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滿綠楊城

丹心長照

　　——明末名將史可法

　　一

　　“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作為入關之後清朝廷的兩大暴行和罪孽，如同兩個用鮮血凝結而成的巨大驚歎號，警鍾長鳴地懸掛在清朝史空；作為明亡之際漢民族的兩大災難和恥辱，又如同兩把以屍骨澆鑄起來的銳利的越王劍，觸目驚心地矗立在神州大地上。

　　明末崇禎十七年（1644年），也是愛新覺羅·福臨即帝位的順治元年，豫親王多鐸以定國大將軍經略江南。從十二月到第二年四月，多鐸率領的滿洲鐵騎縱橫中原，接連渡過黃河、淮河。隨著明將劉澤清投降，清軍兵臨城下，揚州已成“甕中之鱉”。南明小王朝最後一位兵部尚書大學士史可法受命於危亡之秋，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五日，清軍抵達揚州，集聚城郊，約有十萬之眾，對揚州孤城構成合圍之勢。嚴峻的形勢使守城主將史可法麵臨生死存亡的考驗，他在此前曾發出緊急檄文，要各鎮將領集中到揚州守衛，但竟無一兵一卒前來救援。史可法知道，他隻有依靠揚州軍民孤軍奮戰了。

　　清軍主將多鐸連派五名明降將前去勸降史可法，但得到的回答是：“我為朝廷首輔，豈肯反麵事人？”後來多鐸親自出馬，連發五封書信，史可法概不啟封，全部付之一炬。事實上史可法對眼前的嚴峻形勢十分清楚，僅憑萬餘揚州守兵抵禦洪水猛獸般的清軍，不啻以卵擊石。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他不指望取得勝利，隻準備抗戰到底，以一死報國。史可法召集眾將表明自己將“與城為殉”的決心，他說：“吾誓與城為殉，然倉皇之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為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無子嗣，當即認為義子。接著他又在西門城樓上作遺表上朝廷，另又作遺書五封，命家仆收藏，其中除一封致豫親王多鐸外，其餘分別是給母親、夫人、叔父、兄弟的。二十一日又作遺書給母親和夫人，也即後人所說的“絕命書”，書曰：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

　　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苦惱，須托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愛。炤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

　　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書畢，史可法把全城官員召集起來，勉勵他們齊心協力抵抗清兵，並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務。他分析形勢，認為西門是最重要的防線，就親自帶兵防守西門。將士們見史可法堅定沉著，都很感動，表示一定和督師一起誓死抵抗。

　　多鐸命令清兵沒日沒夜地輪番攻城。揚州軍民奮勇作戰，一次次打退清兵的進攻。但清兵人多勢眾，死了一批，又上來一批，形勢越來越危急。

　　多鐸下了狠心，開始用大炮攻城。他探聽到西門防守最嚴，又是史可法親自防守，就下令炮手專向西北角轟擊。二十五日，城西北的城牆終於被轟開了一個缺口，大批清軍隨之一擁而入，衝進城來。史可法眼看城已陷落，拔出佩刀準備自刎，被隨從的將領們抱住並奪下了他手裏的刀，簇擁著他出小東門。恰逢迎麵清兵過來，喝問他是誰，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師也！可引見汝兵主。”遂被俘。

　　多鐸十分重視史可法，以賓禮相待，口稱先生，當麵勸降，許以高官厚祿。史可法罵不絕口，嚴加拒絕：“我為朝廷大臣，豈肯偷生為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辱，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碎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戮！”終於壯烈地犧牲於南城樓上，時年45歲。

　　史可法的忠義精神光照孤城，城中每一個軍民都正氣凜然。史可法被殺後，揚州守軍與清軍展開激烈的巷戰。左都督劉肇基率四百敢死士，殺敵千餘，全部戰死。副總兵莊子固所部七百人，以“赤心報國”為旗號，全部格鬥而亡。副將馬應魁，每戰披白甲，書“盡忠報國”於背，死於巷戰。諸多副將都在巷戰中壯烈犧牲，而其他官員皆投井殉國，揚州知府任民育全家殉難。全祖望寫的《梅花嶺記》一文，記錄和歌頌了史可法死守揚州之始末。

　　揚州失守後幾天，清軍攻破南京。南明政權的官員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弘光政權如曇花一現，倏然而逝。

　　清兵攻破揚州城後，多鐸滅絕人性地下令屠殺揚州百姓。大屠殺延續了十天才結束，約80萬民眾慘死於清軍的屠刀之下。這段史稱“揚州十日”的曆史，是中國曆史上血寫得極為慘烈的一頁。流傳甚廣的《揚州十日記》，是明人王秀楚的筆記，他以“身所親曆，目所親睹”的血淋淋事實，記述了這段史事。這一幕震天撼地的人間慘劇發生於清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五至五月初五：

　　念六日……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

　　初四日，天始霽，道路積屍既經積雨暴漲，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內潰。穢臭逼人，複經日炙，其氣愈甚，前後左右，處處焚灼，室中氤氳，結成如霧，腥聞百裏。蓋此百萬生靈，一朝橫死，雖天地鬼神，不能不為之愁慘也！……

　　清兵繼續南下，在控製江南後，頒布了一道“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剃發令，強迫百姓在十天之內，改依清人的習慣，剃發留辮，違令者死。精神的屈辱，使江南百姓義憤填膺，奮起反抗，從而引發了“嘉定三屠”的慘劇。“嘉定三屠”實際上是由奉命守衛徐州時棄城降清的“漢奸”李成棟所製造的。三次屠城，終使血流成河、屍積如山的嘉定城“遠近始剃發，稱大清順民雲”，插上了“削發令已行”的旗幡。

　　二

　　史可法生前不曾料到，他曾為之誓死保衛的80萬揚州父老、婦孺，竟在清兵的屠刀下一顆顆人頭落地，在他的身後一排又一排地倒在血泊中。而在此前，作為南明兵部尚書的史可法，甚至天真地幻想以“虜”治“寇”、“聯清抗寇”，曾企圖選擇和鼓吹“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戰略思想。

　　史可法生前也沒有料到，在攻城和屠城的清兵中，有相當一部分卻是明軍的“漢奸軍”。據載，僅在豫親王多鐸統率清軍向揚州進軍的路上，就有大批的漢人軍隊前去投靠，降軍總兵力接近十四萬人，加上此前投降的十萬漢軍，遠超過了清軍數量的總和。其中有些軍隊本是響應史可法招募而駐守於揚州前線的，連下令“嘉定三屠”的劊子手李成棟也曾是史可法的部下。這些本是與漢民眾同根生的“偽軍”，搶殺擄掠奸淫本族同胞的惡行，絲毫不輸於清兵。

　　史可法生前又沒有料到，正當他領導揚州軍民同仇敵愾、浴血奮戰的時候，醉生夢死的弘光帝卻在掛著“萬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幾見月當頭”楹聯的興寧宮遊龍戲鳳、尋歡作樂。甚至在隨後清兵渡長江到達南京時，這位國君還沉湎在夜宴中，聞報後他狼狽出奔，逃往蕪湖黃得功營中。權臣馬士英、阮大铖等也同時逃走，後來這批禍國殃民的昏君奸臣均被清軍俘殺。當多鐸率軍入南京時，被尊為明末文壇領袖、“江左三大家”之首的禮部尚書錢謙益，率文武百官投降，跪迎多鐸進城。

　　史可法生前更沒有料到，曆史竟如夏日的龍卷風，轉瞬間就殘酷地摧毀了一座曾經輝煌而且綿延了近三百年的朱明大廈。一年多前，他曾目睹明末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間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順政權，清世祖福臨繼位開始了順治時代，麵臨農民大軍壓境一籌莫展的崇禎皇帝與大臣商討調吳三桂入關抵抗等事件，也曾預感到中國曆史從此進入了又一個多事、多變和多難之秋。但是巍巍大廈傾於一旦，既不是他的目力所及，也不是他這個“忠君”大臣所願。

　　曆史老人真的瘋了，讓崇禎十七年（1644年）發生了“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巨變。這一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順政權後，農民軍東渡黃河，攻克太原，兵分兩路，直指北京。一路上所向披靡，勢如破竹，於三月十六日到達北京城郊並包圍了京城。這一年三月十九日，太監曹化淳打開廣安門，迎農民軍進入外城。眼見末日已到，崇禎送走了三個兒子，命周皇後、袁妃自盡，手刃長女及數嬪妃，然後飲酒、更衣，帶幾十名手持斧鉞的太監持槍騎馬東奔西突。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又返回乾清宮，親自撞響召喚百官上朝的“景陽鍾”，但無一人入宮護駕，僅有太監王承恩一人跟隨他上了萬歲山（景山）。舉目望去，京城四處烽煙，農民軍即將入宮，崇禎皇帝絕望地在萬歲山東坡一棵槐樹上投繯自盡，屍體在樹上掛了兩天才被發現。

　　李自成的大順軍在進駐北京的時間內，以驚人的速度開始腐敗，缺乏基本道德教養的農民士兵如癡如狂、無所顧忌地釋放著心中的欲望，拷打、私刑、強奸案層出不窮，北京的百姓變得失望、畏懼和憤怒。由於清將吳三桂引清兵入山海關，給予了也在這一年正月清世祖福臨繼位開張的順治王朝一個稍縱即逝的戰機，在輔政清廷的多爾袞指揮下，清軍長驅直入，如摧枯拉朽，取而代之進京42天的農民軍，成為北京城的新主人。

　　崇禎皇帝在萬歲山上吊自殺的消息傳到明朝陪都南京，驚魂未定的明朝大臣們立即在南京上演了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在臭名昭著的閹黨阮大铖與奸臣、鳳陽總督馬士英的密謀下，擁立了一個從洛陽出逃到南方的皇族、福王朱由崧做皇帝，揚州府的儀征地區成了對福王的迎鑾之地。

　　朱由崧是個出了名的迷戀酒色、極端荒唐的紈絝子弟，是個與生俱來的“人之初、性本惡”的禍種。時任兵部尚書的史可法提出立其為帝有“七不可”，即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讀書、幹預有司，如此昏庸之君必將貽國誤民。然而馬士英等人根本不理這一套，先下手為強，早早將朱由崧迎入南京。史可法等人不該在此關鍵時刻讓步，無奈地接受現實，加入奉迎的行列。就這樣，南京建立了一個史稱“南明”的政權，曆史上把朱由崧稱為弘光帝。

　　弘光帝政治上昏庸，生活上又荒淫，將政事悉數委托給馬士英處理，馬士英與阮大铖一批佞臣完全操縱了南明政權。皇帝如此，大臣和將領們也毫不遜色，他們隻知道吃喝玩樂，誰也不關心時局和民情。南宋末年的曆史陰影延伸到了南明，這個南明小朝廷將宋、明兩朝的昏暗、腐朽，揮灑得肆無忌憚，發揮得淋漓盡致。

　　對此，史可法在許多奏章中都憂心忡忡地提及。他說：“非常之變（指農民軍和清軍先後進京，崇禎帝自縊而死），亙古所無。總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所致。更有甚者，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弘光朝官任右僉都禦史的瞿式耜在《甲申秋渡江感懷》（二首之一）中，也隱隱流露了對時局變幻莫測的不安和對南明小朝廷君臣沉湎於逸樂的憂慮：

　　半規涼月夜將闌，似趁邗溝旅夢殘。

　　曉色漸升溪樹裏，潮聲欲漲簟紋寒。

　　魚龍莽伏知何意？燕雀堂高莫劇安。

　　指點斷雲荒戍裏，幾回擊楫過江幹？

　　就國力、軍力和武器裝備而論，不僅朱明王朝不應亡於清軍，而且南明朝廷也不該毀於一旦。南明朝廷控製的地盤，東自黃河下遊以南，西迄武昌長江以南，即使隻有半壁江山，也比清軍所控製的地區富饒和廣闊。而它的兵力也不算少，在長江北岸設有四支明軍，叫做四鎮，共擁兵三十萬；在武昌的寧甫侯左良玉，擁兵也有二十萬。然而在歌舞升平中高枕無憂的南明昏君權臣們，對他們家底的真實情況卻是所知甚少。

　　以東閣大學士入閣參政的史可法，受馬士英排擠，無法施展，決定放棄對兵權的控製，自請出京，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鎮撫淮、揚一帶，後又加封為太子太師。史可法在南方將士中威信頗高，他讓四鎮將領駐守在揚州周圍，自己坐鎮揚州指揮。將士們以“史督師”稱呼他，史督師成為南明的唯一希望。

　　史可法有一副自題聯，曰：

　　鬥酒縱觀廿四史；

　　爐香靜對十三經。

　　由此聯不難想象，史可法是一個文人，指揮打仗並非其所長。明朝用官以重文輕武為標準，軍隊的統帥都是文人出身，雖然文人中也出過袁崇煥那樣的名將，但終究為數不多。論史可法的軍事才能當然不能與袁崇煥相提並論，而他麵臨的清軍卻更加強大，他背靠的朝廷又更加腐敗。身居兵部尚書之職，後來更任職揚州督師，史可法肩負著力挽狂瀾、扭轉乾坤的曆史重任。曆史出的一道難題，可真難為了史可法。

　　江北四鎮的將領驕橫跋扈，他們在內鬥即互相爭奪和割據地盤方麵毫不示弱，在害民即放縱兵士殘殺百姓這一點上各顯神通，然而一旦遇到外敵來犯時，兵力卻變得“虛誇不中用”。四鎮中尚有一息希望的是高傑的兵力，桀驁不馴的高傑曾斷然拒絕清肅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誘降，以重兵駐於歸德，令士兵冒雪沿黃河築牆以防禦清兵，並聯絡河南睢州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不料許定國暗通清兵，設計於酒後謀害了高傑，渡河降清，並引清兵至儀封。

　　就在清兵揮師南下、形勢十分危急之際，擁有重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不顧大局，發兵南下，聲稱要“清君側”，“除馬、阮”。而馬士英則恬不知恥地提出：“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當時有人對他這種觀點表示不以為然，認為“淮揚最急，應亟防禦”，但馬士英竟下令“有議守淮者斬”，並在朝議後，以弘光帝名義詔令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軍。

　　史可法明知在此國運千鈞一發之際不該離開邊防重地，卻又違心地帶兵回南京，使揚州成了一座不設防的空城。當他過長江至燕子磯時，由於左良玉已經兵敗，馬士英等竟不許他入南京城。身在家門口，思母之情殷殷；人在京城外，憂國之心沉沉。史可法站在燕子磯上，俯瞰長江，悵望古都，隨口吟下一首小詩——《燕子磯口占》：

　　來家不麵母，咫尺猶千裏。

　　磯頭灑清淚，滴滴沉江底。

　　南明朝廷權臣無視國之將亡，依舊進行著勾心鬥角的爭鬥，忠心正直的大臣接連罷官歸裏；大將左良玉病死於軍中，其子左夢庚兵敗降清；淮揚各鎮將帥割霸一方，兵馬不聽史可法的調遣；馬士英扣下史可法要求給士兵加餉的奏折，將士兵的薪水全部扣壓。內憂外患，國將不國，看到南明王朝已處於崩潰的邊緣，史可法已如清乾隆年間學者全祖望在《梅花嶺記》一文中說：“順治二年酉四月，江都（揚州）圍急，督師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為……。”雖有報國之心，但無回天之力，留在安徽省宿鬆縣白崖寨的史可法之聯，流露了他內心深深的憂慮：

　　聽澗底泉聲，呼天地是歌是哭？

　　看階前月色，問英雄還死還生？

　　聽澗底泉聲，呼喚天地風雲，唱一曲催人淚下的悲憤之歌；看階前月色，照徹英雄肝膽，抒一腔至死不渝的壯誌豪情！

　　明亡之後做了清之降臣的詩人錢謙益，在順治四年（1647年）作的《金陵後觀棋六首》（其一）中，就曾以“一局殘棋”之語比喻過弘光朝廷不可收拾的局勢：

　　寂寞枯枰響泬寥，秦淮秋老咽寒潮。

　　白頭燈影涼宵裏，一局殘棋見六朝。

　　在兵臨城下、國家垂亡的千鈞一發之際，南明朝廷的將臣們還在不顧一切地上演著一幕幕你死我活、此消彼長的內鬥鬧劇。這場可笑而可恥的鬧劇，最終在曆史上刻下了可悲而可鄙的一頁。

　　三

　　揚州大屠殺之後，史可法的義子史德威進城尋找史可法的遺體。因為屍體太多，天熱又都腐爛了，怎麽也認不出來，隻好把史可法生前穿過的袍子和用過的笏板，埋葬在揚州城外的梅花嶺上。這就是到現在還保存完整的史可法“衣冠墓”。

　　由於沒有找到史可法的屍體，他的生死又留下了頗多傳聞和記載。或說他騎馬出城，沉江而死；或說他城破出走，不知所終；或說他縋城潛去，跨騾出城，甚至還有人賦詩：“相公誓死猶飲泣，百二十騎城頭立。瞬息城摧鐵騎奔，青騾一去無蹤跡。”凡此種種，其實隻是寄托了老百姓的心願和希望：史可法沒有死，民族英雄不應該死！在揚州保衛戰之後多年中，不少抗清武裝力量，皆以其名號號召群眾，足見民族英雄精神，在人民心目中是不朽的。

　　史公墓在揚州城北的梅花嶺上，墓址是遵照史可法殉難前的遺言“我死當葬於梅花嶺上”而選的。墓在初建時甚為簡樸，墓碑上書“明督師太子兼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史公墓承嗣男德威泣血立石”。據說嶺上的梅花原為白蕊，自史可法衣冠葬於此後，蕊紅如血。墓上原生有一種“英雄草”，長逾尺，令人聯想起杭州嶽墳的“鄂王墓上草離離”，隻是後來隨著墓地的荒蕪而枯萎了。史德威生前常來義父墓前祭掃，在康熙九年（1670年）病歿於揚後，其子孫後代遵遺囑年年祭祀，並曾築垣修墓，又編輯、校刊了《史忠正公集》。

　　與袁枚、趙翼並稱為“乾隆三大家”的清朝詩人蔣士銓，在梅花嶺留下了一首《梅花嶺吊史閣部》：

　　號令難安四鎮強，甘同馬革自沉湘。

　　生無君相興南國，死有衣冠葬北邙。

　　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香。

　　九原若逢左忠毅，相向留都哭戰場。

　　詩中提到的“左忠毅”，就是史可法的恩師左光鬥。師生之間同聲同氣、肝膽相照，留下一曲為後世傳誦不絕的師誼之歌。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明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河南省祥符縣（今河南省開封市），祖籍原為北直隸省（今河北省）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市）。早年他就以孝聞名於鄉，祖父史應元、父親史從質和母親尹氏，對他寄望極殷，而他也不負眾望，雖家境貧寒，仍苦學不輟。明天啟元年(1621年)冬，19歲的史可法獨身趕往順天府大興縣應試，寄宿於大興縣郊一所古寺中。左光鬥受朝廷委派“視學京畿”，負責京畿的科舉考試，在外出踏雪時，偶見一座風雪古寺之中有書生伏臥案頭，旁邊放著一份剛剛寫就的文稿。他取來一看，文稿不僅字跡清秀，而且文辭精彩，不禁暗暗讚賞。見書生穿著單薄，左光鬥立即脫下自己的貂裘蓋在書生身上，並為他關上門戶。和尚告知他，那書生名叫史可法，剛到京城來應考。

　　20歲時史可法在府中會考，被主試的左光鬥選拔為北直隸八府之冠。考試以後，左光鬥在其官府接見了史可法，做了一番勉勵，又把他帶到後堂，見過夫人。他當著夫人之麵極誇史可法，認為“他日繼吾誌事，唯此生耳”。史可法家貧，被左光鬥收作弟子並留於館署後，愈加刻苦不懈，發憤苦學，飽受恩師濡染，立誌以身報君許國。左光鬥在公務之暇，常與他切磋學問、商談國事。

　　熹宗天啟五年（1625年），左光鬥遭掌權的魏忠賢等閹黨陷害而鋃鐺入獄，史可法朝夕待在獄外，卻苦於無“門”而無法進去探視。當他聽說左光鬥受了炮烙之刑、命在旦夕時，十分焦急，於是籌了五十兩銀，“涕泣謀於禁卒”，禁卒深受感動，讓史可法化裝成掏糞者混入牢房。史可法走進牢房找到蜷縮在角落邊的左光鬥，看到他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模樣，跪著抱住恩師嗚咽不止。左光鬥聽出了史可法的聲音，奮臂用手撥開自己潰爛的眼皮，怒目注視史可法，嗬斥他速速離開：“老夫已矣，汝複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後來甚至以杖擊逼他快走。史可法深知恩師怕他因此受到牽連，才“不敢發聲”，隻得忍痛揮淚悄然退出。後來，史可法常常流著淚向人敘及此事：“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左光鬥終被魏忠賢殺害，史可法又花錢買通獄卒，為他料理了後事。

　　左光鬥以鐵石肺肝、忠心義膽的行為，言傳身教，鑄造了一代英雄史可法，為他在宦海中的航向做了正確的指引。清桐城學派創始人方苞寫的《左忠毅公逸事》一文，生動地記述了史可法在恩師左光鬥的栽培和教誨下，成長為人中騏驥、國之棟梁的過程。

　　崇禎元年（1628年）史可法中進士，開始了官宦生涯。他的宦途頗稱順遂，先後任西安府推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崇禎年間史可法開始出任軍職，曾任右參議，受命駐守安徽池州、太平一帶；又任崇禎名將盧象升副使，負責安慶、池州一帶防務，指揮江北軍隊。崇禎十年（1637年），為牽製並打擊農民起義軍的軍事進攻，史可法被晉升為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巡撫安慶、廬州、池州、太平四府，並統轄鄰近的河南、湖北、江西部分州縣。也就在這個時候，他曾到安徽六安（今六安市城區）就任約兩年。在六安期間，史可法捐俸築城、救濟災荒、減輕地方差役、捐款修繕縣學，深受六安民眾的愛戴。撫署六安病中時，史可法曾寫一首感歎國是日非、體恤民生艱難的詩篇——《六安署病中感懷》：

　　待理猶煩苦抱屙，公餘側枕奈如何。

　　民饑由已嗟艱食，兵悍逢人欲弄戈。

　　撫字無能先布德，催科寧忍複為苛！

　　白雲交瘁燕山下，國手誰憐妙劑多？

　　史可法這段“鎮皖駐六”的曆史，是他毀譽並存的一段生命曆程。他的撫民之功和愛民之舉固然有口皆碑，但他因鎮壓農民起義而受到史家譴責，使他與嶽飛一樣不得不麵對後人的審查和評議。

　　史可法在實踐中學習軍事，更由於他重信義，能與部卒同甘苦，所以深得軍心，將士都願為他效命。後來史可法升遷戶部右侍郎（尚書副職）兼右僉督禦史，積功又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與軍國大事。

　　英雄生前孤軍血戰，死後寂寞夜台。史公陵園雖經曆次修繕，但由於淮揚後人無力長期負擔維修費用，英雄陵園逐漸變成了一塊荒涼的墓地，除了墓坊、墓垣內高高的石碑與史公的衣冠塚，饗堂、祠堂都已破舊不堪、空空蕩蕩。帶著梅香的朔風不時穿窗而入，將壁間柱上的楹聯撫摸一番後過戶而去，留下輕輕的歎息聲。清初詩人吳嘉紀前來拜謁，目睹現狀，心情沉重，吟下一首蘊涵著辛酸和悲憤之淚的《過史公墓》：

　　才聞戰馬渡滹沱，南北紛紛盡倒戈。

　　諸將無心留社稷，一抔遺恨對山河。

　　秋風暮嶺鬆篁暗，吸煙荒城鼓角多。

　　寂寞夜台誰吊問，蓬蒿滿地牧童歌！

　　所幸的是，作為江左名都的驕傲，淮揚大地的榮光，史公陵園在今天已是另一番景象，由饗堂、祠堂、史可法衣冠墓和史可法紀念館組成的“史公祠”已經成為融曆史、文物、風景於一體的揚州遊覽勝地了。

　　從墓室入內為饗堂，堂內端坐著史公的雕像，一副神色凝重、沉思不語的狀態，令人如見“行不當年張蓋，食不重味，夏不扇，冬不裘，寢不解衣”的一代忠臣。堂前兩株粗大、高直、濃蔭蔽天的銀杏，曆經二百多年風雨，忠誠地擁立和衛護著中間的一塊刻有“明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公可法之墓”的石碑。墓在饗堂之後，墓前為鐫有“史忠正公墓”五字的磚石牌坊。墓周矮牆回護，鬆柏森森；墓邊四季蔥鬱的茜草鋪地，人稱“忠臣草”；墓後寒梅挺立，傲霜怒放。

　　“史公祠”中最醒目的還是祠中、堂內、墓前的一副副名聯：

　　時局類殘棋，楊柳城邊懸落日；

　　衣冠複古處，梅花冷豔伴孤忠。

　　（清·朱武章）

　　生有自來文信國（——文天祥）；

　　死而後已武鄉侯（——諸葛亮）。

　　（清·嚴問樵）

　　最為有名的，當推清朝詩人張爾藎所撰之聯：

　　數點梅花亡國淚；

　　二分明月故臣心。

　　祠堂兩邊的楹聯上寫著：

　　尚張睢陽為友，奉左忠毅為師，大節炳千秋，列傳足光明史牒；

　　夢文信國而生，慕武鄉侯而死，複仇經九世，神州終見漢衣冠。

　　這些名聯，既是一代英雄正氣的凝結、豪情的演繹，也是一個民族在天地間的怒吼、在史空中的浩歎。

　　這裏還有不少史公的自撰聯：“琴書遊戲六千裏，詩酒清狂四十年”，“自學古賢修靜節，惟應野鶴識高情”，“澗雪壓多鬆偃蹇，崖泉滴久石玲瓏”。從史公的遒勁筆力和充溢在字裏行間的豪放氣概，又讓人看到一位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

　　1962年7月，適值史可法三百六十周年誕辰，郭沫若為史可法寫下了下麵一首詩，表達了炎黃子孫對英雄的頌揚和懷念：

　　國存與存亡與亡，巍峨廟貌甚堂堂。

　　梅花嶺畔遺香在，鐵火何時返故邦。

　　四

　　弘光朝覆亡的屈辱恨史，史可法殉國的慷慨悲歌，引起了一位孔門後人的關切和注意。康熙年間，孔子第六十四代孫、曲阜人孔尚任曾在淮揚地區任職，他是奉命去治河的。在三年多的宦海生涯中，治河之事並無什麽進展，孔尚任卻有機會遍遊江揚各處，憑吊前朝遺跡，結交明朝遺老，追溯南明興亡。江淮一帶正是弘光小朝廷的舊地，許多明朝遺老依然健在，他們大都拒絕到清政府做官，或隱居山林或避世鄉裏。孔尚任同他們廣泛結交，登高賦詩，舟中飲酒，關係非常密切，通過他們了解到許多重要的史實，使他深感史海浮沉，教訓深刻。經過苦苦思索，他最終決定創作一部曆史傳奇劇《桃花扇》，借以“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孔尚任懷著一腔悲憤，三易其稿，終於寫完了《桃花扇》。這部曆史劇以明末著名複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其中又以大量的史實反映出明末政治的黑暗腐敗，以及統治階層的腐朽荒淫，以“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無一非私，焉得不亡”，揭示了弘光小朝廷乃至明朝三百年基業覆亡的根本原因。與此同時，劇中熱情地歌頌了史可法“為國事不顧殘軀”的忠心和不忘收複中原的壯誌，對他的為國殉身表示深切的哀痛。在《桃花扇》中，孔尚任寫了一首感歎詩，詩曰：

　　漁樵同話舊繁華，短夢寥寥記不差。

　　曾恨紅箋銜燕子，偏憐素扇染桃花。

　　笙歌西第留何客，煙雨南朝換幾家。

　　傳得傷心臨去語，年年寒食哭天涯。

　　《桃花扇》在京城上演後，立刻引起轟動，那些前朝的故臣遺老們“掩袂獨坐”、“唏噓而散”。這種感情不僅僅是對前朝深深的悲悼和哀歎，更是一種被清朝統治者無情扼殺的民族意識的迸發。盡管孔尚任不可能在劇中直接描述清兵屠城的暴行，但是他所表現的對幾個曆史人物的鮮明愛憎，都在煽動和激發著懷念故國的情緒。懷念前朝就是詆毀本朝，康熙皇帝對此甚為關注，曾派人找孔尚任索要《桃花扇》的底稿，嚴禁流傳。次年春，孔尚任被革除官職。也許是孔子後裔的特殊身份，使他得以在風聲鶴唳的文字獄時代逃過一劫。

　　盡管清朝廷力圖消除《桃花扇》的影響，但卻已經無法抹去它在人們心中刻下的烙印了。史可法的英名在其就義半個世紀後，又一次傳頌於大江南北。

　　然而此後又發生了一件史可法生前萬萬不曾料到的事，在他死後大力褒彰他的忠烈精神並使之永昭後世的，不是別人，而是他的敵人——當初他與之浴血奮戰並付出了自己及數十萬人生命代價的滿洲貴族的後裔。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供職於翰林院的詩人、戲曲家蔣士銓，在北京琉璃廠購得史可法遺像及手簡兩通。後來一個姓汪的侍郎借去觀賞後，把史可法家書與諸後人的題跋重新裝裱於像卷之首。就在這個時候，乾隆皇帝正在醞釀一項表彰前朝忠臣的計劃。政治上十分敏感、熟悉中華民族道德觀念並善於捕捉漢族人民思想感情的乾隆皇帝知道，為史可法這樣在民眾中影響很大的前朝抗清忠臣予以徹底恢複名譽並加以表彰，有利於贏得民心和鞏固大清帝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皇室內府編輯了《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乾隆皇帝翻閱了其中的睿親王致史可法書，當他再想查閱史可法的回書時，卻不可得。後來他從內閣庫典籍中檢出並認真閱讀，讀後禦製書事一篇記其始末。遵照禦意，朝廷官員開始收集前朝忠臣的資料。當時蔣士銓已在揚州安定書院任教，而史可法遺像及家書也已轉到彭之瑞之手，正在江南視學的彭之瑞便把他所收藏的這些珍品呈給皇帝。在獲得和閱讀了這些資料後，乾隆皇帝遂下旨為史可法建祠，諡“忠正”，禦書“褒慰忠魂”匾額，並作詩一首：

　　紀文曾識一篇篤，予諡乃留兩字芳。

　　凡此無非勵臣節，鑒茲可不慎君綱！

　　像斯觀矣牘斯撫，月與齋而風與光。

　　並命負書畫卷內，千秋忠跡表維揚。

　　禦製詩中的頷聯明白無遺地表述了乾隆褒獎史可法的目的。皇帝帶頭賦詩，眾大臣誰能不恭敬奉和，百餘年前的史可法一時成了乾隆後期的英雄。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又下旨於國史中列《貳臣傳》，把鼎革時期歸降清朝因而享有高官厚祿的大臣打入另冊。

　　順時達變，人同此心。不計舊惡，不念舊情，表彰前朝忠臣，貶斥前朝降臣，這是乾隆聰明過人的一招。這一舉措自然受到人民的歡迎，但微不足道的開明措施又怎能保證大清江山不倒？

　　乾隆之後，大清帝國逐漸走上“下坡路”，到禍國殃民的慈禧掌權時，這個王朝已經附上了明朝萬曆年間的鬼魂。坐了48年皇位的萬曆皇帝明神宗，斷送了朱明王朝的基業；而同樣統治清朝48年的慈禧，也成了把國家推上窮途末路的罪魁禍首。在她擅權期間的清朝，演出了中華民族史上最屈辱的一幕——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期間，史可法的精神又一次激勵炎黃子孫，神州大地又湧現出一群“史可法式”的愛國誌士和民族英雄。然而正當大清軍民同仇敵愾、浴血奮戰之際，窮奢極欲的慈禧也沒閑著，她正忙於操辦籌謀已久的三件大事：光緒皇帝大婚、修建頤和園和她自己的萬壽慶典。

　　清道光年間的舉人黃燮清此時獨上梅花嶺，在深切緬懷史可法的時候，想起在列強炮火轟鳴中依然醉生夢死的清朝廷，撫今追昔，詠詩譏時，吟下一首《廣陵吊史閣部》：

　　沿江烽火怒濤驚，半壁青天一柱撐。

　　群小已陣南渡局，孤臣尚抗北來兵。

　　宮中玉樹征歌舞，陣上靴刀決死生。

　　留得歲寒真氣在，梅花如雪照蕪城。

　　重演的曆史誠然令無能為力的文人們悲憤不已，然而他們隻能以筆而無力以劍揮寫這種悲憤。剛剛經曆過南宋曆史悲劇的揚州，轉瞬間又陷入了南明的天南“哀角”。“雙忠”烈跡並沒有在明朝曆代帝王的頭腦中留下什麽蹤影，也許他們的分量遠抵不上一個寵姬、一名太監，那麽史可法沉重的軀體，又能給後世帶來多少石破天驚的效應？

　　曆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相似的曆史常常在勾起人們的辛酸往事和苦澀回憶的同時，又身不由己地將自己投入新一輪的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