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30年

第二節 改革開放後不同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分析

　　1.不同投資主體投資行為的變化特征

　　（1）政府投資呈現由競爭性行業向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等公共投資領域轉型和集中的態勢。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下，政府作為全社會唯一投資主體，為滿足全體國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和快速實現工業化與經濟增長的客觀需要，政府投資幾乎涵蓋了從一般的日用品製造業到重化工業、再到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幾乎所有的國民經濟行業。改革開放初期，政府投資結構雖然從過去的重化工業開始向輕工業（如食品、日用品、冰箱、彩電製造業）轉移，但覆蓋所有國民經濟行業的基本格局仍然沒有發生多大變化。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能源、交通、水利、城市道路、供電、供氣、供水等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瓶頸”製約越來越嚴重，政府開始有意識調整政府投資結構，逐步縮小對競爭性製造業領域的投資，促進政府投資向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領域轉移。

　　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國家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建設公共財政體製、加快政府職能轉換和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而實施的擴大內需、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政府投資加速呈現向非競爭性領域的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領域轉移和轉型的態勢。從目前政府投資的實際運用情況看，政府在競爭性產業領域除了在航空航天、電子、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石化、機械等裝備製造業還保留有一定力度的投資規模外，絕大部分投資主要投向了能源、水利、交通運輸、郵電通信、城市道路、供電供氣供水等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部門，目前，政府投資用於基礎設施、社會事業和農業等基礎產業的投資占全部政府投資規模的比重達到90%甚至95%以上，政府投資完成了由過去比較重視競爭性產業領域投資向注重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社會事業部門投資的轉型。

　　（2）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投資呈現向國民經濟的戰略性、關鍵性和起控製力作用的行業集中趨勢。改革開放初期，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投資與政府投資一樣遍及幾乎所有的國民經濟行業部門。改革開放後，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進程尤其是20世紀中後期國家啟動對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措施以來，國有經濟投資也加速從非關鍵性的競爭性行業退出進程，開始集中精力開展對國民經濟具有控製力和影響力的戰略性、關鍵性的重點產業和行業領域的投資建設和發展。

　　進入21世紀以後，國有經濟投資向關鍵性、戰略性產業和行業集中的趨勢在進一步發展和強化，到2007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經濟對農業、原材料（含黑色金屬開采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開采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開采業、其他采礦業、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化學纖維製造業等）、基礎設施（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電信業、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等）、石油石化煤炭（石油天然氣開采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原料加工業等）、裝備製造業（通用設備、專用設備、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儀器儀表文化辦公機械製造等行業）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投資占全部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的73.8%以上。

　　（3）民營經濟投資逐步呈現投資產業結構重型化態勢。改革開放初期，包括集體和個體私營經濟投資是作為國有經濟投資的必要和有益“補充”麵貌出現的，其投資經營主要集中在農副產品加工、紡織、皮革、服裝鞋帽、文體用品、造紙、木材加工和家具、五金等輕工業部門。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國家對民營經濟發展的限製逐步放鬆、民營經濟地位的上升和整體經濟實力不斷壯大，民營經濟投資在20世紀末伴隨著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過程而逐步呈現了向能源、化工、裝備製造等重化工業、交通運輸、通信、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服務業等基礎設施和批發零售、房地產、租賃及商務服務等資金密集型的行業投資發展的趨勢。進入21世紀以後，伴隨著民營經濟外部發展環境的進一步寬鬆尤其是2005年國務院關於“發展非公經濟36條政策”出台以後，民營經濟投資更進一步加劇了向重化工業和資金密集型的基礎設施行業拓展的趨勢。到2007年底，民營經濟在采礦業、重要原材料產業（黑色和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裝備製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等重化工業的投資占全部工業總投資的比重已經達到17.7%；民營經濟對交通運輸倉儲郵電、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等基礎設施和批發零售業、房地產、租賃及商務服務業等資金密集型行業的投資占全部總投資的比重也分別達到4.4%和43.1%。民營經濟投資產業結構的重型化趨勢已初現雛形並已經取得相當程度的發展成就。

　　（4）外資經濟投資呈現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態勢。改革開放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資投資以港澳台投資為主，引進的主要是來料來樣加工、裝配、補償貿易等所謂“三來一補”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20世紀90年代中期尤其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伴隨著利用外資主體向國外發達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跨國公司轉換，外資經濟的產業投資結構開始呈現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轉換的態勢。到2007年底，在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外資經濟總投資中，在采礦業、製造業中的裝備製造業、原材料產業（含黑色和有色技術冶煉及加工壓延、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化學纖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原料加工業、醫藥製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等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合計所占比重已經達到39.5%；上述外資經濟投資行業的投資占外資經濟全部工業總投資（含采礦業、製造業及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的比重更是高達68.7%。由此可見，外資經濟的產業投資結構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趨勢和實際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5）不同經濟投資主體在投資的區域選擇方麵存在較大差異，國有經濟投資主體比較注重在東中西各區域之間開展平衡型投資活動；而民營和外資經濟投資主體則主要選擇在經濟發達、市場化水平較高的東部沿海區域開展投資活動。國有經濟的區域投資結構受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影響較大，投資區域布局變化較大，即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區域投資結構向東部傾斜；而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後則注重向中西部地區投資轉移，國有經濟投資作為國家投資宏觀調控工具，其區域平衡性投資選擇傾向十分明顯。

　　而對主要以盈利為目標的國內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投資而言，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相對發達、地理區位優勢明顯、產業配套和基礎設施配套比較優越，因而民營經濟投資和外資經濟投資主要選擇東部沿海地區；盡管有國家各項優惠政策鼓勵和支持，國內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對廣大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積極性和整體投資比重仍然難以提高。

　　從民營經濟投資看，20世紀90年代初期，民營經濟投資在全國東、中、西部的分布比例為69.4%、17.5%、13.1%（1993年），而到2007年底的分布比例為61.1%、20.8%、18.2%，分布比例的變化不很明顯，投資仍然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所占比重雖然有所增加，但增加數量仍然非常有限。

　　從外資經濟投資看，20世紀90年代初（1993年）外資經濟投資的區域布局分別為東部地區占80.1%、中部地區占10.1%、西部地區占9.8%，而到2007年底，外資經濟投資在全國東、中、西部三大地區的投資布局分別為79.1%、6.6%、14.2%，區域布局變化也很小。東部地區仍然是外資投資的重點地區和熱點地區，中西部近年來外資經濟的投資發展雖然有所進展（尤其是西部地區發展相對較快），但從整體看，由於廣大中西部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地理區位沒有優勢、產業和基礎設施配套相對較差、市場經濟發展不成熟和市場環境不完善等多方麵因素的製約，除個別熱點城市（如重慶、成都、西安）外，無論在過去還是未來都很難成為外資經濟投資選擇發展的重點區域和熱點地區。

　　2.國有投資主體投資行為的調整和變化曆程

　　與民營和外資經濟相比，改革開放30年來國有投資主體投資行為伴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調整和宏觀調控政策的變化而出現的調整和變化力度比較大。縱觀改革開放以來國有經濟投資的產業投資結構和區域投資結構的調整過程，大體經曆了如下三個重要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前的投資行為短暫延續階段（1976～1978年）。改革開放前，由於我國采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包括鋼鐵、冶金、機械製造、石油化工等重化工業投資在全社會總投資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在區域投資結構上，為改變解放初期現代工業高度集中於沿海地區的不平衡狀態，國家開始有意識地將國有投資布局重點向中西部地區傾斜，尤其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三線建設”，是將向中西部地區的傾斜政策發揮到極致的階段，當時的國家重點投資項目和主要投資資金均投向了中西部地區，國有經濟在沿海地區的投資活動長期處於停滯狀態。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為挽救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在當時經濟建設領域“急於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國有投資領域也開始了以“洋躍進”為核心的投資熱潮，1978年2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大會議在修訂1976～1985年十年規劃時，提出了工業要建設120個大項目的規劃，其中包括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氣田、30大電站、6條鐵路新幹線和5個重點港口，1985年，全國鋼產量要達到6000萬噸的宏大建設規模。1978年7月9日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又進一步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新的大躍進”的口號，要求放手利用外資，大量引進國外先進設備，組織以著名的“22項”重大工程為核心、總耗資130億美元的“洋躍進”項目，這使得我國的投資運行開始出現改革開放初期的第一次投資規模膨脹，1978年的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增長速度達到31.9%，當年基建投資占國民收入使用額的比例（積累率）達到36.5%。

　　在這次因“洋躍進”而引發的投資膨脹，從投資產業結構看，仍然是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的重化工業項目，從區域布局看，這些重化工業投資項目仍然絕大部分安排在中西部地區。國有投資的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仍然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調整和變化跡象。

　　第二階段：向輕工業和沿海地區傾斜發展階段（1979年～20世紀90年代中期）。重化工業投資超越國力的畸形增長，嚴重阻礙著國民經濟各行業間的協調和平衡發展，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領域之後，國家開始認識到過去長期實行的重化工業投資優先和過度超前發展戰略所造成的經濟結構嚴重失調的各種弊端，主動調整農、輕、重產業間的關係。1979年上半年，國務院正式出台鼓勵輕工業發展的政策；同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由此到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國有經濟投資啟動了向輕工業投資傾斜的曆程。同時，由於國家開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東南沿海地區利用外資的地理區位優勢和輕工業相對比較發達的優勢，也促使國家有意識地將投資重心向東轉移，這雙重因素促使了國有經濟投資向輕工業投資傾斜和向東部地區傾斜發展的曆程。從產業投資結構看，國有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國有經濟對輕工業的行業投向重點是大力發展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包括食品、紡織、服裝、日用化工、文體用品等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的投資經營活動；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則是重點投向以引進國外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生產為核心的投資經營活動。由於向輕工業投資傾斜，國有經濟對重化工行業投資占全部總投資的比重持續下降，1981～1990年，國有經濟對采掘業的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由15.4%下降到14.7%，1995年，更進一步下降到隻占8.1%。由於輕工業投資項目相對於重化工業投資項目而言，投資數量需求相對減少，國有經濟對輕工業的投資傾斜也造成國有經濟對製造業的投資占全部國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呈現快速下降趨勢，1981～1995年，國有經濟製造業投資所占比重由34.5%下降到22.5%，每年下降0.9個百分點，是改革開放後國有經濟製造業投資比重下降最快的時期之一。

　　同時，由於國有經濟對輕工業的傾斜投資在區域上重點是在發展輕工業具有傳統優勢、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利用具有地理區位優勢的東部地區展開，使得這一時期國有經濟投資在空間上向東傾斜的趨勢也十分明顯。國有經濟對東部地區的投資占全部總投資的比重由“六五”時期的47.5%迅速上升到52.7%，“八五”時期更進一步上升到54.1%。而同期國有經濟對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投資卻逆向呈現下降態勢，投資所占比重分別由“六五”時期的28.6%和17%下降到23.8%和14.6%，分別下降了4.8個和2.4個百分點。

　　第三階段：轉型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今）。改革開放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產業投資結構的輕型化發展趨勢，使得原材料、機械裝備、能源電力、石油石化、交通運輸、郵電等重化工業部門和基礎設施行業發展相對滯後的矛盾對經濟發展的“瓶頸”製約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開始呈現出來。針對這一情況，20世紀90年代初期尤其是從1993年開始的宏觀調控中，國家注重調整國有經濟的投資產業結構，促進國有投資向能源電力、石油石化、鋼鐵冶金、機械裝備、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重化工業行業部門和基礎設施行業傾斜。由於發展重化工業在廣大中西部地區具有資源優勢和傳統優勢，這又使得國有投資在空間上重新轉回增加對中西部地區投資的傾向。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加快實施的國有企業改革、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以及世紀之交陸續啟動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及隨後啟動的“中部崛起”戰略，更加劇了國有經濟投資向對國民經濟具有高度控製力、影響力的包括農業及鋼鐵冶金等原材料產業、石油石化、能源電力、機械裝備等重化工業行業，交通運輸、郵電通信、水利、城市供水供氣供電等基礎設施行業的轉移步伐。2000～2007年，國有經濟對采掘業的投資比重由3.9%上升到6.6%；對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的投資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11.0%上升到2007年的13.6%（2005年所占比重一度高達14.6%）；對交通運輸倉儲郵電通信業的投資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21.3%上升到2007年的24.3%（2000年所占比重一度高達30.3%）。由於國有經濟對製造業中的石化、鋼鐵冶金、裝備製造等具有高度影響力、控製力的關鍵行業、重點行業的投資增長，使得國有經濟對製造業的投資比重在進入21世紀後扭轉了改革開放以來持續下降的趨勢，開始了緩慢回升的過程，2000～2007年，國有經濟對製造業投資占全部國有投資的比重由9.5%回升到13.9%，回升了4.4個百分點。

　　與此相對應，國有經濟投資也開始呈現向中西部地區回歸的趨勢。1995～2007年，國有經濟對東部地區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由56.8%下降到47.2%；同期對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投資所占比重則分別由23.9%和19.3%上升到30.9%和20.9%。國有經濟投資向廣大中西部地區尤其是向中部地區回歸和轉移的態勢非常顯著。

　　3.外資投資主體投資行為的調整和變化曆程

　　外資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完全按照盈利最大化的原則和市場經濟規則運行。但在我國改革開放實行“漸進式”方式和麵臨經濟體製轉軌的特殊環境下，外資投資主體的行為調整和變化往往也會伴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逐步調整而呈現規律性的變化。從改革開放後的外資投資主體行為調整過程看，大體也經曆了如下兩個重要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以工業和製造業為主體的投資發展階段（1978年～21世紀初期）。由於我國利用外資是從利用港澳台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三來一補”投資方式起步，再加上在改革開放後相當長的曆史時期我國政府對外商投資的產業和行業準入和市場準入存在相當多的限製，這使得我國利用外資的產業類型在改革開放後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始終處於勞動密集型的初級加工製造業領域。

　　但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外商投資領域雖然有所放寬，但在加入世貿組織的“過渡期內”仍然對外資進入批發零售、社會服務、金融、基礎設施等行業設定了相對門檻限製，同時由於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低廉的優勢，使得在由跨國公司推動向我國的產業轉移和我國日益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外資投資的產業結構雖然有所提升，但主要還是商品經營活動中屬於勞動密集型的中間環節——製造環節，商品經營的高端部分——研發和銷售部分沒有大規模進入中國。在這一時期，外資對華的產業投資結構仍然將重點放在工業和製造業領域。到1995年，外資在包括采掘業、製造業和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在內的工業領域的投資比重達到67.5%，2000年達到70.4%；2005年達到73.3%。同期外資對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基礎設施行業、批發零售、房地產、社會服務、科研和技術服務業的直接投資雖然有所增長，但增長速度很慢。到2000年底，外資對交通運輸郵電通信業的投資占起步外資直接投資的比重僅為2.5%；批發零售餐飲業占2.1%；房地產業占11.4%；社會服務業占5.6%；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僅占0.1%。投資高度集中於工業和製造業領域的態勢仍然非常顯著。

　　第二階段：逐步向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行業及服務業投資轉型階段（2006年至今）。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尤其是加入世貿“後過渡期”技術以後，我國對外資投資的產業限製和門檻逐步取消和放寬，這促進外資投資的產業結構在工業領域加速向資金和技術密集行業轉型的同時，也加速向基礎設施和國內服務業行業投資傾斜和轉型。到2007年底，在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外資經濟總投資中，在采礦業、製造業中的裝備製造業、原材料產業（含黑色和有色技術冶煉及加工壓延、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化學纖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原料加工業、醫藥製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等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合計所占比重已經達到39.5%；上述外資經濟投資行業的投資占外資經濟全部工業總投資（含采掘業、製造業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的比重更是高達68.7%，投資產業結構重型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同時，2000～2006年，外資對交通運輸郵電通信行業投資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由2.5%上升到4.8%（2007年穩定在4.7%左右）；對批發零售餐飲業投資所占比重由2.1%上升到4.2%；對房地產業投資所占比重由11.4%上升到13.1%，對社會服務業、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的投資所占比重也分別由5.6%、0.1%上升到8.3%和0.8%。外資對國內基礎設施和服務行業的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上升趨勢十分明顯。而與此相反，外資對工業尤其是製造業的投資所占比重卻呈現下降趨勢。2005～2007年，外資對工業領域的投資比重由73.3%迅速下降到56.8%，三年時間累計下降了16.5個百分點，其中製造業投資所占比重由70.4%下降到54.7%，也下降了15.7個百分點。

　　伴隨著外資向資金密集和技術密集的重化工業[集中在製造（生產）階段]以及基礎設施和服務行業投資轉型的過程，外資在區域投向選擇上，在繼續保持向經濟比較發達、產業配套和市場環境比較優越、服務業發展相對成熟的東部沿海地區的投資占據絕對優勢的同時，也開始呈現向廣大中西部地區微弱轉移的態勢。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後，由於受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振興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等相關政策的鼓勵，外資投資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態勢已初現雛形。2001～2007年，外資對中西部地區投資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從16.3%上升到20.7%，上升了4.4個百分點。尤其是西部地區上升幅度更為顯著，2001～2007年，外資對西部地區投資占起步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由6.1%上升到14.1%，上升幅度高達8個百分點。而與此相反，外資對東部地區投資所占比重卻由83.7%逐步下降到79.3%，下降幅度達到4.4個百分點。外資向中西部地區投資的微弱轉移態勢已經初步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