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第二節 辭職離京與“挽蔡”鬥爭

　　五四運動爆發後，北京大學成為反動勢力集中攻擊的目標。“他們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學界的舉動，都歸到北京大學；把大學學生所有的舉動，歸到蔡校長一人身上”。他們放出了種種攻擊北大、威脅蔡元培的謠言，如說要焚燒北大校舎，刺殺北大學生，要以三百萬金收買刺客暗殺蔡元培，還盛傳陸軍次長徐樹錚命令部隊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對準北大示威等等。北京政府誣蔑這次運動是“學閥操縱，學匪幹政”。在五月四日晚召開的閣員緊急會議上，當許多閣員攻擊蔡元培，並竭力主張解散大學，將蔡免職查辦，教育總長傅增湘為蔡解釋時，國務總理錢能訓竟質問傅：“汝謂蔡鶴卿校長地位不可動搖，假如蔡鶴卿死，則又何如？”北京政府還內定以馬其昶取代蔡元培的北大校長職務。開始，蔡元培認為營救被捕學生，是校長的職責，不計個人安危，“態度鎮靜而強硬”。他抱定“現職必辭，而非俟各學生一律安寧無事，決不放手也”。當時有學生勸其離京，他表示學生未全部釋放前，決不逃避責任；有人勸他為安全計改乘汽車，他亦不肯，仍照常坐馬車到校視事。被捕學生釋放後，反動政府並沒有放鬆對學生運動的壓製。5月8日大總統徐世昌竟然命令京師警察廳將已釋放的學生，重新“送交法庭，依法辦理”，並發出整飭學風、查辦北大校長（這個命令發出後又匆忙收回）等命令。在這種殘暴壓力和尖銳政治鬥爭麵前，蔡元培同情學生，憎惡軍閥政府，但他又深恐因自己累及學校，於是采取了離職出走的回避態度。5月8日這一天，他寫了一個給大總統和教育總長的辭呈，稱：“竊元培自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以來，奉職無狀，久思引退。適近日本校全體學生又以愛國熱誠，激而為騷擾之舉動，約束無方，本當即行辭職；徒以少數學生被拘警署，其他學生不忍以全體之咎歸諸少數，終日皇皇，不能上課，本校秩序極難維持，不欲輕卸責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業已保釋，全體學生均照常上課。茲事業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屍位本校，不特內疚無窮，亦大有累於大總統暨教育總長知人之明。敬竭誠呈請辭職，並已即日離校。一切校務，暫請溫宗禹學長代行。敬請大總統簡任賢者，刻期接任，實為公便”。晚十一時，他將自己在校中的東西全行搬出。9日清早，潛行乘車離京。出走前，他除委托工科學長溫宗禹代理校務外，還給北大師生留下了這樣一個啟事：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唯知我者諒之。

　　蔡元培被迫出走的消息，在青年學生的心中引起軒然大波。北大同學把蔡元培留下的條子油印散發到各校，許多人對條子中引用的典故不解，議論紛紛。有的人望文生義，謂“君者指政府，馬者指曹章，路旁兒指各校學生。”這完全是誤解。若是，則是蔡元培把一切罪過都推委到學生頭上了。這顯然違背蔡的本意。

　　10日，文科教授程演生回答了學生詢問，指出這個典故的出處和含義：“‘殺君馬者道旁兒。’《風俗通》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旁小兒觀之，卻驚致死。按長吏馬月巴，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於死。”認為蔡用此語，大意是自己所處的地位如若不走，“徒循他人之觀快，將恐溺身於害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句，出自《毛詩·大雅·民勞》。程解釋說：“所謂民者，或自射其名耳（孑民）。言已處此憂勞之餘，庶幾可以小休矣。倘取全章之義，則不徒感歎自身，且議執政者也”。程最後還特別指出，若對蔡的啟事望文生義，造出他倭過於學生的謠言，“若是說去，成何意義？可發一笑。賢者雖明哲保身，抑豈忍重責於學生耶！”

　　後牽，蔡元培對他引用“殺君馬者路旁兒”一語，解釋為“但取積勞致死一義，別無他意”；引用“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一語，解釋為“但取勞則可休一義，別無他意”。其實，他離京出走的根本原因，是要以個人的引退，來保存學校，保護學生免受迫害。當時北京政府是把他視作這次學生運動的總後台，而集矢於他的。“蔡孑民入長大學，容納新潮，大倡改革，久為政府所妒忌，故前已有改組大學之風說。而此次風潮，又發生於大學校，反對黨借題發揮，知者為蔡氏危，且為教育之前途苦矣。”所以他辭職出走，確是君子用心良苦。這從當時報紙報道他在天津與友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到：

　　得天津確實消息，蔡孑民已於十日乘津浦車南下，登車時迨有一素居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詫異曰：“君何以亦南行？”蔡對曰：“我已辭職”。友曰：“辭職當然，但何以如此堅決？”蔡曰：“我不得不然。當北京學生示威運動之後，即有人紛紛來告，謂政府方麵之觀察，此舉雖參與者有十三校之學生，而主動者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大學學生之舉動，悉由校長暗中指揮。故四日之舉其責全在蔡某。蔡某不去，難猶未已，於是有焚毀大學、暗殺校長之計劃。我雖聞之，猶不以為意也。八日午後，有一平日甚有交誼而與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曰：‘君何以尚不出京？豈不聞焚毀大學、暗殺校長等消息乎？’我曰：‘誠聞之，然我以為此等不過反對黨恫嚇之詞，可置之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將大不利於學生。在政府方麵以為君一去，則學生實無能為，故此時以去君為第一義。君不聞此案已送檢察廳，明日即將傳譏乎？彼等決定，如君不去，則將嚴辦此等學生，以陷君於極痛心之境，終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則彼等料學生當無能為，將表示寬大之意以噢咻之（按：表示撫慰病痛之聲。天津《益世報》報導此消息時，此處三字為‘敷衍之’），或者不複追究也。我聞此語大有理，好在辭呈早已預備，故即於是晚分頭送去，而明晨速即離校以保全此等無辜之學生。”隨後，蔡又告此友人：“八日午後，尚有見告政府已決定更換北京大學校長，繼任者為馬君其昶。我想再不辭職，倘政府邊不及待，先下一令免我職，一人之不體麵而猶為小事，而學生恐不免起一騷動。我之急於提出辭呈，此亦其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辭職而繼任又為年高德劭之馬君，學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騷動乎！我之此去，一麵保全學生，一麵又不令政府為難，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學。在我可謂心安理得矣。”蔡元培在天津的這個談話，同他留給北大師生啟事的深意，是相符合的。對於今後的行止，他表示：“我將先回故鄉視舍弟，並覓一幽辟之處，杜門謝客，溫習德、法文，並學英語。以一半時力，譯最詳明之西洋美術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學若幹部。此即我此後報國之道也”。

　　蔡元培離京抵天津，後又經上海，於5月21日回杭州小住。他離京後的第三天，北大同學接到了他的一封來信，又解釋了他出走的原因：

　　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城。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於諸君之理，難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仆所以不於五日提出辭呈者，以有少數學生被拘譬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

　　今幸承教育總長、警察總監之主持，及他校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保釋，仆所能盡之責，止於此矣。如不辭職，更待何時？至一麵提出辭呈，一麵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於發表，無他意也。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去留，決無妨於校務，惟恐諸君或不見諒，以為仆之去職，有不滿意於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這封信僅署他的姓名，未注明發信處，借以表明去誌之堅。這封信，反映了察元培對學生運動的矛盾心情，富有愛國心、正義感的他，不能不同情和支持學生運動；而作為國立大學校長，卻又不得不因此“引咎辭職”。這封信在學生中引起很大反響，特別是他在營救學生獲釋後才出走的高尚品格，使廣大青年學生對他更加敬重。從這時起，北大和北京各校師生開展了“挽留蔡校長”的鬥爭，這也成為當時正如火如荼發展著的學生愛國運動的一項內容。

　　就在蔡元培出走的當天，即在北大召開了各校代表會議，決定先以北大全體學生名義呈請政府對蔡挽留，表示：“若今校長得留，則生等雖去校之日，猶懷補過之思，否則非貽教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險，且恐激起全國輿論之非難。伏乞萬勿允準辭職，以維學務而平輿情”。同時向全國各界發出通電，要求聲援。北大教職員也集會推舉代表李大釗、馬敘倫、馬寅初、康寶忠、徐寶璜、王星拱、沈士遠等到教育部請願，麵陳挽蔡決心，同時議決如蔡不留任，北大教職員“即一致總辭職”。

　　北大學生代表往見教育總長傅增湘，提出三項要求：（一）請總統特下命令挽留；（二）派司長赴津勸駕；（三）由學生方麵通電上海陳述一切。傅增湘對蔡是取同情態度，因而對前兩項允為辦理，後一項由北大學生自行發電，電報是通過上海《時報》轉告全國各省教育會、各団體，電文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辭職離京，群情惶惑，恐釀大變，務乞各界垂察。”同時在發給上海唐紹儀的電報中，進一步指明察出走的真相，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受外界脅迫辭職他去，請一致挽留。”10日，當北大教職員代表馬敘倫等八人往見傅增湘時，“傅對各代表宣明自己誠懇挽留蔡校長之態度，各代表複問總統總理之意如何？傅默然有間謂：總統總理之意見餘未深知，無從代為宣布雲。各代表退後，教職員會中遂有‘如蔡不留，則一致總辭職’之決議”。

　　北京各校以及社會各団體也為挽蔡而積極活動。10日下午，由二十七人組成的各校追蹤挽蔡的代表團赴律；他們抵津後未找到蔡元培，於是又從中推舉四位代表赴滬追蹤挽留。天津學界亦推舉二人同住。5月11日，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正式成立，北大教授康寶忠被推舉為主席，在會上，各校教職員一致簽名上書要求挽察。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也上書總統和教育部，指出：“此次學生行動純屬全體學生公意，出自至誠，責無旁貸”。並針對當局要歸罪蔡元培的企圖，據理申辯道：“既屬生等全體行動，與各校校長絕不相關，尤非北京大學校長一人所能代任其咎。且蔡校長德高望重，海內宗風，自其入長大學，招致賢哲，成績斐然。不特親立門牆者鹹受薰陶，即異校弟子，亦得常親教澤，全國輿論尤極推祟，……自蔡校長辭職，學界震動，函電紛馳，驚惶萬狀。加以謠言紛起，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大總統、總長素重教育，萬望俯順眾情，對於北京大學校長辭職，萬勿批準，並迅下明令，切實慰留，保此教育一線之曙光”。

　　12日，北京政府對挽蔡仍無任何表示，各校學生和教職員代表是日又在北大理科第一教室開聯席會議，再次表明挽蔡決心，學生並準備罷課。13日，各校教職員聯合會派出代表九人，到總統府請願。其他各高等學校校長也相率辭職，以示聲援。醫專校長湯爾和、工專校長洪熔等並於即日離京赴津，以示與蔡元培共去留的決心。當晩，北大評議會和教授會召開聯席會議議決挽蔡事項。會後向全校師生布告說：“本校教職員及學生全體，以蔡校長因學生救國義舉致受奸人逼迫而去，其一身之去留，不獨關係大學前途，實為全國人心民氣所係肩。”布告表示定與京中各校師生一道，“務期挽回蔡校長而後已。”它又指出：“五六日以來，蔡校長之蹤跡杳然，而政府之挽留之指令未下。是以本校群情憤激，有単獨罷課之議。同學諸君愛國愛校長之熱誠，當為國人所同諒。”5月11日成立的上海學生聯合會，也於15日發表宣言，要求北京政府“請自今日始，於一星期內作正當明確之表示，維持蔡校長之地位與大學尊嚴”。“若滿一星期猶無滿意之表示，則誓籌最後之對付，唯政府實利圖之。”

　　這場挽蔡鬥爭，成為愛國學生運動的繼續和發展，這不僅是關係個人的去留問題，而是一場反對軍閥政府、維護學生運動正義性的鬥爭。在人民群眾鬥爭的壓力下，教育部除派部員商耆專程赴滬挽蔡外，教育次長袁希濤還於5月12日後連連密電上海方麵，聲稱“情勢急切”，擬“速留蔡”，探詢“蔡公是否過滬倘蔡公抵滬，請先轉達”等等。5月14日，徐世昌簽署了挽蔡命令，稱“該校長殫心教育，任職有年。值茲整飭學風、妥善善後，該校長職責所在，亟待認真擘理，挽濟艱難。所請解職之處，著毋庸議”。但這個語意極不誠懇的命令，實明為挽留，暗存責備之意；同時他又玩弄一個花招，把挽蔡的命令和挽留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的命令一道發表，陰謀以挽蔡為名把這兩個賣國賊也保護起來。更令人發指的是在這同一天，他又連續下達兩道繼續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威脅說：“其有不率訓誡，糾眾滋事者，查明斥退。”“糾眾滋事不服彈壓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懲。”第二日，又將曾經同情過蔡元培的教育總長傅增湘，明令免職。這時安福係政客企圖乘機控製教育部，決定由參議院副議長、安福黨徒田應璜任教育總長，並擬由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長。這一切都清楚地暴露了軍閥政府“挽察”的真實麵目。

　　嚴酷的現實，使學生更加認清了反動派的本質。在北大學生發起下，5月17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通過決議，向政府提出嚴重交渉條件：（一）切實挽留蔡校長；（二）教育總長不予更動；（三）準許學生自由集會；（四）懲辦曹汝霖等賣國賊。5月18日，北京各校五千多學生在北大三院舉行郭欽光追悼大會，郭為北大文預科學生，五四運動中奮勇參加，他激於當局逮捕學生之舉，“憤然大痛，嘔血盈鬥”，竟至不起。臨危之際，仍以國事為念，不斷歎息說：“國家瀕危，政府猶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壓一線垂盡之民氣；日政府待我留學諸君之事，不圖乃見於生斯長斯之祖國，事可知矣。”每每嘔血不止，至7日齎誌而歿，年僅24歲。這位為國事憂憤而死的愛國誌士，引起大家沉痛哀悼。18日的追悼大會成為深入鬥爭的一次動員。5月19日，全市學生開始總罷課。學生運動更加深入、擴大了。

　　在挽蔡問題上，軍閥政府一直玩弄陰謀。開始，他們企圖以暫時挽蔡來平息學生運動，如在蔡元培出走後他們多次密電追蹤挽蔡，稱“北京直轄各校長，繼續辭職者，因留蔡未有結果，均尚未允回校任事。各校學生代表，每日開會。現狀如此，深以多延時日，無法維持為慮。”又稱：“蔡公已否過滬，倘對挽留一節，遽仍表示決絕，則風潮難息。牽連教育大局，深可危慮。”徐世昌挽蔡令發表後，他們又電告滬上說：“昨晚大學，又以政府所發命令不滿意，約集各校，發生風潮，現已設法維持。但再節外生枝，則無法處置矣。”惶恐之狀由此可見。

　　如前所述，蔡元培對於個人的去留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學生能否得到保護，不受暴力的侵害。教育部派員在上海見到他時，他明確表示政府如能“曲諒”學生，方能勉為其難。5月20日，他在致總統、總理和教育總長的複電中，同樣表達了這個意向。電文稱：“奉大總統指示慰留，不勝愧悚。學生舉動逾越常軌，元培當任其咎。政府果曲諒學生愛國愚誠，寬其既往，以慰輿情，元培亦何敢不勉其維持，共圖補救。謹陳下悃，佇侯明示”。這時，教育部也一再致電，向蔡表示：“政府辦理此事，尚屬持平。外間謠傳，並非事實”。“述及學生前事，政府並無苛責之意”等等。但是，事實並非如此。5月19日北京學生總罷課後，反動政府的迫害變本加厲，對學生的愛國要求毫無誠意，蔡元培見此情狀，乃於5月21日離滬抵杭州小住，並於26日致電袁希濤等，稱“臥病故鄉，未能北上”，仍拒絕回任。

　　六三以後，當軍閥政府大肆鎮壓學生運動時，於6月6日準蔡元培辭職，並於次日由總統下令，“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學校長”。公布後，輿論大嘩，北大師生表示堅決反對，於是又掀起了“拒胡迎蔡”的鬥爭。

　　其時，安福係政客還以金錢收買北大補習班一個教員和幾個學生密謀迎胡，並唆使一個曾被北大辭退的教員挑頭，捏造了大量假姓名，刊布所謂“拒蔡迎胡”的呈文，企圖混淆視聽。反動當局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北大廣大師生的堅決回擊。6月6日晚，北大學生在西齋飯廳舉行大會，一致表決拒絕胡仁源，上書政府要求收回成命，指出：“今政府乃欲以蔡校長慘淡經營、規模初具之大學，委諸敷衍從事、秉性愚暗之胡仁源之手，俾教育界方茁之芽，頓就枯萎，則國家前途之黑暗誰屍其咎？無以對蔡校長且不計，抑將何以對國人？學生等切膚之痛，於此尤所難堪。故為自身學問計，為教育前途、國家前途計，決不敢妄從明令，聽其蟊賊大學，戕害國本。為此，懇請撤消以胡仁源署理北京大學校長之令，並請即促蔡校長早日回校視事，以竟全功。”同時派出代表要求胡仁源“萬勿到校”。連日來，北大教職員也集會議決拒絕胡仁源，並舉代表向政府聲明，北大校長“除蔡元培外絕不承認第二人。”《新青年》也揭露了安福係政客用五千元收買北大師生中幾個敗類的穢行，使他們所齊謀的“拒蔡迎胡”的詭計敗露。

　　在人民群眾鬥爭的巨大壓力下，反動政府被迫於6月10日發布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賣國賊的免職令。在學生運動具體鬥爭目標得到部分實現的情況下，北大學生就教育界問題向政府提出三項最低條件：（一）教育總長須任德高望重的人；

　　（二）政府下令免胡仁源，再下誠懇的命令挽留蔡校長；（三）政府派大員，各界同時派代表赴杭勸駕。同時，各專門學校和教職員聯合會、商會等團體也一致聲援，終於迫使軍閥政府以教育部命令方式將胡仁源調部任用，免去了他的北大校長職務。新上任的教育次長傅嶽棻也於6月18日致電杭州蔡元培，說：“學潮漸息，大學校務仰賴維持。茲特派徐秘書專誠赴杭，麵致忱悃；務希速駕為盼”。6月22日，北京教職員聯合會、學生聯合會、北大師生以及教育部代表湯爾和、馬裕藻、沈尹默、狄福鼎、熊夢飛、徐鴻寶等人，到杭州迎接蔡元培回京複任。至此，廣大師生的“挽察”鬥爭取得了初步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