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西湖明

第十二章 清白留人間——明代大臣於謙

　　一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首膾炙人口的名篇，並非名家大師的作品，而是出自一位17歲的讀書郎筆下，讀書郎名叫於謙。

　　於謙16歲起就讀於吳山三茅觀，一次他漫步到石灰窯前觀看燒石灰，目睹經過千錘萬擊而從山上開采出來的石頭，把烈火燒身視如等閑，毫不在意，粉身碎骨也心甘情願，毫不懼怕，隻為把一身清白留在人世間。有感而發，托物言誌，遂吟下這首著名的《石灰吟》。

　　這首滿懷豪情、直抒胸臆的小詩，以石灰自喻，表達了自己的高尚情操和不平凡抱負，成了一生的座右銘，也成了他忠貞品質和崇高人格的真實預言與生動寫照。

　　於謙字廷益，號節庵，祖籍考城（今河南民權縣）。因曾祖於九思在元朝時離家到杭州做官，其家遷至錢塘太平裏，於謙就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誕生於此。據說於謙出生時，杭州桃李三年不開花，其父在他出生當年得了吉夢，在其母臨產那天，又逢罕見的疾風暴雨、雷電交加。於廉出生時，儀容魁偉，嗓音洪亮。總之，種種跡象都預示著這是一個貴子。其實，這種意在望子成龍、或虛或實的吉利征兆之說，我們在小時候也聽父母講過，不過準確性如何，那就是事在人為、人在機遇了。

　　於謙幼時聰明異常，讀書過目成誦，出口皆成對句，而且造句鏗鏘、寓意深遠。他在六七歲時，清明節隨合族掃墓，偶過鳳凰台，其叔攜他的手，問道：我有一對，你可對得出麽？於是吟出上聯：

　　今朝同上鳳凰台；

　　於謙聽了，不假思索，隨口應對下聯：

　　他年獨占麒麟閣。

　　眾多族人聽了都深為驚異，讚其為於家千裏駒。勤奮好學的於謙自幼熟讀四書五經，而且早早顯露出文學才華，被人稱為神童。15歲時通過歲考，被錄取為錢塘縣儒學生員（秀才）。小小年紀的他就被大家寄予他日救時宰相的厚望。

　　難得的是，於謙在學習詩詞、製策以外，更留心古人的行事大節。他十分仰慕文天祥的忠義，將祖父收藏的文天祥畫像懸掛在自己的座位旁，並撰寫讚詞道：嗚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穀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於羈係。正色直辭，久而愈曆。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載瞻遺像，清風凜然。由此足見於謙少年時代的誌願和抱負。

　　在後來險象環生的人生生涯中，於謙始終堅持自己的誌向，在另一首《詠煤炭》詩中，他又以物喻人，以煤炭自喻，進一步抒發了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情懷，成為與《石灰吟》具有異曲同工之美的言誌佳作：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

　　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煤炭燃燒著自己，以巨大的熱力，如同火炬般地照暖大地，照亮夜空。詩人在詩中以堅硬的鐵石自喻，願以一顆為國為民效力之心來造福社會，即使曆盡千辛萬苦也癡心不改，不畏艱難。

　　還有一首詠物詩是於謙在杭州江幹慧安寺讀書時所作。一次他與朋友到西湖上飲酒，路過一片桑林，見人無情地剪伐桑枝，頓生感觸，吟下了一首題為《桑》的詩：

　　一年兩度伐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為國為民都是汝，卻教桃李聽笙歌。

　　桑樹經濟價值很高，但卻屢遭砍伐，一年之中就有兩次被人們砍伐枝條，在萬木叢中所受的苦難最多。作者以擬人手法讚美桑樹為國為民甘受砍伐之苦，並以桃李與之對比反襯：為國為民造福的事都是由桑樹來做，卻讓桃李逍遙自在地整日欣賞笙歌。詠物的背後，寓含著對為國為民而不懼苦最多的人的讚美，對人間不公平、不公正現象的諷喻。

　　從小就立誌為國為民的於謙，為官後真正做到了清正廉明，受到人民深深的愛戴。在無官不貪、無富不霸的封建王朝中，像於謙這樣的正人君子寥寥無幾。

　　二

　　永樂十九年（1421年），24歲的於謙中進士。宣德初年，在他29歲時，被明宣宗授為禦史。於謙學富五車，剛正不阿，人品正派，才思敏捷，聲音洪亮，語言流暢，很受皇帝賞識；連一向目中無人的都禦史顧佐，也認為惟於謙的才能超過自己。

　　不久，於謙出朝巡按江西，為數百個被冤屈的囚犯平反昭雪，並將貪官汙吏緝拿歸案。他上疏奏報陝西各處官校騷擾百姓，詔令派禦史逮捕他們。宣宗親書其名越級提拔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於謙到任後，輕騎簡裝，訪問父老，開倉賑災，興修水利。他任職九年中，所管之地家家樂業、戶戶安生，他以一個廉官的形象而深得人心。在他40多歲的一次生日初度時，門庭無一賀客，床頭一枕清風。正因為行不由徑，問心無愧，他可心安理得地閑臥看書：

　　碌碌庸庸四十餘，因逢初度轉躊躇。腰黃久負金為帶，頭白驚看雪滿梳。剩喜門庭無賀客，絕勝廚傳有懸魚。清風一枕南窗臥，閑閱床頭幾卷書。

　　（於謙《初度》）

　　宣宗晏駕之後，9歲的英宗在張太後扶持下登基。還在英宗為太子時，一個潦倒落泊的教書匠王振自閹進宮，侍於東宮。張太後死後，在小皇帝的寵幸下，這個無德無能的宦官在朝廷內外作威作福、無所不為。他結黨營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須拍馬、諂媚逢迎之徒；他黨同伐異，無情誅殺正直官員，殘酷鎮壓反對自己專權和對自己不恭之人；他遍受賄賂，肆意貪汙，白花花的銀子源源不斷地流進他那填不滿的欲壑；他大興土木，在皇城建造豪華府第。王振成為明王朝第一個專權亂政的宦官，也開啟了明朝宦官專權序幕。群臣不僅對他敢怒而不敢言，而且爭相獻金求媚。每逢朝會期間，進見王振者必須獻納白銀百兩；若能獻白銀千兩，始得款待酒食，飽醉而歸。

　　兩袖清風、一身正氣的於謙每次進京奏事，從不帶任何禮品，麵見王振也不例外地奉送以兩手空空。有人問於謙：大人既沒有手下金銀等實惠，難道連一點送人的土產都沒有嗎？於謙舉起兩袖，笑著說：我隻有清風兩袖而已！並賦《入京》詩以明誌：

　　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於謙的一身正氣，不僅不能喚起其他官員的正義感，而且與王振這位當朝第一寵臣和貪官的衝突也難於避免。正統十一年（1446年），於謙入京奏事，遭到視其為眼中釘的王振陷害，被判死罪而投入監牢。一時間群民共憤，聯名上書。懾於眾怒，王振不得不被迫免了於謙之罪。

　　然而於謙仍然被降官兩級，貶為大理寺少卿。河南、山西兩省官民聞訊，紛紛入京，吏門伏闕上書，請求留任者以千數，身在兩省的宗室周王、晉王也提出相同的請求，於是於謙再次巡撫晉、豫兩省。外派出京，顯然有遭排斥的意味，但於謙仍本著為民辦事的願望，走馬上任，毫不懈怠。他風塵仆仆地視察山西，策馬奔騰在太行山上，在秋風落日、暮色蒼茫中，望見飛鳥獨歸巢，想到身為千裏客，不禁激起一片歸思。然而國事在身，民生在心，他又斷然切斷鄉情親情，馬蹄得得，繼續奔忙。在《上太行》一詩中，詩人以爽朗豪健的情調，表達了一種深沉、豪放的氣魄：

　　西風落日草斑斑，雲薄秋空鳥獨還。兩鬢霜華千裏客，馬蹄又上太行山。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因王振實施的綏靖政策而招致引狼入室，蒙古瓦剌部落分兵四路，對明國土大舉入侵。根本不懂軍事而又企圖在英宗和家鄉父老麵前炫耀一番的王振，認為曆史上幾次對外的戰爭，隻要皇帝下詔親征，即可無往而不勝。因此他不顧於謙等人的強烈反對，挾持英宗率軍親征，結果被圍於河北懷來附近的土木堡。英宗成了俘虜，五十萬軍士盡做沙場之鬼。被嚇得魂飛魄散的王振企圖逃跑，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宗憤怒地掄起鐵錘，狠狠地砸向他的腦袋，這個禍國殃民的惡宦終於得到報應。這就是震驚朝野的土木之變。

　　中國曆史上有幾次兵敗城破、皇帝被俘的不光彩事件。如果說越王勾踐被俘為奴、南唐後主李煜被虜幽禁，還隻是帝王爭霸、政權更迭的家門之醜，那麽北宋的靖康之恥和明朝的土木之變，則不僅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而且釀成了民族的奇恥大辱。盡管宋朝的徽、欽二帝和明朝的英宗，都不過是不齒於人民的曆史罪人，然而他們是國家最高權力的擁有者，淪為敵軍的階下之囚，不能不說是民族之辱、國家之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英宗在後來獲釋之後不僅爭奪皇位、殺戮功臣和恩人於謙，而且居然還在北京城祿米倉胡同的智化寺為王振這個不齒於人的曆史罪人堆立了一個彩色泥像，並為其樹碑立傳。相形之下，留有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惡名的勾踐，因其臥薪嚐膽、雪恥複國之舉，竟仍能安享後人奉獻的花環，也足見人民的寬廣胸懷和大度氣量。

　　三

　　英宗被俘，蒙古瓦剌酋長也先率蒙軍隨時可長驅直入，京城一片驚恐，百官麵麵相覷。郕王朱祁鈺受太後命監國，是為景帝，兵部侍郎於謙被擢升為兵部尚書，勇挑起安邦定國的大梁。國難當頭，重要的決策是朝廷何去何從，以侍講徐珵（徐有貞）為代表的一批大臣，力主避敵南遷；而於謙則以鮮明、堅定的觀點和立場，怒斥南逃派，力主死守北京，義正辭嚴地怒斥逃跑派：國都南遷的人，應該問斬。國都是天下的根本，一旦遷動，國家大勢就完了。難道宋室南遷的事都忘了嗎！他態度凜然地向景帝立下了軍令狀：軍隊戰守之事，由我來承擔，如不盡職效力，就拿我問罪！

　　白天在朝廷激烈辯論的於謙，回家之後依然心潮洶湧，怒火中燒。是夜，他深情地寫下了一首《嶽忠武王祠》詩：

　　匹馬南來渡浙河，汴城宮闕遠嵯峨。中興諸將誰降敵，負國奸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清山荒塚白雲多。如何一別朱仙鎮，不見將軍奏凱歌。

　　此時，於謙升任兵部尚書，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他一方麵堅決果斷地撥亂反正，在朝中擁立景帝，整治奸黨，維護內部團結安定；另一方麵鎮定自若地運籌帷幄，調兵遣將，嚴陣以待，親率各路兵馬，浴血奮戰，保衛北京城。當敵軍挾持俘虜的英宗皇帝，以放其回城之名企圖賺開城門時，於謙識破陰謀，不為所詐。軍民團結，眾誌成城，保衛戰大獲全勝，於謙又乘勝追擊，把敵軍逐出關外才回師。戰後評功，於謙被加封為太子少保。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然而英雄對時勢的影響和作用卻常常是難以估量的。王振，葬送了五十萬大軍，丟掉了一個皇帝，丟掉了性命，差一點斷送了一個國家；而於謙，在困難數倍於前者的情況下，以剩餘的老弱殘兵擊退了兵臨城下的敵軍，保衛了京都，而且把敵軍趕出國門。於謙的取勝，並非偶然。他翻閱史書，細細研究，從中學到不少實際的治國治軍之道和生動的戰略戰術思想。正如吏部尚書王直在親眼目睹於謙挺身而出、平息嘩然大亂的朝班秩序後，拉著他的手歎服不已地說：國家的安危全靠你了。今天朝廷之變，如此突然，雖有一百個王直也沒有什麽用！

　　擊退瓦剌軍之後，明廷的政局雖得到了暫時的安定，但內部的齟齬不斷發生，嫉恨於謙並因此彈劾他的情況也愈演愈烈。由於景帝比較了解於謙，亦頗為公正，因而力排眾議，重用於謙，使其設想和籌劃得以實施，從而也使明政權不致發生傾側。這時的於謙已逾知天命之年，官居高位，功勳卓著，但仍保持著清廉正直、鐵麵無私的品質和作風。

　　原來隻是大同邊鎮一個小軍官的王偉，因為在與瓦剌軍作戰中表現勇猛，被於謙薦舉升職。但當他看到於謙在朝廷樹敵太多，就試圖與他劃清界限，保持距離，私下上疏景帝檢舉於謙的失誤。此事傳到於謙耳中後，於謙並未挾恨報複，而是告誡王偉今後可當麵給自己提出批評。沒想到這種光明磊落的行為，反而引起王偉的嫉恨。

　　在瓦剌進犯時兵敗逃回京師的大將石亨，曾被逮入死牢，但在北京保衛戰中，於謙給了他戴罪立功的機會。石亨後來被封為武清侯，為巴結於謙，上疏推薦其子於冕到京師做官，得到景帝批準。但於謙力辭，說道：國家多事，臣子不應以私恩加以照顧。況且石亨位居大將，沒有聽說過他推薦哪個不知名的人，或提拔哪個行伍出身的士卒，以補益軍隊和國家，而單獨推薦我的兒子，這樣做，公眾的議論通得過嗎？我對於軍功，盡力杜絕僥幸，決不敢讓我的兒子濫受功賞。石亨遭此批評後懷恨於心，更因於謙對其恃權作威的行為予以阻止和懲罰而使其結怨日益加深。

　　於謙鄙視那些軟弱怯懦的勳舊貴戚，又嚴懲那些怯陣違法的官僚將士，從而與一批武將文臣結下了冤仇。他不容一絲邪惡和私心，一旦發現有人以權謀私，即上疏彈劾，因此又得罪了不少官員。再有，作為當朝一品大員，他不僅生活清貧，家無貴重物品，不置奴婢小妾，而且嚴於律己，遵守原則，拒絕謀取私利，甚至在合法、合理、合情的情況下，也使兒子與唾手即得的京官位置失之交臂，這使許多本來與他並無芥蒂的人誤以為他作秀，因而對他敬而遠之。於謙太清高、太剛直，也太理想化、太書本化。他正人正己，立身立德，力圖以一己之力，逆風千裏，身體力行地扭轉延續千年的官場遊戲規則和世風，最終使他處於水清無魚的孤立地位，也構成了他生命悲劇的深刻背景。

　　由於硬攻軟詐均未奏效，又看到明廷在於謙的治理和部署下，對內社會安定，對外防衛森嚴，於是也先被迫釋放英宗，請求議和。就在這關鍵時刻，胸無城府的於謙和他仰慕的前輩嶽飛一樣，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他出於公心，出於忠心，積極主張英宗歸來。隨著英宗的回朝，朝廷內卷起了一道道暗潮明波，爭奪皇位的旋渦愈來愈表麵化。看到局勢撲朔迷離，感到身心俱疲，於謙已經不想繼續在宦海浮沉了。在《偶題三首》之中，他直言不諱地表達了這種淡泊歸隱的心情：

　　日落風欲靜，鳥啼人自閑。白雲如解事，成雨便歸山。

　　同時，他也想念家鄉杭州，西湖的美景不時在腦海浮現，在一篇《夏日憶西湖》詩中，這種西湖夢和故鄉情，溢於言外，躍然紙上：

　　湧金門外柳如煙，西子湖頭水拍天。玉腕羅裙雙蕩槳，鴛鴦飛近采蓮船。

　　於謙幾次上疏要求歸老西湖，都遭到十分器重他的景帝再三拒絕。感到十分矛盾而又無奈的於謙，心情抑鬱，自知前途凶多吉少，曾拍案歎息：吾一腔熱血，竟不知灑於何處！

　　四

　　景泰七年（1456年），杭州西湖之水突然徹底幹枯。時任浙江巡撫的孫原真，見到這種異常現象，憂慮重重地歎息道：難道國之棟才將完了嗎？我真擔心於公的處境。孫原真的擔憂不幸而言中，一場奪門之變，使於謙猝不及防地陷入了滅頂之災。

　　由於景帝病重，一批切齒痛恨於謙的將臣，包括因阿諛於謙而遭批評的石亨、因力主南逃而遭於謙痛斥的徐有貞，夥同與於謙存有深深嫌隙的宦官曹吉祥及楊善、王驥、張等人，密謀策劃，讓英宗複出，奪取皇位。而在於謙的保護和支持下得以返回朝的英宗本人，不僅早已急切地期盼重登皇位，而且對堅決抵抗瓦剌、擁立郕王為帝以及提出社稷為貴君為輕等藐視皇帝言行的於謙，以怨報德，心懷切齒痛恨。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日晚，石亨等均密聚於徐有貞宅中，徐有貞到台上觀看星象後，告訴眾人道：時在今夕，不可失也。及至四更時分，天色晦暝，這批陰謀家奪開南宮之門，迎請英宗複位，在前呼後擁下，把英宗送入奉天殿。其夜於謙因處理軍務，宿於朝房，擬第二天在朝廷商議國事。他聽說事變，自知不免，但是神色自若，依然徐整朝衣，入班行禮。待其一到金殿，就與大學士王文等六七人一同被押入大牢。

　　不久景帝亡，英宗就將國號改為天順元年，命徐有貞入閣辦事，封石亨為忠國公，並分別升賞其餘參與事變之人。徐有貞等人積憤多年，借機報複，對於謙、王文等施以酷刑，逼迫他們供認謀劃迎接冊立分封於外地的襄王之子，要以謀逆罪淩遲處死。當時王文不服，據理辯解，於謙平靜地對他說：這是石亨等人的既定主意，辯解又有什麽用？他們不過是秦檜的莫須有暞故伎重演罷了。辯也死，不辯也死，做一個忠臣還在乎死嗎？

　　天順元年即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英宗複辟的第五天，於謙等八人的囚車在前呼後擁的人群和呼天搶地的哭聲中馳向西市。臨刑前，正值花甲的於謙環顧圍觀民眾，大聲說：當年百萬精兵俱在我掌握之中，此時不謀危社稷，如今一老羸秀才，尚肯謀危社稷乎？南宋文天祥昔日於此處就義殉國，於謙今日死此地，願已足矣。皇天後土，昭昭我心！說罷，熱淚縱橫，口吟絕命詞一首：

　　成之與敗久相依，竟肯容人辨是非？奸黨隻知讒得計，忠臣卻視死如歸。先天預定皆由數，突地加來盡是機。忍過一時三刻苦，芳名包管古今稀！

　　行刑後，於謙等人暴屍街頭，家庭被抄，家屬充軍。一些小人或是與於謙素有結仇，或是希企討好皇帝取得寵信，紛紛出動，竭盡投井落石之能事。有的要求對於謙應處以滅族；有的提出對於謙所推薦的文武大臣均應處死；有的又上疏書寫於謙的罪狀，刻版印刷後公之於國人。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一時朝廷群魔亂舞，京師日月無光。

　　但是，於謙已經聽不到任何毀謗和攻擊了。他一生愛國忘身，舍己為民，大義凜然，死而後已，盡管以悲劇的終場結束了自己一生的崢嶸歲月，但更以他轟轟烈烈的一生，實踐了自己從小立下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平生之誌。

　　陰謀家和野心家們可以一時瞞天過海，掩蓋真相，歪曲曆史，但是卻蒙騙不了人民，阻攔不了人心。於謙遇害的噩耗傳開以後，京城百姓無不垂淚痛泣，京郊婦孺無不灑泣，行路嗟歎，天下冤之。京城內外軍民不顧石亨的暴屍七天，其間不得祭奠收屍之禁令，邊關軍士舉營祭奠，居庸關內外樹上盡掛白帶，以示哀悼。山西、河南、浙江百姓更是哀慟號哭，舉家祭奠。

　　製造冤案的主謀之一曹吉祥手下的指揮使朵耳，不顧禁令，帶著酒物去刑場哭奠，遭曹吉祥痛打。次日他再度去祭奠，又被打得皮開肉綻。第三天他艱難地爬到刑場哭祭並守屍一夜，而後於當晚逃出京都。京城百姓無不為朵耳的行為所感動，祭奠者絡繹不絕地從四麵八方擁向刑場哭祭忠魂，哭聲震天動地，石亨派去的守兵對此也深感同情和無奈。

　　祭奠難以禁止，收屍也暗中進行。都督同知陳逵平素仰慕於謙的德操為人，在於謙被斬第四天晚上三更時分，賄買哨卒，將其屍骸收殮，偷運出城，葬於西直門外。次年，看守士兵故意將被謫戍龍門衛的於謙兒子放行，使之得以潛回北京。他找到陳逵，將於謙屍首挖出，包裝結實，晝夜兼程，五日後到達家鄉錢塘，葬於西湖三台山。

　　俗語說得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於謙死後，石亨黨徒陳汝言代理兵部尚書，貪贓事敗，贓款累計巨萬，英宗十分不快。不久，也先乘於謙被殺、明朝無人之際，又發兵南侵，京城人人驚恐，英宗也是麵帶愁容。雖然英宗後悔殺了於謙，但身為一國之尊，又豈能承認當年聖旨之謬誤而為於謙平反昭雪？石亨、徐有貞等人感到逐漸被皇帝疏遠，權勢日益衰落，遂決定孤注一擲，發動叛亂。兵敗後石亨、曹吉祥等被滅門，徐有貞被迫致仕返鄉，策動奪門之變的群小全都得到報應。

　　明成化初年（1465年），憲宗即位，於謙之子於冕、於康等也獲釋歸錢塘老家，上疏為其父申冤平反，被獲準恢複於謙生前原有官爵並賜祭。賜祭的誥文雲：

　　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才，曆事我先朝，茂著勞績。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昔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故複卿子官，遣人諭祭。嗚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順乎天理；厄於前而伸於後，允愜乎人心。用昭百世之名，式慰九泉之意。靈爽如存，尚其鑒之。

　　有感於謙的忠貞功德，明代曆朝皇帝都為之贈諡誥祠額。弘治年間諡肅湣，萬曆年間將諡號改為忠肅，子孫世襲。明成化二年（1466年），明憲宗朱見深將於謙故宅改建為忠節祠，所在的巷亦被稱為祠堂巷。從此這條位於杭州河坊街並不起眼的小巷，成了杭州人引以為傲的曆史古跡。

　　於謙的祠墓終於迎來了重見天日的一天，與嶽廟和嶽飛墓並存於西子湖畔。這兩位曠世精英給西湖帶來了千載英風。這兩位先後輝映於中國曆史的民族英雄，又相繼成為震驚神州山河的千古冤魂。盡管兩宗奇冤最後都得以平反，然而前車之轍，並未能成為後車之鑒。從過去走向未來的道路上，覆車事件還在接二連三地發生，何時才能認真總結和汲取曆史的經驗教訓呢？

　　嶽飛是從外地來到南宋京都杭州的，杭州人民的真摯敬意和真誠愛心，使他永遠地留了下來。於謙則是從杭州走往明朝京都北京的，家鄉人民的深沉感情和懇切呼喚，使他終於走了回來。兩代英雄在杭州會聚，是西湖之幸、杭州山水之光。後人在憑吊這兩位少保的時候，又有什麽感想呢？明朝心學大師王陽明，可能是最先景仰於謙墓的一個，墓前留下了他的聯句：

　　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吊英賢？

　　更多的是明清時代一些名士文人，他們胸懷濟世之才，卻無用武之地。於是嶽墳於墓成了他們對皇天泣訴、對英靈祭奠之處，他們在這裏寫下悼詩，傾訴心聲：

　　一代勳猷在，千秋涕淚多。玉門歸日月，金券賜山河。暮雨靈旗卷，陰風突騎過。墓前頻拜手，願借魯陽戈。

　　（明·屈大均《於忠肅墓》）

　　曾從青史吊孤忠，今見荒丘嶽墓東。冤血九原應化碧，陰嶙千載自沉紅。有君已定回鑾策，不殺難邀複辟功。

　　意欲豈殊三字獄，英雄遺恨總相同。

　　（清·孟良揆《於忠肅墓》）

　　對於明朝來說，一位名將死了；對於杭州來說，一個英魂活了。在西子湖鬱鬱不散的靈秀之氣中，正氣正在不斷地加入，逐漸成為主宰。西湖在變，杭州在變。嶽飛的到來、於謙的出現，使嫵媚的西子湖多了幾分颯爽英姿；文弱的錢塘城也有了一種陽剛雄風。

　　這也許是曆史對過去的懺悔，更應該看做是曆史對西湖的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