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經商3訣

3洞識時務，把握時局

　　要有精明的商業眼光，還必須洞識時務，把握時局。胡雪岩對此感想很深，他曾說：“做生意，把握時局是頭等大事。”他之所以能夠成為晚清最著名的紅頂商人，正是和他洞識時務，把握時局分不開的。

　　首先，“時勢造英雄”，胡雪岩所處的時代為他的成功提供了一片不可多得的土壤。他出生於1823年（清道光三年），卒於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一生經曆了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這一時期，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專製帝製還未結束，朝廷昏庸，國家積貧積弱，社會動蕩不安，內憂外患層出不窮，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大變革時代。

　　內憂外患使清王朝受到了致命的打擊：素有“魚米之鄉”的中國東南地區戰火不斷，死亡枕藉，人民流離失所；旱、澇、蝗、疫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餓殍遍野，再加上支付巨額戰爭賠款、內戰軍費以及各地官員貪汙成風，使清政府的財政狀況極度惡化。國庫空虛使清政府事事作難，同時也給富有的商人介入國家大事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另外，自晚清以來，由於西方物質文明紛紛以各種方式進入中國，極大地衝擊了傳統的“農為本，商為末”的觀念，經商開始成為人們普遍的趨向；同時，伴隨民族危機的日益加劇，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應當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知識，特別是借鑒西方列強以商富國的經驗。這些都為新一代商人施展拳腳營造了一個較為寬鬆的環境。

　　因此可以說，正是這種新舊交替的變革時代為胡雪岩的出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機。

　　其次，“識時務者為俊傑”，真正使胡雪岩獲得成功的，則是他對這一時期時事大局的洞識和把握。

　　由於對上述時事大局的洞識，他在經商活動中，就緊緊依靠官府，同時又給官府大力的支援。從資助王有齡開始，他先後運漕糧，辦團練，收厘金，購軍火，甚至策劃中外聯合共同鎮壓太平天國、上海小刀會，後來又力勸左宗棠設立上海轉運局，幫助他鎮壓撚軍、陝甘回民起義，以及平定新疆叛亂。由於胡雪岩為官府立下了重大功勞，得到了清政府的嘉許，並為他提供了從事商業活動必需的自由選擇權和層層保護，使得他左右逢源，將事業越做越大，從南到北，從國內到國外。如果沒有清政府的支持和保護，胡雪岩的事業不可能這麽輝煌。

　　胡雪岩洞識時務，駕馭時局的才能，突出地體現在他與洋人打交道的事情上。

　　清朝道光、鹹豐時期，清王朝長期以天朝大國自居的優越感被破滅，洋人的堅船利炮讓一個至尊無上的帝國吃盡了苦頭，丟城失地，軍事節節敗退，隨之引起了長達幾十年的混亂。

　　這一突然變故，首先造成清廷官僚階層的分化。麵對西方列強的入侵，官僚階層起初采取強硬措施，一致要竭盡全力維護清政府天朝大國的尊嚴。隨著與西方的深入接觸，朝廷官員對西方的看法有了分歧。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軍事上的強大，畏懼西方的堅船利炮，主張對外采取以安撫為主的政策，處處討好，讓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這一想法不僅喪失了一個國家民族應有的自尊，可悲可憐；而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以為一味地安撫就可以攏住洋人，實在是一種主觀的妄想，過於天真。有道是，欲壑難填，西方列強欲瓜分中國的虎狼之心，豈是能夠以小恩小惠打發得了的。另一部分人則堅持對洋人采取強勢態度。認為一個國家理應自尊自強，斷不可有退縮怯讓之心，以免洋人得寸進尺。持此觀點的朝中大臣以氣節勝，但在實際情況中仍然難以通行，因為清朝吏治腐敗，軍隊無戰鬥力，加之西方堅船利炮，中西實力差別太大，凡逢交戰，吃虧的多是平民百姓。

　　這兩路人都是站在清政府的觀點看洋人，但都未能正確認識西方，都是“隔”了一層的做法。

　　胡雪岩在與洋人的多次交往中卻逐漸認識到，洋人也不過利之所趨，因而在商業交往過程中隻可使由之，不可放縱之。也就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滿足洋人做生意，發展自由貿易關係的正當要求，但不允許他們為所欲為。

　　對於洋人的認識不同，其實踐結果當然就不一樣。胡雪岩與洋人做生意，互惠互利，在洋商中贏得了極高的聲望，到最後，和洋人做生意的中國人，必須得到胡雪岩的擔保，才能為洋人所認可。由此可見胡雪岩在洋場的極高信用度。

　　在清朝政府的官員中，與胡雪岩有交往的何桂清、王有齡等人與胡雪岩的見解極其接近。胡雪岩利用洋人的態度與曾國藩等人對於洋人的反感態度相對，由於觀點所不同，形成兩派在許多問題上的摩擦。胡雪岩一直是何、王立場的策劃者、參與者，也是受惠者。

　　隨著時間的推移，曾國藩、左宗棠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認識到了西方堅船利炮的威力以及西方科技的先進之處，對於洋人的看法和觀念開始變化，由開始的反對洋人到可以引進西方的軍火、先進技術來富國強兵，最後又積極地開辦洋務。胡雪岩的洋人觀念終於有了依托。

　　胡雪岩對整個時事的超前認識和把握，使他做任何事情都能先於別人籌劃出應對措施。有了這一先機，胡雪岩就能開風氣之先，占地利，享天時，有人和，獲得別人無法企及的財富和成就。

　　識時務者為俊傑。我們看到許多成功的大商人，都是非常洞識時務，把握時局的，像李嘉誠、劉永行等都是駕馭時局的專家。

　　香港回歸前夕，不少眼光短淺的商人以為香港的末日到了，紛紛將資本從香港撤出，轉投海外。而歐美市場正處於經濟疲軟的格局，將資本轉投海外，其成效是可想而知的。李嘉誠卻從香港回歸祖國，看到了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

　　首先，一國兩製的政策使他看到了香港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不會發生什麽變化，這是一種平穩的過渡。其次，在和內地做生意的十幾年交往中，他深刻地知道內地已經走出思想的誤區，開始進入比較健康的發展道路，特別是經濟建設，一天一個樣，令世界也為之注目。這正是一片經濟的熱土，而這種勢頭才剛剛開始，一百年也不會改變的。這樣，內地市場就成了香港經濟最大的增長點。離開這樣一座金山而另尋出路，實在是不明智之舉。另外，香港回歸中國，從最壞的方麵著想，即使香港的經濟生活有什麽變化，大家都是中國人，同胞之間手足情深，也不會壞到哪裏去。

　　於是，李嘉誠安心地做著自己的生意。並把那些因欲轉向海外而廉價出售的企業、項目、房地產、股票等，盡量地收購。當香港平穩回歸完畢，大家看到時局並沒有變化，反而更加安全、興旺時，才又紛紛回到香港投資、置業，而這時李嘉誠收購的那些資產卻因此不知增值了多少倍！

　　劉永行在國家改革開放之初，敏銳地意識到這將是中國百年不變的方向，而不像一般人把握不定、徘徊觀望，率先下海開始了創業，結果大獲成功。進而他又根據不斷變化的時事，與時俱進，相應地改進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和方向，事業也因此而不斷邁上新的台階，從而被美國《福布斯》雜誌評為中國首富。

　　一個成功的大商人，往往也是半個社會問題專家。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政治和經濟都是與社會生活緊密聯係的兩個重要方麵。任何一個想在商界有所建樹的人，都必須洞識時務，把握時局，駕馭時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