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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出東南隅——我說浙滬

  一

  日出東南隅,照我樓外樓。

  位於東南一隅的浙江,以湖光水影、名山奇峰而聞名天下。在這片秀美的土地上,樓外樓的市廛盛況,山外山的鄉野風光,天外天的佛國仙境,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著古今中外人們的眼球。

  浙江十分驕傲地擁有五座仙山:海天佛國普陀山,佛宗道源天台山,大樹王國天目山,清涼世界莫幹山和寰中絕勝雁蕩山;更令人羨慕地擁有五泓神湖:人間天堂西湖,水石盆景東湖,夢裏水鄉南湖,西湖風光、太湖氣魄的東錢湖和千島、秀水、金腰帶的千島湖。浙江還擁有各具神韻的五大江流:以剡溪九曲勝景著稱的剡溪,觀潮勝地錢塘江,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的富春江,有華東漓江之稱的甌江以及山水田園名勝楠溪江。

  踩著第一縷晨曦,我循著五大江流,以舟代車,亦舟亦步,開始情趣無窮的江南勝地之旅,剡溪九曲是我千裏之行的起點。

  古今眾多文人墨客無不為浙東唐詩之路這條迷人的古道所傾倒,從鏡湖到剡溪,攀天姥遊天台,沿途不僅有千岩競秀、萬壑爭流的勝景,而且有先秦文化、魏晉遺風的流芳。浙江嵊州境內的剡溪是浙東唐詩之路最精彩的一段,收載於《全唐詩》的唐朝詩人中,有三百餘位曾絡繹來此覽勝,他們相繼在這裏種植了數百首詩篇,其中有孟浩然、杜甫、白居易,而大詩人李白更是三次入剡,情有獨鍾。

  開元十四年(726年)秋,李白從廣陵(今江蘇揚州)出發,渡錢塘,入浙東運河,過鏡湖,經曹娥江前往剡中(今浙江嵊州、新昌一帶),寫下了《別儲邕之剡中》:

  借問剡中道,東南指越鄉。舟從廣陵去,水入會稽長。竹色月下綠,荷花鏡裏香。辭君向天姥,拂石臥秋霜。

  李白還以浪漫雄偉的意境,寫下堪稱絕世名作的遊仙詩——《夢遊天姥吟留別》,描述了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的夢遊經曆,描摹了輝煌秀麗的剡溪風光和天姥山形象。杜甫也曾壯遊至此,以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的歌吟點出了剡溪蘊涵的獨特韻味。

  默誦李杜的優美詩句,追隨曾在剡溪月下泛舟的南宋詩人王銍,我也興致勃勃地撐一支長篙,蕩舟於溪,複又徜徉溪畔,真實地體驗了古詩人們當年的感受。

  輾轉來到富春江,我又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的詩情畫意中。流貫浙江中部桐廬、富陽兩縣的富春江,被唐末詩人韋莊讚為錢塘江盡到桐廬,水碧山青畫不如。南朝梁文學家吳均在寫給朋友朱元思的書信中,生動地述說了行旅的見聞和感受: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裏,奇山異水,天下獨絕。南宋詩人陸遊麵對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曾情不自禁地發出感歎:

  人間著腳盡危機,睡覺方知夢境非。

  莫怪富春江上客,一生不厭釣漁磯。

  (陸遊《讀史》)

  陸遊說的江上客,指的是那位悄然隱居和悠然垂釣於富春江上遊七裏瀧的東漢名士——嚴子陵。七裏瀧以山青、水清、史悠、境幽而素享小三峽之譽,沿江高閣連亙、粉牆黛瓦、飛簷翹角,一片古樸的建築就是東漢古跡之一的嚴子陵釣台。這段全長23公裏的旅遊線被稱為浙西唐詩之路,與浙東唐詩之路極具異曲同工之妙。

  順流而下,就是浙江第一大河錢塘江。錢塘江的亮點是錢江秋濤,能夠觀賞滔天濁浪排空來,翻江倒海山為摧的天下奇觀錢塘潮,是人生一大享受。倘若有幸生活、居住於錢塘江邊,晝可看波瀾壯闊的潮浪,給人以一種樂趣;夜則可聽詩情琴音的濤聲,讓人有一番遐想。難怪在杭州任職三年的白居易,留下了群亭枕上看潮頭的永生記憶;而毛澤東則由此產生了雪花飛向釣魚台、鐵馬從容殺敵回的豐富想象。

  從浙北迤邐南下,山重水複中,倏然出現一條自源頭龍泉出發,在浙南山麓綠蔭叢中穿舞翻騰,到龍港匯入東海的大河甌江。甌江沿線柳暗花明,攬奇峰、異洞、幽穀、流泉、密林、飛瀑於一域,宛如一條山水畫廊;甌江兩岸古風猶存,集晨曦、炊煙、書聲、牧歌、雞犬、燕雀於一爐,又呈現出一種遠離塵寰的桃源風情。唐朝詩人張子容有詩雲:

  無雲天欲暮,輕鵠大江清。歸途煙中遠,回舟月上升。傍潭窺竹暗,出嶼見沙明。更值微風起,乘流絲管聲。

  自北往南注入甌江入海的楠溪江,江長三百裏,與雁蕩山風景區相毗鄰,逶迤曲折,有三十六灣、七十二灘之稱。江水純淨柔和,清澈見底,誠如古詩所雲:楠川山水甲東嘉,十裏澄潭五裏沙。江畔名士接踵,履跡疊印,吟詠不輟,詩文如流,有前人留句:弘景書留真誥跡,謝公屐印綠峰巔。

  迷人的山川、溪流、城鎮、風情,無處不宜人,無處不醉人,也無處不引人入勝。這就是位於東南一隅的浙江。

  二

  七千年前的提前覺醒,四千年來的慘淡經營,終於使浙江成為江南的一朵奇葩,也終於使浙江成為中國的一塊福地。

  七千年前,當我們的先民還處於夢寐狀態的時候,在寧紹平原上一個叫河姆渡的村落裏,卻已經飄出了縷縷晨炊。這是一群最早起身勞作的中國人,一唱雄雞天下白,他們喚醒了沉睡的華夏大地。然而當中華民族由小而大地成長,巍巍然地屹立於東方的時候,河姆渡的先祖卻笑看山花爛漫,悄悄淡出人類舞台,在地下靜靜地沉睡了。

  鬥轉星移,直到1973年夏,一群餘姚江邊建造排澇站的原羅江公社的社員,在深挖安裝排澇設備的坑基時,鐵鍁和鋤頭觸動了河姆渡先祖的神經。隨著一批骨器、石器、黑色陶器及大量動物遺骸的出土,一個驚天秘密被發現了。河姆渡,這一片位於浙江餘姚河姆渡鎮金吾廟村(原羅江鄉浪墅橋村)的無名土地,在一夜間成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新聞焦點。

  經過考古發掘和科學測定,認定這一長約250米、南北寬約200米,總麵積約5萬平方米的區域,是一處距今約6500~7000年內涵新穎的新石器時代重要遺址。中國長江流域下遊地區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第一次發現於河姆渡,因而命名為河姆渡文化。這一發現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被《考古》雜誌評為20世紀中國百項重要考古發現之一。

  四千年前,一位治水英雄大禹在治理好洪水後,召群臣會聚茅山(今紹興會稽山),以計其功。按禹的遺囑,他死後安葬在會稽山下,紹興的禹陵、禹廟也就成了人們最早祭奠大禹的場所。無論從哪一方麵說,與大禹結下最深厚感情的地方,都是浙東曆史名城紹興。四千年來,治水的傳說如煙霞般地彌漫在禹王廟內,大禹的故跡像霧靄似的散落於會稽山中。

  會稽山下的大禹陵,背山而坐,氣勢恢弘,形象古樸,一直是曆史上最負盛名的古跡之一。這是一組規模宏大、高低錯落的古建築群,由禹陵、禹廟、禹祠三部分組成,占地四十餘畝。早在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東巡時,就曾上會稽,祭大禹。祭禹後興猶未盡的始皇帝,又登臨會稽山最高峰後來被稱為秦望山的南山以望南海,並命丞相李斯刻石立碑於南山,留下了會稽刻石,又稱李斯碑。西漢太史令司馬遷也曾上會稽,探禹穴,他的不朽史學著作《史記》較係統地記述了大禹的業績和夏王朝的興衰。

  千百年來,祭祀禹陵的香火嫋嫋不熄,朝拜禹廟的足跡絡繹不絕,憑吊大禹的詩文綿綿不絕。是英雄,是先祖,是帝王,更是聖人,大禹這個空前絕後的豐碑,樹立在一代代中國人的心中,樹立在一個古老民族的心中。

  會稽南鎮夏王封,蔽日騰空紫翠重。陰壑煙霞輝草木,古祠風雲出蛟龍。玄夷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安得普天休戰伐,不令竹箭困輸供!

  (元·劉基《會稽》)

  兩千五百年前,在群雄爭霸、逐鹿中原的春秋時代,居於江南的吳、越兩個小國也躍躍欲試。它們首先互相小試牛刀,公元前496年,吳王闔閭先發製人,派兵攻打越國,卻不料兵敗身亡。兩年後闔閭之子夫差為報父仇大舉伐越,越王勾踐敗北投降,與妻子一起被押送到吳為奴,在牛馬般地伺候吳王三年後被釋歸國。歸國後的勾踐立誌報仇複國,在整整二十年中,編導了一部傳頌古今的以臥薪嚐膽為主線,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為劇情的曆史劇。勾踐最終率領越軍亡吳,夫差也被賜劍自刎。

  盡管勾踐的晚年留下了許多憾事,而且因此也屢遭後人譴責,但他所編導的這部曆史劇,仍然是曆代文人騷客頌歌不絕的題材。尤當外侮入侵的亡國之秋,看到當朝皇帝的含垢忍辱,苟且偷安,有誌之士總會想起越王勾踐的大智和大勇。曾在元兵攻陷臨安後隨三宮北往大都,留北十三載的南宋末詩人、詞人汪元量訪問越中時,登上越王台,亡國之痛的淒涼情感油然而生,寫下了懷古傷今的詞調:

  越山雲,越江水,越王台。個中景、盡可徘徊。淩高放目,使人胸次共崔嵬。黃鸝紫燕報春晚,勸我銜杯。

  古時事,今時淚;前人喜,後人哀。正醉裏,歌管成灰。新悲舊恨,一時分付與潮回。鷓鴣啼歇夕陽去,滿地風埃。

  (宋·汪元量《金人捧露盤·越州越王台》)

  一千八百多年前,東漢永和五年(140年),會稽(今紹興)太守馬臻完成了一件千秋大業。他領導民眾大規模地圍堤蓄水,總納了山(陰)、會(稽)兩縣三十六源的溪流之水,形成了壯闊的鑒湖,使紹興發展成為富庶、繁榮的魚米之鄉。泱泱八百裏鑒湖,一碧萬頃,水天相映,青山環抱,層巒疊嶂,芰荷芙蓉,菱歌漁曲,被南宋政治家和詩人王十朋盛讚為人在鏡中,舟行畫裏。王十朋曾在紹興當過兩任朝廷命官,任職期間遍遊越中山水,在一次暢遊鑒湖歸來時,寫了一篇《鑒湖行》,以四句遊興未盡的詩結尾,表達了興致盎然的心情:

  日暮東風吹棹回,花枝照眼入蓬萊。回首湖光何處是,欸乃聲中圖畫來。

  鑒湖建成以後,大批文人不遠千裏慕名前來觀光。六朝時代,北人南遷,名噪一時的王、謝等高門世族,仰慕鑒湖山水,紛紛到此定居。於是,才有了東晉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謝安、孫綽等41人的蘭亭盛會和《蘭亭集序》名篇,才有了謝安在此的東山再起,繼而在這裏又培育和造就了書法家王獻之、山水詩人謝靈運等優秀傳人。

  一千二百年前,在馬臻紹興治水六百餘年後,一位謫遷來錢塘(今杭州)當刺史的唐朝大詩人白居易,看到當時杭州東北至鹽官諸縣千餘頃良田,旱情嚴重,為建杭州千秋繁盛之根基,就發動民眾在錢塘湖中興築一道湖堤。此堤就是將錢塘湖分隔成上湖(今西湖)和下湖(今杭州市區)的古白公堤或白堤,湖水盡蓄於上湖,旱季則放水於下湖灌溉農田。在白居易的著名詩篇《錢塘湖春行》中,曾提及另一條湖堤白沙堤: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麵初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詩中的白沙堤是杭州民眾早年興築的一項古水利工程,在白居易到杭州前業已存在,何時何人發起興築,沒有記載。後來這條路被改名為白堤,名字沿用至今,其中飽含了杭州人民對白居易的真摯情感,是對他在任期間切實為民辦事的永久懷念。

  一千一百年前,以私鹽販子出身後來成為吳越國王的錢鏐,在坐鎮杭州的近四十年中,以擴建都城和興修水利為當務之急,大刀闊斧地組織實施,實實在在地辦了幾件興城創業的大事。他首先指揮兵民三度大舉土木:擴建府城,修築城牆;新築羅城,建造十座城門;擴建王宮所在的子城,改建子城內各殿堂。錢鏐以大手筆興建了一座整齊美麗的江南新都,奠定了今日杭州的城池規模和發展基礎。其次他組織民眾修築捍海堤塘,又建造龍山、浙江兩閘,護田蓄水,自此沿江農業豐收,促進了杭州富足。更有一件功德之舉是他對西湖的整治,使西湖得以重現原貌。同時他又組織力量治理錢塘江,使這條貫通東南腹地和係連海外鄰國的交通大動脈暢通無阻。

  九百多年前,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大詩人蘇軾帶著失意的心情來到杭州,任職通判。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又一次來到杭州,這次是作為刺史。在兩次任期內,蘇軾組織民夫,整治西湖,用湖中取出來的葑草和淤泥填築一堤,即為今之蘇堤,將湖一分為二,西為裏湖,東為外湖。堤上建造六座橋,在湖水最深處立下三座石塔作為標誌。他又挖深茅山、鹽橋二河,造堰閘作湖水蓄泄之限,使湖水不入市。蘇軾大功告成,素誌已遂,杭州五穀豐登、民康物阜。蘇堤造福於民眾,曆史也記住了蘇軾。元人尹延高詠讚道:

  翰苑仙人去不還,長留遺跡重湖山。

  一鉤殘月鶯呼夢,詩在煙光柳色間。

  八百多年前,趙構逃奔江南並在臨安(今杭州)建立了南宋朝廷,使杭州一躍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確定了持續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古都地位。搬到西湖邊上長住的南宋君臣,為享人間天堂之福,大興土木,把西湖極大地整治改造了一番。此時一色樓台三十裏,不知何處是孤山的西湖畫麵,簡直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的美景再版。時人林升曾寫了一首著名的諷諫詩《題臨安邸》,詩雲: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清朝錢塘詩人袁枚在其詩文《湖上雜詩》(之一)中毫不留情地指出:

  鳳嶺高登演武台,排衙石上大風來。錢王英武康王弱,一樣江山兩樣才。

  同樣為杭州城的建設下了工夫,但是與一位平民帝王錢鏐相比,南宋開國之君宋高宗趙構顯得何等渺小而可憐!

  三

  上下七千年,方圓十萬裏。有誰知道,在浙江這片古老而豐饒的土地上,究竟湧現出了多少俊彥英傑,留下了多少美談佳話?

  吳越勝地從來都是藏龍臥虎之地,差不多曆代都有龍蟠鳳逸之士在此出現。從古至今,這裏先後產生了古越十二巨星、湖上三傑、辛亥三英、陽明學派、浙東學派、浙西詞派、青藤畫派、海上畫派三巨匠、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麵旗幟和五大文豪。

  悠久而獨特的越文化成了浙江的性格名片,僻居浙東的小城紹興,用漫長的曆史歲月印製了這張精彩名片。在紹興這個浙東名士鄉,留下了太多的小城故事,那十二顆偉大的古越巨星——三王(舜王虞舜、禹王夏禹和越王勾踐)、三聖(書聖王羲之、詩聖陸遊和畫聖徐渭)、三家(文學家魯迅、教育家蔡元培和革命家周恩來)、三女(烈女西施、孝女曹娥和俠女秋瑾),在浙越和中國古老的文化沃土上光前耀後,傳揚萬代。

  無緣成為古代人傑中心的杭州,卻有幸成為湖上三傑和辛亥三英的落戶之地。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後,頒詔為嶽飛冤案平反昭雪,使南宋民族英雄嶽飛得以埋骨於棲霞嶺下。明朝忠良於謙在京城遇難,遺骸由家人運回故鄉,葬於西湖的三台山。晚明兵部尚書張煌言生前十分留戀西湖山水,敬慕長臥湖畔的嶽飛和於謙,曾賦詩曰:

  夢裏相逢西子湖,誰知夢醒卻模糊。高墳武穆連忠肅,參得新祠一座無?

  當他被清軍逮捕後,誓死不降,慷慨就義。一批愛國鄉紳遵照誌士遺願,將其安葬於嶽飛墓與於謙墓之間的南屏山下。此後,人們將嶽飛、於謙、張煌言尊為湖上三傑。

  清朝末年,全國反清愛國運動風起雲湧,秋瑾、徐錫麟和陶成章與紹興同鄉領袖蔡元培一起,成為辛亥革命在江浙一帶的主將、反清革命團體光複會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鑒湖女俠秋瑾以家鄉紹興為中心,發動了震驚中華的反清革命鬥爭,英勇就義。徐自華等秋瑾生前好友根據誌士遺願,幾經周折,終於在離嶽飛墓不遠的西泠橋畔為她找到了合適的安身之所。後來秋瑾的生死戰友徐錫麟和陶成章也被移骨杭州,埋葬在青山環抱、竹木掩映的鳳凰嶺南天竺。辛亥三英終於在死後會師杭城,同眠西湖。

  繼三英烈之後,又一位辛亥誌士、國學大師的忠魂姍姍地走進杭州,他就是章太炎。章太炎生前十分敬慕張煌言,有生不同辰,死當同穴的夙願,為遂其願,後人將其墓建於西子湖畔南屏山上張煌言墓的鄰側。

  文之源泉,士之淵藪。自東漢王充的唯物論思想出現以來,在浙東地區乃至全浙土地上,人文精神和學術研究日益繁榮,碩果累累。明清期間,由王守仁創立的陽明學派以及以黃宗羲為首的浙東史學界,堪稱當時哲學界、史學界的兩大楷模。晚明徐渭開創的一代畫風深刻地影響著後人,使浙江成為青藤畫派的發祥地。而其後林立於江南一帶的畫派中,藍瑛為首的武林派、項元汴為主的嘉興派、上虞許璋等人的越山派也各露崢嶸。

  自宋以來,浙江優秀人才不斷湧現。繼南宋詩人陸遊、王十朋、楊維楨,元朝書畫家、文學家趙孟頫,元朝畫家王冕之後,一批文學、藝術、政治、哲學領域的人傑紛紛浮出明清兩朝,其中有明朝的大臣、詩人於謙,理學家、教育家王守仁,畫家徐渭、陳洪綬,小說家淩夢初,思想家、哲學家朱舜水,思想家、文學家黃宗羲,南明大臣、詩人張煌言,文學家王思任、張岱、祁彪佳,理學家劉宗周,戲曲家王驥德,醫學家張景嶽;清朝的史學家章學誠,詞人朱彝尊,史學家、文學家全祖望,戲曲家洪昇,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學者李慈銘、平步青、姚振宗等。

  19世紀中葉,中國近代社會進入動蕩的年代。上海在英國迫使下開埠,一躍而成為國內最大的商埠,人稱十裏洋場。一個融古今土洋為一體的近代新畫派——海上畫派在上海誕生,並一躍成為中國晚清畫壇上聲名鵲起的畫派。這一畫派向世人推出了一批名滿近現代畫壇的巨匠,使得上海這座新型都會在一百多年的曆史上,始終是中國書畫界的半壁江山。

  海上畫派的先驅者和晚清海派金石書畫家之一、會稽(今浙江紹興)人趙之謙,以其高超獨到的藝術成就,成為近代的繪畫巨匠,對新一代上海藝術家產生深刻影響,促進了海派繪畫流派的形成。海上畫派在前期以任頤(任伯年)為高峰,晚期則以吳昌碩為巨擘。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任頤一改清朝人物繪畫的頹勢,成功地融古創新,在人物畫方麵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成就;浙江安吉人吳昌碩更以篆刻、書法、繪畫三藝精絕,被公推為藝壇泰鬥,成為後海派藝術的開山代表、近代中國藝壇承前啟後的一代巨匠。

  與三位畫壇巨匠不同,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的筆是用來寫文章的,他用手上的那支金不換,勇敢地挑開了陰雲密布的近代中國的曆史星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現代文學的一麵旗幟。魯迅是中國的光榮,更是其家鄉紹興的驕傲。

  出生於浙江桐鄉縣烏鎮的茅盾同樣是古鎮之光。子夜無眠,筆喚曙光,這位現代著名小說家、文學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以其大手筆寫下了長篇小說《子夜》、短篇小說《林家鋪子》、《春蠶》等傑作,使自己不僅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而且也成為社會分析派的典型代表作家,他所開拓的革命現實主義對於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有著卓越的貢獻。

  當年有新月派盟主之稱的詩人、散文家徐誌摩,在年僅34歲的英年就悄悄地走了。但他的詩歌、散文、小說和劇本,卻並沒有隨他悄悄而逝,尤其是那篇畫一般的抒情詩——《再別康橋》,更成為傳世之作,為一代代的少男少女們吟詠不絕。這位布爾喬亞詩人的愛情婚姻也常為後人唏噓長歎。他是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

  大堰河的兒子、現代詩人艾青是浙江金華人,也是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繼郭沫若、聞一多等人後,又一位推動一代詩風並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詩人。這位永遠熱愛並不斷歌唱土地、太陽的詩人,曾被打成右派並在邊疆勞動改造20餘年,但他誠摯而強烈的感情並未被漠北的寒風吹散。艾青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譽,被智利當代著名詩人聶魯達譽為中國詩壇泰鬥。

  從浙江富陽走出來的現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詩人鬱達夫,以其作品在沉淪中發出悲憤的呐喊,使那個時代的人們感到震撼。但他在南洋從事抗日活動時詭秘失蹤,生死之謎至今沒有解開。胡愈之曾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烈士的名字。

  生於杭縣(今浙江杭州)的著名文學家、電影和戲劇作家、文藝評論家、翻譯家、社會活動家夏衍,以《野草》的形象活在杭州和中國人民心中。他在市民家庭司空見慣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糾紛中,提煉出的優秀劇作《上海屋簷下》;他親自深入東洋紗廠采訪調查,以無聲的控訴、含淚的鞭撻寫下的膾炙人口的報告文學《包身工》,都成了他金光閃閃的名片。

  一大批在文學、藝術、科學、教育、出版等領域中的卓越人才,在浙江這片沃土上如雨後春筍般地破土而出。浙江的近現代名士,諸如紹興詩人、文學家劉大白,紹興傳記作家許壽裳,紹興散文家周作人,上虞學者、出版家胡愈之,上虞電影導演謝晉,嵊州作家魏金枝,德清古典文學研究家、文學家俞平伯,鎮海小說家魯彥,寧海作家柔石,宣平詩人潘漠華,義烏詩人、文藝理論家馮雪峰,杭縣詩人戴望舒,慈溪作家邵荃麟,象山作家殷夫等,與魯迅、茅盾等大文豪一起,共同建設了西湖之春。

  春風化雨,綠了浙江,綠了江南,也綠了中華大地。

  四

  讓我們將曆史的時針倒撥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讓那一幕中國的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衝開市場經濟閘門的鏡頭,重新映現在我們的眼前。親曆過那個時期的人,即使在時隔1/4世紀後,對當時那場開始動搖國營經濟神聖基礎的重大改革,仍會感到激動和振奮。

  1978年冬,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在一張包產合同書上按下了一個個鮮紅的手印。質樸的農民伸出粗糙的手指,無非是為了討米、生存,他們當然不可能意識到,這張合同書竟成了砸毀人民公社大磚公瓦的宣言,也吹響了中國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號角。

  但這種小農經濟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是臨時和短暫的。成為獨立生產者後初嚐溫飽甜頭的農民也很快發現,如影隨形的貧困問題並未因手中有了小塊田地而徹底解決,在一定程度上貧困的根源恰恰是他們擁有的這小塊土地。

  不久,在探索中前進的中國農村,開始了雙管齊下的改革:一是重走集體路,在產權清晰的基礎上進行生產模式和生產方式的革新;二是發展鄉鎮企業,將農村剩餘勞動力吸收到企業中。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農牧漁業部《關於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麵的報告》,同意將社隊企業改稱鄉鎮企業,並指出鄉鎮企業是農業生產的重要支柱,是廣大農民群眾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鄉鎮企業的名稱第一次公開出現在紅頭文件中。

  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終於在神州大舞台上拉開帷幕,為以農為本的中國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極好的時機。對居住於一個資源小省的浙江人來說,改革開放政策也無異於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在過去長達三十年的困難條件下,浙江經濟特別是工業建設的發展一直保持著蠕蠕而動的蝸牛速度。一方麵,台海前線長期繃得很緊的弦,使這片東南之土不得不奉命處於蟄伏的戰備狀態;另一方麵,被形象地概括為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人均資源擁有量非常低,人均土地隻有0灡5畝,礦產資源僅占全國平均數的4灡9%,而且95%的一次性能源需要依靠從外省調入。

  然而,曆史悠久、教育發達、人文資源極為豐富的浙江,有一個十分寶貴的優勢,那就是人和。憑借著人和——那種艱苦奮鬥的精神、團結互助的作風、吃苦耐勞的性格以及足智多謀的頭腦,浙江人各顯神通,硬是闖過了三年困難、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勤奮的浙江人中,義烏人沿襲著祖輩穿街走巷經營的雞毛換糖小本生意,奉化人以一手精湛的裁剪手藝忠誠地為他人製作著嫁衣,經營肉粽、蘿卜幹成了嘉興人和蕭山人的經典行當,而紹興人則堅定不移地固守著傳統的老三缸——酒缸、醬缸、染缸。為了養家糊口或為了淘金發財,一部分敢於吃螃蟹的浙江人循著鄉人前行的足跡,走出了家門,走出了國門。紹興人的飛翔軌跡僅僅局限於滬杭,主要棲息地是大上海;而溫州人卻不一樣,他們不飛則已,一飛就越洋過海,旅居海外。

  三十年的艱辛還包含十年動亂的辛酸終於過去了,改革開放政策的金梯從天而降。不利的地域劣勢是無法扭轉的,而思想的凍冰仿佛在一夜春風中融化了,浙江人的眼前倏然一亮,似乎看到了一條發展致富的金光大道。

  1983年11月16日,一位鮮為人知、貌不驚人的小裁縫——步鑫生,一步躍入了中國新聞界的最高殿堂,他的名字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人民日報》還在關於他的通訊報道前,發表了非同尋常的編者按: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努力創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對於那些對工作鬆鬆垮垮,長期安於當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企業領導幹部來講,步鑫生的經驗應當是一劑治病的良藥……

  1984年的新聞界成了步鑫生馳騁的天地,這一年幾乎中國的所有傳媒,都在津津有味地談論著浙江的這個小人物,連他的口頭禪也成了大江南北的流行語:上不封頂,下不保底,誰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誰的飯碗,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令人耳目一新。

  盡管步鑫生在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舞台上做了一番短促的表演後,就步履匆匆地退到了後台,然而曆史卻已經將他記錄在案——這個海鹽縣的小裁縫,是第一個吹皺計劃經濟一池死水的英雄;這個錢塘江畔的弄潮兒,又成了第一個遺憾地被湮沒於市場經濟大潮中的溺水者。

  步鑫生現象留給人們沉重的反思和痛苦的歎息。但浙江人並沒有因一出短劇的失敗望而卻步,他們麵對充滿誘惑力的天梯,麵對走向現代化的未來,開始了新的攀登、新的冒險、新的探索。窮則思變,20世紀80年代中期,敢為天下先的溫州人在一片非議和貶斥聲中,構築了一個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以小城鎮為依托、以農村能人為骨幹的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與當時在蘇州出現的蘇南模式,成為聳立於中國大地互相對峙而又彼此呼應的雙峰。這是兩個在所有製上截然不同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蘇南模式是指在地方政府主導下致力於發展鄉鎮集體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是指以市場為導向發展私營經濟(現在的民營經濟)的模式。

  大膽的改革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溫州模式使一座由於曆史、地理、交通、資源等方麵的劣勢而造成極度貧困落後的浙江省第三大市,迅速改變了麵貌,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工業經濟長足發展,商品經濟快速繁榮,人民生活明顯改善,農村也開始擺脫貧困,走上了富裕之路。在無可置疑的事實麵前,溫州模式不僅最終被認同,而且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廣。溫州人的實踐對促使人們轉變觀念,推動將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起了重要的作用。

  溫州模式已載入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史冊,浙江以溫州人獨創的致富之路、發展之路,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新的貢獻。

  一石激起千層浪,溫州模式的連鎖反應,在浙江省生產、流通兩個領域引起了巨大反響。在資源非常稀缺、基礎十分薄弱的困難條件下,浙江人獨辟蹊徑,使用再生資源對產品進行生產加工,自發形成了三種各具特色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以金屬再生資源作為原材料依托,發展和提升本地傳統產業,打造出中國五金之都的永康模式;以拆解、分類與加工進口的廢舊電器、五金等固體廢棄物,大量向周邊地區輸出成品、半成品,打造出全國最大的民營汽車、摩托車基地及服裝、機械生產出口基地的路橋—溫嶺模式;以回收廢塑料、廢金屬等再生資源,形成塑料模具、電子電器、機械儀表等支柱產業,打造出中國家用電器生產出口基地的餘姚—慈溪模式。

  伴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專業市場在浙江應運而生,浙江人在發展市場經濟道路上跨出了堅實的一步。辦一個市場、興一種產業、富一方百姓,專業市場的發展,使浙江省成為全國聞名的市場大省。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創舉,既是對正統的流通領域的公然挑戰,也是對沉悶的經營方式的一掌猛擊。在蜂擁而起的各類專業市場中,義烏小商品市場、紹興輕紡市場、永康小五金市場、海寧皮革市場、嵊州領帶市場、鄞縣服裝市場等特色產業集聚區和一大批產銷基地脫穎而出,而義烏小商品市場和紹興輕紡市場又很快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兩者還同時被冠以中國的頭銜。

  義烏的中國小商品城,是由雞毛換糖的農民擺小攤拉開序幕的。自1982年義烏縣委將擺小攤的資本主義尾巴視為合法化後,風雨十二年,義烏的小商品市場經過四代更新,借助於市場規模、商品種類、經商網絡、經營管理等方麵的優勢,最終發展為擁有28個大類近32萬種價廉物美的農副產品和日用商品的龐大市場,成為全國乃至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義烏人念的是無競爭藝術的生意經,做的是薄利多銷、良性互動的小生意,開創了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義烏模式。義烏模式的實施,完全改變了貧窮落後的義烏的麵貌。

  紹興中國輕紡城堪稱義烏模式的姊妹篇。素有紡織之鄉之稱的紹興,紡織業經過五次革命,形成了集相對完整的產業鏈、獨具特色的塊狀經濟、規模經營的專業市場和比較先進的技術裝備於一體的產業優勢。在這種獨特優勢的基礎上,中國輕紡城也從一條布街發展成為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經營品種最多、成交額最高的紡織品專業市場,號稱世界布市;紹興縣也被稱為一塊布托起的一個城市。不少最初懷揣千元、苦力打拚的小個體戶,而今已成為身家億萬、在國際商海得心應手地衝浪的輕紡城業主;而許多輕紡城的主力客戶,也從風塵仆仆地奔波南北的小商販,搖身一變成為常駐紹興的國際貿易公司老總。

  從步鑫生到輕紡城,浙江人首創的各種具有區域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全省東南西北四麵開花、八方結果,走出了一條農村欠發達地區再生資源利用—產業集群—專業市場—民營機製四位一體的發展經濟、脫貧致富之路。百花齊放的模式,使浙江省在頃刻之間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製度創新的耀眼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省民營經濟的發展道路上,一個素不為人注意的紹興小鎮楊汛橋,以驕人的成績浮出水麵,楊汛橋人在沿襲溫州模式、蘇南模式的基礎上,創造了一種新的模式。他們的創新表現在:一是走出了一條以工業化帶動城鎮化,以城鎮化提升工業化的良性互動發展和建設的道路;二是走出了一條衝破本土家族企業小本經營的怪圈,與國際市場直接接軌的現代企業製度建設的道路;三是走出了一條通過工業反哺促進物質財富的全社會共享,推動和諧社會和小康新農村建設的道路。

  封閉了三十年的浙江,從此走出了原地踏步的怪圈,從石板路走上了高速路;沉寂了三十年的浙江,從此甩掉了貧窮落後的帽子,從窮家陋屋一步跨進了現代化的國際俱樂部。

  五

  萬裏長江奔瀉東海,在入海口形成了一片衝積平原。上海就位於這片坦蕩低平的長江三角洲衝積平原的前緣,因而人們也把上海稱為上海灘。

  長江衝擊而成的上海灘,為上海先民提供了最初的繁衍生息之地,馬家浜文化是六千年前上海人生活在母係氏族公社的最早見證。上海有文字記載的曆史可追溯到兩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時上海屬吳國,吳王壽夢在今鬆江縣建造了一座館舍,命名華亭。戰國時這一帶成為楚國貴族春申君黃歇的領地,申的稱呼也因此傳了下來。上海另一簡稱為滬,滬的原意是近代上海漁民製作的一種專用於海邊捕魚的工具,這一稱呼具有鮮明的濱海漁村特點。

  幾個世紀以來,上海一直是個小漁村。宋淳化年(991年)間,隨著經濟發展和商貿繁榮,商船選擇了今天的黃浦外灘作為停靠碼頭,河西岸遂逐漸發展為一個新的港口和商業中心,上海鎮也就應運而生。到南宋時,上海商船雲集,運輸繁忙,地位日益重要。當1292年元朝在此獨立設縣時,浦江兩岸已成了市廛繁盛、商舶雲集之地,上海也成為在海內外與泉州、廣州齊名的開放港口城市。

  上海的經濟發展史,在明朝翻開了新的一頁,逐漸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紡織和手工業中心。正當上海一步步走向成功時,明清統治者推行的海禁政策,釜底抽薪般地扼殺了上海借以發展的對外貿易和沿海商業。在歐洲千帆競駛世界的年代,中國卻逆流而行進入了鎖國時代,也把上海逼進了死胡同。

  1842年8月,英國艦隊開到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接著又迫使清政府訂立了《虎門條約》。根據這兩個不平等條約,上海成為英國指定的通商口岸之一,同時英國還攫取了在通商口岸租地造屋的特權。1843年11月27日,上海正式開港通商,史稱開埠,從此上海翻開了血和淚的一頁,也開始了曆史的變革和發展。

  開埠後的上海,經濟上走上了一條畸形發展的道路,政治上則不得不忍受半殖民地化的屈辱。租界作為西方列強建立在中國土地上的國中之國,成為各國騙子、流氓、罪犯、投機商麇集和發家致富的冒險家的樂園。曆史不會忘記煙、賭、嫖在租界內的泛濫和釀成的無數悲劇,曆史也不會忘記那些靠販賣軍火、鴉片和經營房地產一躍而成百萬富翁的西方詐騙犯,曆史更不會忘記外灘公園門外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英文告示留下的恥辱。學者、詩人何紹基目睹上海的租界,在《滬上雜書》(五首之一)詩中流露了深深的憂國之歎:

  新閘才開老閘過,樓台金碧照江波。愁風悶雨人無寐,海國平分鬼氣多。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李鴻章在上海設立製炮局,繼而成立了被稱為中國近代工業濫觴的江南製造總廠。十年後,他又邀請華商創辦了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19世紀後期,上海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企業應運而生,先後湧現出一批民族資本企業,其中有發昌機器廠、公和永絲廠、同文書局。20世紀初以四大公司著稱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共同創造了近代上海商業的繁榮。而近代中國兩大私人民族資本企業——被稱為麵粉、紡織大王的榮氏兄弟集團和被稱為煤炭、火柴大王的劉榮生集團,也是在這個時候崛起的。

  開埠通商客觀上也產生了一個結果,使上海率先走出了與世隔絕的閉鎖狀態,成為近代科學和西方文化最早落根和傳播的地方。1843年,上海誕生了第一個譯書機構——墨海書館,隨後又陸續出現了美華書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格致匯編社、益智書會、廣學會、譯書公會等機構,出版了李善蘭、華蘅芳、徐壽等科學家為代表的科技著作。

  為了達到按西方模式改造中國、擴大政治影響的目的,歐美各國在上海創辦了一係列學校、報刊和醫療衛生機構。徐匯公學、裨文女塾、文化女塾、明德學校以及聖約翰大學、震旦公學、滬江大學等學校,英文的《北華捷報》、《字林西報》和中文的《上海新報》、《申報》、《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大同報》等報刊,徐家匯藏書樓、震旦博物院、亞洲文化北華會圖書館、上海自然曆史博物院等圖書館和博物院,以及仁濟醫院和其他16家教會醫院,這些早期的文教機構,都為傳播西方文化做出了貢獻。

  較少傳統觀念和保守思想的上海人,以平靜的心態和開放的態度,審視、吸收了這一股來自異域的文化潮,並使之融合於本土文化。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專家和文化藝術界的名流雲集上海,使上海成為與北京齊名的中國又一文化中心,並創造出了具有兼收並蓄、土洋結合、中西合璧特點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發端於趙之謙、任伯年、吳昌碩等人的藝術創作,經京劇藝術家周信芳引入舞台機關布景後,繼而擴大到戲曲文藝、學林百科、商品百貨、中西餐飲。在趣味上雅俗共賞及在技巧上融會中西的海派文化,已經成為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象征和生活景觀的映照。

  開埠後的上海,失去了漁舟夕歸、牧歌晚唱的寧靜時日,西方國家的壓榨和剝削,外國商品經濟對中國傳統經濟的衝擊,使上海的大批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人民生活日趨貧困。1853年9月7日,以上海下層民眾為主體的小刀會舉起義旗,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城市裏,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壯的曆史劇。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海成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蔡元培、章太炎、鄒容等人,是最先在上海曆史舞台上登場的革命者。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鍾》、《猛回頭》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相繼在上海問世。隨著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由日歸來,1904年,江浙一帶知識分子在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複會,推動了華東五省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1911年7月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直接策動了武昌起義。為響應武昌起義,於右任等同盟會和光複會會員於11月3日發動上海起義,革命黨人隨即成立了滬軍都督府。

  辛亥革命失敗後,1915年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站到了曆史舞台的中央。隨著五四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到上海,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也於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與此同時,上海成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並創辦了《共產黨》月刊。1921年7月23日,毛澤東、董必武等13位來自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在上海秘密地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主義在這塊產業工人最集中的土地上萌芽,是曆史的必然,是革命鬥爭發展的結果。

  從20世紀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的三十年中,野火春風鬥浦江,上海先後經曆了五次血與火的洗禮。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慘案震驚全國,掀起了規模空前的全國人民反帝愛國鬥爭的高潮。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將整個上海推入了白色恐怖的無邊黑夜。

  九一八事變以後,駐守淞滬的第十九路軍,在軍長蔡廷鍇指揮下,奮起抵抗,這場壯烈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極大地鼓舞了上海和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熱情。1937年七七事變後的一個多月,上海軍民在八一三閘北抗戰中,又將一曲慷慨悲壯的戰歌載入史冊。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飛越長江天塹,陳毅、粟裕指揮的第三野戰軍迅速完成了對上海的包圍。當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這座英雄城從此獲得了新生。

  年輕的上海城沒有留下多少古人故宅和墓塚——元朝棉紡織革新家黃道婆,明朝科學家徐光啟、書畫家董其昌、詩人陳子龍以及抗清名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等鄉梓先賢,都是上海的驕傲;還有一位廈門人、抗英愛國將領陳化成,血染吳淞,身埋上海,為上海增添了榮光。

  然而,上海卻保留著六幢現代名人故居,六位中國現代史上的偉人曾經居住於此。這六個光輝的名字是:孫中山、宋慶齡、毛澤東、周恩來、魯迅和鄒韜奮。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的半個多世紀,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局勢動蕩不定、風雲變幻莫測的時期。在這一曆史時期中,中國曾幾度經曆生死存亡之秋,幾度陷入刀光劍影之亂。曆史呼喚民族脊梁,時代需要中流砥柱,六個偉人的出現,使人們在風雨如晦的亂世,看到了雄雞一唱天下白的光明前景。

  時過境遷,文化大革命後,上海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並在隨後的三十年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新住宅區和新建築物雨後春筍般地湧現,隨著舊街道的逐步改造加寬和新馬路的不斷建成,使大上海更具特色,小境界頓時變大,十裏洋場真正靚了起來,洋了起來。由於浦東的開發開放,使這片與浦西僅一江之隔,但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上海老市區的寶地,成為進入中國經濟的大門、打開中國市場的金鑰匙、連接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橋梁,不僅為上海發展提供了曆史性的機遇,更讓大上海錦上添花。

  一座與新外灘隔江相望、號稱亞洲第一和世界第三的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猶如一串從天而降的明珠,散落在上海浦東這塊業已開始雕琢的玉盤上。白天在陽光的照射下,珠塔和玉盤閃爍著耀人的光芒;入夜巨大的球體在五彩燈光的裝飾下,光彩奪目,群星爭輝,更顯得晶瑩剔透,與浦西外灘的建築群和燈光交相輝映,展現出現代化大都市的迷人之夜。大上海的新規劃和以珠塔為標誌的一係列上海新建築的出現,使上海躋身於當今世界最洋氣的都市。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0月31日落下帷幕的上海世博會,以和諧城市的理念回應了對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訴求。世博外交盛會,又以大上海為展品,向世界展示了一個真實的中國形象,表達了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互鑒、相互融合、共同發展的理念和願望。上海世博會的空前盛況,在人類文明進步的畫冊上,描繪了五彩斑斕的一頁,而上海這顆東方明珠也以其美好形象,讓七千多萬參觀者帶走了做不完的彩色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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