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多

第五章 古代真鬥士——東漢思想家王充

　　一

　　西漢末年，外戚王莽掌握朝廷大權後，先毒殺了一個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小皇帝，接著又廢黜了繼位的孺子嬰，自立為皇帝，改國號為新。這個王莽也太自不量力，要是篡政以後有能耐治國倒也罷了，老百姓隻求衣暖飯飽，其實並不在乎誰在台上發號施令。哪知他坐上龍椅以後，人民陷於更加深重的苦難之中。生靈塗炭、官逼民反，農民起義的驚濤駭浪很快吞滅了這個短命的新朝，從各路逐鹿中原的梟雄豪傑中脫穎而出的劉秀，成為東漢的開國皇帝光武帝。

　　神武不可測，曆史沒有給光武帝以更多在聚光燈下亮相的機會，實際上他是一個能打仗又能治邦的英明皇帝。在統一中國之後，劉秀完成了中興大業，使東漢經濟明顯恢複、政治相對穩定。光武中興，促進了東漢的文化、經學、科技和哲學迅速發展，著名的經學研討會論文集《白虎通義》、張衡創製的最早星圖《靈憲圖》、班固和班昭兄妹完成的第一部斷代紀傳體史書《漢書》、許慎撰寫的第一部漢字字形分析和字源考據專著《說文解字》、王充的唯物主義著作《論衡》等，都是東漢初年洛陽文明的產物。尤其是那時候崛起於中國文化史上三位威鳳祥麟的偉人，更是光耀千古、流芳百世。他們是：卓越的唯物論者和無神論哲學家王充，傑出的科學家和文學家、地動儀及渾天儀的發明者張衡，以及惠及歐亞、深刻影響了人類文明進程的造紙術發明者蔡倫。

　　三位偉人中，張衡、蔡倫在當時都是受皇帝寵幸的高官，在職期間又都有重大發明，名震當時，而且越到後來名氣越大，如同陳年紹酒那樣越陳越香。而王充則沒有那麽幸運了。他仕途坎坷，活得艱辛；晚年悲涼，死得寂寞。倒黴就倒在他當了個哲學家，手頭拿不出發明的產品，無法為國家的GDP做貢獻也罷了，卻偏偏還固執地把頭往南牆上撞，提出個什麽無神論去頂撞皇帝。

　　無神論是王充哲學理論的精髓和亮點。閉上眼睛都難以想象，在將近兩千年前鬼神橫行、讖緯泛濫的神州大地上，匹夫王充竟單槍匹馬，拍案而起，批判神鬼，滌蕩虛妄。需要多大勇氣，沉積多少智慧，才能有此驚世駭俗之舉。

　　兩千年前的中國，正是西漢（新朝）和東漢之交。由於漢武帝欽定和推行董仲舒創建陰陽五行化的公羊學，使學風、文風和世風越來越變得紊亂和虛妄，竟至偏離了先師孔子的儒學，走向煩瑣和迷信的死胡同。到東漢初年時，陰陽五行說已經演變和發展到妖妄的讖緯之學，成為一種改頭換麵的有神論了。讖緯是漢代方士所造作的一種依傍經術的書籍，為帝王們所需，尤其在改朝換代之際更是如此。篡奪西漢政權建立新朝的王莽、漢末發動黃巾軍起義的農民領袖張角，以及借助義軍之力推翻新朝建立東漢的劉秀，無不祭起讖緯的招幡，證明自己是應天命而做皇帝。

　　劉秀是應圖讖《赤伏符》即帝位的，據說圖讖稱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他即位後更加崇信讖緯，並用讖緯來決定紛爭和猶豫不決的事。劉秀於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圖讖於天下，即把讖緯寫成定本，使讖緯定型化，此後凡有增損改易讖緯的就予以治罪，用政治和法律的權力來維持讖緯神學的尊嚴。可歎這位曾經熟讀經書，又在安邦治國中運籌帷幄且卓有成效的皇帝，卻犯了這麽一個低級的錯誤，不禁令人感到啼笑皆非。不過再一思忖覺得也無須大驚小怪，即使當曆史翻過多少頁之後的今天，個別唯物主義的信徒還呼朋引伴地去五台山拜佛求神，那麽對於一個古代帝王的行為也就大可不必苛求了。

　　在皇帝的倡導下，研習讖緯形成一股風氣，讖緯如日中天、盛極一時，天人感應、陰陽災異之說在朝廷內外泛濫成災。當帝位傳到第三代，漢章帝即位之後，更召集諸儒於白虎觀，會議上引讖緯以釋經，並令班固做結論，編輯整理為《白虎通義》。《白虎通義》是皇帝欽定的經學教科書，自此讖緯也成為漢王朝的神學正宗。東漢前期思想界的荒誕迷信較之西漢已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中國文化中蘊涵的理性精神幾乎遭到徹底封殺。胡適在《自由主義》一文中指出：在兩千多年曆史上，每到宗教與思想走進太黑暗的時代，總有大思想家起來奮鬥、批評、改革。又說：漢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譚、王充、張衡起來，做大膽的批評。

　　在這種烏煙瘴氣之中，首先大膽地向皇帝提出異議的是桓譚。光武帝時任議郎給事中的桓譚是個博學多藝、熟諳五經的學者，見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就上疏進諫：觀先王之所記述，鹹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力主禍福在人不在天，應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針對當時流行的精神可脫離形體而存在、精神決定形體的觀點，桓譚在其《新論》一書中指出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燃燭矣，……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他深入淺出地以火與燭的關係來說明人的思想、精神對人的形體的依賴關係。

　　由於桓譚一再上書請禁讖緯，使光武帝甚為不悅，幾遭殺身之禍。後來在議建靈台（天文台）時，終因得罪了光武帝而遭到貶黜，病卒途中。顯臣的悲劇，皇帝的權勢，難道還不足以震懾朝野嗎？於是朝內三緘其口，朝外萬馬齊喑，盡管還沒有殘暴到秦始皇時焚書坑儒的程度，然而那種唯我獨尊所導致的錯誤和荒誕，卻足以在曆史上記下可笑而又可悲的一筆。令人痛心的是，這種沉悶而悲哀的政治局麵，卻未因朝代的更迭而有所變化，也不為帝王換班而稍作改進，到了明清時期，更發展成為一種凝固的政體和國粹。

　　就在這種黑雲壓頂的嚴峻情勢下，正是吃了豹子膽的王充，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氣概，向當朝皇帝和他的權威性提出挑戰，向虛妄而混沌的迷信世界叫陣。桓譚的悲慘結局，使王充感到激憤也受到鼓舞，對這位前輩學者，他做了高度評價和讚賞。他將桓譚與孔子相比，說孔子以其《春秋》之著被後人譽為素王，桓譚也可因其傑作《新論》而被稱為素丞相。他讚《新論》是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意思是說，讀桓譚之書，實在是一種幸福和享受，遠勝於做春秋魯國大富翁猗頓。

　　經曆了四朝帝王的王充，麵對的不僅是一位光武帝，還有他的三任繼承人：明帝、章帝及和帝，更有那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以孤山獨廟一和尚之身，縱使有千手觀音之能，王充也根本無法對付立體的圍攻。幸好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被遺棄和遺忘於窮鄉僻壤，使他得以遠離京師這塊是非之地，不會重蹈桓譚的覆轍，盡可以安全地教書、做文章，安心地完成自己的不朽著作。

　　二

　　若不論迷信偏執的一麵，光武帝也可稱得上是具有遠大目光和博大胸懷的帝王，從他的招攬人才政策和用人之道，可以證明這一點。光武帝本是一介南陽書生，在奪得天下後，不忘崇儒重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遺隱。於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籍，雲會京師，使洛陽不僅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而且迅速發展為文化、科技中心。

　　為安置和使用這批飽學通經之士，光武帝起太學、設博士，用他們來教授生徒、造就人才。洛陽太學成為全國最高學府，由於典籍豐富、名流雲集，也成為全國最權威的學術活動中心。於是四方郡縣都挑選優秀青年進入太學深造，18歲的王充也成了幸運兒之一，他到洛陽太學的時間，約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同時進太學的，還有年僅13歲的班固，當時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此兒必記漢事。暞（謝承《後漢書》）

　　會稽上虞人王充，字仲任，生於漢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死於永元八年（公元96年）前後，一生經曆了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以及和帝四朝。王充自謂出自孤門細族，其實也不盡然。他乃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縣）的煊赫家族王氏之後，祖上幾世驍勇善戰，建有戰功，被封到會稽陽亭，全家由燕趙之地遷居秀水江南。好景不長，家道敗落，又逢西漢末年天下大亂，王家遷居到會稽錢塘縣（今浙江杭州）。由於與地方豪強結下深仇，不得不落戶到上虞章鎮。遷居上虞後不久，王充來到世上，而此時王家已經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僅以農桑為業賴以度日。加上王家宗祖無淑懿之德，又讓他背上了一個先人無德、祖宗無行的沉重包袱。

　　民諺說：窮人的男兒早出山，窮人的女兒早當家。誠然，民諺並不一定是真理，但往往寓有深刻的哲理。宋代著名文學家歐陽修曾以窮而後工之詞來評價同代名士梅堯臣，意指貧困能激人奮發、促人努力，從而成就優秀詩人，歐陽修眼中的梅堯臣就是這樣一個詩人。其實梅堯臣還不能算得上真正的窮困，至少他還是官宦子弟，自己也一直在官場混跡。而王充卻是真正的貧下中農，生活本來就清苦，屋漏偏遭連夜雨，在其十歲左右時，父親王誦不幸病故，他成為孤兒，一顆年幼的心過早承受了雪上加霜的痛苦和壓力。

　　少年王充表現得孤介寡和、端莊老成，顯示了有巨人之誌。與一般孩子相比，他不喜歡狎昵戲辱等無聊遊戲，也不參與掩雀捕蟬、戲錢爬樹等戲耍。他六歲就受父親家教，八歲入學。書館中學童百餘人，都因過失和書法不工遭到先生體罰，唯有王充書法日進，又無過錯，未曾受責。學會寫字之後，王充就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自紀》），開始埋頭於儒家經典的學習和儒家道德的修煉。

　　不久，王充終因自己的優異成績和鄉裏稱孝的好名聲，被保送到京都洛陽進入太學。從越中到洛陽，山遙水闊，迢迢千裏，單是一路上風餐露宿的滋味，就絕非今天乘坐波音767飛機赴美國深造的留學生所能想象的。而對於留學生王充來說，獨在異鄉為異客，孤立無援地開始太學學業，更大的困難還是身無分文，既不可能指望家裏供給，而官府津貼又十分微薄。

　　捉襟見肘，維持溫飽尚且不易，又何來餘錢買書？從小就受到家風熏陶和父輩教育的王充，具有很強的自覺性、自信心和自立能力。據說他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憑著罕見的勤奮和刻苦、超人的天賦和才智，王充成了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的學者。

　　風華正茂，正是學知識、長見識的大好時機。不過，當時的太學教育，方法僵死，內容虛誕。過時的章句每天必誦，先師的遺教味同嚼蠟；弟子不敢越師訓的雷池，學壇構築了讖緯的藩籬。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者鄭眾、桓譚、班彪等人都在京師，他們都是古文經學家，博學淹貫，號稱大儒。在數位大家中，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為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王充是班彪的私淑弟子，與其子、《漢書》的作者班固為友，日誦詩書，砥礪德行，在學問、立身道德上都大受影響。而在思想方法上，他更得益於桓譚。

　　當時王充在京交往的青年學者除班固外，還有賈逵、傅毅、楊終等名士，他們四人都曾為官蘭台。蘭台是東漢的皇家圖書館和國家史館，在那裏讀書作文的紙墨都是公費，條件優越，待遇優厚，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術機構，因此時人稱進入蘭台為登蓬萊，世以為榮。班、賈、傅、楊，俱為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共在蘭台，酬酌詩文，好不風光，也很為王充所歆羨。

　　在京師洛陽留學的日子，是王充大開眼界、大長知識、大獲豐收的青蔥歲月，也是他準備大顯身手、立誌大展宏圖、自覺大有作為的青春年華。從太學學成之後，王充曾抱著進入仕途、致君堯舜的夢想，為國為民也為東漢皇帝做一番貢獻，而且他已經具備了足夠的資本。名師出高徒，以王充的才能、思想、水平，完全可以留用朝廷，日後造就為東漢一代重臣，更何況他的師長班彪名滿天下，連同《漢書》作者的長子班固、女兒班昭以及出使西域的次子班超，一門榮耀，皇帝對班家恩寵有加。大樹底下好乘涼，班門高足王充的飛黃騰達原不過指日可待的事。

　　然而理想畢竟不是現實，像許多有誌、有識、有才的文人一樣，王充的仕途生涯也是坎坷不平、荊棘叢生。一部黑暗的中國封建史，不知埋沒和葬送了多少人才，然而卻也因此相反相成地促成或逼出了一個個千古風流人物，當然功罪之間是遠不能平衡和抵償的。王充在官場的履曆，在其《自紀篇》中記述道：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府，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王充曆仕三級，但職位都不離掾，掾是漢代各級機構中的屬官。在縣裏，他做官至掾功曹，主管一縣人事和考功；在郡裏，他曾先後在軍事長官都尉府做過掾功曹、在行政長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裏，他也被州刺史征辟為從事屬官。徘徊州縣，為人下僚，淹滯不進，人微言輕。

　　王充盡管在仕途上還不曾有過碰得頭破血流的經曆，但是物未能盡其用，人不得盡其才，能不讓一個才高八鬥、胸懷大誌的文人感到逼仄和鬱悶嗎？按說王充生當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東漢王朝方興未艾的上升時期，征辟舉拔之製也屬正常，稱得上生逢其時，究竟是什麽擋住了他步步向上、節節升高的升路呢？

　　王充雖不是功利場上的能者，卻是知識界的智者，憑他的犀利目光和清晰頭腦，還能看不清個中奧秘？他在《逢遇篇》中將入仕宦的達與不達歸結為遇與不遇：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累害篇》中提出的累害論更是一言中的：凡入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連遭外禍，累害之也。

　　根據自己的切身遭遇，王充將來自外部的毀傷歸納為三累三害：鄉裏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裏，害發於朝廷。鄉之三累為：朋友反目，相為毀傷；庸才忌妒，毀傷高才；交遊失和，轉相攻擊。朝之三害為：為競職在長官麵前詆毀他人，長官偏聽偏信；濁吏在清吏麵前自慚形穢，懷恨在心，伺機陷害使之受重罰；長官的佐吏人品不高，提拔小人，對清正之士心懷不滿，在長官麵前予以詆毀。一旦身蒙三害，就是孔丘、墨翟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也不能全身，我王充還能有什麽本領免於牽累？

　　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盡管王充官小位卑，卻恬淡怡然地笑看人間，自得其樂地埋頭著述。他不屑攀龍附鳳，也不願苟合取安，其實不要說約兩千年前的那個時代，就是到今天的社會，王充的那種正氣和剛度，也難以完全為世風所接受和容忍。最終由於和上司意見不合，王充決定歸去，海歸返裏，屏居教授，在家鄉以教書維持生計，同時不懈地著書立說。

　　元和三年，60歲的王充再度應揚州刺史董勤之聘進入官場，先任職揚州郡的丹陽、廬江，後調任九江刺史府治中從事，兩年後自免還家。幾年之後，對王充了解頗深的钜鹿太守謝夷吾上書章帝，力薦王充，薦表中把其比之於先秦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漢的揚雄、劉向、司馬遷。章帝獲悉後，特下詔派遣公車到會稽征聘，但此時的王充已無意於仕途，何況年事已高，身心交病，確已力不從心。

　　晚年的王充，貧病交加，在困頓和寂寞之中，倔強地愛精自保，盡力讓羸弱的病體多活一天、一月、一年。他深知一件偉大的工作正在進行，因此不能停步、不能休息，更不能長眠。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如此強烈地呼喚著他、激勵著他，在這股巨大的精神力量驅動下，他愚猶沛沛，一字一筆、端端正正地填寫完了曆史交給他的試卷中最後一道答題，在永元八年（公元96年）前後病死家中，無憾而無愧地瞑目了。

　　王充死後，家徒四壁，據說葬資全賴王充的學生們籌集。王充墓位於今上虞市章鎮烏石山，墓碑以行書陰刻漢王仲任先生充之墓，清鹹豐五年歲在乙卯桂月吉旦。在清朝曾對其墓做兩次修治，新中國成立後，1981年當地政府又予重修。與其他桑梓先賢的祠墓遭遇一樣，王充的墓碑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一個農民抬回家中用作豬欄圈，後經再三查訪才失而複得。如今一座古樸的墓塚坐落在碧綠的茶場中，總算留下了一代鴻儒的最後足跡，一顆明星的幾分餘光。

　　三

　　王充是繼往開來的一代鴻儒，也是光前裕後的一顆明星。

　　王充的一生，除做過那幾年的州郡屬吏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居家教授的同時專力著書，寫下了《譏俗節義》、《政務》、《養性》和《論衡》四部著作。正是這些獨樹一幟、光芒四射的巨著，以及橫掃迷信、滌蕩虛妄的高見，為中華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可惜的是，前三本書均已亡佚。所幸的是，最重要的一部共計八十五篇、二十餘萬字的哲學著作《論衡》，除《招致》一篇外，近乎完整地得以保留、流傳於今。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論衡》是一部古代唯物主義的哲學文獻，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漫漫長夜中的一盞智慧之燈，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論衡》之衡字的本義是天平，《論衡》就是評定當時言論價值的天平。正如作者自言，其著書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論衡·對作》篇）。

　　元氣自然論是王充哲學思想的核心，這一重要的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反映在《論衡·自然》篇中。王充在《自然》的開篇闡述了關於元氣的基本觀點，他說：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如夫妻合氣，子自生矣。他認為元氣是天地萬物的由來，元氣和天地萬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猶如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一樣，有了元氣，萬物自然而然便產生，萬物都是由氣形成的。元氣自然論闡明了元氣的運動和變化是自發的，肯定宇宙和自然界出現和存在的客觀性和自然性，而非以天的意誌為動力，從而否定了董仲舒提出和宣揚的天的意誌、天人感應，還世界物質性麵貌。

　　董仲舒由天及人，把帝王說成從天而降來統治黎民百姓的神的化身，因而皇權是神聖的，封建等級觀念也是不可動搖的。而王充則針鋒相對地指出，人和萬物處在同等的地位，人屬於萬物，同是元氣所產生和構成的。在肯定人是動物的基礎上，王充又肯定了人與一般動物的區別，即人是動物中最高級的種類，是萬物中具有智慧的群體。在關於人的形體和精神兩者關係的問題上，王充認為精神必須依附於形體。《論死》、《道虛》、《辯祟》等篇章，都是王充批判鬼神迷信思想、宣傳無神論的重要論文。

　　《論衡》從哲學的高度、以唯物主義的觀點，大膽地批判了官方的神學體係，也深刻地揭露了迷信說教。王充以前無古人的大無畏精神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一係列天經地義且從來不容懷疑的神聖信條逐一剖析並予以批駁，其中如以王權神授為中心的神學目的論，以符瑞（把龍、鳳等物的出現或臆造說成帝王的受命之符）、譴告（把自然現象或災害說成上天對人君的警告）為根據的天人感應論，以世間有鬼、人死成鬼、鬼能害人、靈魂永存為內容的有鬼論以及宣傳曆史倒退、今不如古的崇古非今論。如果說古代神話中有過羿射九日的英雄故事，那麽，以一箭射數雕的王充倒是一頁真實的曆史、一個真正的英雄。

　　王充提出通過引物事以驗其言行來考證實虛，他認為，隻有實際存在的物和事才是可信的，凡不可捉摸和實現的物事均屬虛妄。基於虛妄的言行也必然虛妄，而檢驗言行可靠性的尺度，就是實際存在的物事。應用這種方法，王充又寫下了《問孔》、《刺孟》等篇，向孔孟聖賢提出了大膽的挑戰。兩千年前的王充提出的考論實虛的觀點固然令人驚訝，然而三十多年前發生在現代中國的一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又不能不令人深思。

　　更為驚異的是，《論衡》竟然涉足其他科學領域。就物理學而言，王充對運動、力、熱、靜電、磁、雷電、聲等現象都有觀察，在書中記載了他的觀點。王充把人的發聲比喻為魚引起水的波動，把聲的傳播比喻為水波的傳播。兩千年前他提出的看法，竟與現代聲學的結論驚人的一致：聲是物體振動產生的，聲要靠一定的物質來傳播。而當英國化學家波義耳認識到空氣是傳播聲音的媒介，已經是17世紀的事了。這也難怪後人又把《論衡》說成是我國古代的一部百科全書。

　　《論衡》的寫作花費了王充畢生精力，他從30歲左右開始構思、醞釀，60歲前後才最終定稿。他閉門潛思，殫精竭慮，刻苦著述，夜以繼日，憑精神、意誌和毅力寫完了《論衡》全書。在末篇《自紀篇》中，王充向世人坦言他的誌向、個性、追求和期望，他說：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望）不放（縱），居貧苦而誌不倦，淫（多）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義正詞嚴地批判流俗，一往無前地追求真理，苦口婆心地喚醒民眾，不折不扣地堅信科學。一位如此偉大、勇敢的哲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於公元之初，巍巍然地屹立於東海之濱、稽山之麓，他比歐洲衝破神學牢籠的先驅、提出地動說的哥白尼早了一千三四百年！這實在是中華民族的驕傲、紹興的光榮。

　　四

　　甚至在時間推移到十五六世紀的時候，以自己的學說和實驗向神學挑戰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仍不免遭到教廷的殘酷迫害和懲罰，那麽，比他們先知先覺早得多的王充受到封建衛道士們的圍攻乃至圍剿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論衡》這部博大精深之作，在經受不知多少朝代的雷霆之怒、冰霜之擊、虎狼之嚎以後，居然還能傳世至今，而且越傳越廣，也可謂奇跡了。

　　在王充死後的近百年中，《論衡》僅局限在江南一帶轉抄傳讀，一直沒有機會傳到政治、文化中心之地中土（中原），自然也未能被學界所了解、關注和重視。《論衡》流傳九州，還是靠幾位眼力不俗的名士幫忙，其中一位是蔡邕，另一位是王朗。據範曄《後漢書》的王充傳注引袁崧《後漢書》載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暞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蔡邕、王朗二人對於《論衡》北上，功不可沒。

　　按袁崧所說，應當是蔡邕先得書而後王朗予以傳播，不過在傳說中卻把功勞全部加在蔡邕頭上了。東漢末年，文學家、書法家蔡邕因在朝廷得罪權貴，於公元178年避難江南，曾投宿於高遷亭（會稽柯亭），取椽為笛，製作和吹奏了音韻獨絕的柯亭笛。人在會稽其地，聞說王充其名，蔡邕為訪求其遺著而到上虞，如願獲得《論衡》，遂將書秘藏而歸。蔡邕友人發現他自浙江回來以後，學問突有大進，猜想可能得了奇書，便去尋找。果然在他帳間隱蔽處發現了《論衡》一書，搶了幾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囑：此書隻能你我共讀，千萬不要外傳。友人讀後亦感受益匪淺，稱真乃奇書也。於是《論衡》不脛而走，在儒林中廣為傳讀、傳抄，從此官方與民間都有收藏。

　　人們應該記住和感謝蔡邕、王朗，正是他們從曆史的垃圾箱中不遺餘力地搜破爛，從而使《論衡》這一哲學珍寶得以存世，也讓生前被不公平地冷落的王充在身後變得備受擁戴。陳留蔡邕博學多才，通曉經史、天文、音律，擅長辭賦，在漢獻帝時曾拜左中郎將，在詩詞中常被稱為蔡中郎。漢末三國時期名士、曹魏司徒王朗，曾被漢獻帝任命為會稽太守，在任四年，獲得當地人民愛戴。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伯樂居然能去尋找、發現死去的千裏馬，功莫大焉，品莫高焉！由此令人想起那位搶救幾乎已銷聲匿跡且無望進入史冊的一代畫聖徐渭、而後又將他奉為有明一人的文壇領袖袁宏道，此乃何等胸襟，何等品格！

　　不光是蔡邕、王朗對《論衡》一書如獲至寶，從漢到唐，謝夷吾、虞翻、抱樸子等文人學者，都認為此書是一代偉著。然而盡管褒者不少，但貶者更是人多勢眾，這也是情理之中。由於王充在書中對傳統的儒學，特別是漢代經學進行批評，其中《儒增》、《書虛》、《問孔》、《刺孟》等專篇甚至懷疑古經，上問孔孟，詆訾孔子，厚辱其先。公然向神聖的經典挑戰，向孔孟聖賢發難，冒天下之大不韙，豈不成了儒家之叛逆、名教之罪人！

　　早在《論衡》還在繈褓之中甚至還在孕育之中的時候，王充就已經飽受明槍暗箭之苦，真難以想象這位窮塾師是如何忍辱負重，在冷嘲熱諷和挖苦誹謗聲中，繼續旁若無人地埋頭於自己的巨著的。隨著《論衡》越傳越廣，名聲日振，這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王充也就成了眾矢之的；盡管老先生早已作古，然而那些衛道士們依然咬牙切齒，一朝又一朝地輪番上陣、狺狺狂吠。特別是在唐、宋、明、清幾個朝代，圍攻之勢愈來愈烈，從唐朝史學家劉知幾首先發難起，罵了千年，直到乾隆皇帝親自出馬斥罵，並對王充論罪。

　　素以危言危行著稱的大史學家劉知幾，大概覺得罵還不過癮，竟至對王充的祖上挖老底、揭瘡疤，說他實三千之罪人！宋朝一批衛道士如晁公武、陳振孫、王應麟、葛勝仲、呂南公、黃震等，都把《論衡》視為一部離經叛道的書。明、清以後熊伯龍、劉光鬥等也罵王充是非聖無法。當乾隆皇帝禦批王充刺孟而問孔，已有非聖無法之誅出籠之後，衛道的學人們更是蜂擁緊跟，揮毫濡翰，口誅筆伐，對王充論罪之重，曠古絕今，從圍攻、清算王充的打手身份看，莫不是讀書人，倒是應了明朝進士曹學佺說的一副對聯：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不過，曆史畢竟不完全是一幅隻能由帝王及其衛道士們塗抹的畫布，任何時候、任何朝代的曆史畫卷都必須是集體創作的作品。曆朝的有識有才之士麵對思想的禁錮、社會的不公，不禁義憤填膺，紛紛挺身而出為王充打抱不平，連政治上保守、思想上唯心的唐朝文學家韓愈也公正客觀地評價王充為後漢三賢之一。隨著時代的進步，真理的陽光也透過雲罅，越來越照亮了陰暗的大地。明、清以來，更多的學者和思想家站出來為王充正名，沈雲楫、熊伯龍、章士釗、胡適、謝無量等均在其列。清末紹興著名文史學者、精通古經百史的李慈銘，盛讚《論衡》之說驚世駭俗，通俗易懂，故世爭傳之；國學大師章太炎稱王充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而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則以《論衡》為漢代批評哲學第一奇書。

　　書為漢第一奇書，人呢？南朝宋史學家範曄在《後漢書》中將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立為合傳，認為東漢兩百年間，稱得上思想家的僅此三位。後世學者更譽為漢世三傑，其中又以王充的年輩最長、著作最早。在許多觀點上，王充對後兩人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是三人中最傑出、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現代史學家範文瀾的評論是：《論衡》與地動儀是東漢兩大創造，王充與張衡是東漢文化界的兩個偉人。

　　書是奇書，人是偉人。如此又怎能用查禁、銷毀、誹謗和咒罵等手段使消亡？恰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詩句所喻：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難怪清朝協辦大學士紀昀在其受命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到《論衡》時，深有感觸，不管他自己想通想不通，但曆史的事實卻是曆代攻之者眾，好之者終不絕。我想，如果紀大學士多活百餘年，那麽他對《論衡》的評語就應該加上一段，即而今已一倡百和，好之者遍及海內外，乃至於英國李約瑟博士也讚之為百科全書式的著作。

　　王充哲學思想及其論著傳播之廣、影響之深，不是一代的話題，而是千古的文章；不因某個皇帝的禁令而沉沒江底，卻因千萬學者的叫好而飛上藍天。井蛙醯雞，不足為怪；蜀犬吠日，亦可理解。然而倘若帶上政治、權術、意識、感情等諸多色彩，透過厚厚的有色眼鏡來閱讀《論衡》，評論王充，那就隻能說此輩不可理喻，亦不足深詰也（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褐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