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滿綠楊城

佛香東飄

　　——唐朝戒律大師鑒真

　　一

　　幻夢和奇跡，往往是富饒經濟和開明政治的伴隨物。被稱為中國封建社會黃金時代的唐朝，正是這樣一個多夢的曆史季節、創新的神奇年代。鑒真“東瀛傳道”的驚人壯舉，本身就是一種神奇；而在鑒真東行的一百多年前，僧人玄奘“西天取經”的驚險曆程，也是這個時代抒寫的夢幻。

　　太宗貞觀年間，年輕的僧人玄奘隻身去天竺(印度)取經，前後17年，來往數萬裏，終於取得梵文佛經657部，回到唐朝國都長安，對中國佛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以單槍匹馬勇走數萬裏的玄奘，在滿載而歸之後，被後人鋪陳和渲染為《西遊記》的神話故事。鑒真東渡扶桑，盡管不像玄奘西行那樣，是第一次壯舉，但是他乘風破浪、百折不回，終以雙目失明的殘疾之身，為日本送去了豐富的佛學和先進的唐文化，成為又一部流傳於今的傳奇，也演繹成當代日本文學名作《天平之甍》。

　　鑒真東渡，是古代一部精彩絕倫、驚心動魄的連續劇，上演於玄宗天寶元年(742年)金秋十月，落幕於天寶十二年（754年）早春二月。

　　東渡行動源自日本“遣唐使”的到來。泱泱李唐大國的繁榮昌盛，震撼了正處於奴隸製瓦解、封建製確立和鞏固時期的東瀛國。從貞觀五年(631年)到開成三年(838年)，先後有十三次由留學生和學問僧組成的“遣唐使”和三次“迎入唐使”或“送客唐使”，從一衣帶水的彼岸來到大唐王朝。這些“遣唐使”被分配到長安國子監或各地寺廟學習各種專門知識。他們學成回國以後，對傳播先進的中國文化、推動日本社會進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是一個徒弟虔誠地朝聖拜師的時代，為了學習引領世界潮流的華夏文明，眾多日本學子擁擠在簡陋窄小的木船中，冒著隨時可能被風浪吞噬的危險，一往無前地漂向心儀已久的聖城長安。這些日本改革的先行者一定沒有告訴後人，當初他們在大唐國土各地研修時，是如何受到唐朝廷的禮遇以及如何得到儒、佛師長們的悉心指教。倘若他們地下有靈，得知他們的後人是如何以怨報德，屢次侵華，那麽當其後人在中國犯下滔天大罪時，他們一定會顫巍巍地從墳墓中站立起來，嚴詞訓斥那些不肖子孫。

　　說起來令人感慨，令人慚愧。千年以後，風向逆轉，從甲午戰爭的巨創和戊戌政變的悲劇中猛醒過來的大清熱血青年，將當年向貓學藝轉而又咬貓的“日本虎”，鎖定為學習和效法的目標。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大批中國學生義無反顧地走出國門，“好像唐僧取經一樣，懷著聖潔而嚴肅的心情，靜悄悄地離開故鄉”（吳玉章語），奔赴日本去感受時代的文明、采擷救世的良藥。然而在認虎為師的時代“虎”卻翻臉不認人，在日本留學期間司空見慣的蔑視、侮辱和敵意，是中國儒生們難以承受的，魯迅就是在這種氛圍下拍案而起，毅然棄醫回國，從此拿起了那支“金不換”毛筆，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戰鬥了一生。晚輩文學家鬱達夫在《歸航》中說：

　　船的前後鐵索響的時候，銅鑼報知將開船的時候，我的十年中積下來對日本的憤恨與悲哀，不由地化作了數行冰冷的清淚，把海灣一帶的風景，染成了模糊像夢裏的江山。

　　讓我們暫時忘掉那不忍卒讀的一頁，再回到我們民族昂首挺胸的大唐盛業。日本聖武天皇天平五年（733年）八月，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抵達蘇州附近海岸，唐朝廷派接待使陪引使團循大運河經揚州至汴州，然後陸行到達洛陽。在這批遣唐使中，有兩位帶有入唐邀聘高僧到日本擔任傳戒師、建立授戒製度使命的僧人：日本興福寺僧榮睿和大安寺僧普照。開元二十四年（736年）他們請到了一位既習禪法又明律學的天台宗道睿律師，但卻受阻未能成行，隻好繼續在長安攻習律部的同時，另行物色高僧赴日傳戒。不久，榮睿、普照從大安國寺的一位名叫道航的僧人那裏，得知當代律學權威鑒真和尚在揚州大明寺講授律學，門下人才濟濟，便在願去日本的道航帶領下，於天寶元年（742年）從長安來到揚州。

　　十月的揚州正值秋高氣爽，桂香菊黃。幾名遠道而來的僧人，從古城的西南方，緩步走向江淮名刹大明寺。建於南朝宋代大明年間的大明寺，位於鬆林茂密的蜀岡中峰。篤信佛教的隋朝開國皇帝楊堅，在其60壽辰時，下詔在大明寺內建30座佛塔，稱“棲靈塔”，大明寺一度也被稱為“棲靈寺”。

　　素負盛名的揚州古刹大明寺和寺內的棲靈塔，曆來是僧人朝拜和騷客走訪之地，唐朝詩人李白、高適等均到此遊曆並賦詩。寶曆二年（826年），免蘇州郡事的白居易與罷和州刺史的劉禹錫同被召回洛陽，途經揚州時邂逅，遂攜手在城中同遊達半月之久，並在登臨棲靈塔時彼此唱和：

　　半月悠悠在廣陵，何樓何塔不同登。

　　共憐筋力猶堪在，上到棲靈第九層。

　　（白居易《與夢得同登棲靈塔》）

　　步步相攜不覺難，九層雲外倚欄幹。

　　忽聞笑語半天上，無限遊人舉眼看。

　　（劉禹錫《同樂天登棲靈寺塔》）

　　大明寺內的平遠樓前，又是觀賞揚州市花——瓊花的勝地。“維揚一枝花，四海無同類”，瓊花早在宋朝就已遐邇聞名。歐陽修在揚州為官時，曾建“無雙亭”，並吟詩——《答許發運見寄》詠懷：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

　　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隨後秦觀到“無雙亭”，也吟《次韻蔡子駿》一首頌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

　　相見異鄉心欲絕，可憐花與月應知。

　　在蜀岡中峰的鬆濤擁戴下和棲靈塔上的風鈴聲歡迎中，遠來的僧人們進入寺院。通過鑒真弟子道航的引薦，榮睿和普照終於謁見了他們久已慕名的鑒真和尚。

　　於是一部連續劇就這樣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拉開了帷幕。這部戲一演就延續了12年，直到揚州大明寺清脆悠揚的晨鍾暮鼓，把一位年屆66歲且已雙目失明的戒律大師鑒真及隨從他的一批弟子、工匠，送渡大海，到達日本傳法布道。鑒真帶去的唐朝文化精華，為締造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之橋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

　　盛唐時期主持大明寺的高僧鑒真，俗姓淳於，唐武後垂拱四年(688年)出生於江陽縣(今揚州)，自幼常隨父進入佛寺祈願，在佛教信仰的影響和熏陶下，培養了濃鬱的宗教情感。14歲時，他隨父到著名大雲寺，見佛像後頓時萌生出離俗之念，便在該寺出家，研習佛經。18歲時他師從來自長安的佛教南山律宗創始人道岸，受菩薩戒，同時學習繪畫和建築藝術，並跟隨道岸修建廣陵龍興寺和開元寺。

　　剛20歲弱冠之年的鑒真，又千裏迢迢地到洛陽與長安求法，在長安實際寺為他主持授具足戒的是荊州南泉寺高僧弘景，也是當時享名全國的律宗法師。鑒真從師弘景禪師學習五明醫學藥典，並能出入皇宮的太醫署，在那裏求教醫學上的疑難。道岸對鑒真不斷指點教誨，在道岸監造小雁塔的過程中，鑒真從中學到了佛教建築的設計、施工和裝飾等方麵的實際知識。之後鑒真又對自己所居實際寺內淨土院的精湛建築結構及洛陽龍門石窟的雕刻藝術，進行了認真觀摩和研究，深得要領。

　　在長安、洛陽滯留期間，鑒真曆訪叢林，遍參高僧，潛心佛典的研究，苦讀了玄奘翻譯的佛教小乘經典。他還拜曾經遊學印度等國30多年的名僧義淨為師，並常進國子監聽講。這是鑒真人生中的潛心學習階段，其間他專心地研究了梵文經典，著述了《佛性論》、《順義說》。開元二年（714年），當年僅27歲的鑒真離開繁華的京都時，已成為精通律義、學有所長、知識淵博的名僧。

　　一位涉世不深、基礎淺薄的少年，在投身於佛學深奧的殿堂後，身處孤山獨廟，麵對青燈黃卷，發憤攻讀，頑強進取，不僅獲得了對佛經義理的透徹領悟，而且練就了堅忍不拔、鍥而不舍的品質。鑒真在漫長的修煉過程中，改造了自身，改變了環境，最終奔向律宗大師的峰位。

　　回揚州後的鑒真，在主持大明寺的30年中，奔走於江淮一帶，教律授戒、興建佛寺、醫病濟貧，在民眾中極具威望。與此同時，他對各家學說互為參照，以南山宗為主，廣為吸收，成為南山宗的嫡傳，又成為三宗的集大成者。其時的鑒真已是繼道岸與道岸弟子義威之後，全國眾望所歸的授戒宗主和名滿天下的律學權威。他桃李滿天下，弟子都是各地著名僧寺的律師，在佛教界享有極大的聲譽。

　　榮睿和普照在大明寺謁見了鑒真和尚，鑒真的聲望與學識使他們傾倒，他們恭敬地對大師頂禮膜拜。鑒真給日本留學僧留下了什麽樣的印象？

　　鑒真身後站著30多位僧人。當年鑒真55歲，骨骼壯實，身材魁梧，額門開闊，五官端正，天靈清秀，顎骨恢張，顯出堅強意誌。普照一見這位淮南江左淨持戒律，被稱為鑒真獨秀的大名高僧，覺得很像一位日本武將。

　　(日本·井上靖《天平之甍》)

　　拜謁時，鑒真詳細詢問了日本的國情和佛教弘布情況。當時的日本，正經曆著一場社會動亂，許多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歸身於寺院，通過“私度”和“自度”取得僧籍，以享受免課免役的特權。這種狀況嚴重威脅著天皇朝廷的經濟基礎，朝廷希望從佛教內部控製佛教，即完善受戒製度，抑製僧徒數量與寺院經濟勢力。這就需要精通戒律、德高望重的高僧，而鑒真當然是最為理想的人選。

　　榮睿、普照二人對高僧的提問做了詳盡的回答，並提出：自佛法東流日本，僅止於弘法，尚無施戒的人，佛教的弘揚陷入困境，為了使日本國佛教興盛，懇請大和尚東遊弘法。一席話使鑒真怦然心動，聯想到唐朝時有發生的抑佛事件，他深有“心曲千萬端，悲來卻難說”的感觸。榮睿、普照真誠懇切的相邀，促使他決心離開故土，東渡扶桑，於是出現了井上靖在《天平之甍》描寫的莊重一幕：

　　鑒真聽完榮睿的話，馬上開口答話。從他那魁梧的體格，發出來的聲音卻意外的又細又低。他語氣非常真誠，有觸動人心的力量。

　　“據說從前南嶽思禪法師遷化以後，托身為倭國王子，一生興隆佛法，濟度眾生。又聽說日本長屋皇子，崇敬佛法，曾製袈裟一千襲，布施大德眾僧，袈裟上繡著四句詩：‘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以寄佛子，共結來緣。’可見日本是佛法興隆的有緣之國。現在日本來邀請我們，在座各位，看看有人願意去日本傳布戒法麽？”

　　沒有人回答。過了一會，一位名叫祥彥的僧人，出來說道：“我聞人言，去日本要渡過浩淼滄海，百人中無一得渡。《涅槃經》說：‘人生難得，中國難生’……”不等祥彥說完，鑒真又開口說道：“另外有誰願去的麽？”

　　依然無人回答，於是鑒真第三次開口道：“為了佛法，縱使海天遠隔、滄海浩淼，不應戀惜生命。你們既然不去，那麽，我去吧！”

　　滿座默然，沉靜得像一泓池水，似乎一切都在此時決定下來了。來客中隻有榮睿開場講了幾句，餘人都無插言機會。普照覺得自己陷身在奇妙難言的陶醉中。三十餘位僧人都深深低下頭來，表示願意隨鑒真同行赴日。鑒真一一呼名，被叫到的人一個一個把頭抬起來，十七個頭抬起來了，鑒真便停止呼名。須臾之間，決定了鑒真同十七名弟子同去日本。

　　就這樣，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盛事之一，在揚州一個並非黃道吉日的秋天早上做出了決定。

　　此後，中日兩國僧人便分頭準備渡海所需的船隻、用具、佛具、食品等。而在淼淼大海的彼岸，人們在翹首盼待著大唐戒律大師的到來。

　　三

　　“萬事開頭難”和“好事多磨”，鑒真東渡中所遇到的種種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困難，正應驗了這兩句在民間流傳甚廣的俗語。這種“磨”、“難”，並非個人所能預測及僅有決心和意誌就能夠戰勝的；然而要成就一番事業，如果沒有堅定的決心和堅強的意誌，又怎能逾越重重的“磨”、“難”高山。

　　自天寶元年（742年）冬至次年春，啟程的準備工作大致就緒。然而我佛如來並沒有給其高足鑒真的壯舉和善行幫忙，臨行前在佛門內部的一起內訌，使鑒真的第一次東渡行動夭折於繈褓之中。事端源起僧人道航的建議，他認為被邀隨同鑒真東渡的高麗僧如海，缺少佛門素養，應予取消資格。本來這位佛門弟子顯得有點器量狹隘，誰知那位高麗僧竟更是一個寺院無賴，他惱羞成怒，前往官府誣告道航等私通海盜並使之潛入揚州，從而給有關僧人帶來一場無緣無故的皮肉之苦。看來勾心鬥角、誣陷好人的行為絕非現代人的發明，而且也非僅限於官場，連古代的佛門中也未能幸免，足見其流毒之深。

　　此案最後以當朝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的一紙證明而化解，如海被杖責遣送返俗。但官府仍判定“海賊大動，不須過海去”，所造好的船隻沒收入官，物品發還。一場虛驚可以過去，一次機會卻失去了。不過鑒真並不氣餒，他鼓勵中日僧人重整旗鼓，整裝待發。

　　榮睿、普照在出獄後，再度拜見鑒真和尚，傾吐心願，希望他仍能率眾弟子東渡，鑒真慨然答允盡一切努力完成計劃。天寶二年（743年）十二月，鑒真率領一行人自揚州舉帆啟程，循大運河入長江，舉帆東下。但行至明州餘姚郡（今浙江餘姚）狼溝浦，遭到惡風巨浪的襲擊，船被擊破，眾人被迫登岸，從而宣告了第二次東渡的失敗。

　　東渡扶桑，滄海渺茫，即使今天乘坐瑪麗皇後二號遠洋客輪，也難免感到頭暈目眩，觸目驚心，不要說千餘年前簡易的木船了。唐朝詩人林寬曾有《送人歸日本》一詩，描述了當時航程之艱險：

　　滄海西畔望，一望一心摧。

　　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來。

　　波翻夜作電，鯨到晝為雷。

　　門外人葠徑，別時花幾開？

　　第三次航行是在一個月之後。僧人們就地修複航船後，第三次挺進大海，但出港不久，又逢逆風狂瀾，竟致船觸礁而擊碎。幸虧靠近一個荒島，大家棄舟登岸，於饑渴之中，得到漁民的救助，並被巡海官兵帶回大陸，安置於明州(今浙江寧波)阿育王寺。又一次東渡慘告結束。

　　落難阿育王寺，本來是鑒真的一件憾事，卻成了當地的一大福音：高僧不請自來，鄰近州郡無不聞風而動，恭請鑒真講律授戒。“明星效應”古已有之，鑒真是當時的“大明星”。不過也要看何種行業的明星，其時寫詩的李白雖屢遊浙東，卻並未受到什麽禮遇，隻不過是自費苦旅罷了。正如今天有些被電視台抬捧出來的歌星和影後在各地受到粉絲的盛情接待，而對一些詩人或物理學家大眾卻不知曉。

　　鑒真和尚先赴越州（今浙江紹興）龍興寺，隨後依次應邀到杭州、宣州、湖州講律授戒。其時，越州的僧侶得悉這位譽滿江淮、年近花甲的高僧，將冒風浪之險遠去生疏的異邦，誤以為是出於榮睿和普照兩名日僧的勸誘。因此保護高僧之呼聲四起，越州山陰縣尉甚至一度將榮睿捕拿入獄。

　　為了完成東渡的夙願，鑒真派遣大弟子法進等前往長樂郡（治所在今福建福州）買船和采辦糧食用品，同時又親率祥彥、思托、榮睿、普照等30餘人，一路巡禮佛跡，取道南下福州，進行第四次東渡。出於對鑒真的關切和擔心，以靈佑為首的弟子會同揚州各大寺院的三綱（上座、寺主、維那）聯名申告州縣，尋跡到黃岩至永嘉（今浙江溫州）途中的祥林寺，將鑒真和尚一行截住，強令“護送”回揚州，並下令加強守護，不準前往他國。雖然是出於一片愛心，但卻打破了僧人們第四次東渡的夢，令鑒真極為痛心。

　　第五次東行是天寶七年（748年），此時的鑒真已逾花甲。榮睿和普照從福建來到揚州拜謁鑒真，盡管七年來都受盡了風濤凶險和人間酸楚，但在交談互表夙願中，雙方都初衷不改、決心未變。鑒真老而彌堅，即令弟子做海行準備：造船，儲糧，備置佛經、佛具、佛像……，由於這三年中他外表安靜如常，官府已放鬆了監視，因而各種準備在不動聲色中完成了。

　　天寶七年六月廿七日，鑒真率2位日本僧人、12名弟子、35名工匠以及18名水手，從揚州祟福寺出發，在揚州新河上船啟程，登舟沿運河南下，很快就到了浙江越州的三塔山，在那裏停泊了一個月以後，又在舟山群島停泊一月以等候順風。當再次啟程到東海時，遇到了東北風，風濤起落，又把他們吹向西南方向。在海上的來回折騰，耗費了不少積存物資，普照隻能每日給同行的人發少許生米以充饑。之後舟中淡水也已用盡，生米又如何下咽！如此艱苦漂行了半個多月，未到日本，卻漂到了海南島的延德郡，遺憾地結束了第五次東渡。

　　第五次東渡失敗後，從海南島跋涉千山萬水，輾轉兩廣諸州再返回揚州，竟然經過了兩年多的漫長曆程。就在這數百個日日夜夜、上萬裏行程之中，鑒真受到各地官民和僧俗熱情歡迎、豐厚供養，其程度遠超過他當年的浙東之行。但鑒真從未忘記，他不是在國內巡遊，他的目的是前往日本傳戒弘法。

　　一路上的鍾鼓齊鳴和頂禮膜拜，並沒有使鑒真的愁眉有所舒展，相反，一連串的不幸與打擊接踵而至，使這位因立誌東渡而飽經折磨的老僧，受到更加嚴峻的考驗。在離開崖州從始安郡（今廣西桂林）乘船循桂江東行，經蒼悟郡到達高要郡的途中，最先慕名誠邀鑒真東渡並因此受盡磨難的日本學問僧榮睿在輾轉到鼎湖山（今廣東肇慶市端州區）時已積勞成疾，奄然圓寂於龍山寺（今白雲寺）。近十年的同舟共濟、患難與共，鑒真不僅與他感情融洽，而且對他極為器重。如今，一位日本僧友為求法而遷化於中國，鑒真能不惆悵哀痛嗎？

　　1963年時值榮睿逝世一千二百年之際，端州人民以著名的端州硯石鑿碑，在肇慶鼎湖山半山橋旁的平台上立碑紀念。碑陽刻有“日本留學僧榮睿大師紀念碑”，碑陰刻有《榮睿大師讚》，均出自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之手。1980年又加建了外形仿照唐朝揚州大明寺的紀念碑亭。榮睿碑亭作為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見證，凝結著中日兩國人民源遠流長的友誼。

　　從廣州乘船到韶州，另一位日本學問僧普照為接洽去日本的便船而告辭，留下了鑒真孑身一人。兩位邀請鑒真的日本僧人，當年初衷未變，如今素誌未酬，然而卻已一位死別、一位生離，不由得令鑒真老淚縱橫、感慨萬千。他緊握普照的手，泫然悲泣道：“為了傳戒弘法，我下決心東渡，一天不到日本，一天不改意願！”

　　更大的不幸降到這位屢遭挫折的花甲老僧身上。天寶九年（750年），鑒真在長期經受暑熱、身心不佳和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前的情況下，又雙目發炎、視力衰退。途經韶州，一位自稱醫術高明的外國醫生為他治療，結果竟使他失去了光明。從此鑒真隻能生活在無盡的長夜中，然而他的心中卻始終點燃著一盞佛燈，壓住千頃風濤，照亮萬裏滄漠，使他繼續堅定不移地走向未來的路程。

　　無情的佛主不知出於什麽意圖，接二連三地把災難投向鑒真。過了大庾嶺，溯贛江北行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時，鑒真的大弟子祥彥病勢已十分沉重。一夜他忽問思托：“大和尚是否在睡覺？”思托答：“正在睡覺。”祥彥說：“我將要與他永別。”思托趕緊叫起鑒真，鑒真命僧人燒香，並將祥彥倚靠在曲幾上，麵向西方念阿彌陀佛。祥彥念了一聲佛，寂然而逝。滿腔悲痛的鑒真不停地呼喚祥彥，這位一貫支持與追隨他東渡的大弟子的圓寂，使他宛如失去一條臂膀。自發願東渡以來，已近十年，壯誌未酬，而邀請他、支持他、追隨他的人卻相繼死散，怎不叫這位垂暮而又失明的老僧悲不自勝？

　　經過種種打擊後，鑒真心情沉重地經潯陽郡（今江西九江）登廬山，再乘船由長江東下至丹陽郡的江寧縣（今江蘇南京），遍曆金陵著名叢林，東下過江回到揚州。“江都道俗，奔填道路，江中迎舟，舳艫連接”，入城住龍興寺，並在龍興、崇福、大明、延光等寺講律授戒，從無停斷。

　　回到揚州的龍興寺後，鑒真重又振作起來：

　　……鑒真好像並沒有經過長期的流浪，跟多少年前一樣，立刻在龍興寺中昂起了他意誌堅定的臉，講律授戒。隻有一點同從前不同了：眼窩深深陷落，雙目已黯然無光了。

　　(日本·井上靖《天平之甍》)

　　天寶十二年（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一行來到揚州參見鑒真，擬請他搭乘遣唐使歸國航船進行第六次東渡。鑒真當即許諾，願意赴日了卻心願，並於十月二十九日夜趁人不備時，由徒弟護送密出龍興寺，至江頭登船。當時沙彌24人聞訊後，趕至船上為大師送行，請求他預結來生之緣。鑒真當場為他們摩頂授戒，依依惜別。

　　這批遣唐使歸國前，唐玄宗曾在朝廷宮殿裏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宴會，並於天寶十二年十月賜禦詩——《送日本詩》：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

　　念餘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駛（駃）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這次隨遣唐使渡海回國的還有一位著名人物晁衡(朝衡或胡衡)。晁衡是日本人，原名阿部仲麻呂，唐玄宗開元五年隨日本遣唐使來長安留學，畢業後受玄宗賞識而仕於唐朝，官至左補闕、秘書監，與李白、王維、趙驊等交情頗深。然而晁衡乘坐的航船卻於中道遇險漂流，當時曾訛傳他的死訊，為此李白十分悲痛，作《哭晁卿衡》悼之：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其實晁衡之船漂流至安南，兩年後複返長安，任鎮南都護。大曆五年(770年)，這位年屆73歲的日本友人，在中國服務50餘年後逝世於他所熱愛的國家。

　　第六次東渡十分順利，鑒真一行所乘的第二舟於十一月十五日從沙洲(今張家港)的黃泗浦啟航，僅用35天時間，於日本天平勝寶五年（753年）抵達日本九州南部的薩摩國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兒島）。踏上日本國土，鑒真終於實現了東渡的夙願，此時的他已是66歲高齡的失明老人。

　　鑒真一行抵日本後，受到日本僧俗、朝野的熱忱迎慰。太上皇聖武和天皇孝謙女帝專門為之頒詔，並敕授鑒真“傳燈大法師”名位。鑒真名不虛傳，深孚眾望，他帶去天台宗經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講授戒律，並與隨從僧人、工匠等一起，按唐寺院法式，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中國先進的建築術、雕塑術、漢文學、藥物學、印刷術等文化和科學技術，都因鑒真東渡而傳播於日本，鑒真也因此被日本人民譽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當年鑒真及其弟子在日本建造的佛寺，今天多已不存在，但幸運的是，唐招提寺金堂以及其他二十多個建築物卻被保留了下來。而在我國廣闊的土地上，唐代佛殿保存至今的僅有兩處，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禪寺正殿與佛光寺正殿。它們比唐招提寺建造的時間，分別晚28年與98年。

　　天平寶字七年(763年，唐廣德元年)五月初六，東渡扶桑第十年，鑒真76歲。弟子忍基一夜忽夢見講堂棟梁摧折，驚懼而醒。他知道，這是大和尚將要遷化的征兆，於是與諸弟子們為他模影寫真，依據大和尚端坐模樣，做幹漆塑像，這就是日本人民當作國寶保護、已留存千餘年的鑒真坐像。不久，鑒真麵西遷化，端坐如入禪定。臨終時，對佛教至死不渝的鑒真囑咐弟子繼續修繕唐招提寺，撫摸著如寶的頭頂說：“垂至二十年，此招提寺方蒙時蔭。”

　　鑒真逝世後，日本官員、文人、僧尼寫下了大量詩文，深切悼念大師，謳歌他的不朽業績。弟子思托沉痛地寫下一首五律——《五言傷大和尚傳燈逝》，讚頌鑒真乘船東渡，弘揚佛法；講經授戒，恢複流風；斯人雖逝，遺範猶存；雖死猶生，佛法永存：

　　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東。

　　戒香餘散馥，慧炬複流風。

　　月隱歸靈鷲，珠逃入梵宮。

　　神飛生死表，遺教法門中。

　　與鑒真同一朝代的唐朝命官高鶴林，在出使日本國時欲訪鑒真，悉知斯人已歿，傷感不已，於是作五言詩——《因使日本，願謁鑒真和尚，既滅度，不覲尊顏，嗟而述懷》，高度評價了鑒真東渡日本、傳授佛法的曆史意義，讚頌了鑒真離開塵世的從容自若、永垂不朽：

　　“上方”傳佛燈，名僧號鑒真。懷藏通鄰國，真如轉付民。

　　早嫌居五濁，寂滅離囂塵。禪院從今古，青鬆繞塔新。

　　斯法留千載，名記萬年春。

　　唐大曆十二年（777年），日本第十四次遣唐使訪華時，副使向揚州僧俗傳達了鑒真寂化的消息。揚州各寺僧眾十分悲痛，均穿喪服向東（日本）舉哀；又在龍興寺設大齋會，表示悼念。

　　1963年3月，在鑒真圓寂一千二百周年之際，郭沫若作一七絕——《鑒真和尚圓寂一千二百周年紀念》，親筆書贈揚州大明寺：

　　鑒真盲目航東海，一片精誠照太清。

　　舍己為人傳道藝，唐風洋溢奈良城。

　　古黃泗浦，鑒真起航的聖地，也在這一年建起一座石質經幢，成為一處中日文化交流的紀念地。1994年，張家港市人民政府又建立東渡寺，開設了鑒真紀念館，讓曆史娓娓動聽地向來此訪問的中日兩國人民講述鑒真東渡的故事，讓一代代後人對昨天發生的事進行靜思默想。

　　四

　　由唐朝高僧鑒真和尚親手興建、位於奈良市的日本唐招提寺，是一組具有中國盛唐建築風格的建築物，成為日本佛教律宗的總寺院。

　　唐招提寺於天平寶字三年（759年）開始建造，大約於770年竣工。寺院大門上紅色橫額“唐招提寺”，是日本孝謙女皇仿王羲之、王獻之的字體所書。寺內，鬆林蒼翠，庭院幽靜，殿宇重重，有天平時代的講堂、戒壇，奈良時代（710～789年）後期的金堂，鐮倉時代（1185～1333年）的鼓樓、禮堂及天平以後的佛像、法器和經卷等。

　　建於1688年的禦影堂內，供奉著高２尺７寸的幹漆夾造鑒真坐像，坐東麵西、雙手拱合、結跏跌坐、團目含笑、兩唇緊斂，表現鑒真圓寂時的姿態，已被定為日本國寶，每年隻開放3天供人瞻仰。日本著名畫家東山魁夷為禦影堂繪製的68幅屏障壁畫，有《雲影》、《濤聲》、《黃山曉雲》、《揚州薰風》、《桂林月宵》和《瑞光》等。

　　禦影堂前東麵有鑒真墓，院中植有來自中國的鬆樹以及桂花、牡丹、芍藥、“孫文蓮”、“唐招提寺蓮”、“唐招提寺青蓮”、“舞妃蓮”、“日中友誼蓮”和揚州的瓊花等名花異卉。

　　日本江戶時代被尊為“俳聖”的著名詩人鬆尾芭蕉（1644～1694年），在一次到奈良唐招提寺拜謁盲聖鑒真像時，為坐像的神態所感動，以一首《謁鑒真像》表示對鑒真大師深深的敬愛：

　　翠葉放清芬，滴露色更新。

　　我欲多采擷，為師拭淚痕。

　　1963年鑒真圓寂一千二百周年之際，中日雙方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儀式，並決定在大明寺建造鑒真紀念堂。1974年紀念堂竣工，成為中日友好的象征。

　　建造於揚州蜀岡之上、大明寺內的鑒真紀念堂，其整體是一個方正的院落，由正堂和碑亭組成，兩旁用超手遊廊連接。進入門廳，便見碑亭正中須彌座上橫立漢白玉碑，正麵鐫刻著曾多年寓居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家郭沫若所手書的“唐大和尚鑒真紀念碑”，背麵刻著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撰寫的長篇碑文。紀念堂正堂則是完全仿照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的形製設計建造的，略作微縮。較平穩厚重的單簷廡殿頂、高高的台莖、腰鼓柱、方欞窗，這都使人追想起鑒真遠渡的那個遙遠年代。屋頂正脊兩端是一對按比例放大的鴟尾，分別來源於中日兩國。鴟尾稱“甍”，故事發生於日本天平時代（也稱“奈良時代”），這便是井上靖小說書名的緣由。

　　鑒真紀念堂是由我國著名古建築學家梁思成設計的，他是戊戌維新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之子，幼年在日本橫濱、神戶度過，後留美學習建築史學。為設計紀念堂，梁思成於1961年曾專門來揚州。考察大明寺的那天，他竟不肯回賓館，要在寺院東側的平遠樓歇宿，從上海來的古建築與園林學專家陳從周也留下陪伴他。兩人徹夜未眠，共同推敲，第二天就完成紀念碑的草圖。橫式紀念碑坐落在陽紋蓮花須彌座上，碑身下沿裝飾了卷葉草的淺刻圖案。卷葉草為唐代所特有，因而用以代表盛唐氣派，這是陳從周的構想，為梁思成所讚同。

　　1980年4月，日本國寶——由鑒真弟子在大師臨終前塑造的幹漆坐像，由奈良唐招提寺森本長老一行僧眾護送回國探親，先後在揚州、北京兩城市巡展。在揚州展出期間，就供奉於鑒真紀念堂內。而現在紀念堂內供奉的鑒真坐像，是揚州漆器工藝的能工巧匠依照日本國寶鑒真幹漆紵像製作的。

　　揚州人民以熱切的心情，渴望一睹他們引以為自豪的宗師神態。正是“煙花三月”，遊人如織，參謁大師坐像的人，在蜀岡下排成數裏長隊，猶如盛大節日。現代文學家茅盾、詞學家夏承燾、佛學大師趙樸初等，也以同樣欣喜的心情，熱烈歡呼鑒真歸來：

　　奮入狂濤不顧身，終攜明月耀天平。千秋德範存遺像，萬裏香花結勝因。

　　今古事，去來心，海潮往複兩邦情。故鄉無數新新葉，待與離人拭淚痕。

　　（趙樸初《鷓鴣天·迎鑒真大師像回國》）

　　輕舟浮渡，六次成功臨彼土。願力無邊，招手馮夷看海天。

　　高壇講律，盞盞禪燈明暗室。杖錫千家，環海都開友誼花。

　　（夏承燾《減字木蘭花·鑒真法師塑像回國紀念》）

　　1981年，日本友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家石川忠久訪問揚州。在長明燈即揚州大明寺鑒真紀念堂前的石燈籠下，追溯綿延一千三百載的日中友誼，追憶“天平時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盛事，心境久久不能平靜，揮筆寫了一首題為《訪鑒真和尚故鄉》的七絕：

　　欲尋名刹到蕪城，和上遺風自有情。

　　友誼一千三百載，長明燈下憶天平。

　　隔著浩淼的東海，這位對中日友誼做出不朽貢獻的佛門大師，就可以在他獻身的異國與生他、養他的故鄉，同時被人們永遠尊敬與崇奉。

　　鑒真——一顆普度眾生的佛心，一盞光照天下的佛燈，一部傳播文明的佛經，一位修煉意誌、忘我地弘揚佛法的典範。

　　鑒真——永遠激勵後人一往無前地去實踐一項宏偉事業，永遠感召後人義無反顧地獻身於一個偉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