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30年

第三節 投資率、儲蓄率和國外儲蓄率

　　1.投資率的變化

　　投資率（或資本形成率）是指GDP中資本形成所占的比重，是反映經濟結構的重要指標之一。投資率按構成可分為固定資本形成率和存貨增加率，其中固定資本形成率通常占相當大的比重。1981～2007年，由於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長速度（20.4%）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9.9%），所以，這一時期我國的投資率總體上呈上升趨勢，1981年為32.6%，2007年上升到42.1%，26年間上升了9.5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0.36個百分點。同期固定資本形成率的變化趨勢與投資率相同，但上升的幅度要比投資率大，1981年為26.8%，2007年上升到40.2%，上升了14.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0.57個百分點。

　　分時期看，1981～1990年，平均投資率和固定資本形成率分別為35.2%和28.2%，1990～1999年，平均投資率和固定資本形成率分別為37.8%和31.7%，分別比上期上升了2.6個和3.5個百分點，1999～2007年，平均投資率和固定資本形成率分別為39.7%和37.8%，分別比上期上升了1.9個和6.1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率上升速度有所加快。

　　從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投資率的變動趨勢看，有三個特點：一是投資率長期呈上升趨勢。二是投資率在短期內隨經濟周期波動而波動，波動方向與經濟周期的方向相同，波幅越來越小。但2004～2007年間投資率的變化與以前相比有所不同，波動方向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方向相反。三是從資本的內部構成看，固定資本形成比重不斷上升，存貨增加的比重不斷下降。1981～2000年，投資率與固定資本形成率相差較大，或者說，存貨增加率較高，平均為6%，2000年後，存貨增加率明顯降低，平均為1.8%，投資率與固定資本形成率逐漸接近。

　　我國投資率長期呈上升趨勢，尤其是近幾年處於40%以上的曆史最高位，在國際上也是非常罕見的。有關我國投資率節節攀升的解釋，在學術界尚存在一定的爭議。我們認為，這首先是由我國當前正處於工業化中期的發展階段，尤其是重化工業快速發展、城市化率提高和長期以來較高的儲蓄率所決定的，投資率的上升有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

　　其次，投資率尤其是固定資本形成率與固定資產投資的宏觀效益具有比較緊密的關係。宏觀投資效益相對較低的經濟體，為了達到一定水平的經濟產出效果（如GDP持續、穩定增長），縮短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距，客觀上需要保持相對較高的投資率（相應地，這類經濟體的消費率會低一些）；反之，宏觀投資效益相對較高的經濟體則隻需要維持相對較低的投資率。

　　最後，非常重要的是，政府長期以來在公共服務、公共產品方麵的投入嚴重不足所致，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麵：第一，我國以間接稅為主的財稅體製使政府工作容易產生重投資、輕消費的利益偏向，各級政府具有強烈的擴大投資的利益動機；第二，現行體製下各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幹預投資要素價格乃至要素流動的手段，政府在投資領域的“越位”導致許多低效、無效投資項目上馬；第三，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麵的“缺位”使居民防範型儲蓄動機增強，抑製了居民消費意願；第四，宏觀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所得比重下降，不利於消費率的提高。

　　2.國民儲蓄率和國外儲蓄率的變化

　　國民總儲蓄是指國民收入中扣除消費部分的餘額，儲蓄率為國民總儲蓄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國民經濟恒等式可知，在封閉條件下，一個經濟體一年的總收入中的儲蓄部分應恒等於這一年的總投資；在開放條件下，由於外部經濟的存在，一個經濟體的總儲蓄和總投資可以不相等，如果本國投資大於本國儲蓄，它可以通過使用外國儲蓄來彌補差額；反之，如果本國儲蓄大於投資，多餘的儲蓄可以借出給外國使用。在經濟統計中，本國經濟與外國經濟交往的部分表現為國際收支表中的經常賬戶餘額。這樣，開放條件下國民經濟恒等式為：國民總儲蓄（S）-國內總投資（I）=經濟賬戶餘額（CA），即S-I=CA。若用國民收入同除上式兩端，則有，儲蓄率-投資率=國外儲蓄率。其中，國外儲蓄率為經常賬戶餘額與國民收入之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儲蓄率的變化趨勢與投資率相同，長期呈上升趨勢。1978年，儲蓄率為37.9%，但2007年快速上升到51.2%，29年間上升了個13.3百分點，約每年上升4.6個百分點。同投資率一樣，儲蓄率的波動也基本與經濟周期的波動相同，在經濟加速增長時期，儲蓄率也不斷上升，在經濟增長減速期，儲蓄率也逐漸降低。

　　從近30年來我國的國外儲蓄率變化情況看，有三個突出的特點：第一，1997年以前，國外儲蓄率的變化與經濟周期波動的方向相反，即在經濟加速增長期，國外儲蓄率向負的方向發展，經濟增速在高位時，國外儲蓄率變為負，也就是說，國內投資大於國民儲蓄，不足部分借用國外儲蓄來彌補；相反，在經濟增速逐漸減慢時期，國外儲蓄率逐漸上升，經濟增長在穀底附近，國外儲蓄率轉為正，即儲蓄大於投資。第二，1978～1997年間，國外儲蓄率為正的年數與負的年份數基本相當，也就是，出現儲蓄多餘和不足的年數相同，長期看儲蓄和投資是基本平衡的。第三，1994年以後，國外儲蓄率持續為正，即國民儲蓄大於國內投資（或經常賬戶順差）的現象持續存在，尤其是2004～2007年間，國外儲蓄率快速上升，經常賬戶順差顯著擴大，外部失衡加劇。

　　對1994年以來儲蓄大於投資的失衡現象的一種解釋是，由於我國現階段社會保障體係不健全，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過於擔憂，從而居民的儲蓄傾向上升，使得國民總儲蓄率始終處於高位，為消化這些儲蓄，投資率也隨之不斷升高，即便如此，由於金融體係效率低下，儲蓄也無法完全被高投資消化掉，剩餘儲蓄轉移到國外，表現為經常賬戶出現盈餘。這種解釋實際上是在利用開放宏觀經濟恒等式（S-I=CA）的左端來解釋右端，事實上是把CA完全當作儲蓄行為與投資行為的結果，作為一個被動存在的差額。而開放宏觀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強調恒等式反映的是一個客觀結果，而不具有解釋宏觀經濟行為的功能。

　　我們認為，即使一個經濟體“常態”地存在一個高水平的儲蓄率，由於經濟係統本身存在自我調節機製，因而並不注定會持續存在儲蓄投資失衡。因此，導致儲蓄大於投資的原因不能簡單地用高水平儲蓄率來解釋。而長期以來實行的“獎出限進”的出口導向貿易政策是導致我國持續存在儲蓄大於投資現象的根本原因。“獎出限進”貿易政策的效果必將使經常項目傾向於盈餘，這種政策持續地激勵著外部需求，造成經常賬戶順差的持續存在和擴大。從經常賬戶餘額構成儲蓄一部分的意義上說，“獎出限進”政策功能的發揮，本身就是在激勵儲蓄、抑製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