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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傳統士紳轉變為近代知識分子
清末留東學生，當踏上日本國土後，看到日本國勢蒸蒸日上，維新大見成效，而且各種書籍充斥市場，置身於這種社會環境中，耳濡目染，無形中思想就已受到很大的影響。梁啟超曾自謂：“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楊度也不例外，他這次雖隻在日本學習生活僅半年左右，但經過西學新知的激蕩，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頂著舉人功名的傳統士紳了，而是轉變成為近代類型的知識分子。
楊度在弘文書院學習時以勤奮著稱，胡漢民在自傳中曾提到這一點：
餘以學師範至日本，入弘文學院。時黃興、楊度俱在校中；楊以勤學稱，黃未嚐有所表現。留學生全體多不滿意於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來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無統係，行動無組織，保皇黨之餘波，立憲派之濫觴，亦參雜於其間。
楊度天資超群、才思敏捷，他的學問根柢本來就極為深厚，而且來遊學前已經對西學新知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加上他學習勤奮，很快成為了同學中出類拔萃的佼佼者。當時楊度住在校外的飯田酊，其他留日學生都愛和他傾談國內形勢及變革舉措，因而他的寓所經常座無虛席，他也儼然成為留學生的領袖人物。
楊度不僅勤奮學習，還密切關注日本報刊發表的對中國的言論，外出參觀遊覽日本的近代化工廠和學校。楊度到日本的一所高等工業學校，向該校的一位教員請教如何才能促進自己國家的工業發展，這位教員認為：“工業由教育而來，教育盛則工業亦盛。…故工業之盛衰，可以視教育之盛衰為準。…若能以興教育以植其機，將來奮發振興，不患不為地球上一大工業國也。”接著楊度又詳細詢問了染織學發展的概略，以及當前促進實業發展的切實辦法，該教員回答：“欲求切實辦法，惟有擇洞悉本國各種實業情形之人，使其出遊各國，考究彼此情勢，度本國何種實業可以不習普通，而逕聘外人教之，何者不能，詳審其宜否，以定興辦之次序。此最上策也。”這位教員最後還向楊度建議，發展教育應注意培養國民的愛國心，並需改變以往重文輕武的習慣。
楊度這次主要以“教育之目的”遊學日本，經常參觀遊覽日本的學校，重視同日本的教育家交流如何促進本國教育的發展。楊度與十餘名留日學生一同前往華族女學校，同任該校學監的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談論興辦中國女學之事。楊度認為“女學為男學之源，家庭教育為學校教育之本，固未可置為後圖也。”因此把這次談話筆述下來，題為《華族女學校監下田歌子論興中國女學事》，刊載於《遊學譯編》第一期教育論一欄裏。楊度拜訪日本的大教育家伊澤修二時，受其囑托，為他所撰寫的《日本學製大綱》一書寫後序。楊度在《日本學製大綱後序》一文中，通過分析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學製的創始與改良，尤其是日本教育史中由開始時的歐化主義到現在國粹保存主義的發展演變，提出教育初興的國家會經曆的幾個階段及應該遵循的主義：
夫教育未興之國，無不由自封之見，是己而非人。識者有以開化之，使實睹他國之文明，則自尊之見去而尊人之心又起，傾慕之至，或盡棄其所有，致去己而歸人。識者必有以教正之，參合內外，以存國粹，始能正國民之德識，堅國家之基礎。而教育之主義，乃正日本維新之始，排外之力尤強，繼而熏歐美，盡棄其學而學西人，至今日始救正焉。此豈教育之過哉？亦因國民之感情，其必有鎖攘主義變為歐化主義而歸於國粹保存主義者，皆其進化以漸所必經之階級而無可逃避者也。
按照這一標準衡量，中國當時正處於由鎖攘向全麵新政的轉折時代，楊度分析了單純強調歐化主義或國粹保存主義會導致的弊端，然後提出兩者應同時並重的教育方針：
故欲於今日持歐化主義，則順國民之感情而搖國家之基礎，其弊也，舍己從人而外不知其他。欲持國粹保存主義，則以不足以固國家之基礎而先以阻國民之進步，其弊也，是己非人而外不知其他。故偏於二者之一，均不能與今日吾國之事勢、人情相合而成至善之教育。吾因此而重思之，欲求其無弊，則莫如以日本之兩主義後先相繼者，無以之同時並重，以相反之理為相救之法：一以導國民之進步而采他人之長，一以固國民之團力而存一己之善。
楊度認為這兩種主義同時並重，“分掌教育之精神，而合力以造成國民之性質。”這樣既能避免以往固步自封的弊端，使國民思想通於外；又能避免全盤歐化，喪失自己的根基和固有特性，按楊度的說法，也就是“隨處開放即隨處提撕，隨時慕人即隨時顧己。”
清政府自1901年開始新政以來，“群以取法日本為捷易之法，日本亦以代興教育自任。”因而留日學生絡繹東渡，日本也專門為教育中國留學生開辦了大批學校。楊度就學的弘文學院是最著名的這種學校之一，負責弘文學院的嘉納治五郎是最早專門教育中國留學生的教育家。“為支那謀興教育”的嘉納先生為了擬定教育宗旨，專門遊曆考察了北京、江蘇、浙江、湖北、湖南等省，返回日本後，湖南速成師範生的六個月學習期滿，即將返國，因而嘉納先生在1902年10月21日召集這些將回國興辦教育的學生，講演中國應持有的教育方針和宗旨。楊度旁聽了這次講演，並且同嘉納先生進行了幾次深入的辯論。
嘉納在講演中首先指出當今中國最宜急辦的莫過於普通教育和實業教育，接著又分別闡述了如何開展這兩種教育。普通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道德教育、智識教育和體育教育，實業教育的發展必須先有普通教育作基礎，“若欲求高等之程度，則非普通完備，不能驟語也。”嘉納認為中國民間誌士多激進，主政諸公多守舊，民間誌士應用誠心感動長官，徐圖大展其才，如果圖謀顛覆政府，“徒以生內亂召外兵之蹂躪”，因而主張用和平主義的辦事方法。楊度質問嘉納，“然事非萬不得已，亦誰肯舍和平而用激烈者。”如果對於執政諸公“誠心既不能感之，權力又不能去之，而猶欲與之共事，以圖相濟，則如之何？”嘉納答曰“此論愈益精微，實為貴國一大問題，非一時所能盡言。”遂邀請楊度到自己家裏暢談。
1902年10月30日和11月5日晚，楊度兩次前往，與嘉納先生進一步討論。這時與楊度同來的湖南師範生已經回國。楊度首先發問：
若守舊、進步兩主義終不免於衝突，則後來之事將如何？若如先生之教，而任守舊之如醉如夢，終不免於衝突，後來之事又將如何？予不敏，願先生教之。
嘉納認為中國當下“實在不可以複亂，亂則外人乘之，瓜分之事必矣。”在中國目前國民程度太低的情況下，“惟教育有可辦之機，亦惟教育為最要之事。”正當的辦法有二種，一為教導年少者，二是開通年長者。
當時日本報紙上有一種論調，認為日本如幫助中國興辦教育，將來必有複仇之事，因而提醒日本的教育家不要以精神教育輸入中國。楊度指出教育貴在精神，“敝國今日有精神教育，則猶可存；無精神教育，則將立亡。敝國之存亡，實亞洲之存亡，黃種之存亡也。全球盡歸白種，貴國其能獨免乎？”據此要嘉納解釋報紙上的這些言論。嘉納回答那是不知世界大事的淺識者的言論，日本以精神教育施之中國，同臻富強後與歐美爭勝，日本如有土地要求，可以向南洋群島發展，沒有必要來滅亡中國自取窘蹙。
楊度這時已經徹底擺脫了前幾年傳統中外華夷之別的老看法，留東半年後已對世界大勢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對嘉納的回答頗不以為然。楊度對義和團事件後的中外局勢認識頗清：
庚子以來，各國之對我政策由瓜分主義變而為門戶開放策、勢力範圍論，以扶植滿洲政府代壓支那民族，而各指一隅以傾注其勢力，為無形瓜分之妙計。至謂其摘去滿洲政府，公然分割支那，四億民族擾擾不靖，無固有之政府以代壓之，而皆須自理，亦白人所不欲者也。
對日本覬覦中國的領土野心，楊度也有清醒的認識：
南洋群島無不在白人勢力範圍之內，日本已無插足之地。不僅南洋，即歐美澳非各州與中西南北亞細亞，亦何處使有隙地可容日本一席者？故合全球論之，其可爭者惟支那一片無主之土耳。日懼其力之不足，而為白人攫盡，則其實情也
接著楊度與嘉納兩人應以何種主義指導目前中國的精神教育展開了論辯，楊度認為當前中國應以歐化與國粹保存兩主義參酌而融貫之，以相反之理為相救之法。嘉納主張用和平的進步主義，擔心騷動的進步主義會使中國更加騷然不靖。針對嘉納的擔心，楊度認為中國目前不能免於騷動：
由心理上言之，以數千年靜守之性，而忽聞新奇之學說，以激刺其感情，以致群思一動而後快。雖政府不與國民反對，而當社會改革秩序未明，亦不能免於騷動，此可預知也。
但他接著指出，各國都是經騷動以後進於文明，“是則騷動者所以促文明之進步，而非所以阻文明之進步者也。”倘若和平而不進步，顯然不如騷動而進步。更加上中國正處於各國包圍的危急局勢之下，於百亡之中而求一存，“亦隻有孤注一擲之謀，而無計出萬全之道。”楊度向嘉納建議，在施行教育時，心中不必抱有和平或騷動的進步主義，應根據國民程度來定教育的方針，專以挽救社會錮弊，促進國民進步為主。
如何參合折衷東西洋學說來定中國的教育方針，楊度與嘉納在種族與學術上都有不少分歧，尤其是在種族的看法上。嘉納認為中國當時的國體，“實支那人種臣服於滿洲人種之下而立國者也”，教育支那人種“必以服從滿洲人種為第一要義”，這樣才能保世界和平之局。楊度指出嘉納的這種看法是以奴隸思想教育支那，應該改而實行平等思想的教育：
先生如真為敝國興教育乎，則敝國之今日，為兩人種之合力，教育之道，亦以並施。於滿洲人，則務去其善於壓製之惡根性；於支那人，則務去其善於服從之惡根性，而又教之以平等同胞之愛，使各自立而不相侵，是即伯兄所以教其叔季之道也。
此外，楊度認為要除去滿洲壓製和支那服從的惡根性，在學術上也必須進行改革，即舍己國之短取他國之長：
舍短取長之道，不僅於他國之學，非此不能善用之，即於己國之學亦然。若因保其所長，而並泥其所短，以致拘守而不化，抑亦學界之奴性也。
嘉納同意楊度的上述看法，但他接著指出了更重要的一點：
凡教育之要旨，在養成國民之公德，故雖不可服從於強力，而不可不服從於公理。能服從公理而不服從強力者，其教育必為無弊。
楊度對嘉納的這種教育主張，深為讚同：
予於先生所論公德教育，固為敬佩。然於服從公理不服從強力一語，尤為傾服。以為此言也，誠可以醫其病根，而為敝國今日教育之最大方針也。
經過多次論辯，嘉納在很多看法上都被楊度說服，尤其在對話的後半部分，嘉納幾乎是在跟著楊度的思路談，在結束談話時嘉納對楊度深表敬佩之意：
予論公德之教育，其言甚泛，而足下能於其中摘出服從公理、不服從強力之最要一語，以為貴國教育之最大方針、最大主義，誠為眼孔極高，予殊為佩服。
楊度認為經過數次辯難得出的服從公理主義的教育方針，可以促進國家思想的發達，並去除以往奴性教育的流弊：
此主義者，含義甚大，於數千年之得失、數十國之長短，皆得以此二字權衡而取舍之。惟其條理，則待吾輩之自尋焉耳。使吾國之言教育者，因此而能一出於此主義，嘉納君之教吾國言教育者，亦因此而不得不出於此主義，吾知其教育之必無流弊，則較前此之茫無主義者不其愈乎？
中國當時變科舉、興新學的改革剛剛開始沒多久，楊度對世界局勢和中國的處境就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並提出了中國當時應持有的教育方針，這充分說明半年的遊學生活已經使楊度的思想有了重大的轉變。
自1902年以來，留日學生日益增多，隨著他們對新學了解的加深，都迫切希望向國內大力輸入文明思想，因而掀起了一股創辦雜誌的熱潮。為開通民智，促進祖國的發展，楊度也與其他一些湖南留日學生一起，倡議創立《遊學譯編》，並共同擬定辦刊的原則和編輯方針。楊度親自撰寫《遊學譯編序》，闡述了該刊的篇目和指導思想。
楊度在《遊學譯編序》中，首先指出中國當今正處於過渡時代，“以東洋文明之固有，而得老大之名，以西洋文明之將來，而得幼稚之名，乘此迎新去舊之時而善用其老大與幼稚，則一變而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國，夫豈難耶？”與遊日同仁創辦這份雜誌就是用來作為“扶植老大、培植幼稚”的助力。楊度根據這個過渡時代的特點擬定了幾條辦刊原則為：不著論說、雜采書報、不美裝潢，接著祥述了該刊的篇目設置與指導思想。
世界各國發達皆由學術進步而來，“有精神而後有物質，有理論而後有事實，有學術而後有政治。”錄學術第一；方今中國教育剛剛萌芽，欲輸入挽救今日中國的精神教育，錄教育第二；在民族競爭的時代，倡導“爭於外而非爭於內”的軍國民精神，錄軍事第三；東西洋各國妄圖置我為殖民地，我不自強，人必亡我，錄實業第四；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世界大勢，已經由政治競爭發展到經濟競爭，錄理財第五；合群力自謀發達、抵禦外族幹預，錄內政第六；帝國主義橫行的時代，“兩平等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要對帝國主義各國的狼子野心有清醒認識，錄外交第七；考求他國文明，爭榮於20世紀的文明史，錄曆史第八；中國自地理上看有獨一無二之價值，但又處於孤立無援之地位，中國要全國一心，奮興崛起、死地求生，錄地理第九；現在世界是優勝劣敗、天演爭競的世界，生死存亡，爭此一時，錄時論第十；當今世界進步之速一日千裏，朝夕異狀，錄新聞第十一；中國言、文分離阻礙國民進步，小說文字近於口語能喚起國民之精神，錄小說第十二。
楊度寫完《遊學譯編序》後，大約於1902年11月5日後起程返國，到達上海後，楊度稟請江南分巡蘇鬆太兵備道袁樹勳為《遊學譯編》立案，希望該刊能流布內地，供學者參考，為防止“坊賈射利，任意翻刻，舛錯遺漏，至滋遺誤，”請求在官府立案，示禁翻刻。
楊度經過半年的遊學，已經由傳統的士紳轉變成為一個新式的知識分子，他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楊度返國後去看望他的老師王闓運，他在遊學之前本來就與老師觀念分歧較大，現在更是勢同水火，師徒兩人已走上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王闓運在日記中記有自己對楊度的看法：
薄暮，二陳、楊郎俱來，問東洋所學，乃欲抹殺君父以求自立，新學有此一派，孟子咒墨之報也。然必期於流血，則又西洋好殺之習，蓋孔、釋俱有婆羅門，計百年後大有翻覆，此時尚未。
楊度本為王闓運最為得意的愛徒，王闓運已無法扭轉楊度的思想觀念，斷定他必然會因此惹禍：
陳婿出言，楊生必得禍。餘雲今無降禍者，但恐自入網耳。天下有道，乃有文字語言之禍，今不暇也。
自楊度東渡遊學後，湖南先後有幾批學生陸續赴日遊學。楊度在1903年初的一次歡送湖南赴日留學生的宴會上發表演說，認為學生之力將來定能保全中國、左右世界，鼓勵這些留學生認真講求科學，努力為團體謀公益。受留日潮的影響，楊度的妹夫，即是王闓運的幼子王代懿也要出洋留學，王闓運雖極不情願兒子出洋，卻又無法禁止，心中十分煩悶，在日記中記有此事：
懿還，言出洋。告以母教，以吾與彼無恩，故莫往莫來也。前日楊生言父賣子為奴，公法有禁。今若禁其出洋，則甘心為滿奴，犯公法矣，餘又不敢。若聽其去，餘又不能也。世事遂至如此，可為痛恨，無他，一“利”字害之。
王闓運因兒子出洋一事，更加對楊度不滿，歎息自己誤收楊度，才遭到這樣的報應：
羅、楊比而辱我，使劣子自投牢溷，亦從冤也。（後至江夏，與人論，比之杏元小姐為奸臣陷害，直一笑耳，不必恨也。）吾誤收楊兒，致此奇報，慎無為善，豈謂此耶？
王闓運雖自我勸慰不必恨，實際卻並沒有做到。楊度幾天後又來看望他，他卻拒而不見，並且在不知不覺間對楊度的稱呼發生了改變。以往楊度是他心中的得意門生時，在日記中通常稱楊度為“楊生”或“皙子”；自楊度這次遊學歸來後，改稱楊度為“楊郎”、“楊兒”，或直呼其名為楊度。講究傳統禮教的王闓運，如此稱呼自己的學生，這表明王闓運或許在心裏已不把楊度看作自己的門生了。而且除了在1903年提及幾次楊度外，自1904年以後，王闓運在日記中連續多年都不再提及楊度。對於由傳統士紳轉變為新型知識分子的愛徒，王闓運的態度從不滿發展為較為怨恨，這些一方麵清楚地說明了王闓運在這幾年裏一直保守不變，另一方麵也表明楊度經過半年的遊學其思想觀念轉變之巨大，以至於保守的老師竟歎息自己誤收楊度作為自己的學生。
楊度在弘文書院學習時以勤奮著稱，胡漢民在自傳中曾提到這一點：
餘以學師範至日本，入弘文學院。時黃興、楊度俱在校中；楊以勤學稱，黃未嚐有所表現。留學生全體多不滿意於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來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無統係，行動無組織，保皇黨之餘波，立憲派之濫觴，亦參雜於其間。
楊度天資超群、才思敏捷，他的學問根柢本來就極為深厚，而且來遊學前已經對西學新知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加上他學習勤奮，很快成為了同學中出類拔萃的佼佼者。當時楊度住在校外的飯田酊，其他留日學生都愛和他傾談國內形勢及變革舉措，因而他的寓所經常座無虛席，他也儼然成為留學生的領袖人物。
楊度不僅勤奮學習，還密切關注日本報刊發表的對中國的言論，外出參觀遊覽日本的近代化工廠和學校。楊度到日本的一所高等工業學校，向該校的一位教員請教如何才能促進自己國家的工業發展，這位教員認為：“工業由教育而來，教育盛則工業亦盛。…故工業之盛衰，可以視教育之盛衰為準。…若能以興教育以植其機，將來奮發振興，不患不為地球上一大工業國也。”接著楊度又詳細詢問了染織學發展的概略，以及當前促進實業發展的切實辦法，該教員回答：“欲求切實辦法，惟有擇洞悉本國各種實業情形之人，使其出遊各國，考究彼此情勢，度本國何種實業可以不習普通，而逕聘外人教之，何者不能，詳審其宜否，以定興辦之次序。此最上策也。”這位教員最後還向楊度建議，發展教育應注意培養國民的愛國心，並需改變以往重文輕武的習慣。
楊度這次主要以“教育之目的”遊學日本，經常參觀遊覽日本的學校，重視同日本的教育家交流如何促進本國教育的發展。楊度與十餘名留日學生一同前往華族女學校，同任該校學監的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談論興辦中國女學之事。楊度認為“女學為男學之源，家庭教育為學校教育之本，固未可置為後圖也。”因此把這次談話筆述下來，題為《華族女學校監下田歌子論興中國女學事》，刊載於《遊學譯編》第一期教育論一欄裏。楊度拜訪日本的大教育家伊澤修二時，受其囑托，為他所撰寫的《日本學製大綱》一書寫後序。楊度在《日本學製大綱後序》一文中，通過分析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學製的創始與改良，尤其是日本教育史中由開始時的歐化主義到現在國粹保存主義的發展演變，提出教育初興的國家會經曆的幾個階段及應該遵循的主義：
夫教育未興之國，無不由自封之見，是己而非人。識者有以開化之，使實睹他國之文明，則自尊之見去而尊人之心又起，傾慕之至，或盡棄其所有，致去己而歸人。識者必有以教正之，參合內外，以存國粹，始能正國民之德識，堅國家之基礎。而教育之主義，乃正日本維新之始，排外之力尤強，繼而熏歐美，盡棄其學而學西人，至今日始救正焉。此豈教育之過哉？亦因國民之感情，其必有鎖攘主義變為歐化主義而歸於國粹保存主義者，皆其進化以漸所必經之階級而無可逃避者也。
按照這一標準衡量，中國當時正處於由鎖攘向全麵新政的轉折時代，楊度分析了單純強調歐化主義或國粹保存主義會導致的弊端，然後提出兩者應同時並重的教育方針：
故欲於今日持歐化主義，則順國民之感情而搖國家之基礎，其弊也，舍己從人而外不知其他。欲持國粹保存主義，則以不足以固國家之基礎而先以阻國民之進步，其弊也，是己非人而外不知其他。故偏於二者之一，均不能與今日吾國之事勢、人情相合而成至善之教育。吾因此而重思之，欲求其無弊，則莫如以日本之兩主義後先相繼者，無以之同時並重，以相反之理為相救之法：一以導國民之進步而采他人之長，一以固國民之團力而存一己之善。
楊度認為這兩種主義同時並重，“分掌教育之精神，而合力以造成國民之性質。”這樣既能避免以往固步自封的弊端，使國民思想通於外；又能避免全盤歐化，喪失自己的根基和固有特性，按楊度的說法，也就是“隨處開放即隨處提撕，隨時慕人即隨時顧己。”
清政府自1901年開始新政以來，“群以取法日本為捷易之法，日本亦以代興教育自任。”因而留日學生絡繹東渡，日本也專門為教育中國留學生開辦了大批學校。楊度就學的弘文學院是最著名的這種學校之一，負責弘文學院的嘉納治五郎是最早專門教育中國留學生的教育家。“為支那謀興教育”的嘉納先生為了擬定教育宗旨，專門遊曆考察了北京、江蘇、浙江、湖北、湖南等省，返回日本後，湖南速成師範生的六個月學習期滿，即將返國，因而嘉納先生在1902年10月21日召集這些將回國興辦教育的學生，講演中國應持有的教育方針和宗旨。楊度旁聽了這次講演，並且同嘉納先生進行了幾次深入的辯論。
嘉納在講演中首先指出當今中國最宜急辦的莫過於普通教育和實業教育，接著又分別闡述了如何開展這兩種教育。普通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道德教育、智識教育和體育教育，實業教育的發展必須先有普通教育作基礎，“若欲求高等之程度，則非普通完備，不能驟語也。”嘉納認為中國民間誌士多激進，主政諸公多守舊，民間誌士應用誠心感動長官，徐圖大展其才，如果圖謀顛覆政府，“徒以生內亂召外兵之蹂躪”，因而主張用和平主義的辦事方法。楊度質問嘉納，“然事非萬不得已，亦誰肯舍和平而用激烈者。”如果對於執政諸公“誠心既不能感之，權力又不能去之，而猶欲與之共事，以圖相濟，則如之何？”嘉納答曰“此論愈益精微，實為貴國一大問題，非一時所能盡言。”遂邀請楊度到自己家裏暢談。
1902年10月30日和11月5日晚，楊度兩次前往，與嘉納先生進一步討論。這時與楊度同來的湖南師範生已經回國。楊度首先發問：
若守舊、進步兩主義終不免於衝突，則後來之事將如何？若如先生之教，而任守舊之如醉如夢，終不免於衝突，後來之事又將如何？予不敏，願先生教之。
嘉納認為中國當下“實在不可以複亂，亂則外人乘之，瓜分之事必矣。”在中國目前國民程度太低的情況下，“惟教育有可辦之機，亦惟教育為最要之事。”正當的辦法有二種，一為教導年少者，二是開通年長者。
當時日本報紙上有一種論調，認為日本如幫助中國興辦教育，將來必有複仇之事，因而提醒日本的教育家不要以精神教育輸入中國。楊度指出教育貴在精神，“敝國今日有精神教育，則猶可存；無精神教育，則將立亡。敝國之存亡，實亞洲之存亡，黃種之存亡也。全球盡歸白種，貴國其能獨免乎？”據此要嘉納解釋報紙上的這些言論。嘉納回答那是不知世界大事的淺識者的言論，日本以精神教育施之中國，同臻富強後與歐美爭勝，日本如有土地要求，可以向南洋群島發展，沒有必要來滅亡中國自取窘蹙。
楊度這時已經徹底擺脫了前幾年傳統中外華夷之別的老看法，留東半年後已對世界大勢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對嘉納的回答頗不以為然。楊度對義和團事件後的中外局勢認識頗清：
庚子以來，各國之對我政策由瓜分主義變而為門戶開放策、勢力範圍論，以扶植滿洲政府代壓支那民族，而各指一隅以傾注其勢力，為無形瓜分之妙計。至謂其摘去滿洲政府，公然分割支那，四億民族擾擾不靖，無固有之政府以代壓之，而皆須自理，亦白人所不欲者也。
對日本覬覦中國的領土野心，楊度也有清醒的認識：
南洋群島無不在白人勢力範圍之內，日本已無插足之地。不僅南洋，即歐美澳非各州與中西南北亞細亞，亦何處使有隙地可容日本一席者？故合全球論之，其可爭者惟支那一片無主之土耳。日懼其力之不足，而為白人攫盡，則其實情也
接著楊度與嘉納兩人應以何種主義指導目前中國的精神教育展開了論辯，楊度認為當前中國應以歐化與國粹保存兩主義參酌而融貫之，以相反之理為相救之法。嘉納主張用和平的進步主義，擔心騷動的進步主義會使中國更加騷然不靖。針對嘉納的擔心，楊度認為中國目前不能免於騷動：
由心理上言之，以數千年靜守之性，而忽聞新奇之學說，以激刺其感情，以致群思一動而後快。雖政府不與國民反對，而當社會改革秩序未明，亦不能免於騷動，此可預知也。
但他接著指出，各國都是經騷動以後進於文明，“是則騷動者所以促文明之進步，而非所以阻文明之進步者也。”倘若和平而不進步，顯然不如騷動而進步。更加上中國正處於各國包圍的危急局勢之下，於百亡之中而求一存，“亦隻有孤注一擲之謀，而無計出萬全之道。”楊度向嘉納建議，在施行教育時，心中不必抱有和平或騷動的進步主義，應根據國民程度來定教育的方針，專以挽救社會錮弊，促進國民進步為主。
如何參合折衷東西洋學說來定中國的教育方針，楊度與嘉納在種族與學術上都有不少分歧，尤其是在種族的看法上。嘉納認為中國當時的國體，“實支那人種臣服於滿洲人種之下而立國者也”，教育支那人種“必以服從滿洲人種為第一要義”，這樣才能保世界和平之局。楊度指出嘉納的這種看法是以奴隸思想教育支那，應該改而實行平等思想的教育：
先生如真為敝國興教育乎，則敝國之今日，為兩人種之合力，教育之道，亦以並施。於滿洲人，則務去其善於壓製之惡根性；於支那人，則務去其善於服從之惡根性，而又教之以平等同胞之愛，使各自立而不相侵，是即伯兄所以教其叔季之道也。
此外，楊度認為要除去滿洲壓製和支那服從的惡根性，在學術上也必須進行改革，即舍己國之短取他國之長：
舍短取長之道，不僅於他國之學，非此不能善用之，即於己國之學亦然。若因保其所長，而並泥其所短，以致拘守而不化，抑亦學界之奴性也。
嘉納同意楊度的上述看法，但他接著指出了更重要的一點：
凡教育之要旨，在養成國民之公德，故雖不可服從於強力，而不可不服從於公理。能服從公理而不服從強力者，其教育必為無弊。
楊度對嘉納的這種教育主張，深為讚同：
予於先生所論公德教育，固為敬佩。然於服從公理不服從強力一語，尤為傾服。以為此言也，誠可以醫其病根，而為敝國今日教育之最大方針也。
經過多次論辯，嘉納在很多看法上都被楊度說服，尤其在對話的後半部分，嘉納幾乎是在跟著楊度的思路談，在結束談話時嘉納對楊度深表敬佩之意：
予論公德之教育，其言甚泛，而足下能於其中摘出服從公理、不服從強力之最要一語，以為貴國教育之最大方針、最大主義，誠為眼孔極高，予殊為佩服。
楊度認為經過數次辯難得出的服從公理主義的教育方針，可以促進國家思想的發達，並去除以往奴性教育的流弊：
此主義者，含義甚大，於數千年之得失、數十國之長短，皆得以此二字權衡而取舍之。惟其條理，則待吾輩之自尋焉耳。使吾國之言教育者，因此而能一出於此主義，嘉納君之教吾國言教育者，亦因此而不得不出於此主義，吾知其教育之必無流弊，則較前此之茫無主義者不其愈乎？
中國當時變科舉、興新學的改革剛剛開始沒多久，楊度對世界局勢和中國的處境就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並提出了中國當時應持有的教育方針，這充分說明半年的遊學生活已經使楊度的思想有了重大的轉變。
自1902年以來，留日學生日益增多，隨著他們對新學了解的加深，都迫切希望向國內大力輸入文明思想，因而掀起了一股創辦雜誌的熱潮。為開通民智，促進祖國的發展，楊度也與其他一些湖南留日學生一起，倡議創立《遊學譯編》，並共同擬定辦刊的原則和編輯方針。楊度親自撰寫《遊學譯編序》，闡述了該刊的篇目和指導思想。
楊度在《遊學譯編序》中，首先指出中國當今正處於過渡時代，“以東洋文明之固有，而得老大之名，以西洋文明之將來，而得幼稚之名，乘此迎新去舊之時而善用其老大與幼稚，則一變而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國，夫豈難耶？”與遊日同仁創辦這份雜誌就是用來作為“扶植老大、培植幼稚”的助力。楊度根據這個過渡時代的特點擬定了幾條辦刊原則為：不著論說、雜采書報、不美裝潢，接著祥述了該刊的篇目設置與指導思想。
世界各國發達皆由學術進步而來，“有精神而後有物質，有理論而後有事實，有學術而後有政治。”錄學術第一；方今中國教育剛剛萌芽，欲輸入挽救今日中國的精神教育，錄教育第二；在民族競爭的時代，倡導“爭於外而非爭於內”的軍國民精神，錄軍事第三；東西洋各國妄圖置我為殖民地，我不自強，人必亡我，錄實業第四；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世界大勢，已經由政治競爭發展到經濟競爭，錄理財第五；合群力自謀發達、抵禦外族幹預，錄內政第六；帝國主義橫行的時代，“兩平等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要對帝國主義各國的狼子野心有清醒認識，錄外交第七；考求他國文明，爭榮於20世紀的文明史，錄曆史第八；中國自地理上看有獨一無二之價值，但又處於孤立無援之地位，中國要全國一心，奮興崛起、死地求生，錄地理第九；現在世界是優勝劣敗、天演爭競的世界，生死存亡，爭此一時，錄時論第十；當今世界進步之速一日千裏，朝夕異狀，錄新聞第十一；中國言、文分離阻礙國民進步，小說文字近於口語能喚起國民之精神，錄小說第十二。
楊度寫完《遊學譯編序》後，大約於1902年11月5日後起程返國，到達上海後，楊度稟請江南分巡蘇鬆太兵備道袁樹勳為《遊學譯編》立案，希望該刊能流布內地，供學者參考，為防止“坊賈射利，任意翻刻，舛錯遺漏，至滋遺誤，”請求在官府立案，示禁翻刻。
楊度經過半年的遊學，已經由傳統的士紳轉變成為一個新式的知識分子，他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楊度返國後去看望他的老師王闓運，他在遊學之前本來就與老師觀念分歧較大，現在更是勢同水火，師徒兩人已走上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王闓運在日記中記有自己對楊度的看法：
薄暮，二陳、楊郎俱來，問東洋所學，乃欲抹殺君父以求自立，新學有此一派，孟子咒墨之報也。然必期於流血，則又西洋好殺之習，蓋孔、釋俱有婆羅門，計百年後大有翻覆，此時尚未。
楊度本為王闓運最為得意的愛徒，王闓運已無法扭轉楊度的思想觀念，斷定他必然會因此惹禍：
陳婿出言，楊生必得禍。餘雲今無降禍者，但恐自入網耳。天下有道，乃有文字語言之禍，今不暇也。
自楊度東渡遊學後，湖南先後有幾批學生陸續赴日遊學。楊度在1903年初的一次歡送湖南赴日留學生的宴會上發表演說，認為學生之力將來定能保全中國、左右世界，鼓勵這些留學生認真講求科學，努力為團體謀公益。受留日潮的影響，楊度的妹夫，即是王闓運的幼子王代懿也要出洋留學，王闓運雖極不情願兒子出洋，卻又無法禁止，心中十分煩悶，在日記中記有此事：
懿還，言出洋。告以母教，以吾與彼無恩，故莫往莫來也。前日楊生言父賣子為奴，公法有禁。今若禁其出洋，則甘心為滿奴，犯公法矣，餘又不敢。若聽其去，餘又不能也。世事遂至如此，可為痛恨，無他，一“利”字害之。
王闓運因兒子出洋一事，更加對楊度不滿，歎息自己誤收楊度，才遭到這樣的報應：
羅、楊比而辱我，使劣子自投牢溷，亦從冤也。（後至江夏，與人論，比之杏元小姐為奸臣陷害，直一笑耳，不必恨也。）吾誤收楊兒，致此奇報，慎無為善，豈謂此耶？
王闓運雖自我勸慰不必恨，實際卻並沒有做到。楊度幾天後又來看望他，他卻拒而不見，並且在不知不覺間對楊度的稱呼發生了改變。以往楊度是他心中的得意門生時，在日記中通常稱楊度為“楊生”或“皙子”；自楊度這次遊學歸來後，改稱楊度為“楊郎”、“楊兒”，或直呼其名為楊度。講究傳統禮教的王闓運，如此稱呼自己的學生，這表明王闓運或許在心裏已不把楊度看作自己的門生了。而且除了在1903年提及幾次楊度外，自1904年以後，王闓運在日記中連續多年都不再提及楊度。對於由傳統士紳轉變為新型知識分子的愛徒，王闓運的態度從不滿發展為較為怨恨，這些一方麵清楚地說明了王闓運在這幾年裏一直保守不變，另一方麵也表明楊度經過半年的遊學其思想觀念轉變之巨大，以至於保守的老師竟歎息自己誤收楊度作為自己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