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滿綠楊城

耿耿老臣心

　　——清朝官吏、學者阮元

　　一

　　嗚呼哀哉！且夫從生乘化，是雲天常。妻孥環之，氣絕寢床。以死衛上，用登明堂，離而不懲，祀為國殤。茲也無名，又非其命。天乎何辜，罹此冤橫？遊魂不歸，居人心絕。麥飯壺漿，臨江嗚咽。日墜天錯，淒淒鬼語。守哭屯遭，心期冥遇。惟血嗣之相依，尚騰哀而屬路。舉族之沉波，終狐祥而無主。悲夫！……

　　一篇題為《哀鹽船文》的名文傳誦一時，將一位27歲的青年學者推上了揚州文壇的名人席上。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儀征鹽船火，壞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時值探親揚州的汪中恰好目擊了這幕人間慘劇。作者帶著悲憤的心情，真實地描述了人聲哀號、衣絮亂飛的悲慘情狀，對無辜罹難者深表憐憫和哀悼。當時主講於揚州安定書院的杭世駿為此文作序，評之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哀鹽船文》被視為傳世名篇，古代駢文中的絕作，以此文為代表作的汪中也成為清朝駢文中興的最傑出代表。

　　汪中(1744～1794年)，字容甫，揚州江都人。他出身孤苦，依靠在書鋪做夥計得以偷空自學，博覽經史百家之書，在揚州民間有“無書不讀是汪中”的傳說。因富有學問、詞采，早年就以詞賦知名，其詩《邗溝夫差廟》對吳王夫差的功過做了公正客觀的評述：

　　吳山舊廟蜀山陂，溝水東流繞殿基。

　　春社神巫時擊鼓，好風賈舶互揚旗。

　　侈心齊晉終亡國，遺利江淮合薦祠。

　　可憶姑蘇台上樂，青山歌舞對西施。

　　他對先秦古籍、三代兩漢學製以及文字、訓詁、度數、名物等方麵都有深刻的研究，尤其精於金石之學。更可貴的是，他敢於蔑視封建禮教和傳統思想，標新立異，“識議超卓”，為腐儒所不容，被當世視為狂徒。汪中著述甚豐，且涉及麵很廣，在清朝乾嘉之際誕生的揚州學派中，他是一個重要的領袖人物。

　　清朝中葉，揚州經濟上的鼎盛帶來了學術上的繁榮，揚州學派就在乾嘉漢學的基礎上應運而生。當時的揚州憑借畸形的鹽業壟斷政策，逐漸成為清政府的鹽務重心、漕運要津，從而也成為清政府的財源和鹽商的利藪。地處運河中段的起點，掌控南北交通運輸的命脈，運河漕運又一次為揚州描繪出眾商鹹集、群賢畢至的新圖景，締造了歌舞今宵、夢華維揚的新神話。出身於商賈的詩人孫枝蔚曾寫過一首《趙雷文儀部榷稅揚州》，描述揚州的繁盛狀態：

　　藻思從來水部同，新春關路貨偏豐。

　　帆檣萬裏開清曉，簫鼓中流韻晚風。

　　魚賈鹽商歌總發，越裳南海路初通。

　　隻今鶴背腰纏客，無數隋堤綠柳中。

　　揚州的另一優越性在於它不是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的駐地。如果把南京、蘇州比作能登上舞台歌榭演出的正規歌星，揚州則更像一個在路邊或街頭彈唱吉他的流浪歌手，顯得更加超脫和瀟灑。這種輕鬆的氣氛使揚州的文化藝術呈現出百花紛呈的燦爛局麵。其時，戴震、惠棟等著名學者聚會於揚州，切磋研討，著述講學；而府學、書院也相繼成立，其中尤以安定書院和梅花書院影響最大，任大椿、李惇、段玉裁、王念孫、汪中、劉台拱、洪亮吉、孫星衍等學者，都曾在這兩座書院學習。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催生了一個揚州學派，並正是基於這樣的地域特征，這一學派繼承和吸收了吳、皖兩派的學術宗旨和治學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特色。

　　18世紀清朝學術極盛時期，在學術領域中出現了以考據為治學方法的乾嘉學派，揚州學派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乾嘉學派的吳派和皖派，在經學、小學、校勘學等研究方麵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將乾嘉漢學推向巔峰，並在曆史轉折時期開啟了近代學術之先河。揚州學派的學術淵源遠師顧炎武，近承戴震，繼承和吸收了吳、皖兩派的學術宗旨和治學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特色，在治學方法上較之吳、皖兩派有很大的改進。揚州學派從事的是“樸學”，這是以文字訓詁、文獻校讎、曆史考據等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門學科，並以樸學的手段求得對古代典籍和曆史文化的透徹理解。該學派還注重經世致用，為晚清經世派之先驅。

　　在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中，除揚州江都縣的汪中外，還有高郵“二王”（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甘泉的焦循，寶應的劉寶楠、劉台拱，儀征的阮元、劉文淇等。曾率先勇敢地向嘉慶彈劾和珅的王念孫和其子王引之，以他們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麵的傑出貢獻，在揚州學派中受到特別推崇。他們最著名的著作為《廣雅疏證》，繼該著作後，王念孫又寫了一部校讀古籍的專著《讀書雜誌》；而王引之也另有《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等著述，並曾奉道光之命，作《字典考證》十二卷，對《康熙字典》的錯誤進行糾正。

　　揚州學派的領袖人物之一焦循，是一位學識淵博的通儒，經史、曆算、文學和戲曲藝術無所不精，尤其對《周易》一書的研究更為獨特。他將數學原理中的演繹法施於《周易》的研究中，尋覓《周易》內部規律與聯係，獲得突破性的進展。寶應的劉寶楠及其侄劉台拱博究群書，劉寶楠的主要著作有《論語正義》二十四卷，他自己完成十四卷，其餘由其子劉恭冕完成。劉台拱的著作有《論語駢枝》、《漢學拾遺》、《荀子補注》等。揚州學派的前期代表人物任大椿，著有《小學鉤沉》、《字林考逸》等書。

　　與其他學者相比，達官貴人阮元是一位十分特殊和耀眼的人物。他雖一生為官，卻始終傾心學術，不廢學問，於經史子學、天算、輿地、金石、校刊諸方麵都有很深造詣，著有《疇人傳》、《研經室集》等。他雖九州奔波，累於政務，但每到一處都以提倡學術為己任。在督學浙江時，他提倡研究經史必先通訓詁，曾主編研究經籍的重要工具書——《經籍纂詁》，親定凡例，采摘經史子諸書。王引之為之作序，說其特點：“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

　　在大力提倡與光大學術方麵影響之廣、作用之大，當時無出阮元之右者。一方麵他以經述文章延攬名流，一時名士如張惠言、陳壽祺、王引之等皆出其門。另一方麵他又編刻典籍，除《經籍纂詁》外，《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等書都由他編印，且並世知名學者錢大昕、汪中、劉台拱、錢塘、孔廣森、焦循、淩廷堪的遺作，都賴他一一刊布，在讀書人中有很大影響。

　　揚州學派的眾多學者山峙淵渟，德厚流光；皓首窮經，心凝形釋。學人與藝人不同，在人們的心目中，學人的地位比藝人高得多——不過那是古代，現在的情況已經大變，甚至恰好倒了個個兒。但學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戴上光環，不能成為明星，也不會有追星族的簇擁和歡呼聲的擁抱。他們默默無聞地在書海苦遊一輩子，最終一個個悄然無聲地爬上岸、蹣跚地走向遠方。

　　值得慶幸的是，注重文化的揚州為他們留下了足跡、剪下了背影。高郵王氏故居、揚州城北郊的汪中墓、寶應劉寶楠故居、揚州黃玨焦循雕菰樓遺址、揚州毓賢街阮氏家廟、揚州雷塘阮元墓和揚州東圈門劉文淇青溪舊屋等，有的保存完好，有的略加修葺即可恢複舊觀。這些文化內涵豐富的景觀誠然不能饗多數遊客之好，然而卻是揚州人文的厚重沉澱。

　　二

　　曆朝曆代，就整個揚州地區而言，在外做官的人不能算少，而所任官職最高、在任時間最長的“不倒翁”，卻隻有阮元一人。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號芸台，揚州儀征人，人稱“雷塘庵主”。他於27歲步入仕途，時值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經嘉慶年代，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以多病之軀再三懇請解職，終於獲準以大學士致仕，支食半俸。其間他做過曆任少詹事，南書房行走，詹事，行政，侍郎，經筵講官，浙江、河南、江西巡撫，國史館總纂。嘉慶十一年（1812年）任漕運總督，二十一年（1816年）任湖廣總督，次年改任兩廣總督，後任雲貴總督，最後任內閣大學士，官高一品。三朝元老，一生載譽，晚年又錦上添花，給他晉加太子太保銜，享盡位極人臣的殊榮。

　　道光十八年初冬，阮元榮歸故裏，為近50年官宦生涯畫上了圓滿句號。道光在阮元離京前特予勉勵：“從茲怡誌林泉，善自靜攝。”已經75歲高齡的阮元，在回到揚州後，未洗仆仆風塵，寫下一首五言古詩——《予告歸裏，敬遵恩諭怡誌林泉，謹賦十韻》：

　　征禮當懸車，載恩還泛舟。槐陰已退影，柳質先知秋。

　　新霜發潞水，小雪歸揚州。健仆扶病足，鄉人瞻白頭。

　　廟序拭鍾鼎，墓道披鬆楸。護暖臥經室，延曦開選樓。

　　卻掃慎清儉，散帙閑校讎。性節今勉彌，誌怡誡逸休。

　　繩床得靜坐，籃輿偶負遊。出城即綠野，林泉非遠求。

　　這首詩記事和抒情平白如話，寫的是一位致仕老臣初返故裏的心態。“新霜發潞水，小雪歸揚州”，闊別經年，終於在年逾古稀時恩準榮歸，此時此刻的阮元，怎能不充滿感歎、充滿喜悅。猶記嘉慶十七年（1812年）九月，他出任漕運總督得以回鄉為官，在為《江鄉籌運圖》題詩時，眼前浮現出揚子春江的壯麗，瓜洲古渡的繁忙；腦中縈回著“舊友已歎華年改，故裏還疑夢境同”，信手寫下《泊瓜洲督運，自題〈江鄉籌運圖〉》：

　　高台日映海門紅，揚子春江二月中。

　　獵獵千帆開北固，幢幢一纛引東風。

　　舊友已歎華年改，故裏還疑夢境同。

　　今日伊婁河上住，幸無詩稱碧紗籠。

　　當年阮元為官時，很幸運地被一個權大於天的“伯樂”相中，這個“伯樂”就是乾隆。不要以為皇帝的慧眼有多敏銳深刻，其實乾隆的相馬術十分簡單，簡單得有點可笑：因為他發現阮元明白事理、厚道老實，像個有福之人，應該是匹千裏馬。阮元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次年散館，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考翰詹，又取得一等第一。乾隆召見後曰：“不意朕八旬外複得一人！”於是由賞識而擢拔，讓他到宮中聯句和詩，整理書畫，每有賞賜。

　　嘉慶繼位後，繼先帝之願，也對阮元寵信有加，屢屢委以重任。到第三代皇帝道光，更讚揚這位老臣學裕識優、勤勞懋著，從而尤加倚任，特畀綸扉。看來阮元真是一個有福之人，幾十年的宦跡履痕，一路風光、青雲直上、一帆風順。沒有宦海沉浮，無大起大落，偶有曲折也隨即化險為夷。所以在致仕以後阮元急於表明：如今無官一身輕，唯願得到一份閑適安靜。

　　回到揚州，阮元住在大東門舊宅福壽庭。這“福壽”兩字來曆不凡，嘉慶、道光兩朝天子在位時，動輒禦筆親書這兩個字賜予眾愛卿，阮元就多次獲此恩賜，並用這兩個字命名自己的私宅，大概是表示對皇帝的感恩戴德。退職歸來後，阮元就一直居住於此，直到80歲那年，這“福壽”宅邸沒有讓他“福壽”到死，毀於一場大火，他不得不另遷康山新址。

　　兩年之後的夏熟季節，阮元寫過一篇《獲稻詩序》，頗得張衡《歸田賦》意趣。他乘坐小船到郊區“圩而耕之”的祖田，隻見“綠稻盈疇，柳陰連陌。堂中高樹，舊有鶯巢，朝暮飛鳴。紅白荷花，開落未已。庭中坐榻，采蓮擘菱。魚渠蘋滿，夜螢亂飛。莊中白鷺本多，忽有馴雉，集而不舉，真饒田野之趣”。豈止是怡然自樂，他簡直被這林泉美景深深地陶醉了。

　　然而，服務朝廷、揚帆宦海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阮元，甫離政壇複雜紛紜的氛圍，反倒難以適應這份特有的悠閑和安寧。他在幾十年間形成的生活節奏與思維模式，習慣於世事漩渦之中的生存狀態，不斷向他發問：真的能敬遵恩諭“從茲怡誌林泉，善自靜攝”嗎？……民事、國事、天下事，曾經終日為之殫精竭慮，怎能突然棄置不顧？詩事、文事、千古事，情之所鍾、誌之所在，心血結晶既已化為累累碩果，也令他欲罷不能，甚至欲罷不忍。

　　不僅阮元自己難以在瞬間從動轉靜、由忙變閑，而且以如此顯赫的地位榮歸故裏，即使賦閑家居，在當地鄉人的心目中，他頭上的光環並未褪色，總覺得他位下而權未退、官退而勢猶在，還擁有巨大餘熱和廣泛網絡，因而常有些門生故舊以一些“鄙事”或瑣事相托。據傳，阮元這個“老滑頭”往往佯裝耳聾而婉言拒絕。想當年他身居高位之時，就律己甚嚴、處事謹慎，如今他自然更加自愛，這是符合他的性格邏輯的。

　　然而一位不速之客的到來卻打破了他的寧靜生活。道光十九年夏天，棄官南下的龔自珍途經揚州：

　　春燈如雪浸蘭舟，不載江南半點愁。

　　誰信尋春此狂客，一茶一偈過揚州。

　　（龔自珍《過揚州》）

　　阮元和龔自珍兩人早已經相知甚深，兩人年齡相差28歲，結成忘年交是基於學術觀點、政治見解的相同、相近。阮元“任道多，積德厚，履位高，成名眾”，龔自珍早就十分景仰，執禮甚恭。為阮元60歲祝壽時，龔自珍曾撰寫《阮尚書年譜第一序》，對他的學術成就備加稱頌。後輩對長輩的尊敬愛戴，形諸筆端，溢於言表，表示了一片發自肺腑的真誠。正因為如此，龔自珍六月抵達揚州，雖然與去年八月離京的阮元一別不足一年，卻感到闊別已久，積於胸中的思念以及對當前局勢的擔憂與思考，急欲一吐為快。他謝絕揚州各方人士的熱誠邀請，首先前往阮元府第登門拜訪。

　　阮元為故鄉遇故知而感到異常喜悅，他的聽覺忽然完全“恢複”，而且酒逢知己千杯少，終日長談猶嫌不足，每晚又都秉燭夜話。阮府來客的消息不脛而走，揚州城內議論紛紛，隨之有好事者編成四句謠諺：“阮公耳聾，見龔則聰；阮公儉嗇，交龔則闊。”民謠傳入阮府，阮元和龔自珍聽到後，不禁相視大笑。龔自珍所作的《己亥雜詩》中有一首《重見予告大學士阮公於揚州》，敘述了這次親切的會見：

　　四海流傳百軸刊，皤皤國老尚神完。

　　談經忘卻三公貴，隻當先秦伏勝看。

　　當時的形勢，已是山雨欲來、危機深重。兩位清廷官員對他們的同僚林則徐虎門銷煙的壯舉同表敬佩，但又為英國虎視眈眈、步步逼近的嚴重危機共表擔心。在京城任職期間，龔自珍已敏銳地覺察到國家已是“日之將夕，悲風驟至”，因而當林則徐被派赴廣東查禁鴉片之時，他寫下了著名的《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力主禁煙抗英。而早年在兩廣總督任中的阮元，曾新建大黃窖、大虎山二炮台，增兵駐守，以禦外侮。還曾嚴禁夷船販賣鴉片，參謫了勾結外商走私鴉片的廣東十三行行主伍敦元三品頂戴。又曾查封英國商船，下令禁止貿易，迫使英商交出殺害中國居民的商船護丁。身體力行，未雨綢繆，禁煙、布防，盡到了他自己的責任。然而此時此地，兩位無權舊臣，遠離京都，不見“長安”，除了彼此議論一番國是、發泄一通牢騷外，又能有什麽補天之術、回天之力呢？

　　盡管如此，身在揚州、官無半職的阮元，仍然懷著一顆耿耿老臣心，關切粵海，日夜焦思。果然，鴉片戰爭爆發了，經過深思熟慮，根據自己當年在廣東的抗英經驗，他致函欽差大臣伊裏布，提出利用各國矛盾，“以夷製夷”的策略主張。然而，書生意氣的阮元怎麽也想不到，這位投降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伊裏布，以“阮元離粵多年，亦恐不無今昔之異”為由，給道光皇帝上密折否定了阮元的建議，並代表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對於朝廷決定，對於國家大事，阮元已經無權過問，當然無法盡力了。然而在自己的居地，他仍然追循聖賢古訓，行善桑梓，憑借自己在民眾中的影響，樂倡義舉。在阮元回到揚州的第十年，一場洪水襲擊了揚州廣大地區，田舍遭淹，災民遍地。阮元帶頭捐資賑災，地方官紳紛紛響應，救助了不少災民。到阮元86歲那年，揚州霪雨竟月，周圍村莊幾成澤國。眼看災情日重，阮元憂心忡忡，又深感無能為力。一天他決定設壇祭天，祈求晴日，於是拖著病足來到城內讚化宮。耄耋老翁的跪拜舉動不能感動上天，卻使百姓深受感動和鼓舞，增強了人們抗災的信心。

　　這是阮元又一次關心民眾疾苦、撫恤賑災的行為。早在他年僅30多歲任職浙江巡撫時，就為救災、防災開展了多項愛民善政，而且不止一次地帶頭捐銀賑災。長年任官在外，阮元也一直關切家鄉情況，在嘉慶年間的江南大旱之年，其時正在江西的他，為揚州父老慷慨解囊，捐銀千兩，推動了當地施粥捐款的一係列善舉。

　　豪門貴族做好事往往比市井小民更為難得，作為五十年官運亨通、春風得意的朝廷命官，阮元卻能一貫效法聖賢，心係民眾，捐資行善，為民解難，實在是難能可貴。

　　三

　　歸根結底，阮元是位學者，如果說他是官員，那麽也是一位學者型的官員。從幼年接受啟蒙教育，到後來學術研究，他始終奉儒家思想體係為最高準則。“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於是講仁德、行仁政，成為他的立身處世之本。這也從一個側麵解釋了他為何能夠在漫長的仕途中恪守聖賢教誨和注重道德品行。他沒有在宦海中沉沒，的確是他的幸運；而他沒有在宦海中汙染，則更是他的幸事。

　　阮元自五歲開蒙，經過“三更燈火五更雞”的勤學苦讀，為畢生治學奠定了堅實基礎。在登科成為進士後，阮元被乾隆皇帝頒旨補交淵閣直閣事，接受的第一件實際任務，就是校勘《儀禮》石經，接著又被指定襄理《毛詩》、《爾雅》石經的校勘事宜。他讀書治學甚勤，以“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餘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讀書也”作為其讀書的訣竅。對一般性知識圖書粗看略看，而對重要的圖書典籍則一定一“字”不苟地精研細讀。由於他起步紮實，學識淵博，工作又兢兢業業、孜孜矻矻，成績卓著，受到好評。

　　一生讀書無盡頭，始終著述不知輟。幾十年間，阮元親自撰著和組織編纂並加以刊刻了《經籍纂詁》、《皇清經解》、《十三經注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廣陵詩事》、《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等多種學術研究著述，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卓絕的學術水平和研究成就，也把阮元推上了揚州學派重要代表人物的位置。現代學者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許阮元“實清代經學名臣最後一重鎮”。

　　利用職務之便，積極推動和發展教育事業，培養人才，扶掖後進，是阮元對社會的一大貢獻。他任山東、浙江學政時，獎勵、提攜有一技之長的學人，還聘請族叔阮鴻等儒林賢達參與閱卷，堅持以才取士，使一些走後門通關節的人碰壁而哀歎：“衙門裏大人叔子一關難過。”他任浙江巡撫時，在原《經籍纂詁》編纂之地創建詁經精舍，該書院與杭州書院、崇文書院、紫陽書院一起合稱為“杭州四大書院”。他還奏請朝廷批準，增定學額，讓世受歧視的苗族等少數民族學人，得以同滿、漢族人一樣應科舉考試。他任兩廣總督時，在廣州辦海學堂，以實學課士，成為嶺南的學術中心，使廣東研究實學漸成風氣，為當地培養了許多人才。

　　公羊傳經，司馬紀史；

　　白虎德論，雕龍文心。

　　這是阮元題海學堂之聯。聯中《公羊傳》是解釋《春秋》的三傳之一；“司馬紀史”指司馬遷編著的《史記》；《白虎通德論》為班固編撰，考定五經同異之書；“雕龍文心”指劉勰的文學評論專著《文心雕龍》。十六字、四分句、四部書、四門學、四動物，言簡意賅，工穩貼切，非大手筆不能為之。前人讚阮元“身經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鬥焉”。

　　阮元致仕之後，一如既往，仍勤為師友刻書，尤其重視提攜後學。遇有書院貧苦學人，就將其名告訴淮商，請他們以公穀接濟。歸鄉之後，他常應弟子門生乃至再傳弟子之請，審讀他們的書稿，凡有發明創見，總是予以肯定鼓勵；而發現疑問，也往往親自查檢典籍、稽考參核。他先後為《項羽都江都考》、《十種古逸書》、《舊唐書校勘記》等著作作序，獎掖紹介。以他的身份地位，又已屆高齡，年高德劭，卻不厭其煩、樂此不疲地樹木育人，這種道德風範，即使對於今天的為人師長來說，也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啟迪。

　　年近古稀時，阮元在《和香山知非篇》一詩中不無自豪地說：“役誌在書史，刻書卷三千。”他一生所刻之書，其實大大超過這一數字，而刊清朝名宿數十家為《文選樓叢書》，則是他致仕後的一大盛事，該叢書共有32種472卷之巨，對於跨進了古稀之門的阮元來說，完成如此一項工程，不知耗用了他多少時間和精力。豈止是時間和精力，還有財力，致仕之後按規定“支食半俸”，然而他將結餘的廉俸也慷慨無私地奉獻給文化出版事業了。

　　阮元又是一位愛山、愛水、愛自然、愛詩歌的文學家，在漫長的宦旅歲月中，他總不忘在所到之地尋山問水、吟詩賦詞。嘉慶三年（1798年），阮元34歲，正在浙江學使任上，大概是因公到溫州，趁隙遊覽了江心嶼。隨後他沿溫台驛道經樂清、瑤嶴、芙蓉，登四十九盤嶺入雁蕩山，沿途遊覽了名山古刹，一路上詩情浩蕩，在《廣雁蕩山誌》中收錄其詩作有13首之多。如今溫州江心嶼文信公祠題刻中仍留有阮元作的一首七律——《溫州江中孤嶼謁文丞相祠》：

　　獨向江心挽倒流，忠臣投死入東甌。

　　側身天地成孤注，滿目河山寄一舟。

　　朱鳥西台人盡哭，紅羊南海劫初收。

　　可憐此嶼無多土，曾抵杭州和汴州。

　　當阮元到東苕溪、西苕溪等四條河流環抱的吳興城（今浙江湖州）時，寫過一首描繪江南田園風光的《吳興雜詩》：

　　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萬家。

　　深處種菱淺種稻，不深不淺種荷花。

　　唐肅宗時代的詩人張誌和隱居時常在太湖和吳興的苕溪之間遊賞，他的一曲《漁歌子》描述的是江南水鄉汛期漁夫捕魚的情景，是一幅生動優美的民俗風情畫：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吳興人以張誌和、阮元曾生活於斯而驕傲，並將《漁歌子》視為詩情，把《吳興雜詩》稱為畫意。

　　在任兩廣總督期間，阮元五臨畫山觀畫，作《清漓石壁圖》歌，賦《觀漓江奇峰圖卷》詩，有“六年久識奇峰麵，五度來乘讀畫舟”句，題刻“清漓石壁圖”五字於畫山麓“飲馬泉”入江處。阮元詩中有“清漓一曲繞山流，來往何人不舉頭”之句，描寫了觀賞畫山馬圖的神態。

　　天成半壁丹青畫，幡然高向青天掛。上古何人善畫山，似與荊關鬥名派。此派渾同後世皴，造物翻師唐宋人。認作名山反如假，審為古繪竟成真。縱橫量去成千尺，五丁直削平無直。古絹依稀染淡黃，巍頭重疊分青碧。清漓一曲繞山流，來往何人不舉頭？六年久識奇峰麵，五度來乘讀畫舟。石渠室繪幾千卷，天上雲煙曾過眼。何幸江南見此山，眼福如今還不淺。山旁刻石擘窠書，鑒賞標題始自吾。後人來看道光款，傳出清漓石壁圖。

　　四

　　阮元不是玩弄權術的政客，不是搬弄是非的小人，更不是結黨拉派的佞臣，而是一位有真才實學的學者、一位有高風亮節的儒家。提倡駢偶、工於對聯的阮元，在同僚魏成憲出使揚州時，曾以一副對聯為之送行，勉勵他要像於謙那樣，為官清廉、兩袖清風；並盛讚家鄉揚州，“二分明月”，風光獨好，表現了一顆愛民之心、一腔愛鄉之情：

　　兩袖清風廉太守；

　　二分明月古揚州。

　　傳說一次阮元遊平山堂，寺廟方丈將他當作一位普通遊客，隻說了一聲“請”，對下人說“茶”。隨之交談，感到來者出語不凡，便改了口氣客氣地說“請坐”，又吩咐下人“泡茶”。後來當知道訪客是大學士阮元時，立即換成了尊敬的口氣“請上坐”、“泡好茶”。阮元臨走時，方丈懇求墨寶，他就隨手將他前後改口的三句話湊成一聯，描述了一個狗眼看人低、前倨後恭者的可笑麵目，嘲諷了一種眼睛長在腦門上、隻認衣衫不認人的世俗習氣，從而表明了知識分子清高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

　　坐、請坐、請上坐；

　　茶、泡茶、泡好茶。

　　從此，“茶”與“坐”成為譏諷勢利小人、痛砭世俗流弊的妙對和趣聯，不脛而走，廣為流傳。

　　不過，阮元畢竟有別於其他學者，他身上穿的蟒袍和襟前掛的朝珠，當然還有那頂戴在他頭上的花翎帽，都表明了他朝廷命官的身份。正因為是學者型的官員，穿著官服的學者，使阮元受到了乾隆、嘉慶、道光三代皇帝的青睞和恩寵。

　　即使在阮元致仕後，遠在京城的皇帝竟也沒有忘記這位三朝老臣，於是才有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揚州出現的一幕盛大的歡慶場麵。

　　一個月前的正月二十，是阮元八十壽辰。自從30歲在京城參與乾隆所設茶宴，得到一幅禦筆題詩的明人杜瓊《溪山瑞雪圖》的賞賜，以後阮元每逢整壽，總是找一處僻靜所在煮茶為慶，謝絕一切客人的祝賀。幾十年後，他還津津樂道，以“凡壽日皆茶隱於外”、“終身避此嘩囂之境”而自詡。照例，八十大壽他仍未事先張揚，然而皇帝卻沒有忘記這位老臣。正月初八，軍機大臣就傳出聖旨，為阮元壽誕，禦書“頤性延齡”匾額以及“揚曆宣勤嘉茂績，優遊養福錫蕃厘”對聯，另有佛像、如意等十項賞賜。軍機處通知阮元在戶部任職的次子阮福和在刑部任職的三子阮祜，前往領賞。阮福謝恩後於二月初擇吉日奉賜出京，二十二日舟抵揚州，停泊五台山碼頭，岸上搭建彩亭九座，陳列皇帝賞賜的全部珍綺，由阮元親至郊外跪迎拜領，揚州市民分列兩旁，參觀這前所未有的盛典，分享殊榮，讚歎不已。

　　這件事在揚州引起全城轟動，而阮元平生達到輝煌頂點，卻是在三年之後。道光二十六年丙午，83歲的阮元鄉試中士整整60年，已屆“周甲”。當時主持江南鄉試的安徽巡撫王植，據報上奏請準循例禮邀阮元重赴“鹿鳴之宴”。道光皇帝接到奏折，立即表示了他的“篤眷耆臣至意”，又高興地說阮元年逾八秩重遇“鹿鳴”，是“熙朝盛事”，於是加授太傅銜並且支食全俸。阮元具折謝恩，正在興頭上的道光皇帝再加朱批：“覽奏均悉。願卿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事也。”皇帝大概忘記屈指計算，“三赴”須在60年後，那時老太傅已過140歲，還能躬逢這曠古盛事？不過這份長壽的祝願也還是篤眷之至意，太傅雖老還得望闕叩謝的。據查在滿漢大臣中，生前獲賜太傅銜的，一共也隻有6人，而由太子太保越贈太傅的，則隻有兩人，除阮元外，還有一人就是“宰相劉羅鍋”劉墉之父劉統勳，可見阮元的榮幸。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十三日，阮元病逝，享年86歲。道光深致哀悼，鹹豐頒賜諡號，禦製祭文、碑文，都已是身後之事。“極三朝之寵遇，為一代之完人”，幾乎登峰造極的蓋棺定論，但他也無從領受。不過他留下一份絕筆遺折，是他生命垂危時的伏枕哀鳴，卻是感人至深：

　　臣愚，伏願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勤撫馭以靖邊陲，謹蓋藏以裕儲積，修河防以興水利，嚴捕務以厚民生。臣待盡餘生，語無倫次，不揣冒昧，用陳數端，伏惟聖主慈鑒，則臣從此長辭聖世，毫無遺憾。

　　斯人已逝，其跡長留，在揚州的太傅街上，“太傅文達阮公家廟”一直保留至今。如今街名已改為毓賢街，廟名也改為阮家祠堂。前些年，不知何時起，“毓賢”逐漸變成了“集味”，在這條長不足五百米寬不過五米的小街上，突然冒出了三十餘家“火鍋屋”、“火鍋城”、“火鍋大王”。葷素都有，百味俱全，不論寒暑或晝夜，小街上長年彌漫著揮之不去的香味。海鮮氣味淹沒了書香氣味，本來就已經使人感到難堪，而那熙來攘往地出入於火鍋一條街的食客，對那寂寞地冷落一邊的阮家祠堂，毫無熱情，甚至不屑一瞥，更令人發出感歎。不過後來聽說“火”了一段時間的“火鍋屋”，已經悄悄地撤離毓賢街，但願今後這把“火”不會再卷土重來了。

　　然而卻另有一個美麗如畫的城市，百餘年來一直在久久地、默默地紀念著阮元。到過杭州的人誰不知道，在西湖的粼粼碧波上有三座人工島嶼：小瀛洲（三潭印月）、湖心亭（北塔基）和阮公墩。其中的阮公墩是清嘉慶五年（1800年）浙江巡撫阮元主持疏浚西湖時，民夫挖十萬四千多噸葑泥堆壅成島的，為紀念他治理西湖的功績，該島被命名為“阮公墩”。

　　阮公墩成島後，雜木蔥蘢，蔓草萋萋，天真未鑿。1982年，經添土植樹，精心營造，翠樹繁花叢中出現了“憶芸亭”、“雲水居”、“環碧小築”等竹舍、庭園，形成頗具特色的“綠樹花叢藏竹舍”水上園林。自舉辦仿古遊以來，夏秋之夜的島上，身著古裝的侍女敬茶、古琴伴奏、輕歌曼舞，洋溢著古人生活情趣的氣氛，遊者樂在其中。由環碧山莊仿古遊樂園與阮公墩垂釣組成的阮墩環碧，業已躋身於新西湖十景之列。

　　阮元有幸長駐於稀世寶地西子湖，得以與白居易、蘇東坡為鄰，對他說來，還有什麽能比此更榮耀、更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