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東南隅

第七章 第一個稱呼幾何的人——明朝科學家徐光啟

　　一

　　很久之前，在歐洲流傳著一個南方大陸的傳說，據說在大西洋的彼岸，有一塊歐洲人並不知道的大陸。自古希臘人以來，幾乎所有地理學家對此都深信不疑，甚至有人將這塊地方命名為圖勒，即地球的最後陸地。據說南方大陸是亞裏士多德基於其邏輯推理而提出的：既然北半球有大片的陸地，那麽南半球也應該有一大片與之對稱的陸地。顯然，這塊南方大陸是一個無人區——至少是沒有歐洲人居住的地區。

　　這一大膽的推測引起了後人的好奇心，而好奇心往往是先驅者勇氣的來源。這種勇氣最終造就了不少名垂青史的歐洲探險家，他們在亞裏士多德身後千年，循著他的預言，無所畏懼地揚帆遠航。在與狂風巨浪的搏鬥中，曆經不知多少次九死一生的驚險場麵後，他們終於揭開了一塊塊新大陸、一個個新島嶼、一座座新山峰、一條條新河流的神秘麵紗，為推動人類的交流和共融，為促進文明的傳播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一個在萬裏之外旅遊探險的英雄，是一個名叫馬可·波羅的威尼斯商人之子，他經過三年半的艱辛跋涉，終於在1275年的夏天到達了元大都。由馬可·波羅在歐洲煽起的探險熱，激勵和催促著一個個航海探險家遠航出征，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演繹了一部部地理大發現的曆史連續劇。於是，在人類的航海和探險史上，在世界的發現和開發史上，記下了一個個為後人所熟知的名字：葡萄牙人迪亞士、意大利人哥倫布、葡萄牙人伽馬、葡萄牙人麥哲倫……

　　地理大發現使東西方的交通發生了巨大變化，其間的距離驟然縮短了，從而使一批早就躍躍欲試的歐洲冒險家和商人，爭相踏上東進的旅程，到馬可·波羅曾經到過的中國來淘金。緊隨著這些商人而來東方的，就是羅馬教廷派出的一批又一批傳教士。最早來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是西班牙人沙勿略，經過千辛萬苦的努力後，他於1552年8月在靠近中國沿岸人跡稀少的上川島登陸。

　　眼看馬上就可以到達日夜向往的神奇國家，沙勿略卻不幸染上瘧疾不治身亡，臨死前他遙望著近在咫尺的東方巨龍深沉地感歎：磐石啊，什麽時候才能撬開！沙勿略雖然未能進入中國傳教，但他鍥而不舍的追求激勵著他的同道。當葡萄牙人搶占澳門後，耶穌會士就開始以此為據點，設法向中國內地滲透。三十年後，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以澳門為跳板，終於成功地將天主教傳入中國內地。

　　出生於意大利馬切拉塔一個名門之家的利瑪竇，從小在一所教會學校念書，其父曾很擔心他會因此被洗腦而加入耶穌會。不幸這一擔心成現實了，利瑪竇在16歲到羅馬聖湯多雷亞學院學習預科，於1571年的聖母升天，加入耶穌會。其後他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神學、天算等學科，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也會使用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利瑪竇於1577年獲準赴遠東傳教，他和其他14名傳教士從裏斯本乘船出發，繞過好望角，途經莫桑比克，經過6個月的航行到達印度果阿。

　　萬曆十年（1582年），30歲的利瑪竇應召前往中國傳教，先後到達澳門、廣東肇慶及韶州（今韶關）。學識淵博的利瑪竇以學問為傳教手段，在肇慶製作並印行的《山海輿地全圖》，使中國人首次接觸到近代地理學。他向高官們贈送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使其聲名鵲起。利用科技的杠杆，利瑪竇不僅撥動了明朝的皇帝和達官貴人，而且也影響了中國的知識界。

　　在利瑪竇之後，另一位意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也乘船東來。1560年生於意大利托斯卡納一個貴族家庭的郭居靜，於1581年入耶穌會。1588年他抵達葡萄牙殖民地果阿並在印度沿岸傳教。1593年他來到澳門，在那裏學習漢語，次年到韶州協助利瑪竇福傳。

　　人生的旅程充滿了偶然性和投機性，有時候甚至是趣味性。就在利瑪竇到達澳門的前一年，萬曆九年（1581年），比他小10歲的一個鬆江（今上海市）儒生徐光啟考中秀才，在家鄉開始了塾師生涯。在隨後的舉人考試中，徐光啟屢屢落第，遂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受聘去韶州任教，而這正是郭居靜抵達韶州的前一年。一次徐光啟在教書之餘偶遊韶州的基督教堂，遇到正在當地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郭居靜。人生有緣，南下的塾師與北上的西歐傳教士在異鄉不期相遇，這次邂逅為徐光啟的傳奇人生譜寫了一段開篇。

　　與郭居靜的第一次接觸，就讓徐光啟頓開眼界，使他知道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新鮮事：第一次見到一幅世界地圖，了解到在大明王朝之外竟有那麽大的一個世界；第一次聽說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製造的天文望遠鏡，能清楚地觀測天上星體的運行；第一次知道麥哲倫實現了世界上第一次環球航行，他的航行批駁了天方地圓的謬論，為地球是圓的這一假設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

　　自幼就對農業生產有著濃厚興趣，而後進一步博覽古代天文、曆法、水利和數學著作的徐光啟，從此開始接觸和迷戀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科學技術點燃了一直埋藏在他心中的期望：讓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使普天下黎民過上豐衣食、絕饑寒的安定富裕生活。而當從郭居靜那兒聽說利瑪竇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學時，徐光啟就到處打聽利瑪竇的去向，想當麵向他請教。

　　理想是理想，現實是現實。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啟由廣西入京應試，本來已經名落孫山的他，竟僥幸被主考官焦竑從落第卷中挑出，受到賞識並被拔置為第一名。世道雲譎波詭，宦海變幻莫測，豈料不久焦竑被劾丟官，徐光啟在參加會試時最終未能考中進士，便隻好悻悻然地回到家鄉，重操課館教書的舊業。

　　二

　　蟄居在窮鄉僻壤的徐光啟，念念不忘與郭居靜交往的那段日子，他和郭居靜保持了終生的友誼。但是他的精神和學識上的導師卻是利瑪竇。

　　1600年，徐光啟偶爾得悉利瑪竇正在南京傳教的消息，就即刻專程前往南京拜訪，在恩師焦竑的引薦下，徐光啟和利瑪竇終於見麵了。走進利瑪竇的房間，室內各種奇形怪狀的科學儀器和形形色色的西方科學典籍，無不深深地吸引著徐光啟。而一張展示地理大發現的《坤輿萬國全圖》，以精妙的繪圖技巧清晰地標明了經緯度、赤道、五帶，以及世界五大洲的地文、物產，更是引起了徐光啟的好奇。

　　第一次見到利瑪竇，徐光啟真誠地對他的見識與博學表示了仰慕之情，傾訴了向他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的願望。而利瑪竇也十分欣賞徐光啟的儒雅和才華，稱讚他是海內博物通達君子。這是兩人的初次相識，但交談的時間並不長。臨別時，利瑪竇對徐光啟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的請求未置可否，卻送給他兩本宣傳天主教的小冊子：一本是《馬可福音》，講的是耶穌的故事；另一本是《天主實義》，是利瑪竇用中文寫的解釋天主教義的書。

　　徐光啟心中明白，以傳教為首要任務的利瑪竇是要他先加入天主教，然後才肯向他傳播西方的科學知識。與利瑪竇分手後，徐光啟花了兩三年時間研究基督教義，思考自己的信仰和命運。1603年，徐光啟再次啟程去找利瑪竇，不料利瑪竇已經離開南京到了北京，遂拜見了留在南京的耶穌會士羅如望，與之長談數日。在深思熟慮後，徐光啟終於接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

　　當時利瑪竇已被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為了使中國的傳教活動得到有力保障，利瑪竇曾兩次上北京去覲見中國皇帝。1601年初，利瑪竇再次抵達北京，向明神宗進呈自鳴鍾、聖經、《萬國圖誌》、大西洋琴等方物，深得皇帝喜愛和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批準他在宣武門外置辦住宅，從而利瑪竇如魚得水，以豐富的東西學識，很快結交了京師的士大夫。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啟考中進士，參加翰林院選拔時列第四名，在京城任職翰林院庶吉士，相當於明帝國皇家學院的博士研究生。曆盡23年的寒窗之苦，徐光啟在43歲時才真正得以步入仕途。按規定他將以3年時間精研宮廷圖書檔案，為日後輔助管理帝國做知識上的積累。而徐光啟很快就知道他現在與利瑪竇已經同居一城，天賜其便，從此開始了與利瑪竇的三年密切交往。

　　在翰林院任職的徐光啟，從1605年起就成為利瑪竇住所的常客，常去聽他講解西方科學。利瑪竇用公元前三世紀左右希臘數學家歐幾裏得的著作《原本》做教材，對徐光啟講授西方的數學理論，每兩天講授一次，徐光啟總是準時到達。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徐光啟完全弄懂了歐幾裏得這部著作的內容，深深地為它的基本理論和邏輯推理所折服，認為這些正是我國古代數學的不足之處。

　　在徐光啟的建議下，利瑪竇決定和他一起翻譯西方文獻，旨在宣揚西方科技。首先翻譯什麽著作呢？徐光啟感到《原本》一書極有翻譯和推廣價值，評論說：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英雄所見略同，利瑪竇也指定為《原本》，他認為中國人重視數學，《原本》一書必會受到喜愛。

　　《原本》（十三卷）是古希臘數學家歐幾裏得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編成的，這部古代數學名著，以嚴密的邏輯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設、定義出發，用一係列定理的方式，把初等幾何學知識整理成一個完備的體係。這部劃時代曆史巨著融整個古希臘數學成果和精神於一爐，第一次完成了人類對空間的認識，既是數學巨著，又是哲學傑作。它所代表的邏輯推理方法，再加上科學實驗，是世界近代科學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前提，在西方是僅次於《聖經》而流傳最廣的經典著作。

　　翻譯用的版本是德國人克拉維烏斯校訂增補的拉丁文本的《歐幾裏得原本》（十五卷）。在準備動手翻譯前，利瑪竇用疑惑的眼光審視坐在他麵前的徐光啟，這位長得斯文白皙、文質彬彬的朝廷官員，若論舞文弄墨當是遊刃有餘，但他的數學基礎行嗎？此前曾有兩個人，一個叫瞿太素，另一個叫張養默，曾先後自告奮勇對這本數學經典之作嚐試翻譯，但都因知識稍遜而半途而廢。現在第三個中國人要重開翻譯門，是否是明智之舉？麵對利瑪竇的一臉疑雲，徐光啟平靜地對他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

　　從1606年的冬天起，兩位學者開始了緊張的翻譯工作。由利瑪竇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譯，徐光啟當即草錄下來，每譯完一段，徐光啟再字斟句酌地做一番推敲修改，然後由利瑪竇對照原著進行核對。如發現有譯得不妥之處，利瑪竇就把原著再仔細地講述一遍，讓徐光啟重新修改。徐光啟對翻譯工作一絲不苟，常常為了確定一個譯名而不斷琢磨、思考，不知不覺地從夜裏忙到天亮。由於歐幾裏得的這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寫的，拉丁文和中文的語法、詞匯差別很大，書中許多數學專業名詞在中文中都沒有相應的現成詞匯。要譯得準確、流暢而又通俗易懂，談何容易。譯文中的平行線、三角形、對角、直角、銳角、鈍角、相似等中文名詞術語，都是經過徐光啟嘔心瀝血地反複推敲而確定下來的。

　　在年餘時間中，利瑪竇和徐光啟每天風雨無阻地往來商討，廢寢忘食地辛勤耕耘，使這部巨著的前六卷終於在1607年春天譯出。付印前，徐光啟又獨自一人將譯稿加工、潤色了三遍，盡可能把譯文改得準確。然後他又同利瑪竇一起，共同敲定書名的翻譯問題。這部著作的拉丁文原名叫《歐幾裏得原本》，如果直譯成中文，不太像是一部數學著作；而按照其內容譯成《形學原本》，又很費解。利瑪竇說，中文裏的形學，英文叫作Geometria，其原意是希臘的土地測量，能不能在中文的詞匯中找一個同它發音相似、意思也相近的詞。徐光啟查考了十幾個詞組，都不理想，後來他突然想起了幾何一詞，取Geo的音為幾何，而幾何兩字的中文原意又有衡量大小、多少的意思。用幾何譯Geometria，音義兼顧，堪稱神來之筆，對《幾何原本》的書名，利瑪竇感到很滿意。

　　《幾何原本》前六卷於1607年正式問世後，引起巨大的反響，為明末從事數學工作者一部必讀之書，對發展我國的近代數學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幾何原本》中譯本確定了幾何學這一研究圖形學科的中文名，並確定了幾何學中一些基本術語的譯名，成為徐光啟、利瑪竇的一個偉大貢獻。在這個譯本中定下來的一些幾何學中最基本的術語，如點、線、直線、平行線、角、三角形和四邊形等中文譯名，一直流傳到今天，且東渡日本等國，影響深遠。

　　這三年不平凡的利徐之交以及他們的合作成果，在中國科技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幾何原本》並不如利瑪竇期望那樣風靡當時，不過徐光啟知道，《幾何原本》的邏輯體係十分嚴格，敘述方式迥異於中國傳統的《九章算術》，也許一時難以被接受和受到青睞，但他預言：竊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曆史的進程似乎比徐光啟預料的緩慢，直到清朝末年廢科舉、興學堂後，幾何學才成為學校中必修科目之一，到這時才出現了他期待的必人人而習之的情況。

　　就在他們準備繼續把《幾何原本》的後九卷翻譯完的時候，徐光啟的父親不幸去世，使他不得不陷於一係列繁雜的喪事中，並扶柩回了上海，按照禮儀丁憂守製三年。三年中，一直在北京的利瑪竇，曾為在南方刊印《幾何原本》的事情與徐光啟有過一次聯係，然而兩個人都未曾料到，這次聯係竟是他們的訣別。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五月的一天，北京阜成門附近的耶穌會士府邸內，58歲的利瑪竇用盡最後的一絲力氣，對另一名傳教士熊三拔囑咐了最後的遺言：我利瑪竇遠離故土，跋涉萬裏，來到中華，死而無憾矣！希望能把我和徐保祿合譯的書籍完成，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利瑪竇念念不忘的徐保祿，就是徐光啟的教名。徐光啟在十二月十五日才從上海回到北京，而利瑪竇早已於十一月一日下葬，他隻能在這位來自異國的良師益友墓前久久徘徊，寄托哀傷之情。

　　就因為這個意外，使《幾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譯推遲了二百多年，才由清朝數學家李善蘭和英國人偉烈亞力合作完成。

　　三

　　守製期滿回京複職的徐光啟，除幾次臨時性差事外，一直擔任較為閑散的翰林院檢討。

　　閑散意味著年歲的流逝、天才的浪費。對於徐光啟這樣的有誌之人，當時擺在他麵前的有兩條任其馳騁的陽關大道：一是努力挺進三十功名宦途路；二是從頭邁步八千裏路文化旅。在那個年代，有兩個聲勢浩大的團體都向徐光啟敞開了大門，歡迎他的加入，一是政治派別東林黨和東林書院，二是文學流派公安派。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黨首領顧憲成撰寫的這副對聯，已經成為委婉地反映晚明時期朝野黨派廝殺的經典之作。晚明史上轟動一時的東林書院，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創建，天啟五年（1625年）被朝廷禁毀，隻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卻在當時社會上激起萬丈波浪。起於吳中的東林黨，主要成員多是江南讀書人，不言而喻，徐光啟理當與他們多有交往。但他心有所屬，沒有把閑空時間和心思用到政治鬥爭上，在閹黨和東林黨兩者之間不做左右袒，天馬行空，獨來獨往。

　　在明朝後期的文壇上，也呈現了獅子龍燈一起舞——熱鬧非凡的景象。各種文學（戲曲）流派如公安派、竟陵派、臨川派、吳江派相繼崛起，而其中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為代表的公安派更是一家獨大。公安派所持的文學主張與前後七子擬古主義針鋒相對，他們提出世道既變，文亦因之的文學發展觀；又提出性靈說，要求作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公安派聲勢最為浩大，影響十分深遠。

　　應該說，徐光啟有足夠的才能和資本成為公安派的一員大將，早在他沉浮於官宦生涯之前，設館教學於鄉中時，就曾孜孜求學，必將醞釀於詩書，而發揮於事業，對儒家經典特別是《詩經》進行過比較完整的研究，成為萬曆以後幾十年間《詩經》文學研究的四大名家（孫鑛、徐光啟、戴君恩與鍾惺）之一。但是他後來沒有繼續在文學上任意消費他的天才，在筆墨應酬上也變得十分吝嗇。

　　職位閑散，但徐光啟並不閑散，繼《幾何原本》的翻譯後，他頭也不回地走上了一條並不為時人所看好，而且要付出比常人更多時間和精力的科技路。徐光啟把所有時間都用來進行天文、算法、農學、水利等科學技術研究，從事這方麵的翻譯和寫作。他在《致老親家書》中自述道：昨歲偶以多言之故，謬用曆法見推……惟欲遂以此畢力，並應酬文墨一切迸除矣。何者？今世作文集至千百萬言者非乏，而為我所為者無一有。曆雖無切於用，未必更無用於今之詩文也。況弟輩所為之曆算之學，漸次推廣，更有百千有用之學出焉。如今歲偶爾講求數種用水之法，試一為之，頗覺於民事為便……弟年來百端俱廢者，大半為此事所奪。其中的用水之法，指的是萬曆四十年（1612年）與傳教士熊三拔合譯的《泰西水法》，書中介紹了西洋的水利工程做法和各種水利機械。

　　在此期間，徐光啟與傳教士合作再次校訂了《幾何原本》並出版了第二版。同時他還為李之藻與利瑪竇合譯的介紹西方筆算數學的《同文算指》、熊三拔編著的介紹天文儀器的《簡平儀說》等書寫了序言，這些序言都表達了徐光啟對傳入的西方科技知識的看法。向傳教士學習科技知識的同時，徐光啟對他們的傳教活動也進行了協助，幫助他們刊刻宗教書籍，對傳教士的活動也有所庇護。

　　徐光啟的這些行為多被朝臣誤解，加上與有些官員的意見不合，因此他辭去工作，在天津購置土地，種植水稻、花卉、藥材等。萬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年）間，他在天津從事農事試驗，並往來於京津。這期間，徐光啟寫成糞壅規則（施肥方法），並寫成他在農學方麵的巨著——《農政全書》的編寫提綱。從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起，徐光啟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禦史的新官銜，在通州督練新軍三年。雖然他投入了很大精力，但由於財政拮據、議臣掣肘等原因，練兵計劃不了了之，並未取得直接的成效，他自己也辭歸天津。

　　天啟三年（1624年），徐光啟擢升為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等職，鑒於當時朝中魏忠賢閹黨專權，他不肯就任。次年徐光啟便遭讒劾去職，皇帝命他冠帶閑住，於是他就回到上海。閑住當然閑不住，徐光啟乘此時機進行《農政全書》的寫作。他自編的軍事論集《徐氏庖言》，也是此時刊刻出版的。天啟五年（1625年）閹黨以徐光啟練兵為孟浪無對、騙官盜餉、誤國欺君許多不實之詞對其彈劾等，《徐氏庖言》的出版正是對此的應答和駁斥。

　　也許是一生辛勤工作的回報，運氣似乎特別眷顧徐光啟。崇禎元年（1628年），崇禎帝即位後，徐光啟官複原職。八月，充日講官，經筵講官，為天子師。次年他又升為禮部左侍郎，三年升禮部尚書，儼然是朝廷重臣。崇禎五年（1632年）六月，徐光啟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要。由於明初朱元璋登基後廢除了宰相製度，內閣大臣稱為閣臣，閣臣中負有一定職權的尚書稱為閣老，相當於宰相的位置。

　　身為宰相兼科學家，每日入值，手不停揮，百爾焦勞，歸寓夜中，篝燈詳繹，理其大綱，訂其細節，如此繁忙，不久他就病倒了。1632年十一月，加徐光啟為太子少保。崇禎六年（1633年）八月，再加徐光啟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位極人臣，何等榮耀。同年十一月徐光啟病危，但仍奮力寫作，力疾依榻，猶矻矻捉管了曆書，並囑家屬速繕成《農書》進呈，以畢吾誌。

　　徐光啟在67歲以後青雲直上，而在臨死前一年更是快馬加鞭，竟然來了個終極三級跳，可謂時來運轉。昔年有心栽花的李白、杜甫、陸遊、徐渭，一個個空懷壯誌，徒有名聲，最終連個芝麻綠豆官都沒當上，何以報國？而畢生埋頭於科技事業的徐光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無意插柳，怎麽也不會想到在晚年能戴上這麽多光環。

　　徐光啟一生究竟做出了哪些重要貢獻？《明史·徐光啟傳》開宗明義，記雲：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七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曆讚善。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遍習兵機、屯田、鹽策、水利諸書。他是一部百科全書，學了而且做了許多看似各不相幹卻都是國和民所需要的事。

　　從青年時代起，徐光啟就注意農桑水利技術和各種實用知識。他一生不遺餘力地吸收、介紹和推廣歐洲科學知識，為國為民貢獻了他的資才。他把自己的知識和才能毫無保留地播撒在中國的土地上，留下很多著作，做了很多實事，而其中有四件事可稱為具有標誌意義。第一件不言而喻是翻譯《幾何原本》，第二件是著述《農政全書》及提倡和引進番薯，第三件是練兵和提出火炮應用理論，第四件是組織編纂《崇禎曆書》。

　　生性喜愛農業的徐光啟，一生關於農學方麵的著作甚多，除他死後經陳子龍改編出版的《農政全書》外，還有《甘薯疏》、《農遺雜疏》、《農書草稿》（又名《北耕錄》）、《泰西水法》（與熊三拔共譯）等。其中《農政全書》主要包括農政思想和農業技術兩大方麵，較全麵地闡述了徐光啟的農政思想。向內地引進紅薯是徐光啟的一大功勞，由於紅薯和後來引進的玉米，解決了中國的糧荒，使人口從當時幾千萬，猛然躍升為乾隆年間的兩億多，乃有人口眾多之盛。

　　以農業為富國之本，以正兵為強國之基，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徐光啟一貫重視軍事科學技術的研究，他的軍事思想核心是求精和責實。徐光啟還特別注重製器，尤其是火炮的製造，可以稱得上是中國軍事技術史上提出火炮在戰爭中應用理論的第一個人。徐光啟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有成效的成就，應該是他主持曆局修訂和編纂了《崇禎曆書》，使中國有了將近三百年的官方天文學記載。

　　明初以來使用的《大統曆》屢生差錯，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朔（1610年12月15日）日食，欽天監預報發生顯著錯誤，崇禎二年五月酉朔（1629年6月21日）日食，欽天監推算又出現錯誤。為此，崇禎皇帝授權徐光啟組織曆局進行改曆，先後聘請耶穌會士鄧玉函、羅雅穀、湯若望參與工作。在徐光啟的領導下，曆局從1629年開始，到1934年編譯成46種137卷的《崇禎曆書》。徐光啟本人雖在1633年病逝，但大部分工作在他在世時都已經規劃好並且完成，其繼任人僅花一年的時間就把曆書編完了。

　　《崇禎曆書》是西方天文學的百科全書。第一部分包括了西方天文學的各種理論；第二部分是根據這種理論而編算出來的各種天文表，這些天文表在中國傳統的曆法裏通常是不記載的。經過十年爭論，八次較量後，《崇禎曆書》終於被崇禎皇帝於1644年下令頒行天下。然而詔書剛發，李自成的軍隊就打進京城，明朝滅亡。傳教士湯若望乘機轉舵，把《崇禎曆書》做了刪改，獻給了清朝政權。順治皇帝重新題寫了書名，命名為《西洋新法曆書》，頒行天下。明朝花了很多人力、物力修成的這部立法，竟變成了送給清朝的一份厚禮。

　　四

　　徐光啟的家族在上海擁有一大片土地，這片地留存至今，人稱徐家匯。

　　徐匯區的前身是南直隸鬆江府上海縣法華匯，在明朝時這裏還不是城市而是鄉村，四周都是種滿莊稼的農田。當年有一戶祖居蘇州的徐姓人家遷至上海，後代因經商而致富。其後六七十年間，徐家經曆了三次較大起伏，到了後人徐思誠時，家道第三次中落並到穀底，徐思誠亦從經商轉為務農，就在這時候徐家生下了一個男孩，取名光啟。

　　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教名保祿，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於法華匯（另一版本謂太卿坊，即上海市黃浦區喬家路）。少年徐光啟聰敏好學，在龍華寺讀書，並深受其父博識強記和其母性勤事的影響。萬曆九年（1581年），徐光啟應金山衛試中秀才後在家鄉教書，娶本縣處士吳小溪女兒為妻，十二年後他離鄉赴兩廣任教。

　　其後徐光啟曾四度回鄉：第一次是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他在會試後回鄉教書；第二次是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父親去世後他回鄉守製；第三次是天啟三年（1624年），他遭讒劾去職，回鄉著述。崇禎六年（1633年）十一月八日，徐光啟病逝，崇禎皇帝聞訊停朝三天，特地為他賜祭，追贈他為太子少保，並諡為文定。崇禎十四年（1641年），朝廷派遣專使護送徐光啟靈柩回鄉，歸葬上海，這是徐光啟最後一次回鄉，但也是他永遠回到家鄉。

　　徐光啟墓地在上海縣城西門外十餘裏的地方，被稱為閣老墳。墓地占地二十畝，共有十個墓穴，中間葬徐光啟及其夫人吳氏，左右是他的四個孫輩夫婦。其後徐家後代子孫陸續在墓地周圍聚居，並逐漸繁衍開來，形成村落。因這裏是徐家聚居的地方，原來又曾是肇嘉浜、蒲匯塘、法華涇三水的匯合處，徐家匯因而得名。後來這地方逐漸繁華起來，並以徐家匯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商業區。

　　然而徐光啟的光環並沒有讓其子孫後代的居地得到庇蔭，從不堪回首的鴉片戰爭，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徐家匯默默地承受著一次次痛苦煎熬，無奈地打發了百餘年的蹉跎歲月。20世紀80年代，一場改革開放的偉大變革，讓徐家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並終於抓住了20世紀最後一次騰飛的機會，開始了振翅高飛的壯美曆程。

　　改革開放時期，十裏洋場的十年巨變，不僅讓國人而且也讓世界感到眼花繚亂。在上海這個大家庭中，黃浦、盧灣、長寧、靜安、普陀等區均取得了較快的發展，而浦東與徐家匯更是發展飛速。位於中心城區西南部的徐家匯，憑借著地理位置、交通設施、生活和商業配套上的優勢，不僅毋庸置疑地成為上海十大商業中心之一，而且雄心勃勃地發誓要建成上海的新宿、尖沙咀。別以為徐匯區搶了其他各區的風頭，在那些有深厚徐匯情結的徐家後人眼裏，徐家匯是上海曆史上第一高官徐光啟的出生和歸葬之地，它才是上海永遠的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