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西湖明

第十四章 三好大家——清代詩人袁枚

　　一

　　清代才子、詩人袁枚，在他生活的時代，稱得上是一個另類文人，也是一個既廣為讚賞更備遭謾罵的焦點人物。稗史說他是無恥的三好文人——好色、好食、好書。其實他給自己的畫像卻不止三好，在《所好軒記》一文中自謂：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矽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而正傳卻評他為清乾隆時詩壇三大家——另兩人是趙翼、蔣士銓，又與趙翼、張問陶合稱為乾嘉性靈派三大家。

　　孰是孰非，我無權亦無意去評點，但如何為他戴一頂合適的帽子呢？想來想去，覺得還是將兩種截然不同的評語綜合在一起，姑且定格為三好大家。至於這個三好可以正麵理解為三好學生的三好，而大家也不妨反麵解釋為集三好之大成者。

　　三好中的好書，乃是讀書人應具有的品德，天經地義之事，何況袁枚又獨鍾於書，當然是無可指責，更是無可挑剔。袁枚嗜書、惜書，但不願做汗牛充棟、坐擁書城的財主。他在《黃生借書說》一文中說，過去自己家窮，有個姓張的藏書甚富，他去借而不允，此事讓他耿耿於懷。因此，他自己不僅樂於借書於他人，而且告誡借書者，書要不是借來的就不可能好好地去讀，因為一旦書被自己所占有，往往就會束之高閣。

　　袁枚對書的態度，顯得如此慷慨瀟灑，有一種超乎常人的脫塵拔俗。他認為自己心愛之書，與其身後任由不懂書的子孫無謂丟棄，莫不如在有生之年物盡其用，為書找到更好的歸宿。他在生前曾向親朋好友送了一大批書，乾隆年間朝廷向民間征書，他更是積極地捐贈了許多珍貴善本，使他多年的藏書散之十之六七。在將書送走之前，他總會難分難舍地逐一翻開細讀、筆記，在書形離開之前要把其神留下。

　　另一好即好食，對此狹義的定義就是好吃，廣義地說還應包括好喝。袁枚好吃的最充分根據，是他寫的《隨園食單》一書，這是一部係統地論述烹飪技術和南北菜點的著作，全書分須知單、戒單、海鮮單、雜素菜單、點心單、飯粥單、茶酒單等十四個部分。

　　在其中的茶酒單一篇中，袁枚對於南北名茶均有所評述，還記載著不少茶製食品，頗有特色。文中說到一種麵茶，即是將麵粉用粗茶汁熬煮後，再加入芝麻醬、牛乳等佐料，麵中散發淡淡茶香，美味可口。還有一種茶腿，是經過茶葉熏過的火腿，肉色火紅，肉質鮮美而茶香四溢。可見袁枚是吃遍百家菜，對茶道、食譜深有研究的食客。

　　說到茶，就不禁令人聯想到袁枚的好喝。袁枚在65歲後喜歡上了遊山玩水，遊遍南方的名山大川，也嚐遍各地名茶，並且一一記載下來。他記敘常州陽羨茶道：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較龍井略濃。他提到洞庭君山茶道：色味與龍井相同，葉微寬而綠過之，采掇最少。他本來並不喜歡茶味濃苦，有如喝藥的武夷茶，但在遊覽武夷山、受到僧道煮茶招待之後，印象大變，甚至覺得與武夷茶相比，龍井雖清，而味薄矣；陽羨雖佳，而韻遜矣。

　　袁枚不僅用口喝茶，還動筆寫茶，留下不少茶詩，把品茗的享受演繹為茶文化。他的一首《湖上雜事詩》描寫了身著紅布裙的采茶姑娘在萬片綠雲茶海中采茶的情景：

　　煙霞石屋兩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陽；萬片綠雲春一點，布裙紅出采茶娘。

　　在另一首《漁梁道上作》中，詩人在欣賞翠山重疊、溪水相接的同時，又久久佇立，目送夕陽西下、茶農散去：

　　遠山聳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後溪；每到此間閑立久，采茶人散夕陽西。

　　盡管好食查有實據，也為人所指手畫腳，竊竊私議，但卻無法定下一個所以然的罪名。然而好色則是罪莫大焉！袁枚美妾成群，據隨園姬人姓氏譜載，自29歲娶年僅14歲的陶姬、33歲娶25歲的蘇州侍婢方聰娘為妾始，至67歲納17歲的揚州姑娘吳七姑止，納妾可數者就有十數人。他又喜愛女孩子，接納了許多才女為弟子，因此有隨園女弟子之稱。

　　從來都討厭填詞的袁枚，事出有因，有感而發，在33歲時填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詞。這年他從南京坐船到揚州去看一友人贈予的女子，見她長得風韻標致，隻是膚色不太白，遂躊躇不決。但當繼續前行到蘇州時，他突然感到此女很美，決定納以為妾，便派人再回揚州。誰知晚了一步，女子已被一廬陽小吏娶走，他為此後悔不迭，遂提筆寫了一首無比惆悵和悔恨的《滿江紅》：

　　我負卿卿，撐船去、曉風殘雪。曾記得，庵門初啟，嬋娟方出。玉手自翻紅翠袖。粉香聽摸風前頰。問姮娥、何事不嬌羞？情難說。

　　既已別，還相憶。重訪舊，杳無跡。說廬陽小吏，公然折得。珠落掌中偏不取，花看人采方知惜。笑平生、雙眼太孤高，嗟何益！

　　不用說，這位公開而坦白的無恥文人，怎麽能不招致非議和罵名呢！他的詩友且與他同為乾隆三大家的趙翼還算客氣，以戲謔的方式寫了《甌北控詞》，說他是園倫宛委，占來好山好水；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素以守舊著稱的我那位鄉梓先賢、乾嘉時期著名史學家章學誠，則是毫不留情麵，不僅破口大罵，甚至咬牙切齒地說：這樣的人渣應該被淩遲！後來劉墉來江寧（今南京）任知府時，曾擬治袁枚縱情逸誌、敗壞世風之罪，使他險遭不測。

　　好色誠然是傷風敗俗之事，難免被口誅筆伐，但是對袁枚這類思想超前、不拘於俗的大文人，大可不必求全責備，橫加指責。倘若他生活在今天，他的好食、好色之弊端，豈非正是現在很多年輕人所羨慕和追求的，而且還能贏得風流漢、美食家、品茗客的美稱！

　　二

　　明清期間，吳越地區連出三位怪才、狂士。先有傲睨自若的山陰徐文長，後又來了不可一世的吳郡金聖歎，最後出了目空一切的錢塘袁子才。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三個狂書生遠勝一個孫悟空，你方唱罷我登場，三支狼毫筆像三條金箍棒相繼揮舞，把個正統文壇攪得天昏地暗，也將世俗社會鬧得雷鳴電閃。

　　三個文人中，小弟姓袁名枚（1716～1797年），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主人、隨園老人。他是浙江錢塘人，老家在今天杭州城東的葵巷。袁枚出身貧寒，自幼聰穎，其小時候父、叔遊幕遠方，上學讀書全靠他母親替人家做針線掙的辛苦錢。他的三妹妹很有才情，叫袁機，號素文，兄妹倆從小在一起，窮家子女感情更深。

　　素文在出生前就被父母與高氏子指腹為婚，高氏子成人後竟是市井無賴，高氏提出解除婚約，但素文囿於封建禮教，執意不肯。婚後她備受淩辱，終因不堪肆虐而返居娘家，忍辱含垢，年僅40歲便淒楚離世，袁枚為此寫下一篇情真意切、生動感人而一直為後人傳誦的《祭妹文》。他在文中對亡妹揮灑了深深的哀痛之情，不單單是因為對妹妹的深深摯愛，還飽含著對她的同情和憐憫，對邪惡不公社會的憤懣和譴責，對一念之貞道德觀的無比痛恨，對自己未盡到兄長職責的無限悔恨。他在文中追憶了過去與亡妹在一起共歡笑、同痛苦的許多細微情節，感人至深，催人淚下。

　　他最後哭訴道：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嗚呼！

　　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其情也真，其愛也深；其言也悲，其聲也哀！這篇《祭妹文》成為我國文學史上哀祭散文的珍品，古文論者將它與唐代韓愈的《祭十二郎文》並提。

　　21歲那年，袁枚去廣西探望在巡撫官署當幕賓的叔父袁鴻，金巡撫聽說後特地接見了他。正好傳來咚咚的銅鼓聲，金巡撫即興出題，叫他作一篇《銅鼓賦》。沒想到袁枚一揮而就，金巡撫看他下筆如神，甚表詫異，再看他的文章，竟是字字珠璣。乾隆元年，朝廷開博學鴻詞科，各省行政長官紛紛推舉當地人才，少則三四個，多則四五個，隻有廣西金巡撫僅報了袁枚一人。由於應考須以八股文考試，袁枚從小討厭學習八股文從而落第未中。此後他也隻好學習八股文，到24歲那年參加朝廷科考，試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詩中有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總裁們以為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幸得當時總督尹繼善挺身而出，袁枚才得以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從乾隆七年（1742年）起，袁枚外調做官，曾任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地知縣。當走馬上任沭陽知縣時，他沒想到處於乾隆盛世年代的沭陽，卻是一片路有餓殍、哀鴻四野的慘狀，而且還親眼目睹了那些苛政猛於虎，悍吏虐於蝗而置人民生死於不顧的貪官汙吏。他以一顆正直之心，拿起筆痛訴一腔憤慨，誓言紓國更紓民，終為百姓福，並當即開倉賑災，減免賦稅，率民治水，築塘修堰。他心係民生，躋身市場，關心農事百業，在恢複經濟、管束衙役、訟獄處理諸方麵采取多種措施，進行綜合治理，使社會秩序較快得到穩定。

　　兩年後，被百姓稱為大好官的袁枚離任沭陽，民眾為他夾道送行，攀車餞酒，灑淚話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73歲的袁枚受知名人士呂嶧亭的邀請，又來沭陽做客，沭陽部分人士曾趨前30裏迎接。故地重遊，麵對至今還記得並擁戴他的民眾，袁枚怎能不動情？他寫下了情意真摯的《重到沭陽圖記》，在文中深有感觸地說：視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則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

　　做了幾個地方的縣官，袁枚的政聲不謂不佳，深得百姓愛戴，也很得尹繼善大人的賞識。但官場之大，他卻環繞著一個縣字轉來轉去，就是跳不出縣字圍成的圓。袁枚本來就生性疏淡，心係山林，對宦海浮沉實在沒有耐性，遂萌生了歸隱之意。在江寧任知縣的第三年，32歲的袁枚遇到個機會：隋家後人想脫手出售隋園，隻索價三百兩銀子。他得知消息後，當機立斷，用自己積累的俸祿收入買下了這一塊地。

　　隋園在小倉山北峰附近，原為曹雪芹之叔曹頫所建的織造園，後歸金陵織造隋赫德所有，袁枚在《隋園詩話》中記曰：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餘之隨園也。但這處康熙時代曾盛極一時的園林，轉手到袁枚手中時，已是幾間東倒西歪屋，一片野草雜花地。他對隋園重新整治修築，在高處建江樓以眺長江，在低處築溪亭可賞園景，園中種梅植柳育竹栽柏，構築二十四景。

　　完成整治後，袁枚把隋園改名隨園。次年，袁枚以母親年老生病為由，辭去官職，帶著一家老小住進隨園，充分享受城市山林的樂趣。好友錢寶意作詩頌讚他：過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領取十年卿相後，幅巾野服始相應。他自己也作一副對聯曰：

　　不作高官，非無福命隻緣懶；難成仙佛，愛讀詩書又戀花。

　　他在《雜興詩》中頗為得意地描寫修複後隨園景致：

　　造屋不嫌小，開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遊魚長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愛荷花，未敢張網羅。

　　隨園四麵無牆，每逢佳日，遊人如織，袁枚亦任其往來，不加管製，還在門聯上寫道：放鶴去尋山鳥客，任人來看四時花。私宅不設防，別墅無圍牆，高懸歡迎牌，免票任遊覽。追求時尚的袁枚又早在時代之前，可讚、可歎！隨園也成為當時南京風雅之士聚會賞景、品茗吟詩的極佳場所。

　　住進了這座昔年大觀園之後，袁枚似乎真的被賈寶玉感染和同化了，如同越劇《紅樓夢》所唱：拋卻了莫失莫忘通靈玉，掙脫了不離不棄黃金鎖，離開了蒼蠅競血肮髒地，撇開了黑蟻爭穴富貴窩。從此擺脫了名利場，無須汲汲營營，遠離了是非地，不受文人之厄，隨園成了袁枚怡然自得、放情聲色之地。

　　但是袁枚不是清苦的隱士，妻妾多，交際廣，開銷大，家中經濟日漸窘困。在親友的勸說下，他迫於無奈，於乾隆十七年（1752年）違心地再次出山，北上入都，赴官秦中（今陝西境內）。離鄉千裏，透過大西北的風塵回望家鄉，獨自一人，借助靜夜月的銀輝傳送思情。多情郎多麽思念他的美麗小妾聰娘，他在《寄聰娘》的一詩中，淒婉地向她訴說著內心的愁思，強烈地對她傾吐著熾熱的愛情：

　　一枝花對足風流，何事人間萬戶侯！生把黃金買別離，是儂薄幸是儂愁。

　　詩人真摯深情地對愛妾說：把人間的萬戶侯讓給別人吧，與你這支美麗的花相對而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你切莫因我為黃金而離你遠走，誤以為我是薄幸人，其實我與你一樣愁腸百結。袁枚本來就不可能常年離家，更加之與上司陝甘總督黃廷桂不能融洽地相處，再也無法融入肮髒混濁的官場世界了。終於在當年年底以父去世為由，急切地返歸自己的安樂窩隨園了。這一走也宣告了他的仕途真的走到了盡頭。

　　袁枚在晚年遊曆浙江天台、雁蕩、四明、雪竇等山，安徽黃山，江西廬山以及粵、桂、閩、湘等地名山大川，嚐遍各地名茶，交往四方詩友，提倡婦女文學，瀟灑快樂，逍遙無憂，過著帝王將相難以企及的神仙生活。

　　三

　　一大群家人，一大片家園，一大把花銷，柴米油鹽醬醋茶，所謂開門七件事天天擺在眼前，再清高的人也躲不開、逃不了。下海後的袁枚，也不得不麵對生活，麵對開銷。

　　日常生活的瑣事，其實都是離不開錢的話題。袁枚自言自己常跟錢打交道，也談錢，為錢犯愁，清貧並非好事，但閉口不談錢的人難道就品行高潔嗎？隻是千萬別隻看到金錢，像河間姹女那樣日夜數錢不止；即使像漢臣鄧通那樣在銅山自行鑄錢，點石為金，最終還不是財物被抄，窮餓而亡。推己及人，他在以錢為題的《詠錢》詩中，真誠祈望天降能人，為民致富，讓大家都富起來：

　　人生薪水尋常事，動輒煩君我亦愁。解用何嚐非俊物，不談未必定清流。空勞姹女千回數，屢見銅山一夕休。擬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設富民侯。

　　聰明人對付困難自有千方百計，何況袁枚是聰明人中的人上人。名士的聲譽，詩人的才情，使袁枚有源源不斷的收入。例如，為人撰寫行狀、傳記、碑銘，可以不費力地從達官貴人、鹽商巨富那裏賺來大把銀子。但是無論如何他不可能成為富人，否則他也不會離家別妾路遠迢迢地去秦中打工了。在他的人生中，既有寄即有所寄托、有所追求，又無求即不斤斤計較得失、不刻意追逐名利。隻要生活過得去、過得快樂自在，他就別無所求，就像兒童追逐柳絮那樣，即使抓不到手也無妨。袁枚在49歲寫的一首《偶成》小詩中，坦露了這種知足是福、莫尋煩惱的心態：

　　有寄心常靜，無求味最長。兒童擒柳絮，不得也何妨。

　　美園，美妾，美食，更有自己的美文，袁枚擁有的財富，不僅是大貪官和珅莫及，就是作為萬乘之君的乾隆，也難與其比肩。袁枚死後，他的詩友、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在為他寫的《墓誌銘》中說：袁君的古文、駢文，都能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通曉古人的作文之法，至於詩歌寫作，則更能充分發揮他的才氣工力。一般人心裏想說而難以表述的意思，袁君都能表述清楚，有許多讀書人仿效他的詩體。對他的《隨園詩文集》，從朝廷達官到市井小民無不喜愛，海外琉球國也有人來尋取這部書。袁君仕宦雖不顯赫，然而時論認為，百餘年來，能充分享受山林的樂趣，獲得文章的盛名，恐怕沒有及得上袁君的。

　　姚鼐為友人的蓋棺定論，也正如袁枚自己對錢塘妓女蘇小小做的注釋。《隨園詩話》中記述了一個故事：袁枚戲刻一私印，使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有一位尚書大人路過江寧，向袁枚索要詩冊，袁枚就在書本上蓋上了錢塘蘇小是鄉親的印章。這位尚書一看此章十分不悅，大加嗬責。袁枚開始時還賠笑解釋，誰知這位尚書卻責之不休，嘮叨沒完，這回輪到袁枚不悅了，就正色地對他說：你以為我這個印章不倫不類麽？在今天看來，自然你是官高一品大人，蘇小小是青樓下賤女人。恐怕百年以後，人們隻知道有蘇小小，不會有人知道你這個尚書的。

　　古往今來，哪個朝代沒有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大富大貴之人？他們曾經叱吒風雲，煊赫一時，或者揮霍無度，炫耀鄉裏。然而曾幾何時，他們的權勢、金錢、豪宅和財物，無不在曆史的一瞬間化為烏有。而袁枚的名字以及他的巨大財富——《小倉山房詩文集》、《隨園詩話》十六卷及《補遺》十卷、《新齊諧》二十四卷及《續新齊諧》十卷、《隨園食單》一卷，散文，尺牘，《隨園食單說部》等三十餘種，卻全都成為中華文化寶庫的一部分，傳之不朽。

　　袁枚以文學為自己的終身事業，活躍於詩壇六十餘年，存詩四千多首。他的詩直抒胸臆，清麗靈巧，流轉自如，如《沙溝》、《馬嵬》、《湖上雜詩》等，都是傳世名篇。美中不足的是，其詩內容多為身邊瑣事，或風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會內容，一些詩取向豔俗，不免淺薄甚至浮華。

　　在37歲那年，袁枚赴陝西候補官缺，路過當年上演李隆基與楊玉環的悲劇之地馬嵬驛（今陝西興平）。唐代白居易的長詩《長恨歌》，曾對李、楊這對天各一方有情人的真摯愛情極力鋪排渲染，而與袁枚同代又是他同鄉的劇作家洪昇，以《長恨歌》為原本寫成的《長生殿》，更在清代風靡一時。一詩一劇的巨大影響，使後人淡忘或轉移了唐玄宗荒淫誤國的罪責，為此袁枚寫下四首《馬嵬》詩。在《馬嵬（其二）》中，他借杜甫名作《石壕吏》中老夫妻天各一方家破人亡的悲慘遭遇，指出這正是這位唐皇帝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對此禍國殃民的帝妃還有什麽可同情的呢？

　　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裏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袁枚重返故鄉杭州，踏青西湖，遊覽山水，寫下二十首《湖上雜詩》。其中一首是：

　　葛嶺花開二月天，遊人來往說神仙。老夫心與遊人異，不羨神仙羨少年。

　　《湖上雜詩》二十首，既洋溢著詩人的山水之樂，又蘊涵著他的懷舊之情。閱讀《湖上雜詩》中的清新詩句，感受詩人流露的喜悅心情，我仿佛置身湖光山色之間，竟不知不覺地回到當年在浙大求學的歲月。我想起了西湖玉泉，這一泓毗鄰浙大的清泉，青年學生課餘漫步泉邊，在非魚知魚樂的楹聯匾下，暢談理想，遐想未來。我也想起了西湖嶽廟，這一座離校咫尺的聖廟，莘莘學子曾在還我河山的匾下追溯史事，在盡忠報國的壁前緬懷英雄，先賢的愛國史跡多少次激起我們對投入三大革命的熱切期盼。

　　與紀曉嵐並稱南袁北紀的袁枚，對中國詩歌的發展，做出了兩個重大貢獻。其一是他倡導的詩學主張，即著名的性靈說。他提倡提筆先須問性情，認為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說：作詩不可以無我，也就是說，作詩應當直抒胸臆，寫出個人的性情遭際。性靈和學識結合起來，以性情、天分和學識作為創作基本，以真、新、活為創作追求，這樣才能將先天條件和後天努力相結合，創作出佳品。他把脫離真性情而作假詩的神韻派譏為貧賤驕人，評維護儒家詩教和囿於詩歌定格的格調派是木偶演戲，抨擊以學問為詩的肌理派是開骨董店。袁枚的文學思想對封建正統的文學觀念無疑是一個衝擊，體現了一種革新精神，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其二是袁枚提倡女子學習詩詞，舉辦閨秀詩會，刊印《隨園女弟子詩》，征集天下才女的詩作。他公開招女弟子授詩，一時閨閣才媛競相拜師，以能成為隨園女弟子而感到自豪。在他的《隨園詩話》一書裏，收錄了大量的出自名門閨秀、小家碧玉之手以及描寫青樓妓女的詩，並加以評價和推薦。這一大膽舉動，曾引起當時衛道者的憤怒，千夫所指，連他的朋友趙翼也說：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門生。但他將這些怒氣報以微微一笑，大而化之，依然我行我素，自得其樂，真乃難能可貴！尊重女性，重視女性教育，在一定意義上顯示了袁枚對封建禮教的背叛和挑戰，也為中國婦女文學研究課題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獨到的見解。

　　四

　　袁枚是傳統社會中的獨行者，孔孟殿堂中的異教徒。在文學主張上，他竭力抨擊宋儒和漢儒，斥責當世學風之弊，更力圖掙脫儒經桎梏，直接向借先聖權威以實施文化專製主義的正宗儒學發起攻擊，在一定意義上說，他是謀求思想文化上自由與解放的啟蒙者。在思想研究上，他是一個攻擊道統的狂叛。他懷疑甚至否定由孔子肇端、經宋儒發揚、明儒相繼的一脈相承的道統，他認為：道統暞二字，是腐儒習氣語，古聖無此言，亦從無以此二字公然自任者。（《策秀才文五道》）他宣傳和追求多元的思想途徑，並以各人去長安所選路徑為例加以說明：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大路朝天各走各的，既然條條大路通長安，又何必非走一統之道呢？

　　在袁枚的一部文言筆記小說集《新齊諧》（又名《子不語》）中，通過講述仙鬼禽獸的故事和笑話，深刻表現了他反對理學、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文中那些攻擊道學、八股的文字，痛快淋漓，尖刻犀利。在《狐道學》中，作者嘲笑世上那些口談理學而身作巧宦者的道學先生，剝下披在外麵的道袍，還不如一隻老實的狐狸。而在《夜航船》的故事中，那個自稱一生講理學的老學究，受人侮辱之後，口口聲聲喊傷我父母遺體，死不得見祖宗，大興問罪之師，可隻消兩百來錢的酒肉，怨氣便煙消雲散，且高座大啖，談笑如故，令人啼笑皆非。

　　《全姑》描寫的是一對年輕戀人被一個信奉理學的官僚置於死地的故事，係據當時轟動無錫全城的一個真實案件改編而成。故事敘述貌美的全姑與陳生私通，一點風流小過卻受到自負理學名的某縣令的殘暴淩辱，有一俠士劉孝廉與縣令為此發生爭執，縣令稱：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陳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錢。劉斥之曰：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聲名，可乎？作者氣憤地說：異哉，此豈仁人君子之所為哉？揭露了縣令以他人皮肉，博自己聲名的醜惡嘴臉。結尾虛構該縣令受報應而死，表現了作者對這種心理陰暗的偽道學的極度厭惡。

　　從情欲論的觀點出發，作者讚美男女間真摯的愛情。如《蠍子精》描寫了無錫華生與蠍子精的真摯愛情，歌頌了蠍子精曆經千難萬險，與華生相愛不渝的精神，盡管一個疥道人從中作梗，肆意阻撓，卻不能改變他們的眷戀之情，最終勝利的還是那個生生不滅的情。

　　《沙彌思老虎》是一則廣為流傳的故事，講的是一個小沙彌3歲上山修行，從不下山，長大後隨師父下山，什麽都不認識，禪師怕他見女色動凡心，就告訴他遇到的少女是老虎，不可接近。回山後，小沙彌卻說：一切物我都不想，隻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總覺舍他不得，這是對禁欲主義形象的諷刺和抨擊。

　　《妓仙》的故事則譴責了一個為逢迎講理學的巡撫而杖責妓女的太守，作者借妓仙之口公然提出，男女相愛，不過天地生物之心，惜玉憐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封建禮教。

　　作者從人本主義思想出發，反對傳統文化對人性的壓抑和束縛。他在《麒麟喝冤》中批判了漢儒造作注疏，穿鑿附會，又幽默地勾勒了四個宋儒（即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張載）扛起稻桶（道統），捆縛天下聰明才智之人。對一遵其說，不講不讀他書，做宋儒應聲蟲的今之儒生，也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在《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一文中，記述前朝某禦史入全州大廟禮佛，取針刺佛之耳，出廟即顛仆而死，其家人即葬之廟門外，以示戒也。作者寫到他曾去過禦史墓，看過墳上碑，但記前朝姓名，而並無此語，還說自己雖不刺佛，然剝其所施衣彩十三層，叩其胸而彈之，亦自覺無禮矣！但卻安然無恙，以此證明了這個傳說之不可信。剝了佛的衣裳還彈其胸部，這種無禮正來自作者充滿自信的有理，來自他破除迷信的無畏。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袁枚不僅登上了當時中國的巔峰，而且是逾越了那個時代的紅線。他也因此必不可免地既聽到為他叫好的掌聲，更看到戳他腦門的指頭，而更多的好評或惡語都出現在他瀟灑地離開這個世界之後，聚訟紛紜，至今已經兩個多世紀了。袁枚死後不久，首先跳出來聲討他的是其生前很尊敬他的後輩學者章學誠。但此兄罵街的水平並不比市井潑婦高明多少，聲嘶力竭地罵來罵去，新鮮意思不多，無非是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專重男女慕悅之類的桃色舊聞。罵的用意隻是為了敗壞袁枚的形象，讓他斯文掃地，將他逐出學界。

　　章學誠是人所共知的衛道士，討伐袁枚原在情理之中，但維新主將、學術大師梁啟超對袁枚的追打就有點讓人費解了。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術概論》中居然道：乾隆全盛時，所謂袁、蔣、趙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邇！不過乾隆三大家明明是袁枚、蔣士輇和趙翼，而梁啟超所說三大家中之趙，並非趙翼，而是康熙元年出生的趙執信，按年齡說，趙執信可算是趙翼的祖輩了。彼趙非此趙，耳食之言，留下笑柄。

　　192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本《大思想家袁枚評傳》，開篇第一句話便是袁子才先生是一位中國罕有的大思想家。全書共十一章，其中八章論述了袁枚思想之根本、人生哲學、文學、史學、政治經濟學和法律學、教育學、民俗學、食物學方麵的思想、學術成就。作者在書中給予袁枚以空前絕無的評價，袁先生所有對於文學的各種見解，在中國可謂獨具隻眼，光芒萬丈的了，表示了對他五體投地、欽佩無極的極大敬意。

　　《評傳》問世後風靡一時，在1931年、1933年、1935年連續三次再版發行，並被列入國學小叢書。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本書的作者恰恰是梁啟超的嫡係弟子，民國時期的法學大家楊鴻烈。在民間熱傳的這部《評傳》，盡管在當時學界表現得波瀾不驚，沒有太多響應，但這本為袁枚翻案之作，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中，還是激起了一連串浪花。

　　1928年10月29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43期上，刊登了著名學者、曆史學家張蔭麟的一篇題為《評楊鴻烈暣大思想家袁枚評傳暤》的文章，表示了不能苟同的意見。他以為袁氏絕非深澈自忠之思想家也，並對《評傳》作者揶揄道：不知學術史大勢，無充分之學術史常識者，不足與言一家之學，以不明一家在曆史上之地位，則無從評判其價值，必致見橐駝言馬腫背暞而動輒五體投地暞為過勞也。

　　然而著名曆史學家、中國思想史研究專家蔡尚思，卻與楊鴻烈遙相呼應，對袁枚予以很高評價，說他是秦漢以後兩千多年來的學者，包括和他同時的戴震在內，都很難同他一比。蔡尚思提出了與梁啟超向左的看法，認為袁枚理當成為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共同研究的對象。在1988年第5期的《文史哲》上，刊載了他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標題是《一位被冷落的大思想家》，其中寫道：

　　袁枚隻列入文學史中，稱為詩人、文人，這未免太小看他了，他首先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秦漢以後，實不多見……我就乘此機會，對同他有關的曆史人物作些比較。第一，袁枚與戴震比較：袁好女色，戴好男色，兩人都是好色者，好男色比好女色更反常，後人為什麽硬要提高戴而貶低袁？第二，袁枚與鄭燮比較：兩人都是自稱為好色而納妾者，後人為什麽硬要抬高鄭而貶低袁？殊不知，鄭卻極尊重袁，在鄭未同袁見麵以前，有誤傳袁死者，鄭便大哭；後二十年與袁相識，又說：天下雖大，人才屈指不過數人。是今人連鄭燮也遠不如了。

　　時至今日，袁枚的思想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蕭萐父、許蘇民的《明清啟蒙學術流變》，將袁枚定位於一位集浙東之貴專家與浙西之尚博雅於一身的大學者，一位學識淵博、富於創造力的大思想家。《明清啟蒙思潮流變》一書指出，袁枚在文學上主張文學不可納諸德行，爭取文學的獨立地位；在史學上抨擊史學界津津樂道的春秋筆法，認為這是為統治者隨便篡改曆史劇情而張目，主張作史者隻須據事直書，給曆史獨立的地位。他還主張廢道統之說，表現出一種多元開放的文化心態。這種學術品格的確具有了向近代轉型的思想意義。

　　李澤厚在其《華夏美學》中，從18世紀乃至明清以迄近代啟蒙思潮的流變背景下，對袁枚的曆史地位予以考察，提出了進一步的評價：清初是傳統大總結的時候……袁枚大概就是最能代表明中葉以來這股以男女情欲的解放（所謂導欲宣淫暞）為基礎，來突破儒家傳統的近代傾向了。

　　對袁枚研究的最新成就，大概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於2002年5月版的《袁枚評傳》了，此書為蘇州大學清詩研究的著名學者王英誌所著。《評傳》將袁枚定位於一位文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思想家。但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思想家，而是一位思想學術批評家暞，不過作者的筆墨仍集中在文學領域。

　　靈犀相通，理解萬歲；惺惺相惜，有容乃大！這是一群現代學者對一個古代學者心靈挖掘後的新發現，又是數位大學教授對一個風流才子品行整理後的新評價。不管他們一家之言的權威性、正確性如何，也有理由啟迪後來人對袁枚的一生加以重新審視，畢竟對袁枚的學術、思想的全方位研究，仍留有很大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