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滿綠楊城

難學的“糊塗”

　　——清朝畫家、詩人鄭板橋

　　一

　　雍正三年（1725年），自稱“江南逋客，塞北羈人”的鄭板橋出遊北京。

　　鄭板橋，名燮，字克柔，源於《尚書·洪範》篇中“燮友克柔”字句；又因所居附近有座木板橋，故自號板橋。他於清康熙三十二年(1639年)生於江蘇泰州興化(原屬揚州府)，為“揚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以“詩、書、畫三絕”名世，除詩、書、畫 和詞外，還兼擅曲、文、聯、印。

　　在北京的一段時間內，他和僧人交往密切，還和宮廷侍衛（期門、羽林）的子弟攪和在一起，海闊天空地“日放言高談，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坐是得狂名”。他在《燕京雜詩》(三首之一)中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鄙棄、追求和願望：

　　不燒鉛汞不逃禪，不愛烏紗不要錢；

　　但願清秋長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

　　鄭板橋這種狂放性格和行為，不可避免地招致飛短流長，盡管當時他還算不得什麽人物。其實早在年少時，鄭板橋就已開始毫無拘束地放肆議論、評議人事，在他給墨弟的家書中也自稱“狂兄”。為表示對各種空穴來風的反應，他風趣地借唐朝文學家韓愈解嘲的話，刻了一方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他在一首題為《自遣》的詩中說：

　　嗇彼豐茲信不移，我於困頓已無辭。

　　束狂入世猶嫌放，學拙論文尚厭奇。

　　看月不妨人去盡，對花隻恨酒來遲。

　　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

　　“我於困頓已無辭”，鄭板橋覺得自己已經十分無奈和煩惱了：他對客觀環境已經委曲求全得夠可以了，然而對世事的不願隨俗和對藝術的勇敢跨越，仍給他帶來了無盡的誤解。甚至連約束狂怪的性格來議論世事，仍被人嫌為“放蕩”；佯作笨拙的愚人去評述文章，也為人厭以“離奇”。既然世俗社會不能容他，他隻好公然宣布，“看月不妨人去盡”、“毀盡文章抹盡名”，自己也隻好繼續放蕩、永生狂怪了。

　　在一首寫給學生看的《村塾示諸徒》詩中，鄭板橋在嘲笑無知之人對他非議的同時，更直抒胸臆，表明自己的誌向不僅僅滿足於做一個教書先生：

　　飄蓬幾載困青氈，忽忽村居又一年。

　　得句喜拈花葉寫，看書倦當枕頭眠。

　　蕭騷易惹窮途恨，放蕩深慚學俸錢。

　　欲買扁舟從釣叟，一竿春雨一蓑煙。

　　鄭板橋的狂放怪誕，不僅表現於他與其餘揚州七怪共通的畫風和文風，更體現於他不與世俗同流合汙、對清政府鉗製輿論強烈不滿的人生原則和政治態度。他將這種狂怪心態寄情於詩畫，也流露於生活。他時而憤憤痛罵，時而侃侃長談；時而痛哭流涕，時而放聲狂笑。人生之難，知己之少，使鄭板橋感到連看月對花也是落落寡合，在其名篇《沁園春·恨》中，他傾訴了心中的不滿和苦悶：

　　花亦無知，月亦無聊，酒亦無靈。把夭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

　　單寒骨相難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門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細雨，夜夜孤燈。難道天公，還箝恨口，不許長籲一兩聲？顛狂甚，取烏絲百幅，細寫淒清。

　　他的這種性格及文學、藝術風格的形成，與他從師一位詩人陸種園和深受一位藝術大師徐渭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陸種園在少年板橋的心目中，是康熙年間的興化三大詩人之一（另兩位是徐白齋、李約社）。陸種園名震，父輩家道中落，成為破落戶的飄零子弟。他工詩，又擅詞，還寫得一手好字。他“少負才氣，傲睨狂放”，淡於名利，放浪形骸。其常鬢插鮮花，佯狂放歌，旁若無人地行走於鬧市。花瓣滿身，行人側目，友人勸他節製，他卻笑道：“我貧士耳。彼奈我何？”窮到這個地步了，還講究什麽從容不迫、文質彬彬、溫良恭儉呢？

　　由於“貧而好飲”，寫字的筆常常為抵酒錢當於當鋪，求字者隻好先為之贖筆而後要他寫字。不僅筆當了酒資，而且如《板橋集》裏《附：陸種園夫子一首·贈王正子》所言，連身上的破衣裳也脫下來付作酒錢了——

　　驀地逢君，且攜手壚邊細語。說蜀棧十年烽火，萬山鼙鼓。楓葉滿林愁客思，黃花遍地迷歸路。歎他鄉好景最無多，難常聚。

　　同是客，君尤苦。兩人恨，憑誰訴？看囊中罄矣，酒錢何處？吾輩無端寒至此，富兒何物肥如許！脫敝裘付與酒家娘，搖頭去。

　　“同是客，君尤苦。兩人恨，憑誰訴？”鄭板橋師承陸種園，境遇也與老師仿佛，陸種園的窮當益壯的人品、放浪形骸的個性和揮灑自如的文才給他以很大影響，使兩人作品在風格上有許多相近之處。

　　種園先生是吾師，竹樓桐峰文字奇。十載鄉園共遊憩，壯心磊落無不為。二子辭家弄筆墨，片語幹人氣已塞。先生貧病老無兒，閉門僵臥桐陰北。嗚呼七歌兮浩縱橫，青天萬古終無情！

　　鄭板橋在《七歌》（之七）中泣歌老師陸種園的貧病交加，也悲歌同學王國棟、顧萬峰的窮困潦倒。王國棟（字竹樓）、顧於觀（字桐峰）是當年與鄭板橋同向陸種園學詞的學友，盡管“文字奇”、“壯心磊落”，卻不能為時所用，老無所成。先生陸種園“貧病老無兒”、“僵臥桐陰北”，此景此情，怎能不引起鄭板橋的悲憤浩歎：“青天萬古終無情！”

　　陸種園的貧困生活和淒涼晚年，與一生坎坷潦倒，常“忍饑月下獨徘徊”，最終與賣詩文、字畫糊口的明朝傑出書畫家、文學家徐渭十分相似。徐渭別號青藤、天池，明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是鄭板橋畢生敬佩並深受其影響的藝術大師。徐渭擅長畫花鳥，兼能山水、人物、水墨寫意，氣勢縱橫奔放，開啟了明清以來水墨寫意法的新途徑，而且往往成詩、書、畫於一體，達到了交相輝映的藝術高度。他的詩、書及劇本都獨樹一幟，獨步古今，有非凡的成就。但畢生懷才不遇，不為時人所重，他的兩句話——“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是其生涯和生活的真實寫照。

　　徐渭以其藝術成就和佯狂行為，贏得了鄭板橋的極大同情、敬仰、讚歎和惋惜。他曾請人刻過一方圖章，叫做“青藤門下牛馬走”，而同時代的袁枚還說鄭板橋另有一方“青藤門下走狗燮”的印，乃至後來的齊白石也願意跟著鄭板橋在青藤門下當“走狗”。鄭板橋（及後來的齊白石）都不是那麽輕易被征服的有個性的藝術家，然而卻甘心情願地為徐渭做“牛馬”，做“走狗”，無非極言對徐渭五體投地、崇拜之深。對此鄭板橋解釋說，因為徐渭“才高而筆豪，而燮亦有倔強不屈之氣，所以不謀而合”。才華橫溢、獨擅畫壇，狂傲不馴、昂昂自若，困頓竭蹶、仕途蹭蹬，鄭板橋認為人生道路上在此三方麵均與徐渭“不謀而合”，所以願在“青藤門下”執鞭隨鐙，如仆役那樣聽他使喚、為他效勞。

　　虛心竹有低頭葉；

　　傲骨梅無仰麵花。

　　一副對聯表述了鄭板橋的心態：他一方麵可以像虛心竹那樣在陸種園和徐渭麵前低頭，但另一方麵在時代所豢養或滋生的奴才、走狗、市儈、狂生、考據迷、理學家等芸芸眾生前，他又是一朵傲骨的梅花。

　　像他的老師陸種園和前輩徐渭一樣，鄭板橋以狂放笑傲天下，以怪誕冷看人間。狂放是清醒的變異，怪誕乃先覺的隱衷。生活於黑暗的人生舞台，鄭板橋隻能以狂怪的言行舉止做公開的表演，從而發泄對時代和世道的憤恨。

　　不過，生活於清朝中葉的鄭板橋，恰逢康、乾“全盛時期”鹽商暴發之際，較之陸種園和徐渭，似乎稱得上人生其時、才有所用，應該算是他的幸運和機遇。

　　二

　　綜觀鄭板橋的一生，有兩大特點：一是狂放，二是落拓。清末民初書畫評論家淩霞在《揚州八怪歌》中以“落拓”二字概括鄭板橋一生，“板橋落拓詩中豪，辭官賣畫謀泉刀”，而他的同學顧於觀稱他“有才終落拓，下筆絕斑斕”。同是“落拓”，早年和晚年卻有不同的含義，早年是生活上窮困潦倒的落拓，如鄭板橋自己所說，“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落拓揚州一敝裘，綠楊蕭寺幾淹留”；而晚年則是性格上放浪不羈的落拓，如同清朝詩人、書法家王文治雲：“板橋道人老更狂，棄官落拓遊淮陽。”

　　“落拓”確實伴隨了鄭板橋的一生，從他出生起，就被設定了一個落拓的命運。他的家庭雖曾存“先代家奴契券”，然而到了他這一代，隻不過是個“家貧富書史”的破落人家。鄭板橋不像同為“揚州八怪”之一的李鱓，這位比他年長的老鄉雖然家境之窘甚於鄭家，但仍以出生於“神仙宰相之家”而自我陶醉，鄭板橋則是直率地坦陳自己“初極貧”、“極賤到為儒”。

　　“君子固窮”，在古代士人中並不鮮見。麵對貧窮，寒士們更多地采取了一種安貧樂道、孤傲清高的態度，並因而受到後人的尊敬。這種態度和風氣，大概從中國文人的老祖宗孔門弟子就開始了，孔子高足顏回不是說過：“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但在鄭板橋身世中，貧窮呈現的可不是這樣一種色彩與音調。他的貧窮，是千百萬普通百姓——特別是農民世代深陷而無力自拔的貧窮，是悲劇、是禍災、是天地的不公，更是對生命的摧殘。

　　在“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七歌》之一）；“布衾單薄如空橐，敗絮零星兼臥惡”（《七歌》之四）的困境下，26歲的鄭板橋設塾於真州之江村。真州是他度過一部分童年的地方，他父親曾在此設塾，他也隨塾做學童。現在子承父業，鄭板橋自己做了教書先生，真州也成為他走出老家踏上社會的第一站：

　　僮仆飄零不可尋，客途長伴一張琴。

　　五更馬上披風露，曉月隨人出樹林。

　　麥秀帶煙春郭迥，山光隔岸大江深。

　　勞勞天地成何事，撲碎鞭梢為苦吟。

　　（《曉行真州道中》）

　　30歲左右時，鄭板橋的生活雪上加霜，遇到了有生以來最沉重的打擊。先是50歲的父親鄭立庵病逝，不久他心愛的獨子犉兒又不幸夭逝。他曾寫組詩《七歌》，陳述一個貧困家庭的種種悲慘故事，寫了早逝的生母以及後母、叔父、兒女和老師，這些親人曾先後在貧窮中苦熬、掙紮，也寫了他自己的愧悔與不平。一支飽蘸感情的寫實畫筆，描繪出幅幅令人難忘的人生畫麵：

　　幾年落拓向江海，謀事十事九事殆。長嘯一聲沽酒樓，背人獨自問真宰。枯蓬吹斷久無根，鄉心未盡思田園。千裏還家到還怯，入門忸怩妻無言。嗚呼五歌兮頭發豎，丈夫意氣閨房沮。

　　（《七歌》之五）

　　在他繼《七歌》之後所寫的《哭犉兒五首》中，竭盡哀思之情，吟聲已經不是哀歎，而是哽咽和悲泣了。犉兒是鄭板橋在《七歌》中所述“我生二女複一子”的獨子，然而對此愛子，正如他在《哭犉兒》之一中說“天荒食粥竟為常，慚對吾兒淚數行”，連頓白米飯也不能滿足，致使幼小的生命因病餓而死，怎能不使鄭板橋心如刀割！在小小的墳塋前，淚流滿麵的鄭板橋，仍用往日喂食的湯匙，盛滿薄粥，悲愴地呼喚地下的犉兒用他的小嘴就食。最使鄭板橋牽腸掛肚的是，犉兒年幼膽小，家窮資薄，不知道在陰間如何遭受野鬼的欺淩。為此，他在《哭犉兒五首》(之一)中，哭訴了他對“孤魂小膽”的犉兒多麽擔心，卻又是愛莫能助：

　　墳草青青白水寒，孤魂小膽怯風湍。

　　荒塗野鬼誅求慣，為訴家貧楮鏹難。

　　他先賣老屋，後賣藏書，但仍然不足以解決生計問題，就隻好到揚州賣畫。初到揚州，正是同鄉好友李鱓“丹青縱橫三千裏”、南國北國聲名大噪的時候，相形之下，他隻是一個“無所知名”的街頭畫家。身處揚州這塊銷金之地，窮畫家鄭板橋目睹的是縱情聲色、晝夜顛倒——“長夜歡娛日出眠，揚州自古無清晝”（《廣陵曲》），感受的是錢能通神、人情冷暖——“盡把黃金通顯要，惟餘白眼到清貧”（《揚州》之四）。而當他麵對一座在紙醉金迷中失去自身的古城、一個在落日殘照中來日無多的王朝時，不由得發出了沉重的歎息：

　　畫舫乘春破曉煙，滿城絲管拂榆錢。

　　千家有女先教曲，十裏栽花算種田。

　　雨後隋堤原不濕，風吹紅袖欲登仙。

　　詞人久已傷白頭，酒暖香溫倍悄然。

　　畫舫、紅袖、絲管、花朵……凡此種種，就足以讓年紀輕輕的鄭板橋“傷頭白，倍悄然”了。

　　從賣畫謀生到中舉，鄭板橋在揚州城前後寓居十年，由於其時名氣不大，用的又是墨筆，並不為人看好。他在後來曾作詩曰：

　　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

　　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

　　（《和學使者於殿元枉贈之作四首》之一）

　　無論是初期賣畫揚州，還是後來設館授徒，鄭板橋的生活境遇都沒有明顯的改變。貧士的孤傲，雖有幾分令人可敬，但實際包含著一種消極的認可與忍受。鄭板橋也不可能如此“清高”，他努力掙紮著要改變境遇。當他避債於焦山時，巧遇揚州大鹽商馬曰琯。馬曰琯賞識他的詩才，知道他家境的困窘，瞞著他派人送銀到他家為之還債、度日，他十分感激，與馬曰琯結下莫逆之交。

　　鄭板橋在中舉前一年除夕將臨之際，由於妻子病逝，家中絕薪斷糧，年關難過，且他第二年又要至江寧參加鄉試，故不得不向愛惜人才的興化知縣汪芳藻呈詩《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求援，得到汪知縣的贈銀，總算又渡過了一次難關：

　　瑣事家貧日萬端，破裘雖補不禁寒。

　　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當早餐。

　　結網縱勤河又冱，讀書無主歲偏闌。

　　明年又值掄才會，願向秋風借羽翰。

　　一個“窮”字，伴隨、貫穿和牽製了鄭板橋的一生，讓一位“詩、書、畫三絕”的傑出文才“窮”於應付生計，不僅是上蒼的不公，而且是時代的悲哀。即使他當範縣縣令後，經濟上雖有改善，但原本底子太薄，還要恤親濟貧，手中也並不寬裕。他曾作畫出賣，又收購當地民間的一些珍珠、銅鏡，帶回興化出售，從兩地差價中得些利潤。罷官以後，鄭板橋重到揚州賣畫，為避免別人糾纏，他製定有名的“板橋潤格”，將書畫的價格按尺寸寫得一清二楚：

　　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條幅對聯一兩，扇子鬥方五錢。

　　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帳。年老體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

　　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

　　任渠話舊論交接，隻當秋風過耳邊。

　　乾隆巳卯，拙公和尚屬書謝客

　　板橋鄭燮

　　在表明經濟上認真不苟的態度時，還不忘風趣幽默的風格。大概就是基於這些事實，鄭板橋被一些人譏為“世俗”。其實生活於塵世，何人能夠免“俗”？一家人的衣食之需，哪一樣能從天上掉下來？再說，他對自己的收入來源，從不隱晦，或刊之於書，或懸之於壁，坦然以對。對於貧窮而缺錢的鄭板橋來說，就算“俗”，可謂俗不傷格、俗不缺德。

　　在幼年鄭板橋的貧困生活中，除了生母、繼母，還有一位給了他莫大慈愛的“保護神”，這就是乳母費媽媽。費媽媽本是板橋祖母蔡夫人的侍婢，主人家道中落，窮得不比仆家更好些，她還常過來照護。鄭板橋出生後，生母病弱少乳，費氏當了乳母，他就是吸吮這位忠厚樸實的勞動婦女的乳汁長大的。在母親、祖父相繼去世後，童年的鄭板橋，多虧費媽媽照顧。每晨，她背著小小的鄭板橋來到街上，必先以一錢買一吊餅，遞到小板橋手上，然後自己才安心去做事，天天如此。鄭板橋43歲中進士時，長輩親人隻有費媽媽健在，她是鄭板橋遲遲取得功名以後唯一可以報慰的恩人。此後不久費媽媽也離開人世，鄭板橋寫了《乳母詩》，將無限深沉的感情凝結為短短40字的一首五律：

　　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

　　長恨富貴遲，遂令慚恧久。

　　黃泉路迂闊，白發人老醜。

　　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

　　乳母每日之餅，成為他苦難童年中一種恩德愛心的象征物，永遠留在他生命的記憶中。自幼注入心靈深處的“窮”和“愛”，構成了鄭板橋的“生命之根”，終其一生，他不曾也不能忘記或哪怕冷漠這條“根”。這條“根”延續到現代，感動和撥動了一位青年詩人的心，1933年元月他在獄中寫下了成名之作——《大堰河——我的褓姆》，以“艾青”的筆名公開發表：

　　……

　　大堰河，

　　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長大了的

　　你的兒子，

　　我敬你

　　愛你！

　　三

　　在揚州賣畫初期，步入中年的鄭板橋曾以“板橋道人”之名，寫過十首《道情》。流行於江浙一帶的道情，本來為道士所歌，內容多為離塵絕俗、消極隱世。鄭板橋“屢抹屢更”，以14年之久才定稿的《道情十首》，分別以漁翁、樵夫、道人、頭陀、書生、乞兒等為描敘對象，酣暢淋漓地抒發了青山綠水最堪寄托、功名富貴輕如浮雲的出世思想。正如他在引言中所述：“無非喚醒癡聾，消除煩惱。每到山青水綠之處，聊以自遣自歌。若遇爭名奪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道情的第一首和第二首，描摹了老漁翁和老樵夫的閑淡生活：

　　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驀抬頭月上東山。

　　老樵夫，自砍柴，捆青鬆，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豐碑是處成荒塚，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閑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

　　這組小曲，文詞清雅流麗，風韻回味無窮，很快就傳遍大江南北。在揚州，上至儒生、雅人，下至妓女、乞丐，都十分喜好並吟唱，至今二百餘年，仍為“道情”愛好者傳唱不衰。

　　其實鄭板橋並非絕對想出仕，出仕之想隻是在極度無奈中的胡思亂想。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像鄭板橋這樣的寒士，可選擇的道路並不多，入仕是使他經濟得以翻身的唯一道路。賈寶玉罵求功名者為祿蠹，他不需攀登，仍有酸筍雞皮湯可喝。鄭板橋卻沒有這種條件，但他不可能真的去做漁樵、僧道或隱士，這不僅因為自幼熟讀儒家經典，懷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而且貧窮的家庭也不能沒有他，隻能靠他這個“頂梁柱”來支撐。

　　沿著“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的階梯攀登的鄭板橋，中進士在乾隆元年。他著實為此興奮了一陣，畫了一幅《秋葵石筍圖》自我慶賀。但在諸大臣審察評議中，他並沒有馬上被看中而授予官職，在京等了一年也無消息，隻好悻悻地仍回揚州賣畫。直到六年之後，乾隆七年（1742年）春，在早就賞識其才華的雍正幼弟、乾隆叔父慎郡王允禧周旋下，已經50歲的鄭板橋才補了個範縣的縣令。赴任前夕，鄭板橋與允禧唱和惜別，作《將之範縣拜辭紫瓊崖主人》：

　　紅杏花開應教頻，東風吹動馬頭塵。

　　闌幹苜蓿嚐來少，琬琰詩篇捧去新。

　　莫以梁園留賦客，須教七月課豳民。

　　我朝開國於今烈，文武成康四聖人。

　　詩中表示了滿懷喜悅振奮、躊躇滿誌之情。允禧也以《送板橋鄭燮為範縣令》作答：

　　萬丈才華繡不如，銅章新拜五雲書。

　　朝廷今得鳴琴牧，江漢應閑問字居。

　　四廓桃花春雨後，一缸竹葉夜涼初。

　　屋梁落月吟瓊樹，驛馳詩簡莫遣疏。

　　詩中高度稱讚板橋的才華，認為他的出仕，使揚州少了一位賣畫人，而朝廷卻得到了一位能幹的官吏。關照他今後不可廢吟詠，也不可忘記京中的朋友。

　　鄭板橋就任後，成為一個僅有一萬八千多丁口的小縣百姓之“父母官”。縣衙幾年前還全是草舍，他到時才已部分改為瓦舍。但鄭板橋還是很看重這個位置，不是因為“權”可以轉化為“錢”而擺脫“窮”境，而是因為終於能夠施展自己的抱負。從到範縣後寫的一首詩《君臣》中可見其心誌：

　　君是天公辦事人，吾曹臣下二三臣。

　　兢兢奉若蒼穹意，莫待雷霆始認真。

　　“小城荒邑，十萬偏氓。何養何教，通性達情；何興何廢，務實辭名。”鄭板橋在《署中示舍弟墨》中的幾句話，或許可以視作他在範縣的施政綱領。“時平兼地僻，何況又豐年”，公務實在不多，因此他也簡政利民，無為而治，不多煩擾百姓。據傳鄭板橋夜出巡視不僅不鳴鑼開道，甚至連官府的禮儀排場如“回避”、“肅靜”的牌子也一概免去，隻以一小吏打著寫有“板橋”二字的燈籠引導。他自己也在小詩《喝道》中證實了傳聞：

　　喝道排衙懶不禁，芒鞋問俗入林深。

　　一杯白水荒塗進，慚愧村愚百姓心。

　　一杯白水，慚愧村愚，這是一位七品縣令正直、愛民內心世界的獨白，至今讀來還會令不少大小官員汗顏。恰如今天的領導幹部上下班無車接送，也恰如上級領導到基層視察工作無人迎送，鄭板橋的行為舉動談何容易，且因其超前的民主觀念而為世俗所不容，連他的朋友也認為“實不相宜”。

　　在小小範縣任職，不可能期望做出驚人之舉，與鄭板橋的誌向和學問當然大相徑庭。盡管如此，他還是竭其所能體察民情、審理政務和了解農事。鄭板橋在自己一首詩中講述了一則有趣的故事：有位上司前來範縣視察，衙門無人，找來找去，才發現他這位縣太爺正穿著“布襪青鞋”，“隴上閑眠看藕耕”。“閑眠”二字，當然是詩化的語言，說明鄭板橋正深入田間考察。四年縣令，《範縣誌》給鄭板橋記下了很好的評語：“通達事理，作養人才。”

　　後來從範縣縣令改知濰縣，鄭板橋認為可以實現其愛民之心與為政之能了，從他在縣衙門的兩副對聯上可見一斑：

　　黑漆衙門八字開；

　　有錢沒理莫進來。

　　（題濰縣衙門聯）

　　視民如傷，濰邑蒼生皆我子；

　　修己以敬，東林前輩是吾師。

　　（題濰縣大堂）

　　因為濰縣是經濟發達的大縣，不似範縣人稀事少，而且鄭板橋剛到任，就遇濰縣連續遭災，使他著實經受了一次做父母官的考驗。災年荒月，鄭板橋氣憤地目睹官府勾結牟利，又難過地看到百姓流離逃亡，心情沉重，寫下了感人至深的樂府“三行”：《逃荒行》、《還家行》與《思歸行》。為了救災，他帶頭捐銀，開倉賑貸，平價糶糧，集資修城，顯示了愛民、果斷、善謀的品格和才能，使災民很快得以安定。但他也因此得罪了當地的富室豪門，潛留下一條禍根。

　　縣令的大量事務是亂麻般的民事訴訟，鄭板橋處理這些煩瑣事務則是別出心裁，以一種獨到的“板橋式”智慧和幽默，合情合理地順水推舟地審案判案，而且往往同情窮人和弱者。他判案的結果雖難免有偏頗不當之處，但大多令人心悅誠服，在民間留下了許多佳話。

　　一次有貧士控告某富室賴婚，鄭板橋就對該富室說：“你可以千金來易此婚約，由我做主。”富室如數納金後，鄭板橋又說：“我以此千金作奩資為你尋覓一位快婿如何？”正在富室稱謝之際，鄭板橋已傳貧士出來見麵，當場做媒讓貧士攜富室女及千金而去。

　　又一次，鄭板橋家鄉農夫運一船慈姑北來求售，當地菜霸借口慈姑帶泥，強行殺價，引起農夫告狀。鄭板橋聞訊趕到碼頭，見慈姑船跪拜不迭。眾問何故，他說：見家鄉之土，不敢不拜。父母官如此舉動，菜霸立即改變態度，農夫利益也因此受到了保護。

　　還有一宗轟動濰縣的風流案，是一對年輕僧尼剃度前相識，情愫暗通，出家後紅塵未斷，繼續私通，被好事之徒捉拿送官，以傷害風化罪要求嚴辦。鄭板橋了解原委後，果斷地判令二人還俗完婚，還寫了一首七律相贈：

　　一半葫蘆一半瓢，合來一處好成挑。

　　從今入定風規寂，此後敲門月影遙。

　　鳥性悅時空即色，蓮花落處靜偏嬌。

　　是誰勾卻風流案？記取當堂鄭板橋。

　　這些民間傳說，塑造了一個獨具個性、可敬可親、風趣幽默的“父母官”形象。

　　任官範縣四年、濰縣七年，60歲那年冬天，鄭板橋便卸職準備南歸了。關於他去官的原因，或說他已把官場看透，告歸故裏；或說他被富豪誣告，懶得申辯，罷官而去。無論何種說法，都不必那麽認真追根究底，鄭板橋的性格和命運本該如此，曆史的邏輯和結論本該如此！

　　鄭板橋也確實感到疲憊了，他在《與同學徐中於書》中說：“弟簿書錢穀，案牘勞形，黍為牧民之下吏。……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心勞日拙，精力日益衰頹。”卸職之際，如果說使他有所牽掛的話，就是那眾多已經熟悉了的濰縣百姓。濰縣的一枝一葉，百姓的一呻一吟，長年以來牽動著他的感覺，係連著他的感情，正如他在《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所述：

　　衙齋臥聽簫簫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離開濰縣官衙，鄭板橋隻用了三頭毛驢：一頭墊著鋪陳自騎，一頭騎著一名皂隸，一頭上麵馱著兩夾板書與一副阮弦。正值寒冬，他在郭氏南園住了幾個月，春暖時才上路。去濰之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畫像以祀”。他作了在濰縣的最後一幅畫，贈別百姓，仍是一幅墨竹，上題《予告歸裏，畫竹別濰縣紳士民》一詩：

　　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

　　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

　　詩的第一句表示棄官不仕的決心，第二句寫做官時廉潔的作風，第三、四句表達歸隱生活的心情。既然不能“兼善天下”，也就決定以“獨善其身”了餘年了。

　　四

　　在“揚州八怪”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受歡迎的鄭板橋，有“詩、書、畫三絕”之譽，而三絕中又有真氣、真訣、真趣之“三真”。“三絕”中最受人們稱道的還是畫，畫中的蘭、竹、石尤為人們喜愛，也是他自己畢生所好。他畫蘭、竹、石，他詠蘭、竹、石，其情其因如他《題畫》所言：

　　一竹一蘭一石，有節有香有骨，

　　滿堂皆君子之風，萬古對青蒼翠色。

　　有蘭有竹有石，有節有香有骨，

　　任他逆風嚴霜，自有春風消息。

　　“節”、“香”、“骨”，既表現了鄭板橋愛好的美學觀，更表明了他追求的氣節觀。他還說：“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移之石，千秋不變之人，寫三物與大君子為四美也。”（鎮江金山寺文物館藏鄭板橋畫蘭竹石拓本）；“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之人也。”（《板橋題畫》）。繪畫成為鄭板橋實踐民本思想的手段。

　　在蘭、竹、石的畫中，鄭板橋尤擅蘭和竹，被稱為清朝最著名的畫竹大師。他專畫蘭、竹五十餘年，不畫他物，而且不襲前人窠臼，勇於創新。他畫竹講究立意在先，成竹在胸，方揮毫落筆；也喜歡畫盆蘭，畫嶠壁蘭、棘刺叢蘭。他在蘭、竹畫中常添石，成為板橋蘭、竹畫中數量最多也最耐人玩味的蘭竹石圖。

　　鄭板橋的繪畫，集詩、書、畫於一體。他的字熔行、楷、隸、篆於一爐，鑄成獨家神韻的“亂石鋪階”體書法。他的題畫詩，既是畫中的詩，又像詩中的畫，特別是蘭、竹、石畫及其題畫詩，相映成趣，畫龍點睛，例如：

　　深山絕壁見幽蘭，竹影蕭蕭幾片寒。

　　一頂烏紗須早脫，好來高枕臥其間。

　　（《深山絕壁》題畫詩之一）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竹石》題畫詩）

　　峭壁垂蘭萬箭多，山根碧蕊亦婀娜。

　　天公雨露無私意，分別高低世為何？

　　（《蘭》題畫詩）

　　以“三絕”流芳古今的鄭板橋，應該說還有一絕，即“聯”。鄭板橋一生喜愛對聯，在他一生中，從青少年讀書起，到教書、賣畫、漫遊、做官、罷官、賣畫終老，撰書對聯成為他的特殊愛好，也一直不曾間斷。他的對聯作品，以嶄新的內容，配上獨創雅善“六分半書”的書法，加蓋“古樸不俗”的印章，而凝成三美結合的藝術精品。而其中最膾炙人口的還是“難得糊塗”與“吃虧是福”之聯。

　　據說，“難得糊塗”這四個字是鄭板橋在萊州的雲峰山寫的。當時是他在山東任上，一次去雲峰山觀賞鄭文公碑，但因盤桓已晚，便借山間茅屋一宿，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自稱“糊塗老人”，出語不俗。他室中陳設一方桌麵般大小的硯台，石質細膩，鏤刻精良。老人請鄭板橋題字，板橋便題了“難得糊塗”四個字，用了“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的印。因硯石過大，尚有餘地，鄭板橋請老先生寫一段跋語。老人便寫了“得美石難，得頑石尤難，由美石而轉入頑石更難。美於中，頑於外，藏野人之廬，不入富貴之門也”。也用了一方印，鄭板橋見印上的字是“院試第一鄉試第二殿試第三”。不禁大驚，知道是一位退隱的官員，細談之外，方知原委。有感於糊塗老人的命名，當下見尚有空隙，便補寫了一段“聰明難，糊塗尤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老人見了，大笑不止。

　　獨特的神筆，精彩的名言。從此“難得糊塗”這一名句年複一年、一代接一代地越傳越響、越播越遠，大江南北、天涯海角，幾乎都可以尋覓到“難得糊塗”的墨跡，而且居然多出現於聰明人的家庭中。奇怪的是，年代越久，名言越香，仿佛是一壇陳年的紹興老酒，隨著歲月的流逝，散發出更加馥鬱的芳香，到了今天，竟成了許多人甚至不少年輕人的座右銘。

　　大概不會有人將某個皇帝的聖旨留入記憶，也恐怕不會有人將某個朝代的口號放於案幾，相形之下，更令人感受到“難得糊塗”四個字的巨大魅力，當然也得益於鄭板橋的書絕詞妙。魅力的主要原因是內在的含義，“難得糊塗”究竟包含了多少內容？誰也說不清，後人隻能見仁見智，各取所需。鄭板橋沒有留下任何詮釋，但卻留下了不少“難得糊塗”的故事，或者可視為注解。

　　在“難得糊塗”的人生哲學中，托出了一份謙讓之德、一片寬容之心。

　　最令後世讚歎的是鄭板橋對宦海進退的冷淡和對人生浮沉的超脫，“難得糊塗”升華至此，也真是修身到家了。乾隆十六年，時任濰縣的鄭板橋恰好服官十年之際，寫下了一首詞作——《滿江紅·思家》：

　　我夢揚州，便想到揚州夢我。第一是隋堤綠柳，不堪煙鎖。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裏紅橋火。更紅鮮冷淡不成園，櫻桃顆。

　　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樓臥。有詩人某某，酒人個個。花徑不無新點綴，沙鷗頗有閑功課。將白頭供作折腰人，將毋左。

　　將滿頭白發的自己，當作一個無所作為和沒出息的人，並非不妥的計劃！怎能想象這竟是才高八鬥的大文人退居之後的追求和理想。鄭板橋退居之後，準備返歸揚州，揚州是他的第二故鄉，因此他稱之為“思家”。他常常追憶和想念出任前在揚州的生活：“日賣百錢，以代耕稼。實救困貧，托名風雅。免謁當途，乞求官舍。座有清風，門無車馬。”當年的生活雖然窮困落魄，然而卻愜意自在；此後退出仕途，他將仍以一匹識途老馬的姿態，輕車熟路，重溫舊夢，回歸到作畫賣畫的生涯。

　　乾隆十八年(1753年)，鄭板橋毅然“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毫不留戀地告別了十二年七品縣令的官宦生活，一身輕鬆地走入了揚州民眾百姓的海洋之中。從此，他重新在他熟悉和思念的地方“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

　　“難得糊塗”，糊塗得難得、可貴和罕見。乾隆三十年(1765年)，“難得糊塗”的鄭板橋在落拓中死去，清醒地看著這個他無力觸動的黑暗世界，毫不留戀地走了。

　　“難得糊塗”，卻又讓後人如此不解、難學和易忘。如果以為隻需將此妙語或格言抄錄下來，放於案頭，就懂得了其中的真諦，那就大錯特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