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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倡並參與國會請願運動
楊度批評清政府為放任專製政府，隻知對內偷錢、對外送禮；痛斥大多數官員顓頊無能，隻為謀取升官發財，而不是為了增進國利民福。他之所以不讚成革命黨人排滿革命，一方麵是擔心革命會引起國家分裂；另一方麵是他認為在革命黨武力推翻政府之前，聽任政府繼續腐敗與國家利益相悖，因此主張對政府進行改造，建立一個君主立憲形式的由內閣負責任的民主國家。
在楊度看來，不需要使用武力，單是輿論就可以推到政府，把放任的政府改造為負責任的政府。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一文係統闡述政治思想之時，通過與民主立憲黨人排滿革命的策略相比較，楊度認為挾輿論之力用和平請願的辦法就可以達到目的。民主立憲黨必須有大而必勝的兵力才能推翻政府，而君主立憲黨以輿論為主要武力，“必能推倒放任政府而開設國會”，如果萬一輿論不能奏效，人民中有一部分以兵力從事之時，將會更加喚起全國反對政府的激昂輿論，“兵力之武力雖敗，輿論之武力終勝，仍以輿論為告捷之具。”
確定輿論鼓吹的鬥爭方式之後，楊度又提出以開國會為號召，在社會上廣泛造成開國會輿論的具體辦法。楊度認為如果合力倡導請開國會，則國會問題必然會成為社會上的一個簡單但又重要的問題，可以團結最大多數的力量向政府施加壓力。楊度解釋了以開國會為輿論號召的原因：
其所以必以國會號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會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論政治論之複雜，終非人所能盡知，必其操術簡單，而後人人能喻，此“排滿革命”四字，所以應於社會程度，而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也。吾輩若欲勝之，則亦宜放下一切，而專標一義，不僅使腦筋簡單者易知易從，並將使腦筋複雜者去其遊思，而專心於此事，我輩主張國會之理由，但有一語曰，國民舉代表人以議國事，則政府必負責任而已。以此為宗教，與敵黨競爭實力，彼雖欲攻我，亦但能曰辦不到，而不能曰不應辦也。
這樣一來，既可以避免反對者的攻擊，又可把主張君主立憲的各派勢力團結在召開國會的大旗之下；正如革命黨內部雖政治主張差別甚大，但卻能團結在排滿革命的大旗之下同樣。個中奧妙在於，“凡理由甚簡單而辦法甚複雜者，雖智者不易尋其條理。凡理由甚複雜而辦法甚簡單者，雖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範圍反較為大，勢力反教益增也。”
梁啟超非常讚同楊度提出的這種以國會為號召在社會上廣造輿論的辦法，“至專提倡開國會，以簡單直捷之主義，求約束國民心理於一途，以收一針見血之效，誠為良策。” 雖然兩人聯合組黨的計劃沒有成功，分別創立了政黨組織，但梁啟超依然采用了楊度建議的以爭取開國會廣造輿論的鬥爭策略。自此之後，楊度倡導的國會請願活動，逐步成為此後憲政運動的核心目標，並且清政府正是在速開國會的請願聲中，一步步地走向了滅亡。
楊度確定以開國會來鼓吹輿論的策略之後，旋即進入具體實施階段。1907年10月楊度返國後，留在日本的憲政講習會會員，按照楊度擬定的計劃，於是年秋上書請願，要求清廷開設民選議院，此次上書是清末立憲運動中請願開國會的第一次。憲政講習會在這次上書請開國會之後，許多重要會員都先後回國運動請願召開國會事，而且作為靈魂人物的楊度也不再返回日本，憲政講習會此後主要是在國內發展力量。自楊度首倡國會請願之後，以“速開國會”為號召的國會請願運動就成了清末最後幾年最具影響力的政治活動，而且幾乎所有關於請開國會的陳情和呼籲都在延續著楊度所闡發的國會論述思路。
1907 年 12 月初，楊度聯絡湘紳譚延闓、廖名縉、羅傑等人，成立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並且以湖南全省士民的名義發起上書請願，懇請政府開設民選議院以實行預備立憲。請願書為楊度所擬，並經王闓運改定。這份請願書結合關於實行立憲條件的上諭，從各個方麵闡發了開設民選議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楊度在請願書中指出，中國人民數千年來屈服於專製政體之下，不知國家為何物，政治為何事，遠遠遜色於東西各國實行民選議院的國家，“今惟有利用代議製度，使人民與國家發生關係，以培養其國家觀念而喚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後憲政之基礎確立，富強之功效可期。”如果隻空言立憲，“其危險之情形，實有為臣民所不忍言者。”朝廷趁人民程度尚未發達之際，開設民選議院來發達人民的國家思想，訓練其政治能力，上可以鞏固君權，下可以增進人民程度，還可以促進立憲政體的及早確立。
楊度接著在請願書中指出民情能否通達是治亂興衰的關鍵，隻有開設民選議院才能通達民情消弭禍亂，東西各國均為例證：
自法蘭西革命以還，人文日起，世局一新，歐洲人士寢饋民權之說，謳歌自由之風，而當時之君相又欲保其固有之主權而厲行專製，君民衝突之事，遂以次遞起於歐美兩大陸之中。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潮流所至，河山失險，亞東諸國亦自此多事矣。然各國曆史有一共同之公例，非他，即民選議院。開設早者，其禍端常小而時期亦短，如普、意、日本諸國是也；民選議院開設遲者，其禍亂常大而時期亦長，如法蘭西、俄羅斯諸國是也。
中國當前局勢岌岌可危，原因就在於沒有民選議院通達上下之情：
今日中國民氣之囂已入極端，法蘭西之革命、俄羅斯之暗殺已兆其端，土崩瓦解，岌岌可危，雖無瓜分之憂，亦有陸沉之痛。然推原禍本，則實以民情不達之故。
補救之道，應以俄法為前車之鑒，師法普日往事，爭取早日開設民選議院：
夫二十世紀之中國，雖梅特涅、俾斯麥、大久保聯袂立朝，亦不能獨違公例，以維持獨裁政體之殘喘。顧所爭者遲早耳，然早則其利如此，遲則其害如彼，一彼一此，固不待煩言而自解矣。
剖析了民選議院開設早晚的不同利害之後，又指出如果拖延不開民選議院，則“三數年後，燎原莫救”。請願書在最後強調開設民選議院為當前救國的唯一方法，“夫今日一線之生機，中國圖存之妙用，惟在憲政。而欲促憲政之成立，惟有早開議院之一法，舍此而外，別無他途。”
這份請願書的基本思想幾乎全為此後的請願書所沿用，尤其是楊度強調開設民選議院為唯一救國方法的論斷，成為國會請願運動日益激進化的主要理論武器。有學者據此評述楊度的憲政觀是以“製度決定論”思想作為立論基礎，“楊度被認為是當時中國人中對憲政製度認識的最為深刻透徹的權威學者。而他對立憲政治的認識就是如此簡單。”這種評價並不十分準確，因為楊度對世界各立憲國發展的曆史有清楚地了解，他也知道中國短時間內不可能達到發達的憲政，“吾民乃欲一日而得之，其無乃操豚蹄以祝篝車也。”他所提出的金鐵主義說是一套係統完整的政治理論，用開國會的辦法改造政府隻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自己並沒有把開國會作為解決中國各種問題的靈丹妙藥，但之所以還如此突出地宣揚開國會為唯一救國的方法，這是他的鬥爭策略。因為夾在清政府和革命黨這兩種政治勢力之間，為了避免危險的暴力革命，又能達到改造清政府的目的，根據當時情況所能提出的相對最為可行的政治策略。
楊度對開國會的倡議及其發動領導的請願運動獲得了積極的響應，國內大多數報刊都以開國會相號召，到1908年初，已是“國會國會之聲，日日響徹於耳膜許多立憲團體紛紛發起各省士民簽名請願召開國會，開始絡繹不絕地上書政府請開國會，憲政公會、政聞社、預備立憲公會和憲政研究會還醞釀成立專門以速開國會為宗旨的國會期成會。
鼓動起開國會的輿論之後，楊度也開始以四品京堂候補任職憲政編查館，但成為京官的楊度仍是以爭取早開國會為職誌，利用京官的便利身份廣為運動，“竭力以國會利益陳說於諸公之間”，尤其是極力聳動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各軍機大臣因為楊度倡導的國會請願已經蔚然成風，鑒於此事關係太大，於 1908年6月8日，專門在頤和園外務部公所召開特別會議，“開列疑難問題數十條質問楊京卿”，楊度當場回答了政府諸公的疑問，逐層演說達四、五小時之久，辨析國民程度問題尤為爽朗。楊度向袁世凱、張之洞等人表示，“某此來以開國會為目的，如辦不成，不特無以對朝廷，且何以對諸公之知遇？”並當場宣言，“政府如不允開設民選議院，則不能為利祿羈縻，仍當以出京運動各省人民，專門要求開設民選議院之事，生死禍福，皆所不計，即以此拿交法部，仍當主張到底。”
1908年5月，楊度還曾專門到天津鼓動開國會的輿論，並在天津法政學堂演講，宣揚開國會的輿論。楊度在演講中指出立憲和專製的主要區別並不在於形式上的法政，而是在於有無通達民意的國會，“立憲國之政府原係行人民之意思，故為人民之政府，專製國之政府獨立專製，實為政府之政府；立憲國之政府權限分明，專製國之政府權限混淆。”而有沒有國會造成了立憲和專製政府的這些區別。楊度批駁以人民程度不足來緩期數年立憲的借口，是大謬大誤之說。接著強調預備立憲的入手之方在於人民得以預聞政事，“預備立憲首要在預備人民預聞政事。不預備人民預聞政事，則絕不為預備立憲。”由於立憲製度利於君、利於國、利於人民，唯獨不利於官吏個人，因而遭到反對，“況現在之官吏，優者不過十之二、三，劣者實居十之七、八，一立憲必致官吏各個人所司之事項與個人之意思相衝突，由是政府不得不思所鉗壓之。”麵對這些阻力，楊度指出人民抵抗的唯一手段，就是上書要求開設國會，而且這種辦法出於平和，非屬暴動，不用擔心有毫末危險。在演講最後，楊度呼籲連續要求開設國會，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吾是以要求開設國會，希望我全國之熱心誌士連渡舉行，一次無效繼以二次，二次無效繼以三次、四次乃至數千百次，不達開設國會之目的不止。國會開矣，則政府為國家發布命令之機關，有議會為代表人民輿論之機關，而立憲製度成矣。
楊度倡導的連續請願辦法，很快得到廣泛的響應，使清政府麵臨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力。
楊度速開國會的活動和呼籲，達到了“社會風從，廟堂傾聽”的結果，但對國會問題的討論，卻也激發了很多矛盾，“今年夏秋之際，新舊之說，滿漢之說，君權民權之說，急進緩進之說，一時俱齊，風潮大起，阻力橫生。”倡導國會的關鍵人物楊度，“以一身受數麵之嫌疑，當各派之衝擊”，遭受了極大的壓力。但是遍及朝野的請開國會的輿論，畢竟促使清政府於1908年8月27日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以及有明確步驟的九年預備立憲清單，使無年限、無辦法的預備立憲空言，變成了有年限、有辦法的具體實行。毫無疑問，同以往的獨裁政體相比較，清政府的這些舉措已堪稱“超軼前古之舉動”，但已經為輿論所激發的各省士民，卻並不滿足於這個成就，而是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
隨著各省谘議局的開辦，以及逐年籌備立憲工作的開展，各項憲政預備的推進，速開國會幾乎成了整個精英階層的共同心聲，而且有了合法的政治活動舞台。1909年底，16個省的谘議局聯合成立了請願速開國會同誌會，並且選出了請願代表赴京請願。1910年1月，請願代表向都察院呈遞了請願書，並謁見軍機大臣勸說早開國會，請願遭到了清廷的拒絕。請願代表遭拒後繼續以各種形式開展活動，創辦報刊，派代表分赴全國運動，獲得了全國各省谘議局、教育會、商會和立憲團體的積極支持，到1910年6月，又發動了第二次大規模的請願活動，據說這次請願有30多萬人簽名，共有1百多個團體代表。第二次請願再次遭拒後，請願代表不屈不撓，於10月3日通電全國，進行第三次請願。在請願代表的努力下，速開國會問題成了新開設的資政院討論的主要議題，並且在表決時獲得滿場一致通過，資政院議員汪榮寶讚為開議以來“第一次有聲有色之舉”。
在請願過程中，各省的谘議局和中央的資政院都讚成速開國會的主張，並且成為請願代表活動的合法政治舞台。而且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高級官員，在請願活動的渲染和感召下，紛紛讚成速開國會。1910年10月25日，以東三省總督錫良為首的18位督撫、將軍和都統聯名致電軍機處代奏，呈請立即組織責任內閣並於明年開設國會。這些握有實權的高級官員很顯然是清政府統治的柱石，他們的態度無疑表明對清廷中樞決策層的不滿，標誌著清廷已陷入空前孤立的危險處境。
這些情況表明，無論是在朝官僚還是在野的士紳，各省督撫或是各級議員，他們雖然在很多方麵都有不大不小的矛盾，但在速開國會方麵卻達成了一致的共識。楊度也再次上奏朝廷，“非速開國會，不足以救國勢之危。今資政院初開，即以速開國會為請，民心所欲，已可概知。”並警告清廷如果不俯順民情，則禍變莫測，“若朝廷不允所請，則草澤橫議，必十倍於今時。”
麵對來自各個方麵的巨大壓力，清廷最後決定預備立憲縮短為五年，定於宣統五年召開正式國會。資政院議員汪榮寶當時就指出清廷此舉實為失策，“必令花團錦簇之舉消歸烏有”。縮短五年的消息在資政院公布時，議員對這個結果多不滿意，“忽聞議場南麵發一種悲涼之聲，謂國會年限乃可吊之事，非可賀之事。”
請願代表對國會年限縮短為五年雖然並不十分滿意，畢竟活動結果差堪可慰。此後奉天、直隸等部分地區的請願活動雖繼續進行，但規模不是甚大，在清廷的嚴令彈壓下，以奉天、直隸為中心的請願活動也很快結束。遍及全國的情願運動，參加人員由立憲派士紳擴大到地方督撫、駐外公使和朝廷官員，使清政府在四麵楚歌中無所措其手足，雖然縮短了立憲年限，依靠強力壓製了激進的請願代表，但清政權的合法性已經在這幾次請願運動中消耗殆盡，陷入了極端的孤立狀態。
在楊度看來，不需要使用武力，單是輿論就可以推到政府，把放任的政府改造為負責任的政府。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一文係統闡述政治思想之時，通過與民主立憲黨人排滿革命的策略相比較，楊度認為挾輿論之力用和平請願的辦法就可以達到目的。民主立憲黨必須有大而必勝的兵力才能推翻政府，而君主立憲黨以輿論為主要武力，“必能推倒放任政府而開設國會”，如果萬一輿論不能奏效，人民中有一部分以兵力從事之時，將會更加喚起全國反對政府的激昂輿論，“兵力之武力雖敗，輿論之武力終勝，仍以輿論為告捷之具。”
確定輿論鼓吹的鬥爭方式之後，楊度又提出以開國會為號召，在社會上廣泛造成開國會輿論的具體辦法。楊度認為如果合力倡導請開國會，則國會問題必然會成為社會上的一個簡單但又重要的問題，可以團結最大多數的力量向政府施加壓力。楊度解釋了以開國會為輿論號召的原因：
其所以必以國會號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會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論政治論之複雜，終非人所能盡知，必其操術簡單，而後人人能喻，此“排滿革命”四字，所以應於社會程度，而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也。吾輩若欲勝之，則亦宜放下一切，而專標一義，不僅使腦筋簡單者易知易從，並將使腦筋複雜者去其遊思，而專心於此事，我輩主張國會之理由，但有一語曰，國民舉代表人以議國事，則政府必負責任而已。以此為宗教，與敵黨競爭實力，彼雖欲攻我，亦但能曰辦不到，而不能曰不應辦也。
這樣一來，既可以避免反對者的攻擊，又可把主張君主立憲的各派勢力團結在召開國會的大旗之下；正如革命黨內部雖政治主張差別甚大，但卻能團結在排滿革命的大旗之下同樣。個中奧妙在於，“凡理由甚簡單而辦法甚複雜者，雖智者不易尋其條理。凡理由甚複雜而辦法甚簡單者，雖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範圍反較為大，勢力反教益增也。”
梁啟超非常讚同楊度提出的這種以國會為號召在社會上廣造輿論的辦法，“至專提倡開國會，以簡單直捷之主義，求約束國民心理於一途，以收一針見血之效，誠為良策。” 雖然兩人聯合組黨的計劃沒有成功，分別創立了政黨組織，但梁啟超依然采用了楊度建議的以爭取開國會廣造輿論的鬥爭策略。自此之後，楊度倡導的國會請願活動，逐步成為此後憲政運動的核心目標，並且清政府正是在速開國會的請願聲中，一步步地走向了滅亡。
楊度確定以開國會來鼓吹輿論的策略之後，旋即進入具體實施階段。1907年10月楊度返國後，留在日本的憲政講習會會員，按照楊度擬定的計劃，於是年秋上書請願，要求清廷開設民選議院，此次上書是清末立憲運動中請願開國會的第一次。憲政講習會在這次上書請開國會之後，許多重要會員都先後回國運動請願召開國會事，而且作為靈魂人物的楊度也不再返回日本，憲政講習會此後主要是在國內發展力量。自楊度首倡國會請願之後，以“速開國會”為號召的國會請願運動就成了清末最後幾年最具影響力的政治活動，而且幾乎所有關於請開國會的陳情和呼籲都在延續著楊度所闡發的國會論述思路。
1907 年 12 月初，楊度聯絡湘紳譚延闓、廖名縉、羅傑等人，成立憲政講習會湖南支部，並且以湖南全省士民的名義發起上書請願，懇請政府開設民選議院以實行預備立憲。請願書為楊度所擬，並經王闓運改定。這份請願書結合關於實行立憲條件的上諭，從各個方麵闡發了開設民選議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楊度在請願書中指出，中國人民數千年來屈服於專製政體之下，不知國家為何物，政治為何事，遠遠遜色於東西各國實行民選議院的國家，“今惟有利用代議製度，使人民與國家發生關係，以培養其國家觀念而喚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後憲政之基礎確立，富強之功效可期。”如果隻空言立憲，“其危險之情形，實有為臣民所不忍言者。”朝廷趁人民程度尚未發達之際，開設民選議院來發達人民的國家思想，訓練其政治能力，上可以鞏固君權，下可以增進人民程度，還可以促進立憲政體的及早確立。
楊度接著在請願書中指出民情能否通達是治亂興衰的關鍵，隻有開設民選議院才能通達民情消弭禍亂，東西各國均為例證：
自法蘭西革命以還，人文日起，世局一新，歐洲人士寢饋民權之說，謳歌自由之風，而當時之君相又欲保其固有之主權而厲行專製，君民衝突之事，遂以次遞起於歐美兩大陸之中。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潮流所至，河山失險，亞東諸國亦自此多事矣。然各國曆史有一共同之公例，非他，即民選議院。開設早者，其禍端常小而時期亦短，如普、意、日本諸國是也；民選議院開設遲者，其禍亂常大而時期亦長，如法蘭西、俄羅斯諸國是也。
中國當前局勢岌岌可危，原因就在於沒有民選議院通達上下之情：
今日中國民氣之囂已入極端，法蘭西之革命、俄羅斯之暗殺已兆其端，土崩瓦解，岌岌可危，雖無瓜分之憂，亦有陸沉之痛。然推原禍本，則實以民情不達之故。
補救之道，應以俄法為前車之鑒，師法普日往事，爭取早日開設民選議院：
夫二十世紀之中國，雖梅特涅、俾斯麥、大久保聯袂立朝，亦不能獨違公例，以維持獨裁政體之殘喘。顧所爭者遲早耳，然早則其利如此，遲則其害如彼，一彼一此，固不待煩言而自解矣。
剖析了民選議院開設早晚的不同利害之後，又指出如果拖延不開民選議院，則“三數年後，燎原莫救”。請願書在最後強調開設民選議院為當前救國的唯一方法，“夫今日一線之生機，中國圖存之妙用，惟在憲政。而欲促憲政之成立，惟有早開議院之一法，舍此而外，別無他途。”
這份請願書的基本思想幾乎全為此後的請願書所沿用，尤其是楊度強調開設民選議院為唯一救國方法的論斷，成為國會請願運動日益激進化的主要理論武器。有學者據此評述楊度的憲政觀是以“製度決定論”思想作為立論基礎，“楊度被認為是當時中國人中對憲政製度認識的最為深刻透徹的權威學者。而他對立憲政治的認識就是如此簡單。”這種評價並不十分準確，因為楊度對世界各立憲國發展的曆史有清楚地了解，他也知道中國短時間內不可能達到發達的憲政，“吾民乃欲一日而得之，其無乃操豚蹄以祝篝車也。”他所提出的金鐵主義說是一套係統完整的政治理論，用開國會的辦法改造政府隻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自己並沒有把開國會作為解決中國各種問題的靈丹妙藥，但之所以還如此突出地宣揚開國會為唯一救國的方法，這是他的鬥爭策略。因為夾在清政府和革命黨這兩種政治勢力之間，為了避免危險的暴力革命，又能達到改造清政府的目的，根據當時情況所能提出的相對最為可行的政治策略。
楊度對開國會的倡議及其發動領導的請願運動獲得了積極的響應，國內大多數報刊都以開國會相號召，到1908年初，已是“國會國會之聲，日日響徹於耳膜許多立憲團體紛紛發起各省士民簽名請願召開國會，開始絡繹不絕地上書政府請開國會，憲政公會、政聞社、預備立憲公會和憲政研究會還醞釀成立專門以速開國會為宗旨的國會期成會。
鼓動起開國會的輿論之後，楊度也開始以四品京堂候補任職憲政編查館，但成為京官的楊度仍是以爭取早開國會為職誌，利用京官的便利身份廣為運動，“竭力以國會利益陳說於諸公之間”，尤其是極力聳動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各軍機大臣因為楊度倡導的國會請願已經蔚然成風，鑒於此事關係太大，於 1908年6月8日，專門在頤和園外務部公所召開特別會議，“開列疑難問題數十條質問楊京卿”，楊度當場回答了政府諸公的疑問，逐層演說達四、五小時之久，辨析國民程度問題尤為爽朗。楊度向袁世凱、張之洞等人表示，“某此來以開國會為目的，如辦不成，不特無以對朝廷，且何以對諸公之知遇？”並當場宣言，“政府如不允開設民選議院，則不能為利祿羈縻，仍當以出京運動各省人民，專門要求開設民選議院之事，生死禍福，皆所不計，即以此拿交法部，仍當主張到底。”
1908年5月，楊度還曾專門到天津鼓動開國會的輿論，並在天津法政學堂演講，宣揚開國會的輿論。楊度在演講中指出立憲和專製的主要區別並不在於形式上的法政，而是在於有無通達民意的國會，“立憲國之政府原係行人民之意思，故為人民之政府，專製國之政府獨立專製，實為政府之政府；立憲國之政府權限分明，專製國之政府權限混淆。”而有沒有國會造成了立憲和專製政府的這些區別。楊度批駁以人民程度不足來緩期數年立憲的借口，是大謬大誤之說。接著強調預備立憲的入手之方在於人民得以預聞政事，“預備立憲首要在預備人民預聞政事。不預備人民預聞政事，則絕不為預備立憲。”由於立憲製度利於君、利於國、利於人民，唯獨不利於官吏個人，因而遭到反對，“況現在之官吏，優者不過十之二、三，劣者實居十之七、八，一立憲必致官吏各個人所司之事項與個人之意思相衝突，由是政府不得不思所鉗壓之。”麵對這些阻力，楊度指出人民抵抗的唯一手段，就是上書要求開設國會，而且這種辦法出於平和，非屬暴動，不用擔心有毫末危險。在演講最後，楊度呼籲連續要求開設國會，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吾是以要求開設國會，希望我全國之熱心誌士連渡舉行，一次無效繼以二次，二次無效繼以三次、四次乃至數千百次，不達開設國會之目的不止。國會開矣，則政府為國家發布命令之機關，有議會為代表人民輿論之機關，而立憲製度成矣。
楊度倡導的連續請願辦法，很快得到廣泛的響應，使清政府麵臨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力。
楊度速開國會的活動和呼籲，達到了“社會風從，廟堂傾聽”的結果，但對國會問題的討論，卻也激發了很多矛盾，“今年夏秋之際，新舊之說，滿漢之說，君權民權之說，急進緩進之說，一時俱齊，風潮大起，阻力橫生。”倡導國會的關鍵人物楊度，“以一身受數麵之嫌疑，當各派之衝擊”，遭受了極大的壓力。但是遍及朝野的請開國會的輿論，畢竟促使清政府於1908年8月27日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以及有明確步驟的九年預備立憲清單，使無年限、無辦法的預備立憲空言，變成了有年限、有辦法的具體實行。毫無疑問，同以往的獨裁政體相比較，清政府的這些舉措已堪稱“超軼前古之舉動”，但已經為輿論所激發的各省士民，卻並不滿足於這個成就，而是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
隨著各省谘議局的開辦，以及逐年籌備立憲工作的開展，各項憲政預備的推進，速開國會幾乎成了整個精英階層的共同心聲，而且有了合法的政治活動舞台。1909年底，16個省的谘議局聯合成立了請願速開國會同誌會，並且選出了請願代表赴京請願。1910年1月，請願代表向都察院呈遞了請願書，並謁見軍機大臣勸說早開國會，請願遭到了清廷的拒絕。請願代表遭拒後繼續以各種形式開展活動，創辦報刊，派代表分赴全國運動，獲得了全國各省谘議局、教育會、商會和立憲團體的積極支持，到1910年6月，又發動了第二次大規模的請願活動，據說這次請願有30多萬人簽名，共有1百多個團體代表。第二次請願再次遭拒後，請願代表不屈不撓，於10月3日通電全國，進行第三次請願。在請願代表的努力下，速開國會問題成了新開設的資政院討論的主要議題，並且在表決時獲得滿場一致通過，資政院議員汪榮寶讚為開議以來“第一次有聲有色之舉”。
在請願過程中，各省的谘議局和中央的資政院都讚成速開國會的主張，並且成為請願代表活動的合法政治舞台。而且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高級官員，在請願活動的渲染和感召下，紛紛讚成速開國會。1910年10月25日，以東三省總督錫良為首的18位督撫、將軍和都統聯名致電軍機處代奏，呈請立即組織責任內閣並於明年開設國會。這些握有實權的高級官員很顯然是清政府統治的柱石，他們的態度無疑表明對清廷中樞決策層的不滿，標誌著清廷已陷入空前孤立的危險處境。
這些情況表明，無論是在朝官僚還是在野的士紳，各省督撫或是各級議員，他們雖然在很多方麵都有不大不小的矛盾，但在速開國會方麵卻達成了一致的共識。楊度也再次上奏朝廷，“非速開國會，不足以救國勢之危。今資政院初開，即以速開國會為請，民心所欲，已可概知。”並警告清廷如果不俯順民情，則禍變莫測，“若朝廷不允所請，則草澤橫議，必十倍於今時。”
麵對來自各個方麵的巨大壓力，清廷最後決定預備立憲縮短為五年，定於宣統五年召開正式國會。資政院議員汪榮寶當時就指出清廷此舉實為失策，“必令花團錦簇之舉消歸烏有”。縮短五年的消息在資政院公布時，議員對這個結果多不滿意，“忽聞議場南麵發一種悲涼之聲，謂國會年限乃可吊之事，非可賀之事。”
請願代表對國會年限縮短為五年雖然並不十分滿意，畢竟活動結果差堪可慰。此後奉天、直隸等部分地區的請願活動雖繼續進行，但規模不是甚大，在清廷的嚴令彈壓下，以奉天、直隸為中心的請願活動也很快結束。遍及全國的情願運動，參加人員由立憲派士紳擴大到地方督撫、駐外公使和朝廷官員，使清政府在四麵楚歌中無所措其手足，雖然縮短了立憲年限，依靠強力壓製了激進的請願代表，但清政權的合法性已經在這幾次請願運動中消耗殆盡，陷入了極端的孤立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