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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合作主義
蔡元培一生嫉惡如仇，對當時汙濁的軍閥政治深為不滿。1917年7月，當辮師張勳上演複辟醜劇時，他憤然辭職，離京赴律，賃屋居住。五四運動中他遭到反動勢力迫害時，又隻身出走，辭職明誌。他曾多次用辭職辦法表示對軍閥政府的抗議，於是這種不合作主義成了他不向惡勢力妥協的一個武器。
蔡元培以為個人的引退，有助於改變現實的局麵；而且他認為近年來國家政治紛爭的原因，“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他曾敘述道：
當民國七年南北和議將開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平和期成會，我也充作會員。會員裏麵有好幾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會中發言道：“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這樣快？唯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絕無希望，激烈點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運動；就是和平點的，也陸續離去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軍一起，表項城一進北京，清室就像‘拉枯摧朽’的倒了。現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覺悟了沒有。若是這一次他還是不肯開城布公的與南方協議，那就沒有希望了。我們至少應該相率離京，並家眷也同去。”我那時聽了這一番話，很為感幼。
這裏對辛亥革命曆史事件的解釋顯然是不正確的，但他這種能人引退的看法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張卻是相吻合的；後來蔡元培曾幾次轉述過這個意見。胡適在他的《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一文中，曾有這樣的記載：
當民國八年三、四月間，歐美留學生在清華園開了三天的大會。那時正當安福部橫行無忌的時候，一班西洋留學生稍有天良的，都還想有所努力，所以大家推舉了幾個人，組織一個‘政治主張起草委員會’，擬了一個很詳細的政綱，一條一條的報告出來，都通過了。最後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張伯苓先生——起來問道：“假使政府不睬我們的主張，仍舊這樣腐敗下去，我們又怎麽辦呢？那時大家麵麵相覷，都沒有話了。蔡先生起來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黑暗的太不像樣了，一班稍有人心稍為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隻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這句話雖不是正式的議案，卻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時代的態度。”
這種不合作的主張，固然是沒有從根本政治製度上著眼，並且片麵強調個人進退的作用，是不恰當的；但是，這畢竟表現了蔡元培剛正不阿的品格，以及他決不附和軍閥黑暗政治的鮮明立場，是難能可貴的。
1922年5月，發表了由蔡元培領銜，有胡適、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陶知行等十六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號，它說：“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以便實行“公開的政治，有計劃的政治，憲政的政治”。認為這樣就能達到改革中國政治的目的。這個主張，企圖在武人政治和革命之間走一條新路，當然，這個宣言是針對北京軍閥政府的黑暗統治，從這點說並非完全消極的。但它這種反對“根本解決”，鼓吹“好人幹政”，客觀上隻能起保護反動統治、麻痹人民革命意誌的消極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對它所批評的：“據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訓，你們這種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正都是‘努力’‘奮鬥’‘向惡勢力作故’的障礙物”。應該說，蔡元培領銜簽名是被動的，這份政治主張是胡適起草的，他是被胡適拉來簽名並借重他名望而領銜的，當時連李大釗也被拉來簽了個名（十六位簽名者中有十一個是北大的）。胡適在3月12日日記中曾記載了發起經過：“7時打電話與蔡先生，借他的家裏開會，討論《我們的政治主張》，其餘各人，也在電話上約定11時相見。11時，在蔡宅開會，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餘、湯爾和、徐伯軒（未約他，偶相值）、經農等。他們都讚成了，都列做提議人。蔡先生留我們吃飯。飯後他們都散了，我獨與蔡先生閑談。3時，王亮疇、羅君任也來。他們略有討論，修改了幾處，也都列名。連行知、在君、王柏秋、文伯和我，共十五人。下午，孟餘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應當說，這個宣言所體現的反對武人專橫，要求民主政治即“好人政府”的主張，和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則是頗為吻合的。
當然，從基本的方麵說，蔡元培民主主義的反帝反軍閥的立場是明確而堅定的。1922年10月4日，北京四十餘團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舉行國民裁兵運動大會並組織遊行，北大被列為北隊，並推定蔡元培為指揮；蔡元培、李大釗、林長民等並被推舉為講演員。10月10日，北京各団體約三萬人在天安門舉行國民裁兵運動大會，蔡元培擔任大會主席並發表講演，他提出要使國家富強長安，必須打倒軍閥，而要求裁兵是打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步驟。他說：“我國今日之窮乏，盡人皆知，而其原因，則歲入之大部分用於軍費，飽軍閥之私囊。想謀治安，必打倒軍閥。想打倒軍閥，必先裁去為軍閥羽翼之兵士”。他強調了國民的意誌和力量在反對軍閥鬥爭中的偉大作用，指出：“不知者，謂國民赤手空拳，焉能與有槍階級奮鬥，其實國民之精神凝結堅固，大足戰勝十萬毛瑟。試觀各國之革命史，無一不由國民發動。就中國言，其成績極為顯著。袁世凱當國，聲勢赫耀，洪憲自為，大拂國民之心，群起反抗，卒乃推翻。張勳複辟，國人非之，不數日張勳鼠竄，其勢力鏟除殆盡。迨後安福部橫行中國，無人不側目相視，不久安福竟成曆史上之一名詞。他如交通係利用軍閥，僭竊國柄，國民不予讚同，鳴鼓相攻，今皆消聲匿跡。凡此數者，皆我國民積極奮鬥嚴重示威之成功”。他號召國人團結奮鬥，“一方麵宣告軍閥之死刑，一方麵喚醒軍閥奴隸之兵士。政府若不履行我（國）民之意思，則為政府背叛國民，國民為驅除公敵計，當毅然下最後之決心，推翻此討好軍閥之政府”。這些觀點無疑是比較正確而深刻，也是相當激烈的。
1923年初，北大和北京學界爆發了一場直接針對軍閥政府的驅逐教育總長彭允彝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蔡元培再一次辭去北大校長職務，並表示了決不與北京政府合作的決心。
彭允彝是一個“早已見惡於國人”的無恥政客。1922年11月，北京政府由張紹曾組閣，彭任新內閣的教育總長。消息傳出後，引起了廣大師生的強烈不滿和反對。恰在這時，又發生了所謂羅文幹的金佛郎案。原委是這樣的：軍閥政府內部由於派係的鬥爭，11月18日，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和副議長張伯烈，夤夜向總統黎元洪告密，指控財政總長羅文幹訂立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時有納賄行為，要求將其逮捕。於是由黎元洪飭京師地方檢察廳將羅拘押。1923年1月11日，地方檢察廳宣告羅案證據不足免予起訴，羅文幹被釋放出獄。由於新內閣閣員在形式上需經過眾參兩院投票通過，彭允彝為討好吳景濂等政客以換取閣員的同意票，他於國務會議中提出羅案應交由法庭再議，羅文幹被重新收監。羅文幹曾經蔡元培約請兼任北大法本科講師，1921年蔡出國考察時又與他同行，因此蔡元培認為對他的操行是了解的。特別是蔡元培對彭允彝以教育總長幹渉司法獨立，認為是踩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等人商議，認為有表明自己態度的必要。
於是，1月17日，蔡元培提出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他在致黎元洪的“辭呈”中抨擊了軍閥的黑暗統治，痛切地指出：“數月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汙之罪悪，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國中。國人十年以來最希望之司法獨立，乃行政中樞竟以威權幹涉而推翻之。最可異者，鈞座尊重司法獨立之命令朝下，而身為教育最高行政長官之彭允彝，即於同日為幹渉司法獨立與踩躪人權之提議，且已正式通過國務會議。似此行為，士林痛恨！僉謂彭允彝此次自告奮勇，侵越權限，無非為欲見好於一般政客，以為交換同意票之條件耳。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同時在各報刊登了“不再到校辦事”的啟事。隨即悄然離京，先到天津小住，準備南旋。
蔡元培曾多次向北京政府提出辭職，過去辭呈語多自責，這次一反常例，措詞激烈，直接抨擊軍閥政治，表現了他在政治上的原則性。應該說這是他對軍閥政府的一貫的立場，而這次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歩，也就不能不以激烈的方式表達出來。他初到天津時，有朋友向他詢問說：“先生此次辭職，凡主張正義者莫不同聲感歎，謂方今社會廉恥蕩然，先生此舉，足以喚起已見死之人心。然外間不察，頗多議論，其所懷疑大旨，可歸納於二點：（一）謂先生辭職有袒護羅文幹之嫌疑；（二）與彭允彝有爭意氣之嫌疑。先生之真意究竟何在？”蔡元培對此作了明確的回答，他說：
餘生平僅知是非公道，從不以人為單位。餘之不平，純為中央行政機關無端幹渉司法所致，對於羅君雖相交有素，然當其柄政時，每與相遇，餘皆正言厲色，責備內閣之毫無政策，在京諸友可以證明予言者，頗不乏人。既非苟同，何有偏袒？反而言之，即有餘所鄙視之人，為政府無端蹂躪，餘亦視力之所及起而抗爭。知此，則餘之是否偏袒羅氏，可不辨而明矣。至與彭允弈爭意氣一節，尤屬一麵之辭。彭氏為人，除覺其政客臭味太重外，餘亦不甚注意。惟其身居教育當局，越俎幹涉司法，其用心何在，不難想見。假使餘所敬愛之人，一旦身居高位，有此蹂躪人權以圖自身之舉動，餘亦不惜與之絕交，正其罪惡，不稍假借，知此，則餘是否側重彭氏個人，亦可不辨而明矣。
這個記錄，和蔡的平素為人是一致的，應是可靠的。這說明他的辭職不是對某一個人，而是針對中央行政機關的“惡政治”，他還因此痛心地感到“政治清明之無望”。這反映了彭案對他刺激之大。值得注意的，在這之前，1922年9月間，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的王寵惠、湯爾和、羅文幹等入閣，王寵惠並任國務總理，組成了所謂“好人內閣”，但它正如蔡元培所責備的“毫無政策”，也就是說，它仍然為軍閥所操縱。這個喧囂一時的“好人內閣”，僅僅存在了三個月就垮台了；接著，就發生了彭允彝事件。這對於曾經領銜簽名於提出“好人政府”主張的蔡元培，不能不是一個大的打擊，因而“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誠然，他這時雖然對政局感到絕望，但仍然找不到出路，所采取的還是他的不合作主義！
蔡元培對軍閥政府的揭露和出走，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當時有人寫文章說：“我們讀到蔡先生辭職書中‘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這一句，隻要我們不取消極的態度，立刻就要聯想起來‘隻有革命’這四個字。”特別是廣大師生對蔡元培的出走更為關注，群起采取挽蔡驅彭的行動。北大學生在1月18日舉行全體大會，由黃日葵任主席，報告事件經過，大會發言者皆稱：“蔡校長不屑與彭氏為伍，益征蔡校長人格之高尚，吾人對於此點，極表同情”。他們還揭露了彭允彝結黨營私、壓迫國立八校的卑鄙用心，表示：“故蔡校長辭職，非個人進退問題，亦非北大一校問題，而實教育界之大問題。吾儕對於此事，誓必急起力爭，恢複五四運動時之精神，以鏟除彭允彝，挽留蔡校長”。大會一致通過“驅逐彭氏”、“挽留蔡校長”、“警告國會”等項決議，並決定派出代表挽留蔡校長，力請總統退回辭呈。同一天，北大評議會和國立八校校務討論會也先後召開緊急會議，商討維持學校和挽留蔡元培等問題。這時國立八校除法專校長係彭安插的私人已遭師生反對外，其他各校校長也都提出了辭職。1月19日，經北大教職員全體大會議決除蔡元培外，“不承認任何人為北大校長”。同日校評議會發出布告：“暫行以本會名義，會同總務長和教務長，維持本校一切事務，至教育當局問題及校長去留問題確有明確有明白的解決之日為止。”全體教職員也於21日開會決定組織教職員臨時委員會，辦理挽蔡及其他一切相關事宜。推舉陳啟修為主席，蔣夢麟、王世傑為副主席，顧孟餘、李大釗、何基鴻、朱希祖、丁燮林等為委員。北大學生還派出黃日葵等四位代表，直接向黎元洪提出挽蔡免彭的要求。學校學生會先後三次發表挽留蔡校長的宣言，強烈表示如若政府悍然不顧全體學生公意另委校長，“則唯有以極激烈之手段對付，誓以三千學子之熱血，滌此大學曆史之腥膻。”
在驅彭的鬥爭中，北大等校學生曾於1月19日和24日兩次向眾議院請願，要求否決對彭允彝的閣員同意案。但是，這種豬仔式的國會根本不顧人民的意願，議員完全秉承軍閥的意旨，投票則憑津貼（賄賂）的多少。19日北大等校千餘學生赴議院請願時，議長吳景濂竟指使反動軍警毆打請願學生，受傷者達三百多人，北大學生代表黃日葵等八人都負重傷。而彭允彝的閣員位置卻於24日為議會通過。這種倒行逆施激起師生們的無比憤慨，驅彭鬥爭迅速向全國發展。
這次驅彭挽蔡運動得到了中共北方組織的領導，李大釗等積極指導了群眾鬥爭。李大釗在北大教職員臨時委員會會議上曾指出，在這次鬥爭中，“大學是吾人不能放手”，“非占據大學不可”。他又說：除“蔡先生回校問題亦當注意”外，還“應當注重全社會”，要“大活動”，以聯合各方麵力量共同反對軍閥政府。正確地指明當前鬥爭的主要目標，是反對軍閥政府對學校的控製。鄧中夏也在《北大學生新聞》上發表了《我對這次運動的全部意見》，指出我們運動的目標，不要特別注意“挽蔡”，也不要特別注意“驅彭”。他認為這都隻是枝節問題；隻有將軍閥政治根本推翻，這兩個小小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引導群眾把鬥爭的目標指向整個反動政權。他在文章中還對察元培以辭職奉行他的不合作主義，提出了善意的批評，認為這是消極的。
1月30日，彭允彝正式到部就任教育總長。他一上台，就下令整頓學風，嚴禁學生進步活動。這時北大等校學生紛紛出動到街頭講演，由原來的驅彭挽蔡發展到要求澄清政治，鬥爭更加深入。北大等校評議會也發表宣言，表示“凡是由彭允彝署名的教育部一切公文，概不接受”。開始，教育部提出由蔣夢麟代理校長，遭到蔣的拒絕；繼之，彭允彝先後擬由楊度、章太炎、章士釗等為北大校長，或本人不受邀，或根本無法通過，都沒能實現；最後，命令北大評議會維持校務，也被拒絕接受。廣大學生的驅彭鬥爭仍在繼續，5月4日，北大等校學生在紀念五四運動的示威遊行時，曾搗毀了彭氏住宅。
蔡元培出走後，曾於1月23日在天津發表宣言，具體說明辭職的原委和自己的不合作主張。這個宣言由《晨報》加以《蔡元培之不合作主義》的標題公開發表。4月他離津南下，在上海、蘇州等地暫住。5月27日，北大全體教職員致書蔡元培，懇切表示：“同人等為社會計，為教育計，為北大計，為數千學生計，為同人主張計，斷難讓先生之遠去也。若先生竟毅然不容同人等之請，則同人等將秉古人當仁不讓之訓，為維持大局起見，必當遣代表南下，麵謁先生，誠懇致辭。若先生仍不見諒，至萬不得已時，則雖以實力阻先生之登舟亦有所不辭。事機迫切，急不擇言。失檢之語，惟先生諒之。”隨後，北大師生代表陳啟修、楊宗伯、段子均、李駿等先後到杭州請蔡返校主持，他對於師生“見愛之情，為之感泣”，“感愧交並，幾非筆墨所能形容。”當時他曾表示：“政局如有清明之端緒，則我於赴歐以前，一度進京，亦無不可”。但是，北京政局愈演愈劣，曹錕賄選總統的醜劇已經開始，他終於謝絕了返校的要求。六月間，他分別致函北大教職員、全體學生、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說明未能返京的苦衷，他說：“培之出京，本以北京為政治界惡濁空氣所彌漫，不能再受，不得已而出此。今之惡濁，視五閱月以前，奚啻倍蓰，洵非諸先生發電時所能意料。事已至此，培不能進京，已不成問題。諸先生愛人以德，必能容恕也”。他還說：“北京政府破產之勢已成，而政客官僚摧殘教育之計劃且方興未已。國立八校當此危險時代，若不急籌高等教育獨立之良法，勢必同歸於盡。”但他這時仍不讚成采取罷課一類的鬥爭手段，“培以為電報政策，群眾運動，在今日之中國，均成弩末”。他建議組織北京國立八校董事會，負經營國立八校之全責，以與北京政府劃斷直接關係。蔡元培這次辭職出走，得到一些友人的讚同和支持，如張元濟曾致書蔡元培稱：“今之政府萬無可合作之理，能則摧殘之掃蕩之，否則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辭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終自堅振也。”當時，北京政府迫於社會壓力也不得不對蔡表示挽留，四月間，北京政府國務院秘書廳致函北大，說對察“業奉大總統諭，由院去電慰留”。慰留電稱：“先生領袖學界，士望所歸，祈早回京，勿萌退誌。”所以，蔡元培名義上仍領北大校長的職務。七月間，蔡元培曾向學校提議由教務長、總務長與各係主任合設一委員會，用合議製執行校長職務。這個建議沒有得到學校評議會的讚同。後來蔡元培又提出援1920年的舊例，仍請總務長蔣夢麟代理校長。這個建議經7月16日校評議會議決同意，至8月4日，始由蔣夢麟正式代行校長職務。在9月6日北大評議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議事錄中有這樣記載：“蔡先生校長薪水事。蔡先生來函，不願支校長薪。議決：蔡先生仍支校長原薪，蔣先生仍支教授原薪，蔣先生代理校長之校長辦公費，經蔡先生之要求，由校長薪中開支”。雖然北大師生仍繼續要求蔡回校主持校務，挽留的代表不絕於道，但由於蔡元培對北方政局深感不滿，遂於七月底重往歐洲，表示了自己不合作的決心。
蔡元培出國後，先後在比、法、德等國從事著述和研究，直至1926年初始回國。在這期間，他由於辭職之舉未能實現，隻得援引“任職五年以上，得出洋研究”之成例。在名義上仍是北大校長，仍然關注北大的工作。1925年五卅慘案掀起了全國範圍的規模巨大的反帝運動，北大師生熱烈響應。當時學校負責人曾致電蔡元培，要求他在歐洲進行宣傳，揭穿帝國主義者對五卅運動的種種汙蔑。他在六、七月間分別致電學校負責人和學生會，主張迅即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求北大進行活動。他在給學生會的電報中還進一步提出：由中國單方麵宣布廢棄不平等條約，毋須征得列強的同意。隨後，他撰寫了《為國內反對英、日風潮告列強書》，用英、法、德文在歐洲各國報刊發表。他在文章中詳細說明了事件發生的原因，沉痛揭露了日、英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指出這次事件應完全由日、英方麵負責。他還嚴正駁斥了帝國主義把五卅運動誣為“排外”和“赤化”的謬論，他針對所謂“中國人現在有親俄的趨向”，“是赤化的”表現，指出：俄國新政府一概廢止帝國時代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純取“平等的關係，我們自然與俄國特別親睦，與彼國內的政策何關？設使日、英兩國也同俄國一樣的對待中國，我們一定也一樣的親睦英、日，難道有傾向君主的嫌疑麽”？他回顧了近百年來的中國外交史，指出外國以武力脅迫中國，以取得不正當權利的先例已是已往的事，五四期間中國政府迫於人民壓力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就是一個明證。他斷言：“專用舊式的脅迫手段，去達到損人利己的計劃，是不合中國現勢的了。”他希望英、日等各國，“都有根本的覺悟，都宣告把從前與中國舊政府所訂的不平等條約，無條件的取消，特派專使，重訂平等新約。”10月，他還致函學校負責人，建議和蘇聯科學院建立聯係，請他們提供出版物作為北大師生的參考。蔡元培的電報和文字曾在北大日刊發表，產生了很好的影響。這表明了察元培對北大和國內政治運動的關心以及他熾熱的愛國心。
蔡元培於1926年2月回到上海，這時他因北方的政局更糟，已無意北上返職。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後，他準備在江浙組織響應，遭到軍閥孫傳芳的通緝。7月，蔡元培又正式提出辭去北大校長職務，因北大全體師生和北京國立九校校務討論會懇切挽留，北京政府迫於輿論壓力也不得不表示慰留，遂未能果。直到1927年7月北大被奉係軍閥政府並入京師大學校，他才不再名義上擔任北大校長。
§§第十章 一次失敗的試驗
蔡元培以為個人的引退，有助於改變現實的局麵；而且他認為近年來國家政治紛爭的原因，“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他曾敘述道：
當民國七年南北和議將開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平和期成會，我也充作會員。會員裏麵有好幾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會中發言道：“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這樣快？唯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絕無希望，激烈點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運動；就是和平點的，也陸續離去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軍一起，表項城一進北京，清室就像‘拉枯摧朽’的倒了。現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覺悟了沒有。若是這一次他還是不肯開城布公的與南方協議，那就沒有希望了。我們至少應該相率離京，並家眷也同去。”我那時聽了這一番話，很為感幼。
這裏對辛亥革命曆史事件的解釋顯然是不正確的，但他這種能人引退的看法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張卻是相吻合的；後來蔡元培曾幾次轉述過這個意見。胡適在他的《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一文中，曾有這樣的記載：
當民國八年三、四月間，歐美留學生在清華園開了三天的大會。那時正當安福部橫行無忌的時候，一班西洋留學生稍有天良的，都還想有所努力，所以大家推舉了幾個人，組織一個‘政治主張起草委員會’，擬了一個很詳細的政綱，一條一條的報告出來，都通過了。最後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張伯苓先生——起來問道：“假使政府不睬我們的主張，仍舊這樣腐敗下去，我們又怎麽辦呢？那時大家麵麵相覷，都沒有話了。蔡先生起來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黑暗的太不像樣了，一班稍有人心稍為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隻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這句話雖不是正式的議案，卻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時代的態度。”
這種不合作的主張，固然是沒有從根本政治製度上著眼，並且片麵強調個人進退的作用，是不恰當的；但是，這畢竟表現了蔡元培剛正不阿的品格，以及他決不附和軍閥黑暗政治的鮮明立場，是難能可貴的。
1922年5月，發表了由蔡元培領銜，有胡適、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陶知行等十六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號，它說：“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以便實行“公開的政治，有計劃的政治，憲政的政治”。認為這樣就能達到改革中國政治的目的。這個主張，企圖在武人政治和革命之間走一條新路，當然，這個宣言是針對北京軍閥政府的黑暗統治，從這點說並非完全消極的。但它這種反對“根本解決”，鼓吹“好人幹政”，客觀上隻能起保護反動統治、麻痹人民革命意誌的消極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對它所批評的：“據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訓，你們這種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正都是‘努力’‘奮鬥’‘向惡勢力作故’的障礙物”。應該說，蔡元培領銜簽名是被動的，這份政治主張是胡適起草的，他是被胡適拉來簽名並借重他名望而領銜的，當時連李大釗也被拉來簽了個名（十六位簽名者中有十一個是北大的）。胡適在3月12日日記中曾記載了發起經過：“7時打電話與蔡先生，借他的家裏開會，討論《我們的政治主張》，其餘各人，也在電話上約定11時相見。11時，在蔡宅開會，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餘、湯爾和、徐伯軒（未約他，偶相值）、經農等。他們都讚成了，都列做提議人。蔡先生留我們吃飯。飯後他們都散了，我獨與蔡先生閑談。3時，王亮疇、羅君任也來。他們略有討論，修改了幾處，也都列名。連行知、在君、王柏秋、文伯和我，共十五人。下午，孟餘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應當說，這個宣言所體現的反對武人專橫，要求民主政治即“好人政府”的主張，和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則是頗為吻合的。
當然，從基本的方麵說，蔡元培民主主義的反帝反軍閥的立場是明確而堅定的。1922年10月4日，北京四十餘團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舉行國民裁兵運動大會並組織遊行，北大被列為北隊，並推定蔡元培為指揮；蔡元培、李大釗、林長民等並被推舉為講演員。10月10日，北京各団體約三萬人在天安門舉行國民裁兵運動大會，蔡元培擔任大會主席並發表講演，他提出要使國家富強長安，必須打倒軍閥，而要求裁兵是打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步驟。他說：“我國今日之窮乏，盡人皆知，而其原因，則歲入之大部分用於軍費，飽軍閥之私囊。想謀治安，必打倒軍閥。想打倒軍閥，必先裁去為軍閥羽翼之兵士”。他強調了國民的意誌和力量在反對軍閥鬥爭中的偉大作用，指出：“不知者，謂國民赤手空拳，焉能與有槍階級奮鬥，其實國民之精神凝結堅固，大足戰勝十萬毛瑟。試觀各國之革命史，無一不由國民發動。就中國言，其成績極為顯著。袁世凱當國，聲勢赫耀，洪憲自為，大拂國民之心，群起反抗，卒乃推翻。張勳複辟，國人非之，不數日張勳鼠竄，其勢力鏟除殆盡。迨後安福部橫行中國，無人不側目相視，不久安福竟成曆史上之一名詞。他如交通係利用軍閥，僭竊國柄，國民不予讚同，鳴鼓相攻，今皆消聲匿跡。凡此數者，皆我國民積極奮鬥嚴重示威之成功”。他號召國人團結奮鬥，“一方麵宣告軍閥之死刑，一方麵喚醒軍閥奴隸之兵士。政府若不履行我（國）民之意思，則為政府背叛國民，國民為驅除公敵計，當毅然下最後之決心，推翻此討好軍閥之政府”。這些觀點無疑是比較正確而深刻，也是相當激烈的。
1923年初，北大和北京學界爆發了一場直接針對軍閥政府的驅逐教育總長彭允彝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蔡元培再一次辭去北大校長職務，並表示了決不與北京政府合作的決心。
彭允彝是一個“早已見惡於國人”的無恥政客。1922年11月，北京政府由張紹曾組閣，彭任新內閣的教育總長。消息傳出後，引起了廣大師生的強烈不滿和反對。恰在這時，又發生了所謂羅文幹的金佛郎案。原委是這樣的：軍閥政府內部由於派係的鬥爭，11月18日，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和副議長張伯烈，夤夜向總統黎元洪告密，指控財政總長羅文幹訂立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時有納賄行為，要求將其逮捕。於是由黎元洪飭京師地方檢察廳將羅拘押。1923年1月11日，地方檢察廳宣告羅案證據不足免予起訴，羅文幹被釋放出獄。由於新內閣閣員在形式上需經過眾參兩院投票通過，彭允彝為討好吳景濂等政客以換取閣員的同意票，他於國務會議中提出羅案應交由法庭再議，羅文幹被重新收監。羅文幹曾經蔡元培約請兼任北大法本科講師，1921年蔡出國考察時又與他同行，因此蔡元培認為對他的操行是了解的。特別是蔡元培對彭允彝以教育總長幹渉司法獨立，認為是踩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等人商議，認為有表明自己態度的必要。
於是，1月17日，蔡元培提出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他在致黎元洪的“辭呈”中抨擊了軍閥的黑暗統治，痛切地指出：“數月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汙之罪悪，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國中。國人十年以來最希望之司法獨立，乃行政中樞竟以威權幹涉而推翻之。最可異者，鈞座尊重司法獨立之命令朝下，而身為教育最高行政長官之彭允彝，即於同日為幹渉司法獨立與踩躪人權之提議，且已正式通過國務會議。似此行為，士林痛恨！僉謂彭允彝此次自告奮勇，侵越權限，無非為欲見好於一般政客，以為交換同意票之條件耳。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同時在各報刊登了“不再到校辦事”的啟事。隨即悄然離京，先到天津小住，準備南旋。
蔡元培曾多次向北京政府提出辭職，過去辭呈語多自責，這次一反常例，措詞激烈，直接抨擊軍閥政治，表現了他在政治上的原則性。應該說這是他對軍閥政府的一貫的立場，而這次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歩，也就不能不以激烈的方式表達出來。他初到天津時，有朋友向他詢問說：“先生此次辭職，凡主張正義者莫不同聲感歎，謂方今社會廉恥蕩然，先生此舉，足以喚起已見死之人心。然外間不察，頗多議論，其所懷疑大旨，可歸納於二點：（一）謂先生辭職有袒護羅文幹之嫌疑；（二）與彭允彝有爭意氣之嫌疑。先生之真意究竟何在？”蔡元培對此作了明確的回答，他說：
餘生平僅知是非公道，從不以人為單位。餘之不平，純為中央行政機關無端幹渉司法所致，對於羅君雖相交有素，然當其柄政時，每與相遇，餘皆正言厲色，責備內閣之毫無政策，在京諸友可以證明予言者，頗不乏人。既非苟同，何有偏袒？反而言之，即有餘所鄙視之人，為政府無端蹂躪，餘亦視力之所及起而抗爭。知此，則餘之是否偏袒羅氏，可不辨而明矣。至與彭允弈爭意氣一節，尤屬一麵之辭。彭氏為人，除覺其政客臭味太重外，餘亦不甚注意。惟其身居教育當局，越俎幹涉司法，其用心何在，不難想見。假使餘所敬愛之人，一旦身居高位，有此蹂躪人權以圖自身之舉動，餘亦不惜與之絕交，正其罪惡，不稍假借，知此，則餘是否側重彭氏個人，亦可不辨而明矣。
這個記錄，和蔡的平素為人是一致的，應是可靠的。這說明他的辭職不是對某一個人，而是針對中央行政機關的“惡政治”，他還因此痛心地感到“政治清明之無望”。這反映了彭案對他刺激之大。值得注意的，在這之前，1922年9月間，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的王寵惠、湯爾和、羅文幹等入閣，王寵惠並任國務總理，組成了所謂“好人內閣”，但它正如蔡元培所責備的“毫無政策”，也就是說，它仍然為軍閥所操縱。這個喧囂一時的“好人內閣”，僅僅存在了三個月就垮台了；接著，就發生了彭允彝事件。這對於曾經領銜簽名於提出“好人政府”主張的蔡元培，不能不是一個大的打擊，因而“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誠然，他這時雖然對政局感到絕望，但仍然找不到出路，所采取的還是他的不合作主義！
蔡元培對軍閥政府的揭露和出走，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當時有人寫文章說：“我們讀到蔡先生辭職書中‘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這一句，隻要我們不取消極的態度，立刻就要聯想起來‘隻有革命’這四個字。”特別是廣大師生對蔡元培的出走更為關注，群起采取挽蔡驅彭的行動。北大學生在1月18日舉行全體大會，由黃日葵任主席，報告事件經過，大會發言者皆稱：“蔡校長不屑與彭氏為伍，益征蔡校長人格之高尚，吾人對於此點，極表同情”。他們還揭露了彭允彝結黨營私、壓迫國立八校的卑鄙用心，表示：“故蔡校長辭職，非個人進退問題，亦非北大一校問題，而實教育界之大問題。吾儕對於此事，誓必急起力爭，恢複五四運動時之精神，以鏟除彭允彝，挽留蔡校長”。大會一致通過“驅逐彭氏”、“挽留蔡校長”、“警告國會”等項決議，並決定派出代表挽留蔡校長，力請總統退回辭呈。同一天，北大評議會和國立八校校務討論會也先後召開緊急會議，商討維持學校和挽留蔡元培等問題。這時國立八校除法專校長係彭安插的私人已遭師生反對外，其他各校校長也都提出了辭職。1月19日，經北大教職員全體大會議決除蔡元培外，“不承認任何人為北大校長”。同日校評議會發出布告：“暫行以本會名義，會同總務長和教務長，維持本校一切事務，至教育當局問題及校長去留問題確有明確有明白的解決之日為止。”全體教職員也於21日開會決定組織教職員臨時委員會，辦理挽蔡及其他一切相關事宜。推舉陳啟修為主席，蔣夢麟、王世傑為副主席，顧孟餘、李大釗、何基鴻、朱希祖、丁燮林等為委員。北大學生還派出黃日葵等四位代表，直接向黎元洪提出挽蔡免彭的要求。學校學生會先後三次發表挽留蔡校長的宣言，強烈表示如若政府悍然不顧全體學生公意另委校長，“則唯有以極激烈之手段對付，誓以三千學子之熱血，滌此大學曆史之腥膻。”
在驅彭的鬥爭中，北大等校學生曾於1月19日和24日兩次向眾議院請願，要求否決對彭允彝的閣員同意案。但是，這種豬仔式的國會根本不顧人民的意願，議員完全秉承軍閥的意旨，投票則憑津貼（賄賂）的多少。19日北大等校千餘學生赴議院請願時，議長吳景濂竟指使反動軍警毆打請願學生，受傷者達三百多人，北大學生代表黃日葵等八人都負重傷。而彭允彝的閣員位置卻於24日為議會通過。這種倒行逆施激起師生們的無比憤慨，驅彭鬥爭迅速向全國發展。
這次驅彭挽蔡運動得到了中共北方組織的領導，李大釗等積極指導了群眾鬥爭。李大釗在北大教職員臨時委員會會議上曾指出，在這次鬥爭中，“大學是吾人不能放手”，“非占據大學不可”。他又說：除“蔡先生回校問題亦當注意”外，還“應當注重全社會”，要“大活動”，以聯合各方麵力量共同反對軍閥政府。正確地指明當前鬥爭的主要目標，是反對軍閥政府對學校的控製。鄧中夏也在《北大學生新聞》上發表了《我對這次運動的全部意見》，指出我們運動的目標，不要特別注意“挽蔡”，也不要特別注意“驅彭”。他認為這都隻是枝節問題；隻有將軍閥政治根本推翻，這兩個小小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引導群眾把鬥爭的目標指向整個反動政權。他在文章中還對察元培以辭職奉行他的不合作主義，提出了善意的批評，認為這是消極的。
1月30日，彭允彝正式到部就任教育總長。他一上台，就下令整頓學風，嚴禁學生進步活動。這時北大等校學生紛紛出動到街頭講演，由原來的驅彭挽蔡發展到要求澄清政治，鬥爭更加深入。北大等校評議會也發表宣言，表示“凡是由彭允彝署名的教育部一切公文，概不接受”。開始，教育部提出由蔣夢麟代理校長，遭到蔣的拒絕；繼之，彭允彝先後擬由楊度、章太炎、章士釗等為北大校長，或本人不受邀，或根本無法通過，都沒能實現；最後，命令北大評議會維持校務，也被拒絕接受。廣大學生的驅彭鬥爭仍在繼續，5月4日，北大等校學生在紀念五四運動的示威遊行時，曾搗毀了彭氏住宅。
蔡元培出走後，曾於1月23日在天津發表宣言，具體說明辭職的原委和自己的不合作主張。這個宣言由《晨報》加以《蔡元培之不合作主義》的標題公開發表。4月他離津南下，在上海、蘇州等地暫住。5月27日，北大全體教職員致書蔡元培，懇切表示：“同人等為社會計，為教育計，為北大計，為數千學生計，為同人主張計，斷難讓先生之遠去也。若先生竟毅然不容同人等之請，則同人等將秉古人當仁不讓之訓，為維持大局起見，必當遣代表南下，麵謁先生，誠懇致辭。若先生仍不見諒，至萬不得已時，則雖以實力阻先生之登舟亦有所不辭。事機迫切，急不擇言。失檢之語，惟先生諒之。”隨後，北大師生代表陳啟修、楊宗伯、段子均、李駿等先後到杭州請蔡返校主持，他對於師生“見愛之情，為之感泣”，“感愧交並，幾非筆墨所能形容。”當時他曾表示：“政局如有清明之端緒，則我於赴歐以前，一度進京，亦無不可”。但是，北京政局愈演愈劣，曹錕賄選總統的醜劇已經開始，他終於謝絕了返校的要求。六月間，他分別致函北大教職員、全體學生、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說明未能返京的苦衷，他說：“培之出京，本以北京為政治界惡濁空氣所彌漫，不能再受，不得已而出此。今之惡濁，視五閱月以前，奚啻倍蓰，洵非諸先生發電時所能意料。事已至此，培不能進京，已不成問題。諸先生愛人以德，必能容恕也”。他還說：“北京政府破產之勢已成，而政客官僚摧殘教育之計劃且方興未已。國立八校當此危險時代，若不急籌高等教育獨立之良法，勢必同歸於盡。”但他這時仍不讚成采取罷課一類的鬥爭手段，“培以為電報政策，群眾運動，在今日之中國，均成弩末”。他建議組織北京國立八校董事會，負經營國立八校之全責，以與北京政府劃斷直接關係。蔡元培這次辭職出走，得到一些友人的讚同和支持，如張元濟曾致書蔡元培稱：“今之政府萬無可合作之理，能則摧殘之掃蕩之，否則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辭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終自堅振也。”當時，北京政府迫於社會壓力也不得不對蔡表示挽留，四月間，北京政府國務院秘書廳致函北大，說對察“業奉大總統諭，由院去電慰留”。慰留電稱：“先生領袖學界，士望所歸，祈早回京，勿萌退誌。”所以，蔡元培名義上仍領北大校長的職務。七月間，蔡元培曾向學校提議由教務長、總務長與各係主任合設一委員會，用合議製執行校長職務。這個建議沒有得到學校評議會的讚同。後來蔡元培又提出援1920年的舊例，仍請總務長蔣夢麟代理校長。這個建議經7月16日校評議會議決同意，至8月4日，始由蔣夢麟正式代行校長職務。在9月6日北大評議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議事錄中有這樣記載：“蔡先生校長薪水事。蔡先生來函，不願支校長薪。議決：蔡先生仍支校長原薪，蔣先生仍支教授原薪，蔣先生代理校長之校長辦公費，經蔡先生之要求，由校長薪中開支”。雖然北大師生仍繼續要求蔡回校主持校務，挽留的代表不絕於道，但由於蔡元培對北方政局深感不滿，遂於七月底重往歐洲，表示了自己不合作的決心。
蔡元培出國後，先後在比、法、德等國從事著述和研究，直至1926年初始回國。在這期間，他由於辭職之舉未能實現，隻得援引“任職五年以上，得出洋研究”之成例。在名義上仍是北大校長，仍然關注北大的工作。1925年五卅慘案掀起了全國範圍的規模巨大的反帝運動，北大師生熱烈響應。當時學校負責人曾致電蔡元培，要求他在歐洲進行宣傳，揭穿帝國主義者對五卅運動的種種汙蔑。他在六、七月間分別致電學校負責人和學生會，主張迅即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求北大進行活動。他在給學生會的電報中還進一步提出：由中國單方麵宣布廢棄不平等條約，毋須征得列強的同意。隨後，他撰寫了《為國內反對英、日風潮告列強書》，用英、法、德文在歐洲各國報刊發表。他在文章中詳細說明了事件發生的原因，沉痛揭露了日、英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指出這次事件應完全由日、英方麵負責。他還嚴正駁斥了帝國主義把五卅運動誣為“排外”和“赤化”的謬論，他針對所謂“中國人現在有親俄的趨向”，“是赤化的”表現，指出：俄國新政府一概廢止帝國時代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純取“平等的關係，我們自然與俄國特別親睦，與彼國內的政策何關？設使日、英兩國也同俄國一樣的對待中國，我們一定也一樣的親睦英、日，難道有傾向君主的嫌疑麽”？他回顧了近百年來的中國外交史，指出外國以武力脅迫中國，以取得不正當權利的先例已是已往的事，五四期間中國政府迫於人民壓力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就是一個明證。他斷言：“專用舊式的脅迫手段，去達到損人利己的計劃，是不合中國現勢的了。”他希望英、日等各國，“都有根本的覺悟，都宣告把從前與中國舊政府所訂的不平等條約，無條件的取消，特派專使，重訂平等新約。”10月，他還致函學校負責人，建議和蘇聯科學院建立聯係，請他們提供出版物作為北大師生的參考。蔡元培的電報和文字曾在北大日刊發表，產生了很好的影響。這表明了察元培對北大和國內政治運動的關心以及他熾熱的愛國心。
蔡元培於1926年2月回到上海，這時他因北方的政局更糟，已無意北上返職。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後，他準備在江浙組織響應，遭到軍閥孫傳芳的通緝。7月，蔡元培又正式提出辭去北大校長職務，因北大全體師生和北京國立九校校務討論會懇切挽留，北京政府迫於輿論壓力也不得不表示慰留，遂未能果。直到1927年7月北大被奉係軍閥政府並入京師大學校，他才不再名義上擔任北大校長。
§§第十章 一次失敗的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