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精神

第十二章 圓滿人生，職業成就事業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職業和事業，職業為生存，事業為追求，

　　有的人為生存放棄理想，有的人為理想朝不保夕，

　　很少有人能像玄奘一樣將職業與事業結合得如此完美：

　　他執著，執著到用一生來完成自己的信念與理想，

　　他倔強，倔強到用自己的方式來追憶一些事、一些人。

　　用職業成就事業，玄奘用身體力行向後人生動詮釋了圓滿人生的最高境界。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玄奘回到於闐，再次踏上了西域的土地，離故國大唐也隻剩一步之遙。

　　在於闐，玄奘本打算取道高昌回國，履行當年與高昌王麹文泰的約定，然而得到的卻是大唐軍隊攻占高昌、麹文泰身死的噩耗。

　　歸國後，玄奘得到了唐太宗最高規格的禮遇，然而他並沒有因為自己的聲望和功績而過度沉浸在歡喜愉悅中——玄奘的內心始終十分安靜，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麽和自己肩上擔負的責任。

　　譯經，對回國後的玄奘來說，這是他後半段生命中最重大的使命；身同經在，取經隻是他恢弘誌向的一半，接下來，他要把從印度帶來的海量經書翻譯成漢語，弘揚佛法。

　　辯機和唐太宗的死給玄奘帶來了巨大的打擊，如今依舊聳立著的大雁塔，究竟意味著什麽呢？

　　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玄奘重新踏上了西域的土地，來到了西域絲綢南路上一個重要的佛教國家於闐（今新疆和田）。當然，十幾年後，於闐也將成為大唐帝國版圖的一部分。

　　於闐地處塔裏木盆地南沿，東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車、疏勒，盛時領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於田、民豐等縣市，都西城（今和田約特幹遺址）。

　　於闐是西域最著名的古國之一，漢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漢軍司馬班超至於闐，並以此為根據地，北攻姑墨，西破莎車、疏勒。西晉時與鄯善、焉耆、龜茲、疏勒並為西域大國。北魏年間，於闐先後被吐穀渾、柔然攻襲，國勢漸衰。唐太宗貞觀年間，於闐王遣子入侍唐朝。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於闐成為唐安西四鎮之一，成為絲綢之路南道最重要的軍事、經濟、文化中心。

　　於闐農業、手工紡織業發達，是西域諸國中最早學會中原養蠶技術的國家，以玉石聞名於世，還是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對中原佛教影響巨大。

　　在之前的講述中我們知道，玄奘離開河西後，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在西域境內采取的是偏離官道又不敢遠離官道、北路與中路交替的前進路線，既是出於地理環境因素的考慮，又是政治外交因素影響的結果。但是這條路線現在正被戰爭的陰影所籠罩——大唐和西突厥正在爭奪天山南北的控製權，出於安全的考慮，玄奘選擇了從西域絲綢南路，平靜而愉悅地沿著當年佛教東傳的路線東行。

　　絲綢南路平坦寬闊，世異時移，如今的玄奘已不再是當年那個戰戰兢兢都不敢在白天上路的偷渡僧人，不再需要小心翼翼沿途閃躲多走許多彎路，更不必擔心取水時被人一箭射死——他的行李從一個單人背囊變成了數以噸計的經卷寶物；他不再是一個人上路，也無須一個人在茫茫沙漠戈壁中苦苦尋找水源，用信念和毅力支持自己前進；他的周圍雲集著各國的高僧、使者，他們眾星拱月般地陪伴著這位當世最傑出的聖僧東歸，他們覺得無比自豪，因為他們將要前往的是那個時代最強大、最繁華、最神秘的東方大國——大唐。

　　從曲女城到於闐，玄奘和他的隊伍足足走了三年，玄奘有意放慢腳步，不急不緩地走訪了來時未及遊曆的各處名勝佛跡，不斷接納新的成員加入到這支龐大的“觀光團”裏來。他們受到了沿途各國最高級別的禮遇，即便在那些並不信奉佛教的國家裏，玄奘也被看成是大唐的象征，國王們紛紛請求玄奘向大唐皇帝轉達最誠摯的敬意。

　　不是使節勝似使節，這或許是對玄奘當時身份的最好概括。

　　玄奘歸來的消息傳到了於闐，這個有著悠久曆史的西域古國沸騰了。於闐國國王帶著王子打馬飛奔趕到國境，見了玄奘一麵後，當即留下王子陪伴，自己又打馬趕回王城準備歡迎儀式。當玄奘一行就快走到王城時，國王又派出大臣在半道迎接，恭恭敬敬地將他迎入王城。

　　如果說高昌是玄奘離開大唐後、開始西行前的籌備基地，那麽於闐就是他西行歸來、返回大唐前的一個緩衝之所。不論是離開還是歸來，玄奘西行都已不再是一次簡單的佛教活動——十八年前，西域與大唐關山相隔，十八年後，大唐儼然已是西域的主人，當中涉及的政治、軍事、外交關係，都需要玄奘在回國前進行充分的了解和準備。

　　一個真正成熟的社會人，是不會因為內心強烈的願望而去盲目地做一件事，充分的準備和周密的規劃，才能為下一步計劃的實施保駕護航。

　　為了更好地完成從遊學僧人到大唐臣民的角色轉換，玄奘在於闐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第一，整理物資。這裏的物資包括從印度帶回來的經卷、佛像、珍寶等貴重物品，也包括沿途所需糧食、藥品、衣物、馬匹、駱駝等後勤物資。管理一支數百人的隊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一個細節都需要統籌安排，更緊要的是，由於在橫渡印度河時損失了一部分經卷，所以玄奘要利用在於闐停留的機會派人去龜茲、疏勒等地補抄經文。

　　第二，了解情況。這裏的情況也包括兩部分：一是於闐當地的風俗民情，這是玄奘每到一處的慣例，也是後來撰寫《大唐西域記》的基礎；二是整個西域現在的政治局勢以及與唐朝的關係。這一點非常重要，早在貞觀初年離開河西的時候，玄奘就感覺到唐太宗有對西域用兵的跡象，所以他必須清楚哪些地方已經劃入大唐版圖，哪些地方還是獨立的國家，哪些地方受突厥控製，哪些地方已經臣服大唐。

　　第三，上書朝廷。由於自己當年是以一個“偷渡者”的身份私自離國，而朝廷的通緝令很可能到現在還沒撤銷，所以玄奘必須上書朝廷，向朝廷說明取經的原委和成果，懇求朝廷不計罪過批準自己入境。

　　在西域，僧人與商隊往往是結伴而行，一邊遊曆一邊傳道，因此，商隊不但是傳播佛教的重要媒介，也是各種消息的主要來源。玄奘到達於闐後不久，一個名叫馬玄誌的高昌商人帶著他的駱駝隊也來到了於闐。玄奘連忙找到馬玄誌，向他打聽義兄高昌王麹文泰的消息，但是得到的卻是麹文泰亡國身死的噩耗。

　　早在貞觀四年，也就是玄奘到達那爛陀寺所在的摩揭陀國的前一年，高昌王麹文泰曾親自前往長安覲見唐太宗李世民。不過當時唐朝在西域的影響力還很有限，所以與葉護可汗有姻親關係的麹文泰還是把西突厥當成自己的靠山，每每阻止西域各國通過其境向唐朝入貢，還時不時發兵侵擾已經歸附唐朝的伊吾、焉耆等國。唐太宗一怒之下，才下決心拔掉高昌這顆戰略位置極為重要，又不順從聽話的釘子。

　　經過九年的準備，唐太宗於貞觀十三年（也就是玄奘離開那爛陀寺在南印度遊學期間）召麹文泰入朝。也許是看到了大唐對西域的野心，也許是害怕唐太宗的懲罰，麹文泰找了個借口沒去長安，繼續躲在高昌國當他的土皇帝。麹文泰的行為正好給了唐太宗出兵的借口。

　　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唐太宗命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為副總管，率步騎數萬及突厥騎兵一同征討高昌。唐軍大兵壓境，麹文泰又驚又怕，不久便憂懼而死，其子智盛即位。次年八月，唐軍擊敗麹智盛後圍困高昌王城。奉命前來救援高昌的西突厥大軍見唐軍強盛，於可汗浮圖城率眾歸降。麹智盛見大勢已去，不得不開城投降。攻滅高昌國後，唐朝於高昌置西州，於可汗浮圖城置庭州，又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一舉打通了由中原經河西走廊前往西域各國的通道，大大加強了對西域地區的控製，同時也有力地遏製了西突厥。

　　馬玄誌的消息非常及時，因為玄奘本打算在於闐休整一段時間後便北上高昌與義兄麹文泰見麵，履行當年分別時許下的諾言，但現在故人已逝，諾言隨風而去，徒留玄奘一人空自長歎。玄奘是個重情義的人，他曾想前往高昌去祭奠麹文泰，但是他沒有這麽做——高昌國是被大唐所滅，麹文泰是在唐軍壓境時憂懼而死，此時離高昌亡國不過四年，祭奠義兄，從情理上說無可厚非，但是朝廷的官員們會如何看？皇帝又會如何看？更何況自己還在指望朝廷赦免當年偷渡出關的罪過。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決不能橫生枝節，決不能為了一己私情而壞了整個歸國大計，讓多年心血付之東流！

　　玄奘強忍住悲痛和對故人的追思，靜下心來，用極為誠懇的語氣給朝廷寫了一封信，然後鄭重地把這封信交給即將前往長安做生意的馬玄誌，拜托他務必把信呈交給朝廷。

　　商隊走了，玄奘開始了漫長的等待，在此期間，玄奘一邊在於闐周邊遊曆，一邊給當地人講經弘法，對南部西域的風土人情也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春去秋來，這一等就是七八個月，大唐的使節終於來了，而且還帶來了唐太宗的親筆信：

　　“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

　　在這封信裏，唐太宗對當年偷渡出關之事一字不提，非常高興地讓玄奘立刻趕去與他相見，還讓他把隨行通曉梵文佛經的僧人全都帶上，同時命令於闐、鄯善等地沿途護送，並派出官員在敦煌迎接，表現出了極為熱誠的歡迎態度。唐太宗的回應讓他欣喜萬分，也讓他拋去了最後一絲顧慮。很快，玄奘就帶著他的取經隊伍浩浩蕩蕩地離開了於闐，踏上了令人激動的東歸之旅。

　　玄奘從於闐出發，沿著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南緣、昆侖山脈北麓的絲綢西域南路東行，渡過了和田河、克裏雅河、尼雅河、牙通古斯河、安迪爾河、喀拉米蘭河後，在車爾臣河畔的且末遇到了鄯善派來迎接的隊伍，然後沿車爾臣河繼續往東，經若羌、樓蘭進入疏勒河流域，最後來到敦煌。

　　玄奘隻在敦煌停留了沒幾天，當他聽說唐太宗已經離開長安前往洛陽主持遼東戰事的時候，心裏非常著急，他擔心見不到這位英名偉大的君主，因此又給朝廷寫了一封信匯報行程，一方麵是為了信息溝通，也讓朝廷和地方上來得及準備，一方麵也是向唐太宗表達自己的迫切之心。寫完信後，玄奘與信使同時上路，沿著當年走過的那條河西大道向帝都長安疾行。

　　……

　　時光流轉，故事又回到了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了大唐帝國的西京長安，回到了大唐皇帝給玄奘安排的譯經之地——弘福寺。

　　玄奘一生跌宕起伏，他的經曆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出生到西行取經之前，在這二十七年裏，玄奘和大多數那個時代的僧人一樣學習、遊曆，完成了作為一名佛學大師最初的知識積累和人格定型；第二階段從他離開長安開始，一直到取經歸來，在這十九年裏，玄奘憑借頑強執著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求學從一個小有名氣的僧人變成一位受萬眾景仰的高僧；第三階段起自取經歸來，一直到他生命完結，也是十九年。十九年前，他為取經義無反顧；十九年後，他為譯經全心投入。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職業和事業，職業是手段，事業是追求；對玄奘而言，他的職業是一名僧人，他的事業則是取得真經、弘法蒼生，把職業和事業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才是人生最大的成功。

　　在之前的故事裏，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佛學造詣精深、人格品質高尚的玄奘，但是人永遠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存在，沒有李大亮、獨孤達、李昌、王祥、麹文泰、葉護可汗、鳩摩羅王、戒日王、唐太宗這些世俗權力者的介入，玄奘也許能夠達成前往西天取經的願望，但取經本身的過程、規模、影響力、曆史意義，決不可能像現在這般輝煌而精彩。玄奘的成功是他一個人的成功，也是那個時代的成功，更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大致可以概括為四點：

　　精深的佛學造詣；

　　高尚的人格品質；

　　熟練的人際手段；

　　出色的管理能力。

　　前三點，我們能夠在一係列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到，第四點，似乎不那麽明顯——玄奘既不是國王又不是官員，也無須為大大小小的瑣事操心，何來管理能力一說？

　　有過遠足經驗的人都知道，團隊出遊，最難的不是如何克服環境和生活上的困難，而是協調人際關係，尤其在野外，如何磨合隊伍帶領大家朝既定的目標前進，才是最能考驗領導者能力的地方。玄奘的取經隊伍也是如此。離開高昌國後，玄奘就不再是獨自前行，不論是向導、僧人、使者還是苦力，都需要隊伍的首領——玄奘——來明確方向、安排行程、分配物資，處理沿途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危險。

　　在這個過程中，某一個人的聲望、地位、武力有時並不能起到決定作用，就像在沙漠裏，在遇到暴風雪或嚴重缺少水源補給的惡劣環境下，團隊成員的信心和凝聚力會隨之減弱，甚至崩潰，這就需要首領用各種手段來解決問題，鼓勵大家繼續往前走。

　　翻越淩山時，玄奘的隊伍遭受到了嚴重的人員和物資損失，但是這支隊伍始終沒有因為管理不善和內部矛盾而出現叛逃、內訌、嘩變等狀況。這對一個僧人來說是非常難得的。尤其在歸國途中，玄奘隊伍的規模更大、人數更多、成員組成更加複雜，攜帶的物資成千上萬，而且更加貴重，管理難度更大，但是玄奘做得比很多國家的使節都要好，帶著這支龐大的“觀光團”加“使節團”順利地回到了大唐。

　　光有手段沒有人格很難帶隊，那隻能維持表麵的平靜；光有好人品也帶不了隊伍，老好人往往缺少臨場解決問題的能力。確保團隊的凝聚力和協調性是能力、威望、人格、手段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要素，玄奘恰恰都具備了。

　　對玄奘來說，取經和歸國兩段旅程中對隊伍的管理也許並非刻意，隻是一種需要，隻是在實際中順便鍛煉了自己的領導能力；那麽在歸國後，在麵對弘福寺內如山般堆積的珍貴經卷的時候，他感到了壓力，感到自己必須組建一支高水平的譯經隊伍，才能又快又好地把它們翻譯出來，弘法蒼生。

　　所以，玄奘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借助官方的力量在弘福寺內組織一次規模龐大的譯經工程；而這次龐大的譯經工程，恰好是玄奘展現出色管理能力的最好平台。那麽，進行一項工程需要哪些條件呢？

　　原材料、人才、現場管理、標準化生產，缺一不可。

　　一、原材料

　　這裏的原材料，既是指玄奘從印度帶回來的經卷，也包括場地、資金、衣食等譯經者必需的生活和工作保障。場地，就是當時長安最大的寺院弘福寺，由於與皇家關係密切，又有官府派兵把守，所以一般人很難打擾到整個譯經工作。譯經不但需要人力，還需要巨大的物力、財力支持，衣食和辦公耗材這些最起碼的東西，唐太宗已明令由房玄齡全權負責，一切費用由朝廷出資，所以也不存在問題。

　　原材料裏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整個譯經工程的核心部分，就是玄奘不遠萬裏從印度帶回來的珍貴佛經。

　　在翻譯中，並不是所有著作都是由原著的語言直譯過來，比如一部小說，作者是法國人，但在傳入中國的時候，譯者卻是從它的英語版本翻譯成中文，由於語法和翻譯習慣的原因，這當中就有可能出現語句和意思上的偏差，唐初中原地區流傳的佛經也存在這個問題。佛教在兩漢之際由西域傳入中原，經過魏晉南北朝的融合交流，在隋唐之際呈現出一種混亂有待整合的格局。這既是玄奘西行取經的初衷，也是佛經在流傳翻譯過程中造成的必然結果。

　　玄奘所處的時代，中原地區的佛經大多不是直接從印度傳入的“梵本”，而是中亞和西域各種語言翻譯過來的“胡本”。也就是說，這些佛經是先從“梵本”翻譯成“胡本”，再從“胡本”翻譯成“漢本”，而中亞和西域的語言又因為這些地區千百年來的動蕩局勢和國家民族的變遷消亡而變得很難考證，就造成了同樣一部佛經存在多個不同版本解釋的情況，甚至同一個版本在不同年代的解釋也不同，這就給佛教的傳播和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所以，玄奘從印度帶回來的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印度版佛經，就成了中原佛經破除陳舊版本、接受佛教發源地最新、最熱佛教思想的上等原材料。

　　此後，隨著佛教在印度的衰落，很多重要佛經的梵文版本就此失傳，因此，玄奘翻譯的漢本佛經就成為碩果僅存的孤本，可見玄奘名為取經實為護經的行為是多麽的具有先見之明。

　　二、人才

　　《天下無賊》中的黎叔有一句經典台詞：“21世紀什麽最重要？人才！”

　　這句話放在玄奘的時代同樣適用：“7世紀譯經什麽最重要？”還是人才。

　　任何一項工程都是團隊合作的產物，再偉大的人都不可能憑一個人的力量去做事業。

　　所以，在得到充足的物質保障後，玄奘就開始著手組建譯經團隊。玄奘對這些由他親手挑選的經書有著深厚的感情，因此在挑選人才上也格外嚴格：

　　首先，要有精湛的佛學修為。這是最起碼的前提，如果一個僧人連本國的漢語佛經都理解不透，又有什麽資格參加這類高難度的譯經？

　　其次，要精通梵文和漢語。這是專業技能，譯經，就是把經書從梵文翻譯到漢語，如果不懂梵文，談何譯經？

　　再次，要有良好的品行。這一點看似與譯經無關，但在玄奘看來卻非常重要——一個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的軍官，會容忍手下的士兵們自由散漫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最後，要有使命感。譯經是一項事業，事業在很多時候是不計回報的，所以支撐一個人為事業而堅持不懈的，正是使命感。那些隻把入選譯經隊伍當做業內或官方對自己修為、資曆、聲望認可而不把它看成一項神聖使命的僧人，玄奘是不會要的，不管你年紀多大、是哪所寺廟的方丈主持。

　　另外可能還有一個潛在的標準，那就是年齡：譯經是一項費時費力的龐大工程，既需要腦力，又需要精神體力來支持，所以同等條件下，那些年長體弱的高僧們也許就不在玄奘考慮的範圍內了。

　　定下這些要求後，玄奘就把申請組建譯經團隊的表章上呈給了房玄齡。房玄齡當即派人前往全國各地，以公文的形式讓地方上推舉高僧進京麵試，一次全國範圍內的高僧選拔活動開始了。

　　最後，留在玄奘譯經隊伍裏的核心成員包括證義大德十二人、綴文大德九人、字學大德一人、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大唐西域記》的執筆者，年僅二十六歲的佛界後起之秀辯機就在九位綴文大德之列。

　　三、現場管理

　　一項工程，光有充足的原材料和高素質的人才隊伍還不夠，它需要有人在現場指揮，對工程進度、項目安排、部門合作、應急措施有一個全局的把握。現場管理，其實就是去處理無數計劃中意料外的小事件，這些事件看似毫不起眼，卻能影響整個工程的開展。開譯場譯經，玄奘不是第一人，但是在譯場的組織管理上，玄奘無疑做得最好，也直接體現了他出色的管理能力。

　　四、標準化生產

　　工程有工程標準，譯經也有譯經的標準。玄奘在佛經翻譯上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方麵：

　　首先，他尊重原著，提出了類似於近代學者嚴複總結的“信”、“達”、“雅”的佛經翻譯標準。信，就是準確，也就是直譯，要確保佛經的完整性和本意不被曲解改動；達，就是生動，也就是在準確直譯的基礎上，對佛經的內容結構進行合理的調整，避免重複和贅述；雅，就是潤飾，也是最後一步，即在保證“信”和“達”的前提下，對翻譯過來的漢語佛經的遣詞造句進行加工修飾，使佛經既有思想性，又有文學性。

　　其次，由於玄奘主持翻譯的佛經與梵文原本在內容和意思上最為接近，所以人們往往把玄奘版佛經當做原本來看待，這也從側麵證明了“譯經”實為“護經”，翻譯實為傳承。

　　經過兩個月忙碌而有序的準備，位於長安弘福寺內的譯場終於在貞觀十九年五月正式建立。

　　汽車不可能瞬間提速，團隊也需要磨合期，玄奘顯然是一個稱職的工程師。

　　在最初的一年時間裏，玄奘沒有因為原材料和人才上的優勢而盲目開工，而是小心翼翼地選擇了一些相對次要的佛經來“熱身”。事實證明，一年的熱身非常必要，不但讓參與譯經的僧人們熟悉了翻譯的分工和流程，積累了翻譯經驗，也讓很多之前不曾預想到的問題暴露了出來——比如著名的法藏大師就是因為在熱身期間與玄奘對某部經書的看法不同而退出了譯經隊伍。

　　之後幾年，玄奘就是在緊張而充實的譯經生活中度過，這當中有兩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老子》的翻譯。《老子》又名《道德經》，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道家經典。在唐代，為了宣揚“天命”，李唐皇室就把自己看成是老子的後人，因此把道教奉為國教，地位排在儒佛道三家之首。隨著唐朝勢力控製西域和絲綢之路的重新開通，中原地區與中亞印度的交流也日漸頻繁，戒日王的使者甚至搶在玄奘歸國之前，於貞觀十五年便來到長安向唐太宗納貢示好，此後就有印度國王請求大唐能夠賜予《老子》一書。印度國王為什麽會對《老子》感興趣，《老子》與印度宗教有什麽關聯，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作為大唐帝國的統治者，又是奉道家為正統的唐太宗沒有理由拒絕這樣一個顯示大國恩澤、宣揚李家正統的機會，於是命玄奘會同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多人一起將《老子》翻譯成梵文。

　　宗派之別，信仰之見，一心弘揚佛法的玄奘當然不太願意為道家做嫁衣裳，不過這是皇帝指派的任務，他也不好當麵反對，隻能勉為其難地接受了任務，然而在內心深處，玄奘根本不認同道教，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常常與道士們發生爭論。當道士們向宰相要求把《老子》的序文也譯出來時，玄奘堅決拒絕了。不久，大唐使臣王玄策就帶著梵文版的《老子》第二次出使印度。

　　第二件事是《瑜伽師地論》的翻譯。《瑜伽師地論》既是玄奘西行求法的最重要目標之一，也是他在那爛陀寺跟隨戒賢法師學習時間最長的一部經書，之前一年多時間的翻譯磨合期，其實就是為了這部《瑜伽師地論》。

　　貞觀二十二年五月，《瑜伽師地論》翻譯完成，此時正值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歸來，唐太宗便招來玄奘，再次要求他還俗做官，再次遭到了玄奘的拒絕。幸虧褚遂良從旁調解，唐太宗才收起怒火，讓人取來玄奘剛剛翻譯完的漢版《瑜伽師地論》，看完之後大加讚賞，還命令秘書省將漢文版《瑜伽師地論》抄寫九份，分送九州郡縣，然後由九所著名的寺院收藏，好讓天下人一同參閱這部煌煌巨著。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就在《瑜伽師地論》翻譯完成後的那一年裏（即貞觀二十三年），玄奘遭受到了一生中最為沉重的兩個打擊。這兩次打擊，甚至比渡河失經和麹文泰的死更讓玄奘痛心。

　　玄奘沒有忘記唐太宗對自己的囑托——撰寫一部介紹西域各國風土民情的著作。所以在翻譯《瑜伽師地論》之前，也就是整個譯經團隊還處在磨合期的時候，他就開始了《大唐西域記》的準備工作。

　　提到《大唐西域記》，就不能不提起玄奘的親傳弟子——辯機。

　　辯機的家世和生平都已不可考，但是從《大唐西域記》卷末的《記讚》來看，辯機十五歲出家，師從長安大總持寺道嶽法師，後來道嶽法師被任為普光寺寺主，辯機則改住長安會昌寺，十餘年間潛心修佛，於貞觀十九年以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的資格入選玄奘譯場，成為九名綴文大德之一。

　　在玄奘的譯經團隊中，辯機不但年紀最輕，而且儀態風流、文采斐然。在玄奘眼中，辯機儼然就是年輕時的自己，因此對他格外器重。辯機也很爭氣，在出任綴文大德期間，由他譯出的佛經就有《顯揚聖教論頌》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佛地經》一卷，《天請問經》一卷；隨後他又參與了《瑜伽師地論》的翻譯，負責一百卷經文中的三十卷，隨即被玄奘欽定為《大唐西域記》的執筆者。

　　《大唐西域記》記載了玄奘在取經途中親曆和聽說的一百三十八個西域國家或城邦的情況，範圍包括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裏蘭卡等國家或地區，詳細記錄了各地地理、交通、氣候、物產、民族、語言、曆史、宗教、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各方麵的情況，對了解和研究古代中亞、南亞的曆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重建印度古代曆史的最重要的資料——不僅眾多印度古代社會、曆史的著作主要依據《大唐西域記》保留的資料寫成，甚至連印度著名的那爛陀寺遺址，也是根據《大唐西域記》記載的線索發掘和複原的。在印度，玄奘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玄奘本人也已成為一個時代的見證。

　　然而就在這時，風華正茂的辯機卻因與高陽公主私通之事被揭發而被唐太宗下令腰斬，一顆冉冉升起的佛界新星就此隕落。辯機之死，不但讓玄奘失去了一個最好的助手，也給譯場帶來了極壞的影響——相傳辯機腰斬那日，長安市民爭相觀看，一些人甚至開始借題發揮攻擊玄奘和大乘佛教。

　　被玄奘視為衣缽傳人的辯機死了。辯機不是玄奘，在世俗的誘惑麵前，年輕的他淪陷在了熱情美貌的高陽公主裙下，三十年短暫而華彩的生命換來的隻是身後無盡的歎息和小說家們無窮的想象……

　　就在辯機死後不久，第二個打擊緊隨而至。

　　貞觀二十二年七月，一代名臣房玄齡去世；隨後，高陽公主與辯機私通案被揭發，辯機被腰斬……一連串的事件讓唐太宗的身體和情緒越來越壞，他想到了玄奘，想讓他來陪自己說說話。

　　接到唐太宗的傳詔後，玄奘立刻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星夜兼程地趕去陪駕。玄奘關心唐太宗，希望能夠用佛法讓這位偉大君王的身體好起來，同時，他也有更深層次的考慮——辯機之死不但給譯場帶來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也讓玄奘看清了政治的冷酷無情，在這個節骨眼兒上，隻有終日陪伴在皇帝身邊，才能避免有人趁唐太宗精神恍惚之際暗中攻擊佛教。來到翠微宮後，玄奘一邊給病重的太宗講經說故事，一邊在喜安殿繼續翻譯佛經。然而讓玄奘沒有想到的是，僅僅一個月後，戎馬半生、叱吒風雲、奠定大唐盛世基業的一代英主唐太宗便去世了，終年五十三歲。

　　玄奘對唐太宗的感情是十分複雜的，一方麵，他是自己譯經的堅定支持者；另一方麵，他又無情地處死了自己最器重的弟子，但是在心底裏，玄奘對唐太宗還是充滿了感激和景仰之情。

　　在命運麵前，人是如此的脆弱和渺小，繁花璀璨之後，留下的就隻有心底的那一份堅持。

　　辯機和唐太宗的先後死去讓玄奘突然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年近半百的玄奘突然明白了“五十而知天命”的真正含義，能夠陪伴他的，就隻剩下那無窮的經卷和佛祖像前那盞跳動的青燈……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仍在長安慈恩寺翻譯佛經的玄奘擔心數量巨大的佛經遭遇火災，於是請求唐高宗在寺內西院造一座石塔，用來保護那些珍貴的經書和舍利子。唐高宗很快批準了玄奘的請求。

　　這座石塔原計劃有三十丈高，後因耗費太大而改為磚造，仿印度攀堵婆式設計塔形，每層塔的中心都儲藏有大量舍利子。半個月後，磚塔建成，即現在的西安名勝大雁塔。次年，唐太宗的《大唐三藏聖教序》和唐高宗的《述三藏聖教敘記》也被刻成石碑樹立在磚塔南門兩側，書寫碑文者正是貞觀、永徽年間首屈一指的書法大家褚遂良。

　　玄奘在世時，這座磚塔並沒有明確的名字，直到三十年後磚塔倒塌（當時玄奘已經去世），女皇武則天才與王公貴族們一起集資重修了一座十層高的佛塔，並正式命名為大雁塔。

　　從外形和結構上看，大雁塔與中國傳統的磚塔、石塔完全不同，玄奘在他的記載中也提到是模仿外國製式而建。那麽，大雁塔的靈感究竟來源於哪裏呢？

　　在之前的講述中我們曾提到，玄奘在那爛陀寺附近遊曆時見到過一座“鴿子廟”，在鴿子廟的東麵有一座塔，就叫大雁塔。也許是大雁塔奇特的造型給玄奘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也許是佛祖化身大雁舍身成仁的故事太過感人，也許是忘不了那段在那爛陀寺求學的美好時光；也許，他還想到了麹文泰，想到了辯機，想到了唐太宗……

　　玄奘是執著的，他會用一生來完成自己的信念與理想；

　　玄奘是倔強的，他要以自己的方式來追憶一些事、一些人。

　　隨著時間而流逝，這些人和事都會化作曆史的碎片，但是一千三百多年後，當我們站在大雁塔前，這座儼然已是玄奘法師化身的古塔在曆經滄桑風雨之後依然聳立，依然是那般的倔強而挺拔……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玄奘圓寂於玉華宮，一代高僧就此辭世。

　　玄奘的一生是成功的，從取經到譯經，他用畢生的精力實現了自己對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他的成功超脫了普通意義上的功利色彩，從個人角度來看，他做到了職業和事業的完美結合，從現實角度來看，他把個人成就與象征大唐、象征民族的時代精神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從這個角度看，玄奘是用職業成就了自己的事業，又用事業成就了整個時代的精神，這是一般人很難達到的高度，也讓職業和事業的分界線不那麽清晰，讓二者都成了人生目標，這也是當代職場人個人追求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