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東南隅

第十章 萬劫不廢我弦歌——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黃宗羲

　　一

　　總以為黃宗羲是史家、大儒，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沒想到如此一位名士，當年為除邪懲惡、報仇雪恥，竟然怒發衝冠、氣衝鬥牛，做出有你無我、暴虎馮河的舉動。

　　天啟五年（1625年），在與魏忠賢及閹黨的鬥爭中，東林黨六君子楊漣、左光鬥、魏大中、顧大章、周朝瑞、袁化中殉難。次年，魏忠賢又興大獄，逮東林黨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七人。高攀龍投水死，其餘六人死於獄中，時稱為後七君子。他們前赴後繼，以忠肝義膽譜寫了一曲輝映史冊的慷慨悲歌。

　　做過明天啟年間禦史的黃尊素是黃宗羲的父親，在受盡酷刑含冤而死那年，黃宗羲隻有16歲。崇禎元年魏忠賢遭斬殺，19歲的黃宗羲懷錐入京伸冤。在審訊時，他與仇人當庭對質，怒火中燒，取出懷中之錐擊刺閹黨黨人許顯純；又痛毆崔應元，拔其胡須代頭祭於他父親的靈前。恨猶未了，黃宗羲前往監獄中，找到曾毆打並殺死其父的兩個牢卒，一並殺之，痛快地為父親報了仇。在審訊閹黨黨人李實時，他複以錐刺李實。黃宗羲一下子出了名，人稱姚江黃孝子，連崇禎皇帝也歎其為忠臣孤子。

　　又是這一位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更頭戴中國思想啟蒙之父桂冠的大師，竟令人難以置信地與囚徒、遊俠、山寨王等不光彩的頭銜聯係在一起。

　　崇禎末年，朝政腐敗，社會矛盾更趨激烈，江南幾十個文人社團合並成立複社，以東林黨後繼為己任，主張改良，黃宗羲成為其中的重要成員。由於以黃宗羲為首的複社士子聯名寫了《留都防亂公揭》，矛頭直指貪贓誤國的南明朝廷權臣阮大铖。阮大铖與馬士英狼狽為奸，對東林、複社文人大加迫害，黃宗羲遂與顧子方（顧杲）並逮。其時清軍南下，南京朝不保夕，黃宗羲乘機踉蹌歸淛（浙）東，舉旗抗清。與他的兩個弟弟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暞。後來又安營紮寨於四明山，先後達數年之久。

　　坐過牢，做過盜，但抗清鬥爭最終還是失敗，兵卒不多的全軍也覆滅了。為了逃避追捕，黃宗羲攜帶家眷逃往剡中，躲進深山，一邊精研兵法曆算，一邊等待時機。當獲悉監國魯王在閩中打開局麵時，黃宗羲前往追隨，過了一段短暫但極其艱苦的海上生活。他在《思舊錄》中回憶說：觴餘於鯨背之上，落日狂濤，淒然相對，但覺從古興亡，交集此時，何處容腐儒道得一句！無奈大勢已去，時不再來，重新創造一個抗清的暖春氣候談何容易。

　　順治十年（1653年），魯王被去掉監國的稱號，海氛漸息，無複所望，黃宗羲才怏怏地奉母返裏門，畢力著書。從此過著出而耕樵，入而誦讀的隱居生活，開始了他下半生的著述生涯。在此期間黃宗羲寫下著名詩篇《山居雜詠》，在其中（其六）描述了他在山居耕讀自給自足的簡樸生活：農舍兼書齋，犁鋤共翰墨，牛宮豕圈和藥灶茶鐺成為詩人抗貧養家、誦讀治學的物質基礎。詩曰：

　　數間茅屋盡從容，一半書齋一半農。左手犁鋤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

　　牛宮豕圈親僮仆，藥灶茶鐺坐老翁。十口蕭然皆自得，年來經濟不無功。

　　經曆十年烽火、千裏奔波，一旦歸隱山居、著述教學，黃宗羲對追求自己理想、實現人生目標依然滿懷信心。他的《山居雜詠》（其一）表達了不畏逆境、自強不息的頑強意誌和生死不渝、貧賤不移的高尚情操，是詩人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

　　鋒鏑牢囚取決過，依然不廢我弦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豈能奈我何？廿兩棉花裝破被，三根鬆木煮空鍋。一冬也是堂堂地，豈信人間勝著多。

　　晚年的黃宗羲在自題畫像時，對自己的一生經曆做了精辟的總結：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終廁之於儒林，其為人也，蓋三變而至今。跌蕩起伏的人生三變，簡練地說明了他19歲後所經曆的坎坷之路。

　　黃宗羲（1610～1695年），字太衝，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黃竹浦人。黃宗羲早年師事晚明儒學殿軍劉宗周，劉宗周是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字啟東（起東），號念台，為繼王陽明之後的大理學家，因講學蕺山，世稱蕺山先生。名師出高徒，加上讀書、做學問認真投入，黃宗羲早在崇禎末年就很有名氣了。半生的遭際，使他對人生、對社會和政治有了更為清醒深刻的體悟。十裏八鄉都仰慕黃宗羲的學問和人品，請他講學或者跟他學習的人紛至遝來。為了正規地教學授徒，黃宗羲決定首先將二十年前劉宗周創辦的證人書院恢複起來，重新開始講學活動。

　　治學嚴謹，見解獨到，提倡實學，不尚空談，是黃宗羲一貫堅持的學風。《清史稿》曰：宗羲之學，出於蕺山，聞誠意慎獨之說，縝密平實。他的治學原則，一講究根基，主張以六經為根基，反對不讀書的清談；二重視博覽群書，強調融會貫通；三主張經世致用，反對讀死書，更厭棄迂腐之學。晚明以來，束書而談、空洞浮躁的學術風氣泛濫多年，黃宗羲的出現，一掃積累經年的歪風。

　　他多才博學，著作宏富，於經史百家及天文、曆算、音律、釋道、農工等諸多領域均有造詣。一時間黃宗羲在學術上聲名鵲起，全國各地到處來人邀他講學。黃宗羲大名傳到朝廷，康熙下令地方官員收集黃宗羲的著作，並曾接連兩次征召他赴京任傅學鴻儒；後來康熙欲修明史，又再次邀他赴京主持史局。然而黃宗羲屢征屢辭，不入清廷，也從不參加清朝科考，布衣終身，表現出了安貧樂道的隱士情懷。

　　黃宗羲的治學以捍衛王陽明心學為任，力主誠意慎獨之說；但因深受陽明學影響，其盈天地皆心也觀點有唯心論的傾向。他反對宋學中理在氣先的理論，認為理並不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而是氣的運動規律，又具有唯物論的特色。他為後人留下了一部係統記載、論述明朝學術思想發展、演變及其流派的《明儒學案》，這是中國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史專著。黃宗羲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誌七百年來儒苑門戶。正是他推動中國哲學史研究從一般史學中劃分出來，成為一門專門學科。

　　身為史學大家的黃宗羲倡言治史，堅決反對不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墓單詞，便思抑揚人物的腐敗史學風氣，竭力提倡精研史實、通達古今的史學學風。他更注重對鄉邦文獻及當今人物資料的整理和研究，這種學風推動下形成的浙東研史之風，成為清朝史學研究之開山鼻祖。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皆以史學名家著稱，師徒一起蔚為浙東學派。

　　他對明朝的曆史典故極為熟悉，且多身曆見聞，又善於敘事，因此他的散文從各種不同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際大變動的社會麵貌，尤其是明末東林、複社的反宦官鬥爭以及南明政權內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鬥爭。他所寫的傳狀、碑誌文，不僅生動傳神，而且涉及的人物麵很廣。他帶著強烈深厚的感情，含著熱淚為明末那些忠臣義士寫墓誌，以一支勁筆著力表彰他們的堅定節操和壯烈行為。

　　在為張煌言撰寫的《墓誌銘》中，黃宗羲以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年有九，總結了摯友的抗清鬥爭曆程，認為他的北征可和南宋末年文天祥的指南相提並論，共與日月增光。他還撰文讚揚他的老師劉宗周，特別是其倔強耿直的性格，成功地刻畫了一位諍臣兼學者的形象。

　　雖然黃宗羲的詩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誦之作。他的詩多直抒故國之悲、懷舊之感，不事雕飾。康熙十七年（1678年），黃宗羲寫下四首《周公謹硯》詩。周公謹就是宋末周密，號弁陽翁，入元未仕，專事著述。一直抱有遺民之痛的黃宗羲，與當年的周密一樣，以隱居著述、寫詩文言誌，《周公謹硯》的第一、二首為：

　　弁陽片石出塘棲，餘墨猶然積水湄。一半已書亡宋事，更留一半寫今時。

　　剩水殘山字句饒，剡源仁近共推敲。硯中斑駁遺民淚，井底千年恨未消。

　　自1654年起到1695年去世的四十一年中，黃宗羲的著述生活走了三步：第一步是1654～1667年，以整理自己在南明期間所形成的思想為主；第二步是1668～1685年，他的主要精力用在講學和經術的研究上；第三步是1686～1695年，主要是編纂匯集和進一步整理自己的著作。黃宗羲的著作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律呂新義》、《易學象數論》、《大統曆推法》、《今水經》、《黃梨洲文集》、《黃梨洲詩集》和《行朝錄》等。

　　二

　　讀過中國曆史的國人不一定讀得到黃宗羲，但學過世界曆史的學生卻必定記得盧梭，毛澤東就是在中學時代讀盧梭的。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敘：少年毛澤東在湖南湘鄉一所學校念書時，也學了一些外國曆史和地理。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文章裏，我第一次聽到美國這個國家，裏麵有這樣一句：華盛頓經八年苦戰始獲勝利遂建國家。暞在一部叫做《世界英傑傳》的書裏，我也讀到了拿破侖、俄國葉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頓、格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和林肯。後來他又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讀到了盧梭的著作。

　　盧梭是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啟蒙運動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1762年，盧梭最重要的著作《民約論》（今譯《社會契約論》）問世了，書中宣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原則：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這是天賦的權利。國家則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協議的產物。如果人民的自由為強力所剝奪，人民便有起來革命的權利，可以用強力奪回自己的自由。書一出版不僅無人問津，而且立即遭法國當局禁止，盧梭也被迫逃往瑞士。但《民約論》很快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從美國的《獨立宣言》到法國的《人權宣言》，無不深刻地留下了盧梭思想的烙印。《民約論》被譽為是人類解放的第一個呼聲，世界大革命的第一個煽動者。

　　然而法國人、美國人並不了解，另有一部從民本立場抨擊君主專製製度的傑出著作，百年之前就在神秘而封閉的大清王朝問世。盧梭也不知道，一個與他誌同道合的中國前輩，百年之前就已完成了和《民約論》所見略同的政治哲學著作——《明夷待訪錄》。從《明夷待訪錄》到《民約論》的一百年，正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資本主義生產力取得長足進步的時期。但被清廷列為禁書的《明夷待訪錄》，卻長期禁錮在封建專製樊籠中，並不斷遭到封建文人的謾罵或糾謬。書作者黃宗羲的思想自然也未能隨風飄揚，走出國門。

　　《明夷待訪錄》這部政治哲學的精華版，凝注了黃宗羲超越時空的智慧，集中了他主要的政治思想，表現了他縱橫恣肆、宏偉渾樸的散文風格，因而也成為他人生篇章中最精彩、最絢麗的一頁。

　　生活在激烈動蕩如其所言的天崩地解時代，黃宗羲親曆了甲申之變、李自成亡明自亡、吳三桂降清反清、順治帝定都北京、多爾袞血洗江南等一係列曆史變故，又目睹了清人在一統中華後重新確立君主專製體製的政治大變動。幾度風雨幾度春秋，幾多變故幾多教訓，黃宗羲在澄思踿踿渺慮、追本溯源後，痛定思痛，不僅對明清嬗替而且對整個中國曆史的經驗與教訓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於是，他從順治十年（1653）到康熙二年（1663）的十年間，先後寫作了《明夷留書》和《明夷待訪錄》兩部以總結治亂之故、條具為治大法為宗旨的政治思想專著。經過長期醞釀，黃宗羲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始作《明夷待訪錄》，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雨窗削筆（《明夷待訪錄·題辭》），也就是補充修改完畢，並寫了序言。這是黃宗羲一生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也是中國學術史上具有曆史意義的事情。

　　明夷本為《周易》中的一卦，夷是傷的意思，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後因以此喻昏君在上，賢人遭受艱難或不得誌。待訪是希望此書成為後人之師，期待後代明君來訪。全名的意思就是黎明前等待明君來訪的備忘錄。《明夷待訪錄》共有論文二十一篇，作者披著夏、商、周三代的理想外衣，托古改製，在其中的《原君》、《原臣》、《原法》、《學校》諸篇中，尖銳地抨擊了家天下的君主專製製度，向世人傳遞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

　　《原君》批判現實社會之為君者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實乃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矛頭直指秦王朝以後沿襲下來的以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的君主專製製度。《原臣》中指出皇帝以法祖為名，把臣僚當做自己的宦官、宮妾，而封建朝廷之臣則以謂臣為君而設者為己任，視天下人民為人君橐中之私物。《原法》批評封建國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以三代之治為楷模，用前無古人的充滿民主思想的大手筆，描繪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在他所設計的新型社會中，政治上首先伸張主權在民、君須為民服務的思想，讓天下成為天下百姓的天下，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原君》）；同時主張實行君臣共治，認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為臣做官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臣》）。在法製和監督機製上，法律不是皇帝的一家之法，應當效法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原法》）。他設想的未來學校，應該發揮社會輿論中心和議會的社會功能，使之有議政參政的作用，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學校》）。

　　在經濟上，黃宗羲主張授田於民，以利發展生產，解放生產力。據他以萬曆六年實有田土計算，以實在田土均之……每戶授田五十畝，即可實現仁義之治（《田製二》）。與此同時，他力主減輕百姓負擔，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為則，夫三十而稅一，下下之稅也（《田製一》）。黃宗羲還指出，古代聖王實行重本抑末的原意是抑製奇技淫巧的奢侈品以及一切民用迷信用品的生產和經營，並不是抑製正當的工商業，而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財計三》）。他是中國曆史上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張之第一人，為資本主義萌芽提供了理論根據。

　　《明夷待訪錄》這幅閃爍著民主思想光輝的藍圖，發揮了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論思想，並演繹為以反對君主專製、強調萬民地位為特征的新民本思想，達到中國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探討中國君主政治製度改良的最高水平。雖然黃宗羲的思想仍沒有跳出聖人之治的窠臼，卻鮮明地反映了明清之際唯物主義思想高漲踿踿的特點，成為近代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同時代的大思想家顧炎武，高度評價這部書的價值：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未嚐無人，百王之敝，可以複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黃宗羲在世之年當然不可能看到他的思想實現的一天，而且也無法知道在其身後二百多年，當清末維新運動興起時，它成了反封建的有力思想武器。維新派主將康有為稱頌黃宗羲為本朝之宗，另一主將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論《明夷待訪錄》

　　時說：它在我們當學生時，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又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明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思想激進的維新派幹將譚嗣同對《明夷待訪錄》等新民本思想代表作極為推崇，清末革命派章太炎、鄒容等也都受到了它的深刻影響。而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特地將翻印的《明夷待訪錄》贈送給日本友人。

　　為紀念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對其著作進行增補、整理，於2005年出版了新版《黃宗羲全集》。曾任葉聖陶先生秘書多年的餘姚人史曉風，將此《黃宗羲全集》贈送給溫家寶總理，總理在《致史曉風先生函》中發出感言：我喜讀黃宗羲著作，在於這位學問家的許多思想有著樸素的科學性和民主性。身為天下人，當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過於萬民之憂樂暞了。行事要思萬民之憂樂，立身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些地方開展並稅除費試點，稅費改革成為弦上之箭，勢在必行。然而改革使農民負擔簡而複繁，出現反彈，反而越改越重，在傳統政治體製下搞稅費改革，又一次跌入曆史的怪圈。曆史上屢見不鮮的明稅輕，暗稅重，集資攤派無底洞現象，又開始死灰複燃；正供有限，而橫征無窮的可怕後果，也逐漸浮出水麵。針對這種現象，1994年的第二期《改革》雜誌刊登了清華大學教授秦暉的一篇文章，題為《農民負擔問題的發展趨勢：清華大學學生農村調查報告之研究（四）》，文中第一次提到一個新名詞——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指的是在深刻反思曆代田賦稅製改革後，黃宗羲得出的一個總結——積累莫返之害。中國曆史上有三次對稅製的重大改革：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實行兩稅法改革、明神宗萬曆九年（1581年）推行一條鞭法和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進行攤丁入畝的賦稅改革。曆史上的這三次稅費改革基本上都是改費為稅，統一稅製，化繁為簡，開始都起到了減輕農民負擔的作用，甚至出現向來叢弊為之一清的局麵。然而持續時間都不長，而且每次變革，都為後來的加稅增費墊高了門檻，使農民的負擔更加沉重。

　　見天下之田賦日增，而後之為民者日困於前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田製》中分析了使人民苦於暴稅的三害：或問井田可複，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田土無等第之害（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個標準征稅，造成負擔不均），所稅非所出之害（田賦征銀，農民種糧食要等生產的產品賣出之後用貨幣交稅，中間受商人的一層剝削），積重難返之害（曆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為此他開出的靈丹妙藥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賦，定稅的標準應以下下為則；第二，征收田賦必任土所宣，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生產什麽繳納什麽，不強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質優劣計算畝積，把土地分為五等，據等征稅，消除因土地質量不同而帶來的賦稅負擔不均的問題。

　　2000年，稅費改革在全國全麵推廣時，《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了秦暉的文章，題為《並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文章很快被多家報刊及主要網站轉載，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和重視。時任副總理的溫家寶同誌於2000年底，也就是中央在安徽召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總結會議前夕，在《並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一文上做了批示：

　　請懷誠、耀邦（劉堅）、馬凱同誌閱。要跳出黃宗羲定律，農村稅費改革就必須堅持減輕、規範、穩定的原則，控製稅賦的絕對額，長期穩定不變；就必須在財政上厲行量入為出而杜絕量出製入。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很值得進一步研究。

　　溫家寶

　　十二月廿八日

　　溫家寶提出穩定稅額，絕對量不變，財政上要量入為出。因為曆史上傳統財政有兩種思路：一種是量入為出，可以從農民那裏拿多少，就辦多少事，不鋪張，不奢華，不搞大攤子；另一種是曆史上的封建朝代通常采用的量出製入，官府需要什麽就向農民征什麽，需要多少就征多少。所欲所求無止境，征收也就無法控製了。

　　2003年3月6日，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參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討論時說：曆史上每次稅費改革，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都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進黃宗羲定律暞怪圈。同時總理鄭重表示共產黨人一定能夠走出黃宗羲定律暞怪圈。以後，溫家寶以及負責農業部門的領導幹部，在許多場合都提到這個定律，指出要跳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隨後，全額免除農業稅等一係列惠農政策從中南海頒布向全國，其政策用意就是要讓黃宗羲定律徹底失去存在的土壤。

　　2005年12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業稅條例》。在第三次農村革命推動下，農業稅這項千年古製被最終廢除，是中央對城鄉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調整，使農民在稅負上處於與城市居民的平等地位。它開創了中國農民無稅的新時代，成為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偉大壯舉。

　　然而好景不長，曾幾何時踿踿踿踿，從浙江蘭溪一個擁有1370人的行政村傳來消息，那裏以宅基地競價拍賣等方式使黃宗羲定律再現。這個村子叫陳家井村，是一個土地資源非常緊張，連續九年未新批宅基地的村莊，在那裏無地建房，農民一籌莫展。2007年有了新的轉機，村委會從蘭溪市國土局獲取了批宅基地用地指標，就以9灡9萬元從農民手中征收了6畝土地，每畝價格是1灡65萬元，設置17戶宅基地，然後以競價投標方式出讓給本村農民建房。150多戶需要建房的農戶中隻有17戶中標競買得宅基地，而6畝土地拍賣金額高達197灡93萬元，村委會從中輕鬆獲得大約187萬餘元的級差地租，平均每畝地競標價高達30萬餘元。即便除去利用閑置的舊屋基，餘下的宅基地如果都按照競價投標的方式進行，村委會至少還可以從農民那兒收入1000萬元以上的宅基地款。

　　在《明夷待訪錄》問世近三百五十年、社會主義新中國誕生六十餘年後，黃宗羲定律的新版本就這樣堂而皇之產生了。和以往黃宗羲定律現象不同的是，這次不是由於中央和各級政府的賦稅加重，而是來自一個讓農民競價投標購買宅基地的土辦法。農民在權勢大棒的驅趕下，不得不掏自己的錢高價競買自己的土地，盡管早在1993年，中央就下文取消農村宅基地有償使用收費，後來又多次強調這是一項亂收費。特別是當溫家寶總理聞知陳家井村的黃宗羲定律現象後，十分重視，批示國土資源部了解處理，然而處理結果卻是讓人尷尬的無可奉告。

　　陳家井村圈地、圈錢的怪象，顯示了黃宗羲定律的現代特色——通過土地資源買賣是將農民的財富掠奪殆盡的捷徑。以這種競價投標的辦法非法斂財，遠比當年英國貴族的圈地運動更加高明和殘酷，圈地運動隻是將農民趕出家園，並沒有強令他們交出一筆天價的買地費。陳家井村重現的黃宗羲定律，不僅隻是該村土地問題之冰山一角，而且更是全國土地、礦山、國有資產等大量問題的滄海一粟。充斥於陳家井村的還有土地違法舞弊、礦山采礦權以離奇低價出讓以及農民利益被嚴重剝奪等一係列問題，而該村拙劣的巧取豪奪行為，在中國各地形形色色的低價賤買、高價競買戲法麵前，隻能是小巫見大巫了。

　　直到今天，黃宗羲定律式的循環往複仍然在不斷地重現、延續和擴展。在經濟領域，每一次稅製改革，看似減輕了人民大眾的負擔，但各級地方政府為維持財政收入，可以無視中央規定，隨意把自己的經濟措施變成政策和法規，編製出新的收費名目。各種利益集團特別是國有壟斷企業，千方百計地鑽政策、法規的空子，隻要它們發現哪怕是一點蠅頭小利，也會蜂擁而上，毫無顧忌地瓜分掉中央免費送給老百姓的蛋糕。在教育領域，學生和家長們陷入了不斷減負而又不斷加載的困惑中。在行政領域，也出現了黃宗羲定律的漣漪，改革開放以來先後六次行政體製改革，都沒能走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無論是行政成本還是人員數量，都是在改革聲中一路攀升。

　　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中國哪一天能擺脫曆朝曆代都走不出的怪圈呢？

　　四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因避戰亂，攜家人抵達成都投靠故人嚴武。第二年春，他在友人幫助下於西郊建了幾間茅屋，自稱草堂。將近九百年後，另一位大儒黃宗羲在位於餘姚化安山的龍虎山穀地間，建起了一座龍虎山草堂（又名龍虎草堂）。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位於長江頭的成都草堂和建於長江尾的龍虎草堂遙遙相對。杜甫在草堂居住的三年半中，寫下的詩歌達二百四十餘首之多，達到了他創作的黃金時代，其中有大量膾炙人口的詩篇。而山間草堂蟄居的黃宗羲，三年中撰寫了千古名篇《明夷待訪錄》和《易學象數論》，編輯了卷帙浩繁的《明文海》。

　　一座樸素簡陋的草堂，給流離失所的杜甫一家帶來些許安慰，杜甫以慣有的安貧樂道的樂觀精神，在窮愁之中寫下了《狂夫》一詩，描述了草堂居所附近的幽美景致：

　　萬裏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筱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而對草堂周圍山水風光情有獨鍾的黃宗羲，也在《剡中築墓雜言》一詩中深情地歌詠：

　　昔年曾此作鄰家，依舊水聲徹夜嘩。風景過清銷不盡，滿溪明月浸桃花。

　　《黃梨洲年譜》載：四明山北麓有化安山，故宋所謂剡中也，東峰狀類虎，西峰狀類龍。抗清鬥爭失敗後，麵對抗清無望的現實，黃宗羲在龍虎草堂潛心著述。他的不少學生、友人來此造訪、問學，使小小草堂一度成為浙東學子聚談論道的沙龍。

　　龍虎草堂曾於清康熙元年（1662年）遭火災。據黃宗羲小兒子黃百家回憶，當時出書於烈焰之中，零落而散失者又不知凡幾。五月，他在黃竹浦的故居又遭火災。半生濱十死，兩火際一年的不幸遭遇，對黃宗羲的生活、工作造成很大影響。然而他毫不氣餒，把飛來的災禍置之度外，從頭開始，繼續著述。1995年，在黃宗羲逝世三百周年之際，餘姚市政府在龍山和虎山穀地間的原址上重建了龍虎草堂。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冬，79歲的黃宗羲於化安山下的龍山東南麓自覓墓地，在此起彼伏回響於空穀的舂杵聲中，營建了極其簡樸的生壙，並為此作詩留存：

　　空穀登登相杵頻，野狐蛇鼠不相親。應知難免高人笑，苦戀生身與死身。

　　在築墓的同時，黃宗羲從容地寫下《梨洲末命》、《葬製或問》，告誡兒孫給自己安排與傳統禮教相對抗的喪葬：他死後就用平時穿的衣服入殮，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槨，不做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一概不用，意在痛心明亡，以求遺體盡早腐化脫離清朝的世界。他還引現世之例吟詩，闡明不棺而葬不僅古已有之，今人也有先我而行之：

　　聞說始寧有趙君，不將棺木自纏身。人間亦有奇於我，比例無煩及古人。

　　他又囑托兒孫，於墓前拜壇下水田分作三池種荷花，相厚之至，以於墳上植梅五株，再有石條兩根，可移至我壙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暞。嚴子陵和虞喜都是隱居於其家鄉餘姚的先賢，前者乃漢朝名士，後者為東晉經學家和天文學家。黃宗羲以嚴子陵、虞喜為楷模，墓前的這副自撰的對聯是他對儒家文化和氣節傳承的寫照，他要毫無愧色地告訴後人：我黃宗羲不事王侯，變名隱居就像東漢嚴光；屢召不至，朝廷遇有大事就像谘訪虞仲寧那樣來谘詢我。

　　黃宗羲著書、講學，對保存一代之史、維係禮教傳統的文化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其有生之年得到了清朝廷的認可和揄揚。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皇帝問尚書徐乾學：海內有博學洽聞、文章爾雅可備顧問者，徐乾學推薦81歲的黃宗羲，並說明黃宗羲曾以老病，辭不赴京，康熙皇帝感歎道：人才之難如此！從康熙元年直到康熙三十四年86歲去世，他在清康熙朝整整生活了三十四年，他的人生定位和文化選擇，盡管充滿痛苦和辛酸，但畢竟是成功的。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黃宗羲離開了他誓不共事的朝代和深深懷戀的土地。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從儉而葬，再次作詩示家人：

　　築墓於今已八年，夢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輸與鳶蟻笑，一把枯骸不自專。

　　兒孫們遵照遺囑辦理喪事，黃宗羲的遺體在龍山東南麓就穴而葬，沒用棺木，未立墓碑，由清初著名史學家鄞縣全祖望撰寫神道碑文、蕭山毛奇齡撰墓誌銘。後由高友蘭贈碑石，隸鐫黃公梨洲先生墓。墓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即被毀，直至1981年文物部門才按原貌在原址修複，並公布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重修之墓位於西北朝東南，與坐落在虎山北坡的黃尊素墓相距二百餘米，兩墓遙遙相對，象征著黃氏父子兩代浩然正氣、抗爭不屈的一生。墓的四周是巍巍叢山和鬱鬱綠蔭，秀麗優美，肅穆幽靜。次年有關部門又按原貌在龍山公園重建了四座先賢故裏碑亭，碑亭原建於清朝，是後人為紀念漢朝嚴子陵、明朝王陽明及明清之際朱舜水和黃黎洲而立。

　　有一種看法認為，黃宗羲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後一位大隱，在他之後的隱士中再沒有比他更大的了。其實，把黃宗羲與曆代大隱嚴子陵、陶淵明、王維、林和靖、倪雲林等人相比，乃至讓他躋身於伯夷、叔齊、老莊、魯仲連等古隱士之列，委實有點穿鑿附會。因為黃宗羲還有同時代的顧炎武等名儒，看似蟄伏鄉間、與世無爭，其實他們是那個時代最熱心於時局而且從事著最激烈反清鬥爭的明末遺民。他們的隱是無奈之舉，表明他們誓不與清王朝合作的決心，也表現了他們以退為進、用筆代刀討伐清王朝的智慧。

　　因此，黃宗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盡管他也有類似采菊東籬下的經曆，但卻沒有悠然見南山的心情。他一直在冷眼看世界，深入地思考曆史，熱情地喚醒民眾。倘若把他歸入隱士的行列，就必然會引起很多不確切的解讀，也會使他頭上的絢麗光環變得黯然。他與那些超脫現實、逃避社會的隱士們是沒有共同語言的，而他那種敢於尖銳地批判封建社會的異端行為，對於曆代德行清高、心無塊壘地作逍遙遊的隱士們來說，也無疑是夏蟲不可語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