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30年

第一節 改革開放以來固定資產投資的空間變動

　　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和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30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經濟以及固定資產投資的空間布局方麵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微觀層麵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行為理性化為基礎，效率因素在投資空間配置格局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明顯，市場機製開始發揮基礎性作用，宏觀經濟布局效率因此獲得顯著提高；與此同時，各地區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增長的速度均較改革開放前有大幅提升，改革開放普惠於各地區人民。總的來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布局的調整，是一次持續30年的資源空間配置的“帕累托改進”過程。

　　1.改革開放前的固定資產投資布局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絕大部分時間裏，我國在公有製基礎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製度。在這種資源配置製度下，處於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和政府的戰略指導思想決定著資源的行業配置及其空間分配。基於對“舊中國工業布局極不平衡、工業生產地與原料地、燃料地嚴重錯位”，以及關於“當時國際形勢和拓展我國工業布局需要”的判斷，國家利用指令性計劃集中和調動資源，重點投資和開發建設內陸地區。

　　在這30年中，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布局經曆了一次持續的、大規模、大跨度的西進曆程，對我國經濟活動的空間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從地理空間分布看，一是顯著推動了投資布局由沿海向內陸拓展。在連續5個“五年計劃”時期裏，累計60%以上的基本建設投資被配置在內陸地區，促進了內陸地區資源開發，也建成了一批能源、原材料基地。二是實現了三大區域間的增長比例的大致均等。1952～1978年間，國民經濟年均名義增長6.9%，東、中、西部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名義增長基本同步，分別為7.0%、6.6%和7.0%。

　　但是從經濟效果來看，這場持續了30年通過國家集中配置資源推動的投資布局西進曆程，自始至終伴隨著巨大的效率損失。一方麵，內陸地區經濟效益並沒有伴隨投資重心西進而提高。雖然內陸地區經過5個“五年計劃”的投資建設，形成了一大批工業項目，但由於包括生產關係桎梏在內的多種因素影響，並沒有改變其發展落後的局麵，20世紀70年代末內陸地區的產出份額甚至低於“一五”計劃之初。另一方麵，經濟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由於投入的減少（部分老工業城市在部分年份投資規模甚至不能滿足折舊需求），原有的經濟技術優勢未能得到充分發揮，製約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運行效率的提高。

　　應該說，投資布局領域的“西進”實踐與整個經濟體製安排追求“窮過渡”、“一大二公”的實踐效果一樣，這種不顧效率的“均衡”追求，隻能導致低水平的“地區公平”。事實上計劃經濟體製（政府通過計劃手段塑造產業結構和空間結構）的實施，延遲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提升，延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進程，延遲了包括內陸地區人民在內的全體國民福利的改善，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使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2.改革開放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地區配置格局變動

　　1978年以後，黨中央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徹底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針。30年來，宏觀經濟製度及基本經濟形態發生了深刻變化。第一，調整和完善所有製結構。我國逐步確立了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相適應的基本經濟製度，出現了公有製主體多樣化和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外資等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局麵。第二，改革和完善分配製度。我國經濟改革摒棄了平均主義分配模式，從克服挫傷和抑製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的“大鍋飯”製度，到堅持按勞分配，“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到把按勞分配納入到按生產要素貢獻進行分配的總原則之中，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第三，經濟管理體製從高度集中的計劃體製，通過漸進的市場取向改革，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軌，市場機製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不斷擴大。第四，對外開放，打破封閉、半封閉狀態，積極利用外資，廣泛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總體格局。

　　製度環境的改變給固定資產投資領域帶來顯著變化。一是呈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格局。非國有經濟迅速發展，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麵被打破；國有經濟改革使國有企業不再是計劃經濟中的“生產車間”，日益成為具有獨立利益、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實體，解決了傳統體製下缺乏激勵的微觀經營機製問題。二是隨之而來的投資行為理性化，講求投資效率、追求高回報是具有獨立利益的投資主體自然而內生的追求，從而為提高固定資產投資效率奠定了微觀基礎，使市場機製在投資配置方麵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三是對外開放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投資效率的提高和影響了投資布局的區位選擇。對外開放不僅使利用外部資本、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成為可能，在全球經濟日益走向一體化的背景下，更對投資要素流動和區位格局產生影響。在製度環境方麵日益與國際接軌的背景下，我國的投資以及經濟活動的空間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綜觀改革開放前後的投資空間分配，投資總量的地區分布格局出現了逆轉。改革開放前的30年，在“以階級鬥爭為綱”，以意識形態為中心，追求“窮過渡”、“一大二公”以及對外封閉的環境下，六成以上的固定資產投資被按計劃配置在內陸地區。該時期國民經濟波動劇烈，整個經濟注定是在遠遠偏離生產可能性邊界的狀態下運行，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也低於應有的增長速度。而在改革開放後的30年，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講求經濟效率的製度環境中，近六成的固定資產投資為日益強大的市場力量所推動，被配置在具有更高投資回報的東部沿海地區。雖然市場經濟體製的轉軌尚未完成，市場體係建設和發展尚不完善，宏觀調控也還需改進和完善，整個經濟運行效率還有待於進一步提高，但無論如何，整個經濟的運行相對於改革開放前，明顯地向靠近可能性邊界的方向移動，國民經濟發展績效顯著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從國家區域布局戰略層麵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0～1995年）：布局戰略調整“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時期，我國完成了3個“五年計劃”，即“六五”、“七五”、“八五”計劃。從“六五”計劃開始，國家從國民經濟發展全局出發，對區域經濟布局戰略做了相應的調整，確立了以提高宏觀經濟效益為主要目標的指導思想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戰略上從過去強調平衡布局，重點發展內陸地區，轉變到按三大地帶序列，即由東部向中部和西部，分階段、有重點、求效益地展開布局，國家投資重點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並且從沿海地區起步，實施對外開放政策。

　　在確立了“以提高宏觀經濟效益”為主要目標的指導思想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背景下，國家投資開始大幅度地向具有更好經濟發展條件的東部沿海地區持續傾斜，“六五”、“七五”、“八五”時期，東部地區基本建設投資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47.7%、51.7%和54.2%，一大批國家重點建設項目配置在東部沿海地區。與此同時，追求投資回報的非國有投資自發地向投資效益水平更高的東部地區集中，各種生產要素也自發地流向能帶來更高報酬的東部沿海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地區分布份額中，“六五”、“七五”、“八五”時期東部沿海地區更是分別高達54.1%、58.2%和63.7%。

　　這種投資空間配置份額的逆轉，體現了資本追求高收益的內在要求，符合經濟效率原則，在大大增強了沿海地區經濟實力的同時，也提高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宏觀效率，這3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全國投資效果係數（GDP增量/固定資產投資）平均達到61.2%，遠遠高出前5個“五年計劃”時期（27.1%）的水平。

　　在此期間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為，各地區經濟增長很不平衡，造成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拉大，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和內陸中西部地區差距擴大較為迅速；傳統的區域分工格局被打破，新的以市場機製為基礎的分工格局尚未形成，各地區盲目發展加工工業，同時也帶來了較為嚴重的地方保護和市場封鎖等問題。

　　第二階段（1996～2005年）：國家“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從“九五”計劃時期開始，國家對區域發展戰略和區域政策重新做了調整，明確提出了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政策。在《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把“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作為“九五”以至其後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條重要方針。對於如何解決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問題，該建議提出了處理好“兩個大局”關係的思想：“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並繼續發揮優勢，這是一個大局，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發展到一定時候沿海地區多做一些貢獻支持內地，這也是個大局，沿海要服從這個大局。”

　　在“九五”計劃綱要中，對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作出了重大調整，提出從“九五”開始，要更加重視支持內地的發展，實施有利於緩解差距擴大趨勢的政策，並逐步加大工作力度，堅決朝著縮小地區差距的方向努力。提出了一係列促進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的政策：優先在中西部地區安排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理順資源型產品價格，增強中西部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實行規範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製度，逐步增加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區改革開放的步伐，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區；加大對貧困地區的支持力度，扶持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加強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聯合與技術合作；等等。

　　2001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中明確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並在“十五”期間將過去偏重於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調整為注重區域經濟平衡協調發展的區域均衡發展戰略，以改變過去區域經濟增長不平衡的態勢。在這一發展戰略的指導下，中央先後製定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等重大區域發展戰略。這標誌著過去實行的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將轉變為區域均衡發展戰略。

　　西部大開發的範圍包括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廣西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麵積占全國的71.4%。2002年末，人口3.67億人，占全國的28.8%。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22660億元，占全國的16.8%。西部地區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大，戰略位置重要。但由於自然、曆史、社會等原因，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2/3，不到東部地區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指出，中央將進一步支持西部地區加大基礎設施和重點工程建設，引進人才和吸引外部資本參與西部建設，從而縮小東西差距，實現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的要求。

　　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3省，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擁有豐富的煤、鐵等資源。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是當前國家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的重點之一，其首要任務就是實現以產業振興為核心的經濟轉型，主要是按照產業集群化的思路，加快裝備製造業的發展，整合各方麵資源，將東北地區打造成為以汽車、機床、航空、造船、發電設備等為主的重大裝備製造業基地；同時搞好資源綜合利用和加工，加強商品糧生產基地建設。東北地區是我國基礎較好的工業基地，但是由於近年來偏重於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使得老工業基地發展落後。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將支持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加快調整和改造，支持以資源開采為主的城市和地區發展技術產業，支持革命老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加快發展。

　　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6省，地處我國內陸腹地，總人口3.61億人，占全國的28%，農村人口高達2.44億人，占全國農村人口的31.2%。自改革開放以來，中部地區經濟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是與東部沿海地區橫向比較仍存在明顯的差距。為此，按照區域均衡發展的戰略思路，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中部地區要加大結構調整力度，推進農業產業化、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具體而言，“十一五”期間，中部地區要立足於資源和勞動力優勢，進一步完善農業商品中生產基地和能源材料基地建設，積極抓好農產品加工轉化和資源深度開發，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並依托大中城市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快速發展。

　　國家預算內投資資金的空間配置直接體現了國家戰略思想的調整，1995年，內陸地區（包括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隻獲得了46.95%的國家預算內投資，而1996～2007年間，該份額上升到63.27%。國有投資的配置格局隨即也體現了國家戰略思路的傾向，“九五”期間內陸國有投資相對於“八五”時期上升了2.3個百分點，達到43.5%，“十五”期間進一步提高了5.3個百分點，達到48.8%。伴隨內陸地區，特別是中部地區投資效益的上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內陸份額也持續上升，“十一五”前兩年，內陸投資份額比“八五”時期高出7個百分點。

　　但是，統計數據表明，區域產出份額並沒有隨之發生相應改變。

　　第三階段（2005年迄今）：促進要素流動，促進協調發展。《中共中央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是根據我國區域布局的客觀現實問題和發展趨勢，就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提出了主體功能區規劃設想。

　　編製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就是要根據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謀劃未來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先開發、重點開發、限製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見專欄4-1），確定主體功能定位，明確開發方向，控製開發強度，規範開發秩序，完善開發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空間開發格局。

　　專欄4-1 主體功能區的內涵和基本要求

　　“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所確定的全國國土空間最新布局辦法，是戰略性、基礎性、約束性的規劃，也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區域規劃、城市規劃等的基本依據。

　　“優先開發區域”是指國土開發密度已經較高、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開始減弱的區域。要改變依靠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資源和大量排放汙染實現經濟較快增長的模式，把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提升參與全球分工與競爭的層次，繼續成為帶動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龍頭和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主體區域。

　　“重點開發區域”是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經濟和人口集聚條件較好的區域。要充實基礎設施，改善投資創業環境，促進產業集群發展，壯大經濟規模，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承接優化開發區域的產業轉移，承接限製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的人口轉移，逐步成為支撐全國經濟發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載體。

　　“限製開發區域”是指資源承載能力較弱、大規模集聚經濟和人口條件不夠好並關係到全國或較大區域範圍生態安全的區域。要堅持保持優先、適度開發、點狀發展，因地製宜發展資源環境可承載的特色產業，加強生態修複和環境保護，引導超載人口逐步有序轉移，逐步成為全國或區域性的重要生態功能區。

　　“禁止開發區域”是指依法設立的各類自然保護區域。要依據法律法規和相關的規劃實行強製性保護，控製人為因素對自然生態的幹擾，嚴禁不符合主體功能定位的開發活動。

　　按照這一規劃思路，全國傳統行政區劃界限將被打破，包括各類政策以及考核模式等都將以功能區為單位。具體要求為：對優先開發區域，要強化經濟結構、資源消耗、自主創新等評價，弱化經濟增長的評價；對重點開展區域，要綜合評價經濟增長、質量效益、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等；對限製發展開發區域，要突出生態環境保護等評價，弱化經濟增長、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評價；對禁止開發區域，主要評價生態環境保護。

　　編製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是全麵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舉措，有利於堅持以人為本，縮小地區間公共服務的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有利於引導經濟布局、人口分布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空間均衡；有利於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實現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有利於打破行政區劃，製定實施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和績效考評體係，加強和改善區域調控。

　　目前，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編製工作尚未完成，但作為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新思路，其對統籌區域發展的效果將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3.改革開放以來投資及布局效率顯著上升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大幅提高。前30年，國民經濟年均名義增長速度僅為6.9%，而近30年的年均實際增長速度為9.8%。在固定資產投資布局領域，布局效率也顯著改觀並大幅上升。

　　（1）國民經濟投資效果係數顯著上升，且地區間投資效果係數差異趨近。投資效果係數是我國衡量宏觀投資效果的常用指標，它是一個時期內的“GDP增量”和該時期“固定資產增量”的比值，反映的是單位固定資產增量（投資）所能帶來的國民產出增量。

　　1953～1978年間，大規模的布局西進並未帶來內陸地區經濟的顯著增長，據專家估計，在這個時期中，全國共形成了大約4000億元固定資產，真正發揮效用的僅有2500億元；而即使在這2500億元中，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還有相當一部分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東部地區雖有很好的投資效果，但其投資需求不能得到滿足，導致整個國民經濟投資效果係數僅為0.25.

　　改革開放以來的1979～2007年間，國民經濟的投資效果係數顯著提高，達到0.36.如果使用“固定資本形成”指標替代“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作為分母來計量投資效果係數，則改革前後的投資效果係數分別為0.26和0.42，差距更顯著。

　　地區間投資效果係數的龐大差距，意味著資源明顯錯配、浪費驚人，也意味著通過調整投資布局提高效率的空間很大。改革開放前的30年，東、中、西部累計的投資效果係數分別為0.33、0.22和0.14，投資效果差距赫然醒目。通過改革開放後持續30年的投資空間調整，在整個國民經濟投資效果提高的同時，東、中、西部投資效果的差距也顯著縮小。30年累計的投資效果係數分別為0.37、0.36和0.31，區域間投資效果水平明顯地趨於均衡。

　　（2）人民福利普遍改善，速度明顯加快。以人為本地解決地區差異問題，要點是富裕落後地區人民，加快其人均產量和人均收入的提高速率，而不是攀比地區間的投入水平或投入成本。從結果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無論是沿海地區還是內陸地區，人均GDP增長速度均顯著提高，意味著各地區人民福利水平普遍獲得大幅度改善。

　　1953～1978年間，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人均GDP的年均名義增長速度分別為5.0%、3.4%和4.8%；而改革開放後，三大地帶年均名義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4.3%、14.3%和13.9%，實際年均增長速度（扣除價格因素）為10.3%、9.2%和8.8%，遠遠高於改革開放前的名義增長速度。應該說，改革開放後的投資和經濟布局使包括東、中、西部全體人民在內的國民福利改善都大大提速。改革開放普惠於各地區人民，各地區人民也普遍分享了改革開放的成果。

　　（3）新世紀以來東中部地區間投資收益水平趨近。在微觀領域，項目投資效果以項目的投資收益率來加以評價，投資者據以在不同項目之間進行比較和投資決策。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國民經濟體製的轉軌以及投資主體決策行為的理性化，微觀投資主體在投資決策以及項目區位選擇時對投資回報水平的追求，一方麵必將帶來整個國民經濟投資效率和投資布局總體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麵也將逐漸使得地區間投資收益水平趨於均等化。我們以各地區生產總值收入法構成項目中的“營業盈餘增量”與各地區“固定資產投資”之比，作為區域性投資收益水平評判指標。計算結果表明，1997～2007年間，東部沿海地區的區域性投資收益率為12%，中部地區為12.1%，西部地區為7.8%。東、中部地區投資收益水平已經非常接近，而西部地區依然遠遜於東部和中部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