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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楊”詠歎調

  ——清朝廣陵詞派

  一

  康熙四年(1665年),一位以二甲進士選派揚州執掌刑獄重任的年輕推官離任他往,向他在五年中多次蕩槳和吟詠過的瘦西湖揮手作別,也與他在十次之多雅集中頻頻唱和的文人們依依惜別。

  年輕推官與隨同他往來於紅橋的幢幢人影,拉動了一個清朝的文學流派——“廣陵詞派”。年輕推官又以其揮灑於碧波的篇篇詩詞,描繪了一座傳神的煙花揚州——“綠楊城郭”。

  這位繼歐、蘇平山宴集後再鑄揚州文人雅集之盛的推官,就是後來成為清初詩壇一代宗匠的王士禛。王士禛(1634~1711年),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他生長於山東新城(今桓台)世家,順治十四年(1657年)進士,順治十七年(1660年)初任揚州推官,入為部曹,轉翰林,官至刑部尚書。

  推官的職位並不太高,大概相當於今日當地的中級法院院長,或者還兼有審計局局長的職能。作為政府政法機構的官員,手中握有的權限並非與其官位成正比的,大概當年公、檢、法官員也像現在一樣享有特權,這就使喜好和擅長舞文弄墨的王士禛,有可能牽頭(自然要出資)在揚州發起文化盛舉。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十五日,王士禛效法東晉“書聖”王羲之的蘭亭修禊,約請居於當地和外來羈旅的名士到郊外修禊,他將這次修禊的地點選擇在揚州瘦西湖的紅橋。

  “修禊”是一種古老習俗,在農曆三月初三又叫“上巳日”。這一天人們相約出遊水濱,沐於水上,借以除災去邪,古俗稱為“祓禊”。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邀約當時名士謝安、孫綽等並親朋子侄41人聚會蘭渚,行修禊之禮。那次雅集計有26人作詩37首,事後王羲之將詩匯成一集,即《蘭亭集》,並為此作序一篇,記敘蘭亭山水之美和聚會場麵之盛,抒發好景不長、生死無常的感慨。序文共324字,字字珠璣。這就是被褚遂良評為“天下第一行書”的王羲之傳之千古的書法名篇《蘭亭序》。蘭亭修禊開飲酒賦詩之先河,後人遂相沿成習。

  出揚州城,前往風景綺麗的瘦西湖,有水陸兩條路,都需經過一座白石欄杆的圓拱形三孔石橋,這就是著名的“虹橋”,也稱“大虹橋”。這座石橋,原為初建於明崇禎年間的一座木板橋,因圍以朱欄數丈,故稱“紅橋”。乾隆元年(1736年),木板橋改建為石橋;十五年後,又在橋上建亭,“紅橋”改名為“虹橋”。

  就虹橋本身而言,不過是一座平平常常的遊客往來通道,橋兩旁護欄甚至沒有任何特殊的點綴裝飾,顯出一種天然本色。然而紅橋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能吸引古今眾多文人墨客來此吟詩結社?也許當年費軒的一首《揚州夢香詞》道出了其中奧秘:

  揚州好,第一是虹橋,楊柳綠齊三尺雨,櫻桃紅破一聲蕭,處處駐蘭橈。

  兩邊的旖旎景色,是虹橋厚重的文化積澱之源;而這種文化積澱甚至超過橋自身的厚度和重量,也為橋下的綠波春水增添了新的韻味。清康熙年間詩人朱彝尊的《紅橋》一詩,用淡淡的墨色描繪了一幅江南小景:

  春蕪小雨滿城隈,茅屋疏籬兩岸開;

  行到紅橋轉深曲,綠楊如薺酒船來。

  乾隆皇帝幸遊揚州,也曾作詩讚曰:

  綠波春水飲長虹,錦纜徐牽碧鏡中,

  真在橫披畫裏過,平山迎麵送春風。

  選擇在紅橋修禊,自然是絕佳處所。參加王士禛倡導修禊的名士們,徜徉紅橋,蕩槳碧波,踏春賞花,飲酒詠詩。他們以“紅橋懷古”為題,即席唱和,調寄“浣溪沙”,各自填詞,事後將各家詞作選輯十闋,編成一部《紅橋唱和集》。詞集中被公認最出色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出自修禊發起人王士禛手筆的《浣溪沙·紅橋懷古》(三首),

  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滿眼秋,綠楊城郭是揚州。

  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煙荒草舊迷樓。

  (《浣溪沙·紅橋懷古》三首之一)

  白鳥朱荷引畫橈,垂楊影裏見紅橋,欲尋往事已魂銷。

  遙望平山山外路,斷鴻無數水迢迢,新愁分付廣陵潮。

  (《浣溪沙·紅橋懷古》三首之二)

  其中那句“綠楊城郭是揚州”一經吟出,就令眾文人耳目一新。更使王士禛不敢奢望的是,此詩句一傳兩、兩傳三,越傳越廣,傳詠了約三百五十年,一直流傳至今。“綠楊城郭是揚州”之所以成為絕妙好句,就在於詩人從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裏,選擇了一個最佳視點,捕捉住了揚州人司空見慣而又習以為常的景象。舉目遠望,揚州城幾乎處處是綠楊,可謂五步一樹,十步雙楊,蔚為大觀。參天綠楊,又猶如一圍綠色城郭,護衛著參差十萬人家的揚州。短短七字句,以畫龍點睛之筆力,勾勒出揚州景物的本質,詮釋了“煙花三月”的真諦,仿佛是對“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著名唐人詩句的遙遠響應。此後,“綠楊城郭”與“紅橋攬勝”就成為揚州的典故和景點,而揚州街巷的店鋪、新聞媒體的專欄乃至中小學牆報,皆喜用“綠楊”命名。

  大概王士禛自己對由靈感迸發而偶得的佳句也甚為得意和珍惜,在40年後《送張杞園待詔之廣陵》一詩中,他對此佳句作了又一次吟詠:

  茱萸灣上夕陽樓,夢裏時時訪舊遊。

  少日題詩無恙否,綠楊城郭是揚州。

  不經意的一聲吟唱,唱徹古城千秋,竟成傳世傑作,雖非詩人所料,卻是揚州之幸。

  舉行“紅橋修禊”,是王士禛在揚州任職五年中做的一件最有影響的文化盛事。自康熙元年發端的“紅橋修禊”,以後就成為揚州文人墨客每年例行的詩酒聚會。

  過了兩年即康熙三年,仍在推官任上的王士禛,又邀請幾位長者,從四五十歲到八十多歲的遺老名士,再次到紅橋修禊。輕車熟路,舊地重遊,吟不盡的“北郭清溪”,看不厭的“紅橋風物”。王士禛作為“首唱”,吟下《冶春絕句》二十四首,與會者即席同賦,彼此唱和,借景生情,席上生風。詩人們把周圍景色和身邊人事信手拈來,隨意發揮,出口成文,修禊無疑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賽詩會。在這次修禊中,王士禛的《冶春絕句》自然又是獨占鼇頭,其中有兩首是:

  今年東風太狡獪,弄晴作雨遣春來。

  江梅一夜落紅雪,便有夭桃無數開。

  紅橋飛跨水當中,一字欄杆九曲紅。

  日午畫船橋下過,衣香人影太匆匆。

  “衣香人影太匆匆”,又成為被揚州人擊節讚賞的妙句,後人就在詩人走過的路上,建造了一座古樸典雅的臨水磚房,題名“香影廊”。在“綠楊城郭”留下永久口碑的同時,揚州人又為王士禛建了一座詩碑。

  王士禛與揚州紅橋結緣之時,正值他仕途起步春風得意之際。他多次來此往來徘徊,反複感慨詠歎,幾乎形成一種揮之不去的意象。他為首次修禊的《紅橋唱和集》作注時說:“紅橋即席賡唱,興到成篇,各采其一以誌一時盛事,當使紅橋與蘭亭並傳耳。”

  地以人傳,詩書留名,紅橋與蘭亭堪稱揚州、紹興兩座古城傑出的人文作品。紅橋與蘭亭各以該地的人文佳話獨擅其美,並傳千秋,如果說蘭亭後來成了書法家的朝聖之地,那麽紅橋就是詩人詞客的探源之處。所不同的是,群賢畢至的蘭亭盛會,其人員構成還不能離開士族門閥的背景;而老少鹹集的紅橋修禊,參與的名士群體中雖不乏鴻儒,卻多寒門白丁,因而更為平民化,彼此之間的心靈溝通、情感交流的色彩更濃。於是,其影響迅速擴大,“過揚州者多問紅橋”,遂成為“廣陵故事”。

  二

  得江山之助,王土禛在開“紅橋修禊”之先河後,詩名大振。

  其實在還沒有跨上宦途前,王士禛就已經名噪大江南北了。使其一舉成名的作品,是他於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在濟南大明湖南岸水麵亭觸景生情的即興之作——《秋柳》四首。四首《秋柳》將詠物與寓意融為一體,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而且全詩句句寫柳,卻通篇不見一個“柳”字,令人歎絕。

  《秋柳》一經傳開,大江南北應和者紛紛附和,連由京抵濟的顧炎武也作《賦得秋柳》唱和。個中原因除了詩的意韻深沉、境界優美外,大概還與不少人從詩中解讀出某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憑吊南明之意有關。當時的揚州,是許多南明遺老的往來聚散之地,仍沉浸於無盡哀思中的遺民,正可借《秋柳》作酒杯,一澆積存於內心的塊壘。

  攜著《秋柳》的詩名來到揚州的年輕新貴王士禛,理所當然地受到揚州前輩長者們的認可和歡迎。揚州是王士禛步入仕途的第一站,當時他年方27歲。在揚州任推官五年,從順治十七年(1660年)至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禛處理大案83起,保全了一批善良無辜,深得百姓和商賈的稱頌。然而這個風華正茂的年輕文人官員,更多以其詩壇名家的形象出現在文人墨客的眼前。

  這位被“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吳梅村稱為“晝了公事,夜接詞人”的清初文壇領袖,在詩壇的一大貢獻是倡導當時影響極大的“神韻”說,另一大貢獻則是創造了清朝第一個詞學流派——廣陵詞派。

  神韻說是王士禛詩歌理論的核心。他繼承了鍾嶸、司空圖、嚴羽的“滋味”、“韻味”、“妙悟”等詩學思想,總結了王孟、韋柳等人的山水田園派詩歌的藝術傳統,追求一種意味含蓄空靈、境界縹緲清遠、語句雋永清秀、韻致淡雅蘊藉的詩境。王士禛將神韻說發展為一套比較有係統的詩歌理論,成為清詩的一大宗派,清朝詞學家譚獻在《複堂日記》中稱其為“清代第一詩人”。

  無論是濟南的《秋柳》,還是揚州的《冶春絕句》,都可以推為王士禛對自己詩歌主張身體力行的早期代表作。在那一句“衣香人影太匆匆”中,王士稹以驚人的靈感,將稍縱即逝的朦朧感覺捕捉於筆端,定格在一幅印象派大師也難以描繪的圖畫裏。他在揚州寫的絕句《真州絕句五首》、《江上望青山憶舊》等詩篇,都是其神韻說的創作實踐:

  江幹多是釣人居,柳陌菱塘一帶疏,

  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賣鱸魚。

  (《真州絕句五首》其一)

  長江如練布帆輕,千裏山連建業城。

  草長鶯啼花滿樹,江村風物過清明。

  (《江上望青山憶舊》)

  在揚州度過五年時光的王士禛,又以雅集唱和與合作選詞等一係列詞學活動,吸引和聚集了多達百餘人的本土與客籍詞人,激活和豐富了揚州詞人的創作。而一卷《紅橋唱和詞》及廣陵詞人後來匯編刊刻的《倚聲初集》和《國朝名家詩餘》兩部詞學著作,促成了清朝第一個詞學流派廣陵詞派的誕生。四方詞家,百花爭豔,使廣陵詞派具有兼容並蓄的特點和風格。

  揚州對於王士禛來說,除宦遊生涯的起點外,又是登上詩壇高峰的重要一站。因此他對揚州懷有深厚的感情,在離揚後直到晚年的許多著作中,還反複多次憶及揚州的風光景物和詩人詩事。在《漁洋詩話》中,王士禛不勝留戀地說:“餘在廣陵五年,多布衣交。”在《居易錄》中他還記述了曾與袁昭令、杜於皇諸君宴於紅橋,以及又與林茂之、孫豹人、張祖望(網孫)等修禊紅橋的盛事。

  應邀參加了冶春詩會的孫枝蔚在其《溉堂前集》著述中,記載有文友在“同賦冶春絕句二十四首”中賦有如下詩句:“客子怕聞寒食節,布衣輕入使君筵”,“惟有使君愛文雅,坐中賓客半漁樵。”這些多為“布衣”、“漁樵”的揚州名士,與年輕的朝廷命官、詩壇領袖王士禛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時年45歲的孫枝蔚,字豹人,號溉堂,陝西三原人。他少年時曾散財參與抵抗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後敗走廣陵重操祖業,縱橫商海頗為得意。在人文薈萃的揚州文風影響下,他決定折節讀書,結交四方名士,並以其詩文名節受到人們的尊重。但棄商後家道逐漸中落,“家漸落,詩益工,歌益甚,而家乃益大落”。他是秦人,僑居揚州,常懷西歸之意。因《詩經·匪風》有雲:“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故取號溉堂,以示不忘鄉關。

  茶肆、茶坊、寺院是孫枝蔚飲茶常往之地,寺僧多為其茶友。孫枝蔚所寫茶詩、茶詞,落筆時文思聯翩,借景抒懷。他的《采桑子·題焦山僧房》一詞,從“飯熟茶香”中引出對國家興亡之感,被詞人評為“淒涼滿紙”、“有伯符(東吳開國者孫策)當年氣概”。詞曰:

  老僧頭白焦山頂,不管興亡。安穩禪床。臥對江南古戰場。

  客來坐久深無語,飯熟茶香。歸路茫茫。水打空船月照廊。

  王士禛為官揚州時,孫枝蔚贈以詩,稱為奇人,遂成莫逆。兩人經常互相唱和,相交日久,相知益深。孫枝蔚參加了康熙三年的詩會,在這次詩會上,他毫不掩飾地表達了曆經喪亂之後痛苦茫然的複雜心情:

  故相墳頭少白楊,舉杯欲飲心茫茫。

  人生幾何經喪亂,二十年前此戰場。

  從康熙三年上推二十年,恰逢清兵攻陷揚州屠城之時,喪亂之痛使他難以忘懷,故國之思時時縈繞心中。加之與“才自鍾山來”的林古度同席,“聽談天寶雜悲歡”的感慨,急欲一吐為快,因而不事雕琢,直抒胸臆,可見其個性。

  85歲高齡的白發老翁林古度,字茂之,一字那之,福建福清人。他是明末布衣,明亡後,隱居南京以終,以長輩氣節為東南名士所尊重。他又是一位工詩而多產的詩人,自萬曆以來的詩作多達數千首,入清後還寫有不少感懷故國的詩篇:

  一樹古梅花數畝,城中客子乍來看。

  不知花氣清相逼,但覺山深春尚寒。

  (《吉祥寺古梅》)

  在南京珍珠橋南的陋巷中,林古度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夏天沒有蚊帳,冬天隻能以破棉絮禦寒,他在《金陵冬夜》一詩中以“渾如孤鶴入蘆花”的詩句自嘲,令人不忍卒讀:

  老來貧困實堪磋,寒氣偏歸我一家。

  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

  出於對王士禛的仰慕,林古度幾次專程到揚州訪問,王士禛也待之以長者之禮,常約請當地名流陪老先生宴於紅橋或平山堂,還親自為老先生“撰杖結襪”,恭敬有加。冶春詩會特請此老出席,奉為上座。

  林古度把王士禛視為忘年知己,捧出60多年以來創作的全部詩作,請比自己小54歲的王士禛精選刪定。王士禛欣然應命,經一番斟酌,於清康熙九年(1670年)選存林古度在清順治八年(1611年)以前的詩為《林茂之詩選》。入選的詩共156首,均為具有清新婉縟、有六朝初唐之風的早期作品,其餘天啟、崇禎以來涉及時事政局的憑吊興亡之作,幾乎刪削殆盡。深知清朝廷的文化禁錮之嚴酷,官居法曹的王士禛不得不忍痛割愛,將不少詩中精品刪削,對統觀林詩全貌誠然造成了不可彌補的缺憾,卻未嚐不是對林老先生的“曲線”保護。

  第二年,王士禛去南京拜訪已經雙目失明的林老先生,兩人默默相坐,垂涕而別,誰知這一別竟成永訣。一年之後,林古度於貧病交迫中溘然長逝,家人無力治喪,多虧詩友周亮工代為料理,才得以安葬於鍾山之下。

  康熙四年,王士禛到達如皋,收到一位“萬曆詩人”邵潛老先生的信,信中其訴說了自己年已八十、膝下無子、不堪苦役的痛楚。江蘇通州文學家、書法家、篆刻家邵潛,字潛夫,自號五嶽外臣,於明萬曆年間僑居如皋,精心研究文學,倡導六書和金石篆刻。如皋的文人學士和篆刻愛好者,皆投其門下,形成了如皋印派。王士禛讀信後於次日一早就急忙前往看望,因為裏巷狹窄不容車騎,這位推官大人竟棄馬棄轎且不帶隨從,孑身徒步登門。走進黝黑如漆的三間茅屋,雖說臥榻同鍋灶相接,倒也不是家徒四壁,屋裏堆滿邵老所刻書版。八十老翁捧出果蔌,王士禛為他斟酒,對飲暢談,一見如故,盡歡而別。

  上級領導屈尊造訪,足見此翁非同尋常,消息傳到當地縣太爺的耳中,縣太爺立即宣布免除邵老的徭役。頭銜是無聲的命令,頂頭上司的一舉一動都被下級看在眼裏、記在心中,倒也不失為中國官場的一個特色。

  三

  王士禛離開揚州後,來自曲阜的孔子六十四代孫孔尚任因公務抵揚。

  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孔尚任博學多才,卻屢試不中。想不到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時來運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拜謁孔林並舉行祭孔盛典時,孔尚任為康熙講經,深受康熙賞識。康熙認為孔尚任是一位有才學的聖裔,第二年春天,下旨授他為國子監博士,38歲的孔尚任即被召進京,開始了仕宦生涯。

  在國子監做了半年學官的孔尚任,還沒來得及發揮儒學經綸的才能,七月初即奉命隨工部侍郎孫在豐前往淮揚,協助疏浚黃河海口。滯留淮揚三年多,孔尚任雖有遷客羈宦、浮沉苦海之感,但親臨民間,親眼目睹了河政的險峻反複、官吏的揮霍腐敗和人民的痛苦悲號,甚至親身感受到缺糧斷炊的滋味,從而引發了“呻吟疾痛之聲”,成詩630餘首,編為《湖海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冬,得不到地方官提供生活保障的孔尚任,在“茫茫無所之”的無奈中,寓居於泰州陳庵,“以絕糧為常,以舉火為異”,陷於非常困難的處境。除夕那天,隻有“豆豉(醬醃豆)一味,共梅花嚼之”,由此他賦《除夕感懷》二首,其二雲:

  來投蕭寺暫忘饑,四十一年悟昨非。

  古佛也甘無夜火,癡童莫怨少新衣。

  城臨海氣雞催曉,雪壓林梢鴉忍饑。

  一夜僧樓吟未穩,紙窗亮處見春暉。

  在淮揚三年多的日日夜夜,又給孔尚任提供了遍遊江揚各處、憑吊前朝遺跡、結交明朝遺老、追溯南明興亡的機會。江淮一帶正是弘光小朝廷的舊地,許多明朝遺老依然健在,他們大都拒絕到清政府做官,或隱居山林或避世鄉裏。孔尚任同他們廣泛結交,登高賦詩,舟中飲酒,關係非常密切,通過他們了解到許多重要的史實,使他在史海浮沉中獲益匪淺,一個創作《桃花扇》的念頭也因此油然而生。

  生活在揚州一帶,孔尚任不僅結識了冒襄、黃雲、宗元鼎、杜濬等明末遺老及其他一些著名文人,而且曾遍訪平山堂、觀音閣、紅橋、茱萸灣等景點,先有名勝之遊,進而諳熟揚州風物。他在揚州寫了竹枝詞二十首,題作《清明紅橋竹枝詞》,描繪了清明時節揚州紅橋一帶的“踏青”、“祭掃”、“進香”、“市酒”等風土人情:

  橋西橋北塚為鄰,祭掃何曾淚掩巾。

  少化紙錢多剩酒,猜拳驚起九泉人。

  令孔尚任不解的是,剛經曆過“十日之屠”的揚州,旋即就出現了“橋西橋北塚為鄰,祭掃何曾淚掩巾”,“橋頭拍頭人齊笑,妙舞清歌腳底行”,“一曲紅橋三裏水,清明消盡滿城魂”的情景。因此他隻能用詩嘲諷在燈紅酒綠中如此迅速地重現的醉生夢死的故態。在其一首《紅橋》七律中,孔尚任更鋪陳了彌漫在揚州的那種使人“銷魂”的“隋代風流”:

  紅橋垂柳嫋煙村,隋代風流今尚存。

  酒旆時遮看竹路,畫船多係種花門。

  曾逢粉黛當筵舞,未許笙歌避吏尊。

  可惜同遊無小杜,撲襟絲雨總銷魂。

  這真是又一個南宋時代的杭州!從孔尚任的《紅橋》不由得使人想起林升的那首著名諷諫詩——《題臨安邸》: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揚州的煙花三月,春暖花開,鶯飛草長,景色怡人,春遊行樂的習俗更為盛行。孔尚任在《紅橋修禊序》中,專門描寫了揚州人三月三日在瘦西湖畔的紅橋水邊,踏青祓禊的場景:

  康熙戊辰春,揚州多雪雨,遊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祓禊者,鹹泛舟紅橋,橋下之水若不勝載焉。予時赴諸君之招,往來逐隊,看兩陌之芳草桃柳,新鮮弄色,禽魚蜂蝶,亦有暢遂自得之意,乃知天氣之晴雨,百物之舒鬱係焉。……

  到揚州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七年春三月三日,繼同來自齊魯之邦、詩禮之鄉的王士禛後,孔尚任又一次發起紅橋修禊,以續文人“雅集”之盛,按他的說法是:

  廣陵據南北之勝,文人寄跡,半於海內,自歐、蘇平山宴會以來,過其地者,俯仰今昔,穆然山色江聲之表,蓋不知幾觴幾詠。

  他在一首詩中稱:

  雅會名流盡折巾,江南江北聚芳鄰。

  催得淅瀝來山雨,剪燭蕭條獻水蓴。

  痛恨須教肝膽露,堅留隻有性情真。

  滿囊珠玉輕帆去,從此邗關話一新。

  參加此次修禊大會計24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曾與王士禛相與過從甚密。在這次詩會上,孔尚任將自己的七律《揚州》作為《冶春》首唱:

  阮亭合向揚州住,杜牧風流屬後生。

  廿四橋頭添酒社,十三樓下說詩名。

  曾維畫舫無閑柳,再到紗窗隻舊鶯。

  等是竹西歌吹地,煙花好句讓多情。

  《揚州》一詩不脛而走,很快傳到京城,為王士禛所知並深受其讚賞。這首詩不同於一般奉和應酬之作,除了頷、頸兩聯的工穩對仗顯示出駕馭律詩的嫻熟技巧,其捕捉揚州特色美景與巧妙用語的結合,以及情感流露不見斧鑿痕跡,都閃爍著藝術才華的光彩。而此詩所達到的境界,在整體上同王士禛提倡的“興會發以性情”、“根底源於學問”詩歌主張,可以說是不謀而合,因而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孔尚任對王士禛的欽慕之情,在他一首《西江月·平山堂懷王阮亭》詞中也表露無遺。這首詞上闋的三句用典都直接取意於王士禛的《冶春》絕句,隨手拈來,涉筆成趣,渾然天成:

  花事清明五度,衣香人影匆匆。風流司李管春風,又覺揚州一夢。

  楊柳千株剩綠,芙蕖十裏殘紅。重來誰識舊詩翁,隻有江山迎送。

  修禊大會之後,孔尚任意猶未盡,次日獨自重遊,寫下一首《三月四日清明再泛舟紅橋》:“鄉心愁見柳長條,同蕩輕舟第二朝……潦倒江頭歸未得,三年此景兩魂銷。”獨敞心扉,展露出一股按捺不住、拂拭不去的莫名惆悵。

  詩人雖有雅興,畢竟不能逃離現實,孔尚任當時處境的確不無尷尬,官場上的爭權奪利和爾虞我詐,是一介書生難以預料和不堪承受的。因此,在二十多人修禊的“第二朝”,孔尚任心頭上的陰影開始變得濃重,而且再也拂不去,內心的複雜矛盾也隻能用詩來宣泄。一邊主持風雅韻事,一邊卻不得不麵對酸甜苦辣百味俱全的世態種種,做個正人君子真難!

  孔尚任在江淮文壇的出現,給文化名城揚州帶來一股新風;而他在冶春詩會上的領頭和領唱,又使名士雅集之文風得到延續和發展。以七十歲之高齡而成孔尚任忘年交的揚州詩人、書畫家宗元鼎,嚐讀孔尚任的《文遊台題壁》:

  吳楚春風何處收?海雲連水下江流。

  一從秉燭尋詩去,直接今年雪夜舟。

  讀後評雲:“阮亭先生(王士禎)至秦郵,持燭登台,賦詩而去;今東塘先生(孔尚任)登台吟嘯,載雪而歸;佳詩佳事,輝映後先矣!”

  王士禎和孔尚任相繼蒞臨揚州並分別寓居幾年,又先後組織紅橋修禊,的確堪稱佳詩佳事、相繼輝映。

  四

  就規模、影響而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時任兩淮鹽運使盧見曾主持的紅橋修禊,是真正的揚州之最。

  盧見曾(1690~1768年)是清朝學者、詩人、戲曲作家,字抱孫,號雅雨山人,亦號澹園。他是山東德州人,出生於一個世代為官的知識分子家庭。

  乾隆元年(1736年),盧見曾擢升為兩準鹽運使(治揚州)。據《兩準鹽法誌》記載,在他上任之際,正遇上當地鹽商勾結官府侵占灶戶(鹽民)鹽池的訟案。在所有權問題上,雙方久訟不決,鹽民深受其害。盧見曾果斷地做出了“灶屬商亭,糧歸灶納”的判決,並核發文契,維護了鹽民利益。廣大鹽民十分感激,自動籌資修建了“盧公祠”以感念他,但盧見曾卻也因此得罪了貪官汙吏及不法鹽商。乾隆三年(1738年),盧見曾終因被誣陷而罷職,並於乾隆五年(1740年)被革職充軍,發配塞外烏魯木齊。

  盧氏為人豪爽,愛才好士,四方名流鹹集,極一時文酒之盛。他還有精明能幹、足智多謀、勤於吏治、節儉治事的聲譽。與王士禛相比,盧見曾詩名遠遠不及,但廣為結交天下名士卻如出一轍。盧氏座中賓客,既有學者如戴震、惠棟、汪楫等,也有書畫名家如鄭板橋、高鳳翰、錢籜石等,還有他的僚屬、幕友,交友麵甚至廣及書商、和尚、道士等三教九流,並且全不以權勢、地位、身份、財富為意,以誠相見,以禮相待。山陰一位白發老者落魄揚州,屢次謁見不得,除夕晚上投詩門下,“布金地暖回春易,列戟門高再拜難”,發了一通牢騷。盧見曾讀罷,立即於當夜驅車回訪,“饋朱提數笏”,送上幾錠白銀,為老先生過年雪中送炭。

  當獲罪流放的厄運突然襲來時,樹倒猢猻散,盧家僮仆紛紛辭走。就在這危難時刻,好人有好報,患難知真交,出自盧門的六安秀才夏寶傳,行俠仗義,主動策馬相隨,三年陪侍。還有一位下棋下出來的摯友、道士汪履之,也是一心一意自願跟到塞外相陪三年。

  桃花潭上水潺潺,戀客情深詩早傳。

  更有汪倫能送遠,八千裏外住三年。

  盡管盧見曾不姓李,與李白也不可同日而語,但恰巧道士姓汪,而他送盧氏並非如汪倫那樣隻送到桃花潭止步,而是一送八千裏,一陪三年整。這種真情實誼,還有那位夏秀才的情真意切,比之汪倫已毫不遜色了。

  風雲多變幻,人生也難料。後經查明,盧見曾是被誣告,冤案昭雪,平反賜還。經一番輾轉跋涉,盧見曾於乾隆十八年(1753年)複任兩準鹽運使,重返揚州。恰好其時《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旅次揚州,猝死於斯,卻又因貧窮而無力料理後事。最後幸得盧見曾資助,文人們終於放心地送走一代文豪。

  赴任揚州後,盧見曾又開始了他的大手筆。他見揚州地勢低窪,河池淤塞,經常發生水患,便籌集資金,開挖修浚城周河池,免除了水患之隱。他又沿小秦淮修建了“紅橋二十四景”及金焦樓觀,使古老的揚州更加嫵媚多姿,一時遊人如織,名流學士雲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盧見曾在紅橋舉行“修禊”活動,是年紅橋修禊甚盛,在李鬥的《揚州畫舫錄》(卷十)中還對盧氏及其紅橋修禊之舉記了一筆。

  這一次紅橋修禊,盧見曾以七言律詩《紅橋修禊》四首作首唱,其一、四首詩曰:

  綠油春水木蘭舟,步步亭台邀逗留。

  十裏畫圖新閬苑,二分明月舊揚州。

  空憐強酒還斟酌,莫倚能詩漫唱酬。

  昨日宸遊新侍從,天章捧出殿東頭。

  迤邐平岡豔雪明,竹樓小市賣花聲。

  紅桃水暖春偏好,綠稻香含秋最清。

  合有管弦頻入夜,那教士女不空城。

  冶春舊調歌殘後,獨立詩壇試一更。

  其時和修禊韻者七千餘人,編次得詩三百餘卷。鄭板橋、陳撰、厲鶚、惠棟、沈大成、陳章等數十人,皆為上客。鄭板橋有《和雅雨山人紅橋修禊》、《再和盧雅雨》詩各四首,一時傳為文壇佳話。不過盧見曾畢竟是位官場中人,其舞文弄墨隻能算作附庸風雅,與先前修禊中以王士禛、孔尚任主筆的“原唱”相比,詩文自然是相形見絀。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著名詩人袁枚,曾在《隨園詩話》中提及,雖然盧雅雨以漁洋山人自居,賦紅橋修禊詩,和者甚眾,但他卻對“先生原唱”不甚愛誦。不過袁枚對盧見曾被貶卸任時“留別”揚州的四首詩卻備加讚揚,譽為“絕調”,認為“歡愉之詞難工,感愴之言多妙”,其中之句如:

  平山回望更關愁,標勝家家醉墨留。

  十裏亭台通畫舫,一年簫鼓到深秋。

  每看絳雪迎朱旆,轉似青山戀白頭。

  為報先疇墓園在,人生未合死揚州。

  長河一曲繞柴門,荒徑遙憐鬆菊存。

  從此風波消宦海,始知煙月足家園。

  歲時社集牛歌好,鄉裏筵開白發尊。

  癡願無多應易遂,杖朝還有引年恩。

  詩中對官宦生涯的感受、感慨發自內心,真話寫真情,所以感人。

  紅橋修禊作為一項內涵豐富的文化活動,由王士禛開創、孔尚任繼續、盧見曾掀起高潮,為清朝的揚州留下了色彩斑斕的詩章。另一位“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趙翼在祭吊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的詩中,感歎揚州文人“雅集”盛會,詩雲:

  虹橋修禊客題詩,傳是揚州極盛時。

  勝會不常今視昔,我曹應又有人思。

  清末光緒年間到民國初年,由學者名流、清貧寒士為主要成員,也有少數地方官參加的“冶春後社”,已具有近代文學社團性質,最盛時多達百人,延續到抗日戰爭時期。隨著國事日非,人員星散,“廣陵詞派”遂走入末路,紅橋詩事再無人問津。

  然而,煙花揚州並非成為昨日星辰,“綠楊城郭”今天又大放異彩。走進古城,紅橋依舊,“水陸分成十字路,畫船南北橋西東”。不過走過紅橋的匆匆“人影”中,時而閃出金發碧眼的觀光遊客;飄落在瘦西湖的陣陣“衣香”中,經常散發著世界各國的名牌香水味。雙龍戲珠裝飾豪華的“乾隆號”大型遊艇,載著歡聲笑語,不時在平靜的水麵“犁”開道道波紋……

  修禊賦詩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已經成為曆史,但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的積澱、一種人文精神的延伸,類似的文化活動不僅不能停滯或放棄,而且應在更深更新的層麵領悟、演繹,從而使其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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