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第一節 “教育獨立議”

　　1922年3月，蔡元培發表了《教育獨立議》一文。他針對北洋軍閥政府摧殘教育事業的嚴重狀況，提出“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他的“教育獨立”的主張，在當時的教育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教育獨立”的要求作為一種教育思潮，在1915年以後就在我國出現了。這不是偶然的。由於辛亥革命的失敗，各派軍閥連年混戰，北京政府政潮迭起，時局混亂，百業凋蔽，這使教育危機日益嚴重。從1912年民國建立到1916年五年之間，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就更換了十幾任，這深刻反映了當時政局的動蕩。曆屆軍閥政府忙於內戰，國家預算多作軍費，致使教育經費奇絀。據統計，這時北京政府的預算，僅軍費一項就占一半以上，而教育經費隻占百分之一二。以北京大學為例，北京政府於1919年確定北大經費每年為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五十九元，這個數目直至1924年止沒有變更；而實際上北京政府常以國庫支絀為由，不照預算發付，最嚴重時一年僅發五個月經費。至於教職員薪資的積欠也很嚴重，有時一個月隻能領半薪，許多教員不得不用兼課的辦法維持生計；後來發展到最嚴重的年份（如1925、1926年），有的教員一星期兼課竟達四、五十個小時，重複的鍾點隻得用輪流請假的辦法對付。1922年4月，蔡元培在向全校教職員報告籌畫經費的情形時，曾沉痛地說：“一次一次的來報告，簡直是絕望了。我不敢對諸位先生敷衍、唐塞，所以據實報告。但是諸先生所受經濟的痛苦，已經達到極點，我任校長的，還不過這麽一種絕望的報告。我個人對於諸位先生的歉仄、慚愧，真非言語所能形容了。”當時經費竭蹶的嚴重情況，使北大等校陷於麵臨停頓的境遇。當時教育界曾以“風雨飄搖，幾瀕破產”來形容教育事業受軍閥嚴重摧殘的情況。同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也加深了我國教育的危機，而帝國主義各國對我國教育事業的控製更是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歩。這一切表明，辛亥革命後，資產階級要求的新教育不但沒能在全國範圍確立起來，而且教育事業日益陷於困境。

　　對於這種狀況，蔡元培是深為憂慮和不滿的。1920年10月，由於五四以後他繼續在北大推行改革，“這時候張作霖、曹錕等，深不以我為然，尤於北大男女同學一點，引為口實。李君石曾為緩和此種摩擦起見，運動政府，派我往歐美考察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適羅君鈞任（文幹）由政府派往歐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約定同行”。他這次赴歐美各國除考察教育，物色、聘任教員，協助勤工儉學等事宜外，還要爭取收回庚子賠款用來辦學，向華僑募捐建造新的圖書館。在此期間，他曾多次談到國內和北大的令人擔憂的情狀。在美國舊金山華僑歡迎會上，他痛切剖析國內積弊，他說：“國家金錢，不用以興利舉廢，而為兵所消耗，武人擁兵自雄，殺人盈野，以吾人脂膏，盡充軍餉，全不想國家若危，己焉能安。”揭露了造成國內政治黑暗、教育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他描述了當時國內大學教育的狀況：“顧中國歹人耗費國家金錢，好事反無力舉辦。國立大學隻有四個。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學，隻有法、工兩科。山西大學雖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學生亦僅幾百人。東南大學新辦預科，其幼稚可以想見。美國私立大學很多，共有幾百個。中國之私立大學，亦寥若晨星，北京則有中國、民國、上海則有大同、複旦，且經費均感困難。此外則有廈門大學，由陳嘉庚先生獨捐四百萬，辦預科。”“北大因經費不足，每年隻招三百人，而與考者每多至千餘人，勢不能全數收納”。他還特別介紹了近年來北大興利除弊的舉措，並以五四運動為例，指出“北大學生最關心國家大事”。他希望華僑能更多地關注國內和北大的事業。8月間，他應教育部之命，順道到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會議。他後來曾談及當時與會的心情，他說：“我們的教育辦得如何，我們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到了這個時候，也就不能不說幾句撐場麵的話。尤其是在擅香山的太平洋教育會議席上，各國的代表都要貢獻他國內的教育成績，而我們正是首都國立高等學校陷於破產的時候，使人心裏實在難受”。

　　正是在這種教育危機日益嚴重的情勢下，教育界發出了“教育獨立”的呼聲，要求擺脫封建軍閥政府和外國勢力的桎梏，要求獨立自主地發展本國的新教育。這種“教育獨立”的主張所包括的內容大致為：（一）教育經費獨立；（二）教育事務獨立；（三）教育離政治而獨立；（四）教育離宗教而獨立；（五）高等教育之學術獨立。在上述主張中，爭取教育經費的獨立成為最緊迫的問題。

　　這一時期，北大等校教職員為索取積欠的薪資和學校經費而進行的鬥爭事件，屢見記載。1919年12月15日，北京小學以上學校教職員為要求清償舊欠，改發現洋（當時多以票洋代銀元發薪，而票洋大量貶值），決定是日起全體停止職務（即罷教），並成立固定組織，馬敘倫、王桐齡任總務，陶孟和、李大釗等負責新聞組工作。北大教職員參加了這次統一行動。蔡元培認為多數教職員辭職，校長也當然要辭職，12月31日，他與北京各大專校長一同提出辭職，辭呈稱：“竊自教職員停止職務以來，倏已半月，迭經設法疏通，迄無效果，轉瞬假期屆滿，更屬無法支持。既未便坐視，又無法進行，唯有懇請大總統準予辭職，並迅即派妥員接替，無任屏營待命之至”。因未見複文，翌年1月8日複再呈辭職。後經教育部對各校長慰留，事態漸趨緩和，但按常例，蔡係總統任命，還須總統下令慰留方生效，而當時總統沒有另文挽留，於是輿論界又盛傳要撤換蔡元培。同年一月，教職員聯合會代表馬敘倫等二十六人，聯名上書總統，要求挽蔡，呈稱：“時逾兩旬，未蒙大總統慰留，各校方深疑慮，近觀本京報載，教育部將蔡校長辭職事件提出國務會議，業經通過，準予辭職。雖事關密勿，無從證明，特蔡校長與北京各國立校長及京師學務局聯名辭職既經全體慰留，未便忽令獨去。況現在各校業已回複原狀；在蔡校長已無責任之可言，在政府於學界甫就寧靜之際，亦似不宜再生枝節。本會深恐萬一報紙傳聞竟成事實，去夏劇潮可為殷鑒”。馬文以五四學潮相警告，北京政府自然記憶猶新，最後不得不由總統下令表示慰留，但此事反映了反動當局去蔡之心不死。這次集體停止職務和辭職事件，說明了當時教育界的嚴重狀況。

　　1920年上半年，北大等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教職員，因教育基金無著，薪資積欠，遂進行教育經費獨立的運動。這一年九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通過了教育經費獨立的議決案，要求教育經費不得移作他用。1921年3月，各校教職員相繼罷教，要求政府指定專項教育基金和清償積欠。李大釗曾參加領導這次向軍閥政府開展的“索薪鬥爭”。軍閥政府對國立八校教職員的索薪要求竟不加理睬，各校教職員因此由罷教發展到提出一律辭職，並與學生一道向反動當局請願。6月2日，北京公立二十九所大中學校學生代表齊集新華門向國務院請願，代表們守候了一夜，拒不得入。3日，三百多學生又冒雨趕來，國立八校的教職員也相繼來到，一時新華門前擠滿了請願的人群。反動政府不但拒絕接見，竟還指使軍警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北大教授馬敘倫、沈士遠等教職員和學生數十人當場被毆傷。李大釗不顧自己頭部被刺傷流血，麵對凶手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痛斥了軍閥政府的暴行，使請願群眾受到很大鼓舞。這一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社會輿論發出“京中已無教育”的呼聲，馬敘倫教授曾憤而絕食。這次鬥爭主要是以爭取教育經費為目的的，但它反映了當時深刻的社會危機，特別是教育危機的嚴重性。

　　1922年初，由於曆屆軍閥政府的摧殘，教育危機日益嚴重，這時教育界由原來爭取教育經費獨立，進一步提出整個教育獨立的要求。他們鑒於軍閥派係之間內戰頻仍，政潮迭起，教育事業風雨飄搖，幾瀕破產的狀況，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提出了爭取教育獨立的三個基本要求：教育經費應急謀獨立，教育基金應急謀指定，教育製度應急謀獨立。當時不僅教育界人士從事爭取教育獨立的活動，而且廣大學生也參加進來，組織了全國教育獨立運動會，發表宣言，鼓動學界共同進行。“各方麵加入該會者極多。”在當時教育危機極端嚴重的情況下，爭取教育獨立運動在北大以至在整個教育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21年9月，蔡元培從歐洲考察教育回國。他對教職員的罷教行動，不甚讚同。他曾召集北大教職員會議，提出對政府不滿盡可采取不合作態度，可自動辭職以示抗議；而因索薪罷教貽誤學生學業，則有違教師的表率作用。這不是從政治鬥爭的需要著眼，顯然是一種近於迂腐的看法。他讚同向政府提出發還教職員欠薪的要求，但認為罷教期間未為學生上課，領取的薪資應該交公。當時教職員曾接受他的勸說，準備歸還罷教期間領取的薪金。原來在5月間教員集會時，胡適也曾提議：本校教職員自本年4月份罷工期內應得之薪俸，凡每人每月在60元以上者，全數捐作圖書館建築費；每月薪俸在60元以下者，自由捐助。後經全體討論同意不分薪俸多寡，都全數捐助。但因欠薪日益增多，這些辦法，實際上是辦不到的。特別是教育經費困難已日益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1922年8月，由於經費無著，“各校招生之舉，業已停頓，數千來京應試之學生，頓起恐慌。即各校舊生，亦以開學無期，非常失望。”北京國立八校校長蔡元培、李建勳、許壽裳、王家駒、周頌聲、俞同奎、吳宗栻、鄭錦及教職員代表，曾到教育部要求發給積欠的經費（積欠達五個月以上，此次隻要求先給三個月），以解燃眉之急。這一合理的要求竟被拒絕，並遭到無端侮辱。八校校長曾為此憤而提出辭職，井向全國各界通電指出：“教育經費，積欠五個月以上。北京國立八校校長暨教職員代表二十一人，根據閣議，並經教育王總長預向交通高總長介紹，允於本日上午在交部接見。詎到部後，始則閉門不納；繼則談話未終，突來部員多人咆哮怒罵；部長托詞赴院，一去不回；憲兵巡警盤詰監視；自朝至暮，毫無結果。似此蹂躪，萬難忍受”。這件事給蔡元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對北京政府完全失望。

　　蔡元培對這時教育遭受軍閥政府嚴重摧殘的狀況，深為擔憂和不滿。於是在1922年初發表了《教育獨立議》一文，提出了教育獨立的主張。他在文章中指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主張實行不受政黨和教會控製的“超然的教育”。

　　因此，他首先力主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他認為，教育是要個性和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則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他還認為，教育是求遠效的，“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可見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時能達到的；而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政黨掌握政權往往要經常更迭的。“若把教育也交與政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也就沒有成效了”。所以，他主張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以外。

　　如何實現這種脫離政黨的超然的教育呢？他建議采用法國大學區製的教育製度。這個建議，第一步是把全國劃分若幹大學區，每區立一大學，凡中等以上各種專門技術都設在大學裏麵，區內的中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都由大學辦理。每一學區由大學教授組織教育委員會，並選出校長，主持本學區的一切教育事務；第二步，各學區大學校長組成高等教育會議，辦理各大學區互相關係的事務；第三步，教育總長必須經高等教育會議承認，不受政黨內閣更迭的影響，“教育部專辦理高等教育會議所議決事務之有關係於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國教育統計與報告等事，不得幹渉各大學區事務”。這種使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的大學區製建議，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教育和政治的關係上，蔡元培從委身教育事業到創辦愛國學社，從民元製定教育宗旨到主持北京大學，都在實際上實行寓政治於教育的主張。現在他提出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從表麵上看是改變了他過去的主張，要使教育成為“超然”的、純學術性的事業。實際上，這個建議是針對軍閥政府派係紛起，教育備受摧殘的嚴重狀況而提出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上不受軍閥政府的控製。有這樣一件事，當時北京政府提出要辦所得稅，並許諾要以十分之七做教育經費，結果全國人民反對，辦教育的人也反對，蔡元培解釋說，這實在並非根本反對所得稅，而是反對由這種政府來辦，他提出隻要用極周密辦法使錢不被政府挪用，完全用在教育或實業上，就可以讚成所得稅的辦法。所以教育獨立主要是針對當時腐敗的政治而言的，雖然它避開了政權這個根本問題而要求教育上的獨立，是不切實際的，但在反對封建軍閥專政這一點上，仍然是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這個教育獨立主張，也同當時最緊迫的教育經費獨立問題相聯係。他在1927年提出實行大學區製的一份報告中，曾述及這一時期的教育經費狀況：“欠薪累累，膏火不繼，圖書缺略，設備不周，欲矯此弊，自宜注意重研究之一端。”在《教育獨立議》中，他提出各大學教育經費都從本學區中抽稅解決的辦法。所以，蔡元培關於教育脫離政黨而獨立的主張，是包含教育立法、教育行政和教育經費的獨立，一句話，即要求擺脫軍閥政府的控製。

　　其次，主張教育脫離宗教而獨立。這是蔡元培的一貫思想。他從反封建鬥爭出發，反對複古派要把孔教定為國教，把孔孟學說作為國民教育的內容，同時也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浸入教育中來。他曾說：“學校之中，苟有教會之人為教員，則往往誘導學生使之歸依宗教。拘守舊學者，又欲定孔教為國教，以規定於學校教科之中。”對這兩者他都是明確地持反對態度的。而這時正值北京等地學生和教育界掀起非宗教運動，蔡元培在《教育獨立議》中再次重申教育脫離宗教而獨立的主張，並具體提出大學不設神學科、不得舉行宗教儀式以及辦教人不得參與教育等辦法，這是對這場鬥爭的積極支持，具有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意義。

　　蔡元培關於教育獨立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師生的願望，在當時它所反對的是軍閥的黑暗政治和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是有進步意義的，因而在北大和整個教育界得到了廣泛的支持。

　　蔡元培在遊學歐洲期間，曾接受過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向住“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界。他在五四以後，就曾提出教育問題的根本解決，在於改變現在的經濟組織。1919年12月，北京女高師學生李超，因其兄為爭家產逼其綴學出嫁，憤懣而死。她的死，引起社會上對解決這種不幸問題辦法的討論。北大教授胡適專門為她寫了七千餘字的傳記，並說：“她所遭遇的種種困難都可以引起全國有心人之注意討論。所以我覺得替這一個女子做傳比替什麽督軍做墓誌銘重要得多咧。”當時，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都參加了為她舉行的追悼會。蔡元培送的挽聯是：“求學者如此其難，願在校諸君，勿辜負好機會；守錢虜害事非淺，舍生計革命，不能開新紀元”。並書寫了“不可奪誌”四個字的橫幅。他在追悼會的演說中曾說：“我的觀察，是覺得男女兩方有同樣問題，所以不得不想出總解決的方法。”他認為總解決的方法，“是經濟問題的解決。為了貧富不均與財產權特別占有，不知犧牲了多少人的權利與生命。李女士不過其中的一人罷了。要是改變了現在經濟組織，實行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則，再有與李女士一樣好學的人，要求學便求學，還有什麽障礙呢？”1920年1月，他在《工學互助團的大希望》一文中，批駁了那種把貧富不平等原因歸結於教育不平等的錯誤看法，他說：“要是經濟的組織大大改變，全世界做成一個互助的團體，全世界的人沒有不是勞工，那工作的時間，一定都可以減少，那求學的機會，一定都可以平等，豈不是現在世界最難解決的問題，一切解決，成了最幸福的世界麽？”但是，蔡元培畢竟不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為社會主義是中國古已有之的一種學說，把中國古代思想家描述的理想化的絕對平均的小農社會當作社會主義，想用這種理想的公則去消除他看到的歐洲資本主義的社會災難。所以他雖然提出改變經濟組織這一正確命題，卻不能指明實現它的途徑；這和他提出的教育獨立論一樣，希望在不改變現存政權性質的情況下改變教育的性質和狀況，同樣是不切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