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業投資研究

第三節 貨幣政策與製造業投資

　　貨幣政策是一國中央銀行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製定和實施的各種管理和調控貨幣供應量及結構的措施的總稱。主要是通過對貨幣和信用的控製調節總需求，並進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經濟管理政策。貨幣政策之所以能為國家宏觀經濟管理所用，是因為現代經濟是以貨幣形成全社會有效需求的經濟，貨幣是影響幾乎所有的宏觀經濟變量包括產量、價格水平、就業等的重要因素，是經濟得以運行的能動力量。貨幣政策具體地由中央銀行所確定的旨在影響總需求、影響實際經濟變量的方針、策略、操作工具或手段、措施等構成。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工具可分為一般性的貨幣政策工具、選擇性的貨幣政策工具及其他貨幣政策工具。其中，一般性的貨幣政策工具有三種，即存款準備金政策、再貼現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選擇性的貨幣政策工具和其他貨幣政策工具則種類很多。各國中央銀行可根據本國實際和貨幣政策的目標加以選擇和運用。貨幣政策對實際經濟活動的作用是間接的。中央銀行運用一定的貨幣政策工具，往往不能直接地達到其預期的最終目標，而隻能通過控製某一中介目標，並通過這一中介目標的傳導來間接地作用於實際經濟活動，從而達到最終目標。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必須滿足可控性、可測性和相關性這三個基本特性的要求。貨幣政策的傳導機製是指從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到最終目標的達到所經過的各個環節和具體的過程。對於中國的具體情況來說，選擇的貨幣政策工具不外乎貨幣供應量和利率。

　　一、利率變化和製造業投資的關係

　　理論上講，貸款利率的變動直接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對企業投資有較大的影響。

　　自1997年以後，由於擴大內需的需要，國家鼓勵投資，貨幣政策導向是多次下調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隻是在2004年，為控製投資過快增長，向上做了微調。和製造業投資貸款相關的中長期利率，5年以上的從10.53%降低到6.12%，3～5年的從9.9%降低到5.85%，1～3年的從9.36%降低到5.76%。理論上，從製造業的投資成本考慮，利息支出的減少必然會提高投資收益，引致更多的投資。但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投資中貸款的多少，不僅和利息成本的高低有關，而且和信貸控製的鬆緊程度以及約束的鬆緊程度密切相關。利用相關年份的製造業投資數據和5年以下長期貸款利率的平均值的變化趨勢關係。

　　1997年以來，製造業發展經曆了1997～1999年的特定困難時期時，長期貸款利率在此期間基本上是一路下降的，但是製造業投資金額沒有大幅增加，反而是逐步降低的，說明在投資決定的因素中，利率作為成本因素之一並不敏感；企業投資效益和經營狀況的好壞對投資決策更起作用。1999年製造業投資大幅飆升，而利率並沒有明顯下降，因此不可能是該期間的低利率水平誘導了製造業投資的大幅增加。但是從中國的製造業實踐看，隻要投資主體有利可圖，利率的成本約束表現得並不明顯，特別是存在短期超額利潤的情形下，更是如此。實際上在政府調控2003年以來的投資增速過快的經濟手段中，已經通過利率變化傳達了調控信息，可基於中國的利率傳導途徑中非市場化的幹擾以及路徑的暢通性以及有效性還有很多問題，隻是在利率傳導機製以及企業投資決策機製中，還有其他的複雜因素在起作用，也與市場盈利預期相關。所以才有了該指標鈍化或失靈等現象。即便如此，利率大小畢竟是製造業投資成本中的一部分，控製製造業投資的不靈敏性，並不能掩蓋它在激勵和引導製造業投資方麵的重要作用。金融體製改革的不斷深入，尤其是銀行業改革的逐步完善，隨著金融機構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的建立和完善，要求獨立審貸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因此，如果在信貸規模合理控製的前提下，考慮利息支出作為成本的一部分對投資的影響，可以通過差別利率的方式，選擇對製造業投資的支持或限製。對一些特定領域的製造業投資，通過利率因素的支持效果還是很明顯的，比如在技術改造投資中給予優惠貸款利率，就可以增強製造業技術改造投資的積極性，並切實降低技術改造投資成本。

　　二、貨幣供應量和製造業投資

　　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有三種不同的經濟理論進行解釋。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貨幣供應量增加，能夠起到擴大投資和增加就業的作用，從而推動經濟增長。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則認為，貨幣是中性的。由於不存在長期的菲利普斯曲線，貨幣供給量的增加，隻會導致通貨膨脹，損害經濟增長。盧卡斯則提出，由於理性預期的原因，貨幣供應是中性的，隻要貨幣供應量符合合理預期的結果，經濟就能穩定增長。不同的經濟理論是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中形成的。就貨幣供應量和經濟增長的關係而言，雖然貨幣供應可以通過貨幣乘數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但是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環境中，兩者的關係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貨幣供應對經濟增長有推動作用，但是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應該和經濟增長有合理的比例關係，而且需要關注貨幣供給的結構，重視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客觀上需要社會生產和擴大再生產過程中不斷追加投資，而投資規模的擴大、速度的加快和結構的改變，往往會在短期內通過投資需求的總量和結構對社會的供給與需求的總量和結構產生決定性影響。如果投資規模太小，投資增長速度太慢，投資結構不合理，勢必影響經濟增長的後勁；反之，如果不存在國力和社會產品的物質結構、市場承受能力的約束，任意擴大投資規模，投資增長速度過快，投資結構不合理，則勢必帶來投資需求膨脹，造成經濟波動。因此，控製貨幣供給總閘門，對控製投資規模的作用顯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時，通過對不同製造業細分行業之間的資金投放，也可以看到引導製造業投資結構的變化。

　　貨幣供應量自1990年以來是持續增加的，到2005年已經達到了298755.7億元以上。統計數據表明，貨幣供應量對投資數量的增長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也反映了經濟總量關係上的內在聯係。因此，通過控製貨幣投放來控製經濟增速的大小，是有顯著效果的。同時，經濟內部本身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和體製性問題，尤其是在投資主體的自我約束能力還有待於進一步提高的情況下，為避免企業和政府的投資衝動，隻有不斷提高投放貨幣的產出效益，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但是，如果對貨幣控製過緊，會造成經濟增長放緩，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樣是有害的。在關注貨幣供應量控製時，需要考慮貨幣供應量結構的調整。通過對不同產業和區域的貨幣投放，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產業結構和區域經濟結構，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也是十分重要的。另外，下力氣完善貨幣傳導機製，強化市場信號的“保真”效果，並突出貨幣類市場信號的引導作用，有利於更好地實現貨幣投放的作用。在具體執行投放的過程中，加強使用過程中的監管和事後評價，也會不斷提高貨幣的使用效益。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發展先進製造業是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提高我國對外貿易和整個經濟的效益、實現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商業銀行信貸應該在總量控製的前提下，針對製造業不同行業的發展水平和投資方向，向技術含量高、市場前景好、能源消耗低以及產業基礎好的重點行業傾斜，根據製造業發展規劃的總體要求，銀行信貸資金應該考慮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協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