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第一節 支持學生愛國運動

　　作為一位教育家，蔡元培對學生參加政治活動是不很讚成的。他曾說：“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他提倡“潛修”的功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認為學生主要是要在學術上取得較深的造詣，以備將來報效國家。但在實際上蔡元培對學生的政治活動，並不多加幹渉；而他自己的思想，也是隨著時代的步伐一起前進的，這在五四運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1918年5月，北京爆發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學生運動。原因是：在這年初，英、法、日、美各帝國主義國家相繼開始了對蘇俄的武裝幹渉。5月16日，日本乘機脅迫中國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日本企圖通過這個協定，一方麵挑動段祺瑞政府幹涉蘇俄，同時也借此進一步侵略中國。它曾利用這個協定，向長春以北的中東路附近地區調集了六萬軍隊，占領了我國東北的大片領土。簽約消息傳出後，學生們憤激異常。在鄧中夏、高君宇、許德珩等人的籌劃下，5月20日晚，在北大召開了群眾大會，北高師等其他學校代表也應邀參加。會上群情激昂，一致議決第二天去“總統府”請願。這次行動蔡元培事先與聞，第二天清早他來到學校，對準備出發請願的學生進行勸阻，認為愛國熱誠可嘉，但外交問題應靜候政府解決。學生沒有聽從他的勸告，隊伍按時出發。這次遊行請願行動，是北京學生一次空前的愛國運動，但學生們在請願時被當時北京政府大總統馮國璋的花言巧語所蒙蔽，二千多北大和其他學校學生很快就回校複課。這次鬥爭沒有取得什麽直接結果。

　　事後，蔡元培以對學生請願事“辦理不善”，“奉職無狀”為由，提出辭職。他在辭呈中說：是日，“元培特於七時到校，多方勸告，並許以代達意見於大總統，而彼等不肯聽從，毅然列隊進行。元培平日既疏於訓育，臨時又拙於肆應，奉職無狀，謹此辭職。”陳獨秀等各科學長，也“因不能襄助校長管理學生，有負學長職務”，聯名辭職。對蔡元培的辭職，學生及其他方麵都進行了挽留，全體學生班長還向他汊陳誠意。蔡元培最後還召集班長陳述他對全體學生的希望，並詢問學生“是否均已覺悟”（意即學生應以學業為重）後，始打消辭意。這反映了察元培既同情學生的愛國初衷又拘泥於學生的職誌在於專心求學，因而阻止學生的請願活動。這反映了他的一種矛盾的心態。但當國事危急，當權者顢頇無能以至不惜出賣國家主權的時候，他則從救國大局出發，認為此時學生有必要“犧牲其時間與心力”，起來喚醒國民，挽救危局，反對當權者“櫬喪國家之行為”。

　　他在後來曾說到自己對學生運動態度的變化：“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但是，“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1925年他旅歐期間，曾回顧五四以來學生熱情奔放地參加一切政治活動，對於這種學生運動，他說：“學校當局的看法是，如果學生的行動不超出公民身份的範圍，如果學生的行為懷有良好的愛國主義信念，那麽，學生是無可指責的。學校當局對此應正確判斷，不應幹預學生運動，也不應把幹預學生運動看成是自己對學生的責任。”“學校當局正是基寧這點才以極大的同情與慈愛而保護他們。”事實證明，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中正是以極大的熱情保護學生的。

　　如前所述，蔡元培曾以欣喜的心情慶祝協約國的勝利，並因此對中國和世界的前景抱有新的希望。但是，殘酷的現實，很快證明這不過是一個美好的夢幻。

　　1919年1月18日，戰勝的協約各國在巴黎凡爾賽宮正式召開和會。一些中國人曾對巴黎和會充滿幻想，把公理戰勝強權，要求取消各國在華特權和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希望，都寄托在這次“和平”會議上。當時，中國也算是戰勝國之一，因此也派出代表參加和會。在全國人民輿論的壓力下，我國代表向和會提出了要求列強廢棄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隊和歸還租借地、租界等七項希望條件，還提出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協約（即二十一條）。但是，這次和會，是完全為美、日、英、法、意等國所控製，旨在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劃分勢力範圍的一次分贓會議。中國的上述合理要求，竟然被和會拒絕討論。隨之，中國代表又要求把戰前德國在山東強占的各種特權歸還中國，但日本在美、英、法帝國主義的默許、慫恿下，卻蠻橫地硬要“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和約中竟規定要將這些特權全部讓給日本。中國外交失敗已成定局。

　　我國代表在巴黎和會的外交交渉，成為當時中國人，特別是青年學生最為敏感的問題。幻想迅速破滅了。學生們首先開始行動。2月5日晚間，北大學生在第三院禮堂召開全體大會，電致巴黎專使，要求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並推出幹事十餘人，分頭聯絡各校學生。

　　蔡元培始終懷著憂國的急切心情，密切注視著巴黎和會和中國外交動態。當巴黎和會正在進行之際，為“表示真正民意”，為政府外交之後援，1919年2月16日，蔡元培、熊希齡、張謇、林長民、王寵惠等發起組織了國民外交協會，並被推舉為理事。2月23日，國民外交協會在中央公園召開講演大會，蔡元培出席並發表講演，譴責了政府當局的秘密外交，要求國民起來糾正利他的外交，他說：“原我國外交之所以失敗，由一切委諸少數當局之手，常以秘密行之。當局一遇困難問題，則僅圖少數人之亟於卸責而輕易承諾，不暇顧受此影響者之大多數國民，而受此影響之大多數國民亦且甘受此無意識之害而不敢有所糾正，此所以失敗重失敗也。今外交之大勢既大有轉移，美總統威爾遜所提出之十四條，有‘公開外交’一條，業為各國所承認，是即畀國民以主持外交之機會。我國民不可不乘此機會以為少數外交當局之後援，以救正向來之被動之利他外交，而以自進於自他均利的外交之團體，此即國民外交協會之所由發起，而今日到會諸君所不可不注意者也。”國民外交協會在五四運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5月3日就曾通過決議，表示如巴黎和會不得伸我國主張，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出席和會專使。

　　5月1日，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已見諸報端。特別是5月2日北京《晨報》發表了林長民的《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沉痛發出：“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並說：“此噩耗，前兩日，仆即聞之。”林以大總統聘任之顧問等的特殊身分，證實了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完全失敗的消息。它像一枚重型炮彈，重重地砸碎了當時人們普遍所抱的“公理戰勝強權”的夢幻。這時，蔡元培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愛國青年身上。當時北大的學生何思源曾回憶說：“五月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一百餘人開會。他講述了巴黎和會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犧牲中國主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我參加了這次會，聽了他的講話，心情非常激劫”。5月3日，蔡元培從汪大燮（時任北京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處獲悉賣國的北京政府已決定要在巴黎和約簽字後，立即將這一消息，告訴了學生代表。

　　當晩，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除北大一千多學生參加外，還有北京高等師範、法政專門學校、高等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等十二所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代表。由北大法科學生廖書倉任臨時主席，文科學生黃日葵、孟壽椿任記錄，許德珩被推舉起草宣言。大會先由《京報》主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講師邵飄萍報告巴黎和會山東問題交渉失敗經過情形，他沉痛而激昂地向與會者大聲疾呼：“現在民族危機係於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隻有淪亡了。北大是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接著，北大學生張國燾、丁肇青、許德珩、謝紹敏以及其他各校代表夏秀峰相繼發言。個個義憤填膺，聲淚俱下。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齧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全場氣氛悲壯激烈。當場通過四項決議：（一）聯合各界一致奮起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三）通電各省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舉行愛國示威遊行；（四）定於次日（五月四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為籌備這次遊行經費，學生們將身上帶的銀元、銅板、戒指、手表、鋼筆等錢物，紛紛捐擲到台上。至“各校代表歸去預備後”，大會仍在繼續，“山東某君演說，略謂斷送國土主權，實曹賊等賣國之結果。章宗祥回國時，留學生高舉賣國賊之旗以送之，世人稱快。吾人對於曹賊，獨不能一泄胸之憤耶？……會眾掌聲與呼聲相雜，表示板端之讚成”。於是提出要求懲治出賣主權、簽定二十一條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及經手各項賣國性借款的幣製局總裁陸宗輿。大會到深夜十一時方結果。

　　經過緊張的準備，5月4日午後，各校學生按預先商定的計劃向天安門出發。北大學生臨出發前，受到聞訊趕來的教育部代表及京師警察庁勤務督察長汪鴻翰等人的阻攔，經學生代表與其理論多時後，方衝破阻攔，整隊出發。三千多愛國學生齊集天安門，標語牌上書寫著：“誓死力爭”、“保我主枚”、“寧為玉碎，勿為瓦全”、“勿做五分鍾愛國心”，一副長方形白布寫的挽聯最為醒目：“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北大學生謝紹敏三日晚血書的“還我青島”四個大字，也懸掛在天安門前。慷慨激昂的演說聲，悲憤激烈的口號聲，回蕩天空，人群中愛國情懷洶湧。大會通過了北大學生許德珩起草的《北京學生界宣言》。隨後又散發了《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北大學生羅家倫起草）。北京大學學生憤怒地呼出了我們民族的心聲：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天安門大會後，愛國學生衝破反動軍警的阻撓，開始了遊行。在“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誓死不承認和約”的雄壯口號聲中，隊伍直奔外國使館區——東交民巷，向帝國主義者示威。遊行隊伍在東交民巷受阻後，即直奔賣國賊曹汝霖的住地，終於痛快淋漓地演出了一幕火燒趙家樓的活劇。這時反動軍警聞訊趕到，將未及走脫的三十二人捕去。其中有北大學生許德珩、易克嶷、楊振聲、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驥、牟振飛、梁穎文、曹永、陳樹聲、郝祖寧、肖濟時、邱彬、江紹原、孫德中、何作霖、魯其昌、潘淑、易敬泉、林君損，共二十人。

　　當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即下令嚴禁學生遊行集會，稱：“本部為維持秩序，嚴整學風起見，用特切實通令各校，對於學生，當嚴盡管理之責。其有不遵約束者，應即立予開除，不得姑寬，以敦士習而重校規，仰即遵照。”警察庁也派出密探到北大刺探。

　　當天晚上，蔡元培參加了北大學生在三院禮堂召開的商討營救被捕同學大會，並邀王寵惠到會，共商對付警廳的法律手續問題。他態度安詳從容，在講話中同情學生的行動，表示現在不是你們學生的問題，是學校的問題，不祗是學校的問題，是國家的問題，並保證負責營救被捕的同學。但他勸告同學不要再繼續開會，切望照常上課，免得節外生枝，增加營救的困難。學生們沒有采納他照常複課的意見，5月5日起，北京各大專學校一律罷課。

　　蔡元培雖不讚成學生罷課，但他為營救被捕學生而積極奔走。5日晨，北京政府教育部竟又明令各校校長，査明為首滋事學生一律開除。蔡元培不顧教育部的高壓，同教務長馬寅初、工科學長溫宗禹等，聯名在6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校長啟事》，明確表示：“為要求釋出被拘留諸同學，鄙人願負完全責任。”5日下午，蔡元培同北京其他十三所大專學校（郊外的清華學校這時也參加進來）校長在北大開會，商討營救學生辦法，各校校長一致表示“學生的行動，為團體之行動，即學校之行動，決定隻可歸罪校長，不得罪及學生一人。”議決組成以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代表包括高等師範校長陳寶泉、農業專門學校校長餘邦正、工業專門學校校長洪鎔、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中國大學校長姚憾，負責營救被捕學生，並表示，“不釋放此少數學生，誓不終止。若政府不能容納眾議，雖致北京教職員全體罷職亦所不惜。”隨後，他們奔走於警察庁、教育部和總統府之間。在警廳，警察總監吳炳湘借口“此次捕人係出院令，故若欲釋放，非再有院令不可。”拒絕釋放；至教育部，因教育總長傅增湘提出辭職，部中無人負責；再到總統府和國務院，總統徐世昌和國務總理錢能訓都托詞拒絕會見。蔡元培到警廳時，甚至表示願以一人抵罪，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但都沒有結果。

　　這時，全國各地紛紛電請釋放被捕的學生，“日凡數十起”。上海三十三所大專學校致電北京政府，稱北京學生愛國行動係“迫於義憤，情有可原”，“警廳拘捕學生三十餘人，欲加死罪，興此大獄，眾情憤慨”，堅決要求“速將學生釋放。”安徽省全體學生致電表示：“諸君此次義舉，敝省各校學生極表同情，已電達政府力爭。尚望堅持到底，敝省各校學生願為後盾”。各地團體還紛紛函電蔡元培和北京大學，稱讚蔡元培“願以身代，仁者用心，令人感泣。”表示誓為後盾，堅持到底。社會名流汪大燮、王寵惠、林長民也聯名致函警察庁，願保釋被捕學生，並稱“群情激動，事變更不可知，為此迫切直陳，即乞準保國民。”時值五七國恥紀念日即將來臨，北京學生和社會各界醞釀召開國民大會。反動派畏懼因此醞成激變後患將不堪設想。這種情勢迫使反動當局不得不釋放學生。

　　5月6日，蔡元培再次率校長團到教育部，要求傅增湘設法營救學生，傅表示願從中斡旋。當晚，蔡元培複率校長團到警廳交渉，警察總監吳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釋放被捕學生的兩個條件：（一）明日不許學生赴國民大會；（二）學生明日起一律上課。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表示同意。

　　七日，經蔡元培勸說，學生們同意複課；但他們同時表示，如至晚被捕同學未能獲釋，仍繼續罷課。這一天清早，各院同學和教職員都齊集文科操場，等候被捕同學歸來。蔡元培也一早來到這裏，並命人排長凳一列，備獲釋同學站立。上午十時許，學校派去的汽車接回了被捕的學生，蔡元培率師生們在門口列隊歡迎他們勝利歸來。大家見麵，激動萬分，彼此都說不出話來，許多人哭泣不已。蔡元培連忙勸慰：“大家應該高興，不要哭。言未已，他自己也簌簌淚下。許德珩回憶當年的情景時仍然深情地說當我們出獄由同學們伴同走進沙灘廣場時，蔡先生是那樣的沉毅而慈祥，他含著眼淚強作笑容，勉勵我們，安慰我們，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1919年5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曾報道當時的情景說：“七日上午九時，被拘之學生既然釋放，當由各校各備汽車往警廳榮迎，將近十點鍾，一齊都到了北京大學，然後才各自回歸本校。當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及職教員，全體在門外迎候，彼此初一見，那一種喜歡不盡的樣子，自然教我難以描寫，尤有那喜歡沒完，將一執手，彼此又全部大哭起來的，感慨激昂，靜悄悄欲語無言的樣子。……如此近了四五分鍾，才由校長蔡君率領大家進去，又過了些時候，蔡校長方召集諸同學至操場訓話，謂諸君今日於精神上身體上必然有些困乏，自然當略為休息，況且今日又是國恥紀念，何必就急急的上課。諸君或者疑我不諒人情，實則此次舉動，我居間有無數的苦衷，所以不得不望諸君稍為原諒”。這也生動反映了當時感人的情景。

　　蔡元培為支持學生愛國鬥爭，營救被捕學生，日夜奔忙，不計身家性命。當時有人勸他，“謂恐危及君身”，蔡笑著回答道：“如危及身體，而保全大學，亦無所不可。”表現了他熱愛祖國、熱愛青年的崇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