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變局中的楊度

一、金鐵主義

　　楊度在19世紀末期時，思想還主要是受傳統的天下主義觀念所左右，自從接觸西學書後，受新的思想資源影響，思想逐漸變化。進入二十世紀，楊度經過第一次遊學生活後，已經由一個傳統的士紳轉變成為新型的近代知識分子。第二次在日本期間，楊度又經過幾年的學習思考，對當時世界和中國的狀況都有相當客觀的認識，並且徹底擺脫了傳統的夷夏觀念。

　　楊度自己是從傳統的天下觀念轉變而來，對這種傳統觀念何以形成，而國家觀念為何沒有產生，有獨到的剖析：

　　中國數千年曆史上，無國際之名詞，而中國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觀念（楊度用世界一詞指代天下——引者注），而無國家觀念。此無他，以為中國以外，無所謂世界，中國以外，亦無所謂國家。蓋中國即世界，世界即中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但近百年來，西方人用炮艦擊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傳統的觀念不得不隨之改變：

　　數千年閉關自守，以世界自命者，乃不得不矍然而驚，瞠然而視。仰囑遙天之風雲，俯視大洋之波濤，始自覺其向之所謂世界者非世界也，不過在世界中為一部分而已。

　　中國用多次戰敗賠款、喪權辱國的沉重代價才換來了傳統觀念的轉變，而且隻有在進入20世紀之後，才開始進行全麵的新政改革，拋棄維護傳統舊形勢的愚蠢想法。

　　中國在喪失幾十年的發展機遇之後，各列強對中國已經由土地均分政策轉變為財產均分政策，由武力侵略為主一變而為經濟侵略為主，由瓜分土地變為保全領土，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楊度對列強這些政策的侵略性實質洞若觀火：

　　夫所謂保全支那領土者，即不欲均分土地之謂也；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者，即欲瓜分財產之謂也。門戶者，中國財產之門戶；機會者，各國於中國財產之機會；門戶開放者，中國財產之門戶不可任其閉之，而為中國所自有也；機會均等者，中國財產雖不自有，然各國於此亦不可使一國獨有，而當利益均沾，為各國所共有也。

　　也就是說，中國現正處於列強的經濟侵略政策之下，楊度形容中國當時境況為“漫天之惡雲壓地而至，巨海之怒濤拍岸而來”，這與中國傳統的自大觀念截然相對，楊度不由得大發感慨：“蓋已以中國為世界各國之中國，而非複中國人之中國，此其與昔者吾人所謂中國即世界之觀念，其相擊刺、相反對為何如乎？”

　　楊度根據中國遭受列強侵略欺淩的事實，認為當時有文明的國家，但卻沒有文明的世界，各文明國國內的法律雖然都是以自由、平等為原則，但國際之間的法律卻是由強國所創立，隻是“鐵炮的說話而已”。列強之間的交涉，多是以兩利為原則，合於人道主義，但這僅見於強國之間，貧弱的國家則沒有份。就像中國，“與各國曆年所訂立之條約，類皆權利屬人，義務屬我，無一可雲兩利者。”由此在楊度看來，中國所遇的國家是文明國家，但中國所處的世界卻是野蠻的世界。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進化觀念，被楊度認為是人世間所有事都不能逃脫的公例，依照這種觀念，楊度在對當時野蠻的世界情狀斟酌判斷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強國觀念。中國要想在這個野蠻的世界裏生存，必須用世界的國家主義對中國進行改造，這也是當時中國所應采取的立國之道。楊度眼中世界的國家主義，也就是經濟的軍國主義。因為當時各強國都是靠著經濟勢力和軍事勢力才得以披靡世界，“蓋彼等之所謂文明國者，其實質蓋無一而非經濟國，又無一而非軍事國，合言之即經濟戰爭國也。”中國若不能為經濟國，則必然會劣敗於經濟戰爭之中，將會亡國；如果不能為軍事國，則也必然會劣敗於經濟戰爭之中，仍然會亡國。因此，中國必須“兼備二者而成為經濟戰爭國”。在此天演的世界，“全以自由競爭為原則，即以人為競爭為原則，而優勝劣敗從此判焉。”中國地廣人多，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之所以敗於列強，不是天然條件差，而是“人為之劣敗”，是不能“利用其固有之資格以至劣敗”。

　　既然世界已進入經濟戰爭之時代，單有軍事力而無經濟力，仍然不適於生存，“而為劣敗之俄羅斯”。所以，如果要用經濟的軍國主義來救中國，必須改變紊亂腐敗的國內政治，“非取各文明國之所以治內者大改革而一新之，不足以發達國民之能力，使於世界各國之國民相見。”對這種經濟的軍國主義，楊度創造了一個新名詞“金鐵主義”對其進行概括：

　　金者黃金，鐵者黑鐵；金者金錢，鐵者鐵炮；金者經濟，鐵者軍事。欲以中國為金國，為鐵國，變言之即為經濟國、軍事國，合為經濟戰爭國。

　　楊度使用金鐵主義的新名詞並非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為了不與俾斯麥的鐵血主義相混淆，主要是想強調在當時世界必須經濟和軍事並重方能立國。

　　楊度是在綜合考慮國家的內因和外緣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金鐵主義，“是此主義者，原所以在內而謀其自立，在外而謀其自存，通乎內外而言之者也。”他使用了一個圖表來解釋金鐵主義觀念的內容：

　　世界的國家主義——經濟的軍國主義——金鐵主義

　　一、對內的——富民——工商立國——擴張民權——有自由人民

　　一、對外的——強國——軍事立國——鞏固國權——有責任政府

　　楊度認為當前各列強汲汲皇皇對我進行經濟侵略，“其經濟戰爭之方法，由商而工，由工而礦，由礦而農，步步為營，得寸則寸，而於鐵道、航路等有關於經濟之交通事業，亦爭之無所不至。”中國惟有急謀發達經濟事業與之相抗，否則中國人將淪為外國資本家的勞動者，在目前情況下，應以生產為急，分配為後，“姑以此抵製外人”。楊度主張的工商立國，希望使國內的生產事業日趨發達，在經濟戰爭中由

　　劣敗反於優勝，先來解決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問題，然後再想辦法解決國內的貧富不均問題。至於軍事立國，是因為處於世界的經濟戰爭之中，不得不為此。“合工商立國策、軍事立國策而實行之，則經濟的軍國以立，而金鐵主義以成矣。”

　　楊度根據世界各強國的曆史指出隻有民權發達，經濟才能發達，“欲國民之經濟發達，不可不使其生命財產之安全。使其生命財產日有危險之虞而無安全之樂，則萬無經濟發達之望。”中國若以工商立國，必須擴張民權，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寧。但當時的清政府，“對於內而為偷錢之政府，於外而為送禮之政府”，希望這種政府來鞏固國權，“其國權必至為朝鮮第二”。所以鞏固國權也是當時的重要國事，但非有“民權擴張之結果，則無由鞏固國權”，也就是說，隻有先擴張民權，然後才能鞏固國權。中國在內治不進、歐禍日迫的情況下，擴張民權的辦法，“不得不采取文明製度以移植於我國”，如此一來，“自由人民不可不發生，責任政府不可不改造矣。”

　　從以上論述可知，楊度金鐵主義救國論的提出，是因為中國所遇的列強是文明國家，則不文明不足以與彼對立；中國所處的世界是野蠻之世界，不野蠻則不足以圖生存。“總之，今日之世界，為經濟戰爭之世界，中國不能為經濟戰爭國，則但劣敗而無優勝，故吾之主義，於內以此自立，即於外以此圖存也。”楊度特別強調對內對外的救國方法隻有先後次第之別，而沒有輕重之分。

　　楊度對自己的金鐵主義救國論非常自信，認為中國若想適於世界生存，不僅在野者應該以此提倡國民，政府也應該以此作為大政方針，“外而使國權之日張，內而使民權之日起，以求金鐵主義之發達焉。”這本來應該是政府的天職，但當時的清政府卻對內偷錢對外送禮，“其偷墮無恥至於如此，無論若何腐敗之國，恐未至如此之甚。”11這樣的政府很顯然不能持金鐵主義來完成民富國強的重任，必須首先對其進行改造。

　　傳統的君主專製政體大都以君權神授為護符，以神話神權為根據，自稱為上帝之子，受命於天而得此權利，楊度對這種說法痛加駁斥，指出不僅在理論上毫無可以研究的價值，“即於事實亦毫無可以符合之憑據”。不僅於君主立憲國的事實不符，和君主專製國的事實也不符。楊度比較了中國君主專製和俄國君主專製的區別，指出兩者差別的原因是由於學術和事勢的不同。西洋一切學術皆以權利為根本，中國一切學術皆以道德為根本。以權利為根本，則國家的權利為其一己之權利；以道德為根本，則無論如何無道都以深仁厚澤相標榜。

　　專製政體有兩種：一為開明專製，一為野蠻專製。“開明專製者，以強力而行所謂仁民之事；野蠻專製者，以強力而行所謂不仁民之事。”清政府既非開明專製，也不是俄國那樣的野蠻專製，楊度辛辣地諷刺其內而偷錢外而送禮，除此之外無所事事，所謂的仁民愛物之說，“乃八股文中所用以應試者，而豈其能適用於政治也！”楊度專門創造了一個新名詞“放任專製”，來形容清政府這種既非野蠻又非開明的專製形式：

　　中國政府者，蒙昧之政府也，惟其蒙昧，故不開明。中國政府者，消極之政府也，惟其消極，故不野蠻。彼因蒙昧而益消極，又因消極而益蒙昧，合之以成一放任之現象，此中國所獨有，而他國之所皆無者。一言以蔽之曰：不負責任之政府也。麵對這樣的不負責任政府，楊度大聲疾呼，真正的豪傑之士，不應該徘徊於不足輕重之浮名，奔走於不足輕重之末利，坐視舉國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而應“日懸仁民愛國四字於心目中，痛治其放任心，而奮發其責任心，誓當改造一責任政府，組織一文明國家。”楊度強調這才是今日救中國的唯一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