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變局中的楊度

三、用國會改造政府

　　楊度主張政治革命，認為政治革命是以改造責任政府為唯一的目的，反對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的種族革命。同革命黨人一樣，楊度對清政府的批評是極為嚴厲的。譴責清政府對內偷錢對外送禮，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放任專製政府，因而要通過政治革命對其改造，把現在的放任專製政府改造為責任政府。政府如果負責任，就必然會以發達國民為己務，結果自然會民富國強。所以說，改造責任政府就是當時中國

　　救國的唯一方法。

　　使政府負責任，則必須使君主無責任，如果君主仍然負責任，那麽政府就不能負責任。楊度指出立憲國家和專製國家在精神上的最大區別，是立憲國家的君主無責任，專製國家的君主有責任。中國以往的革命，都是以專製易專製，而不知道移君主責任於政府。楊度認為用國會改造政府的方法“至巧而亦至穩”，上可以使君主常保尊榮，不會有過失，惹起全國為亂；下可以促進人民發達，而不至於動輒激起革命，擾亂社會秩序。楊度讚歎為“法良意美，無過於此者”。

　　楊度比較了世界上的民主立憲國和君主立憲國後，認為君主和民主的不同主要是因為實行立憲時的國情不一樣。指出兩者都遵循立憲原則，元首無責任，內閣負責任。差別在於元首一由選舉而來，一由世襲而來。實行君主立憲製的國家君主無責任，政府如果有違法和失政之處，由政府大臣負擔責任，所以學者和政治家稱之為責任內閣。責任內閣的內閣大臣所負擔的責任有兩種，一是違法的責任，二是失政的責任。責任內閣的編製有內閣總理大臣和各部大臣；責任內閣的種類有政黨內閣、不黨內閣（日本稱為超然內閣）、半黨內閣，立憲不久、政黨未盛的國家一般是不黨內閣，半黨內閣在由不黨內閣向政黨內閣過渡時期出現，政黨內閣在政黨發達以後才會出現。至於責任內閣的職權，楊度喻之為“上奏、下宣之關門”，也就是說君主上諭如果沒有國務大臣副署，有司可以不奉行，這是立憲政體的要義。總而言之，君主立憲製度的精神就是君主無責任。中國政府之所以為不負責任的政府，根本原因在於君主專製，“知君主專製國，以君主有責任之原因成為政府無責任之結果，即知君主立憲國，以君主無責任之原因，成為政府有責任之結果，一對照而知之矣。”

　　國會是改造責任政府的唯一方法，也是立憲國家至重極要、惟一不可缺少的機關。如果國家中沒有國會這一機關，無論用什麽方法，都不能使政府成為責任政府。凡能稱得上為君主立憲的國家，都必然是以國會和責任政府為國政的兩大樞軸。國會的本質在於人民參政權，重要職權在於監督政府，糾彈政府失政，所以在君主立

　　憲國家，國會和責任政府，如車之兩輪，缺一不可。此外，立憲國家還有內閣責任的糾彈製度，即糾彈違法責任和糾彈失政責任的製度。就糾彈製度而論，有國會的國家，政府想不負責任而不能，“故曰非責任政府能發生國會，實國會能發生責任政府。國會者，改造責任政府之武器也。”如果中國有國會，則君主有責任、大臣無責任的專製精神就會去除，而君主無責任、大臣有責任的立憲精神就會產生。一言以蔽之，楊度認為隻有開國會可以救國：

　　故吾今日所主張之惟一救國方法，以大聲急呼號召於天下者，曰：“開國會”三字而矣。無國會必無責任政府，此如車之兩輪，今無其一，宜其一之亦不行也。但有很多人認為當時中國的人民程度不足，還不足以開國會，楊度對這種主張進行了駁斥。

　　人民程度不足說，當時持此論者幾乎遍及全國。楊度首先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用什麽標準來定人民程度不足？二是用什麽方法使人民程度足？這是兩個互相關聯的問題。持人民程度不足說的人，以有教育、無教育為標準來判斷人民程度，以教育普及的方法來提高人民的程度，主張教育普及以後國會可開，教育未普及之前國會不可開。楊度反駁那些認為教育普及以後國會才可開的結果隻能是教育永不普及，國會永不開設：

　　故持人民程度說者，苟謂教育普及之後則國會可開，是欲以不開國會之原因，辦到教育永不普及之結果；又以教育永不普及之原因，辦到國會永不開設之結果。楊度認為不負責任的政府不可能做到普及教育，教育能否普及，應以國會開設與否為斷。如果國會開設，政府必能改良，這樣才能達到教育普及的希望。

　　還有持人民程度不足說的人，以地方自治作為判斷的標準和提高程度的方法，主張先使人民有自治經練，作為開設國會的預備，先立地方自治之法，而後視其程度，逐漸由地方推及全國。楊度比較了世界各立憲國的發展曆史，指出隻有英國是由地方自治發達而後開設國會，其餘國家都是因國會開設以後才逐漸實現地方自治，同這些國家相比，中國現在的國民程度要高於這些國家開國會之前的國民程度，所以地方自治不能成為不開國會的理由。

　　以教育普及為標準與方法，和以地方自治為標準與方法，都是持人民程度說的理論根據。楊度分析了產生這些謬誤的原因，主要是這些人不知少數人民與多數人民的程度不必相同，無論什麽國家，社會上一切事業的原動力，“常在中流社會”；不知無國會的國民與有國會的國民的程度不可能相同。楊度敬告持人民程度說的人應以有無國會為標準：

　　有國會則國民程度高，無國會則國民程度低；論人民程度之足於不足，其惟一之標準在有國會無國會；謀人民程度之足，其惟一之方法在開國會。

　　因為人民程度之所以高，非能自然高，關鍵在於有參政權以後才能高，人民有資格參政，必是國會開設然後可。

　　清政府以人民程度不足為由，擬定了九年預備立憲計劃。革命黨人則認為中國做共和國民的資格是天然具備的，隻要去掉現在的異族專製政府，則天下盡是共和國民，民權立憲也會隨即而至。革命黨人因大多為革命起義而四處奔波，對民主共和的理解還停留在非常模糊、膚淺的層次上。

　　楊度指出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沒有政府願意主動開設國會來監督自己的，中國也不例外。所以中國的國會，希望政府主動召開是不可能的事，“必也由人民以自力致之耳”。而且國會能否成功召開，並不需要國民全體或是多數讚同，上、中社會的少數人齊心推動即可成功：

　　惟自吾策之，吾人苟欲國民一方主張開國會者之勢力大張，誠無妨合上、中社會及上、中社會以外之人而共謀之。然但能於四萬萬人之中，得其四百分之一，有數十百萬人為一致之行動，必已能收效果。

　　此後國會請願運動的發展，證實了楊度的這個辦法的確有效。

　　楊度根據各立憲國國會成立的曆史，“非有國會而後有政黨，乃有政黨而後有國會，”認為如果沒有得力的政黨，則國會不會自然發生。而且政黨推動國會成立後，國會即可成為政黨活動的舞台。以立政黨為謀開國會的方法，才能達到開國會改造責任政府的目的，而且這是救國方法中的“下手之第一著”，舍此而莫由。楊度主張立政黨以謀開國會的最大理由，是因為如果有共同政治目的、采取共同行動的政黨，在謀開國會的過程中，“前者可以死，而後者可以繼也。”君主立憲黨主張用政治革命改造政府，直接與政府利害相衝突，更容易遭受到政府的迫害，不能有絲毫僥幸成功的心理。設立政黨可以堅定黨員冒險的決心，以達到開設國會的目的，“蓋政府殺一黨員，民間可增無數黨員，若殺至數十百黨員，全國之中半為政府之敵，斯於左右叱吒之聲中，而不負責任之政府必倒，代表國民之議會必開矣。”如果犧牲數十百人，國會遂得以召開，這也算是中國的大幸了。

　　楊度對當時政府的批評一貫是極為嚴厲的，“今中國政府之不負責任，方日嬉遊偷惰，苟貪利祿，自幸人民之不予擾也。”楊度在這一點上，與革命黨並無二致。但是他並不讚同革命黨的任由政府腐敗的做法，因為這樣造成的結果雖然有利於革命風潮的鼓動，卻與整個國家的利益恰相反對：

　　舍政治之事於不問，任政府之腐敗而不一監督之，且或欲利用其腐敗，以激起人民反抗之心，甚至倡言貪官汙吏非其所恨，聞政府之腐敗則喜，聞政府之不腐敗而懼。問其何以至此之理由，則必曰非起革命軍除去君主後，不可以言政治也。

　　楊度指出隻要革命軍一日未起，君主一日未除，“其黨之利益即無一日而不與國家之利害相反”。為了國家利益的大局出發，應該積極的改造政府。

　　楊度解釋自己開國會的主張與要求立憲毫無差別，兩者實際上是一樣。之所以不以要求立憲相號召，因為與其要求形式上的憲法，不如要求實質上的國會；與其籠統主張立憲，不如舉簡單的事實主張開國會。民主立憲黨在其機關報《民報》上大書六大宗旨，其中一條是要求列國讚成中國的革新事業。民主立憲黨人認為必須用武力才能要求，否則實為乞求，楊度非常讚同革命黨人的這一看法。在這一基礎上，楊度詳細比較了民主立憲黨和君主立憲黨兩者要求的異同。首先，所要求的對象與方法不同。君主立憲黨主張立憲法、開國會，目的在改造責任政府，而不在革除君主，所用方法是以人民的勢力強迫政府而要求君主。民主立憲黨反對君主立憲，主張革除君主，人民選舉元首，建設共和政體，以民主主義為目的，而以民族主義為手段。但民主立憲黨的民族主義，實質上是大漢族主義，“不過人民排人民之主義，與全體人民之中排滿、排蒙、排回、排藏，而以純粹之漢人立國，行其共和政治之製耳。”這種民族主義很容易造成國內的分裂，而國內分裂又很可能引起外國的瓜分。民主立憲黨也深懼瓜分危險，故預先要求列國讚成中國的革新事業，不幹涉中國的內政，不瓜分中國的領土。就此而言，民主立憲黨也可謂深謀遠慮，洞知世界大勢，但他們的方法卻並不正確。綜合兩黨的要求來看，“一在國內，一在國外；一專為本國之問題，而各國無參與之權，一直為世界之問題，而本國無自主之權矣。”

　　其次，所要求的武力不同。楊度指出如果民主立憲黨的兵力不足以抵製各國，僅想依靠國際法來要求，“吾其為全國同胞慟矣。”同民主立憲黨不同，君主立憲黨不依賴國際法而依賴國內輿論。如果全國一致主張開國會，政府雖欲反抗而不能，“不得不降於國民之下，故輿論即武力也。”國內輿論可以成為勢力，而國際公法不能成為勢力，主要是因為：國內輿論有一定的實質，國際公法無一定的實質；主張國內輿論者是“以群求孤”，主張國際公法者是“以孤求群”。也就是說，國內輿論可以成為君主立憲黨要求君主的武力，國際公法卻不能成為民主立憲黨要求列國的武力。如此可知，民主立憲黨要求列國的武力，隻有兵力而已；君主立憲黨要求君主的武力則有兩種，主要的武力為輿論，附加的武力為兵力。就兩黨當前的政策而論，君主立憲黨需預備要求君主的眾多輿論，民主立憲黨需預備要求列國的強大兵力。

　　楊度分析了君主立憲黨的兩種武力，主要為輿論，附加的是兵力。如果輿論有效，不必使用兵力，輿論無效則不能不用兵力。當時雖然國內還沒有這種鼓吹召開國會的輿論，但楊度相信輿論“必能推倒放任政府而開設國會”，現在不需預備兵力，兵力隻是萬不得已而後用。君主立憲黨以輿論為武力，“乃僅恃乎國內，而無恃乎國外，故要求列國讚成之一主義，非吾人之所取。”楊度坦言，君主立憲黨不必要求列國讚成，也不屑要求其讚成。不相民主立憲黨要求列國，而憂慮擔心其不讚成。君主立憲黨如果單靠輿論不能奏效，人民中有一部分以兵力從事之時，將會更加喚起全國反對政府的激昂輿論，“兵力之武力雖敗，輿論之武力終勝，仍以輿論為告捷之具。”憲法之所以頒布，國會之所以召開，仍應當歸功於輿論，而不應當歸功於兵力。楊度總結說，君主立憲黨的武力雖有輿論、兵力兩種，但始終專靠輿論成功，不靠兵力成功。所以君主立憲黨論武力而以輿論為主要，以兵力為附加。為了更清楚地說明君主立憲黨和民主立憲黨的異同，楊度列了一個比較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君主立憲黨以輿論為主，以改造政府要求君主為始終一貫的目的，即使萬不得已使用兵力，兵力可小。民主立憲黨以兵力為主，主張政府與君主並去，故所需兵力必大。君主立憲黨兵力隻不過是造輿論的工具，故兵力可敗，而兵力愈敗則輿論欲烈，政府倒台也欲速。民主立憲黨如果舉兵而敗，則前功盡棄，政府頑強如故，故需有大而必勝之兵力方能奏功。

　　綜合以上諸論，楊度希望先成立政黨，以政黨之力喚起召開國會的輿論，用國會改造責任政府，建設責任內閣國家，這樣政治革命就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