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第三節 注重學理研究

　　在課程設置上，蔡元培十分重視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教育。

　　他在解釋學術這一名詞時，認為學為學理，術為應用，而文、理兩科都屬於學的範圍。這裏所說的學理，就是指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他對於中小學基礎教育（即普通教育）和大學專業教育（即職業教育），都很重視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教育。他認為基礎教育有如房屋的地基，專業教育有如地麵上的樓台亭閣；未有地基不牢而能建起高屋的。他不讚同中學實行選科製和文理分科製，就是重視基礎知識教育的表現。他強調中學的主要課程，特別是語文和數學兩科所學的內容，是學生畢業以後無論學文或是學理都必須具備的基礎知識。在大學的專業教育中，他同樣重視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的學習，強調學生必須具備比較全麵的知識。他曾說：“大學宗旨，凡治哲學文學及應用科學者，都要從純粹科學入手，治純粹科學者，都要從數學入手，所以各係次序，列數學為第一係。”他反對那種專己守殘的經院式學風，主張學生要有紮實而寬厚的基礎，那種“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門，尤為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文為足用，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與科學全無關係。”1920年北大製定過校旗，旗的右邊是橫列的紅、藍、黃三色，左邊是縱列的白色，又於白色中間綴黑色的北大兩篆文，並環一黑色。這是借作科學、哲學、玄學的符號。他對此解釋說，紅藍黃三色，象征現象的科學（指物理、化學等）、發生的科學（指曆史學、生物進化學等）和係統的科學（指植物、動物、生理學等）。“科學的範圍最廣，哲學是窄一點，玄學更窄一點兒。就分門研究說，研究科學的人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所以校旗上麵，紅、藍、黃三色所占的麵積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他以此形象地表明“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這是他辦學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他對學生所應該具備的比較寬廣的基礎知識的要求。由此可見，加強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教育，即學理的研究，是蔡元培在北大進行課程改革和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

　　過去的北大，由於師資力量薄弱，官僚習氣嚴重，因而課程建設和教學質量都很差。蔡元培很了解師資質量對教學的決定作用，正是由於他重視延聘學有專長的教授，使這一時期課程建設和教學質量都有顯著提高。他曾指出：文科除原有的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外，“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周豫才（魯迅）、劉半農、周豈明（周作人）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李四光）、丁巽甫（丁燮林）、王撫五（王星拱）、顏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內容始以漸充實。”法科“直到王雪艇（王世傑）、周鯁生（周覽）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這生動地說明了教師的作用。

　　這一時期的北大由於集中了許多學有專長的知名教授，使各學係的課程設置遠較過去充實，並且提高了學術水平。在文、法科開設的課程中，如李大釗的《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錢玄同的《文字學》（聲韻），劉複的《語音學》，吳虞的《文學名著選》，馬裕藻的《古籍校讀法》，黃節、沈尹默的《詩》，鄭奠的《中國文學名著選》，陳寅恪的《佛典譯文研究》，林玉堂的《中國比較發音學》，陳翰笙的《歐美通史》，鬱達夫的《英國戲劇》，鋼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吳梅、許之衡的《戲曲》，馬敘倫的《莊子哲學》，胡適的《中國哲學史》，陳漢章的《中國上古史》，陳啟修的《現代政治》，陳大齊的《認識論》，高仁山的《教育學》，張頤的《康德哲學》，屠孝宴的《宗教哲學》，樊際昌的《普通心理學》，王星拱的《科學概論》，鄧以蟄的《美學》，江紹原的《基督教史》，熊十力的《唯識哲學》，張竟生的《孔德學說》，譚熙鴻的《進化學說》，陶孟和的《教育社會學》，馬衡的《金石學》，周覽的《國際法》，高一涵的《政治學原理》，顧孟餘的《國際公法要論》，馬寅初的《貨幣》、《銀行》等，都具有較高的水平，受到同學的歡迎。有的係還對課程安排進行了一些改革，如史學係為了改造舊史學，把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政治學等作為史學的基本知識課程。政治係的演習課，也是根據專業需要開設的一門選修課。演習分調查和譯書兩種，由學生自由選定一種或兩種，采取教師和學生共同研究、討論的方式進行。調查係由學生就理論、曆史和現狀等方麵任選一題目，經指導教師指定參考書和指導研究方法後，自行調查研究，並於一定期間內寫出報告，輪流在規定的演習時間上堂解說，再由教師和同學提出質問或批評，最後由教師評定分數。選修學生每學期至少報告一次。譯書係由學生一人或兩人與教員選譯書目，請教師指導譯書方法和參考資料，自行翻譯，於兩個月後輪流上堂報告譯作的內容大略，批評其書的長短處，並述翻譯中的疑難問題，然後由教師和同學提出質問或批評，最後由教師評定分數。選修學生至少每兩月作一次報告。規定調查或譯書的成果須交存本係教授會，備演習員和本校師生參考。演習課對培養學生實際工作能力有一定的作用，李大釗、周鯁生、陶孟和、高一涵、王世傑等都擔任過這門課的指導教師。政治係還開設《現代政治》課，注意對當前國際國內重大政治問題的研究，講題由任課教授確定後隨時在北大日刊上公布。當時講授的題目有李大釗的《人種問題》、楊棟林的《現代英國殖民地與其母國之關係》、王世傑的《現代之出版自由》、高一涵的《蘇維埃聯合的根本組織法》、燕樹棠的《中俄交涉問題》、周覽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俄羅斯的政治》等。

　　理科各係的基礎理論和專業課程也比過去大為加強。例如，地質學係由於薈集了許多地質學、古生物學方麵的知名學者，是北大理科和國內同專業中教授較多的一個係，課程內容比較豐富。其中如李四光的岩石學、高等岩石學、地質測量及地質構造學；何傑的地質學概論、經濟地質學、采礦工程學、鋼鐵專論；王烈的結晶學與礦物學、普通地質學；葛利普的高等地層學、高等古生物學等，都具有較高的水平。這一時期還開設了一些關於中國地質、礦產和古生物的課程，如翁文灝的中國地質、何傑的中國礦產專論和葛利普的中國古生物學等。又如，數學係的必修課程有：近世代數學、近世幾何學、函數論、微積分、理論力學、解析幾何、微分方程式等。三年級以上選修的課程有：群論、數論、函數通論、集合論、天體力學、流體力學、微分幾何學、積分和微分方程式論以及數學史等，課程內容都比較充實。又如，物理係的物理學課程分為初級物理、普通物理和專門物理三級，分別在預科、大學一、二年級和三、四年級進行。其中專門物理課程有顏任光的物理光學、氣體中之電流及電子論；何育傑的數理物理、熱物學及氣體論、原能論；李書華的放射學及X光線；溫毓慶的交流電及無線電等。同時還加強了對學生物理實驗的指導，顏任光專門編寫了學生實驗用書《物理實驗》。

　　這一時期由於重視基礎理論和專業的學習，因而對學生的學習要求也是比較嚴格的。胡適在1921年10月8日的一則日記中曾記載：“此一個月的補課，我雖盡心力做去，但終是一種敷衍，心裏終過不去。”這是指這一年因學潮學生缺課較多，學校決定開學後先用一個月時間補課，然後再上新學期的課。胡適認為一個月補課不是辦法，主張學業延長一個學期，將所有誤課認真補好。據說此議得到蔡元培的讚同，但在教務會議上未獲通過，胡適對此“氣得難受”。所以在補完課後，他在日記中有上述記載。他在一次講演中，對當時出現的對學生評分過鬆現象表示不滿，他說：北大的學年考試，居然沒有留級、降班的，這是北大的恥辱，它說明北大的教育是不嚴格的。這可能是一時現象，但反映了教師的責任感。事實上當時對考試的要求也是比較嚴格的，以1926年物理學係學生考試成績為例，大致可以看到這時北大的教學要求和學生的學習情況。其中：普通物理參試二十五人：80-85分二人，70分四人，60-68分十六人，不及格二人；電磁學參試十人：81—83分二人，70—79分三人，60—63分二人，不及格二人；數理物理參試五人：70分一人，60—65分四人；熱力學及氣質流體運動論參試四人：60—65分四人；物理光學參試十一人：70—75分二人，60—65分四人，不及格四人；應用電學參試六人：73分一人，60—65分二人，不及格二人；電振動參試十一人：80分一人，70分二人，60—65分七人，不及格一人；原量論參試九人：80分二人，70分二人，60—65分三人，不及格二人；本一物理實驗參試十五人：80—90分四人，70—75分七人，65分二人，不及格二人；本二物理試驗參試十一人：80分三人，70-75分四人，60分二人，不及格二人；本三物理實驗參試四人；62分一人，不及格三人；大四物理實驗參試十一人：80分二人，70—75分四人，60—65分四人，不及格一人。

　　由於強調基本理論的教育，這一時期北大教師擔負的課程任務是比較重的，許多教師對教學和學校的工作也是認真、努力的。如李四光於1920年到北大任教時，他是上午上課，下午教學生做試驗，晚上自己做研究工作，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則常帶學生到野外實習。他的親屬後來曾回憶他在北大任教的情況仲揆在北大任教，主課是岩石學。他教書嚴肅認真，一絲不苟，教材經常補充新的內容。講一堂課，往往要準備幾小時，他對學生要求很嚴格，學生上課聽講，記的筆記，都要親自査看。如發現有的學生不理解他所講的內容，他就把學生留下，單獨給他解釋，有時因此連吃飯都忘了。學生做畢業論文時，他都要逐個進行具體指導。學生常常在晚上到家裏來請教他，他就和他們邊吃飯邊討論。在論文寫出初稿後，他要學生自己先反複修改後再由他修改，並指出修改的原因。他認為：“這樣培養學生，可以使學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進步更快些。”那時教授還要兼任學校事務方麵的工作，“仲揆任教一年後，看到北大校舍很不整齊，連一個大講堂都沒有，就和蔡元培先生提出自己兼職庶務主任，負責修理校舍。蔡先生同意後，他就把原來北大理學院後麵的一個大殿，改修為一個大講堂；把前麵的院子修建成一個小花園，供學生散步休息；還把幾間破舊的房子給學生改建成了洗澡間。大講堂和洗澡間的鑰匙由他親自管理。”又如物理係教授李書華是1922年到北大任教的，第一年他講授本科一年級的《普通物理》（包括物性、熱學、熱力學及音學），每周四小時，同時擔任兩班實驗課，每班每周三小時；第二年除繼續講授一年級的《普通物理》外，井講授本科二年級的《普通物理》（包括光學和電磁學），每周亦四小時，同時仍擔任兩班實驗課；第三年仍講授一年級《普通物理》。並加授三、四年級的《近代物理》（包括遊子、電子、陽電射、X光與放射學），另外還兼授預科一年級的物理課。他自己曾回憶這時的教學生活，寫道：“終日在辦公室或實驗室工作，一麵充實功課內容，一麵為學生準備實驗室各種實驗，同時準備在講室講授時的指示實驗。”那時教授們合作得較好，工作是努力的。課程的充實和加強，使學生的學術水平有明顯的提高。

　　為了使學生具備比較全麵、寬厚的基礎知識，蔡元培還提出溝通大學文、理兩科的主張。他認為文、理兩科的截然劃分，和近代科學相互聯係的事實不相符合，他說：“文科的哲學，必植根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麵，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麵屬理科。曆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他反對“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的治學方法，指出：“治文學者，恒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為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為足用，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因此，他主張習文者須兼習理科的基礎知識，習理者則要兼修文科的基礎知識。在學校的編製上實行學係製，廢止文、理、法等科別，使文理學生能夠兼涉他科的課程；在教學管理上實行單位製、選科製，使學生於選修課中有一定的選擇自由。當時哲學等係還開設了《科學概論》課，雖然偏重於方法論，但已涉及科學與哲學的關係等問題。這門課由王星拱主講，講授內容包括：（一）科學方法：（1）偶然與或然；（2）歸納之原理，（3）

　　物理的方法與曆史的方法；（4）錯誤之免除與減少；（5）觀察與試驗；（6）假定之價值與用法；（7）逼近；（8）綜合與推絞；（9）分類；（10）結論。（二）科學效果：（1）科學與哲學；（2）理論與實用；（3）科學與美木；（4）科學與論理；（5）科學與道德；（6）聯續與無限；（7）物質與能力；（8）生物進化；（9）由生理學解釋之生命論。後來北大根據蔡元培的這一主張，進一步擴充了《科學概論》課，在文科學生中講授，其中包括：數學方法論、物理學方法論、化學方法論、生物與生理學方法論、地質學方法論、心理學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統計學方法論、考古學方法論、語言學方法論、史學方法論、法學方法論等。這作為一年級學生的共同必修課，由各有關專業教授分任講授，目的使學生略知各種學科的概念及其演變曆史。理科則把國文作為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

　　這時理科的教學實驗設備也有了改善。蔡元培很重視實驗室的建設，他曾在北大1922年始業式演說中說：“為研究學問計，最重要的是實驗室。在這經濟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勉強騰出幾萬元，增設物理、化學、地質各係的儀表標本，並修理實驗室、陳列室，現在第二院已有與前不同之狀”。這反映了當時北大的實際情況。如地質學係在1920年前設有一個實驗室，李四光來校後，蔡元培委托他管理儀器、標本，曾任地質係儀器主任。經過他多年努力，建立了礦物學、古生物學、岩石光學等專業實驗室，修建了地質學館，開辟了地質陳列室和研究室等。物理係原來僅有一間實驗室兼儀器室，設備差，精確實驗無法進行，即使做實驗而數據也是照抄教科書的。經蔡元培聘請顏任光來校主持物理係後，北大物理係逐漸成為國內同類專業中設備較齊全的一個係。這使學生的實驗課逐漸充實，後來規定初級物理實驗六十二個，在預科一、二年級進行，每周一次；普通物理實驗六十九個，在本科一、二年級進行，每周一次，目的是使學生能使用各種高級儀器，以養成將來獨立研究的能力；專門物理實驗在三、四年級進行，每周兩次，學生並可在教授指導下自作實驗，進行專題性的研究。

　　為了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加強學生對基本理論的學習，蔡元培還十分重視教師的科學研究工作。他認為教學與科研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一個教員如果不從事科學的研究，則他的教學就難免不陷入抄發講義不求進步的狀態。在蔡元培的提倡下，這一時期北大文、理科教員中的學術研究取得了進展，對教學起了促進作用。如李四光關於中國第四紀冰川、地質力學理論等重要課題的研究，就是他在北大任教時開始進行的。

　　蔡元培曾指出：“一地方若是沒有一個大學，把有學問的人團聚在一處，一麵研究高等學術，一麵推行教育事業，永沒有發展教育的希望。”在這裏，他是把教學和研究作為高等學校的兩個職能，是並行不悖的；而這兩方麵作用的發揮，對一個地區和國家的科學文化事業則關係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