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東南隅

第九章 日本的孔夫子——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學家朱之瑜

　　一

　　古代文人的山水詩中，不乏詠海詩。但詠海之人並非都曾親曆大海，多數隻是站在海邊，觀滄海而發浩歎，望洪波以詠壯誌，畢竟古人鮮有出海遠航的機會。

　　在曆代詠海詩中，曹操的《步出夏門行·觀滄海》是當仁不讓的狀元篇。遙想當年這位將軍詩人，鎧甲在身，征塵未洗，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吟下了這一首大氣磅礴的壯麗詩篇，足令後人難以望其項背，唯有欽佩不止。

　　詠海詩的另一名篇是蘇軾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這首詩寫於他被貶謫南荒儋州三年之後。當時他以65歲的高齡獲赦北歸，並於六月二十日夜渡過瓊州海峽，親眼目睹了海上奇景、星月壯觀，見景抒情，感歎人生。詩人波瀾起伏的情感與大海壯闊無際的胸懷相融合、共鳴，他大聲告訴大海：得以茲遊奇絕冠平生，即使九死南荒，我也不會感到遺憾了。詩曰：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詩人總是浪漫的，蘇軾更堪稱浪漫詩人之最。但連他自己也明白，墨寫的浪漫怎能掩蓋海造的驚險，當他夜渡大海時，大海那反複無常的激情，可以如兒戲般地玩弄他並隨時將他葬送。在那個木船渡海的年代，要穿越風急浪高的茫茫大海，一旦大海洶湧起來而無法控製時，大群的船隻就會覆亡（普希金《致大海》）。更何況天常有風雲之變，人焉無禍福之虞？

　　如果說蘇軾是因遭貶而不得不渡海去海南的話，那麽有兩位不懼海、不怕死的古人，卻是自告奮勇，一前一後登上東去的木船，朝著他們認準的同一目標，義無反顧地去了。他們去的目的地是日本，海上的行程更長，所冒的風險當然也更大。他們的出海，是一次有去無回、慨當以慷的壯行；他們的行動，是一次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壯舉。這兩個人，一個是唐朝的鑒真大師，另一個是明末清初學者朱之瑜。

　　高僧鑒真是受邀東行日本去傳播佛學文化和唐文化的，他的東渡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悲壯的色彩，十二年中五渡不成，直到第六次，這位年已66歲且雙目失明的戒律大師及其隨從才終於到達日本。鑒真東瀛傳道，為締造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之橋做出了曆史性貢獻，他也因此被日本人民譽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在鑒真坐化九百年後，明末清初大儒朱之瑜（朱舜水）於1659年東渡東瀛，開始了他長達23年的寓日講學生涯。他也成為繼鑒真大師之後，在日本傳播儒學文化和明朝文化精華、殫精竭慮地締造中日兩國人民友誼之橋的又一重要曆史人物，因此朱之瑜被譽為日本的孔夫子。

　　與前輩鑒真大師有所不同的是，朱之瑜並非受禮邀專程前往日本弘揚中華文化。他是在追隨鄭成功北伐反清兵敗後，逃到舟山，眼看大勢已去，複明無望，懷抱孤憤，不得已亡命他國。他是偷渡客、潛逃者、流亡人，當然不可能有鑒真在啟程前聚眾點名、隨從宣誓的那種隆重場麵，但是唯其孤寂無助，更顯出了他那種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勇敢精神，那種大丈夫報仇十年不晚的堅定信心。他的東渡，頗有點像當年玄奘的西行，那也是一次偷渡行為，一次與死亡為伴的壯烈而危險的遠征。

　　搭乘商船的朱之瑜，初衷是閉門掃跡，而且本來準備在途經日本長崎後再往安南，因為德川幕府已實行鎖國政策四十年，中國人無法獲準寓居日本。但由於一位素來仰慕他的弟子——仕於柳河侯的安東守約（號省庵）聞訊趕來謁見並懇切挽留，使朱之瑜得以留下。安東省庵又為他上書申訴，四處奔走請托，終於得到長崎奉行（鎮巡）破例開此厲禁。雖然流亡日本，但朱之瑜並沒有終老於斯的打算，隻想暫借一枝，棲息貴邦，衣粗茹藿，操婢仆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遄歸敝邑。他自稱亡國之遺民，來此求全，直至70歲依然沒有放棄歸國的打算。對老師的高風亮節，安東省庵曾作詩讚曰：

　　遠避胡塵來海東，凜然節出魯連雄。曆忠仗義仁人事，就利求安傘俗同。昔日名題九天上，多年身落四邊中。鵬程好去圖恢複，舟楫今乘萬裏風！

　　朱之瑜學識淵博，但卻深藏若虛，定居日本後，其學問不大為時人所知。安東省庵是他的第一位日本學生，出於內心的仰慕和欽佩，他用自己一半的俸祿供養孤身飄然的老師，並資助其講學。盡管他自己所剩不多，生活也變得拮據，而且受到親朋的勸阻和恥笑，但他從未中斷對老師的照應，一直持續到1665年。弟子情之重、誼之深，使朱之瑜深為感動，最終決定留駐日本，而他與安東省庵在生活上互相關心、照應，在學術上互相尊重、切磋，患難中的真情日久彌深，終生不渝，也成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談。

　　隨著年僅27歲的小宅生順奉命到長崎尋求碩德耆儒，使朱之瑜的人生命運出現了新的轉折。當時掌控一方的大名（諸侯）——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國（源光國）急欲培養人才，但苦於缺少師資。這位德川光國被人們稱為水戶黃門，其祖父就是終結了日本戰國時代，統一全國的德川家康，他建立了統治日本長達264年的江戶（今東京）幕府，史稱江戶時代；其父是水戶藩第一代藩主德川賴房。德川家康分封他的三個兒子為藩主，鎮守在三個重要的地方，德川賴房被封在水戶城，世襲水戶藩主，又稱水戶侯。水戶藩可以在江戶設藩邸，長駐江戶。

　　才識過人的小宅生順在與明遺民朱之瑜的接觸中，發現他通今博古、山峙淵渟，就立即推薦給了手握大權、求賢若渴的德川光國。1665年，德川光國派了使臣，備了厚禮，把朱之瑜從長畸請到江戶（今東京），待以賓師之禮，執禮甚恭，乃至不敢直呼朱之瑜之名。據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記載：先生在江戶時，源光國敬禮之，不敢稱其字，欲得一庵、齋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乃曰：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鄉山水為號者。暞舜水之稱如此。朱之瑜以家鄉一條舜水的河名為號，以示不忘故國故土之情。

　　德川光國天資穎悟，學識超群；謙虛有度，禮賢下士；寬厚仁和，愛民如子，深得朱舜水讚佩。此後朱舜水就留在江戶，在江戶、水戶等地講學，講學時老者白須白發，亦扶杖聽講，並被日本一些學者奉為泰山北鬥。他與德川光國經常談論經史，講究道義。德川光國在江戶為朱舜水構建新居，初時朱舜水因反清複明大業未成，以恥逆虜之末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誌為由四次力辭。但後來還是推辭不過，住了進去，並且在這裏奄然而逝，遺址就在今東京大學農學部。

　　魯迅在其散文名篇《藤野先生》中有這麽一段話：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裏。不知怎的，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隻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看來魯迅也給懵了，朱舜水客死之地在江戶，並非水戶。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十七日，朱舜水病逝日本，享年83歲，他死後德川光國破例按明朝儀式為他選址、建墳、立碑。在朱舜水死後第十天，德川光國給予他以當時最高榮譽，將他安葬在常陸久慈郡大田鄉（今茨城縣常陸太田市）瑞龍山麓的水戶德川氏墓地，德川光國率其世子及諸朝臣齊臨其葬。

　　瑞龍山為水戶德川家族曆代祖塋之所在，風景優美，平民不得葬此。

　　入山百步餘，為德川光國的衣冠塚；再上坡二十餘級，為德川光國暨配夫人之墓。左折而東百步餘，則為朱舜水之墓，墓的四周是四季青翠的喬木，中有石台，台前有石碑一通，正麵為德川光國親題隸書明徵君子朱子墓，兩側碑陰，是朱舜水的學生——後來成為名鎮四方的大儒安積覺所刊之文。墓前左右有石片對立，如中土照門；旁有土墳起，半環如脊，仿佛護龍；墓道西向，據說是朱舜水遺囑之意，殆不忘中土之意，以顯逝者之心。次年忌日，德川光國祭舜水墓時與群臣議，諡朱舜水曰文恭先生，取古言德道博聞曰文，執事堅固曰恭之意。

　　日本民眾對朱舜水十分崇敬，在他死後周年時，被譽為17世紀日本關西巨儒的安東守約在祭文中哭道：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殖雲墮。有疑誰問！有過準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這表達了當時日本學者和民眾的心情。如今，水戶市立有日本十大思想家的塑像，朱舜水是其中唯一的外國人。

　　二

　　明末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股勢力在京城進行較量，中國曆史進入了又一個多事和多難之秋。

　　在西安建大順政權的李自成，率農民軍渡河西進，於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中午進入北京城。與此同時，已經成為孤家寡人的崇禎皇帝和太監王承恩一起自縊於北京景山，明遂告亡。旋即，多爾袞率清軍尾追農民軍，於五月初二攻占北京。

　　崇禎皇帝在萬歲山上吊自殺的消息傳到明朝陪都南京，引起這裏的明朝大臣們一片驚慌。國不可一日無君，他們麵臨著解決王朝繼統的問題。崇禎的三個兒子都沒有逃出北京，在閹黨阮大铖與鳳陽總督馬士英的密謀下，擁立了一個逃到南方的福王、酒色之徒朱由崧做皇帝。於是南京建立了一個史稱南明的政權，曆史上把朱由崧稱為弘光帝。

　　其時在江南總兵方國安的薦舉下，朱之瑜多次被皇帝徵召，但受東林黨和複社那種疾惡如仇、剛直不屈的品格所激勵，他始終不受，以致不得不星夜遁逃以免遭拘捕。把持南明朝政的閹黨馬士英仰慕朱之瑜之名，又請朱之瑜親家何東平再三勸勉他入仕，但朱之瑜誓不與馬士英、阮大铖等奸黨同流合汙，不顧身家性命而予以斷然拒絕。

　　麵對清軍滾滾鐵騎的大舉南下，在兵臨城下、國家垂亡的千鈞一發之際，南明朝廷的將臣們還在不顧一切地上演著一幕你死我活、此消彼長的內鬥鬧劇。但素稱書香之地的浙東，從山陰、餘姚到鄞縣，一批愛國文人誌士先後憤然而起，從政從戎，奮不顧身地投入到風起雲湧的抗清鬥爭。

　　如果說山陰前輩劉宗周、王思任、祁彪佳是一批反清忠臣，那麽鄞縣的張煌言、餘姚的黃宗羲和王翊等人則是一代抗清義士。他們以文人、草民舉兵，敢與狂飆般的清軍兵戎相見，足以表現浙東兒女的大無畏精神，盡管未能力挽狂瀾，卻為浙東和江南民眾贏得殊榮。朱之瑜這位凡古今禮儀大典，皆能講究，致其精詳，至於宮室器用之製，農圃播殖之業，靡不通曉的餘姚名儒，其時也憤然拍案而起，投筆從戎，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抗擊侵略的武裝鬥爭中。

　　朱舜水（1600～1682年），名之瑜，字魯嶼，晚年號舜水，浙江餘姚人。他生於明末沒落官宦人家，少時就學於大儒朱永佑，由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精研六經，宗法唐朝陸贄，喜讀史，亦擅兵法，世謂文武全才第一人。清兵占領浙江後，監國魯王率領部下進占舟山群島，為了匡複明室、驅逐清庭，當時隻是一介貢生的朱之瑜，幾次奔走於日本與舟山之間，企圖效仿春秋時楚國忠臣申包胥借秦兵複楚之舉，向日本乞師複仇，途中輾轉安南、交趾（均今越南）等地，曆盡艱險。他又與在四明山依山結寨抵抗清軍的領袖王珝結為知己，共謀反清大計，聯絡義軍增援。

　　清順治七年（1650年），年屆51歲的朱之瑜又一次飄海去日本，卻不料他乘坐的船被清兵發現。清兵白刃合圍，逼迫他髡發投降，但他談笑自若，毫不懼怕，拒不投降，視死如歸。同舟劉文高等人被其義烈所感動，駕舟將他送回了舟山。次年，朱之瑜又東渡日本，準備從安南返回舟山時，舟山和四明山寨卻不幸均為清兵攻陷。魯王走避廈門，朱之瑜的良師益友王栩、朱永佑、吳鍾巒等人，也都先後為國殉節。其中王栩被清兵用亂箭射死，但他至死挺立胸膛，麵不改色，表現了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噩耗傳來，朱之瑜極度悲痛，王翊殉節之日恰好是舊曆中秋節，此後他終身廢中秋賞月。

　　複明的希望猶如風雨中的燭光，變得愈來愈渺茫，然而朱之瑜的抗清熱情反而像一把火炬，燃燒得愈來愈熾熱和光亮。他時時以國事為念，審察時勢，密料成敗，故濡滯沿海，艱厄危險，萬死如發。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朱之瑜亡命輾轉，乞師於日本、安南（今越南）、交趾（今越南北部）、暹羅（今泰國）等地，以圖將清庭逐出中原。在滯留安南國時，他被府吏捉去供國王作書記之役。在國王麵前，朱之瑜麵無怯色，神態自若，不卑不亢，直立不跪。國王以殺相威逼，他挺身請刑；以官相利誘，他堅辭不就。這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凜然大義和堅貞誌操，使安南君臣對他極為敬重。

　　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鄭成功再次整軍出擊，和兵部侍郎張煌言在崇明會師北伐，溯長江而上。在鄭成功的軍隊攻克鎮江的同時，張煌言的軍隊也進駐了蕪湖，繼而占據了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捷報頻傳，勢震東南，鋒芒直指南京。這是南明滅亡後，明朝殘餘武裝力量對清朝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年已花甲的朱之瑜應鄭成功的邀請，參加了這次戰役，他身先士卒，率軍殺敵，克瓜州，下鎮江，試圖與張煌言會師。

　　由於鄭成功目光短淺，盲目率部屯兵南京堅城之下，貽誤了戰機，導致最終行動失敗，張煌言被俘，鄭成功敗走台灣。分析局勢，衡量利弊，朱之瑜不得不麵對聲勢不可敵、失地不可複的無情事實。但誓死不剃發、不做異族奴的堅定意誌，使他做出了一個無奈而悲壯的決定：學戰國（齊）名士魯仲連義不帝秦的精神，東渡日本，留居長崎。

　　在流亡海外的二十三年中，朱之瑜對故國一直念念不忘，對複明至死耿耿於懷。他以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自勉，在其《避地日本感賦》二首中，深切地抒發了懷念故國的悲憤之情：

　　漢土西看白日昏，傷心胡虜據中原。衣冠誰有先朝製？東海幡然認故國。

　　廿年家國今何在？又報東胡設偽官。起看漢家天子氣，橫刀大海夜漫漫。

　　服飾衣著具有鮮明的時代和民族特征，在飄零異域的二十三年中，朱之瑜依舊身著明服，每日向南而泣血，背北而切齒。正如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中所描述的那樣：

　　海外遺民意不歸，老來東望淚頻揮，終身和食興朝粟，更勝西山賦采薇。

　　在寄寓東瀛的二十三年中，朱之瑜常寄信給國內子孫，教誨他們農圃漁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藝，亦自不妨，惟有虜官決不為耳。他堅決要求出國來探望他的孫兒，必須是我中華炎黃子孫的堂堂形象，一到長崎，便須蓄發，如大明童子舊式；另作明朝衣服，不須華美。其（滿清國）頭帽衣裳，一件不許攜入江戶！

　　二十三年中朱之瑜一直企盼著中原恢複的一天，為此他的生活十分節儉，死時居然儲蓄了三千餘金，將此作為他為反清複明大業所籌措的經費。彌留之際，朱之瑜留下遺言：予不得再履漢土，一睹恢複事業。予死矣，奔赴海外數十年，未求得一師與滿虜戰，亦無顏報明社稷。自今以往，區區對皇漢之心，絕於瞑目。見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暞，則幸甚。他的弟子德川光國滿足了他的願望，親筆為之題寫墓碑明徵君子朱子墓。

　　梁啟超在朱公年譜的附錄中說：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後還記了若幹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清庭，後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說過：漢土不光複，他的靈柩不願回到中國。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壞的靈柩，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清庭還長，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償了他的誌願哩。我因為這一點，所以在年譜後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及辛亥革命、清室遜位，直到了清朝覆亡，朱舜水的誌願才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類年譜沒有譜後，是不能成佳作的。在年譜的文末，梁啟超以一句點睛之筆告慰先賢：先生卒後之二百二十九年，辛亥，清宣統三年，清室遜位。

　　三

　　17世紀初明清嬗代之際，在大江南北相繼站起一群思想家、哲學家。其中有五位均參加過明末的抗清鬥爭、失敗後又都致力於學術的著名學者，並稱為清初五大師，他們分別是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曆算學家、教育家黃宗羲（1610～1695年），畫家、哲學家、科學家方以智（1611～1671年），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顧炎武（1613～1682年），思想家、哲學家王夫之（1619～1692年）以及朱之瑜。他們不僅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而且均以崇高的民族氣節受到後人尊奉。

　　五位大師在學術思想上的共同特點是，他們對貌似繁榮昌盛的明王朝在頃刻間土崩瓦解這一曆史事實，進行了深刻的追思、反省，試圖以儒學的憂患意識和變革現實的主張，喚醒民眾，解救社會。在他們的倡導下，實學思潮應運而生，因勢而進。正如梁啟超所言：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做學問，是為政治而做學問。他們許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慘困苦的政治活動中，所做學問，原想用來做新政治建設的準備；到政治完全絕望，不得已才做學者生活。

　　在五位儒學大師中，除了朱之瑜外，其餘四人都是著作甚豐、名重當時，那麽朱之瑜呢？由於朱之瑜重事功而輕文學，又遭國破家難、顛沛之累，在自己的國土上並沒有留下鴻篇巨製，隻有十五首詩收錄在《姚江詩存》中，幾無影響。他屈於明室，而伸於本邦，為東鄰日本人點撥了儒家思想及學問，並且在那裏留下了《朱舜水先生文集》（德川光國父子刊正）、《安南供役紀事》、《陽久述略》、《釋奠儀注》等著作。康有為曾作詩讚頌朱之瑜：明末朱舜水先生避地日本德川儒學之盛自此傳焉。今二百五十年，德川公國順舉改碑祭，名侯士夫集而行禮者四百餘人。吾在須磨，不能預盛典。附以五詩以寄思仰。其中兩詩曰：

　　學學東流二百年，派支盛大溯河先。生王難比死士瓏，日本千秋思大賢。

　　孔子已無丁祭拜，學風掃地喪斯文。我遊印度佛教絕，一線儒傳或賴君。

　　作為一個流亡他國的晚明遺民，朱之瑜並未因改朝換代和背井離鄉而中斷對明朝覆滅曆史教訓的分析總結。他抱著仆之視貴國同為一體，未嚐有少異於中國也的精神，在日本收徒講學，傳播中國文化，自覺地承擔起以學術更新文明的使命。他一麵滿腔熱忱地教學傳道，以研修和傳授儒學為最大樂趣；一麵矢誌不移地反清複明，以光圖基業、堅守民族氣節為畢生己任。

　　朱之瑜強調實學，重視史學，講學東瀛，譽滿扶桑。在哲學上，他反對唯心史觀的理學，提倡知行合一；反對專在理學窮研，強調知識應從日常生活實踐中求得。在史學研究上，他主張經簡而史明，經深而史實，經遠而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經，亦下學而上達也。他通過講學將中國的治學之方、簡牘之式、科試之製、用字之法，大力傳播於日本。同時朱舜水也將中國當時先進的農業、醫藥、工程建築、手工工藝傳授給日本民眾，並親自加以指導。朱之瑜還根據西湖和廬山的風景特色，替德川光國設計了為其祝壽的園林——後樂園；並以他設計的《學宮圖說》，建造了東京的聖堂。

　　他的學術思想和教學實踐，衝擊了當時日本上層人士崇尚儒法、空談佛理的僧侶主義傾向；他的崇高品格和淵博學識，給日本社會帶來了深遠影響。聽過朱之瑜講學的人都說：前皆做昏夢，今日始知耳。

　　後來的日本學者評價說：天佑以還，儒學以經世治民為要道，不務空理虛論，皆舜水所賜也……不惟後來明治維新受此良好之影響，即於朱氏學說本身發揚而光大之，其功亦偉矣！梁啟超在評論朱之瑜時也說：中國儒學化為日本道德基礎，也可以說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極為高尚嚴峻，所以日本知識階層受其感化最深。

　　在日本思想史上，活躍著朱子學、古學、水戶學三大學派，而它們都與朱之瑜的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朱子學的兩大派係之一主氣派著重繼承和發展了朱之瑜的經世致用思想，主博學、尊知識、倡實行、蓄經驗，構成了別具一格的日本朱子學。古學沿著朱之瑜批評宋明理學的道路，發展為具有無神論思想的樸素唯物主義學派，為實證科學在近代日本社會的傳播奠定了基礎。水戶學發揚了朱之瑜重史、尚史、尊史的史學思想，結合日本國情，演繹為忠君愛國、倒幕維新的社會思維，成為明治維新原動力之一。這三大學派各以其獨特的思想，形成了一種注重實證、講究經世致用、倡導改革致強的思想潮流，推動日本社會向前發展。

　　日本朱子學派的一個重要派別就是省庵學，該學派扭轉了日本朱子學嚴重的脫離實際、偏於玄想的僧侶主義傾向，推出了偏重於經濟論（經國濟民的理論）的新思想，其影響之久遠，波及明治維新。促成日本朱子學發生轉變的動力是省庵學，而省庵學的創始和發展人正是朱之瑜的知己、高足弟子安東省庵。朱之瑜通過施教的自由學風，使安東省庵跨越了傳統、褊狹的朱子學門檻，鑄成了博采眾家之長的省庵學。省庵學融合了朱之瑜的經世致用思想，形成了注重實際的特點。安東省庵也因其嶄新的省庵學而成為關西巨儒。

　　朱子學派的另一個重要派別是以木下貞幹及其弟子新井白石為代表的木下學，他們兩人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朱舜水思想的熏陶和影響。木下貞幹是朱之瑜的摯友，他在朱之瑜的經邦弘化、治國理民思想感召下，倡導為學當有實功、有實用的學風，為日本社會培育了一批經世致用之材。在木門英才中，有籌劃國計民生的政治家、有善於應付外邦的外交家、有熱心興學辦教的學者和教育家，而其中的新井白石更是一位在日本曆史上了不起的經世家。朱之瑜的舜水學對新井白石的學術思想有重大影響，而新井白石又是朱之瑜經世致用思想在日本的實踐者。

　　盡管新井白石不是朱之瑜的親傳弟子，但由於木下貞幹的熏陶和再傳，使他不僅對朱之瑜的人品精神充分了解並肅然起敬，而且自覺地擔起了繼承、闡發和傳播舜水學的責任。新井白石的哲學著作《鬼神論》，對於神、靈魂、宗教等敏感問題提出了最開明的見解，闡發了他的排佛觀點，在當時佛教充斥的日本乃是石破天驚的一聲吼叫，擴大了朱之瑜排佛興儒的影響。新井白石通過同傳教士西多蒂的問答寫成的《西洋紀聞》一書，是日本禁教後第一部研究西方的著作，對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重視及提倡，也是他稟承朱之瑜經世濟民、重視實用技術思想的表現。新井白石承襲了朱之瑜古為今用的史學思想，開創了日本史學研究的新階段。

　　作為封建政治家的德川光國，從朱之瑜那裏吸取了經世濟民、移風易俗、興辦教育、培育人才和以善政治國理民的經世思想，成為日本水戶學的創建者。朱之瑜的無神論思想也影響了德川光國，使他成為日本曆史上有名的敢於斥釋反神、開明通達的封建統治者。他還從朱之瑜那裏吸取了儒家忠君愛國、大義名分的思想和重史、尊史、尚史的史學觀念，水戶學派也以其研究史學的特點而著稱於世。

　　在朱之瑜的史學思想感染下，德川光國以其遠見卓識，決定設立彰考館，並薈萃天下英才於一堂，合力編纂《大日本史》。他聘朱之瑜為顧問，朱之瑜的嫡傳高徒、尤擅史學的安積覺為總編輯。安積覺繼承了朱之瑜大義名分、忠君愛國的倫理思想和借古鑒今以振綱紀的史學思想，並以此作為《大日本史》的指導精神。《大日本史》完成了將忠君愛國精神灌輸到日本國民中間的任務，後來成為尊王攘夷、尊皇倒藩的明治維新運動的思想基礎。從編纂《大日本史》起的二百三十餘年，水戶學者皆受光國精神的感化，完成了修史事業，開日本史學界新紀元，更造就了水戶學一大學派。

　　無論是前期水戶學還是後期水戶學，其一脈相承的尊王攘夷思想對日本近代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德川末期發生的關係到日本社會命運的尊王倒幕運動，皆應歸功於提倡漢學。而竭力弘揚漢學的便是朱之瑜，他親自撰寫的《湊川碑文》曾被參加明治維新的誌士們廣泛傳誦。黃遵憲曾就此事在《日本雜事詩》中寫道：

　　叩閽哀告九天神，幾個孤忠草莽臣。斷盡臣頭臣筆在，尊王終賴讀書人。

　　朱之瑜在日本講學二十餘年，栽培了眾多有識之士，對日本的教育發展和思想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流寓日本期間，除水戶學派和省庵學派外，朱之瑜還與當時日本不同流派的許多知名學者有直接或間接的交往，他的學行風範對這些學派也有不少影響。如江戶時代著名經學家、古學派的山鹿素行，發揚了朱之瑜批評宋儒理學的精神；江戶時代著名哲學家、仁齋學（崛川學派或古義學派）的伊藤仁齋對佛教和鬼神的批判，也是朱之瑜學脈的傳承。

　　四

　　在古代中國，能活到耄耋之年的長壽老人少之又少，而如此長壽的名人名士更是鳳毛麟角。但如果用放大鏡在長壽名士的名單中尋找，你會驚訝地發現兩位長壽名士，他們不僅都以學問淵博、思想深邃、著作豐碩而同被稱譽為清初儒學大師，而且又都以具有堅貞不渝的民族氣節、矢誌不渝的愛國情懷為後人崇仰。無獨有偶的是，兩位大師還是同代（明末清初）同鄉（浙江餘姚）並同為反清誌士的摯友。此二人就是名揚日中兩國的朱之瑜和黃宗羲。朱之瑜以83年的艱辛歲月，書寫了一部奔波抗清、流亡教學的沉重而又光輝的身世；活到86歲高齡的黃宗羲，則由黨人、遊俠而轉變並成就為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

　　還有一位也稱得上與朱之瑜同鄉的先輩、籍貫山陰的南宋愛國詩人陸遊（在南宋、明、清三代，餘姚、山陰均屬紹興府），在86歲時痛懷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的心情，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與朱之瑜的反清複明一樣，他一生為抗金、恢複而四處奔波、大聲疾呼、身體力行、親臨前線；最終也與朱之瑜一樣，為未能親眼目睹中原的恢複和祖國的統一而感到莫大的悲痛和難以瞑目的遺恨。

　　在陸遊衰年之際，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年），南宋朝廷下令伐金。但由於投降勢力的破壞，加之主帥韓侂胄用人失察，北伐遭挫。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以史彌遠為首的賣國集團發動政變，殺了韓侂胄，用匣盛了他的頭，遺使攜往金國議和，訂立了喪權辱國的《開禧和議》，北伐宣告徹底失敗。陸遊聞訊後悲痛萬分，寫了一首《春晚即事》詩，傾吐一腔憂國憂民的情懷。這一年陸遊83歲，也恰好是朱之瑜臨終的年齡，他的詩道出了朱之瑜的心聲，仿佛就是為朱之瑜留下的。詩曰：

　　漁村樵市過殘春，八十三年老病身。殘虜遊魂苗渴雨，杜門憂國複憂民。

　　耄耋儒生，憂國憂民；區區布衣，耿耿此心。朱之瑜與陸遊一樣，也為家鄉人民所敬重和仰慕，餘姚人民在家鄉先後為他和其他三位桑梓先賢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建立了先賢故裏碑亭，嚴子陵碑和王陽明碑建於清乾隆十九年（1755年），朱之瑜碑和黃黎洲碑建於清末。碑亭坐北朝南橫向排列著四塊紀念碑。這四座仿石質碑，原置於老西門外姚江邊，俗稱接官亭處，後幾經遷徙至此。1967年遭破壞，1982年按原貌重建。

　　四塊碑均有亭額，明徵士朱舜水故裏碑的亭額是勝國賓師，讚頌朱之瑜以明朝遺民受到異邦君臣尊重的德行。楹聯是東海蹈曾甘，家耄遜荒，千載斯文歸後死；南天擎獨苦，臣心如水，一江終古屬先生。其描述了朱之瑜毅然東渡日本，甘願流落異邦，卻貧賤守誌，同孔子一樣肩負著保存華夏文化的重任；讚揚他如南明的擎天柱石，維護氣節的心跡像水一樣明澈可鑒，崇高的品格也如江河行地、萬古長存。

　　1995年，原姚江朱氏老三房宗祠被辟為朱之瑜紀念堂。這是一座清末建築，坐落在餘姚龍泉山南麓的龍山弄內，自南至北順山勢建造，沿縱軸線依次為門廳、正廳、後廳。在紀念堂展示著較多與朱之瑜相關的文獻資料，其中別具特色的是他在日本的圖錄、照片等遺跡，日本友人回贈的有關朱之瑜的圖像、墨跡、書籍等文物，反映了其光輝的一生中的閃光點。

　　1982年，日本朱舜水先生紀念會、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為紀念朱舜水逝世三百周年，在餘姚龍泉山建造朱舜水先生紀念碑。是年五月二十日，以日本參議員戶葉武為團長的代表團一行專程來餘姚，參加紀念碑的揭幕式。碑正麵是著名書法家沙孟海行書朱舜水先生紀念碑，碑背麵刻著紀念中日文化交流之先驅朱舜水先生逝世三百周年，落款是日本朱舜水先生紀念會，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碑後種有兩棵中國蒼鬆，碑前為日本友人帶來的兩棵柏樹，象征朱公浩氣如蒼鬆翠柏一樣萬古長青。

　　兩千多年前，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其巨著《史記·孔子世家》中，引用《詩經·小雅》之句讚美孔子：《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雖然不能達到這種程度，可是心裏卻一直向往著——這是司馬遷對孔子的頌揚和膜拜，但又何嚐不是日本學者和人民對他們心中的孔夫子——朱之瑜的頌揚膜拜！

　　三十多年前，在1980年2月12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現代詩人臧克家的一篇文章，標題為說和做——記聞一多先生言行片段（後改為《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文章讚揚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民主革命戰士聞一多的治學精神：仰之彌高，越高，攀得越起勁；鑽之彌堅，越堅，鑽得越鍥而不舍。其實這何嚐不是大儒朱之瑜的求學和育人態度！

　　龍山雲氣降豪英，時世屯難義誌亨。皇運何當開寶曆？虜塵不敢汙冠纓。魯連憤恥蹈東海，枋得精忠事北行。異境術空人亦去，汗青長照寸丹誠。

　　這是一位日本學者獻給朱之瑜的一首詩，一首讚譽這位桃李滿東瀛的日本孔夫子之詩，一首感恩鋪架中日兩國人民友誼橋梁的先賢之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