作家。搞文學創作的大多是惜墨如金，把發表作品看得跟兒子一樣金貴。有的作家把名利看得高於一切，兩人合作因誰的名字該署在前誰的名字該署在後而吵得天翻地覆，唾沫星子水龍頭似的往對方臉上飛，王八蛋驢日的罵得狗血淋頭。甚至有的還對簿公堂，一方恨不得叫另一方蹲幾年大牢。我原來所在的創作單位，就有這類貨色。可是權延赤為朋友，一篇一篇的作品拱手相送，一不要名，二不要利，活脫脫一個“義務勞動者”。

　　“要交朋友，就要講情義，不然不成畜牲了！”這就是權延赤對交朋友的“座右銘”。

　　當然，在權延赤交的朋友中也出了一些“猶大”，可他認為這不奇怪；朋友多了會什麽人都有，都變成“鐵哥兒們”，反而倒是奇怪了。隻要自己不坑朋友，就不會失眠，酒喝起來就照樣是翻江倒海，山呼海嘯。

　　講權廷赤是“多情漢子”，是他的確有容易“動情”的一麵。

　　權延赤在寫作《紅牆內外》時，采訪毛澤東當年的衛士尹荊山。尹荊山言及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的小女兒李訥上大學，學校在北京郊區，距中南海很遠，當時的交通又不方便。李訥隻有星期天才回家。那年月，全國都餓，毛澤東給衛士們規定：第一，李訥從學校回中南海不許用汽車接；第二，叫李訥在學校食堂吃飯，不許去學校給她送餅幹什麽的。

　　那天，李訥從學校回到中南海，臉色蠟黃蠟黃的，一副有氣無力的樣子。衛士問她是不是病了，她說太餓了。衛士看著李訥說話時充滿饑餓的目光，知道她一定餓得實在難熬了，就鬥膽偷偷到毛澤東的小灶拿了幾個玉米麵與小麥麵摻合在一起做成的金銀卷。李訥接過來狼吞虎咽地吃下肚，還說餓。衛士見李訥餓成這個樣子，眼圈紅了。他們知道，站在麵前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金枝玉葉般的“公主”呀！她明明在學校吃不飽，又正值發育年齡，去學校給她送點餅幹或者每天叫她回來跟主席一起吃頓飯又有什麽過份呢？雖然主席每天也是粗茶淡飯，但總是可以吃飽呀。可是主席就是不許可。誰都知道毛澤東對他這個小女兒最疼愛，可是誰都又知道毛澤東對子女的管教也最嚴厲。衛士們常常記憶猶新的是毛澤東對其愛子毛岸英的嚴格要求。毛岸英剛從蘇聯回國，毛澤東就叫他到農村參加勞動；土改運動剛開始，毛澤東叫毛岸英到農村訪貧問苦；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毛澤東又叫毛岸英到硝煙滾滾的戰場，最後獻出了他年輕的生命！主席為革命死了多少親人啊！衛士不忍心李訥再忍受饑餓的折磨，又跑到主席“小灶”拿了幾塊餅幹叫李訥吃。結果被毛澤東看到了。他把衛士叫進屋，一拍桌子，大發雷霆，聲色俱厲地質問：“三令五申，為什麽還要搞特殊化？”衛士辯解：“李訥太餓了。再說，別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吃的呀。”毛澤東聽罷反而火氣更大了：“別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這時李訥跑進來，抱著氣得微微顫抖的毛澤東，給衛士求情地說：

　　“爸爸，是我喊餓，不怪叔叔們，是我太餓了呀！”毛澤東見到心愛的女兒，急忙俯下身去，一麵撫摸著李訥的頭，一麵話音有些喑啞地安慰她說：“娃娃，我的好娃娃，乖娃娃，爸爸知道你餓，可是全國人民都在受餓呀！等全國人民都能吃飽了，爸爸再也不會叫你餓了。”當時在場的江青聽到這裏，作為李訥的母親，不知是對毛澤東的“無情”表示不滿，還是忍受不了這種場麵的刺激，一揚下頦兒，急忙回房間去了。此刻的毛澤東，也抑製不住感情地衝出幾步走到院子裏。

　　衛士見狀，馬上跟出去，禁不住繼續向毛澤東說：“主席，李訥正在長身體，是不是每天晚飯叫她回來吃，就一頓。”誰知毛澤東聽罷，仰望長空，話出口如大江東去，一瀉千裏：“還是不行喲，誰叫她是我毛澤東的女兒哩！”……

　　尹荊山講述到這裏，突然覺得很靜。驚訝地一看，訪問他的權延赤用手死死捂著嘴巴，眼淚決堤似地洶湧。也已經動情的尹荊山問他怎麽了，這時的權延赤再也控製不住了，接著發出了一個壯漢的嚎啕雷鳴。那大哭是對領袖風範“高山仰止”的讚頌，也是他充沛感情的酣暢宣泄。

　　“情”字，如果從字麵上詮釋，還有男女相愛之意。稱得上一條烈性漢子的權延赤，體內也有二十二對染色體，荷爾蒙比一般人還發達。毋庸諱言，他無疑也會有七情六欲。但是，足以令權延赤自豪的是他有一個牢不可破的家庭，在這個牢不可破的家庭中，有他的愛人和他的愛女。筆者常聽他愛人親昵地使用“我們延赤……”那滴著甜蜜的字眼兒，這大概應該能說明不容易說清楚的“問題”的吧。

　　“多情漢子”權延赤，將會有更多的“未了情”。

　　三

　　最近因筆者寫下《硬漢權延赤》和《多情漢子權延赤》兩篇文章，接連收到不少讀者來函，有的懇切要餘轉告權延赤少貪杯為宜，免得身心受損；有的言之鑿鑿要餘牽線搭橋，與權延赤交個朋友；但更多的是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既然權延赤那麽熱衷於交朋友，又時常喝得酩酊大醉，還有不少豔事緋聞，據了解他是個高產作家，如今他已“下海”，他哪還有工夫寫那些大部頭的著作？然而，無獨有偶，與此仿佛殊途同歸的是，傳聞，卸下戎裝後的權延赤時常去南方幫助朋友做點事兒，幾乎整日價泡在酒缸裏，為了償還文債，特地聘了個“小秘”，待酒醒，他口述，“小秘”記錄，稿成後，他粗粗修飾一番，便大功告成。還有的說得更邪乎，當權延赤文興大發時，對著錄音機神侃一通，然後高價請個“筆杆子”為他整理，最後他稍加潤色，署上自己的大名，一部著作就這樣拋出了籠。這些“嚼老婆舌頭”的飛短流長說得有鼻子有眼兒，令人難置可否。

　　這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答案是什麽呢？

　　先說前者。權延赤的確交友甚廣，無須贅述。但這對於他來講算作“平時”，即在他不想寫作或者尚未進入寫作狀態時。不想寫或寫作的前期準備沒有做充分而硬寫，隻能是擠牙膏，既慢又沒有激情，也寫不出好作品。作家的激情燃燒不起來寫出來的東西能叫讀者燃燒激情麽？所以還不如幹脆來個不寫。既然不寫東西總不能成天紮在書堆裏，因此天性好交友的權延赤便與朋友來往頻頻，把盞杯杯，海闊天空，雅的俗的，葷的素的，胡侃一通。他認為，在與朋友的聊天中，時常有“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並且好多作品的素材就是在聊天中得到的。因而，他覺得與朋友交往也不失為一種深入生活的形式。可是，一俟他寫作激情難耐了，不動筆手都癢癢了，便找個偏僻地方“貓”起來，開始“奮筆疾書”。這時，他對自己采取的幾乎是“全封閉”狀態。他戲謔地稱自己這個時期像做“白區”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告老婆孩子。有幾次筆者有急事找他，他愛人告訴我“貓兒”到外邊寫東西去了。我問他躲到什麽地方去了，他愛人說不知道。我和他愛人應該說比較熟，用權延赤的話說，她愛人對我的“感覺”還可以，所以就當麵講出我急於要找到他的因由，誰知他愛人聽罷為難地說：“老權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我隻知道他在什麽方位，但不知道他具體在什麽地點。”我進而逼問：“那萬一家中有急事要找他呢？”他愛人答：“他時常給家裏來電話，他從來不告訴他的電話號碼。再說，就是我知道，我也不敢透露出去，不然，他回來保準得衝著我吼一頓。”事已如此，還怎麽再難為他愛人呢？可見，權延赤寫作時用軍人式的手段強行排除一切幹擾，切斷與外界一切聯係，全身心地投入到寫作之中。用這種狀態寫作，能不高產麽？權延赤告訴筆者，他運用這種“貓兒術”，采取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開始離北京越遠越好，慢慢朝北京遊弋，最後就是“貓”在北京，也無妨了。

　　再說後者。對於他請“小秘”代勞的傳聞是否屬實？身在京都的餘本無發言權。但湊巧的是，不久前為找權延赤索稿得以到南方“飛”了一趟。交談時，我鄭重地給他提起這個問題，問傳聞到底是真是假。他聽了兩條濃眉鞭梢般飛起，眼瞪似豹，衝口滾出一聲雷：“胡扯！”接著告訴我，他在南方與朋友交往屬交往，但隻要進入寫作階段，便閉門謝客，要是有朋友到賓館找他，樓下大廳的值班經理先給他擋駕，要是實在擋不住駕，也要先用電話給他聯係，待他同意後才允許客人到他居住的房間。他說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帶你下樓你裝扮一個找我的客人親身體驗一下。可見權延赤即使在南方要寫東西還是能靜下心來，“貓兒術”法力不減。

　　我聽罷立刻作答：我馬上說你講的千真萬確，你不覺得廉價麽？我要是說你一派胡謅八咧，你小子眼珠子肯定瞪得牛卵子般大！我說信或者不信都無關緊要，你不曆來都是“天馬行空”麽？

　　權延赤聽完急忙大手巴掌一擺：“不，不不，對朋友的話我曆來還是看重的。”

　　我噗哧一笑：“還叫我說什麽呢，你交給我的這部洋洋20多萬字的出自你手跡的大作，不就是最好的說明麽？”

　　四

　　前幾日與權延赤小聚，當他喝得“一塌糊塗”時，便“酒後吐真言”，滔滔話語澎湃洶湧。我掛一漏萬地擇其兩件小事兒，品味再三，敷衍成文。

　　一次，權延赤的一位在京都也算個有頭有臉兒的人物盛邀其捧場。可是不說“捧場”說“幫忙”。“幫什麽忙？”權延赤逢事好問個究竟。“你老兄海量，打遍天下無敵手，當然是來個一醉方休了。”對方開口相告，但話語裏卻暗藏機關。權延赤明白，時下正如人說：“黨政軍民都經商，齊抓共管奔小康。”此話雖然有失偏頗，但在某種程度上又絕非無稽之談。買賣人的謀略和手段在酒杯裏，這話卻不假。權延赤這次“幫忙”，可以說是喝了個天昏地暗，數數酒瓶子就有幾十個。常言說沒有不散的筵席，最後那個有頭有臉兒的人物紳士派頭地向服務小姐一打手勢：“買單！”待服務員小姐款款地拿著菜單說出的錢數在他聽來是個“天文”數字時，一時驚了個嘴大眼小，舌頭像凍住似地打不過彎來。不知是他在這種場合自己從來沒掏過腰包還是他的確囊中羞澀，要過菜單從頭讀到尾又從尾讀到頭。“小姐，你把菜單放錯了地方，應該由我買單，給！”權延赤說著把一個可以付款的信用卡塞到服務員小姐手裏。

　　這件事述說到這裏無須再交待下文了，權延赤的大方可見一斑。當然，在權延赤與朋友的交往中像這樣的例子可為鮮見，但他在與朋友交往中不惜慷慨解囊的事例委實是一抓一把。

　　權延赤坦言告之：“我喝醉了的時候是最大方，可是，我不醉的時候也很小氣。”接著，便來個擇實為據。

　　權延赤住在位於北京崇文區龍潭湖畔一個被稱為“紅樓”的部隊住宅區，院落不大，樓房也已經破舊。在院門口兩廂，時常有賣蔬菜的小攤小販出沒。這天，權延赤下樓買菜，見一個菜攤上菠菜很新鮮，問明價格後說：“買一斤。”當小販給他秤好分量後，他以犀利的目光盯著小販，問一句：“你給的分量夠不夠？”小販聞聽一梗脖子：“瞧你這人說的，我們做買賣的是賣不起不賣，絕不能缺斤少兩。你要不信，去找個公平秤秤一秤，缺一補十，我說話算數。”“好，你既然這麽說，那我們就討個明白。”已經發覺這個小販在分量上做了手腳的權延赤到附近的公平秤一稱，一斤菠菜缺了一兩。權延赤臉一鎮，兩條濃眉似利劍出鞘，話出口如滾過一聲悶雷：“你說的，缺一補十，這斤菠菜我就白吃了，再見！”說完拔腿就走。

　　小販一見急了，緊攆幾步，一把抓住他的袖子：“想白吃我的菜，沒那麽容易！”權延赤返身駐足，厲聲質問：“你不是說缺一補十嗎？”小販狡黠地一眨眼：“對，是我說過缺一補十，可是剛才我的眼睛一走神，看錯了秤，我沒說過敢保不看錯秤呀？”血性漢子權延赤聽完小販的抵賴，好像人格受到莫大的汙辱，臉漲得通紅，一聲怒吼似雄獅咆哮：“一些中國人所以卑賤猥瑣，永遠難成氣候，就是你們這些小農經濟者的產物！我沒想過白吃這斤菠菜，可是看到你這副無賴似的嘴臉，這斤菠菜我是白吃定了。你放開手！”小販受到權延赤的訓斥，還要搭上一斤菠菜，氣急敗壞地跑到附近賣肉的攤位上抄起一把鋒利的尖刀，滿嘴噴著唾沫星子：“今天你不把菠菜給我放下，我就他媽地捅了你！”一時間，殺機驟起，空氣立刻變得令人不寒而栗。可是，權延赤對小販的持刀威嚇非但沒有畏懼，反而淡淡一笑：“來吧，你要是不怕蹲大獄，你就照著這兒捅！”他說罷放下菠菜，一挺胸脯，擺出一副視死如歸的大丈夫氣概。小販本想嚇唬權延赤一下，沒想到居然遇上了這麽一個威武不屈的漢子，立刻膽怯地一麵往後退一麵討饒地說：“好好，今天算我倒黴，菠菜錢我不要了，你拿去白吃還不行嘛！”

　　“為一斤菠菜，值不了個塊兒八角的，差點鬧出一件人命案，你說我小氣不小氣？”權延赤講完似問似答的說了一句，然後“嘿嘿”一笑，那笑容顯得很天真，又很實在。

　　我說：“這怎麽能算小氣呢，說明你把‘人’字沒有寫歪，人的尊嚴沒有趴下。你要是叫‘人’字再一抬胳臂，又慷慨一番，不就又成‘大’字了嘛。”

　　權延赤聽了“嘿嘿”一樂，不知是讚賞我心有靈犀，還是笑我“夠哥們兒”，屬“愛烏及屋”。

　　寫於1996年秋冬時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