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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殉國舊明臣——明末名士王思任、劉宗周、祁彪佳、張岱

　　一

　　淚流滿麵的曆史老人，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到了曆經十六代的朱明王朝的盡頭，憂心忡忡地翻開了令人憋氣、沮喪的一頁。

　　崇禎皇帝自縊煤山的無情事實，本來已經宣告了由朱家戲班演了近三百年的鳳陽大鼓就此收場，但沒想到節外生枝、戲外有戲，一個倉皇逃命出來的朱家後代朱由崧還不死心，在一群官吏的簇擁下，駐足南京，建立了流亡的南明政權，自己稱號弘光皇帝。如果這個弘光是個明君，南明小朝廷也許還有一線重整旗鼓、卷土重來的希望，可偏偏他又是一個臭不可聞的昏君，坐在金鑾殿中，滿足於文武百官向他叩頭朝拜的崇奉場麵、陶醉於響徹庭院的三呼萬歲聲，昏昏然全不知自己不過是一個苟延殘喘的亡國之君。

　　像弘光這樣的皇帝，在曆史上我們見得太多了，然而這種皇帝居然還能當得下去，有的竟還穩坐十餘年乃至數十年的龍椅，如此咄咄怪事，不能不歸因於中國的封建製度。南唐後主李煜的苟活結局，宋朝徽、欽二帝的靖康之恥，明朝崇禎皇帝的可悲下場，無不使黎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曆史上留下了沉痛的教訓。但是這天大的代價，對於業已死去的皇帝來說，連亡羊補牢的機會都沒有了，而曆史的教訓，也不一定被後來的帝王所吸取，於是悲劇還在周而複始地重演。

　　南明朝廷中，本來不乏忠心報國而且也不差文武之才的精英，然而弘光這個混賬皇帝，重用佞臣，寵幸小人，視閹黨餘孽馬士英、阮大铖之流為左膀右臂，任憑他們肆意擅權，排擠了一批愛國將臣。於是，劉宗周憤而告歸，祁彪佳遭誣告而回鄉，兵部尚書、大學士史可法也被迫離開京都，坐鎮揚州。自此，本來就危如累卵的南明王朝，更變得雪上加霜、病入膏肓。其時，死守揚州的史可法手下僅有四千兵卒，麵對兵臨城下的十萬清軍，明知寡不敵眾，頹勢難挽，然而卻憑其凜然正氣，鼓舞軍民，死戰到最後的一兵一卒，城破之後，以45歲的盛年慷慨就義。

　　史可法和揚州軍民一曲血灑古城的悲歌，震驚中華，集居於報仇雪恥之鄉的紹興愛國臣民，在悲聲遙祭揚州英靈之餘，誓與清軍作一場你死我活的殊戰。然而，在滾滾鐵流般的清軍麵前，這小小幾股零星的抵抗力量豈不是以卵擊石，怎能創造曆史的神話？以劉宗周、王思任、祁彪佳為代表的一批明末和南明舊臣以及其他古越名士，在自發的抗清鬥爭先後告敗之後，或絕食或投水。在喪失了一切抵抗能力的情況下，所能采取的唯一辦法，就是以父母賦予自己的血肉之軀，向南下的強大清軍，作最後一次慘烈的撞擊，但願這撞擊的瞬間迸發出的猛烈火花，映亮淒迷的夜空、映入子孫的心扉。

　　文學家祁彪佳先是絕食，後又在水池中端坐殉身；名噪一時的理學家劉宗周絕食身亡，含笑而歸；文學家王思任也在病中絕食之後，坦然地告別了家鄉父老。三位古越名賢又都是明末和南明重臣，他們相繼以身殉國，誠然沒有史可法那樣慷慨壯烈，但也如一顆顆劃破夜空的流星，留下了一條條燦爛的心跡。

　　與此同時，在紹興城東渡東橋下，發生了明末舊臣投水殉節的悲壯一幕。渡東橋是橋都紹興的一座名橋，橋下是南鎮、平水、上灶諸山之溪匯合而成的一條河流，渦涎澎湃，湍悍難渡，舟每每覆溺，或以死。

　　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建成了這座跨水數百丈的大橋。當清軍勢如破竹地以短短三個月接連攻破揚州、南京、杭州後，一批紹興明臣深感無可奈何花落去，對弘光的南明政權所懷的最後一道僥幸堤岸，已在滔滔洪水衝擊下全線崩潰。是降清，還是抗清？不僅成為生涯的選擇，而且成了生命的抉擇。

　　對於古越後人來說，回答是如此地堅定、明白：降清失節，寧死不為；抗清無能，殉身明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於是，戶部尚書倪元璐、狀元餘煌等古越名士，誓不降清，投水殉節於渡東橋下。此外，兵部主事葉蘇偕妻子同溺死；大學士高弘圖逃至野寺，絕食死；通政使吳從魯不剃發死。三位布衣王毓蓍、潘集、周卜年，一投柳橋河死，一奔東渡橋袖石自沉死，一赴東海死，越人感其節而私諡他們三人為正義先生、成義先生和全義先生。後人曾在橋旁建先賢祠，祀明末倪元璐、施邦曜、周鳳翔、祁彪佳、劉宗周、餘煌、潘集等越中抗清殉節名士，作為曆史見證的渡東橋，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名橋。

　　可惜的是，這群生長於報仇雪恥之鄉的古越傳人，這群連敵人都為之震懾和深感敬佩的誌士仁人，沒有一個人留下我們這代人已耳熟能詳的豪言壯語、口號標語，隻是不動聲色地給親人和友人留下了幾句樸實無華的述誌之言。這是他們在生離家鄉、死別親友之際，懷著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的真摯感情吐露的肺腑之言。

　　請看王思任的信：夫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汙之地也。請念祁彪佳的詩：含笑入九泉，浩氣留天地。

　　請聽潘集的絕命詞：昔年東渡，今日渡東。水與月白，吾骨不黑。時隔三百五十多年，當回想他們當年的悲壯之舉，再重溫他們留下的述誌之言，沒有點滴的做作，也沒有絲毫的虛偽，仍使我們後人不禁為之動容，同時又感到深深的愧怍。

　　另一部分古越名士，盡管他們不是明臣或不能算明臣，但是也以不同的方式保持了他們各自的民族氣節。著名畫家陳洪綬被清軍所俘，刀擱頭上而不動筆，斷然拒絕與清朝廷合作，後來索性投雲門寺落發為僧。再一位時屬紹興府管轄之下的餘姚人、在紹興求讀與活動過的著名思想家和哲學家黃宗羲，曾在浙東集義兵抗清，以後埋名隱居，講學著述。這些畫家、文人，通過他們的作品和詩文，頌揚抗敵英雄和愛國義士，懷舊景而抒悲情，為後人留下了一份充滿愛國情調、英雄豪氣的優秀鄉土教材。

　　更有一位生活於明清鼎革之際的著名散文家張岱（1597～1679年），在明亡後隱跡紹興剡溪，無所歸止，披發入山，為野人。

　　為了明誌，他不惜拋棄紈絝子弟極愛繁華的生活，在垂暮之年，以羸弱之身，處於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自為墓誌銘》）的艱難淒涼境地時，仍專心致力寫作。

　　張岱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別號蝶庵居士，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一生落拓不羈、淡泊功名、遊山逛水、放浪形骸，愛好和涉獵十分廣泛，頗具審美情趣。他深諳園林布置之法，又諳彈琴製曲，茶道功夫相當深厚，對收藏的鑒賞水平也很高，並且精通戲曲，編導評論都要求至善至美。

　　前人說：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稱徐文長、張陶庵，徐以奇警勝，先生以雄渾勝。張岱是繼徐渭之後的又一奇才，被公認是明朝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他拿著筆刷子，像技藝高超的八級漆匠師傅，將自己繁華靡麗的所見、過眼皆空的所感、遙思往事的所夢，快如疾風般地刷在明朝文壇的大牆上，使寂寞的明清之交產生了《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三不朽圖讚》、《夜航船》等絕代文學名著。張岱的散文小品，以最精彩絕妙的色澤圖案，為那個兵荒馬亂、地老天荒的慘烈年代留下了山的模樣、水的流向、人的足跡、夢的記憶。

　　不知道紅學家們有沒有注意到：有了一個張岱，才有了百年之後他的投胎產物賈寶玉。有了在一部《陶庵夢憶》中記載的夢，才有了一個世紀後在《紅樓夢》中描述的更大的夢。

　　二

　　不久前，我在與先後來華進行投資考察的兩位日本企業家閑談中日文化交流史時，偶爾提及紹興的兩大明朝理學家王守仁和劉宗周，就我所知，這兩位哲人曾在曆史上對日本政治和哲學思想的突破與發展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這已是三四百年前的故事了，而且兩位日本朋友又都是企業家，不大可能聽說過這兩大明朝學者的名字。我也無意賣弄自己的曆史知識，隻是想借此話題強調一下名城紹興與日本源遠流長的關係，意在促成他們對家鄉的投資。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兩位友人對陽明先生（世稱王守仁為陽明先生）和念台先生（劉宗周號念台）的熟悉和了解之深，使我不由得甘拜下風。我很奇怪，兩位企業家，其中一位是搞貿易的，另一位則是技術專家，都不懂中文，那麽是何時從何處學到這些曆史知識的？由此聯想到我久已聞名的日本教育，可謂名不虛傳。

　　劉宗周是繼王陽明之後的大理學家，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生於明萬曆六年（1578年）。初名憲章，字啟東（起東），號念台，因講學蕺山，世稱蕺山先生。劉宗周出身貧寒，父親歿於出生之前，自幼寄養於外公家，艱難就讀。但他的仕途與不少在他之前的古越賢人相比，不能說是坎坷，卻可說是不凡。古來忠孝難雙全，劉宗周卻是完人。他在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中進士後，因返家丁憂在紹興居住長達七年，始赴補，以孝子聞名朝野；而他又忠君忠國、直言不諱，直至以身殉國，不論從什麽角度說，都堪稱忠良。

　　世人政學難兼顧，劉宗周又是雙優：他於天啟元年（1621年）任禮部主事，以後起起落落，曆任順天府尹、京尹、工部侍郎、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等職，在政多年，清正廉明、剛直不阿，是昏亂腐朽的晚明朝廷中難得的一位清官、忠臣。崇禎十四年（1641年），因上書諫陳革除弊政，為遭陷害的忠良辯護，他被革職為民，返回家鄉後設書院講學，又成為宋明理學史上蕺山學派的創始人。人生死生難兩潔，劉宗周則是從生到死，自始至終，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蕺山再傳弟子邵廷采在《請建蕺山書院公啟》中，簡要地評述了劉宗周的一生：

　　伏見郡城蕺山劉先生者，性成忠孝，學述孔曾。立朝則犯顏直諫，臨難則仗節死義，真清真介，乃狷乃狂。洎乎晚年，詣力精邃，揭慎獨之旨，養未發之中，刷理不爽秋毫，論事必根誠意。固晦庵之嫡嗣，亦新建之功臣。

　　在末代王朝做清官實在太難太險了，劉宗周恰逢這樣的厄運。在天啟皇帝上台那年，他任職禮部主事，看到宦官魏忠賢擅權專橫，不禁激起滿腔怒火，於是積極參與了東林黨的活動。他上疏指斥魏忠賢，力持清議，言辭激昂，最終被處以停俸降職的處分；後來又被魏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職歸籍。從崇禎登基那年劉宗周又被起用，到崇禎十四年將他革職為民，其間三上三下、大起大落，他可真是嚐夠了宦海浮沉的辛酸滋味。

　　但是，要想為國家做點貢獻、為百姓辦點事，沒有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又怎麽行？雖說大軍壓境，國難當頭，但沒有皇帝的準許，要想報國也無門可走。劉宗周空懷救國之心、濟世之才，幾度上疏崇禎皇帝，或諫革新、或獻良策、或斥奸臣、或保無辜，然而沒有一次獲得皇上好感，而且因此反被罷官為民。劉宗周並不灰心，一旦複官，就又死諫，有一次在紫禁城午門，叩頭泣諫，俯伏待極，自晨迄暮。連皇上也有點感動了，帝以為迂，然歎其忠。今天看來，劉宗周的行為未免過於迂腐，然而細細思忖，也不盡然。即使到了現代社會，這種迂腐行為還是屢見不鮮，上至彭德懷以萬言書的諫諍，下如秋菊打官司般不死心地上告，如果沒有這種迂腐精神，正氣的扶植又會打多少折扣？

　　劉宗周最後一次得罪崇禎皇帝被革職為民之後，回到了家鄉紹興。過了兩年，京城被李自成起義軍攻陷，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劉宗周再一次被起用。朝見新的皇上時，他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又一番侃侃而談，言語之中，少不了彈劾權臣馬士英、高傑、劉澤清等人，於是招致他們的忌恨，險遭暗殺。奸相馬士英千方百計要除去劉宗周，拔掉這顆眼中釘，就向皇帝極力保薦阮大铖統領軍隊，迫使劉宗周辭職。劉宗周再次上疏忠告皇帝，指出阮大铖掌管兵權之日，也就是南明政權滅亡之時，然而他麵對一個昏君說話，甚至還不如對牛彈琴有效。在無可奈何的形勢下，劉宗周不得不告歸故裏，臨行之前，還披肝瀝膽地最後一次向皇上疏陳了五條事關國家興亡的重大建議。

　　無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覺氣如霜。劉宗周自題的這副對聯，是他一生為人的座右銘，也成了他一生為人的總結和寫照。做人做到這種高度，庶幾乎聖人耶？

　　杭州失守的消息傳到紹興，正要吃飯的劉宗周頓時失聲慟哭，從此就移居城外，拒絕進食。在一次祭奠祖墓的歸途中，舟經西洋港，劉宗周趁人不備躍入水中，由於水淺而獲救。他在二十三天絕食過程中，開始還飲茶，到十天之後則滴水不進，但仍一如平常地與家人和其他人說話問答，最後以一首《絕命辭》，表明了其誓與國家和民族共存亡的愛國民族氣節：

　　留此旬日生，少存匡濟誌。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殘生多活幾天，心中僅存匡時濟世的念頭；決心在今天殺身成仁，以了結平生之願；慷慨就義從容赴死，說易也易，說難也難啊。聽了這段感人肺腑、蕩氣回腸的留言，令人震撼、令人深思。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劉宗周的絕命之言，是不能用哀和善來詮釋的，其內涵應當是節和忠。

　　早在崇禎年間被革職的時候，劉宗周就在家鄉設書院辦學。他繼承和發展了王陽明的心學之說，提出以誠意為宗旨、以慎獨為修養的學說，吸引和團結了一大批學生，成為繼王陽明在稽山書院和陽明書院講學以後，在古城紹興形成的又一次群賢畢至的理學家盛會。劉宗周及其高足黃宗羲、陳確、張履祥等幾代弟子所組成的著名的蕺山學派，肇端於明末清初，在相當長的時間和十分廣闊的範圍內，對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都產生過較大影響。

　　作為這一學派發源地的蕺山書院，位於紹興名山蕺山之巔。清朝時書院一度被占，康熙年間收回後重建成一所府屬的蕺山書院，此後書院維持二百年不衰。其間來自本地和各地的著名學者蔣士銓、全祖望、徐廷槐、宗稷辰、李慈銘等，均在此任過山長或主講。光緒年間改為山陰縣學堂後，辛亥精英徐錫麟曾執教於此，多位現代紹興名人，如曆史學家範文瀾、數學家陳建功、作家許欽文等先後在此就讀。書院現已不複存在，其中的一部分成為一座小學校舍。

　　一所曆時二百餘年繁盛不衰的著名書院，在即將交接到我們父輩手中的時候，卻令人惋惜地天殤了。就在這所曆史名院長河落日之際，清杭州知府林啟在美麗的西子湖畔興辦了一所求是學院。這所學院日益紅火，漸入佳境，最後發展成為後來被稱譽為東方劍橋的浙江大學。作為一個越人，我以獨有的敏感注意到四位紹興人蔣夢麟、竺可楨、馬寅初、錢三強曾先後擔任過浙江大學校長，為這所學校的發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和重大貢獻，特別是竺可楨，他的業績已成為學校飛躍的一個裏程碑。

　　與浙江大學差不多同時創辦的北京大學，也有四位對該校發展起過曆史性作用的校長，他們是何燮侯、蔡元培、蔣夢麟和馬寅初，也都是紹興人；另外還有一位任教過北大的重要人物魯迅。1997年和1998年，兩所著名大學先後隆重慶祝了它們的百年華誕，特別是北京大學的校慶，風光到了極點。曆經二千五百年滄桑的長壽老人紹興，在電視中看到兩所名校萬眾歡騰地慶祝百年校慶的熱烈場麵時，不知有何感想和反思？你曾經擁有過的輝煌，究竟是在什麽時候失落的？你的優秀兒女為什麽不能為你創造新的榮光？

　　使我稍稍感到欣慰的一點是，從前有人在蕺山書院故址寫下的一副楹聯，還醒目地留存於斯，說明家鄉父老還沒有忘記昔日的光榮，也清醒地記得今天的追求：

　　茲山即劉子講學壇，望諸君立雪坐風，追蹤往哲；此地是越王采蕺處，願吾儕臥薪嚐膽，勵誌前修。

　　三

　　弘光的流亡政權是出奇地短命，不要說苟安，甚至連長長殘喘一口氣都來不及，就一命嗚呼了。上天沒有給福王朱由崧重演南宋曆史劇的機會，不過這並不是天意，而是人為，朱由崧咎由自取、罪有應得。在占領中國大半河山的強大清軍麵前，弘光政權本來已經成了虎口下的綿羊，而這個渾渾噩噩的皇帝竟如此寵幸一些佞臣，以致搞亂了朝政、搞垮了自己。

　　耐人尋味的是，出現於三百多年前禍國殃民的四個權臣，奸相馬士英及其死黨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阮大铖、鎮將劉澤清和勳臣劉孔昭，斷送的不過是一個小朝廷；然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登台的怙惡不悛的四人幫，卻幾乎把五千年的中國逼到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地步。古人雲：人生如夢，曆史是戲，看了幾千年的戲，竟是愈看愈糊塗，搞不清其中的奧秘。

　　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大舉南下，隨著揚州失落，南京陷於滅頂之災。一看大事不妙，奸相馬士英匆匆逃命，來到浙江。時任禮部尚書的紹興文學家王思任，得悉這個千夫所指的罪臣竟來到古越的地盤，氣憤至極，立即寫信對他嚴詞痛斥，其中說道：

　　叛兵至則束手無措，強敵來則縮頸先逃……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汙之地也。職請先赴胥濤，乞素東白乃以拒閣下。

　　這一篇激揚慷慨、痛快淋漓、大快人心並被廣為傳誦的文章，被譽為可與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歐陽修《上高司諫書》鼎足而三的書信體諷刺文。尤其是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汙之地一句已成千古名言，擲地作金石聲，精辟而深刻地總結了近二千五百年的古越曆史和精神，被後人經常引用，魯迅和周恩來就曾分別引用過這句話。聞其言可知其人，說出如此錚錚箴言的王思任，當然是一位堂堂正正的愛國忠臣。

　　王思任出生於明萬曆二年（1574年），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字季重，號遂東，又號謔庵。他在明神宗萬曆年間進士及第後，走上了仕途之路，曆任刑、工兩部主事和九江僉事，在南明魯王政權中，任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王思任的官宦生涯是在已經處於無奈、無為的末日王朝中度過的，麵對昏君閹黨，他沒有劉宗周那種不斷上疏陳言的迂腐勁，而是將自己憂國憂民的感情更多地寄托在他的詩文中。

　　在步入仕途之路的同時，王思任也踏上了文學之旅，其詩歌、書法，堪與兩位明朝文學家兼書畫家董其昌、陳繼儒相伯仲。王思任寫的遊記頗有名氣，往往於詼諧之中寓諷世之意，這與他生性詼諧和喜好旅遊不無關係。如他描述山水園林的遊記《遊喚》和《遊曆記》，語言明快、文筆流暢、刻琢精細、描繪形象。張岱評論王思任散文特點說：筆悍而膽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盡情刻畫。而在王思任的詩文中，愛國情感更溢於字裏行間。生長在古越，王思任對越中賢人研究很多、了解也很深，對名士古跡時時造訪、每每惆悵；古跡荒涼，先賢無繼，誰題雲林，誰擔雅道……都曾勾起他的無限心事：

　　碧水丹山野鳥啼，鬆篁夾路綠蔭齊。孤亭寂寂圍春草，古寺深深帶遠溪。玉版飽嚐堪卻肉，竹床閑臥不聞雞。永和勝事皆塵跡，誰向雲林一再提。

　　（明·王思任《蘭亭》）

　　青藤道士既辭世，雅道而今誰與擔？錦水一灣池一曲，遺居惆悵大乘庵。

　　（明·王思任《過青藤宅》）

　　親眼目睹大明王朝的隕落，親身感受朱家皇室的腐敗，使王思任想起了越王勾踐，大夫文種、範蠡，特別是愛國女子西施。這群卓絕的古越名人都已遠逝了，已經離開了兩千多年，留下的隻有他們臥薪嚐膽的不朽氣節和報仇雪恥的不屈精神。

　　順治三年（1646年），紹興城被攻破了。王思任心中最後一點虛假的自慰，也完全失去了，這位古稀老人的心中，充滿了無比的痛苦。此時，有人對他勸降，他以緊閉家門，大書不降二字，做了堅定的回答，拒不與清廷合作。後來他屏跡鳳林山，不入城、不剃發，於這一年以73歲的羸弱之體在病中絕食而亡，以自己的高貴民族氣節和剛烈行為，為報仇雪恥之鄉增添了又一輪耀眼的光環。

　　四

　　在多位紹興籍的先賢中，祁彪佳的家庭條件和環境應數上上乘了。同為明臣，祁彪佳是王守仁和劉宗周的晚輩，生於明萬曆三十年（1602年），字虎子、幼文、宏吉，號世培。他出身於仕宦家庭，書香人家，父親祁承（1563～1628年）官至江西布政使右參政，是明代著名的藏書家，也是優秀的鑒賞家和目錄學家，紹興梅墅澹生堂藏書樓及所收藏的大量圖書，是祁承留給祁彪佳最寶貴的遺產。

　　祁承留下的另一遺產是他對後代的教育和培養，他的遺言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使祁家後人曆經三四百年的戰亂災禍，滄海桑田，居然奇跡般地保存了一個完整的澹生堂藏書樓，以及九千多種、十萬多卷藏書，尤其是不少罕見的手抄本。然而幾個世紀累積的文化遺產雖被付之一炬，但藏書樓建築還能幸免於難，也算是祁家的又一奇跡了。

　　祁彪佳自幼聰穎過人，6歲能背誦古帝王名，7歲進官署讀書。小時候被人抱上樹，要他以猢猻上樹作為字對，他對以飛虎在天，對這個孩童的靈性和抱負，人皆稱奇。剛過弱冠之年，祁彪佳就中了天啟年間的進士，並授福建興化府推官，後曆任福建道禦史、左都禦史等職。崇禎八年（1635年）後，一度回梅墅老家隱居，在當地寓山依山修築寓園作別墅，寄情山水之樂，講述性理之學，故又以寓山居士為號。

　　為官享清正之譽，閑居以賑濟為責，使祁彪佳在所任之處和自己的家鄉留下了很好的名聲。曆史上大凡昏君當朝，必有清官出山，這也許是一種辯證的平衡，如果滿朝都是奸邪，結黨營私、橫征暴斂，早就搞得天怒人怨，皇帝的龍椅還坐得穩嗎？祁彪佳在隱居前，先後服侍了明末的兩代昏君，特別是末代皇帝崇禎，因為崇禎年間他已官居顯職。伴君如伴虎，而伴昏君如伴餓虎，曆史上的清官鮮見善有善報者，祁彪佳博覽史書，並非沒有耳聞。然而他天性正直，關心民間疾苦，幾度上疏要皇上體察民情，慎動土木，為民除害，安撫人心。他在自己主管的地方則身體力行，努力為人民辦實事。不知是上疏中比較注意方式方法，沒有得罪皇帝，或者是言論行為均未觸及權臣利益，反正祁彪佳這個清官還算當得順當，沒惹下什麽禍患。

　　崇禎十五年（1642年），隱居家鄉的祁彪佳東山再起，出任河南道監察禦史。當時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清軍步步南下，社會兵荒馬亂，但他毫不畏懼，身著戎裝，冒雪北上赴任。到京城後，他連上三疏，希望說服皇帝重整朝綱、力挽頹勢，卻毫無結果，隻好失望而歸。兩年以後，明朝不出所料地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為維持明王室，祁彪佳與愛國將領史可法一起擁戴南明福王，於人心浮動、局勢危難之中，出任大理寺丞，旋擢右僉都禦史。其時他胸懷複國宏圖，巡撫江南，激勵將士，晝見將吏、夜閱公文，保持高昂的戰鬥精神。如果這位福王真有福氣，以祁彪佳和史可法為文武輔佐，說不定南明還可憑借長江天塹，擋住清軍，保住半壁江山。不幸的是福王是個更渾的昏君，致使祁彪佳為馬士英、阮大铖閹黨餘孽誣告，被迫辭職回鄉，而史可法也被排擠出京。

　　這是祁彪佳第三次辭官歸裏，而他的先輩賢哲陸遊則是五次罷官回家，兩位赤誠的愛國者，雖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卻處於差不多的無奈處境，懷著一樣的憂憤心情。南宋先賢陸遊是以一首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的絕命詩，悲涼地離開人世的；而南明後輩祁彪佳，也已決心以自己的生命，與南明王朝同生死，隨時準備在稽山鏡水間奏響悲壯的哀樂。

　　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入南京，執福王。繼而潞王監國杭州，祁彪佳再度出任蘇淞總督。六月杭州失守，潞王降清之後，祁彪佳重返故裏。清兵渡江兵臨紹興，清吏多羅貝勒慕祁彪佳聲望，以書幣誠聘並準備渡江迎謁，祁彪佳斷然拒絕，並決意殉節明誌。他先絕食三日以示愛國，然後在憤激涕泣中，字不欹斜，文無點竄，寫下了絕命詩和別廟書。詩雲：

　　圖功為其難，潔身為其易。吾為其易者，聊存潔身誌。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

　　書曰：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取以殮我。留言畢，祁彪佳從容地步至寓園梅花閣放生碣下，端坐水池中身亡。翌日發現時，猶整巾帶立於水中，時年44歲。

　　鑒湖之畔，寓山之麓，又留下了一個不朽的英名。八百多年前，南宋愛國詩翁陸遊曾長年卜居於與寓山相去甚近的三山，常常低徊於鑒湖之濱，高吟著憤世之作，大量傳世的愛國詩詞就是在此產生的。這許多至今讀罷仍令人熱淚潸然的不朽詩文，使蔥蘢、黛綠的三山平添了幾分沉重的氣氛和蒼涼的感覺。矚望三山，緬懷詩翁，祁彪佳對稽山鏡水充滿了摯愛之情，從他留下的為數不算太多的詩詞中，也足以體味到他對家鄉山水的一片戀情：

　　賀監湖光才半曲，縹緲三山，倒影分為六。昨夜林巒都照玉，畫橋流水漁舟宿。睛日映來看不足，嚼碎梅花，瑤闕狂呼獨。我有一峰相對矗，疑從海上銀濤浴。

　　（《蝶戀花·三山霽雪》）

　　曉起當春晚，溪灣淨如拭。薄日破層雲，輕嵐吐蒼石。三山漸逗青，一海欲分碧。望目為屢遷，徘徊恣所適。

　　（《春日曉起，登遠閣，望山色初霽……》）

　　作為政治家的祁彪佳，又是一位戲曲理論家。他愛好戲劇，常幾天乃至十幾天不間斷地看戲，並搜集過大量戲曲作品。他撰有蘇武牧羊的傳奇《全節記》，但已佚，唯戲曲批評著作《遠山堂曲品》和《遠山堂劇品》猶存。其中《遠山堂曲品》收雜劇劇目242種，是明朝著錄名人雜劇之唯一專書；《遠山堂劇品》收傳奇劇目467種，後發現其中有明清同類著述中未見著錄之戲曲曲目295種，十分可貴。祁彪佳的其他著作有《救荒全書》、《寓山注》、《越中園亭記》、《祁忠敏公日記》等。

　　誰能料到，就是這樣一位對妻女家庭有著強烈情愛和對越中吾鄉有著深沉眷戀的文學家，一位擁有大量珍藏圖書的藏書樓和極林壑之勝的寓山別業的幸運兒，為了捍衛崇高的民族氣節和珍貴的人身自由，義無反顧地做出了殉身明誌的悲壯選擇。

　　值得一提的是祁彪佳之妻——越中名媛商景蘭。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子，是明吏部尚書商周祚的三女。祁商作配，鄉裏有金童玉女之目，他們育有二子三女，有一個和睦、美滿的家庭。商景蘭很有才華，家務之閑，常常吟詩賦詞，風格清新蘊藉，時人認為才情超過祁彪佳。如她在一首題為《中秋泛月》的七絕詩中，出色地描摹了鑒湖的秋夜：

　　秋光何事月朦朧，玉露澄澄散碧空。野外香飄丹桂影，芙蓉分出滿江紅。

　　祁彪佳投水殉國時，年42歲的商景蘭悲憤填膺，奮筆疾書，寫下了頌揚夫君、傾訴衷情的《悼亡》，詩曰：

　　公自垂千古，吾猶戀一生。君臣原大節，兒女亦人情。折檻生前事，遺碑死後名。存亡雖異路，貞白本相成。

　　商景蘭理解丈夫、熱愛丈夫。由於遺下的子女需要撫養，她不能伴隨她敬佩的丈夫走上千古之路，堅強而艱難地活了下來，也使她的一生帶上了悲壯的色彩。祁彪佳的殉節給她帶來的心靈深處創傷是無法彌補的，她以一個東方女性、名門閨秀獨特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化作栽培和灌溉子女成才的陽光、土壤和水。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她繼承夫誌，教育子女，培養和造就了一門詩人，並以此祭奠英魂、紀念丈夫。

　　在商景蘭的努力培養和教育下，她的兩個兒子理孫和班孫，三個女兒德瓊、德淵和德蓮，以及兩個兒媳張德蕙和朱德蓉，個個善詩，加上一位晚年住於她家的流浪女詩人黃嬡介，無形中形成了一個閨秀集團、名媛世家，為越女贏得了新的光榮和讚譽。其媳朱德蓉之詩《虞姬》雲：

　　歌罷傷心淚幾行，江山旋逐楚聲亡。貞心甘向秋霜劍，不欲舍情學漢裝。

　　像商景蘭一樣，她的閨秀集團成員的詩作，全都表現了凜然正氣、決不屈服於清廷的民族氣節。巾幗不讓須眉，她們使時人和後人深為敬佩，當然也使她們的夫君、父親、公公足以笑慰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