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東南隅

第十三章 不求五鼎食——清朝史學家、文學家全祖望

　　一

　　對於揚州人乃至中國人來說，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是一張發黃而變脆的日曆，卻又是一頁悲壯而沉重的曆史。

　　這一天，揚州十日保衛戰壯烈謝幕。南明最後一位兵部尚書、大學士史可法受命於危亡之秋，在率兵民死守十日孤城後，終未能阻擋清軍鐵流，城破身亡，血濺淮左名都，留下千古悲風。這一天，揚州十日屠城記慘烈上演，慘絕人寰的十日屠城，使一座曆史名城頓時變成一座鬼城。然而在三百年明史的尾聲中，史可法和揚州軍民卻寫上了一個極其神聖和強悍的驚歎號，還原了一個民族凜凜不可犯的精神主體。

　　史可法的衣冠墓在揚州城北的梅花嶺上，墓址是遵照他殉難前的遺言我死當葬於梅花嶺上而選的。墓在初建時甚為簡樸，墓碑上書明督師太子兼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史公墓承嗣男德威泣血立石。據說嶺上的梅花原為白蕊，自史可法衣冠葬於此後，蕊紅如血。史公陵園雖經曆次修繕，但由於淮揚後人無力長期負擔維修費用，英雄陵園逐漸變成了一塊荒涼的墓地。英雄生前孤軍血戰，死後寂寞夜台，使得清朝前來拜謁的文人們心情沉重，感慨良多，寫下了篇篇蘊涵著辛酸和悲憤之淚的詩文。

　　乾隆年間，一位因文字獄被治罪幸而免死的寧波學者全祖望，遠道來到揚州。他尋訪到廣儲門外，懷一腔虔誠去覲謁心儀已久的聖地；他站在史公墓前，以一片赤誠來祭奠光照日月的忠魂。梅花染血，衣冠留香，全祖望緬想當年，熱淚盈眶，遂取雪虐風號愈凜然，花中氣節最高堅的梅花形象，以《梅花嶺記》為題，夾敘夾議，記敘英雄率眾抗清、與城為殉的過程，抒發自己憑吊梅花嶺上史公墓時的感情，表彰史可法的義薄雲天之忠烈，也讚揚丹徒錢烈女和史可法八弟媳的殺身成仁之節烈。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為……《梅花嶺記》一開始，作者就將江南狼煙四起、清軍兵臨城下的激烈戰事呈現在讀者麵前，把讀者帶到了揚州（江都）危如累卵、軍民命懸一線的生死現場。史可法召集眾將，表明自己將與城為殉的決心，其言錚錚，回響於危城上空。他希望有一個人在最後幫助他完成大節，副將史德威慨然任之，欣慰於後繼有人，史可法當即認其為義子。此景慷慨悲壯，此情悲憤填膺，讀之令人涕下。

　　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在終為清兵俘獲後，史可法大罵而死。作者以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德威流涕不能執刃的寥寥數語，襯托史可法平日節操高潔，深得眾將愛戴。又以忠烈乃瞠目、大罵而死的簡練用詞，正麵闡述史公巍巍中華魂、凜凜不可犯的民族氣節。

　　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嚐殞於城中也。暞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作者借忠烈未死的傳聞、義軍假托史可法名義抗清及孫兆奎與叛徒洪承疇口舌交鋒三件事，集中表現史可法的英勇偉大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在人民心中成為民族魂的象征，雖死猶生，浩氣長存。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百年後作者登上梅花嶺，與友人談及史公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象當年的圍城情況，史公的高大形象仿佛又重現眼前。

　　在《梅花嶺記》一文中，全祖望傾注了自己憎愛分明、嫉惡如仇的思想感情。他在其中記敘了孫兆奎同洪承疇的唇槍舌戰，當高居上座的洪承疇惶恐地詢問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耶時，被執於階下的孫兆奎拒不正麵回答，反而辛辣地反唇相譏：鬆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當年任明朝遼總督的洪承疇，奉命與清軍決戰兵敗鬆山，舉朝大震，都以為他必死無疑，崇禎皇帝極為痛悼，輟朝三日，以王侯規格予祭十六壇，還禦製悼洪經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壇時，消息傳來：洪承疇降清了！孫兆奎這句尖銳的嘲諷話深深刺痛了洪承疇的傷疤。全祖望借此表明：史可法真殉國雖死猶生，浩氣長存；洪承疇的假殉國雖生猶死，豬狗不如。

　　一篇《梅花嶺記》，真切地抒寫了史公與民同生死、與城同存亡的壯哉之氣，真誠地抒發了作者憑吊史可法墓時的欽敬之忱，也真實地反映了所有具有愛國心和民族性的人們心靈之憾。文如其人，透過《梅花嶺記》字裏行間，可以望見一個富有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的文人身影。

　　清朝學者、文學家全祖望（1705～1755年），字紹衣，號謝山，學者尊稱為謝山先生，鄞州（今浙江寧波）人。全祖望出身於一個頗有民族氣節的家庭，清兵南下時，他的曾祖、祖父曾率全家避入深山。在家族及前輩中，祖父全吾騏、父親全書、母親蔣氏以及家鄉師長董次歐等的言傳身教，都深刻影響著他的成長和思想感情。

　　據考證，全祖望的祖、父輩與浙東著名抗清愛國將領張蒼水、錢肅樂都有親緣或世交關係，他自小就從先輩那裏聽到過明、清之際眾多民族誌士的抗清鬥爭事跡，深受教育和震撼。小小年紀的他，對仁人誌士充滿了敬意，對不守節氣、賣國求榮的小人則十分鄙視。在他14歲時，一次與諸生共謁學宮，看到鄉賢祠中有謝太仆神主（謝三賓，明末獻甬城降清的第一人）和張軍門牌位（降清明將張傑，後出任清軍的浙江提督），怒不可遏，厲聲痛斥說：些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汙宮牆也！遂捶碎二人神位，並投於泮池中。

　　耳濡目染，造就了全祖望強烈的民族情和愛國心，奠定了他高風亮節的性格基礎，也確立了他日後要為眾多殉難烈士樹碑立傳，讓他們流芳千秋的願望和行動。全祖望很早就注意收集抗清義士史料，撰寫文章。當聽說自己的堂伯母、明末民族英雄張蒼水之女從黃岩來寧波時，他趕忙前去拜訪，向這位八十餘歲的白發阿婆了解張蒼水的抗清事跡。他把調查所得，對證黃宗羲《張蒼水墓誌》、楊遴《張蒼水紀》及莫農樣《張蒼水傳》，補訂了許多遺事，寫成極為詳盡的《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又稱《張尚書神道第二碑》，並從中寄托自己的哀思和誌向。

　　表彰民族氣節，是全祖望史學的突出特點。他盡力搜集和悉心整理江南一帶抗清誌士的材料，其中有史可法、張蒼水（煌言）、錢肅樂、王栩、華夏、施邦珍、魏耕、董誌寧、朱永祜、夏子龍、周立懋等。他翔實可信地記述了清初學者的學術成就和精神風采，重新撰寫了黃宗羲、顧炎武、傅山、李顒、萬斯同、黃宗炎、邵以貫、李鄴嗣、薑宸英、方苞、陸世儀等人的傳記，熱烈地對他們加以表彰；還發掘出一批以遺民身份拒不降清、堅守氣節而誤被世人認作是消極避世的曆史人物，為我國史學寶庫增添了不少珍貴的資料。

　　由於全祖望寫的碑傳文能廣泛收集奇聞軼事，詳加稽考，力求準確可靠，而且敘事清晰，文字清新流暢，所以一直享有盛譽，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明清之際的慈溪人王翊，自清軍入浙起從事抗清複明活動，兵敗被捕。在受審時王詡誌不可奪，清軍劉帥拉開強弓向他射去，箭中肩；接著，清軍田帥又向他射去一箭，中頰；王翊依然挺著胸，如同一根直木，不稍晃動。清兵無法，便殘忍地將其氣管割斷，王翊從容就義，年僅三十六歲，死後他被梟首寧波城頭示眾。與王翊相繼起義的鄞縣人董誌寧自刎就義，慈溪人馮京第也同時殉難。事後鄉人扛回董的屍體、王的頭、馮的臂，合葬於寧波北郊鄉馬公橋邊，世稱三忠墓。全祖望懷著深切的仰慕之情，在《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王公墓碑》一文中，對三位鄉梓先賢作了如下細膩的敘述：

　　（順治八年八月）十四日行刑，群帥憤其積年倔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公不稍動，如貫直木。洞胸有三，尚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而從公者二人：一曰石心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向公，並死公旁。大兵見之，有泣下者。

　　沒有一顆忠義之心怎能生動深刻地寫出忠義之士的心靈？沒有一支如篆大筆何以能使民族英雄的形象栩栩如生地重現？能勝任和最終完成這一使命者，唯有全祖望！

　　二

　　臨海傍水，河湖縱橫，寧波城因水而美，寧波港因海而雄。古寧波有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條江，與鄞東的前塘河、中塘河、後塘河及鄞西的南塘河、中塘河、西塘河一起，構成了《鄞縣誌》所載三江六塘河。城內還有一湖居中央，此湖就是位於寧波西南隅老三區海曙之地的月湖。據載月湖形成於唐朝，其時有日月兩湖，但日湖早已不知所向，獨留寬處似滿月、狹處似眉月的一泓月湖，成為寧波古城的記憶名片之一。月湖有十洲，即月湖十景，謂之：煙嶼、竹嶼、鬆島、柳汀、雪汀、月島、菊花洲、芳草洲、芙蓉洲和花嶼。

　　在月湖西岸有一條甬城老街，名叫桂花井街，俗稱大巷弄，因有桂花井而得名。桂花井名曰井卻非水井，乃因明朝刑科給事陸懋龍宅第後花園的兩株桂花樹盤枝錯節，連理如井圈狀，被稱為桂花井，街亦以花而名。盡管窄窄的老街今天已經沾染了現代化的習氣，然而一座座黛瓦青牆的高堂大樓，還依舊神氣地屹立在它的兩側，其中有徐宅煙雨樓、登科第、秦宅、師古堂等。在月湖的千年記憶裏，應該有一座全天敘的進士舊宅，全天敘是全祖望的高祖。遺憾的是眾裏尋他千百度，卻怎麽也找不到那座舊宅了，而那裏正是全祖望出生的地方。

　　月湖是全祖望勤奮好學的見證人。天資聰慧的全祖望，家學淵源，從小得祖輩熏陶，在父親親自教誨下，四歲便能理解《四書》、《五經》的章句，八歲能讀《資治通鑒》，有神童之稱。中秋佳節，月湖有秋社盛會，笙歌、鑼鼓、畫舫、燈火，吸引著全城百姓湧到這裏來觀賞。但是遊人怎麽也想不到，就在與月湖咫尺之隔的一個院宅內，一個名叫全祖望的小神童卻目不旁顧地閉門讀書。牆外的喧鬧聲一陣高過一陣，似乎要與他的讀書聲一比高下，於是他索性撕一塊棉絮塞在耳內，兩耳不聞窗外事，繼續專心致誌地朗讀詩書。

　　全祖望的博學多識得力於博覽群書，甬城的藏書樓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在青年時代就經常登藏書樓，凡遇稀有書本一定抄錄，最常去之地有謝氏天賜閣、陳氏雲在樓，尤其是近水樓台的範氏天一閣。毗鄰月湖的天一閣，是明朝兵部右侍郎範欽的藏書樓。範欽在宦遊各地時精心收集了各類書籍，藏書最多時達七萬餘卷。他依據古書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說法，取以水製火之義，將其所建藏書樓定名為天一閣，並在閣前鑿一水池，蓄水防火。書樓為兩層六開間，樓下六間，樓上無分間壁，為一統間，以合天一地六之意。其曾孫範文光後來又將天一閣改建成一座頗具江南園林特色的藏書樓。

　　對於求知若渴的全祖望來說，有了天一閣就如魚得水。他在這座著名的藏書樓查閱舊籍，收集宋末及南明史料，廣泛搜羅金石舊拓、鄉邦文獻。在翰林院散館歸裏後，他又重登天一閣，編成《天一閣碑目》，撰寫《天一閣藏書記》，並寫有《久不登天一閣偶有感》一詩，詩曰：

　　曆年二百書無恙，天下儲藏獨此家。為愛墨香長繞屋，隻憐帶草未開花。一瓻追溯風流舊，十載重驚霜鬢加。老我尚知孤竹路，誰來津逮共乘槎。

　　月湖也給全祖望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他留下了多首關於月湖的詩。在其撰寫的《句餘土音》一書中，有《同人泛舟西湖即賦湖上故跡》詩八首，其餘還有《桃花堤》、《舒中丞園》、《十洲之一亭》、《雙湖竹枝詞》、《再疊雙湖竹枝詞》等詩詞。在那首優美的《雙湖竹枝詞》中，全祖望記載了月湖的一個傳奇故事，詩曰：

　　初元夾岸麗人行，莫是袁家女飯僧。

　　若到更深休戀戀，湖心怕遇牡丹燈。

　　這是一個關於人鬼戀的故事，書名為《牡丹燈記》，作者是明朝客居於月湖東岸的錢塘（杭州）人瞿佑。全祖望在詩中提到的袁家女，即南宋袁尚書的兩個女兒，應該是故事中符麗卿和金蓮的原型。《牡丹燈記》記敘元夕三更在明州（寧波），鰥居無聊的喬生倚門佇立，見一美女隨一手挑雙頭牡丹燈籠的丫環經過，遂邀至家中行巫山雲雨。鄰居老翁窺牆，發現美女竟是粉骷髏，告知喬生。喬生去月湖橋尋訪，在湖心寺發現題有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的棺木，棺前懸一盞雙頭牡丹燈籠，燈下立一個冥器牌子，背書金蓮。他嚇得毛發盡豎，趕緊找魏道師取來符咒貼在門上，逼走女鬼。過了一月，喬生醉後誤過湖心寺，見金蓮迎拜於前，於是停下，結果被麗卿擁著同入柩中而死。此後每當雲陰月黑之夜，他們就攜手出行，金蓮挑燈前導，遇之者得重病，不祭祀他們者更會病死。居民大懼，拜求鐵冠道人捉住三鬼，燒毀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

　　小時候的全祖望也許不知多少次聽過《牡丹燈記》的故事，恰如魯迅在年幼時聽長媽媽講讀書人與美女蛇的故事一樣。全祖望也好，魯迅也好，大文人翻曬兒時的故事，我想絕非因為故事多麽精彩，而是寄托對家鄉、對月湖或百草園的懷念之情，對童年生活的依戀之情。

　　三

　　從扶搖直上九萬裏（李白《上李邕》）到失勢一落千丈強（韓愈《聽穎師彈琴》），全祖望的仕途在短短幾年間，經曆了冰火兩重天。

　　李白、白居易在出山之初分別幸遇貴人賀知章和顧況，在文壇傳為佳話，而後輩全祖望比其先賢更為幸運。他在16歲應鄉試時，以古文謁見編修、詩人查慎行，查慎行對其文章大加讚賞，認為日後可成為北宋史學家劉原父（劉敞）一類的人物。19歲時他由督學王蘭生推選入京，向學壇泰鬥侍郎方苞上了一篇《論喪亂或問》文章，方苞驚歎其博學，為之宣揚，從而聲譽大起。雍正十年（1732年），他在順天鄉試中舉，臨川翰林李紱見其文章後讚賞道，這是黃震（宋史學家）、王應麟（南宋學者）以後第一個人才啊，並邀請他到自己家中同住。乾隆元年（1736年），他被推薦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尚未進行就參加禮部春試，中了進士，選在翰林為庶吉士。

　　32歲的年輕進士，雖然較之同榜登進士第的柳宗元（21歲）和劉禹錫（22歲）來說，還是晚了十多年，但此一時彼一時，清朝的情況畢竟不同於唐朝。而令人感慨的是此後的事態發展，卻把全祖望推到了與柳、劉相似的命運。全祖望在翰林院與李紱一起研究秘藏的《永樂大典》，關係甚是投契，豈料宦海多風波，無風也起浪，由於他不善奉迎結納，更因大學士張廷玉與李紱交惡，殃及池水，使他遭忌。在兩年散館時，全祖望竟然被考核為下等，列為候選知縣補缺。

　　又是一個始料不及的殊不知！性情耿直、負氣忤俗的全祖望感到無比憤慨，不求五鼎食，斷然拒絕了候選知縣補缺。算起來，全祖望在翰林院任職，總共隻有一年多時間，但對他來說，仍不失為一個難遇的學史良機。他與李紱共借讀翰林院庋藏的《永樂大典》，每日讀盡二十冊，並從中抄錄佚書，使不少史料得以保存。這種纂輯佚書的工作，對後來學術發展起了相當大的影響，使人們逐漸注意到《永樂大典》中保存著許多早已失傳的史籍，而且實際上開了清朝輯佚學的先河。

　　全祖望於乾隆二年（1737年）九月回到家鄉，結束了一生中短暫而坎坷的仕途，從此絕意仕進，立誌著述。方苞惜才，想推薦他到三禮館任職，也為他所拒。乾隆六年李紱典試江南，全祖望前往南京拜訪。李紱動員他補官，他寫五首詩以明誌，表示自己不為一官半職向權貴屈服，其中說道：

　　申轅極罷董生黜，更複誰同汲直群。自分不求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將軍。

　　友人問他原因，他作詩明誌說：

　　野人家在鄞江上，但見山清而水寒。一行作吏少佳趣，十年讀書多古歡。

　　也識敵貧如敵寇，其奈愛睡不愛官。況複頭顱早頒白，那堪逐隊爭金幱。

　　回到故鄉的全祖望，看到在月湖旁的舊宅竟被清軍中營參將所占，成了馬廄；又看到父母年老多病，家境極為困難，十分傷心。不過他甘願清貧，守誌讀書，依然好學不倦，著作不輟。他廣修《枌社掌故》、《桑海遺聞》；親自抄錄天一閣中所藏秘本；繼李杲堂輯《甬上耆舊詩》之後，續輯《續甬上耆舊詩》凡八十卷，並補撰作者列傳附於詩集內，為研究明州地方史留下了寶貴資料。

　　全祖望辭官回鄉以後，以著述、授徒為業，雖然生活清苦，但對別人無端饋贈，一概謝絕。其間他曾數訪揚州馬曰琯，在馬氏畬經堂寫成《困學紀聞三箋》，又修訂黃宗羲的《宋元儒學案》。揚州大鹽商馬曰琯好學博古，考校文藝，評騭史傳，旁逮金石文字，與其弟馬曰璐均為飽學好客之士，人稱揚州二馬。馬氏的小玲瓏山館藏書十分豐富，既是著名的藏書館，又是來自四方的文人聚飲、賦詩、觀畫、賞花的重要場所。

　　44歲那年，全祖望應紹興太守杜甲之請，主講於蕺山書院，教授生員經義、策問、詩、古文。會稽士子對這位寧波學者起初表現不服，有意出題難他，但不久就被他的真才博學所折服。一月後，從學者雲集，學舍爆滿。但由於杜甲禮遇稍遜，次年全祖望憤而辭職。當時紹興府所屬士子，包括肖山、餘姚、山陰、會稽各縣學生，公推代表蔡紹基等十餘人，來甬懇聘先生回紹。他們說：現在書院已發展到五百多個學生，如果每個學生以六錙作為奉獻給先生的束修，千金可立致。先生的酬勞，也不致太低了。結果受到全祖望的嗬斥，他說：我是因太守失禮而辭職的，人的尊嚴是千金買得到的嗎？

　　乾隆十七年（1752年），全祖望應粵製府請，赴肇慶端溪書院講學，與諸生講述學術流派，改定課文，考證地方故跡，遊光孝寺、七星岩，登閱江樓，寫下很多才氣橫溢的詩文。次年自覺病情轉重，他決意辭歸，當地官紳士子挽留再三，勉強又教授了幾個月，才辭院歸裏。乾隆二十年（1755年），全祖望病情加重，遂命弟子們抓緊整理、抄錄文稿，他口授旨意，將文稿刪去7/10.七月，他終因貧病交迫，心力交瘁，病卒於青石街雙韭山房，時年51歲。身後無以為葬，公議雙韭山房藏書萬餘卷售與盧鎬族人盧址抱經樓，兌得白銀二百兩，草草埋葬於南門外。

　　四

　　代有興廢，朝有盛衰。從甲申之變到康乾盛世，中國曆史穿越了百餘年的時間跨度；從天崩地裂到國泰民安，中國社會經曆了大動蕩的時代變遷。一個好端端的大明王朝在頃刻間轟然倒塌，在它的廢墟中不知埋葬了多少無辜民眾，其中不乏悲壯的殉葬者。可歎這些為反清複明而拋頭顱灑熱血的誌士仁人，即使在九泉之下也沒弄清紅牆後麵那些朱明不肖子孫的醜聞。

　　親曆了明亡清興之際一係列曆史變故，又目睹清朝統治者重新確立君主專製體製的政治大變動之後，浙江學人的學術研究異常繁榮，並以錢塘江為界，分為浙東（寧紹地區）和浙西（杭嘉湖地區）兩學派。浙東、浙西學術同出於明朝最後一位儒學大師劉宗周，同以經世為目的，但浙西學術主要表現為表彰朱烹學術，尊朱以經世；而浙東學術則偏重於史學研究，治史以經史。對兩者不同的學術取向，被稱為浙東史學殿軍的章學誠歸納為浙西尚博雅，浙東貴專家。

　　以黃宗羲為代表的一批富有創造精神又具有淵博學識的浙東學者，在研究經學的同時，對史學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們超越傳統，質疑辨異，反思往事，總結曆史，開展了新的學術研究，開創了新的思想、觀念和學說。梁啟超認為清朝史學開拓於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人，並自成係統，堪稱清朝史學界的楷模。

　　作為清朝浙東學派第三代的領軍人，全祖望生當盛世。他上承黃宗羲、萬斯同，下啟邵晉涵、章學誠，為浙東史學薪火傳遞的關鍵人物，被譽為浙東史學大柱；他又上承晚明遺老之學，下啟乾嘉考據之風，為清朝學術由宋學轉向漢學時期的重要人物，在清朝學術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他在學術上推崇黃宗羲，在史學上受萬斯同影響，治學兼擅經學、史學、詞科，而尤以史學見長，成就是多方麵的。

　　全祖望在史學研究上有兩個鮮明的特點：其一是他懷著極大的民族愛國主義熱忱，盡己所能搜集整理許多明清易代之際抗清誌士的材料事跡，為他們的民族氣節樹碑立傳、歌功頌德。同時他還發掘出一批以遺民身份拒不降清、堅守氣節的曆史人物，此前這些人曾一直被世人誤認作是消極遁世、逃避現實的。其二是他以學貴自得的思想、融會百家的學風和躬行實踐的主張，翔實地記述了清初學者的風貌，比較準確地反映了清初的學術狀況。由於他對黃宗羲、顧炎武、傅山、李顒、萬斯同、陸世儀等人的傳記重新做了撰寫，使這些曆史人物的學術成就和精神風采得以傳世。

　　當代史學家倉修良說，有清一代的史學家中，有創見、有貢獻、有作為、有影響的大家多出自浙東學派，而開浙東史學之先河者則是餘姚大儒黃宗羲。全祖望折服於黃宗羲並成為他的私淑弟子，他的史學思想與黃宗羲有頗多共同點，如兩人都主張經史並重，讀經必兼讀史；又都提倡經世致用，事功與學道應該統一並結合。他們在學風上都不做空疏不實之文，反對迂闊陳腐之議，堅持講究求實考信、注重實地調查的治史態度。

　　對宋、元、明三個朝代理學發展史的清理和總結，是黃宗羲、全祖望的一大貢獻。在他們努力下完成的總結性學術著作《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記載了明及宋元三代的學術流遷，梳理了各家各派的學術思想使之劃分歸類，在他們著作中還為理學家們立傳並作一定的述評。尤其是全祖望以大量精力搜集理學家們的生平事跡，發掘了豐富的曆史文獻資料，是對正史的補充和修正。

　　全祖望繼黃宗羲、黃百家（黃宗羲的三子）之後，用十年時間續修成了具有相當規模的學術史著作——《宋元學案》，其中約1/3篇幅是由他撰寫的。學識十分淵博的全祖望，還對全書內容進行了修訂、次訂、補定，體例方麵也較《明儒學案》有所創新。如除了對理學家作傳和輯其著述之外，增加了附錄和記載傳授關係的材料；又在每一學案之前列表，表明案主的學術淵源和師承統係；還用附錄代替師說，對全書進行概括，遂使學術史著作臻於完善。

　　一生清貧，晚年更是貧病交加，全祖望卒於51歲，真可謂盛年早逝，英雄氣短！但他以驚人的毅力著述不輟，留下的著作多達三十餘種四百餘卷。他在37歲時三箋《困學紀聞》，42歲時補輯《宋元學案》，45歲至48歲的晚年仍朝夕不倦地七校《水經注》，臨終前還自編文集。其著述還有《困學紀聞三箋》、《七校水經注》、《續甬上耆舊詩》、《經史問答》、《讀易別錄》、《漢書地理誌稽疑》、《古今通史年表》、《錢忠介公文集》、《鮚埼亭集》等。

　　《鮚埼亭集》是最能體現全祖望治學精神的文集。在這部以記錄明末清初學者、忠臣、義士事跡為主要內容的著作中，通過評、傳、碑銘、論、記、跋等各種體裁文章，表彰了一大批明末忠節之士，翔實地記述了很多地方文獻與掌故遺聞，同時還兼涉辨析學術源流、探討史書編纂、考證曆史事實等許多方麵。所附《經史問答》十卷，則為答弟子董、盧、張等所提問的經史疑義而作。

　　在清朝學者中，全祖望的學識極為突出，他的著作為我國文化寶庫增添了珍貴的遺產。清嘉慶、道光名臣、著名學者阮元評價全祖望說：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

　　全祖望有一副很有名的楹聯，掛在寧波白雲莊正廳廊簷，白雲莊是萬斯同、萬斯大故居，更是黃宗羲開設證人書院之處，乃盛極一時的清朝浙東學派的學術重地。聯雲：

　　倜儻指揮天下事，風騷驅使古人書。

　　倜儻指揮天下事，安邦治國，建功立業，曾是全祖望的偉大理想，也是其先師黃宗羲、萬斯同的崇高願望。但他們高潔傲岸的節操、安貧樂道的誌趣，豈能為殘酷而鄙俗的時代所容？理想再大，願望再高，也隻能被束之高閣，棄之野外。然而蟄居浙東一隅之地的高士們，誌比天高，心如止水，他們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卷雲舒。天馬行走於曆史星空，名士著述於白雲深處，他們風騷驅使古人書，成就卓著，影響深遠。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時代曾使幾位大儒備受委屈，而曆史卻讓他們華麗轉身，於是才有了中國思想啟蒙之父黃宗羲名傳千古，布衣修史萬斯同流芳百世，史學大柱全祖望永垂不朽。又正是由於他們薪火相傳，孜孜以求，皓首窮經，於是才有了獨擅勝場並不斷走到高峰的浙東史學。

　　浙東鄉民對史學大柱、浙東史學派集大成者全祖望十分愛戴，為表彰和銘記他的功績，特於嘉慶二十年（1815年）將其神位附祀於南城張蒼水、錢肅樂二公祠後。清末，甬人建謝山先生祠於西郊。他死後葬在六世祖全少微、父全騏墓之南，墓呈橫長方形，墓碑上刻全謝山太史墓。2006年6月，全祖望墓與黃宗羲墓、萬斯同墓以及白雲莊一並作為浙東學派史跡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8年底，在寧波月湖桂井巷口，出現了一位獨步沉思的陌生老人，一手背拿著書稿，一手欲放還收。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老人沒有作答，隻是輕輕地吟下一詩：

　　儂家日月湖頭住，題過楊技又桔枝，慚愧慶封新樂府，誰叫傳遍冶春詞。

　　於是，人們頓時明白了，是他們祖輩敬仰的鄉賢全祖望回來了！

　　從此，全祖望的銅像麵對著生他、養他的月湖，也麵對著後人對他的瞻仰，永遠落地生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