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30年

第三節 投資結構調控問題

　　為保持宏觀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熨平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對作為最終需求的投資總量進行宏觀調控是十分必要的，也得到學術界和管理層的廣泛認可，但對固定資產投資進行的結構性調控，則似乎一直存在較大爭議。

　　由於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和行業發展的內在規律性，導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結構性特點十分明顯，即使在全國總體上呈現投資過快增長甚至過熱的時期，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業之間的“冷熱”程度卻往往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很可能是一些地區出現投資過熱趨勢，而另外一些地區並不存在投資過熱的問題，同時在部分行業出現投資過熱的時期，另外一些行業的投資則可能相對不足和發展滯後。反過來，即使在全國投資並沒有出現過熱的時期，也同樣存在部分地區和行業投資快速甚至過快增長的現象——而這種現象顯然不應該被視為一個宏觀經濟層麵的“問題”。以2006年的分地區投資增長情況為例，當年全國投資增速達到23.9%，呈現出明顯過熱的態勢，但同時北京、上海、浙江、廣東、海南和寧夏6個省市的投資增速不足全國平均增速的70%或16.7%。

　　更進一步地說，在全國經濟和投資出現過熱趨勢、需要實施投資宏觀調控的年份/時期，一些投資過熱的地區或行業，很可能是此前投資不足的地區或行業（因為此前投資基數低）；而同期/同年一些投資增速相對緩慢的地區或行業，又很可能是剛剛完成投資快速甚至過快增長的地區和行業（因為此前投資基數高）。這也是經濟運行中的一般規律。

　　正是由於投資過熱在不同地區和行業呈現出的結構性特點，引發了人們對投資結構調控以及投資調控政策措施“一刀切”問題的極大爭議。支持投資結構調控的觀點認為：落後地區需要加快發展，即使落後地區投資出現過熱，中央也不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否則落後地區將難以趕上發達地區的發展步伐；同時，在投資出現過熱的時期，要實行“有保有壓”的結構性調控政策，重點治理和調控投資過熱的行業領域，同時加大發展滯後行業領域的投資力度。

　　我們認為，投資過熱的結構性特點不能作為投資結構調控的理由，通過宏觀調控抑製投資過熱就是對經濟和投資總量的調節，顯然應該是要“一刀切”的。政府出台的相關調控政策措施，應該著力於投資總量而非調整結構，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麵：

　　第一，從理論上講，在投資過熱或過冷時期，實行結構調控政策實際上就是追求所謂的短期最優，但從長期看，卻未必是最優的，甚至是很差的。比如，在1999～2000年間，我國經濟發展和投資處於相對低穀時期，有關部門對電力行業投資實施結構性調控政策，減少審批新開工電力項目。從當時看，壓縮電力新開工項目投資規模似乎是順應了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但到了2003～2005年間，隨著我國經濟步入新一輪的增長周期，電力出現了嚴重短缺，成為製約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從而反過來證明1999～2000年間控製電力新開工項目投資規模非常不合適甚至是錯誤的。

　　第二，市場經濟的核心就是同一市場中同一商品的價格（如利率、匯率和稅率）要相同，因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資源在全社會內部的機會成本。如果在總量調控政策的基礎上，再加上結構性的調控政策，無疑扭曲了市場經濟的這一客觀要求。

　　第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結構的合理與否取決於資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動，而不是政府的調控，如果政府在宏觀調控中試圖實行結構性的調控政策，尤其是針對不同行業或地區出台差異化的調控政策，則很可能是政府代替企業作出投資決策或幹擾企業的已有決策，雖然可以很快見效，但是從宏觀上和長期看不可能會有效率。因為被政府調控的所謂過熱行業，很可能是前期發展滯後，需要盡快趕上的行業。如果宏觀調控中過於強調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狀況，看似有利於落後地區發展，但很可能會幹擾各類資源和要素在空間上的布局，同樣影響資源和要素的總體利用效率。

　　誠然，“一刀切”的投資總量調控政策，對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的影響程度是不一樣的，在很大程度上“傷及無辜”甚至抑製發展滯後行業領域或地區恐怕也是難免的，但決不能據此強調投資結構調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過調整投資結構來優化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盡管出發點是好的，也容易找到調控的著力點，但由於對所謂的最優或合理的投資結構缺乏科學準確的計量（實際上即便是最優或合理的結構，也總是隨著經濟發展環境和發展階段的變化而變化），更無法把握調控的“量”與“度”，結果難免事與願違。

　　總之，實施投資結構調控，尤其是對一些行業領域實施直接的行政性幹預乃至不審批或核準項目（違法違規項目除外），應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