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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講義費風潮
1922年10月，在北大的部分同學中，發生了一次表麵上針對學校當局的講義費風潮。但實際上它是對軍閥政府壓迫人民、摧殘教育不滿的一個曲折表現。
如前所述，由於教育經費的積欠，嚴重影響了學校的發展，同時，由於軍閥間連年戰爭，無限製地搜刮民財，也不能不影響到學生的經濟情況，致使學生積欠學費等情況也十分嚴重。1922年1月31日，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的校長布告中稱：“查現時積欠學費有至五六期以上，且有至十二期者，總計積欠學宿費之學生約三百餘名，銀元總數達六千五百元。”學校決定本學年內清理積欠，要求學生補納舊欠後方得請求緩繳本期學費。“至舊欠二期以上者分兩次繳納，即本學期內繳一半，下學期內繳一半，過期不繳者即停止其學生資格；四年級生屆舉行畢業試時尚不能清納舊欠者，即停止其畢業試驗，並一麵向擔保人催索賠墊，其係教職員擔保者，即在該員月薪內扣繳。”這反映了學校經費的困難和相當一部分學生經濟狀況不佳。
原來，北大各科教學用的講義，一律由學校免費發給學生。當時各院均設有講義課，內設多層書架分列各科講義，任學生於上課時指名索取，一些沒有注冊的旁聽生也可領取；有的學生領兩份轉贈他人，因而這種鉛印講義的費用每年達到一萬餘元，成為學校一個很重的負擔。由於上述原因，經蔡元培提議，學校評議會以本校經費支絀為由，通過今後所發講義須一律征費的決議。教務會議又通過相應決定，規定凡需要講義的學生，須先購講義票，一個學生一學期每門功課要繳納講義費一元。當時北大教授朱希祖、王世傑、丁燮林等致函蔡元培，讚成講義收費，但建議“將所收講義費，盡數撥歸圖書館，供買學生各種參考書之用”。並提出“將來學校圖書充足，學生外國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廢除講義”。蔡元培複函同意建議辦法，並進一步說明講義收費理由：“此次征收講義費，一方麵為學生恃有講義，往往有聽講時全不注意，及平時竟不用功，但於考試時急讀講義等流弊，故特令費由己出，以示限製。一方麵則因購書無費，於講義未廢以前，即以所收講義費為補助購書之孰”。但由於講義驟然收費，引起學生的不滿，各係科學生紛紛開會表示反對。1922年10月17日下午，學生代表數十人到會計課請願，要求收回成命。蔡元培聞訊趕到解圍，學生始散去。第二天上午，學生代表數十人又擁入校長室陳情，要求立即廢止講義收費辦法。蔡元培認為講義收費是天經地義的事，學生是無理取鬧，態度非常堅決。有人回憶，當學生不聽勸告仍大聲喧嚷時，蔡元培厲聲說道：“我是從手槍炸彈中曆煉出來的，你們如有槍炸彈，盡不妨拿出來對付我，我在維持校規的大前提下，絕不會畏縮退歩”。因此，他除向學生說明學校困難外，仍堅持講義收費辦法，沒有聽取學生意見，形成僵局。一些學生醞釀罷課，各院也都貼出了“反對講義收費”、“撤銷收講義費的校令”等標語。於是，蔡元培提出辭職，辭呈敘述了維持校務的艱難和事件的經過後說：“此種越軌舉動，出於全國最高學府之學生，殊可惋借。廢置講義費之事甚小，而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大，涓涓之水，將成江河，風氣所至，將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言念及此，實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訓練無方，良深愧慚。長此以往，將愈增元培罪庚。迫不得已，惟有懇請辭取”。10月19日起不再到校視事。總務長蔣夢麟，庶務部主任沈士遠，出版圖書部主任李大釗，以及各係主任，因職務關係也都提出辭職；各機關停止辦公，日刊停止出版；全體教職員也議決停止辦公並準備辭職。遂醞成風潮。
蔡元培提出辭職後，絕大多數學生竭誠挽留。19日上午全體學生在三院大禮堂集會，共商挽留的辦法。登台發言的同學均主張挽留校長，但由於少數學生的反對，這次集會沒能取得一致意見。下午又ゾ在原地重行集會，並事先聲明係挽留校長會議，不讚同的不歡迎參加。到會的人很踴躍，一致決議挽留。
經各方麵斡旋，蔡元培打消了辭意，24日回校視事，並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事，請提出辭職的“諸先生亦即取消辭意，俾全校恢複原狀”。25日起學校照常辦公，風潮遂告平息。學校決定講義收費辦法暫緩實行，仍暫照上學年的辦法辦理。但教務會議卻以帶頭滋事為名，將預科法文班學生馮省三開除。這個決定顯然是不恰當的。
應該說，對於這次講義費風潮，蔡元培是看得過於嚴重。他在10月25日全校學生大會上的講演，敘述了他對事件的看法，他說：“我對於十八日的暴動，實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視他人人格，即放棄自己人格的舉動，雖極無知識的人，猶為所羞，今竟出於大學的學生。第二，爾日所要求的事，甚為微末，很有從容商量的餘地，為什麽要用這種蠻橫的手段，顯係借端生事，意圖破壞。第三，二千幾百人中，偶然有幾個神經異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最少數人有這種異常的計畫，為什麽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從？為什麽其他大多數的人都像隔岸觀火？事前既不加糾正，臨時又毫無製裁。數千人的社會，其中分子彼此不相關切如此，將來土崩瓦解的狀況，可以預推了。我因此很抱悲觀，所以決計辭職。”他又說，經過幾天了解，感到第三點，即對大多數人的看法，“不免有神經過敏的地方”，是一個誤會。但他仍然把這一事件稱為“少數學生暴動”，這是未必妥當的。這反映了察元培是不讚成類似罷課、鬧事和破壞紀律的舉動的。
對於這次講義費風潮，當時赴杭州出席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的中共中央委員、北大應屆畢業生高尚德，曾在上海致函給校內要求廢除講義費的代表。他指出在外侮日深和民生日逼慘苦的關頭，曾經轟轟烈烈領導過五四運動的北大同學，應該把鬥爭力量集中在“繼續猛進抨擊使我們痛苦的主要原因。”他認為學校經費支絀，是因為被軍閥搶去，現在學校和學生在經濟的關係上是站在利害很一致的一邊。他表示不同意同學的這次舉劫，“同學將應當追究使他們不得‘安學’的主因——‘打倒軍閥’的呼聲，卻變換成對主持學校諸人的吵鬧。”他引導青年學生把鬥爭的鋒芒指向共同的故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身上。這是對發生這次事件根本原因的很好說明，也是對蔡元培和當時學校當局所持的正確看法。
如前所述，由於教育經費的積欠，嚴重影響了學校的發展，同時，由於軍閥間連年戰爭，無限製地搜刮民財，也不能不影響到學生的經濟情況，致使學生積欠學費等情況也十分嚴重。1922年1月31日，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的校長布告中稱：“查現時積欠學費有至五六期以上，且有至十二期者，總計積欠學宿費之學生約三百餘名，銀元總數達六千五百元。”學校決定本學年內清理積欠，要求學生補納舊欠後方得請求緩繳本期學費。“至舊欠二期以上者分兩次繳納，即本學期內繳一半，下學期內繳一半，過期不繳者即停止其學生資格；四年級生屆舉行畢業試時尚不能清納舊欠者，即停止其畢業試驗，並一麵向擔保人催索賠墊，其係教職員擔保者，即在該員月薪內扣繳。”這反映了學校經費的困難和相當一部分學生經濟狀況不佳。
原來，北大各科教學用的講義，一律由學校免費發給學生。當時各院均設有講義課，內設多層書架分列各科講義，任學生於上課時指名索取，一些沒有注冊的旁聽生也可領取；有的學生領兩份轉贈他人，因而這種鉛印講義的費用每年達到一萬餘元，成為學校一個很重的負擔。由於上述原因，經蔡元培提議，學校評議會以本校經費支絀為由，通過今後所發講義須一律征費的決議。教務會議又通過相應決定，規定凡需要講義的學生，須先購講義票，一個學生一學期每門功課要繳納講義費一元。當時北大教授朱希祖、王世傑、丁燮林等致函蔡元培，讚成講義收費，但建議“將所收講義費，盡數撥歸圖書館，供買學生各種參考書之用”。並提出“將來學校圖書充足，學生外國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廢除講義”。蔡元培複函同意建議辦法，並進一步說明講義收費理由：“此次征收講義費，一方麵為學生恃有講義，往往有聽講時全不注意，及平時竟不用功，但於考試時急讀講義等流弊，故特令費由己出，以示限製。一方麵則因購書無費，於講義未廢以前，即以所收講義費為補助購書之孰”。但由於講義驟然收費，引起學生的不滿，各係科學生紛紛開會表示反對。1922年10月17日下午，學生代表數十人到會計課請願，要求收回成命。蔡元培聞訊趕到解圍，學生始散去。第二天上午，學生代表數十人又擁入校長室陳情，要求立即廢止講義收費辦法。蔡元培認為講義收費是天經地義的事，學生是無理取鬧，態度非常堅決。有人回憶，當學生不聽勸告仍大聲喧嚷時，蔡元培厲聲說道：“我是從手槍炸彈中曆煉出來的，你們如有槍炸彈，盡不妨拿出來對付我，我在維持校規的大前提下，絕不會畏縮退歩”。因此，他除向學生說明學校困難外，仍堅持講義收費辦法，沒有聽取學生意見，形成僵局。一些學生醞釀罷課，各院也都貼出了“反對講義收費”、“撤銷收講義費的校令”等標語。於是，蔡元培提出辭職，辭呈敘述了維持校務的艱難和事件的經過後說：“此種越軌舉動，出於全國最高學府之學生，殊可惋借。廢置講義費之事甚小，而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大，涓涓之水，將成江河，風氣所至，將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言念及此，實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訓練無方，良深愧慚。長此以往，將愈增元培罪庚。迫不得已，惟有懇請辭取”。10月19日起不再到校視事。總務長蔣夢麟，庶務部主任沈士遠，出版圖書部主任李大釗，以及各係主任，因職務關係也都提出辭職；各機關停止辦公，日刊停止出版；全體教職員也議決停止辦公並準備辭職。遂醞成風潮。
蔡元培提出辭職後，絕大多數學生竭誠挽留。19日上午全體學生在三院大禮堂集會，共商挽留的辦法。登台發言的同學均主張挽留校長，但由於少數學生的反對，這次集會沒能取得一致意見。下午又ゾ在原地重行集會，並事先聲明係挽留校長會議，不讚同的不歡迎參加。到會的人很踴躍，一致決議挽留。
經各方麵斡旋，蔡元培打消了辭意，24日回校視事，並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事，請提出辭職的“諸先生亦即取消辭意，俾全校恢複原狀”。25日起學校照常辦公，風潮遂告平息。學校決定講義收費辦法暫緩實行，仍暫照上學年的辦法辦理。但教務會議卻以帶頭滋事為名，將預科法文班學生馮省三開除。這個決定顯然是不恰當的。
應該說，對於這次講義費風潮，蔡元培是看得過於嚴重。他在10月25日全校學生大會上的講演，敘述了他對事件的看法，他說：“我對於十八日的暴動，實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視他人人格，即放棄自己人格的舉動，雖極無知識的人，猶為所羞，今竟出於大學的學生。第二，爾日所要求的事，甚為微末，很有從容商量的餘地，為什麽要用這種蠻橫的手段，顯係借端生事，意圖破壞。第三，二千幾百人中，偶然有幾個神經異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最少數人有這種異常的計畫，為什麽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從？為什麽其他大多數的人都像隔岸觀火？事前既不加糾正，臨時又毫無製裁。數千人的社會，其中分子彼此不相關切如此，將來土崩瓦解的狀況，可以預推了。我因此很抱悲觀，所以決計辭職。”他又說，經過幾天了解，感到第三點，即對大多數人的看法，“不免有神經過敏的地方”，是一個誤會。但他仍然把這一事件稱為“少數學生暴動”，這是未必妥當的。這反映了察元培是不讚成類似罷課、鬧事和破壞紀律的舉動的。
對於這次講義費風潮，當時赴杭州出席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的中共中央委員、北大應屆畢業生高尚德，曾在上海致函給校內要求廢除講義費的代表。他指出在外侮日深和民生日逼慘苦的關頭，曾經轟轟烈烈領導過五四運動的北大同學，應該把鬥爭力量集中在“繼續猛進抨擊使我們痛苦的主要原因。”他認為學校經費支絀，是因為被軍閥搶去，現在學校和學生在經濟的關係上是站在利害很一致的一邊。他表示不同意同學的這次舉劫，“同學將應當追究使他們不得‘安學’的主因——‘打倒軍閥’的呼聲，卻變換成對主持學校諸人的吵鬧。”他引導青年學生把鬥爭的鋒芒指向共同的故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身上。這是對發生這次事件根本原因的很好說明，也是對蔡元培和當時學校當局所持的正確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