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追蹤

第二十一章 三會上訪者

　　由於台灣商界重要人物杜德川到大陸探親蒞臨濱海市，袁文錫又搬回小天鵝賓館二樓貴賓居住的房間。

　　可是，自那日袁文錫在省府宴會廳參加為歡迎社德川而舉行的隆重的宴會後，本來副市長鄧恒壽安排他陪同杜德川參觀訪問，好好風光一下子，可他斷然拒絕了，大白天地插上門睡開了悶覺。有時服務員叫門打掃衛生他都不開，還動不動吹胡子瞪眼。這個倔巴老頭子，好象在跟誰賭氣似的。

　　“袁大伯，開門呀！”康蒂先親昵地喊了一聲，然後轉動了一下屋門上的旋柄。

　　但就，屋裏卻沒人吱聲。

　　康蒂扭頭看一眼站在身後的薑博襄，象是在說：“瞧，他不理睬。怎麽辦？”

　　薑博襄一挑下頦兒，示意地：“再喊。”

　　康蒂遵從地：“袁大伯，我是康蒂，開門呀！”

　　“我累了，要睡覺，有事兒午飯時再說！”袁文錫聽說敲門如是康蒂，總算開了腔兒，但是門依然未開。

　　薑博襄見狀，沉吟片刻，悄聲地對康蒂說：“我來試試。”

　　康蒂雖然擔心薑博襄自己叫門情況將會更糟，但她還是閃身讓開了。

　　“老袁頭兒，開門，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薑博襄開口就是一頓吼叫，打雷似的，把康蒂委實嚇了一哆嗦，心裏怦怦直跳，生怕兩個人會大吵起來。

　　誰知，屋裏的袁文錫聽到訓斥般的吼聲非但沒有惱怒，反而平靜地問一聲：“你是誰？”

　　“薑博襄！”

　　“誰？”

　　“你不要踉我裝聾作啞，我是薑博襄！”他的嗓門一聲比一聲高，好象他不是來拜訪袁文錫而是來訓教他似的。

　　真是怪事，平時對別人凶得象隻老狼的袁文錫聽了婪博襄的喝斥順從地將門打開了。但是隻打開一條縫，恰好能伸出他的腦袋。

　　“你又來找我幹啥？”

　　“給你看病。”

　　“我有啥病？”

　　“紅眼兒病。”

　　“你胡說！”

　　“你沒得紅眼病為什麽老是悶在屋子裏？還不是怕打開門見陽光。”

　　袁文錫聽罷“光”地一聲把門推開了，悻悻地踅回房間，甩掉涼鞋，又蹲在沙發上，取出煙袋鍋兒，從煙荷包裏裝滿一袋煙，點著一連“巴嗒”了幾口，怒衝衝地對薑博襄喊道：“我得紅眼兒病？驢日的，我才不羨慕他哩！我雖然是個窮光蛋，可窮得有骨氣，活得自在著哩！”

　　薑博襄心裏明白，袁文錫所以這麽大火氣，究其緣由是始於那次以省政府的名義為歡迎杜德川而舉行的盛大宴會。

　　那次宴會薑博襄也參加了。他是以普通人員的身分參加的。

　　宴會的規格是相當高的。參加人員除了省政府的首腦，還有省統戰係統的要員，還有省以及濱海市工商界和名目繁多的各種公司的頭麵人物，可謂群英薈萃，濟濟一堂。當然，餐桌的美味兒佳肴不但相當豐盛，質量也是堪稱一流的。

　　歡迎宴會由副市長鄧恒壽主持。他既是官方代表，又是杜德川的故知，所以顯得異常活躍。他首先將西服革履的杜德川與省政府的首腦作了引見，雙方又是握手又最擁抱，還擺出一母同胞般親切無比的樣子供記者拍照，一時間，鎂光燈頻頻閃爍，銀蝶般飛舞，熠熠灼目。接著，鄧恒壽又向雙方介紹今天參加歡迎宴會的一些代表人物。當介紹到雖然經過武裝仍顯得象個莊稼漢似的袁文錫時，省政府的首腦不禁目露驚詫，神色冷漠，那似握非握的手仿佛怕沾染上大腸肝菌似的慌忙離開了。盡管杜德川一見袁文錫立刻緊緊擁抱住他，並且失聲慟哭，但是當袁錫回到座位上時，立刻變得象個瘟雞，腦袋也耷拉了，臉也黃了，渾身還微微顫鬥，整個宴會，除了杜德川走過來給他敬過兩次酒他不得不端起酒杯外，其餘時間隻是獨自一口接一口地抽煙，好象是被人不經意扔在角落裏而又被遺一隻破手套。

　　薑博襄看一眼因在歡迎宴會上遭冷落而至今還憤憤不平地蹲在沙發上抽悶煙的袁文錫，開導地說：“這叫此一時彼一時嘛。30年前，你們都是杜大槍的。今天呢，人家卻成了腰纏萬貫的富翁，而且他又是到大陸探親，並且聲稱還要在濱海市投資開辦企業，無論是身分還是身價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了。政府部門所以熱情接待他，既有利於做爭取台灣同胞的工作，又是鼓勵台灣人士到大陸來投資，這將有助於促進祖國的四化建設。事關大局，不要計較個人的得失嘛！”

　　“這我懂！”袁文錫聽完不悅地橫了薑博襄一眼，並且轉身給了他個後脊梁。

　　“你懂你還耍小孩子脾氣！”薑博襄的嗓門兒比袁文錫提得還高。

　　“我咋兒啦？”袁文錫又猛地轉過身來，腦門往前探著，兩眼直直地瞪著薑博襄，那神態活象個鬥架的公雞。

　　“你不咋兒啦怎麽兩隻眼變成個烏眼雞？”薑博襄也往前一探身子。眼看一場惡戰一觸即發。

　　康蒂嚇得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不知勸說那個為好。對峙。異常尖銳地對峙。

　　對峙狀態下的空氣是寒冷的。康蒂覺得渾身的皮膚一陣陣發緊。

　　良久，袁文錫猛地從嘴裏撥出煙袋：“那你說我該咋兒辦？”

　　薑博襄取出一支煙，銜在嘴上，點著，深深吸了一口：“我說，你先給我接著聊聊當年在朝鮮戰場上的情況。”，袁文鎮“撲哧”一聲樂了：“你們這呰當官兒的，腦袋裏的轉軸到底比我們多。”

　　於是，他又述說起那鮮為人知的一幕。

　　自從班長史金娃發出衝鋒的吼聲不到半分鍾，我們覺得滿天的火光，滿天的爆炸聲，好象一世界都在燃燒，一世界都在炸裂。

　　然而，當爆炸停止了，燃燒熄滅了，我們也察覺到已經變成了戰俘，被桎梏在“前方戰俘收容所”。

　　在異國他鄉當了俘虜那是必死無疑的。當時我們都這樣斷定。可是，我們三個人當時在敵人雨點般密集的炮火下竟然還能活著又不能不說有些天意。

　　我們在戰俘收容所經受的待遇是非人的。數不清的審訊，挨不盡的抽打，忍不完的饑餓。其中最折磨人的，是看押我們的美軍叫我們自己人打自己人。

　　在我們三個人中，被挨打次數最多的是史金娃，充當打人者最多的是新兵杜德川。我呢，是挨打與打人各半。

　　這是因為史金娃最凶，杜德川最軟。美軍每次審訊史金娃，一問三不知。再問，他就娘兒姥姥地罵大街。杜德川呢，每次審訊他他都嚇得昏過去。

　　美軍為了折磨他，就叫他用皮鞭抽打史金娃。他不肯。美軍就用木棍子打他，用煙頭燙他，用匕首紮他，用繩子吊他，用辣椒水灌他。

　　史金娃急了，衝著杜德川大罵：“杜德川，你狗日的是膽小鬼，是他媽的孬種！你不打老子，老子也不領你的情！日後要是輪到老子打你，不揍癟你個龜孫子才怪哩！”

　　杜德川明白，史金娃所以破口大罵他，是不願叫他經受敵人的折磨。他幾次戰戰兢兢拿起皮鞭，又放下了。後來經過史金娃的大罵和我的眼色，他才閉著眼抽開了史金娃。可是沒抽幾下，他就又昏過去了。

　　後來，我們被押運到釜山戰俘收容所。

　　這個戰俘營敵人控製最嚴，用敵人的話講戰俘營關押的都是“死硬派”。無論敵人怎麽毒打和折磨，沒有人供認自己是“赤色分子”。當然其中也有敗類。不過，大多數敗類都是從其它地方的戰俘營安插進來的。

　　那時，我們在戰俘營已經不認為必死無疑了。因為戰俘中已經秘密組織成立了“回國戰鬥小組”，後來又發展成“回國戰鬥總部”。我們三個人都是“回國戰鬥總部”的成員。據說，史金娃還是“回國戰鬥總部”一個不小的官兒哩。

　　“回國戰鬥總部”成立後，為了顯示一下革命力量，同時也是象火炬一樣為其它戰俘營照亮鬥爭的道路，決定利用派出做苦工的機會，燒毀美軍一個物資倉庫。

　　那麽，由誰來擔負往物資庫裏扔火種的任務呢？

　　大家都知道，這個差事實際上是叩開地獄之門，一月被美軍發現，立刻會被槍斃。

　　“我去！”杜德川首先請戰。

　　史金娃搖搖頭。

　　“那就我去！”我當然也不甘當孬種，也來個挺身而出。

　　史金娃遲疑了一下，還是搖了搖頭。

　　我們立刻明白了，這是他本人要去擁抱死神。

　　那天，也該著史金娃幸運，不僅天陰得象個鍋底，又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而且派出做苦工的戰俘特別多，當戰俘們收工回來，見距物資倉庫不足20米處就是碧波蕩漾的海灘，紛紛向看管他們的美軍請求洗個海水澡。美軍不從，大家就脫掉上衣指著身上的泥垢和幹涸的血跡叫他們看，有的幹脆就脫光了身子，準備往海灘跑，急得看管的美軍對天鳴槍。看守物資倉庫的美軍哨兵聽到槍聲，以為是戰俘要逃亡，紛紛跑了過來。史金娃趁混亂之機，把一包點燃的火種投進了物資倉庫。不多時，火光熊熊，烈焰衝天，美軍在巨濟島最大的一座物資倉庫毀之一炬。

　　但是，從此後美軍戰俘管理當局對戰俘的控製愈發嚴密，手段也愈發毒辣。他們一方麵指使一些敗類發起成立“反共抗俄大本營”，強迫戰俘參加，一方麵在戰俘的後背上刺字。有的給刺上，“反共反俄”，有的給刺上“殺朱宰毛”，還有的給刺上“肅清共匪”。峩們三個人都是被打昏以後刺上字的。

　　可是，當史金娃蘇醒過來，不知他從那裏搞到一把匕首，硬是叫我把他後背上刺的字刮掉。

　　我不敢不從，可是一刀下去，就鮮血淋淋，第二刀我就下不了手了，胳臂象打擺子似的，匕首“當啷”一聲掉在地上。

　　“刮，不然老子就用匕首捅你！”史金娃牙幫骨咬得咯咯響，樣子凶得嚇人。

　　我隻得狠著心，生是把那幾個字給刮掉了。

　　然後，他要親手給杜德川刮。因由是他認為在我們三個人當中將來能夠返回祖國的可能性最大的是杜德川。所以，他要親手給他刮，不能讓杜德川背著個罪惡的十字架回到祖國。

　　我的刺字是杜德川給刮的。一來他膽小下不得手，二來可能我後背字刺的深，結果沒有刮幹淨，留下兩個含混不清的“肅共”字跡，這便成了我“變節”以至於在“文革”被打成十惡不赦的“叛徒”的罪證。

　　其實，史金娃估計錯了。

　　一年以後，我作為第一批敵我雙方交換戰俘回到了祖國。由於那天晚上我是被突然被喊出牢房的，史金娃連句囑托我回國務必找顧霖元看望一下他日夜思念的女兒的話都沒說，而他和杜德川卻於1954年1月20日淩晨被五花大綁地扔進美菌軍艦運往台灣……

　　袁文錫述說到這裏，眼圈兒紅了，煙袋滅了，但他還是“巴嗒”、“巴嗒”地吸個不停，那神情似乎依然追蹤史金娃的足跡。

　　薑博襄專注地聽著，香煙燒到手指才慌忙扔到煙灰缸裏，又取出一支煙，雙手拿著送到袁文錫麵前：“吸支這個吧，我敬您。”

　　袁文錫眨眨酸澀的眼睛，接過香煙，並且在薑博襄劃著的火柴上點著，深深吸了一口，又重重呼出：“這本是過去的事了，不該再提。咳，誰知人生竟是這般捉模不定。”

　　薑博襄又點燃一支煙，他覺得今天煙吸得過量了，但還想吸。“你回到祖國，沒找過顧霖元？”

　　“想找，又不敢找。”

　　“為什麽？”

　　“回國不久，學習了一陣子，就被定為‘變節分子’，不但被開除黨籍，還被遣送回老家勞動改造。象我這樣一個人，找誰，不就等於往人家頭上扣屎盆子呀，咱哪能辦那缺德事兒。”

　　“這麽說，這些年你一直沒跟顧霖元和鄧恒壽聯係過，當然也更不知道史金娃的下落了。”

　　“嗯。”

　　“那你什麽時候找到史金娃的女兒史曼的？”

　　“就是她那年要上吊尋死的時候。”

　　“這麽巧呀？”

　　“常言道，無巧不成書，其實生活中有些事兒比書裏寫得還巧。”

　　“那現在史曼在那裏？”

　　“我不知道。這孩子在外麵幹什麽，從來不告訴我，我呢，也不願打聽。”

　　“那你什麽時候知道顧霖元和鄧恒壽都在濱海市的？”

　　“是落實政策的那一年。”

　　“你來找過他們？”

　　“不，是縣委派的調查組找到了他們。”

　　“說明你過去寫過不少申訴材料了？”

　　“多得可以用車拉。可又有誰理睬呀！要不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準得戴著‘變節’的帽子進火葬場。”

　　“既然已經給你平反了，那你怎麽還上訪？”

　　“光給我平反就完啦，嗯？還有死在朝鮮戰場上的烈士呢？還有不知道是死是活而下落不明的人呢？還有象史金娃這樣知道被迫押送到台灣的呢？”

　　“那你想怎麽辦？”

　　“我請求立一座紀念碑，凡是屬於本省在抗美援朝中犧牲的和不知死活的人都把名字鐫刻在紀念碑上，讓子孫後代永遠記住他們。”

　　“上麵同意麽？”

　　“要是同意，我早瞭回家去了，還在這兒受這份洋罪！”薑博襄看著這個倔強而又質樸的老者，本想將史勝毅然到老山前線準備獻身殺敵的事兒告訴他，又怕對他打擊太大。實際上，自從史勝一出娘胎，就由袁文錫照料撫養。這樣一個身背沉重的政治枷鎖的鰥夫，又當爹又當娘還當外公，且不要說對一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天三食，就是屙屎拉尿、洗洗涮涮也夠受的。可以說，他把自己全身心的愛都傾注在史勝身上，使他長大成人，自己晚年也好有個依靠，也對得起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史金娃。如果將史勝的真實情況說給他聽，將是對他致命的一擊，說不定由於他沒有絲毫思想準備而被徹底擊挎，這將是不人道的，起碼現在來說是如此。

　　就在這時，康蒂神色有些緊張地走進來告訴薑博襄，說是副市長鄧恒壽來了。

　　“你要不要避一避？”袁文錫一聽，主動問薑博襄。薑博襄坦然地一笑：“他來得正好，我正想會會他。”薑博襄的話剛一落地，鄧恒壽氣喘籲籲地衝進了屋，剛要張口向袁文錫說什麽，一眼發現薑博襄在屋裏，立刻把要說得話咽了回去，神色有些緊張地一笑：“喲，薑委員，怎麽，你們正在談話？”

　　“不，我們在聊天。”薑博襄微微一笑。

　　“那，那……”鄧恒壽聽了薑博襄的話感到左右為難，要說告辭吧，人家聊天你躲什麽；要說留下吧，顯然與薑博襄無話可講。一時間，他感到留下不是，不留下也不是，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

　　“鄧副市長，聽說你和杜德川還是老戰友？”薑博襄以羨慕的口氣問了一句。

　　“對。”鄧恒壽聽薑博襄談起這個話題立刻顯得神氣活現，“要說與杜德川是老戰友的還真不少。僅在北京的就不下10個。有在軍委辦公廳工作的，有在國務院部門工作的，還有在‘中紀委’工作的，也有在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唔，對了，這個老袁頭也是其中一個。”他在例舉前麵的人員時如數家珍，而當提到袁文錫時卻象從中挑出一個臭豆。

　　難怪袁文錫聽完鄧恒壽的話，上嘴唇氣得一撅一撅的，但又不好發作，隻得一個勁兒地“巴嗒”煙袋嘴兒，借以抑製憋悶得生疼的心胸。

　　薑博襄正要說什麽，組織處副處長何澤進來告訴他有長途電話，他站起來，向鄧恒壽和袁文錫一點頭：“對不起，我出去一下。”隨後與何澤走出房間。

　　鄧恒壽見屋裏隻剩下他和袁文錫，立刻一本嚴肅地問道：“他找你來了解什麽情況？”說著示意地向門口一甩下巴。

　　袁文錫一撩眼皮，不經意地看一眼鄧恒壽，冷冷地說了句：“我一個老百姓，能知道啥？”

　　“他問當年朝鮮戰場上的事兒啦？”

　　“都是老掉牙的事情了，問問有何妨。”

　　“你又給他說了些什麽？”

　　“東拉西扯，該說的都說了。”

　　“他主動問起過顧霖元沒有？”

　　“我們班當時就剩下那麽幾個人，他不問我也會提到他呀。”

　　“你——！”

　　“我咋啦？”

　　“你不知道他們來是幹什麽的嗎？”

　　“我知道啥？我就聽他說是跟我來聊天兒的。”

　　鄧恒壽緊緊皺著眉頭，滿臉不高興的樣子，一邊在屋裏來回踱步，一邊不停地拍手打掌：“我，我不是告訴過你，除了我以外，不要與任何人打交道嗎？”

　　可是，盡管這位副市長心裏很火，袁文錫卻毫無懼色，反而顯得比鄧恒壽還理直氣壯：“你說，我與誰打交道啦？人家到我屋裏來坐坐，我總不能把人家攆出去吧？再說，我一個老百姓，給人家打交道又有啥用？”

　　鄧恒壽有些惱怒地一揮手：“你不要老是張口一個老百姓閉口一個老百姓的！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嘛，誰叫你當年成了戰俘呢？”

　　“成戰俘咋啦？我一沒承認自己是黨員，二沒出賣戰友。這不，杜德川回來了，不信，你們可以問問他嘛？對了，通過杜德川還可以問問在台灣的史金娃。”

　　“史金娃根本沒到台灣。”

　　袁文錫聞聽“噌”地從沙發上蹦了下來，驚愕地問：

　　“史金娃現在在哪兒？”

　　“他早就犧牲了。”

　　“怎麽死的？”

　　“他是在被美軍押送台灣的途中掙開繩索，在與一個美軍搏鬥身負重傷後跳海的。”

　　“哪個告訴你的？”

　　“杜德川。”鄧恒壽說完，急忙問道，“你知道史金娃的那個女兒史曼現在在什麽地方？”

　　袁文錫聽到史金娃犧牲的消息，立刻變得神色恍惚，有些發呆地問：“你找她幹啥？”

　　鄧恒壽急得臉有些發青：“不是我找她，是杜德川。”“他找她幹啥？”

　　“幹啥？幹啥？也不知你問這麽多幹啥有什麽用！”鄧恒壽按捺不住地吼叫開了，但他又怕把袁文錫惹惱了把他轟出門外，又隻得耐著性子解釋，“杜德川說，他要親自見見史曼，然後準備拿出一筆巨資，在濱海市蓋一座豪華的供外國人住的旅遊度假村，其中他那一份股份將來就歸史曼了。”

　　“他這樣做是啥意思？”

　　“他說是為了告慰史金娃的在天之靈。”

　　“這麽說，杜德川還算有點兒人性。”

　　鄧恒壽聽了臉上一陣發燒，連忙以哀求的目光看著袁文錫：“好了，有些話咱們以後再細扯，快告訴我史曼現在在那裏，省裏的幾個頭頭都等著我馬上匯報哪！”

　　盡管鄧恒壽急得火上房似的，袁文錫卻不緊不慢地裝上一袋煙，一連“巴嗒”了幾口，才隨著一股淡淡的煙霧吐出幾個字：“不知道。”

　　“你一你怎麽會不知道呢？”鄧恒壽急得腦門上青筋暴起老高。

　　袁文錫好象受到侮辱似的也急了，他猛地從嘴裏撥出煙袋嘴兒，兩眼冒著駭人的光，質問地：“她去幹啥，是她的自由，我咋會知道？”

　　“她去幹啥，她去幹啥，看來你的確是個老糊塗蟲！”鄧恒壽氣咻咻地咆哮著，“我問你，你知道史曼的兒子史勝幹什麽去了嗎？”

　　袁文錫見鄧恒壽眼裏冒出一種令人恐怖的光，身子不由微微一抖，驚悸地問道：“他，他幹什麽去了？”

　　“他幹什麽去了？哼，他跑到老山前線送死去了！”

　　“嗬！”袁文錫聽罷，一P股癱座在沙發上。

　　“哼，這其中也有你一份功勞！”鄧恒壽嘲弄而又鄙夷地橫了呆若泥塑的袁文錫一眼，悻悻地走出了房間，隨後“呯”地一聲關上門，震得袁文錫躥起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