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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倡導平民教育
蔡元培從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出發，極為重視人才的培養。他痛切地感到國家的積弱，科學技術的落後，認為：“國內學術界覺得人才不足，是無可諱言的”。他委身於教育事業後，就積極倡言平民教育，主張讓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機會，能夠培養出各方麵的人才。他把培育人才和民主共和事業相聯係，深信中國定將人才輩出，科學發達，國運轉機。正是從這種信念出發，蔡元培努力推行社會教育，支持開設平民學校，發起勤工儉學，實行男女合校，並且直接創辦或經他支持設立了許多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而他在對北大的改革和整頓工作中，同樣也貫徹了這種平民教育的思想。
原來設在馬神廟公主府（現在的景山東街）的北大門口，曾掛著一塊大匾，仿佛舊衙門的虎頭牌一樣，使人們望而止歩。蔡元培反對那種把大學看作“隻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觀念和做法，他長校後，即讓人把匾取走，主張大學“人人都可以進去”。為此，他首先對北大原來的招生製度進行了改革，堅持以考生學業成績的優劣作為錄取學生的標準，使那些出身貧寒、學業優秀的青年有機會進入北大學習。過去京師大學堂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後來也多是由各地衙門推薦選送，絕大多數是縉紳豪富子弟。後來北京大學的學生，就是從京師大學堂這種“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招生也沒有嚴格的製度和標準，所招的學生也多是一些紈絝子弟，並無真才實學。蔡元培則提倡平民教育，堅持不看資格、出身，注重以成績優劣為標準，使許多有誌青年能進入北大。如1917年從暑假開始，北大連續三次招生，凡有同等學曆的人都可報考，擇優錄取。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北大學生的組成，而且由於招收學生質量的提高，對於改變學校的風氣，提高學校的學術水平，也有重要作用。後來成為北大名教授的楊晦曾深情地回憶說：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改革了招生製度，他是不可能進入北大的。由於蔡先生堅持平民教育，擇優錄取的原則，才使許多有誌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學。
當時招生考試的要求是相當嚴格的。以1920年在北京、上海兩地招收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係學生為例，考試的科目及要求的程度是：一、國文，應試程度須略通中國學術及文章的源流與變遷。二、外文（所報考的語種），要求（1）曾閱讀過數種本語種的文學著作，能列舉並批評其內容；（2）能以國語與外國語互譯；（3）能用所習的外文作文並無文法上的謬誤。三、數學，包括代數、平麵幾何、平麵三角。四、論理學（即邏輯），須了解演繹、歸納的方法及其應用。五、曆史，須習過中國通史及西洋通史。六、地理，包括中外人文地理。各科考試皆以六十分為及格，錄取各科及格以上的優秀者。當時文、理本科學生，主要由預科畢業生升入，對外隻招收少量學生。而每年招收相當數量的預科一年級新生，亦要求較高的質量。招考時分初試和複試兩種。初試包括：國文（解釋文義，作文及句讀）、外國語（英、法、德、俄四國語種任選一種，要求能翻譯，文法正確）、數學（包括算木、代數、平麵幾何）。初試全部及格後，方得參加複試。複試包括：中外曆史、中外地理、理化和博物。學校還設有入學試驗委員會，負責招生事宜，並由校長從教授中指派出題委員和閱卷委員。經過改革後的考試製度，比過去較為完善；實行了嚴格的考試和擇優錄取的辦法，這對於打破大學被權勢者所壟斷的局麵，使出身貧寒而具有真才實學的青年得以深造，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
蔡元培不僅注重培育人才，而且看到在中國努力多出人才、早出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北大，他除了改革招生製度外，還主張學校的學術活動和課堂的教學活動，都可以向社會公開，聽講的除正式學生外，還可以招收一定數量的旁聽生、選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這種旁聽生製度，也體現了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當時學校旁聽生章程規定：“旁聽生得依其誌願，於各係中選聽願習之功課。”他們不必專習某一學科，也不規定修業年限，在旁聽生審査標準上隻要“有最小限度之學力”，“經關係學科教員麵試認為確有聽講學力”的，均可入學旁聽，與正式學生有同樣的聽課機會，但學校不發給畢業證書。選科生是指選修一定科目的非正式學生，其所選功課試驗合格後，由各科發給修業證書；選科生如各種應有之試驗均達到及格者，亦可發給畢業證書。1919年，因學校在本科生中實行選科製，為避免名稱的混亂，在這一年修訂的旁聽生章程中，取消了選科生名稱，統一稱為旁聽生。修訂後的章程規定：“本科各係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旁聽生得依其誌願，於各係中選聽願習之功課。”入學時須將所經曆之學校及平時所研究之學業填具誌願書，“經本校教授主任會審查合格後，應繳納全年學費，領取旁聽證方準其聽講。”並規定：“旁聽生按正科生所需要，聽滿應習之單位，並隨同考試及格者，得請將預科所有功課補行考試，及格後改稱正科生，一律給與畢業文憑。”那時曾把這種做法稱為“人人可以自由聽講。”盡管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旁聽生中絕大多數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這一製度對於改變過去大學生大多數是出身於地主、官僚和富商家庭的狀況，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一製度的實行，京津以至遠近省份的知識青年來北大聽講學習的很多，他們環繞在漢花園、北河沿一帶居住，利用北大的課堂、圖書館進行攻讀，並且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這些旁聽生在某些方麵還可與正規生享受同等待遇，如1922年克蘭夫人在北大設立的獎勵女生學額，就規定旁聽生可同樣獲得此項獎勵名額，但需習本科生科目。該年旁聽女生劉莆芳因符合條件，獲得一個名額。除了正式辦了手續的旁聽生外，還有一些是沒有辦手續“溜”進來聽講的。他們當中有中小學教師、政府公務員、報社編者和失業青年，他們或是慕名而來聽某教授的課，或長期和本科生一起聽講。這些“溜”進來的旁聽生一樣不被歧視，一樣堂堂正正地坐在講堂上聽課；教室裏人坐滿了，他們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門口，照樣饒有興趣地聽講。當時每門課多發有講義，這些講義或是放在圖書館裏，或是放在教室門口，他們同樣可以取用。這種旁聽生中後來有不少人成為革命者或在學術上有造詣的人才。如柔石、胡也頻、李偉森以及曹靖華等都曾是北大的旁聽生。曹靖華後來曾回憶說：蔡先生“在北大辦學民主，首倡學校為社會開門，教授為社會服務的作風，是最值得紀念的。他長北大時，社會上的各行各業人士都可以進入沙灘紅樓（北大）聽課。那些求知欲望甚為強烈，但由於貧困而上不了學的青年，諸如商店的營業員、工廠的學徒等，都可以隨意進入北大講堂聽課，學習文化知識。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這種旁聽生製度除了有助於使更多人得到深造的機會外，同時也在客觀上為職業革命家提供了方便條件，後來有不少共產黨人就是以北大旁聽生的身分做掩護，一麵學習，一麵從事革命活動的。此外，蔡元培還為華僑學生開辦特別補習班，使他們能夠順利升入本科，讓更多的華僑子弟有機會到北大學習。
蔡元培曾這樣解釋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從前隻有大學生可受大學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夠，這便算不得平等。”他在校內創辦校役夜班，“於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他積極支持學生創設平民夜校，使“現在大學生分其權利，開辦這個平民夜校，於是平民也能到大學去受教育了。”
1918年1月，有部分學生聯名向蔡元培寫信反映，第一宿舍丙字號工友何以莊勤於職守，業餘好學，文理通達，隻因家中貧寒而廢學，建議校長量才拔用。蔡元培很重視同學的建議，為不埋沒何之所長，立即把他調到文科教務處擔任繕寫工作，並酌增其月薪。蔡元培在給同學的複信中，除充分反映他愛惜人才，鼓勵好學上進的精神外，還提出了籌辦校役夜班的計劃。信的全文是：
來函及何以莊所作三篇，均悉。昔郭林宗於旅舍中躬自掃除；美國大學生間有於晨間執灑掃之役，或午晚間為人侍膳者；日本大學生有於倮餘散報紙或拉入力車者。為貧而役，本非可恥。一校之中，職員與仆役，同是作工，並無貴賤之別。（法國教育家多入工會，東方人或以任教育事業者至等於官吏，誤也。）不過所任有難易，故工貲有厚薄耳。惟何以莊既文理清通，不可沒其所長，已調入文科教務處，任繕寫之務，酌增月給，借以勵其為好學之誠，而歡成諸君之美意。且本校對於校役，本有開設夜班之計畫。他日刻期開課，尚須請諸君及其他寄宿舍諸君分門教授，必為諸君所讚成。因何以莊事而聯想及之，並以聞。
蔡元培為籌辦校役夜班，親自籌劃班次，招聘教員。為此，從3月18日起，連續六天在北大日刊上刊登《校長告白》，函告全校同學。全校共設十班，分為甲、乙兩組，每組受業三晚；每班教員六人，共60人。他希望同學“各以所長，分任教科”。同學們積極響應，一周中即有三十多人報名任教，有的教職員也參加。3月27日，蔡元培在校長室主持召開校役夜班教員會，到會夜班教員57人。會議議決：在景山東街及北河沿兩處校舍各設夜班教務處一所；教學分為國文與修身、算術與理科以及外國語三部，每部推舉一位主任；凡本校校役一律入班學習；國文教學用白話體，修身用講演體，算術除筆算外兼習珠算；外國語於英、法、德及世界語中任選一種，為選修課。隨後，組成了各門教授會並推選了主任：國文教授會，主任為康白情；修身教授會，主任為高月彩；算學教授會，主任為梅廷獻；理科教授會，主任為羅加倫；外國語教授會，主任為李四傑。
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積極倡議下，北大校役夜班正式開辦。這在北大曆史上是破天荒的創舉。那一天全校工友二百三十多人，均身著長衣，胸佩花朵，齊集文科第一教室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親自到會並發表演說。他強調“一種社會，無論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國家，必須此一社會之各人，皆與社會有休戚相關之情狀，且深知此社會之性質，而各盡其責任。故無人不當學，而亦無時不當學也。”他認為夜校的好處，有益於現在的工作，有益於他種職業之預備，“若就性之所近，力求進步，亦未嚐不可成為學者，為鄉村學校教師。”當時校役夜班開設有：修身、國文、算術和理科四門必修課，並由學員於英、德、法語和世界語中任選一種作為外語課。夜班除教務主任由各教授會公舉一人外，教員全部由學生義務擔任。許多同學都很熱心這項工作，除認真授課外，還發起募捐，為學員購買書籍。許多教職員都熱心捐助，如李大釗曾捐助票銀三元。校役夜班共辦了兩年多時間。
1920年，在蔡元培的積極讚助下，由學生會教育股創辦了平民夜校，實行男女合校，招收了350個學生，其中男生240人，女生110人；年齡最長者38歲，最小的6歲，主要是學校附近的平民子弟。1月18日在法科禮堂舉行開學典禮，到會者有七八百人，蔡元培、陳獨秀都以來賓身分參加，並相繼發表了演說。蔡元培在他熱情洋溢的演說中說：“今日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平民夜校開學日，此事不惟關係重大，也是北京大學準許平民進去的第一日。從前這個地方是不許旁人進去的，現在這個地方人人都可以進去，從前馬神廟北京大學掛著一塊牌，寫著‘學堂重地，閑人免入’，以為全國最高的學府，隻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這種思想，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現在這塊牌已經取去了”。他認為校役夜班的開辦，是北京大學改變的第一歩，“於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不過單是大學中人有受教育的權利還不夠，還要全國人都能享受這種權利才好。所以先從一部分做起，開辦這個平民夜校”。他希望有更多的平民子弟進入平民夜校。
蔡元培把平民學校作為普及教育，使平民有到大學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是作為溝通學校與社會的一個渠道，大學生為社會服務的一項重要措施，而積極提倡。他的這一主張，得到許多學生的響應，如1921年4月，一些同學發起成立了平民教育研究社，以研究平民教育為職誌。他們還以北大學生會名義，積極籌辦第二平民學校。
平民夜校從管理到教學工作，都是由北大學生義務擔任。他們學習蔡元培勇於革新的精神，努力采用新法進行平民教育。平民夜校經過逐步完善，開辦了高小班、國民班和特別班。特別班分甲（相當初中前三學期）、こ（相當初中後三學期）兩部，學生多來自中學，具課外補課性質。高小、國民兩班程度與普通小學相等，學生多為貧民及其子弟無力升學者，教學目的在於使他們能直接應用，不再為他們升學的預備，因而教材偏重於地理、曆史、國語、常識及算術計算法。學生實行分科製，不受年級的限製，即某科程度達某年級時就在該年級上課；同一學生不同課程可在不同年級，而以重要課程在最低一級代表其年級。規定教學以“啟發”為原則，以“談話”為方式，打破“注人式”，取消“講演式”。教務處組織學生讀書方法指導團，隨時隨地加以指導，並定期舉行讀書法的演講。教員還輪流於每星期日下午率學生參觀、遊覽、遊戲或交淡，使學生在“人格化”、“自然化”、“藝術化”中得到學問。此外，規定每星期由教務處報告時事一次，以引起學生讀報的興趣；每星期六晚舉行修身談話會，每星期日上午請人講演。學校還分設教務、行政、體育、訓育、學生等委員會，以全體教職員會議為立法機構。規定教職員連續兩星期不到校視事者辭職，學生連續三日不到校上課者除名。夜校經費由北大每月津貼四十元（包括學生書籍費），不敷部分，組織學生半工半讀，通過販賣實物等取得。平民夜校工作也得到北大教職員的熱情支持，魯迅曾向平民夜校贈送了《熱風》、《出了象牙之塔》、《呐喊》等書籍。
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張，體現了他一貫的民主政治的理想，是他民主教育思想的精華。他不僅在北大開辦校役夜班、平民夜校，直接為校內和學校附近的工人貧民提供學習的機會，而且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把這些措施作為改革北京大學的重要步驟，以實現接受大學教育“人人都是平等的。”誠然，他的平民教育主張，還是屬於義務教育或社會教育的性質，但這在當時是具有開創風氣意義的。當時的北京大學，“就在這樣有意地改造環境之下，漸漸養成了全校平等的氣氛，使得教職員、學生、校工們無形中趨於親密團結。”正因為這樣，蔡元培獲得了師生和全校工友的衷心愛戴。1921年1月，蔡元培的夫人黃仲玉病逝，當時蔡正在法國考察教育，國內同人為他的夫人舉行了追悼會，北大全體工友送了一幅挽朕，寫道：“辦學堂實行男女平權，願天下婦人們共看模範；相夫子鼓吹勞工神聖，凡學校好夥計快來鞠躬。”文字樸素，感情真摯，表達了工友們對蔡元培的崇敬之情。
當然，蔡元培在北大主張平民教育，主要還是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有條件的市民階層爭得平等教育的地位。而他的普及平民教育的理想，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也是無法實現的。但應該看到，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張雖是和他把教育看作匡正救危之道的思想相關聯，而由於他對歐美各國社會有過實際的考察，因而對近代教育上不平等現象的根源有一定的認識。他曾說：“各國教育之實況，城市教育每較鄉村教育為優。男子教育較女子教育為完美。又一國中含有異民族者，則往往欲以一民族同化其他民族，而不許以其本民族語言施其教育。如俄國之於芬蘭人，德國之於波蘭人，日本之於朝鮮人是也。是皆教育上之最不平等者也。”他進而認為造成這種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上貧富不平等，如歐美各國“其高等教育往往學費甚昂，其素封之家不能使其子弟受此等教育。於是高等教育遂為資本家所專有。”應該說，這是在某種程度上接觸到了造成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這裏還應該特別指出，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溝通學校和社會的聯係，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就是要通過這些活動，培育學生消除人我界限，增進同學間的感情和團體凝聚力，養成關心和服務他人與社會的公德。他反對舊時代那種“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處世哲學，不讚成過去多數學生“純守一種獨善其身的主義”。他通過各種學術活動和正當的課外活動，增進同學間與師生間的情感和相互了解。蔡元培很重視這方麵的養成教育，1918年7月部分學生組織西山旅行隊，他利用這個機會專門發啟事，請參加的同學按提的問題介紹自己的生活經曆，這雖是件小事，卻很能體現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而且他提的問題也頗有興味，對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也富有啟迪意義。啟事全文如下：
同在一校，覿麵或不相識；或相識矣，而不能知其從前之閱曆與現在之狀況，雖相識如未識也。在山諸君，人數無多，詢問較便，爰提出左列諸問題，請逐條作答，無者闕之，隨時送鄙人處。俟集有成數，鄙人亦當為諸君述一生之所經曆，以增進彼此相識之程度焉。
（一）姓名字號起名之義。如以一字為兄弟行所公用者，又偏旁或有取義等。字為尊長所命與？抑自命之與？別號何義？以有字、號為善乎？抑以省之為善與？
（二）鄉裏何省？何縣？城與？鄉與？故鄉風景與北京比較何如？與西山比較何如？故鄉人情風俗與北京比較何如？
（三）親屬家世有何特點？父、母俱存與？品性如何？營何職業？兄、弟、姊、妹兒人？年各若幹歲？在何等學校？或任何等職務？已婚娶與？有子、女若幹人？幾歲？已訂婚與？未婚妻是否在學校？未訂婚與？所希望之婚配如何？讚成獨身主義者與？
（四）品性剛與？柔與？敏捷與？精細與？有何等嗜好？有不善之念、能自知之而自製之與？善善之念與惡惡之念，孰為偏勝？常以何事為消遣？
（五）學業從前所受之教育如何？性所最近者為何種“科學”？平日所最苦者為何種“科學”？畢業後願任何種職業？
（六）經濟家境如何？現在一年之費，皆家中所供給與？畢業以後，有自費遊學或留京研究之能力與？現在一年之費，作如何分配？
（七）對於本校之關係對於本校不滿足之感何在？教員中所最佩服者何人？同學中所最親善者何人？以何故而親善之與？入何種會？
（八）入山以來之狀況衛生上、美學上之感想如何？每日之進程如何？於音樂、繪畫及其他運動，以何者為最有興會？
應當說這是一份很全麵、細密的學生情況調查，對於增進相互友誼和了解都大有裨益。蔡元培還針對北大過去存在的“精神既不貫注，形勢全同散沙”的缺憾，發起由在校生和畢業同學共同組織的同學會，以求得聯絡感情、提攜事業、改進校務和服務社會的作用。蔡元培還十分重視通過服務社會的途徑，增進同學間的感情，培育團體互助精神。他提倡平民教育就涵有這方麵的深意。他特別稱道學生經過五四運動在這方麵所取得的進步，他說：“五四運動而後，自己與社會發生了交涉，同學彼此間也常須互助，知道單是自己好，單是自己有學問有思想不行，如想做事真要成功，目的真要達到，非將學問思想推及於自己以外的人不可。於是同誌之連絡，平民之講演，社會各方麵之誘掖指導，均為最切要的事，化孤獨的生活為共同的生活，實是五四以後學生界的一個新覺悟”。
§§第四章 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
原來設在馬神廟公主府（現在的景山東街）的北大門口，曾掛著一塊大匾，仿佛舊衙門的虎頭牌一樣，使人們望而止歩。蔡元培反對那種把大學看作“隻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觀念和做法，他長校後，即讓人把匾取走，主張大學“人人都可以進去”。為此，他首先對北大原來的招生製度進行了改革，堅持以考生學業成績的優劣作為錄取學生的標準，使那些出身貧寒、學業優秀的青年有機會進入北大學習。過去京師大學堂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後來也多是由各地衙門推薦選送，絕大多數是縉紳豪富子弟。後來北京大學的學生，就是從京師大學堂這種“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招生也沒有嚴格的製度和標準，所招的學生也多是一些紈絝子弟，並無真才實學。蔡元培則提倡平民教育，堅持不看資格、出身，注重以成績優劣為標準，使許多有誌青年能進入北大。如1917年從暑假開始，北大連續三次招生，凡有同等學曆的人都可報考，擇優錄取。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北大學生的組成，而且由於招收學生質量的提高，對於改變學校的風氣，提高學校的學術水平，也有重要作用。後來成為北大名教授的楊晦曾深情地回憶說：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改革了招生製度，他是不可能進入北大的。由於蔡先生堅持平民教育，擇優錄取的原則，才使許多有誌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學。
當時招生考試的要求是相當嚴格的。以1920年在北京、上海兩地招收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係學生為例，考試的科目及要求的程度是：一、國文，應試程度須略通中國學術及文章的源流與變遷。二、外文（所報考的語種），要求（1）曾閱讀過數種本語種的文學著作，能列舉並批評其內容；（2）能以國語與外國語互譯；（3）能用所習的外文作文並無文法上的謬誤。三、數學，包括代數、平麵幾何、平麵三角。四、論理學（即邏輯），須了解演繹、歸納的方法及其應用。五、曆史，須習過中國通史及西洋通史。六、地理，包括中外人文地理。各科考試皆以六十分為及格，錄取各科及格以上的優秀者。當時文、理本科學生，主要由預科畢業生升入，對外隻招收少量學生。而每年招收相當數量的預科一年級新生，亦要求較高的質量。招考時分初試和複試兩種。初試包括：國文（解釋文義，作文及句讀）、外國語（英、法、德、俄四國語種任選一種，要求能翻譯，文法正確）、數學（包括算木、代數、平麵幾何）。初試全部及格後，方得參加複試。複試包括：中外曆史、中外地理、理化和博物。學校還設有入學試驗委員會，負責招生事宜，並由校長從教授中指派出題委員和閱卷委員。經過改革後的考試製度，比過去較為完善；實行了嚴格的考試和擇優錄取的辦法，這對於打破大學被權勢者所壟斷的局麵，使出身貧寒而具有真才實學的青年得以深造，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
蔡元培不僅注重培育人才，而且看到在中國努力多出人才、早出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北大，他除了改革招生製度外，還主張學校的學術活動和課堂的教學活動，都可以向社會公開，聽講的除正式學生外，還可以招收一定數量的旁聽生、選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這種旁聽生製度，也體現了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當時學校旁聽生章程規定：“旁聽生得依其誌願，於各係中選聽願習之功課。”他們不必專習某一學科，也不規定修業年限，在旁聽生審査標準上隻要“有最小限度之學力”，“經關係學科教員麵試認為確有聽講學力”的，均可入學旁聽，與正式學生有同樣的聽課機會，但學校不發給畢業證書。選科生是指選修一定科目的非正式學生，其所選功課試驗合格後，由各科發給修業證書；選科生如各種應有之試驗均達到及格者，亦可發給畢業證書。1919年，因學校在本科生中實行選科製，為避免名稱的混亂，在這一年修訂的旁聽生章程中，取消了選科生名稱，統一稱為旁聽生。修訂後的章程規定：“本科各係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旁聽生得依其誌願，於各係中選聽願習之功課。”入學時須將所經曆之學校及平時所研究之學業填具誌願書，“經本校教授主任會審查合格後，應繳納全年學費，領取旁聽證方準其聽講。”並規定：“旁聽生按正科生所需要，聽滿應習之單位，並隨同考試及格者，得請將預科所有功課補行考試，及格後改稱正科生，一律給與畢業文憑。”那時曾把這種做法稱為“人人可以自由聽講。”盡管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旁聽生中絕大多數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這一製度對於改變過去大學生大多數是出身於地主、官僚和富商家庭的狀況，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一製度的實行，京津以至遠近省份的知識青年來北大聽講學習的很多，他們環繞在漢花園、北河沿一帶居住，利用北大的課堂、圖書館進行攻讀，並且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這些旁聽生在某些方麵還可與正規生享受同等待遇，如1922年克蘭夫人在北大設立的獎勵女生學額，就規定旁聽生可同樣獲得此項獎勵名額，但需習本科生科目。該年旁聽女生劉莆芳因符合條件，獲得一個名額。除了正式辦了手續的旁聽生外，還有一些是沒有辦手續“溜”進來聽講的。他們當中有中小學教師、政府公務員、報社編者和失業青年，他們或是慕名而來聽某教授的課，或長期和本科生一起聽講。這些“溜”進來的旁聽生一樣不被歧視，一樣堂堂正正地坐在講堂上聽課；教室裏人坐滿了，他們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門口，照樣饒有興趣地聽講。當時每門課多發有講義，這些講義或是放在圖書館裏，或是放在教室門口，他們同樣可以取用。這種旁聽生中後來有不少人成為革命者或在學術上有造詣的人才。如柔石、胡也頻、李偉森以及曹靖華等都曾是北大的旁聽生。曹靖華後來曾回憶說：蔡先生“在北大辦學民主，首倡學校為社會開門，教授為社會服務的作風，是最值得紀念的。他長北大時，社會上的各行各業人士都可以進入沙灘紅樓（北大）聽課。那些求知欲望甚為強烈，但由於貧困而上不了學的青年，諸如商店的營業員、工廠的學徒等，都可以隨意進入北大講堂聽課，學習文化知識。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這種旁聽生製度除了有助於使更多人得到深造的機會外，同時也在客觀上為職業革命家提供了方便條件，後來有不少共產黨人就是以北大旁聽生的身分做掩護，一麵學習，一麵從事革命活動的。此外，蔡元培還為華僑學生開辦特別補習班，使他們能夠順利升入本科，讓更多的華僑子弟有機會到北大學習。
蔡元培曾這樣解釋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從前隻有大學生可受大學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夠，這便算不得平等。”他在校內創辦校役夜班，“於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他積極支持學生創設平民夜校，使“現在大學生分其權利，開辦這個平民夜校，於是平民也能到大學去受教育了。”
1918年1月，有部分學生聯名向蔡元培寫信反映，第一宿舍丙字號工友何以莊勤於職守，業餘好學，文理通達，隻因家中貧寒而廢學，建議校長量才拔用。蔡元培很重視同學的建議，為不埋沒何之所長，立即把他調到文科教務處擔任繕寫工作，並酌增其月薪。蔡元培在給同學的複信中，除充分反映他愛惜人才，鼓勵好學上進的精神外，還提出了籌辦校役夜班的計劃。信的全文是：
來函及何以莊所作三篇，均悉。昔郭林宗於旅舍中躬自掃除；美國大學生間有於晨間執灑掃之役，或午晚間為人侍膳者；日本大學生有於倮餘散報紙或拉入力車者。為貧而役，本非可恥。一校之中，職員與仆役，同是作工，並無貴賤之別。（法國教育家多入工會，東方人或以任教育事業者至等於官吏，誤也。）不過所任有難易，故工貲有厚薄耳。惟何以莊既文理清通，不可沒其所長，已調入文科教務處，任繕寫之務，酌增月給，借以勵其為好學之誠，而歡成諸君之美意。且本校對於校役，本有開設夜班之計畫。他日刻期開課，尚須請諸君及其他寄宿舍諸君分門教授，必為諸君所讚成。因何以莊事而聯想及之，並以聞。
蔡元培為籌辦校役夜班，親自籌劃班次，招聘教員。為此，從3月18日起，連續六天在北大日刊上刊登《校長告白》，函告全校同學。全校共設十班，分為甲、乙兩組，每組受業三晚；每班教員六人，共60人。他希望同學“各以所長，分任教科”。同學們積極響應，一周中即有三十多人報名任教，有的教職員也參加。3月27日，蔡元培在校長室主持召開校役夜班教員會，到會夜班教員57人。會議議決：在景山東街及北河沿兩處校舍各設夜班教務處一所；教學分為國文與修身、算術與理科以及外國語三部，每部推舉一位主任；凡本校校役一律入班學習；國文教學用白話體，修身用講演體，算術除筆算外兼習珠算；外國語於英、法、德及世界語中任選一種，為選修課。隨後，組成了各門教授會並推選了主任：國文教授會，主任為康白情；修身教授會，主任為高月彩；算學教授會，主任為梅廷獻；理科教授會，主任為羅加倫；外國語教授會，主任為李四傑。
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積極倡議下，北大校役夜班正式開辦。這在北大曆史上是破天荒的創舉。那一天全校工友二百三十多人，均身著長衣，胸佩花朵，齊集文科第一教室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親自到會並發表演說。他強調“一種社會，無論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國家，必須此一社會之各人，皆與社會有休戚相關之情狀，且深知此社會之性質，而各盡其責任。故無人不當學，而亦無時不當學也。”他認為夜校的好處，有益於現在的工作，有益於他種職業之預備，“若就性之所近，力求進步，亦未嚐不可成為學者，為鄉村學校教師。”當時校役夜班開設有：修身、國文、算術和理科四門必修課，並由學員於英、德、法語和世界語中任選一種作為外語課。夜班除教務主任由各教授會公舉一人外，教員全部由學生義務擔任。許多同學都很熱心這項工作，除認真授課外，還發起募捐，為學員購買書籍。許多教職員都熱心捐助，如李大釗曾捐助票銀三元。校役夜班共辦了兩年多時間。
1920年，在蔡元培的積極讚助下，由學生會教育股創辦了平民夜校，實行男女合校，招收了350個學生，其中男生240人，女生110人；年齡最長者38歲，最小的6歲，主要是學校附近的平民子弟。1月18日在法科禮堂舉行開學典禮，到會者有七八百人，蔡元培、陳獨秀都以來賓身分參加，並相繼發表了演說。蔡元培在他熱情洋溢的演說中說：“今日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平民夜校開學日，此事不惟關係重大，也是北京大學準許平民進去的第一日。從前這個地方是不許旁人進去的，現在這個地方人人都可以進去，從前馬神廟北京大學掛著一塊牌，寫著‘學堂重地，閑人免入’，以為全國最高的學府，隻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這種思想，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現在這塊牌已經取去了”。他認為校役夜班的開辦，是北京大學改變的第一歩，“於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不過單是大學中人有受教育的權利還不夠，還要全國人都能享受這種權利才好。所以先從一部分做起，開辦這個平民夜校”。他希望有更多的平民子弟進入平民夜校。
蔡元培把平民學校作為普及教育，使平民有到大學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是作為溝通學校與社會的一個渠道，大學生為社會服務的一項重要措施，而積極提倡。他的這一主張，得到許多學生的響應，如1921年4月，一些同學發起成立了平民教育研究社，以研究平民教育為職誌。他們還以北大學生會名義，積極籌辦第二平民學校。
平民夜校從管理到教學工作，都是由北大學生義務擔任。他們學習蔡元培勇於革新的精神，努力采用新法進行平民教育。平民夜校經過逐步完善，開辦了高小班、國民班和特別班。特別班分甲（相當初中前三學期）、こ（相當初中後三學期）兩部，學生多來自中學，具課外補課性質。高小、國民兩班程度與普通小學相等，學生多為貧民及其子弟無力升學者，教學目的在於使他們能直接應用，不再為他們升學的預備，因而教材偏重於地理、曆史、國語、常識及算術計算法。學生實行分科製，不受年級的限製，即某科程度達某年級時就在該年級上課；同一學生不同課程可在不同年級，而以重要課程在最低一級代表其年級。規定教學以“啟發”為原則，以“談話”為方式，打破“注人式”，取消“講演式”。教務處組織學生讀書方法指導團，隨時隨地加以指導，並定期舉行讀書法的演講。教員還輪流於每星期日下午率學生參觀、遊覽、遊戲或交淡，使學生在“人格化”、“自然化”、“藝術化”中得到學問。此外，規定每星期由教務處報告時事一次，以引起學生讀報的興趣；每星期六晚舉行修身談話會，每星期日上午請人講演。學校還分設教務、行政、體育、訓育、學生等委員會，以全體教職員會議為立法機構。規定教職員連續兩星期不到校視事者辭職，學生連續三日不到校上課者除名。夜校經費由北大每月津貼四十元（包括學生書籍費），不敷部分，組織學生半工半讀，通過販賣實物等取得。平民夜校工作也得到北大教職員的熱情支持，魯迅曾向平民夜校贈送了《熱風》、《出了象牙之塔》、《呐喊》等書籍。
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張，體現了他一貫的民主政治的理想，是他民主教育思想的精華。他不僅在北大開辦校役夜班、平民夜校，直接為校內和學校附近的工人貧民提供學習的機會，而且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把這些措施作為改革北京大學的重要步驟，以實現接受大學教育“人人都是平等的。”誠然，他的平民教育主張，還是屬於義務教育或社會教育的性質，但這在當時是具有開創風氣意義的。當時的北京大學，“就在這樣有意地改造環境之下，漸漸養成了全校平等的氣氛，使得教職員、學生、校工們無形中趨於親密團結。”正因為這樣，蔡元培獲得了師生和全校工友的衷心愛戴。1921年1月，蔡元培的夫人黃仲玉病逝，當時蔡正在法國考察教育，國內同人為他的夫人舉行了追悼會，北大全體工友送了一幅挽朕，寫道：“辦學堂實行男女平權，願天下婦人們共看模範；相夫子鼓吹勞工神聖，凡學校好夥計快來鞠躬。”文字樸素，感情真摯，表達了工友們對蔡元培的崇敬之情。
當然，蔡元培在北大主張平民教育，主要還是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有條件的市民階層爭得平等教育的地位。而他的普及平民教育的理想，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也是無法實現的。但應該看到，蔡元培的平民教育主張雖是和他把教育看作匡正救危之道的思想相關聯，而由於他對歐美各國社會有過實際的考察，因而對近代教育上不平等現象的根源有一定的認識。他曾說：“各國教育之實況，城市教育每較鄉村教育為優。男子教育較女子教育為完美。又一國中含有異民族者，則往往欲以一民族同化其他民族，而不許以其本民族語言施其教育。如俄國之於芬蘭人，德國之於波蘭人，日本之於朝鮮人是也。是皆教育上之最不平等者也。”他進而認為造成這種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上貧富不平等，如歐美各國“其高等教育往往學費甚昂，其素封之家不能使其子弟受此等教育。於是高等教育遂為資本家所專有。”應該說，這是在某種程度上接觸到了造成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這裏還應該特別指出，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溝通學校和社會的聯係，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就是要通過這些活動，培育學生消除人我界限，增進同學間的感情和團體凝聚力，養成關心和服務他人與社會的公德。他反對舊時代那種“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處世哲學，不讚成過去多數學生“純守一種獨善其身的主義”。他通過各種學術活動和正當的課外活動，增進同學間與師生間的情感和相互了解。蔡元培很重視這方麵的養成教育，1918年7月部分學生組織西山旅行隊，他利用這個機會專門發啟事，請參加的同學按提的問題介紹自己的生活經曆，這雖是件小事，卻很能體現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而且他提的問題也頗有興味，對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也富有啟迪意義。啟事全文如下：
同在一校，覿麵或不相識；或相識矣，而不能知其從前之閱曆與現在之狀況，雖相識如未識也。在山諸君，人數無多，詢問較便，爰提出左列諸問題，請逐條作答，無者闕之，隨時送鄙人處。俟集有成數，鄙人亦當為諸君述一生之所經曆，以增進彼此相識之程度焉。
（一）姓名字號起名之義。如以一字為兄弟行所公用者，又偏旁或有取義等。字為尊長所命與？抑自命之與？別號何義？以有字、號為善乎？抑以省之為善與？
（二）鄉裏何省？何縣？城與？鄉與？故鄉風景與北京比較何如？與西山比較何如？故鄉人情風俗與北京比較何如？
（三）親屬家世有何特點？父、母俱存與？品性如何？營何職業？兄、弟、姊、妹兒人？年各若幹歲？在何等學校？或任何等職務？已婚娶與？有子、女若幹人？幾歲？已訂婚與？未婚妻是否在學校？未訂婚與？所希望之婚配如何？讚成獨身主義者與？
（四）品性剛與？柔與？敏捷與？精細與？有何等嗜好？有不善之念、能自知之而自製之與？善善之念與惡惡之念，孰為偏勝？常以何事為消遣？
（五）學業從前所受之教育如何？性所最近者為何種“科學”？平日所最苦者為何種“科學”？畢業後願任何種職業？
（六）經濟家境如何？現在一年之費，皆家中所供給與？畢業以後，有自費遊學或留京研究之能力與？現在一年之費，作如何分配？
（七）對於本校之關係對於本校不滿足之感何在？教員中所最佩服者何人？同學中所最親善者何人？以何故而親善之與？入何種會？
（八）入山以來之狀況衛生上、美學上之感想如何？每日之進程如何？於音樂、繪畫及其他運動，以何者為最有興會？
應當說這是一份很全麵、細密的學生情況調查，對於增進相互友誼和了解都大有裨益。蔡元培還針對北大過去存在的“精神既不貫注，形勢全同散沙”的缺憾，發起由在校生和畢業同學共同組織的同學會，以求得聯絡感情、提攜事業、改進校務和服務社會的作用。蔡元培還十分重視通過服務社會的途徑，增進同學間的感情，培育團體互助精神。他提倡平民教育就涵有這方麵的深意。他特別稱道學生經過五四運動在這方麵所取得的進步，他說：“五四運動而後，自己與社會發生了交涉，同學彼此間也常須互助，知道單是自己好，單是自己有學問有思想不行，如想做事真要成功，目的真要達到，非將學問思想推及於自己以外的人不可。於是同誌之連絡，平民之講演，社會各方麵之誘掖指導，均為最切要的事，化孤獨的生活為共同的生活，實是五四以後學生界的一個新覺悟”。
§§第四章 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