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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長為留日學界領袖
楊度在1902年初次到日本遊學時，留學生總數不過五百多人，等到楊度第二次逃往日本時，各省赴日遊學者絡繹不絕，人數逐年激增。1904年初留日學生有一千三百餘人，1905年初總計三千多人，到年底統計已達八千餘人，可謂盛況空前。當時出使日本國大臣兼管理遊學生總監督楊樞的密折分析了留學生激增的原因：
朝廷號令於上，疆吏奉行於下，可謂盛矣。然其所以驟增之故，猶有數端：詔停科舉注重學堂，而學堂之出身不如出洋留學之易而優，一也。自天津上海至日本東京僅六七日之程，較之由府縣入省會學堂，由省會入京師學堂，其勞逸相等，二也。
清楚地說明了科舉製度的廢除導致留日學生激增。清政府於1905年正式下詔廢除科舉，改興學校，傳統的進身途徑斷絕了，考驗錄用遊學畢業生政策的實施，使留學海外成了獲得上升機會的重要途徑。政府倡導、民間鼓勵的日本更是成為當時留學的熱門，不管是為了獲取新知，還是單純隻懷有功名利祿之心，全把日本作為進階的捷徑。
中國留學生主要集中在東京的神田區，這裏作為中國留日學生的中心地，幾乎可稱之為留學城。中國留學生會館總部就在神田區駿河台鈴木町，這座會館於1902年建成，是一座兩層樓的建築物，裏麵設有會議場、演說場、日語教研室和俱樂部等，留學生會館不僅是策劃留學生全體活動的機關，還是留學生編譯書刊雜誌的總部。這裏是留學生的世界，仿佛是中國在日本的縮影。關於留學生的公共事務，經常是在這裏商議決定，清政府到日本視察學務的人員，也會循例會晤這裏的幹事。留學生會館的幹事擁有相當的權威，除了協商處理在日本發生的問題外，還負責照顧新來日本的留學生。毫無疑問，留學生會館及其幹事在當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自戊戌維新以後，不論是革命派還是維新黨，一旦有政治危險，大多立即逃往日本，這似乎成了當時的公式。一方麵是由於地近費省、來往較易，另一方麵也因為留日學生逐漸增多，汲取新知和開展活動都比較方便。許多政治犯到日本後多進入學校學習，成為留學生，而不少到日本的留學生飽吸西學新知後，又成了激進政治人物的主要來源。在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可以稱之為中國革命的舞台。
留日學生在日本編譯的雜誌，除了鼓吹極端的“暴力革命”外，大多數都以開發民智、輸入新思想新知識、倡導改革，激發愛國精神為主，不僅在內容、質量方麵遠遠高於國內雜誌，而且發行數量也較國內雜誌為多。
當時中國的留日教育有兩種特征，一是教授的內容是普通學科而非專門學科；二為教育的性質是速成教育而非正式教育。廢科舉興學堂的舉措實行以後，眼界漸開的人們對中國內憂外患日益感到焦慮，迫切謀求革新，開始舍棄向西洋直接學習，轉而向取得西方富強經驗的日本學習，所以希望日本能提供速成教育。職是之故，日本當時對中國留學生的教育，大體上多為“某某速成科”。楊度第一次赴日遊學時就在弘文學院的速成師範科旁聽，流亡日本後又於1904年5月進入東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第一期學習，1905年6月畢業。
法政速成科是駐日公使楊樞與東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聯合議定，在該學校內特設法政速成科來專門教授遊學官紳，創辦於1904年。“所謂速成科者，係將法理之所以然及各國法律之得失互相比較，擇其適於中國之用者，則詳加講授，其餘姑置不論，以免多費時日學非所用。”按照這一指導思想，修業期限議定六個月為一學期，滿三學期便可畢業，教授內容大致分為法律、政治、理財、外交四科，主要課程包括《日本憲法與各國憲法比較》、《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警察法》、《地方行政法》、《商法大意》、《經濟學》、《財政學》、《外交史》、《政治學》等。所聘請的授課教師都是日本最有名的法學學士、博士，使用日語授課，專門有翻譯用華語轉述，此外“尚有實地體驗之法”，該學科的學生還經常到日本的司法行政衙門和其他相關單位參觀，“藉資考證”獲得實際的感受。
法政大學速成科的學生大多為遊學官紳，這些人雖都有相當的學問基礎，但對新思想和新知識的了解卻極為有限，因此非常用功，甚至有連暑假都不休息的學習風氣。故雖然是短期，但其成績卻是意外的良好，比三年製的正科生，更為優異。在這批法政速成科的留學生中，湧現了大批在清末和民初時期中國政壇上的活躍人物，如清末各地諮議局的議員多是留日的法政速成科學生，革命派的主要理論家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等人也都進入法政速成科學習。胡漢民稱法政速成科的“同學多俊秀，非囊日可比”，同其他“俊秀”的同學相比，楊度無論舊學還是新知的水平都遠遠超邁群倫，是當時留學生群體中公認的才華淵溢、識見超群的佼佼者，要知道在楊度的同學中間，有大批的進士、舉人，甚至有幾名獲得最高功名的狀元、榜眼、探花，可見楊度絕非浪得虛名。因此，許多留學生經常到楊度那裏商討各種救國的方略，切磋對學問的不同看法，楊度的寓所也幾乎成了留東學生俱樂部。當時湖南人在東京的留學生特別多，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楊篤生、蔡鍔等，都是經常和他往來的朋友，他的寓所成了湖南同鄉往來集會之所，又有湖南會館之稱。1904年底，湖南留日學生召集同鄉會，討論興學問題，了解到當時鄂督張之洞曾劄飭各州縣免解賠款留辦學堂，希望湖南也能仿此辦理，因此湖南留日同鄉會聯名三百七十多人，推舉楊度為總代表。受眾人推舉的楊度於是代表湖南留日學生致電張之洞，“擬請仿鄂例，將此款如數撥還湖南為學堂捐，以辦學堂、派遊學，並興工商實業。”
1904年春末，楊度與蔡鍔、範源濂、楊毓麟等人被湖南留日學生推薦為中國留日學生會館的評議員，任期自本年的5月至11月。1904年10月，楊度又被舉薦為留日留美學界總代表回國參加爭取粵漢鐵路廢約自辦的活動，在上海、武漢、長沙等地奔走宣傳，多次致電政府諸公力陳粵漢鐵路廢約自辦的重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方針，並會晤粵漢鐵路“華美合辦”的倡議者前廣西巡撫王之春，討論廢約自辦問題。在上海期間，楊度於11月7日參加了黃興等革命黨人在上海餘慶裏的集會，這次集會主要商討反清方略，“擬即日分途運動大江南北之學界軍隊”12月5日楊度與楊毓麟一起自上海返東京。楊度回日本後又立即到箱根聽講義，年底回到東京，把在箱根聽課時寫的懷念故國、哀念蒼生的三首詩送給梁啟超，梁讀過這三首時後認為楊度的道心有所增進，並將這三首詩刊發在《新民從報》的第三年第十三號。
1905年初，湖南僧人笠雲、道香、筏喻三人被日人邀請赴東遊曆，日本方麵對這三位僧人備極歡迎。留日學界洞悉日人陰謀，知道日本采取各種措施“謀值潛勢力於我國”，為粉碎日人的圖謀，留日學界遂公宴湘僧，曉以民族大義。楊度在席間當場賦詩二首贈遊日湘僧並懷寄禪和尚：
每看大海茫茫月，卻憶空林臥對時。忍別青山為世苦，醉遊方外更誰欺？浮生斷梗皆無著，異國傾杯且莫辭。此地南來鴻雁少，天童消息待君知。
知君隨意駕扁舟，不為求經且浪遊。大海空煙亡國恨，一湖青草故鄉愁。慈悲戰國誰能信？老病同胞尚未廖。此地從來非極樂，中原回首眾生憂。
楊度在詩中指出日本的假慈悲，此地並非中國人的極樂世界，每一念及衰弱危亡的祖國就令人傷悲不已。楊度在詩中所懷的寄禪和尚是他的同鄉奇僧，寄禪和尚在1904年8月曾寄給楊度一首感懷詩：
借問吾湘楊皙子，一身去國歸何時？故山猿鶴餘清怨，大海波濤動遠思。獨抱沉憂向窮發，可堪時局似殘棋。秋風莫上田橫島，落日中原涕淚垂。
楊度可能是在公宴湘僧之時想起了寄禪和尚的感懷詩，這或許算是對他“遠思”的回應。
1905年5月7日，湖南同鄉會在東京一川橋帝國教育會內召開第二次選舉會，選舉同鄉會總理。這天到會的湖南留學生有二百多人，投票的結果是黃興得票數最多為87票，其次是楊度得82票。黃興堅決推辭當同鄉會總理，眾人推舉得票第二的楊度出任同鄉會總理，楊度也堅決不幹。因爭執不下，又投了一次票，最後定了這次得票最多的劉耕石為總理，隨後又選舉了同鄉會的各類職員才圓滿結束了這次會議。本月底，湖南又有近百名留學生到日本留學，楊度的妹妹楊莊也是這批留學生之一。6 月 7 日這天是西曆的星期日，湖南留學生開同鄉大會歡迎新來日本的湖南同鄉，出席的有三百多人，楊度擔任這次大會的主席。楊度即席演講，闡發了道德二字的意義，熱情鼓動湖南留學生要勤學救國，以道德自勵。
1905年7月下旬，革命領袖孫中山自歐洲經東南亞抵日本，這時留日學生已近八千人，頗有不少倡言反滿的革命者。孫中山這次在日本分別會晤了當時留日學界最具影響的代表人物，如黃興、楊度、鄧家彥、陳天華等人，希望把這些人都聚攏在自己革命排滿的旗幟下來，共舉大事。孫中山知道楊度是留學生中的才氣縱橫之士，帶著程家檉等人往訪於楊度的富士見町寓所，兩人的談話情況《孫中山年譜》中有詳細的記載：
兩人聚議三晝夜不歇，滿漢中外，糜不備論，革保利病，暢言無隱。先生認為：“當今之世，中國非改革不足以圖存。但與清政府談改革，無異於與虎謀皮。因此，必須發動民主革命，推翻這個昏庸腐朽的政府，為改革政治創造條件。”楊度則認為：“民主革命的破壞性太大。中國外有列強環伺，內有種族雜處，不堪服猛劑以促危亡。”他引英日兩國皆以君主立憲而強為例，“清政府雖不足以有為，倘待有為者出而問世，施行君主立憲，則事半功倍。”卒乃楊曰：“度服先生高論，然投身憲政久，難驟改，橐韉隨公，竊愧未能。”我們政見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將來無論打通那一條路線，總比維持現狀的好。將來我如失敗，一定放棄成見，從公奔走。
孫中山與楊度兩人經過長時間的談論，誰也無法說服對方放棄主見，最後楊度向孫中山推薦了同樣力主革命的湖南同鄉黃興，“度有同裏友曰黃興，當今奇男子也，輔公無疑，請得介見。”孫中山與黃興等革命黨人多次會晤後，共同發起成立中國同盟會。
1905年9月初，中國留日學生會館第六屆幹事改選，楊度以七百四十餘票，獨得多數當選為留日學生總會幹事長。因為受當時一個無名揭帖攻擊，楊度遂憤然辭職，其他被選諸君也相繼辭職，留學生會館幾乎處於解散狀態。當時很多留學生想了各種辦法挽留勸說，但楊度仍堅決不出。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一名四川留學生，同盟會會員雷鐵崖專門撰寫了《楊度辭會館幹事之是非》一文，規勸楊度不應為一人之毀譽所左右，雷鐵崖首先指出世間雖毀譽無常、好惡不定，但應以人數多少為定評：
天下事公則眾，私則小，有公事公非之眾人好之譽之，而豈一二人以私怨私憾惡之毀之，遂得以混淆其是非哉！楊子為七百餘票所舉，是得七百餘人好之譽之矣，為一無名揭帖所辱，是得一人惡之毀之矣。豈此一人之見高出七百餘人之上邪？蓋亦挾私見而然耳。楊子不因七百餘人之譽而留，反因一人之毀而去，是不以七百餘人之公是公非為定，而以一人之私意為定，何其重視此一人，而輕彼七百餘人也？
指責楊度畏一人反對而置七百餘人於不顧，是怯懦畏葸，沒有大丈夫氣概。雷接著強調留學生會館是留學生團體的樞紐，幹事為留學生的代表，“無幹事則無代表，無代表則無樞紐，無樞紐則留學生之團體解，”而留學生團體關係著中國的興亡。如果楊度堅決辭職，“吾數千學生之團體立即解散，是楊子區區為一身，而壞中國大事，楊子將何以謝天下？”並建議楊度毅然接職，“舉吾分所應盡之事，盡心為之，使吾磊落光明之行昭如日星，則前日之毀不辯而自去。”況且古來聖賢皆不免毀，“斷不能自抑其行以副其毀”，何去何從，楊度當不難決斷。或許是在讀了雷鐵崖的文章後，楊度決定出任留學生會館總幹事。發表此文的《廣益叢報》編者即持此說，“楊君得書，感愧無以自解說，乃立出就職，大加整頓，留學生總會煥然一新，團體益較前固，蓋強半出此書之力。”這場辭職風波充分說明楊度在當時留日學界享有崇高聲望。
不主張暴力排滿革命的楊度雖然拒絕與革命派在組織上進行合作，但並非與革命黨人處於敵對的關係，他們都認為當時的中國必須進行大幅度的變革，但隻是相信不同的救國道路，在愛國的程度上楊度一點不遜於革命者，而且楊度也與不少革命者有著相當深厚的友誼。中國同盟會剛成立幾天後，宋教仁主編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因為刊發了一篇《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日本警察遂查封了該雜誌，不但禁止發賣，而且一再向宋教仁追問《二十世紀之支那》的原稿何在，宋教仁就慌稱已寄往上海、香港。因留日學生會館擔負著討論決定留日學生中發生的重要事情，宋教仁就到留學生會館把《二十世紀之支那》的原稿交給了幹事長楊度，由楊度主持評議員會議議決《二十世紀之支那》被禁的處理辦法。革命黨劉道一在萍、瀏、澧起義中被捕，消息於1907年初傳到日本，劉道一的哥哥劉揆一請宋教仁到楊度寓所探聽情況，楊度外出不遇，這說明革命黨人對楊度相當信任。
朝廷號令於上，疆吏奉行於下，可謂盛矣。然其所以驟增之故，猶有數端：詔停科舉注重學堂，而學堂之出身不如出洋留學之易而優，一也。自天津上海至日本東京僅六七日之程，較之由府縣入省會學堂，由省會入京師學堂，其勞逸相等，二也。
清楚地說明了科舉製度的廢除導致留日學生激增。清政府於1905年正式下詔廢除科舉，改興學校，傳統的進身途徑斷絕了，考驗錄用遊學畢業生政策的實施，使留學海外成了獲得上升機會的重要途徑。政府倡導、民間鼓勵的日本更是成為當時留學的熱門，不管是為了獲取新知，還是單純隻懷有功名利祿之心，全把日本作為進階的捷徑。
中國留學生主要集中在東京的神田區，這裏作為中國留日學生的中心地，幾乎可稱之為留學城。中國留學生會館總部就在神田區駿河台鈴木町，這座會館於1902年建成，是一座兩層樓的建築物，裏麵設有會議場、演說場、日語教研室和俱樂部等，留學生會館不僅是策劃留學生全體活動的機關，還是留學生編譯書刊雜誌的總部。這裏是留學生的世界，仿佛是中國在日本的縮影。關於留學生的公共事務，經常是在這裏商議決定，清政府到日本視察學務的人員，也會循例會晤這裏的幹事。留學生會館的幹事擁有相當的權威，除了協商處理在日本發生的問題外，還負責照顧新來日本的留學生。毫無疑問，留學生會館及其幹事在當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自戊戌維新以後，不論是革命派還是維新黨，一旦有政治危險，大多立即逃往日本，這似乎成了當時的公式。一方麵是由於地近費省、來往較易，另一方麵也因為留日學生逐漸增多，汲取新知和開展活動都比較方便。許多政治犯到日本後多進入學校學習，成為留學生，而不少到日本的留學生飽吸西學新知後，又成了激進政治人物的主要來源。在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可以稱之為中國革命的舞台。
留日學生在日本編譯的雜誌，除了鼓吹極端的“暴力革命”外，大多數都以開發民智、輸入新思想新知識、倡導改革，激發愛國精神為主，不僅在內容、質量方麵遠遠高於國內雜誌，而且發行數量也較國內雜誌為多。
當時中國的留日教育有兩種特征，一是教授的內容是普通學科而非專門學科；二為教育的性質是速成教育而非正式教育。廢科舉興學堂的舉措實行以後，眼界漸開的人們對中國內憂外患日益感到焦慮，迫切謀求革新，開始舍棄向西洋直接學習，轉而向取得西方富強經驗的日本學習，所以希望日本能提供速成教育。職是之故，日本當時對中國留學生的教育，大體上多為“某某速成科”。楊度第一次赴日遊學時就在弘文學院的速成師範科旁聽，流亡日本後又於1904年5月進入東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第一期學習，1905年6月畢業。
法政速成科是駐日公使楊樞與東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聯合議定，在該學校內特設法政速成科來專門教授遊學官紳，創辦於1904年。“所謂速成科者，係將法理之所以然及各國法律之得失互相比較，擇其適於中國之用者，則詳加講授，其餘姑置不論，以免多費時日學非所用。”按照這一指導思想，修業期限議定六個月為一學期，滿三學期便可畢業，教授內容大致分為法律、政治、理財、外交四科，主要課程包括《日本憲法與各國憲法比較》、《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警察法》、《地方行政法》、《商法大意》、《經濟學》、《財政學》、《外交史》、《政治學》等。所聘請的授課教師都是日本最有名的法學學士、博士，使用日語授課，專門有翻譯用華語轉述，此外“尚有實地體驗之法”，該學科的學生還經常到日本的司法行政衙門和其他相關單位參觀，“藉資考證”獲得實際的感受。
法政大學速成科的學生大多為遊學官紳，這些人雖都有相當的學問基礎，但對新思想和新知識的了解卻極為有限，因此非常用功，甚至有連暑假都不休息的學習風氣。故雖然是短期，但其成績卻是意外的良好，比三年製的正科生，更為優異。在這批法政速成科的留學生中，湧現了大批在清末和民初時期中國政壇上的活躍人物，如清末各地諮議局的議員多是留日的法政速成科學生，革命派的主要理論家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等人也都進入法政速成科學習。胡漢民稱法政速成科的“同學多俊秀，非囊日可比”，同其他“俊秀”的同學相比，楊度無論舊學還是新知的水平都遠遠超邁群倫，是當時留學生群體中公認的才華淵溢、識見超群的佼佼者，要知道在楊度的同學中間，有大批的進士、舉人，甚至有幾名獲得最高功名的狀元、榜眼、探花，可見楊度絕非浪得虛名。因此，許多留學生經常到楊度那裏商討各種救國的方略，切磋對學問的不同看法，楊度的寓所也幾乎成了留東學生俱樂部。當時湖南人在東京的留學生特別多，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楊篤生、蔡鍔等，都是經常和他往來的朋友，他的寓所成了湖南同鄉往來集會之所，又有湖南會館之稱。1904年底，湖南留日學生召集同鄉會，討論興學問題，了解到當時鄂督張之洞曾劄飭各州縣免解賠款留辦學堂，希望湖南也能仿此辦理，因此湖南留日同鄉會聯名三百七十多人，推舉楊度為總代表。受眾人推舉的楊度於是代表湖南留日學生致電張之洞，“擬請仿鄂例，將此款如數撥還湖南為學堂捐，以辦學堂、派遊學，並興工商實業。”
1904年春末，楊度與蔡鍔、範源濂、楊毓麟等人被湖南留日學生推薦為中國留日學生會館的評議員，任期自本年的5月至11月。1904年10月，楊度又被舉薦為留日留美學界總代表回國參加爭取粵漢鐵路廢約自辦的活動，在上海、武漢、長沙等地奔走宣傳，多次致電政府諸公力陳粵漢鐵路廢約自辦的重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方針，並會晤粵漢鐵路“華美合辦”的倡議者前廣西巡撫王之春，討論廢約自辦問題。在上海期間，楊度於11月7日參加了黃興等革命黨人在上海餘慶裏的集會，這次集會主要商討反清方略，“擬即日分途運動大江南北之學界軍隊”12月5日楊度與楊毓麟一起自上海返東京。楊度回日本後又立即到箱根聽講義，年底回到東京，把在箱根聽課時寫的懷念故國、哀念蒼生的三首詩送給梁啟超，梁讀過這三首時後認為楊度的道心有所增進，並將這三首詩刊發在《新民從報》的第三年第十三號。
1905年初，湖南僧人笠雲、道香、筏喻三人被日人邀請赴東遊曆，日本方麵對這三位僧人備極歡迎。留日學界洞悉日人陰謀，知道日本采取各種措施“謀值潛勢力於我國”，為粉碎日人的圖謀，留日學界遂公宴湘僧，曉以民族大義。楊度在席間當場賦詩二首贈遊日湘僧並懷寄禪和尚：
每看大海茫茫月，卻憶空林臥對時。忍別青山為世苦，醉遊方外更誰欺？浮生斷梗皆無著，異國傾杯且莫辭。此地南來鴻雁少，天童消息待君知。
知君隨意駕扁舟，不為求經且浪遊。大海空煙亡國恨，一湖青草故鄉愁。慈悲戰國誰能信？老病同胞尚未廖。此地從來非極樂，中原回首眾生憂。
楊度在詩中指出日本的假慈悲，此地並非中國人的極樂世界，每一念及衰弱危亡的祖國就令人傷悲不已。楊度在詩中所懷的寄禪和尚是他的同鄉奇僧，寄禪和尚在1904年8月曾寄給楊度一首感懷詩：
借問吾湘楊皙子，一身去國歸何時？故山猿鶴餘清怨，大海波濤動遠思。獨抱沉憂向窮發，可堪時局似殘棋。秋風莫上田橫島，落日中原涕淚垂。
楊度可能是在公宴湘僧之時想起了寄禪和尚的感懷詩，這或許算是對他“遠思”的回應。
1905年5月7日，湖南同鄉會在東京一川橋帝國教育會內召開第二次選舉會，選舉同鄉會總理。這天到會的湖南留學生有二百多人，投票的結果是黃興得票數最多為87票，其次是楊度得82票。黃興堅決推辭當同鄉會總理，眾人推舉得票第二的楊度出任同鄉會總理，楊度也堅決不幹。因爭執不下，又投了一次票，最後定了這次得票最多的劉耕石為總理，隨後又選舉了同鄉會的各類職員才圓滿結束了這次會議。本月底，湖南又有近百名留學生到日本留學，楊度的妹妹楊莊也是這批留學生之一。6 月 7 日這天是西曆的星期日，湖南留學生開同鄉大會歡迎新來日本的湖南同鄉，出席的有三百多人，楊度擔任這次大會的主席。楊度即席演講，闡發了道德二字的意義，熱情鼓動湖南留學生要勤學救國，以道德自勵。
1905年7月下旬，革命領袖孫中山自歐洲經東南亞抵日本，這時留日學生已近八千人，頗有不少倡言反滿的革命者。孫中山這次在日本分別會晤了當時留日學界最具影響的代表人物，如黃興、楊度、鄧家彥、陳天華等人，希望把這些人都聚攏在自己革命排滿的旗幟下來，共舉大事。孫中山知道楊度是留學生中的才氣縱橫之士，帶著程家檉等人往訪於楊度的富士見町寓所，兩人的談話情況《孫中山年譜》中有詳細的記載：
兩人聚議三晝夜不歇，滿漢中外，糜不備論，革保利病，暢言無隱。先生認為：“當今之世，中國非改革不足以圖存。但與清政府談改革，無異於與虎謀皮。因此，必須發動民主革命，推翻這個昏庸腐朽的政府，為改革政治創造條件。”楊度則認為：“民主革命的破壞性太大。中國外有列強環伺，內有種族雜處，不堪服猛劑以促危亡。”他引英日兩國皆以君主立憲而強為例，“清政府雖不足以有為，倘待有為者出而問世，施行君主立憲，則事半功倍。”卒乃楊曰：“度服先生高論，然投身憲政久，難驟改，橐韉隨公，竊愧未能。”我們政見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將來無論打通那一條路線，總比維持現狀的好。將來我如失敗，一定放棄成見，從公奔走。
孫中山與楊度兩人經過長時間的談論，誰也無法說服對方放棄主見，最後楊度向孫中山推薦了同樣力主革命的湖南同鄉黃興，“度有同裏友曰黃興，當今奇男子也，輔公無疑，請得介見。”孫中山與黃興等革命黨人多次會晤後，共同發起成立中國同盟會。
1905年9月初，中國留日學生會館第六屆幹事改選，楊度以七百四十餘票，獨得多數當選為留日學生總會幹事長。因為受當時一個無名揭帖攻擊，楊度遂憤然辭職，其他被選諸君也相繼辭職，留學生會館幾乎處於解散狀態。當時很多留學生想了各種辦法挽留勸說，但楊度仍堅決不出。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一名四川留學生，同盟會會員雷鐵崖專門撰寫了《楊度辭會館幹事之是非》一文，規勸楊度不應為一人之毀譽所左右，雷鐵崖首先指出世間雖毀譽無常、好惡不定，但應以人數多少為定評：
天下事公則眾，私則小，有公事公非之眾人好之譽之，而豈一二人以私怨私憾惡之毀之，遂得以混淆其是非哉！楊子為七百餘票所舉，是得七百餘人好之譽之矣，為一無名揭帖所辱，是得一人惡之毀之矣。豈此一人之見高出七百餘人之上邪？蓋亦挾私見而然耳。楊子不因七百餘人之譽而留，反因一人之毀而去，是不以七百餘人之公是公非為定，而以一人之私意為定，何其重視此一人，而輕彼七百餘人也？
指責楊度畏一人反對而置七百餘人於不顧，是怯懦畏葸，沒有大丈夫氣概。雷接著強調留學生會館是留學生團體的樞紐，幹事為留學生的代表，“無幹事則無代表，無代表則無樞紐，無樞紐則留學生之團體解，”而留學生團體關係著中國的興亡。如果楊度堅決辭職，“吾數千學生之團體立即解散，是楊子區區為一身，而壞中國大事，楊子將何以謝天下？”並建議楊度毅然接職，“舉吾分所應盡之事，盡心為之，使吾磊落光明之行昭如日星，則前日之毀不辯而自去。”況且古來聖賢皆不免毀，“斷不能自抑其行以副其毀”，何去何從，楊度當不難決斷。或許是在讀了雷鐵崖的文章後，楊度決定出任留學生會館總幹事。發表此文的《廣益叢報》編者即持此說，“楊君得書，感愧無以自解說，乃立出就職，大加整頓，留學生總會煥然一新，團體益較前固，蓋強半出此書之力。”這場辭職風波充分說明楊度在當時留日學界享有崇高聲望。
不主張暴力排滿革命的楊度雖然拒絕與革命派在組織上進行合作，但並非與革命黨人處於敵對的關係，他們都認為當時的中國必須進行大幅度的變革，但隻是相信不同的救國道路，在愛國的程度上楊度一點不遜於革命者，而且楊度也與不少革命者有著相當深厚的友誼。中國同盟會剛成立幾天後，宋教仁主編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因為刊發了一篇《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日本警察遂查封了該雜誌，不但禁止發賣，而且一再向宋教仁追問《二十世紀之支那》的原稿何在，宋教仁就慌稱已寄往上海、香港。因留日學生會館擔負著討論決定留日學生中發生的重要事情，宋教仁就到留學生會館把《二十世紀之支那》的原稿交給了幹事長楊度，由楊度主持評議員會議議決《二十世紀之支那》被禁的處理辦法。革命黨劉道一在萍、瀏、澧起義中被捕，消息於1907年初傳到日本，劉道一的哥哥劉揆一請宋教仁到楊度寓所探聽情況，楊度外出不遇，這說明革命黨人對楊度相當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