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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主義救國論
（一）楊度的民族主義思想
楊度提出金鐵主義的富民強國道路，主張擴張民權，改造放任專製的清政府為負責任的君主立憲政府，並且強調這種辦法是挽救中國的唯一法門。很顯然，楊度不讚成革命黨人的排滿革命主張。楊度與革命黨人之所以選擇了不同的救國道路，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巨大分歧。所以有必要先來檢視一下楊度民族主義思想發展的曆程，並對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觀念進行討論。
楊度在第一次遊學日本期間，剛剛擺脫傳統天下主義觀念的束縛，也初步萌發了種族主義思想：
吾以為日本、滿洲、支那皆為黃種，皆為同胞，而必相愛相護相提攜相聯絡，以各成其獨立，使同列於平等之地，而後可與白人相抗者也。非可以伸彼而抑此，主彼而奴此，而能相保者也。使他日者日本日益加盛，而漸能伸其勢力於西方，滿洲複能收回東三省主權，支那本部亦得地方獨立自治之製，成東亞之奧匈合邦一大帝國，鎮撫蒙古、回部、西藏，種族雄厚，藩籬堅固，中日兩國者鼎足而立，雄峙於東方，豈特朝鮮、暹羅皆吾兄弟，即中亞細亞五印度等國，亦誰不應聯絡肘臂，使之振興，以爭雄於世界者！其為我黃種之幸福，豈不偉大！
這時楊度擔心的是來自西方白種人的威脅，提倡泛黃種主義的觀念，沒有和革命黨人一樣提出排滿，而是主張支那本部地方獨立自治、滿洲複回東三省，與日本同處於平等自主的地位。這時候楊度的民族主義思想還不成熟。
1903年，楊度第一次遊學日本歸國後參加了清政府舉辦的經濟特科考試，雖在第一場考試中高列第一等第二名，但卻沒等參加複試，就在查辦新黨的恐慌中匆忙逃往日本，開始了他第二次的留日生活。在流亡之初，楊度出於對清政府的憤恨，在1903年10月寫作的《湖南少年歌》中，通過重新評判湘軍的功過是非，反滿的種族主義思想有突出的流露。湘軍諸將帥是楊度自少年時期就一直敬慕的對象，而且曾自比為胡林翼，但此時的種族思想使他認為湘軍是“不助同胞助胡滿”，撲滅太平軍的結果是“長毛死盡辮發留，滿洲翎頂遍湘州”，“蚌鷸相持漁民利，湘粵紛爭滿人笑。粵誤耶穌湘誤孔，此中曲直誰能校？”在種族觀念的重新審視下，湘軍的蓋世功勳變成了不能分清的是非。在列強爭相入侵的危急時刻，楊度堅信湖南人將是救國的中堅，“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而他自己更是以中國的臥龍、西方的華盛頓自居，“救世誰為華盛頓，每憂同種一書空。群雄此日爭逐鹿，大地何年起臥龍。”
楊度在第二次留日期間，不僅廣泛閱讀各種西學書籍，參加了很多政治活動，而且還先後進入東京法政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專門學習法律和政治，他的理論水平得到較大提高。楊度在這段時期閱讀的書籍中，嚴複所翻譯的英國學者甄克思《社會通詮》一書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甄克思的社會劃分理論促生了楊度民族主義觀念的形成。
甄克思把人類社會劃分為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每一階段所信奉的主義也不相同，甄克思的這種理論被楊度視為社會發展的公例：
蓋極東西通古今之人類社會，無不經蠻夷社會、宗法社會、軍國社會之三大階段而以次進化者。蠻夷社會無主義，宗法社會為民族主義，軍國社會為國家主義。此西儒甄克思所發明，一定不移之公例，無論何種社會，而莫之能外者也。楊度根據甄克思的這種社會劃分理論來分析中國社會，認為就國家程度而言，中國自秦以來封建製度破壞後，已經由宗法社會進入了軍國社會，“惟尚不能如各國之有完全軍國製度而”；至於國民程度，則滿蒙回藏四族還處於宗法社會之中，隻有民族主義而無國家主義。
楊度按照這種社會發展形式的差別，來解釋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屢屢敗於各列強的原因，“宗法社會之族，一遇軍國社會之族而立敗，民族主義之種人族人，一遇軍國社會之國民而立敗，此自然淘汰之理。”按照甄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楊度認為阻礙國家進步的莫如封建製度，阻礙社會進步的莫如家族製度，“封建製度與家族製度，皆宗法社會之物，非二者盡破之，則國家社會不能發達。”西方社會的發展是家族先破封建後破，而且是家族破後封建反盛，至今二者俱破，故國家得以強盛。中國社會發展的情況是封建先破而家族未破，而且是封建破後家族反盛，至今仍是一個已破一個未破，故國家萎敗。中國社會在家族製度存在的情況下，是以家族為本位，而非以個人為本位。社會上的權利義務主體尚是家族而非個人，“權利者，一家之權利而非個人之權利；義務者，一家之義務而非個人之義務。所謂以家族為本位而個人之人權無有也。”中國要想進步，必須破除家族製度，但是破除家族製度也不能采用驟進的辦法，應該在國家製定法律使個人成為權利、義務的主體，然後用普及教育的辦法，使人人負有責任，則家族製度自然就會破除。
如上所述，楊度依照甄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認為當時中國已經由宗法社會進化入於軍國社會，但隻不過是未發展的軍國社會，隻要破除家族製度就會發展。變詞言之，也就是說中國當時已經由民族主義進化入於國家主義，但隻不過是未發達的國家主義，隻要去除一些家族思想就會發達。宗法社會是以民族主義立國，民族的觀念深，而國家的觀念淺，故宗法社會中的人可稱之為種人、族人，但不能成為國民，政治責任心無從發生。軍國社會由民族主義立國進化為國家主義立國，以國家為國民的國家，而不是君主的國家，政治責任心由此而生。
楊度認為中國之所以為不完全軍國社會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種族龐雜的國家，國民程度各自殊異，不相齊一。就滿、漢、蒙、回、藏五族而言，漢人已入於軍國社會，滿、回已入於宗法族人社會，藏族已在宗法種人、族人之間，而蒙古尚在宗法種人社會。
滿漢民族問題是當時最為敏感的社會問題之一，是大多數革命黨人排滿革命的理論基礎，對滿漢民族問題的不同看法，是立憲派和革命黨主張不同救國道路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楊度在他認為滿族處於宗法族人社會的基礎上，詳細討論了滿漢民族問題。
楊度指出，在明朝之時東三省即為明朝的屬地，滿族為中國領土上的人民，隻不過與漢族為同國異種之民。滿族以清代明後，自稱是與明朝並立的國家，中國為其所滅亡。楊度剖析了滿族皇室之所以如此自稱的原因，“震懾於中國君臣大義之說，自念以臣纂君，背於大義，急謀所以避之，乃自矯號為一國，謂中國為其所滅，其用心甚苦，而立論甚拙。”滿族自思與漢人為不同種族，自命為一國以相區別，並且創造了一個新名詞“明國”來相對待，楊度痛斥了這種觀念：
明國二字，實駭聽聞，為從來未經一用者。此由於不知大明之非國名，猶之大清之非國名。明國非中國，清國亦非中國，以清國滅明國，猶之以漢國滅秦國，以唐國滅隋國，是為朝姓之遷移，而與國家之存亡毫無關係也。
滿人把自己一個種族視為一個國家，創作中國滅亡論，是為了“自尊大而傲漢人”。但一些諂媚滿族的漢人也效仿滿人稱中國為亡國，一些痛恨滿族政權的漢人則高呼要光複中國。其實中國國家並未滅亡，無可光複，所以社會上有“光複朱家天子之笑柄”，也可算是惡作劇了。
楊度根據當時的政治學理論，指出構成國家的元素有三個：土地、人民和統治權，喪失了任何一個都可以稱得上亡國，否則不為亡國，這是世界上的學者都公認的國家的基本理論。君主不是國家，種族也不是國家。西洋各國常出現迎外國人為君主而不為亡國，如果是本國土地上的人民，無論是何種族，彼此代起而為君主，則更不為亡國，所以滿族人繼漢族人為中國皇帝，不為亡國。君主是國家不正確，種族即國家的說法尤為錯誤，因為滿洲並非國家，中國並沒滅亡：
故今國家仍為中國國家而非滿洲國家。今國家既為中國國家而非滿洲國家，則今政府自亦仍為中國政府，而非滿洲政府。蓋中國不能無政府而有國家，滿洲又不能無國家而有政府也。惟其滿洲非國，所以中國不亡。
細考滿族皇室源流，隻不過是居住在中國土地上的普通平民，“溯其初起，則以中國領土上之人民，以匹夫揭竿而起，卒奪得天子之位耳。”以中國人為中國皇帝，怎麽會發生亡國不亡國的問題呢？所以亡國論毫無道理：
若如此而可謂之滅國，則中國易朝數十次，不亦為亡國數十次乎？故明末清初之變，乃同國異種之人競爭天子之變，而與國家之存亡無絲毫之關係。明末之烈士，皆殉朱家，而非殉中國，中國領土如故，人民如故，統治權如故。立國之三要素，無一缺乏，則其國無自而亡。國既未亡，何有於殉？
楊度接著指出亡國論的根源在於君主國家說的謬說和種族國家的怪論：
中國儒生，不知君主為國家之一機關，而以君主即國家，數千年習於君臣大義之說，論史則必以君主為正統，以君主為國家，以易姓為亡國，完全以君主為國家之主體。其君主國家說之謬說遺毒亙於數千年，滿人複剿習之，作貳臣傳以詆毀不為朱家之忠奴者，以此維持正道，創造清議，即以奴隸人民之心，且又自命滿洲為一國，夾入一種種族國家之怪說。於是數種之謬論，膠結為一，竟若不為朱家之忠奴者，即不為中國之忠臣，朱家即中國，中國即朱家，一提清國二字，遂若數千年堂堂之中國，已隨朱家天子而消滅也者。
楊度專門創造了一個新名詞——種主即國論，來概括這種不可思議的謬論：
夫種主即國論者何？主即國家，種即國家，主而異種，即更國家之謂也。此種主即國論之所由成，乃利用儒家君臣大義之說以為之幹柴，利用史家一姓正統說以為之煤油，利用俗學君主國家說以為之火引，夾入滿人之種族國家說以為之大風，以此四元素合成一種主即國論，煽起一種不可思議之清議。
楊度層層論述，說理透辟，對亡國論的謬誤根源和理論實質都作了極為深刻的剖析，具有很強的說服性。
毫無疑問，楊度對亡國論的批判主要是針對革命黨人而發的，因為當時絕大多數持亡國論的都是排滿革命論者。但楊度並未和革命黨人展開激烈論戰，視革命黨為君主立憲派的仇敵，而是把革命黨看作是共同反對政府的民黨，稱革命黨為民主立憲黨，自稱為君主立憲黨。楊度的態度，決定了他雖然非常反對革命黨人的亡國論，也隻是從理論上闡發亡國論的錯誤，並沒有正麵駁斥革命黨人。其實，和其他人相比，楊度在當時已經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政治思想體係，他的政治思想不但係統完整，而且具有非常強的可操作性。這些都決定了楊度在係統論述自己的政治思想時，對革命黨和梁啟超等人的政治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評。但如果據此即把楊度看成是處於革命黨和立憲派之間的中間勢力，則顯然不準確
（二）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思想再評判
排滿革命論者把滿族看作滅亡漢族國家的外國種族，視滿洲為異族，提出“驅除韃虜”的口號，恢複漢人的“中華”。很顯然，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是狹隘的種族主義觀念，如果得到真正的實踐無異是分裂中國版圖。有學者曾指出，“關於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研究，在中國的學術領域幾近空白。困難不在於事實的清理，而在於若幹僵硬教條的障礙。”在壓迫革命論的範式之下，革命者幾乎被視為聖人，革命理論和革命行動也大都是正確無誤的，即使不得不指出革命者的狹隘謬誤，也盡量套上一個“說到底”的公式，申斥一通“局限性”完事：
於是，說到辛亥前孫中山和同盟會的所謂民族主義，曲說文飾必貽塵謗，攻其一點也難服眾，怎麽既論其功又指其過呢？“局限”論既失之含混，“實質”論（即所謂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問題）又屬於強辯，後出的“工具”論（即謂孫中山把民族主義等同於反滿，乃因清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隻是先前“走狗”論的雅化，說非無據卻有落入梁啟超窠臼的可能。因而，更常見的評說，便是在照例把“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歸因於資產階級軟弱性的同時，又批評它也含有狹隘民族主義或大漢族主義的偏見。不過，持此說者，又總不忘提醒讀者注意孫中山在晚清並非這種偏見的作俑者，何況他的“三民主義”當作整體觀，何況他在民國建立後就強調“五族共和”而沒有把滿族排除於中華民族之外。毋庸置疑，早蒙“一民主義”之譏的章太炎，就應該替這種“民族主義”承咎了。
接著，這位學者指出，章太炎並不應該獨承其咎，因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是革命黨人普遍具有的一種思潮。其實，簡單地討論誰應該“承咎”意義不大，而是應該分析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的實質內容為何。
在革命黨人裏麵，章太炎是亡國論最主要的鼓吹者，他自稱在十四五歲時，“覽蔣氏《東華錄》，已有逐滿之誌。”章太炎國學大師的身份，使他的亡國論觀念贏得了很多人的信服，在當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章太炎為了鼓吹種族革命，振起曆史觀念，於1902年4月在日本東京籌劃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因受日本警察阻止，當天沒能舉行，後來改在橫濱補行了紀念式。章太炎在紀念會書中以明朝滅亡作為漢族亡國的標誌，“明祚既移，則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澌滅。迥望皋瀆，雲物如故。惟茲元首，不知誰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始。”或許是受了章太炎的影響，自稱“皇漢民族”的鄒容撰寫了《革命軍》一書，聲稱要“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製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皇帝子孫皆華盛頓，”鄒容以年輕人特有的憤激之情鼓吹除盡“賊滿人”的種族滅絕政策，恢複皇漢人種的自由獨立。章太炎在為鄒容《革命軍》作序時又特意分辨了革命與光複的區別：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製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複。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複也，非革命雲而。在章太炎看來，中國既然滅亡於滿洲，重建漢族政權自然隻能是光複了。
章太炎的亡國論主要仍是以傳統的夷夏觀念作為立論的根據，另外也吸取了一些西方的民族思想，這些西方民族思想不但沒有能夠起到改變他的傳統種族觀念的作用，還被他用來作為支持自己亡國觀念的新證據。章太炎在1903年所寫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風靡一時，但通貫全篇的立論基礎皆為種族主義。章太炎先在文中強調民族主義是人類的良知本能，接著辨明滿洲種族為東胡通古斯種，“近世種族之辨，以曆史民族為界，不以天然民族為界。”引用西方種族理論，來“證明”滿族和漢族並非同種。章太炎視滿洲為“東胡群獸”、“腥膻賤種”，滿洲全部都“蠢如鹿豕”，“而可以不革者哉？”罵不主張革命的康有為“引犬羊為同種”，甘願為賤種之奴隸，並向康有為發出了義正詞嚴的責問：“夫以種族異同，明白如此，情偽得失，彰較如彼，而長素猶偷言立憲而力排革命者，寧智不足、識不逮耶？”勸說康有為要迷途知返，轉而從事革命。
章太炎以種族主義作為標尺，在他看來，滿族無論如何都是應該掃除的了，“夫民族主義，熾盛於二十世紀，逆胡膻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章太炎的這種純粹種族主義思想，在革命陣營中頗具有代表性。因《蘇報》案被囚的章太炎，聽到楊度被捕的傳聞後，從自己的種族主義觀念出發，作詩譏諷楊度，並要借楊度的“好頸子”，來激勵革命者。
章太炎的種族主義思想，使他把革命黨人的革命看作是光複，認為是以光複之名而披革命之實：
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複也。光複中國之種族也，光複中國之州郡也，光複中國之政權也。以此光複之實，而披以革命之名。
這也是章太炎此後脫離中國同盟會，於1910年在日本東京成立了光複會總部，出任光複會會長的思想根源。
同章太炎一樣，其他革命黨人眼中的民族主義也是種族主義，即是希望掃除滿族的大漢族主義，如當時的一篇文章評論民族主義的形勢：
居今日之中國，而不以民族主義為前途唯一之目的者，此其人必與現政府有特別之姻緣者也；否則抱高官厚祿之誌願，欲為小朝廷大臣者也；否則無國家思想，不知天地為何者也；否則為康、梁邪說所惑，混淆其良知者也。除此數種人外，此主義固有黃河伏流一瀉千裏之勢矣。
這篇文章以一種非此即彼的痛快方式，“批倒”了不讚成革命黨人民族主義觀念的所有人。
1905年，革命黨人聯合成立中國同盟會，並創刊《民報》作為機關報，該報發表了大量有關民族問題的文章。革命黨的主要理論家，如章太炎、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等人，所持的民族主義觀念幾乎都為狹隘的種族主義。《民報》上的絕大多數文章都是以這種狹隘的種族主義作為理論的基礎。
汪精衛曾與楊度同在東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讀書，他所運用的理論知識也多為西方的政治社會理論，隻是與楊度立論的基點不同。汪精衛按照“政治學者社會學者所標之公例”列出了有關民族的四條公例，並強調討論民族問題，“第一宜求諸公例”，“第二宜知我民族在公例上之位置”。汪精衛對嚴複翻譯的《社會通詮》論述的社會理論並不反對，認為嚴複提出的“民族主義為不必重，而滿為不必排”，雖然遵從了關於民族的公例，但是沒有認清漢族在民族公例上的位置。汪精衛根據清政府排斥漢化貶抑漢權的民族歧視政策，認為漢族在民族公例上處於被征服者的亡國滅種地位：
至今日則知以一王室仆一王室謂之易姓，以一國家踣一國家謂之亡國，以一種族克一種族謂之滅種。彼滿洲者對於明朝，則為易姓，而對於中國，對於我民族，則實為亡國滅種之寇仇，誓當枕戈泣血，以求一洗，而奚君臣之與有？
持現代民族觀念的汪精衛，和持傳統夷夏觀念的章太炎一樣，得出的都是亡國滅種論。汪精衛就滿族的民族歧視政策立論，認為漢族也要對滿族實行同樣的民族政策。楊度分析滿族民族歧視政策的失敗，提出要實行高於民族主義的國家主義，而不應該實行退化的民族主義，兩人在這一點上的分歧至為明顯。就如何處置滿洲民族而言，汪精衛表現的種族主義相當可怕：
他日我民族崛起奮飛，舉彼賤胡，悉莫能逃吾斧鑽。芟剃所餘，僅存遺孽，以公理論，固宜以人類視之；而以政策論，則狼性難訓，野心叵測，宜使受特別之法律，若國際法之於外人之歸化者可也。如此則彼有能力，自當同化於我。否則與美洲之紅夷同歸於盡而已。
種族主義激發的仇恨，使汪精衛提出了令人吃驚的幾近於對滿族種族滅絕的政策。
汪精衛當時主要忙著與梁啟超論戰，所闡述的民族觀念都是為了反駁梁啟超。梁啟超認為革命黨人混淆了種族思想和政治思想，所以不正確地強調了民族主義。汪精衛在以亡國論的基礎上作了辯護，“然今之政府為異族政府而行專製政體，則驅除異族，民族主義之目的也，顛覆專製，國民主義之目的也，民族主義之目的達，則國民主義之目的亦必達，否則終無能達。”反駁梁啟超認為革命黨人以民族主義為手段來達到國民主義的目的，排滿是為了達到民族主義的目的，立國是為了達到國民主義的目的，並非以此為目的，以彼為手段，兩者都是目的。汪精衛在種族觀念的支配下，視滿族為異種，視漢族為亡國，指斥梁啟超的大、小民族主義有類夢囈，因而有必要在這裏引述一下梁的民族主義觀念：
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國內它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以對於國外諸族是也。時間的淘洗是最好的裁判，誰對誰錯無需做出論斷就已一目了然。
朱執信是在《民報》上撰寫文章最多的革命黨理論家之一，也是亡國論的信奉者，他的多篇文章的立論基礎也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他認為漢族即使和滿族處於平等地位，也要向滿族複仇：
而我漢族抑必不得以與滿洲俱立而遂已也。國仇之念，每降愈深，此恥不雪，則他胡為者。夫使我漢族而統治於一王之下，苦其暴政而欲革之，則暴政去而吾事畢矣。今之革命，複仇其首，而暴政其次也。
朱執信要替“銜恨以沒”的祖先代伸冤抑，認為“滿洲固不可扶植者，與之合同，適以自累也。”漢族要與滿族誓不兩立，定要將滿洲摧除：
抑且民族之合也，必無所持以合者。其能力足以相輔，而後有合可言，否則直摧除之而矣。滿洲於我，果何所益於我乎，而損者則不可勝計。然則滿漢之界故不能破，亦無取於破之者也。知其二者不能並立，則直去其一耳。附疽不可不潰，害馬不可不除。
朱執信把除去滿人當作革命的第一目的，去除暴政是第二目的，“民族之界限，滿洲不能立憲之本也。”除去滿人之後，惟有漢人才能立憲。
楊度運用嚴複所翻譯的甄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指出民族主義往往為宗法社會所采用，現代的軍國社會不應該采用這種退步的種族政策，並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事實，批駁了亡國論的錯誤觀念。楊度對亡國論的批評，受到了革命黨人的反擊，同盟會會員雷鐵崖撰寫長文《中國已亡之鐵案說》反駁楊度，所持理論依然是與前述革命黨諸人相似的種族主義。同時，楊度所運用的社會理論，也受到了革命黨人的極大關注。
革命黨主要理論家之一的胡漢民曾在《民報》第二號撰文介紹嚴複的最近政見，強調嚴複為“最近言民族主義之一人”，反複申辯嚴複並不反對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主張。胡漢民先是對嚴複大加讚賞，“侯官嚴氏為譯界泰鬥，而學有本源，長於文章，斯真近世所許為重言者也。”接著強調嚴複的思想“寧靜深遠，非淺夫所能識”，嚴複對於民族國民主義“實表同情”，“薄誌弱行者懾於革新事業之難，托而自遁，非嚴氏本旨也。”胡漢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嚴複有一些反對民族主義的評論，而胡漢民則是想辨明嚴複並非反對排滿：
其言雲：“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蓋民族主義，乃無人種智所固有者，而無待於外鑠，特遇事而顯耳。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其意欲使人人言軍國主義以其自立，而未嚐以排滿者為非。
胡漢民認為嚴複並非反滿，是因為嚴複反對隻講民族主義，而不講軍國主義的盲進破壞者，反對“言排滿者不謀所以代興，言破壞者不深計乎建設，彼其心以為舍排滿革命以外更無餘事。”而革命黨人排滿的目的是為了建設：
為中國民族計者，同時以民族主義而排滿人，即同時以軍國主義而期自立。非排滿者不能自立，一義也；而非兼講軍國主義不足以排滿，即足以排滿，而不能自立，種雖存，亦將為猶太人之續，此又一意也。前義之顯豁，為普通人所易斛，而嚴氏則慮後一意為眾所忽視，故責勉之以其所不足。
革命黨既可以排滿，也可以自立；既可以破壞，也可以建設，同時“使吾民而奄有民族、軍國二主義”。
從胡漢民對嚴複政見的解說可知，胡漢民讚同嚴複所闡述的甄克思社會發展理論，並不反對這一理論主張，隻是想辨明革命黨人既講民族主義又講軍國主義，“吾乃今欲使世知嚴氏為民族主義之一巨子”，強調嚴複並不反對革命黨人的排滿民族主義。
胡漢民和汪精衛都讚同嚴複譯述的社會理論，引為必須遵從的公例，隻不過又從其它角度立論來為革命黨的民族主義辯護。而章太炎卻與胡、汪二人相反，直接撰文否認了嚴譯社會理論的合理性：
嚴氏皮傅其說，以民族主義與宗法社會比而同之。今之政客，疾首於神州之光複，則謂排滿者為宗法社會之事，於是非固無取，於利害則斷其無幸。夫學者寧不知甄氏之書，卑無高論，未極考索之智，而又非能盡排比之愚，故不足以懸斷齊州之事，如嚴氏者，又非察於人事者耶。
胡漢民和章太炎對嚴譯社會理論的不同看法，決定了兩人對嚴複評價的巨大反差。
胡漢民讚嚴複為譯界泰鬥，“近時學界譯述之政治學書，無有能與嚴譯比其價值者，”“嚴氏之深識，足以熔鑄一世，而懷寶自藏，不欲為天下先。”章太炎則對嚴複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抑天下固未知嚴氏之為人也，少遊學於西方，震疊其種，而視黃人為煨賤，若漢若滿，則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憲，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樂，曰營菟裘以娛老耳。…就實論之，嚴氏固略知小學，而於周秦兩漢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讀矣，然相其文質，於聲音節奏之間，猶未離於貼括，申夭之態，回複之詞，載飛載鳴，情狀可見，蓋俯仰於桐城之道左，而未趨其庭廡者也。至於舊邦曆史，特為疏略，輒以小說雜文之見，讀故府之秘書，揚遷抑固，無過拾餘沫於宋人。而自晉宋以下，特取其一言一事之可喜者，默識不忘於其胸府，當時之風俗形勢，則泊然置之。夫讀史盡其文不盡其質，於藏往則已疏矣，而欲以此知來，妄其顏之過厚耶！
章太炎在痛貶嚴複之後，為了辨明民族主義與宗法社會“固非一事”，詳細比較了甄克思所說的宗法社會和中國宗法社會的異同，結論為甄可思所說的宗法社會和中國固有的宗法社會“皆有不相契合者”。但章太炎並未把板子打在甄可思身上，“夫甄氏以其所觀察者而著之書，其說自不誤而；而世人以此附和於吾土，則其咎不在甄氏而在他人。”也就是說章太炎認為應該負咎的是嚴複。
與先前鼓吹亡國論時期相比，章太炎這時已掌握了更多的西方政治學社會學理論，談論民族主義排滿革命時所依靠的理論已由傳統的夷夏觀念轉而為西方觀念。章太炎在辨明民族主義和宗法社會“固非一事”後，對民族主義作了概括和描述，“民族主義者，與政治相係而成此名，非脫離於政治之外別有所謂民族主義者。”重新申明革命黨人民族主義的目的不過是“複我國家攘我主權”而已：
況吾黨所誌，乃在於複我民族之國家與主權者，若其克敵致果，而滿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適黃龍之府，則固當與日本、暹羅同視種人順化歸斯受之而已矣。章太炎覺得自己很寬厚仁慈了，因為讓“非我族類”的滿洲與“衣冠之國”同活，而沒有采納鄒容誅絕所有滿洲種的主張。章太炎認為民族主義已成為當今世界的風潮，“撮其大旨，數國同民族者則求和，一國異民族者則求分。”按照這個他所認為的世界通行做法，章太炎提出了處置國內民族的辦法：
惟曰以異民族而複我國家攘我主權，則吾欲與之分。既分以往，其附於職方者。蒙古之為國仇，則已解於半千歲上，準回青海，故無怨也。西藏則曆世內屬，而又於宗教得中國之尊封者也。浸假言語風俗，漸能通變，而以其族醇化於我，吾之視之，必非美國之視黑民若。縱令回部諸酋，以其恨於滿洲者，刺骨而修怨及於漢人，奮欲自離，以複突厥花門之跡，猶當降心以聽，以為視我之於滿洲，而回部之於我可知也。至不得已，而欲舉敦煌以西之地以斷俄人之右臂者，則雖與為神聖同盟可也。
章太炎認為如果把自己的這種民族主義看成是宗法社會，就象是看到人家的國旗商標，就說人家尚處於圖騰社會。章太炎自以為振振有詞的駁辯，功過是非不難論斷。
民族問題是革命黨和立憲派論戰的中心問題，也是雙方選擇不同救國道路的根本原因。革命黨和立憲派的奮鬥目標都是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政體，故民主問題不是雙方爭論的中心問題。建設共和政體是革命黨的六大主義之一，胡漢民明確指出革命黨顛覆滿洲惡劣政府後，所要建立的就是“民權立憲之政”。楊度和梁啟超等立憲派則主張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所以楊度在闡述自己的君主立憲主張時，稱革命黨人為民主立憲黨。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革命黨人進行排滿革命理論宣傳都是為了強調民族主義的合理性，雖然這種民族主義隻不過是狹隘的種族主義。楊度對亡國論的駁斥，梁啟超對大民族主義的提倡，以後都成了維護團結統一的寶貴的民族主義理論資源，既比較符合曆史事實，也更具有現實的合理性。那種簡單地斷言革命派在與立憲派的論戰中取得壓倒性勝利的看法，無疑需要重新審視和評判。
（三）、國家主義救國論
楊度分析亡國論之所以在當時廣為流傳，是因為這種說法成為了一種清議，“此種清議之結果，可以迷亂人耳目，蠱惑人神誌，將社會上一切是非黑白，可以顛倒錯亂，使人墮入霧中而不自覺。”滿人在入關之初創造這種謬說作為清議，隻不過想用此迷惑漢人，來達到愚民的目的。革命黨人以亡國論作為鼓動漢人排滿革命的宣傳武器，來達到驅除滿族的目的。但是這種清議的誤國卻過於專製，“以謬說為清議，則未有能利國者。”正如19世紀後半期流行幾十年之久的夷夏之別的清議，根據傳統的華夷大義，出使西洋的郭嵩燾被舉國士人譏嘲辱罵，倡導洋務的李鴻章被當作賣國的漢奸。正是這種清議的結果，推遲了中國三十年的進步。因此，如果種主即國論的清議流行，又不知會耽誤中國幾十年的發展。因為社會上大多是心誌薄弱的人，“清議之所是，誰敢非之？清議之所非，誰敢是之？”如此一來，錯誤的清議就會謬種流傳，遺毒甚廣。
楊度認為滿族人產生種主即國論的原因，是由於滿人處於宗法社會而非國家社會，隻有民族觀念，而無國家觀念，“自以其一種族為一國家，而保持其民族主義。”在這種觀念支配之下，滿族人入關以後，把排斥漢化作為第一政策，把貶抑漢人權利作為第二政策，務求滿漢兩民族不相混合，以達到長期保存滿族人特質的目的。
排斥漢化最顯著的政策有三個。一是語言，乾隆以前曆代都以學習清語要求滿人，而自命為國語，以滿人作漢語為戒；二是文字，滿人本無文字，乃是用蒙古字結合滿語連綴成句，雖然簡陋不適用，仍努力保存，入關百年以後，滿族大臣中還有因不識滿字被罷免的，詔誥等類都是用滿漢文各一通；三是血胤，也即是禁止滿漢通婚。貶抑漢人政權最顯著的也有三個。一是在政治上，一切京外官缺，有專門滿缺的，如理藩院等類；有滿漢分缺的，大約滿缺多於漢缺；有滿漢並用缺的，都是為了顯示滿人優異，而不適宜與漢人平等。二是在經濟上，大多數滿人都為兵額，坐領餉糈，不勞而食，漢人中沒有不納稅的，即是以全體漢人來養活全體滿人。三是在軍事上，滿人八旗駐防全國各地，實為全民皆兵，是想以滿人掌握全國兵權。
滿人這些排斥漢化貶抑漢權的政策，都是以民族主義（楊度的意思是指種族主義）為之根基，純粹是宗法社會的思想。但滿人這些政策的施行，全部歸於失敗。如滿人全部都說漢語，無人會說滿語，隻識漢字而不識滿字，雖然血胤保持較久，但現在也不得不允許滿漢通婚。在政治上，官製改革以後，官缺不分滿漢；在經濟上，因不從事生產，大多數閑居坐食而流於乞丐；在軍事上，柔弱衰萎已達極點。滿人之所以造成政治上這些失敗，是因為實行民族主義，促使滿人政治能力退化，自然劣敗的緣故，當然不是滿人的本來意願。當今世界大勢的趨勢，使中國政局日新，“改革亦改革，不改革亦改革，非滿人之退化政策所能挽回。”如果堅持實行這些退化政策，失敗的步伐也將更快。
滿人既然對漢人實行民族主義，那麽漢人應該對滿人實行民族主義亦或是國家主義，就成為當時麵臨的關係整個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問題。汪精衛等革命黨人主張以牙還牙，漢人對滿人也要實行民族主義，先要把這些“韃虜”驅除出中國，然後才能建設民權立憲政體。楊度指出滿人實行民族主義是因為還處於宗法社會時代，而漢人已經由宗法社會進入於國家社會二千餘年，早已成為“廣土眾民包羅異族之國民”，所以不應效仿滿人實行退步的民族主義，放棄能自立而勝人的國家主義，“此不惟理所不應有，亦勢所不能有矣，”當時的中國具體情況決定了革命黨人的“驅除韃虜”主張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行不通：
以今日中國國家論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漢、滿、蒙、回、藏五族而為其人民，不僅於國內之事實為然，即國際之事實亦然。各地之內政，統於一政府是國內之事實也，各地之外交，統於一政府是國際事實也，故各國之視二十一行省，與蒙、回、藏地無別焉，但知為中國之土地而已。各國之視漢人，與滿、蒙、回、藏人無別焉，但知為中國之人民而已，毫無厚薄親疏之意存於其間。
滿、漢、蒙、回、藏等族同為中國人民的事實，決定了排漢為排滿，排滿為排漢，兩者都為狹隘的種族主義思想，實質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結果隻能會分裂中國，甚至造成中國的滅亡。
楊度對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並非一味批判，而是帶有相當同情理解的態度。他解釋革命黨人之所以提出排滿革命的號召，就是因為滿人二百年來，一直實行排斥漢化貶抑漢權的民族主義政策。楊度指出處於宗法社會的滿人實行了錯誤的民族主義政策，並非漢人就要實行同樣錯誤的民族主義政策。一些革命黨人也聲明對於滿人要為他們代謀生計，並非複仇主義，這即是說革命黨人並非全都主張民族主義。革命黨人鼓吹民主立憲，主要是因為政治問題而發生，而不是因為種族問題而發生的，即使漢人為君主，他們同樣主張改造，所以與民族主義無絲毫的關係。
滿人實行民族主義失敗的事實，決定了必須與漢人一樣實行國家主義。在當時漢人所要求的主要是政權平等，滿人所要求的是生計自由，這兩個問題解決，滿漢問題也就解決了。楊度認為這是“兩利之道”，不會發生利彼害此的衝突。滿漢都實行國家主義，那麽民主立憲和君主立憲，就是國家主義中的問題，而不是民族主義的問題。在國家主義之下，君主為國家的機關，這個機關的行動是由憲法來規定，有一定的權限，君主不能為法外之善，也不能為法外之惡。所以一提君主，則隻有專製和立憲的問題，而沒有滿漢問題。
在中國各民族中，漢族人數最多，是中國國民的主體，漢族的程度代表著中國國家的程度，決定著中國的命運。中國國家程度已由宗法社會進入於國家社會，但是尚有一些家族製度的殘餘，所以隻是不完全的軍國社會。楊度把漢族的能力和東西洋各民族作了相比：
至漢族之能力，若以比西洋各民族，則本質皆優於彼，而現形乃劣於彼；以比東洋各民族，則本質、現形皆優於彼；惟比日本則本質優於彼而現形劣於彼，是為例外。
楊度認為漢民族在本質上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要優越，現形劣於西洋是因為中國還是不完全軍國社會的緣故。現形劣於日本隻是特例，因為日本原來的一切政教風俗都學自中國，而漢族文明都為自創，可以說，“今世界所謂東洋之曆史，東洋之文明，舍中國無曆史、無文明，即舍漢族無曆史、無文明也，彼日本何能與比？”日本最近幾十年在現形上超過中國，是因為小者易變而大者難變，學人者易變而自創者難變，所以談論漢族的能力，原則上認為在本質和現形上均優於東洋各民族，並非誇大之詞。
一般而言，軍國社會與宗法社會相遇，則軍國社會勝而宗法社會敗，但如果軍國社會的內政混亂腐敗，則將會被宗法社會所敗。楊度根據這一理論，從軍事、經濟和政治三個方麵，具體比較了漢族和東、西洋民族的不同。漢族軍事能力與西洋各民族相比，本質優於彼，現形劣與彼；與東洋各民族比，則本質、現形皆優於彼。所以楊度認為中國幾千年來雖屢與塞外強族相遇，“勝則吸而入之，敗則為所侵入”，但不論軍事上勝敗與否，都必然會在經濟和政治上戰勝對手，這也是中國數千年來未嚐一次亡國的原因：
中國之名稱，自有世界曆史以至今日，無所變遷。其土地逐漸而加廣，其人民逐漸而加多，其統治權逐漸而擴張，不僅未為一次之亡國，且未因而分離而縮小。就這一點而言，西洋諸民族無一能夠做到，東洋民族也隻有漢族能做到。所以，楊度在綜合比較了軍事、經濟和政治三方麵後，證實了自己的看法，即漢民族在本質上優於世界各民族，現形則是優於東洋，而劣於西洋。楊度認為漢人本質上優於西洋，現形上反劣於對方，原因在於家族製度的殘餘，造成個人能力發達但是責任心不發達。西洋的權利義務主體是個人而不是家族，所以個人發達，人人能得權利，人人能盡義務，由於個人發達而使國家發達。所以中國如欲發達，必須去除家族思想，改造國家組織，奮發國民的責任心，擴張個人能力，使國民都成為完全的軍國國民。
由於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大國，漢、滿、蒙、回、藏等民族的能力和責任心的程度雖然有高低，但都是中國國民。“今日中國之土地，乃合五族之土地為其土地；今日中國之人民，乃合五族之人民為其人民，而同集於一統治權之下，以成為一國者也。”楊度指出中國國事危如累卵，各大強國環伺其旁，中國國民應努力保全領土，速謀自立，整理內政外交，建設立憲政府，完成軍國社會，那麽中國國家就可從此自立，不致再有覆亡之憂。楊度批駁五族分立論或漢國獨立論，正是各列強所希望乘機利用的，乃是亡國的政策，決不可實行。“故中國之在今日世界，漢、滿、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漢、滿、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種，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統治權如故。”楊度強調中國的土地、人民和統治權都不能變動，變動其中一個都有可能導致國家滅亡，所以他認為中國國形、國體不可變，惟有政體可變。也就是說，將現在的專製政體改為立憲政體，無論對內對外，這都是自立求存的良法。
人民不可變，也就是國民中的漢、滿、蒙、回、藏五族，隻能合五為一，不能分一為五。所以使五族合而為一，是今後中國的“至要之政”。楊度提出的國民統一政策有兩個，首先是滿、漢平等，其次是蒙、回同化。滿漢已經同化，隻存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在漢人是政權平等，在滿人是為生計自由。使國民程度相齊，能力相等，責任心相等，這樣中國必然會成為世界中雄大壯偉的經濟軍事強國。
楊度提出金鐵主義的富民強國道路，主張擴張民權，改造放任專製的清政府為負責任的君主立憲政府，並且強調這種辦法是挽救中國的唯一法門。很顯然，楊度不讚成革命黨人的排滿革命主張。楊度與革命黨人之所以選擇了不同的救國道路，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巨大分歧。所以有必要先來檢視一下楊度民族主義思想發展的曆程，並對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觀念進行討論。
楊度在第一次遊學日本期間，剛剛擺脫傳統天下主義觀念的束縛，也初步萌發了種族主義思想：
吾以為日本、滿洲、支那皆為黃種，皆為同胞，而必相愛相護相提攜相聯絡，以各成其獨立，使同列於平等之地，而後可與白人相抗者也。非可以伸彼而抑此，主彼而奴此，而能相保者也。使他日者日本日益加盛，而漸能伸其勢力於西方，滿洲複能收回東三省主權，支那本部亦得地方獨立自治之製，成東亞之奧匈合邦一大帝國，鎮撫蒙古、回部、西藏，種族雄厚，藩籬堅固，中日兩國者鼎足而立，雄峙於東方，豈特朝鮮、暹羅皆吾兄弟，即中亞細亞五印度等國，亦誰不應聯絡肘臂，使之振興，以爭雄於世界者！其為我黃種之幸福，豈不偉大！
這時楊度擔心的是來自西方白種人的威脅，提倡泛黃種主義的觀念，沒有和革命黨人一樣提出排滿，而是主張支那本部地方獨立自治、滿洲複回東三省，與日本同處於平等自主的地位。這時候楊度的民族主義思想還不成熟。
1903年，楊度第一次遊學日本歸國後參加了清政府舉辦的經濟特科考試，雖在第一場考試中高列第一等第二名，但卻沒等參加複試，就在查辦新黨的恐慌中匆忙逃往日本，開始了他第二次的留日生活。在流亡之初，楊度出於對清政府的憤恨，在1903年10月寫作的《湖南少年歌》中，通過重新評判湘軍的功過是非，反滿的種族主義思想有突出的流露。湘軍諸將帥是楊度自少年時期就一直敬慕的對象，而且曾自比為胡林翼，但此時的種族思想使他認為湘軍是“不助同胞助胡滿”，撲滅太平軍的結果是“長毛死盡辮發留，滿洲翎頂遍湘州”，“蚌鷸相持漁民利，湘粵紛爭滿人笑。粵誤耶穌湘誤孔，此中曲直誰能校？”在種族觀念的重新審視下，湘軍的蓋世功勳變成了不能分清的是非。在列強爭相入侵的危急時刻，楊度堅信湖南人將是救國的中堅，“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而他自己更是以中國的臥龍、西方的華盛頓自居，“救世誰為華盛頓，每憂同種一書空。群雄此日爭逐鹿，大地何年起臥龍。”
楊度在第二次留日期間，不僅廣泛閱讀各種西學書籍，參加了很多政治活動，而且還先後進入東京法政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專門學習法律和政治，他的理論水平得到較大提高。楊度在這段時期閱讀的書籍中，嚴複所翻譯的英國學者甄克思《社會通詮》一書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甄克思的社會劃分理論促生了楊度民族主義觀念的形成。
甄克思把人類社會劃分為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每一階段所信奉的主義也不相同，甄克思的這種理論被楊度視為社會發展的公例：
蓋極東西通古今之人類社會，無不經蠻夷社會、宗法社會、軍國社會之三大階段而以次進化者。蠻夷社會無主義，宗法社會為民族主義，軍國社會為國家主義。此西儒甄克思所發明，一定不移之公例，無論何種社會，而莫之能外者也。楊度根據甄克思的這種社會劃分理論來分析中國社會，認為就國家程度而言，中國自秦以來封建製度破壞後，已經由宗法社會進入了軍國社會，“惟尚不能如各國之有完全軍國製度而”；至於國民程度，則滿蒙回藏四族還處於宗法社會之中，隻有民族主義而無國家主義。
楊度按照這種社會發展形式的差別，來解釋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屢屢敗於各列強的原因，“宗法社會之族，一遇軍國社會之族而立敗，民族主義之種人族人，一遇軍國社會之國民而立敗，此自然淘汰之理。”按照甄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楊度認為阻礙國家進步的莫如封建製度，阻礙社會進步的莫如家族製度，“封建製度與家族製度，皆宗法社會之物，非二者盡破之，則國家社會不能發達。”西方社會的發展是家族先破封建後破，而且是家族破後封建反盛，至今二者俱破，故國家得以強盛。中國社會發展的情況是封建先破而家族未破，而且是封建破後家族反盛，至今仍是一個已破一個未破，故國家萎敗。中國社會在家族製度存在的情況下，是以家族為本位，而非以個人為本位。社會上的權利義務主體尚是家族而非個人，“權利者，一家之權利而非個人之權利；義務者，一家之義務而非個人之義務。所謂以家族為本位而個人之人權無有也。”中國要想進步，必須破除家族製度，但是破除家族製度也不能采用驟進的辦法，應該在國家製定法律使個人成為權利、義務的主體，然後用普及教育的辦法，使人人負有責任，則家族製度自然就會破除。
如上所述，楊度依照甄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認為當時中國已經由宗法社會進化入於軍國社會，但隻不過是未發展的軍國社會，隻要破除家族製度就會發展。變詞言之，也就是說中國當時已經由民族主義進化入於國家主義，但隻不過是未發達的國家主義，隻要去除一些家族思想就會發達。宗法社會是以民族主義立國，民族的觀念深，而國家的觀念淺，故宗法社會中的人可稱之為種人、族人，但不能成為國民，政治責任心無從發生。軍國社會由民族主義立國進化為國家主義立國，以國家為國民的國家，而不是君主的國家，政治責任心由此而生。
楊度認為中國之所以為不完全軍國社會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種族龐雜的國家，國民程度各自殊異，不相齊一。就滿、漢、蒙、回、藏五族而言，漢人已入於軍國社會，滿、回已入於宗法族人社會，藏族已在宗法種人、族人之間，而蒙古尚在宗法種人社會。
滿漢民族問題是當時最為敏感的社會問題之一，是大多數革命黨人排滿革命的理論基礎，對滿漢民族問題的不同看法，是立憲派和革命黨主張不同救國道路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楊度在他認為滿族處於宗法族人社會的基礎上，詳細討論了滿漢民族問題。
楊度指出，在明朝之時東三省即為明朝的屬地，滿族為中國領土上的人民，隻不過與漢族為同國異種之民。滿族以清代明後，自稱是與明朝並立的國家，中國為其所滅亡。楊度剖析了滿族皇室之所以如此自稱的原因，“震懾於中國君臣大義之說，自念以臣纂君，背於大義，急謀所以避之，乃自矯號為一國，謂中國為其所滅，其用心甚苦，而立論甚拙。”滿族自思與漢人為不同種族，自命為一國以相區別，並且創造了一個新名詞“明國”來相對待，楊度痛斥了這種觀念：
明國二字，實駭聽聞，為從來未經一用者。此由於不知大明之非國名，猶之大清之非國名。明國非中國，清國亦非中國，以清國滅明國，猶之以漢國滅秦國，以唐國滅隋國，是為朝姓之遷移，而與國家之存亡毫無關係也。
滿人把自己一個種族視為一個國家，創作中國滅亡論，是為了“自尊大而傲漢人”。但一些諂媚滿族的漢人也效仿滿人稱中國為亡國，一些痛恨滿族政權的漢人則高呼要光複中國。其實中國國家並未滅亡，無可光複，所以社會上有“光複朱家天子之笑柄”，也可算是惡作劇了。
楊度根據當時的政治學理論，指出構成國家的元素有三個：土地、人民和統治權，喪失了任何一個都可以稱得上亡國，否則不為亡國，這是世界上的學者都公認的國家的基本理論。君主不是國家，種族也不是國家。西洋各國常出現迎外國人為君主而不為亡國，如果是本國土地上的人民，無論是何種族，彼此代起而為君主，則更不為亡國，所以滿族人繼漢族人為中國皇帝，不為亡國。君主是國家不正確，種族即國家的說法尤為錯誤，因為滿洲並非國家，中國並沒滅亡：
故今國家仍為中國國家而非滿洲國家。今國家既為中國國家而非滿洲國家，則今政府自亦仍為中國政府，而非滿洲政府。蓋中國不能無政府而有國家，滿洲又不能無國家而有政府也。惟其滿洲非國，所以中國不亡。
細考滿族皇室源流，隻不過是居住在中國土地上的普通平民，“溯其初起，則以中國領土上之人民，以匹夫揭竿而起，卒奪得天子之位耳。”以中國人為中國皇帝，怎麽會發生亡國不亡國的問題呢？所以亡國論毫無道理：
若如此而可謂之滅國，則中國易朝數十次，不亦為亡國數十次乎？故明末清初之變，乃同國異種之人競爭天子之變，而與國家之存亡無絲毫之關係。明末之烈士，皆殉朱家，而非殉中國，中國領土如故，人民如故，統治權如故。立國之三要素，無一缺乏，則其國無自而亡。國既未亡，何有於殉？
楊度接著指出亡國論的根源在於君主國家說的謬說和種族國家的怪論：
中國儒生，不知君主為國家之一機關，而以君主即國家，數千年習於君臣大義之說，論史則必以君主為正統，以君主為國家，以易姓為亡國，完全以君主為國家之主體。其君主國家說之謬說遺毒亙於數千年，滿人複剿習之，作貳臣傳以詆毀不為朱家之忠奴者，以此維持正道，創造清議，即以奴隸人民之心，且又自命滿洲為一國，夾入一種種族國家之怪說。於是數種之謬論，膠結為一，竟若不為朱家之忠奴者，即不為中國之忠臣，朱家即中國，中國即朱家，一提清國二字，遂若數千年堂堂之中國，已隨朱家天子而消滅也者。
楊度專門創造了一個新名詞——種主即國論，來概括這種不可思議的謬論：
夫種主即國論者何？主即國家，種即國家，主而異種，即更國家之謂也。此種主即國論之所由成，乃利用儒家君臣大義之說以為之幹柴，利用史家一姓正統說以為之煤油，利用俗學君主國家說以為之火引，夾入滿人之種族國家說以為之大風，以此四元素合成一種主即國論，煽起一種不可思議之清議。
楊度層層論述，說理透辟，對亡國論的謬誤根源和理論實質都作了極為深刻的剖析，具有很強的說服性。
毫無疑問，楊度對亡國論的批判主要是針對革命黨人而發的，因為當時絕大多數持亡國論的都是排滿革命論者。但楊度並未和革命黨人展開激烈論戰，視革命黨為君主立憲派的仇敵，而是把革命黨看作是共同反對政府的民黨，稱革命黨為民主立憲黨，自稱為君主立憲黨。楊度的態度，決定了他雖然非常反對革命黨人的亡國論，也隻是從理論上闡發亡國論的錯誤，並沒有正麵駁斥革命黨人。其實，和其他人相比，楊度在當時已經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政治思想體係，他的政治思想不但係統完整，而且具有非常強的可操作性。這些都決定了楊度在係統論述自己的政治思想時，對革命黨和梁啟超等人的政治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評。但如果據此即把楊度看成是處於革命黨和立憲派之間的中間勢力，則顯然不準確
（二）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思想再評判
排滿革命論者把滿族看作滅亡漢族國家的外國種族，視滿洲為異族，提出“驅除韃虜”的口號，恢複漢人的“中華”。很顯然，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是狹隘的種族主義觀念，如果得到真正的實踐無異是分裂中國版圖。有學者曾指出，“關於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研究，在中國的學術領域幾近空白。困難不在於事實的清理，而在於若幹僵硬教條的障礙。”在壓迫革命論的範式之下，革命者幾乎被視為聖人，革命理論和革命行動也大都是正確無誤的，即使不得不指出革命者的狹隘謬誤，也盡量套上一個“說到底”的公式，申斥一通“局限性”完事：
於是，說到辛亥前孫中山和同盟會的所謂民族主義，曲說文飾必貽塵謗，攻其一點也難服眾，怎麽既論其功又指其過呢？“局限”論既失之含混，“實質”論（即所謂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問題）又屬於強辯，後出的“工具”論（即謂孫中山把民族主義等同於反滿，乃因清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隻是先前“走狗”論的雅化，說非無據卻有落入梁啟超窠臼的可能。因而，更常見的評說，便是在照例把“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歸因於資產階級軟弱性的同時，又批評它也含有狹隘民族主義或大漢族主義的偏見。不過，持此說者，又總不忘提醒讀者注意孫中山在晚清並非這種偏見的作俑者，何況他的“三民主義”當作整體觀，何況他在民國建立後就強調“五族共和”而沒有把滿族排除於中華民族之外。毋庸置疑，早蒙“一民主義”之譏的章太炎，就應該替這種“民族主義”承咎了。
接著，這位學者指出，章太炎並不應該獨承其咎，因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是革命黨人普遍具有的一種思潮。其實，簡單地討論誰應該“承咎”意義不大，而是應該分析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的實質內容為何。
在革命黨人裏麵，章太炎是亡國論最主要的鼓吹者，他自稱在十四五歲時，“覽蔣氏《東華錄》，已有逐滿之誌。”章太炎國學大師的身份，使他的亡國論觀念贏得了很多人的信服，在當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章太炎為了鼓吹種族革命，振起曆史觀念，於1902年4月在日本東京籌劃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因受日本警察阻止，當天沒能舉行，後來改在橫濱補行了紀念式。章太炎在紀念會書中以明朝滅亡作為漢族亡國的標誌，“明祚既移，則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澌滅。迥望皋瀆，雲物如故。惟茲元首，不知誰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始。”或許是受了章太炎的影響，自稱“皇漢民族”的鄒容撰寫了《革命軍》一書，聲稱要“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製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皇帝子孫皆華盛頓，”鄒容以年輕人特有的憤激之情鼓吹除盡“賊滿人”的種族滅絕政策，恢複皇漢人種的自由獨立。章太炎在為鄒容《革命軍》作序時又特意分辨了革命與光複的區別：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製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複。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複也，非革命雲而。在章太炎看來，中國既然滅亡於滿洲，重建漢族政權自然隻能是光複了。
章太炎的亡國論主要仍是以傳統的夷夏觀念作為立論的根據，另外也吸取了一些西方的民族思想，這些西方民族思想不但沒有能夠起到改變他的傳統種族觀念的作用，還被他用來作為支持自己亡國觀念的新證據。章太炎在1903年所寫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風靡一時，但通貫全篇的立論基礎皆為種族主義。章太炎先在文中強調民族主義是人類的良知本能，接著辨明滿洲種族為東胡通古斯種，“近世種族之辨，以曆史民族為界，不以天然民族為界。”引用西方種族理論，來“證明”滿族和漢族並非同種。章太炎視滿洲為“東胡群獸”、“腥膻賤種”，滿洲全部都“蠢如鹿豕”，“而可以不革者哉？”罵不主張革命的康有為“引犬羊為同種”，甘願為賤種之奴隸，並向康有為發出了義正詞嚴的責問：“夫以種族異同，明白如此，情偽得失，彰較如彼，而長素猶偷言立憲而力排革命者，寧智不足、識不逮耶？”勸說康有為要迷途知返，轉而從事革命。
章太炎以種族主義作為標尺，在他看來，滿族無論如何都是應該掃除的了，“夫民族主義，熾盛於二十世紀，逆胡膻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章太炎的這種純粹種族主義思想，在革命陣營中頗具有代表性。因《蘇報》案被囚的章太炎，聽到楊度被捕的傳聞後，從自己的種族主義觀念出發，作詩譏諷楊度，並要借楊度的“好頸子”，來激勵革命者。
章太炎的種族主義思想，使他把革命黨人的革命看作是光複，認為是以光複之名而披革命之實：
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複也。光複中國之種族也，光複中國之州郡也，光複中國之政權也。以此光複之實，而披以革命之名。
這也是章太炎此後脫離中國同盟會，於1910年在日本東京成立了光複會總部，出任光複會會長的思想根源。
同章太炎一樣，其他革命黨人眼中的民族主義也是種族主義，即是希望掃除滿族的大漢族主義，如當時的一篇文章評論民族主義的形勢：
居今日之中國，而不以民族主義為前途唯一之目的者，此其人必與現政府有特別之姻緣者也；否則抱高官厚祿之誌願，欲為小朝廷大臣者也；否則無國家思想，不知天地為何者也；否則為康、梁邪說所惑，混淆其良知者也。除此數種人外，此主義固有黃河伏流一瀉千裏之勢矣。
這篇文章以一種非此即彼的痛快方式，“批倒”了不讚成革命黨人民族主義觀念的所有人。
1905年，革命黨人聯合成立中國同盟會，並創刊《民報》作為機關報，該報發表了大量有關民族問題的文章。革命黨的主要理論家，如章太炎、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等人，所持的民族主義觀念幾乎都為狹隘的種族主義。《民報》上的絕大多數文章都是以這種狹隘的種族主義作為理論的基礎。
汪精衛曾與楊度同在東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讀書，他所運用的理論知識也多為西方的政治社會理論，隻是與楊度立論的基點不同。汪精衛按照“政治學者社會學者所標之公例”列出了有關民族的四條公例，並強調討論民族問題，“第一宜求諸公例”，“第二宜知我民族在公例上之位置”。汪精衛對嚴複翻譯的《社會通詮》論述的社會理論並不反對，認為嚴複提出的“民族主義為不必重，而滿為不必排”，雖然遵從了關於民族的公例，但是沒有認清漢族在民族公例上的位置。汪精衛根據清政府排斥漢化貶抑漢權的民族歧視政策，認為漢族在民族公例上處於被征服者的亡國滅種地位：
至今日則知以一王室仆一王室謂之易姓，以一國家踣一國家謂之亡國，以一種族克一種族謂之滅種。彼滿洲者對於明朝，則為易姓，而對於中國，對於我民族，則實為亡國滅種之寇仇，誓當枕戈泣血，以求一洗，而奚君臣之與有？
持現代民族觀念的汪精衛，和持傳統夷夏觀念的章太炎一樣，得出的都是亡國滅種論。汪精衛就滿族的民族歧視政策立論，認為漢族也要對滿族實行同樣的民族政策。楊度分析滿族民族歧視政策的失敗，提出要實行高於民族主義的國家主義，而不應該實行退化的民族主義，兩人在這一點上的分歧至為明顯。就如何處置滿洲民族而言，汪精衛表現的種族主義相當可怕：
他日我民族崛起奮飛，舉彼賤胡，悉莫能逃吾斧鑽。芟剃所餘，僅存遺孽，以公理論，固宜以人類視之；而以政策論，則狼性難訓，野心叵測，宜使受特別之法律，若國際法之於外人之歸化者可也。如此則彼有能力，自當同化於我。否則與美洲之紅夷同歸於盡而已。
種族主義激發的仇恨，使汪精衛提出了令人吃驚的幾近於對滿族種族滅絕的政策。
汪精衛當時主要忙著與梁啟超論戰，所闡述的民族觀念都是為了反駁梁啟超。梁啟超認為革命黨人混淆了種族思想和政治思想，所以不正確地強調了民族主義。汪精衛在以亡國論的基礎上作了辯護，“然今之政府為異族政府而行專製政體，則驅除異族，民族主義之目的也，顛覆專製，國民主義之目的也，民族主義之目的達，則國民主義之目的亦必達，否則終無能達。”反駁梁啟超認為革命黨人以民族主義為手段來達到國民主義的目的，排滿是為了達到民族主義的目的，立國是為了達到國民主義的目的，並非以此為目的，以彼為手段，兩者都是目的。汪精衛在種族觀念的支配下，視滿族為異種，視漢族為亡國，指斥梁啟超的大、小民族主義有類夢囈，因而有必要在這裏引述一下梁的民族主義觀念：
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國內它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以對於國外諸族是也。時間的淘洗是最好的裁判，誰對誰錯無需做出論斷就已一目了然。
朱執信是在《民報》上撰寫文章最多的革命黨理論家之一，也是亡國論的信奉者，他的多篇文章的立論基礎也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他認為漢族即使和滿族處於平等地位，也要向滿族複仇：
而我漢族抑必不得以與滿洲俱立而遂已也。國仇之念，每降愈深，此恥不雪，則他胡為者。夫使我漢族而統治於一王之下，苦其暴政而欲革之，則暴政去而吾事畢矣。今之革命，複仇其首，而暴政其次也。
朱執信要替“銜恨以沒”的祖先代伸冤抑，認為“滿洲固不可扶植者，與之合同，適以自累也。”漢族要與滿族誓不兩立，定要將滿洲摧除：
抑且民族之合也，必無所持以合者。其能力足以相輔，而後有合可言，否則直摧除之而矣。滿洲於我，果何所益於我乎，而損者則不可勝計。然則滿漢之界故不能破，亦無取於破之者也。知其二者不能並立，則直去其一耳。附疽不可不潰，害馬不可不除。
朱執信把除去滿人當作革命的第一目的，去除暴政是第二目的，“民族之界限，滿洲不能立憲之本也。”除去滿人之後，惟有漢人才能立憲。
楊度運用嚴複所翻譯的甄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指出民族主義往往為宗法社會所采用，現代的軍國社會不應該采用這種退步的種族政策，並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事實，批駁了亡國論的錯誤觀念。楊度對亡國論的批評，受到了革命黨人的反擊，同盟會會員雷鐵崖撰寫長文《中國已亡之鐵案說》反駁楊度，所持理論依然是與前述革命黨諸人相似的種族主義。同時，楊度所運用的社會理論，也受到了革命黨人的極大關注。
革命黨主要理論家之一的胡漢民曾在《民報》第二號撰文介紹嚴複的最近政見，強調嚴複為“最近言民族主義之一人”，反複申辯嚴複並不反對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主張。胡漢民先是對嚴複大加讚賞，“侯官嚴氏為譯界泰鬥，而學有本源，長於文章，斯真近世所許為重言者也。”接著強調嚴複的思想“寧靜深遠，非淺夫所能識”，嚴複對於民族國民主義“實表同情”，“薄誌弱行者懾於革新事業之難，托而自遁，非嚴氏本旨也。”胡漢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嚴複有一些反對民族主義的評論，而胡漢民則是想辨明嚴複並非反對排滿：
其言雲：“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蓋民族主義，乃無人種智所固有者，而無待於外鑠，特遇事而顯耳。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其意欲使人人言軍國主義以其自立，而未嚐以排滿者為非。
胡漢民認為嚴複並非反滿，是因為嚴複反對隻講民族主義，而不講軍國主義的盲進破壞者，反對“言排滿者不謀所以代興，言破壞者不深計乎建設，彼其心以為舍排滿革命以外更無餘事。”而革命黨人排滿的目的是為了建設：
為中國民族計者，同時以民族主義而排滿人，即同時以軍國主義而期自立。非排滿者不能自立，一義也；而非兼講軍國主義不足以排滿，即足以排滿，而不能自立，種雖存，亦將為猶太人之續，此又一意也。前義之顯豁，為普通人所易斛，而嚴氏則慮後一意為眾所忽視，故責勉之以其所不足。
革命黨既可以排滿，也可以自立；既可以破壞，也可以建設，同時“使吾民而奄有民族、軍國二主義”。
從胡漢民對嚴複政見的解說可知，胡漢民讚同嚴複所闡述的甄克思社會發展理論，並不反對這一理論主張，隻是想辨明革命黨人既講民族主義又講軍國主義，“吾乃今欲使世知嚴氏為民族主義之一巨子”，強調嚴複並不反對革命黨人的排滿民族主義。
胡漢民和汪精衛都讚同嚴複譯述的社會理論，引為必須遵從的公例，隻不過又從其它角度立論來為革命黨的民族主義辯護。而章太炎卻與胡、汪二人相反，直接撰文否認了嚴譯社會理論的合理性：
嚴氏皮傅其說，以民族主義與宗法社會比而同之。今之政客，疾首於神州之光複，則謂排滿者為宗法社會之事，於是非固無取，於利害則斷其無幸。夫學者寧不知甄氏之書，卑無高論，未極考索之智，而又非能盡排比之愚，故不足以懸斷齊州之事，如嚴氏者，又非察於人事者耶。
胡漢民和章太炎對嚴譯社會理論的不同看法，決定了兩人對嚴複評價的巨大反差。
胡漢民讚嚴複為譯界泰鬥，“近時學界譯述之政治學書，無有能與嚴譯比其價值者，”“嚴氏之深識，足以熔鑄一世，而懷寶自藏，不欲為天下先。”章太炎則對嚴複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抑天下固未知嚴氏之為人也，少遊學於西方，震疊其種，而視黃人為煨賤，若漢若滿，則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憲，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樂，曰營菟裘以娛老耳。…就實論之，嚴氏固略知小學，而於周秦兩漢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讀矣，然相其文質，於聲音節奏之間，猶未離於貼括，申夭之態，回複之詞，載飛載鳴，情狀可見，蓋俯仰於桐城之道左，而未趨其庭廡者也。至於舊邦曆史，特為疏略，輒以小說雜文之見，讀故府之秘書，揚遷抑固，無過拾餘沫於宋人。而自晉宋以下，特取其一言一事之可喜者，默識不忘於其胸府，當時之風俗形勢，則泊然置之。夫讀史盡其文不盡其質，於藏往則已疏矣，而欲以此知來，妄其顏之過厚耶！
章太炎在痛貶嚴複之後，為了辨明民族主義與宗法社會“固非一事”，詳細比較了甄克思所說的宗法社會和中國宗法社會的異同，結論為甄可思所說的宗法社會和中國固有的宗法社會“皆有不相契合者”。但章太炎並未把板子打在甄可思身上，“夫甄氏以其所觀察者而著之書，其說自不誤而；而世人以此附和於吾土，則其咎不在甄氏而在他人。”也就是說章太炎認為應該負咎的是嚴複。
與先前鼓吹亡國論時期相比，章太炎這時已掌握了更多的西方政治學社會學理論，談論民族主義排滿革命時所依靠的理論已由傳統的夷夏觀念轉而為西方觀念。章太炎在辨明民族主義和宗法社會“固非一事”後，對民族主義作了概括和描述，“民族主義者，與政治相係而成此名，非脫離於政治之外別有所謂民族主義者。”重新申明革命黨人民族主義的目的不過是“複我國家攘我主權”而已：
況吾黨所誌，乃在於複我民族之國家與主權者，若其克敵致果，而滿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適黃龍之府，則固當與日本、暹羅同視種人順化歸斯受之而已矣。章太炎覺得自己很寬厚仁慈了，因為讓“非我族類”的滿洲與“衣冠之國”同活，而沒有采納鄒容誅絕所有滿洲種的主張。章太炎認為民族主義已成為當今世界的風潮，“撮其大旨，數國同民族者則求和，一國異民族者則求分。”按照這個他所認為的世界通行做法，章太炎提出了處置國內民族的辦法：
惟曰以異民族而複我國家攘我主權，則吾欲與之分。既分以往，其附於職方者。蒙古之為國仇，則已解於半千歲上，準回青海，故無怨也。西藏則曆世內屬，而又於宗教得中國之尊封者也。浸假言語風俗，漸能通變，而以其族醇化於我，吾之視之，必非美國之視黑民若。縱令回部諸酋，以其恨於滿洲者，刺骨而修怨及於漢人，奮欲自離，以複突厥花門之跡，猶當降心以聽，以為視我之於滿洲，而回部之於我可知也。至不得已，而欲舉敦煌以西之地以斷俄人之右臂者，則雖與為神聖同盟可也。
章太炎認為如果把自己的這種民族主義看成是宗法社會，就象是看到人家的國旗商標，就說人家尚處於圖騰社會。章太炎自以為振振有詞的駁辯，功過是非不難論斷。
民族問題是革命黨和立憲派論戰的中心問題，也是雙方選擇不同救國道路的根本原因。革命黨和立憲派的奮鬥目標都是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政體，故民主問題不是雙方爭論的中心問題。建設共和政體是革命黨的六大主義之一，胡漢民明確指出革命黨顛覆滿洲惡劣政府後，所要建立的就是“民權立憲之政”。楊度和梁啟超等立憲派則主張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所以楊度在闡述自己的君主立憲主張時，稱革命黨人為民主立憲黨。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革命黨人進行排滿革命理論宣傳都是為了強調民族主義的合理性，雖然這種民族主義隻不過是狹隘的種族主義。楊度對亡國論的駁斥，梁啟超對大民族主義的提倡，以後都成了維護團結統一的寶貴的民族主義理論資源，既比較符合曆史事實，也更具有現實的合理性。那種簡單地斷言革命派在與立憲派的論戰中取得壓倒性勝利的看法，無疑需要重新審視和評判。
（三）、國家主義救國論
楊度分析亡國論之所以在當時廣為流傳，是因為這種說法成為了一種清議，“此種清議之結果，可以迷亂人耳目，蠱惑人神誌，將社會上一切是非黑白，可以顛倒錯亂，使人墮入霧中而不自覺。”滿人在入關之初創造這種謬說作為清議，隻不過想用此迷惑漢人，來達到愚民的目的。革命黨人以亡國論作為鼓動漢人排滿革命的宣傳武器，來達到驅除滿族的目的。但是這種清議的誤國卻過於專製，“以謬說為清議，則未有能利國者。”正如19世紀後半期流行幾十年之久的夷夏之別的清議，根據傳統的華夷大義，出使西洋的郭嵩燾被舉國士人譏嘲辱罵，倡導洋務的李鴻章被當作賣國的漢奸。正是這種清議的結果，推遲了中國三十年的進步。因此，如果種主即國論的清議流行，又不知會耽誤中國幾十年的發展。因為社會上大多是心誌薄弱的人，“清議之所是，誰敢非之？清議之所非，誰敢是之？”如此一來，錯誤的清議就會謬種流傳，遺毒甚廣。
楊度認為滿族人產生種主即國論的原因，是由於滿人處於宗法社會而非國家社會，隻有民族觀念，而無國家觀念，“自以其一種族為一國家，而保持其民族主義。”在這種觀念支配之下，滿族人入關以後，把排斥漢化作為第一政策，把貶抑漢人權利作為第二政策，務求滿漢兩民族不相混合，以達到長期保存滿族人特質的目的。
排斥漢化最顯著的政策有三個。一是語言，乾隆以前曆代都以學習清語要求滿人，而自命為國語，以滿人作漢語為戒；二是文字，滿人本無文字，乃是用蒙古字結合滿語連綴成句，雖然簡陋不適用，仍努力保存，入關百年以後，滿族大臣中還有因不識滿字被罷免的，詔誥等類都是用滿漢文各一通；三是血胤，也即是禁止滿漢通婚。貶抑漢人政權最顯著的也有三個。一是在政治上，一切京外官缺，有專門滿缺的，如理藩院等類；有滿漢分缺的，大約滿缺多於漢缺；有滿漢並用缺的，都是為了顯示滿人優異，而不適宜與漢人平等。二是在經濟上，大多數滿人都為兵額，坐領餉糈，不勞而食，漢人中沒有不納稅的，即是以全體漢人來養活全體滿人。三是在軍事上，滿人八旗駐防全國各地，實為全民皆兵，是想以滿人掌握全國兵權。
滿人這些排斥漢化貶抑漢權的政策，都是以民族主義（楊度的意思是指種族主義）為之根基，純粹是宗法社會的思想。但滿人這些政策的施行，全部歸於失敗。如滿人全部都說漢語，無人會說滿語，隻識漢字而不識滿字，雖然血胤保持較久，但現在也不得不允許滿漢通婚。在政治上，官製改革以後，官缺不分滿漢；在經濟上，因不從事生產，大多數閑居坐食而流於乞丐；在軍事上，柔弱衰萎已達極點。滿人之所以造成政治上這些失敗，是因為實行民族主義，促使滿人政治能力退化，自然劣敗的緣故，當然不是滿人的本來意願。當今世界大勢的趨勢，使中國政局日新，“改革亦改革，不改革亦改革，非滿人之退化政策所能挽回。”如果堅持實行這些退化政策，失敗的步伐也將更快。
滿人既然對漢人實行民族主義，那麽漢人應該對滿人實行民族主義亦或是國家主義，就成為當時麵臨的關係整個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問題。汪精衛等革命黨人主張以牙還牙，漢人對滿人也要實行民族主義，先要把這些“韃虜”驅除出中國，然後才能建設民權立憲政體。楊度指出滿人實行民族主義是因為還處於宗法社會時代，而漢人已經由宗法社會進入於國家社會二千餘年，早已成為“廣土眾民包羅異族之國民”，所以不應效仿滿人實行退步的民族主義，放棄能自立而勝人的國家主義，“此不惟理所不應有，亦勢所不能有矣，”當時的中國具體情況決定了革命黨人的“驅除韃虜”主張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行不通：
以今日中國國家論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漢、滿、蒙、回、藏五族而為其人民，不僅於國內之事實為然，即國際之事實亦然。各地之內政，統於一政府是國內之事實也，各地之外交，統於一政府是國際事實也，故各國之視二十一行省，與蒙、回、藏地無別焉，但知為中國之土地而已。各國之視漢人，與滿、蒙、回、藏人無別焉，但知為中國之人民而已，毫無厚薄親疏之意存於其間。
滿、漢、蒙、回、藏等族同為中國人民的事實，決定了排漢為排滿，排滿為排漢，兩者都為狹隘的種族主義思想，實質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結果隻能會分裂中國，甚至造成中國的滅亡。
楊度對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並非一味批判，而是帶有相當同情理解的態度。他解釋革命黨人之所以提出排滿革命的號召，就是因為滿人二百年來，一直實行排斥漢化貶抑漢權的民族主義政策。楊度指出處於宗法社會的滿人實行了錯誤的民族主義政策，並非漢人就要實行同樣錯誤的民族主義政策。一些革命黨人也聲明對於滿人要為他們代謀生計，並非複仇主義，這即是說革命黨人並非全都主張民族主義。革命黨人鼓吹民主立憲，主要是因為政治問題而發生，而不是因為種族問題而發生的，即使漢人為君主，他們同樣主張改造，所以與民族主義無絲毫的關係。
滿人實行民族主義失敗的事實，決定了必須與漢人一樣實行國家主義。在當時漢人所要求的主要是政權平等，滿人所要求的是生計自由，這兩個問題解決，滿漢問題也就解決了。楊度認為這是“兩利之道”，不會發生利彼害此的衝突。滿漢都實行國家主義，那麽民主立憲和君主立憲，就是國家主義中的問題，而不是民族主義的問題。在國家主義之下，君主為國家的機關，這個機關的行動是由憲法來規定，有一定的權限，君主不能為法外之善，也不能為法外之惡。所以一提君主，則隻有專製和立憲的問題，而沒有滿漢問題。
在中國各民族中，漢族人數最多，是中國國民的主體，漢族的程度代表著中國國家的程度，決定著中國的命運。中國國家程度已由宗法社會進入於國家社會，但是尚有一些家族製度的殘餘，所以隻是不完全的軍國社會。楊度把漢族的能力和東西洋各民族作了相比：
至漢族之能力，若以比西洋各民族，則本質皆優於彼，而現形乃劣於彼；以比東洋各民族，則本質、現形皆優於彼；惟比日本則本質優於彼而現形劣於彼，是為例外。
楊度認為漢民族在本質上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要優越，現形劣於西洋是因為中國還是不完全軍國社會的緣故。現形劣於日本隻是特例，因為日本原來的一切政教風俗都學自中國，而漢族文明都為自創，可以說，“今世界所謂東洋之曆史，東洋之文明，舍中國無曆史、無文明，即舍漢族無曆史、無文明也，彼日本何能與比？”日本最近幾十年在現形上超過中國，是因為小者易變而大者難變，學人者易變而自創者難變，所以談論漢族的能力，原則上認為在本質和現形上均優於東洋各民族，並非誇大之詞。
一般而言，軍國社會與宗法社會相遇，則軍國社會勝而宗法社會敗，但如果軍國社會的內政混亂腐敗，則將會被宗法社會所敗。楊度根據這一理論，從軍事、經濟和政治三個方麵，具體比較了漢族和東、西洋民族的不同。漢族軍事能力與西洋各民族相比，本質優於彼，現形劣與彼；與東洋各民族比，則本質、現形皆優於彼。所以楊度認為中國幾千年來雖屢與塞外強族相遇，“勝則吸而入之，敗則為所侵入”，但不論軍事上勝敗與否，都必然會在經濟和政治上戰勝對手，這也是中國數千年來未嚐一次亡國的原因：
中國之名稱，自有世界曆史以至今日，無所變遷。其土地逐漸而加廣，其人民逐漸而加多，其統治權逐漸而擴張，不僅未為一次之亡國，且未因而分離而縮小。就這一點而言，西洋諸民族無一能夠做到，東洋民族也隻有漢族能做到。所以，楊度在綜合比較了軍事、經濟和政治三方麵後，證實了自己的看法，即漢民族在本質上優於世界各民族，現形則是優於東洋，而劣於西洋。楊度認為漢人本質上優於西洋，現形上反劣於對方，原因在於家族製度的殘餘，造成個人能力發達但是責任心不發達。西洋的權利義務主體是個人而不是家族，所以個人發達，人人能得權利，人人能盡義務，由於個人發達而使國家發達。所以中國如欲發達，必須去除家族思想，改造國家組織，奮發國民的責任心，擴張個人能力，使國民都成為完全的軍國國民。
由於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大國，漢、滿、蒙、回、藏等民族的能力和責任心的程度雖然有高低，但都是中國國民。“今日中國之土地，乃合五族之土地為其土地；今日中國之人民，乃合五族之人民為其人民，而同集於一統治權之下，以成為一國者也。”楊度指出中國國事危如累卵，各大強國環伺其旁，中國國民應努力保全領土，速謀自立，整理內政外交，建設立憲政府，完成軍國社會，那麽中國國家就可從此自立，不致再有覆亡之憂。楊度批駁五族分立論或漢國獨立論，正是各列強所希望乘機利用的，乃是亡國的政策，決不可實行。“故中國之在今日世界，漢、滿、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漢、滿、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種，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統治權如故。”楊度強調中國的土地、人民和統治權都不能變動，變動其中一個都有可能導致國家滅亡，所以他認為中國國形、國體不可變，惟有政體可變。也就是說，將現在的專製政體改為立憲政體，無論對內對外，這都是自立求存的良法。
人民不可變，也就是國民中的漢、滿、蒙、回、藏五族，隻能合五為一，不能分一為五。所以使五族合而為一，是今後中國的“至要之政”。楊度提出的國民統一政策有兩個，首先是滿、漢平等，其次是蒙、回同化。滿漢已經同化，隻存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在漢人是政權平等，在滿人是為生計自由。使國民程度相齊，能力相等，責任心相等，這樣中國必然會成為世界中雄大壯偉的經濟軍事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