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統到囚徒--盧泰愚、全鬥煥案始末

5、金大中

　　美男子

　　金大中在韓國是婦孺皆知的人物，這個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中等身材，炯炯有神的目光裏蘊含著他內心的聰慧，嘴邊經常掛著淺笑，露出那一對惹人注意的酒渦。從外表看，他似乎是個溫柔瀟灑的學者，其實，他堅毅果敢，能言善辯，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是韓國爭民主的勇士，出名的硬骨頭。

　　金大中1925年12月土生於全羅南道新安鎮。畢業於漢城高麗大學和慶熙大學研究院。1950年擔任木浦日報社社長。朝鮮戰爭初期，被朝鮮人民軍俘虜，在美軍登陸仁川時逃跑。1960年任民主黨宣傳部長。在張勉內閣時代曾經當過執政的民主黨的發言人。1965年，民主黨和民政黨合並另組民眾黨，金大中擔任該黨發言人。1967年，民眾黨和新韓黨合並為新民黨，金大中任發言人兼宣傳委員長。1961年至1971年先後四次當選為國會議員。

　　1971年，金大中作為在野的新民黨總統候選人，主張南北朝鮮實現“和平共處”、“和平交流”、“和平統一”。提出南北記者互訪，進行體育、文藝交流，實現南北書信往來，允許自由收聽對方廣播，以創造和平統一的條件。金大中還要求美國、日本、蘇聯、中國四大國保證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全。1972年，金大中針對尼克鬆訪問中國表明自己的見解說：“尼克鬆的北京之行將有助於世界和平”，這已“充分地證明世界人民已進入了一個對話和談判的時代”，“如果很好地利用它，韓國半島在緩和緊張局勢、維護和平方麵將出現一個新的轉折”，“尼克鬆、周恩來的會談將給世界各個角落帶來重大變化”。

　　軍人獨裁的死敵

　　金大中的這些主張反映了南朝鮮各階層人民和廣大愛國民主人士的迫切願望，因而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在總統選舉中，金大中敢與獨攬大權的樸正熙進行競選，他僅以九十萬票之差（樸正熙獲得六百三十萬票，金大中得五百四十萬票）敗給了樸正熙，這個成績立即轟動了南朝鮮內外。

　　當時的評論家們分析說，金大中的一鳴驚人，不是人們相信金大中會中選或可以就任總統，因為大家知道這在樸正熙獨裁統治下是不可能的，金大中的得票情況倒是顯示了南朝鮮人民對樸正熙獨裁統治的極端不滿，他們用投票給他的政敵來表示自己的抗議。也有評論認為，“當時如果有公正的選舉機構監督，正確計算選票，金大中肯定會當選總統”。從此，金大中一躍成為南朝鮮政壇的最活躍的人物。

　　自然，樸正熙也就把視線集中到金大中這個“眼中釘、肉中刺”上來了，金大中成了他的“頭號政敵”。樸正熙先後三次以違背“反共法”、“選舉法”等罪名對金大中提出起訴，逼他退出政界，並派遣特務威脅說：“如果不退出政界，就炸毀你的房子和車庫，就要殺掉你。”在這種情況下，金大中在南朝鮮無法再呆下去了。

　　1972年1月，金大中到了美國。他在美國繼續抨擊樸正熙反人民反民主的獨裁行徑，主張通過南北和平協商實現統一。同年到達日本，第2年撰書出版《獨裁和我的鬥爭》，並繼續發表全麵揭露樸正熙罪惡的文章。其中有這樣兩首詩：

　　我的心底淚，流也流不盡。

　　尋找自由的朋友，他們在呻吟，

　　聲音回響在南山、西大門。

　　馬山起義塔革上了烏雲，

　　水逾裏的英雄們發出慟哭聲，我的心底淚，令人不能忍。

　　我的心底淚，流也流不盡。

　　饑餓的孩子，教室豈能進，

　　清瘦的女工，吐血把地潤，

　　貪婪著花一般的我們姑娘的肉體，外國流氓口流饞涎，你奪我爭，我的心底淚，令人不能忍。

　　《到時候》

　　到時候，咱們見！

　　在寬敞的廣場上跳著舞，

　　高舉旗幟喊萬歲，

　　盡情擁抱在一起。

　　到時候，咱們見！

　　不要有淚水和歎息，

　　不要靠什麽命運，

　　上帝也決不會給什麽。

　　到時候，咱們見！

　　為了立春梅花早日開放，

　　為了大地友人早日到來，

　　不要停止生命的掙紮。

　　（注：詩中的南山為南朝鮮中央情報部所在地；西大門指漢城西大門監獄；馬山起義塔是為了紀念年4月19日馬山人民反對李承晚獨裁政權起義所建立的；水逾裏為“4·19”起義時死難者陵墓所在地）。

　　為了擴大反樸影響，金大中計劃於1973年8月15日在東京日比穀公會堂舉行“促進韓國民主化和祖國統一演講大會”，成立“恢複韓國民主促進統一國民會議日本本部”。

　　樸正熙對金大中的反樸活動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他下令中央情報部部長李厚洛派特務到東京，製造綁架事件。8月8日下午，五名彪形大漢突然襲擊金大鍾的下榻處“大皇宮飯店”，把金大中用麻醉藥麻痹後捆運到大阪，後又把他拖進機船，綁上五十公斤重的東西想把他投海淹死。不料，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發覺，美國政府嚴重警告樸正熙，同時派直升飛機跟蹤監視，使樸的陰謀沒有得逞。

　　金大中被押送到南朝鮮後，被扣以“叛國”、“顛覆政府”、“違反選舉法”等罪名判刑5年。後來提前釋放。1976年3月1日，他和尹潛善等在野民主人士在漢城明洞天主教堂舉行“三·一獨立運動”（反對日本殖民統治，要求朝鮮獨立）五十七周年祈禱會，發表了有名的“民主救國宣言”猛烈抨擊獨裁統治，要求樸正熙下台。會後，根據“禁止集會、示威遊行；禁止誹謗或修改維新憲法，違者判1年以上徒刑奪十年以下的政治權利”的第九號“總統緊急措施”，判處金大中、尹潽善、鹹錫憲十年徒刑。

　　1978年]2月，樸正熙當選為第九屆總統，金大中根據“總統特赦令”被軟禁在家。出獄時檢察官警告金大中整整四小時，要他“廉慎、抑製、不要抨擊政府”，而金大中則計鋒相對地告訴檢察官，他要繼續批判樸正熙的獨裁統治，決心同樸正熙鬥爭到底。

　　1979年3月，金大中、尹潽善、鹹錫憲等人一起在漢城和其也地方成立反樸團體“爭取民主和民族統一國民聯盟”，金大中等三人當選為主席團主席。他長期在他的家鄉光州、全羅南道進行反樸活動，在這些地區有極強的號召力。

　　自述：一個囚徒報告

　　我受迫害的曆史

　　我的政治生涯長達30年。我一直在為自由、正義以及我國人民而奮鬥。這自然使我成為獨裁統治的敵人，無論是李承晚，樸正熙，還是全鬥煥均無例外。他們都用惡毒的報複回擊我。在曆經連續的獨裁統治和難以描述的折磨之後，今天我竟能來到這裏，這簡直是一件超出常理，近乎不可能的事。

　　我的統一建議使我成為軍方少數從非和平狀態中漁利的人們的眼中釘。我對尋求經濟公平者的支持使我疏遠了那些剝削者。我從來不曾擁有、也不曾親近財富和權力。但是我感到富有，感到有力，因為我擁有人民的可貴的支持。事實上，我的生命以及在20年刑期僅服了2年半之後獲釋，都應歸功於人民和世界輿論的支持。

　　讓我仔細敘述一下我生活中的磨難。首先，我曾4次死裏逃生。在朝鮮戰爭中，我在關鍵時刻越獄，從而躲過了北朝鮮共產黨人的謀殺。1971年，我在國會選舉中作為反對黨候選人參加競選，我乘坐的一隊伍汽車被一輛橫衝直撞的卡車從側麵撞上。這是樸正熙政權用車禍掩飾的一次暗殺企圖。坐在我後麵那輛車中的3個人立即死亡，我則因受傷導致髖骨關節發炎。1973年，韓國中央情報局在東京一家旅館的房間綁架了我。特務們最初企圖在屋裏把我殺死，幸而為人幹擾而所謀未遂。後來又企圖把我從船上拋進大海，隻是因為美國的積極幹預才未能得逞。最後一次是在1980年，全鬥煥一用捏造的罪名判處我死刑。

　　作為次一級的磨難，我曾在1961、1962和1976年被投入監獄，在樸正熙的獨裁統治下被囚禁3年半，在全鬥煥統治下，我於1980年5月被捕，又在監獄中度過了兩年半。過去的10年中，我有5年半是在監獄中度過的，有4年半是在軟禁和監視中度過的。

　　我的住宅通常由100名左右的便衣和正規警察包圍，他們檢查和攔截來訪者。郵件被檢查，電話被竊聽。我的家人和親戚也受到監視和迫害。例如，我最小的弟弟和大兒子在1980年被捕，受到嚴刑拷打。他們被判刑兩年，服刑1年之後獲釋。在此期間，我的二兒子逃亡了3個月，又被韓國中央情報局拘留審訊了3個月。我的妻子被完全隔離了整整1年。家中唯一未受迫害的是我最小的兒子，他當時是高中生。

　　此外，我的親戚不是被迫停業倒閉，就是立刻被解雇，我的兄弟原是陸軍少校，被迫從部隊退役。因為政府的迫害和幹擾，我的二兒子甚至不能結婚，至今仍是單身。他甚至被剝奪了到美國來讀研究生的機會。我的幾個秘書和保衛人員也曾被迫入獄。

　　我可以忍受審訊的屈辱和監獄生活的孤獨，卻無法接受政府1加給其他人的痛苦，他們唯一的罪過就是和我關係密切。好像我隻要和別人交往就能給他帶來惡運。例如，韓國人常說，一個商人為了搞垮競爭者，最保險的辦法就是散布謠言說他和金大中關係密切。由於政府左右著我國的經濟生活，這種謠言自然足以使任何人破產。

　　因此，讓我再次對你們冒險邀請我參加這次會議表示感謝。我希望你們不會因為同我接觸而受影響。事實上，我認為我不可能玷汙大赦國際。你們早已因為和成千上萬維護人權的人接觸而有此嫌疑了。我認為你們不至於因為我的出席而大難臨頭。

　　獄中生活

　　從1976年3月到1978年12月的3年中，我因在《民主救國宣言》上簽名而坐牢。在宣言上簽名的有一位前總統，一位國會議員，5位天主教教士，8位新教牧師和神學家，以及兩位重要的婦女活動家。宣言是在一個天主教堂的祈禱會上和平散發的。樸正熙政權最初企圖以叛國罪指控我們，最後隻得以違反臭名昭著的“緊急措置第九號”為名，對我們提起公訴。

　　從1980年5月到1982年12月，我被全鬥煥政權投入監獄，最初60天我被關在韓國中央情報局總部地下室，不斷受到嚴刑的威脅。這裏到處都是受刑者的呻吟和尖叫聲。在審訊的過程中，一連好幾日夜不讓我睡覺。這是我一生中最受磨難的時期之一。但是，和其他人相比，我感到自己是享受特殊優待了。我沒有遭到拷打。因為我的案子已在國際上廣泛宣傳，如果動刑便有可能引起世界範圍的爭議。這使我再次意識到，一個無名的政治犯會有什麽樣的遭遇。例如，所謂的金大中案件牽連了200人，其中許多人都遭受了各種刑法，包括電刑，水刑——把人倒立、然後從鼻孔裏灌水，“坐飛機”——把受害者長時間倒吊起來拷打，此外還有其他酷刑。有些人因此終身致殘，更多的人還留下了後遺症。其中的一人現在美國。大赦國際倫敦分部的代表會見了他，確認了他受刑的證據。

　　被捕時，我要求找律師，這是法律保障的權利。當局承認我的權利，卻拒不照辦。在審訊過程中，被告一一被隔離，不能享有法定，的聽取他人證詞的權利。

　　對我的指控之一是我煽動光州事件。檢察官找出一位鄭東年先生，據稱此人從我這兒拿了7000美元去組織光州暴動。假令鄭東年先生現在在坐，我也不可能認出他，因為我從未見過此人。後來我從家中得知，鄭東年屈打成招，簽了一份假供詞。事後鄭東年悔恨萬分，兩次試圖用磨尖的塑料匙切斷脈自殺。他也被判處死刑，但和我差不多同時獲釋。現在他到處公開宣稱整個事件都是偽造的。

　　軍政府並沒有到此為止。我們的律師也受到恐嚇威脅。例如，知道當局急於對我執行處決後，我們就決定暫時延緩法律程序。我們有一周的時間就死刑判決問題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我們告訴律師在法律允許的最後一天、即第7天的最後一分鍾提出上訴。但是，在當局的強迫下，律師在第一天就提出了上訴。

　　對我的審判有許多奇怪之處。其一，盡管這被認為是一次公開審判，我至今也沒收到法庭的判決書。在宣判時曾臨時給我一份，但很快就從我手中奪走。我認為，這是於由死刑的依據是我在日本的政治活動，它違背了樸正熙政權和日本政府就我1973年被綁架一案達成的政治協議。在那個協議中，韓國同意不以我在日本的政治活動為根據對我提出公訴。

　　而且，當我被關在韓國中央情報局審訊中心的地下室時，軍事保安司令部的一名高級成員（現為全鬥煥的高級助手），曾到獄中看我，要求我和他們合作。盡管當時我還沒有被起訴，他卻講明，合作是我活命的唯一出路。我拒絕了他的建議，政府便製造假案陷害我。

　　現在讓我談談韓國的監獄生活，特別是政治犯的生活，談談他們如何在獄中維持生存。

　　我被關在一幢專門為我設計的牢房中，三間小屋由一堵牆同牢房其他部分隔開，我關在中間的一間。旁邊一間住著我的看守，另一間裏隻有個可以用來洗澡的小水桶。5個看守，兩人一班輪流監視我的牢房。通常，一個看守負責10個牢房，每個牢房裏大約有10名犯人。這樣，看守和犯人的比例一般是1比100.這一比例在我這兒提高了500倍，達到5比1.我不知道這種措施究竟說明我凶殘呢，還是說明當局害怕。

　　牢房的門極厚，還有一扇小窗，通過它我能窺見天空。由於窗上有厚厚的鋼絲網，我不能清楚地看到我喜歡的天空和月亮。雖說不能看見一個完整的月亮，從鋼絲網的小孔中可以看到許多月亮。由此我可以同時享有幾個月亮。

　　因為有關節炎，我既不能坐在地板上，也不能交叉雙腿。獄中的夥食壞得難以名狀，經常都是又鹹又辣的腐爛食品。即使是最窮的工人也比我當時吃得好。我買糖果充饑，結果是增加體重。當我被釋放時，我的妻子對我說：“沒有人會相信你受了苦，因為你太胖了”。

　　獄中沒有暖氣，漫長的冬季裏囚徒隻能在一片陰冷潮濕中苦苦撐持。韓國的冬天長達6個月，溫度達到攝氏零下15至18度。因為我有關節炎，可以給我一個小電熱器，但牢房的水有時仍然結冰。

　　現在談談較愉快的一麵罷。獄中生活有三件樂事可言，即家人探監，收到家信，以及在放風時照料花壇。

　　起初，家人探監被限製為每月一次，每次10分鍾。這比法律允許的少20分鍾。經過和當局多次力爭，放寬到每月兩次，每次20分鍾。探視隻限於我的直係親屬。但是有兩年的時間我都不能看清他們，因為隔著厚厚一層玻璃。毫無疑問，所有的談話都被錄音而且記錄下來了。

　　隻有我的妻子、兒子和兄弟能給我寫信。有兩年時間我的妻子每天給我一封信。她一共寫了640封，我的兒子大約寫了200封。我不能在牢房裏保留信件，也不能保留家人的照片，包括我的孫女們遊戲和做鬼臉的照片。監獄當局在我看完信和照片之後就把它們收走。

　　我每月隻準在一張航空信紙上寫一封信。這樣的限製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我多次要求多給一點紙，但均未獲準。最後我隻好練習微型書法藝術了。日本報界形容我的字隻有半粒米大，這一點也不誇張。我學會了在一張航空信紙上塞進14000個字。這要花費我兩天工夫，大約一共12到13個小時。

　　在接受《火柴盒》采訪時，我告訴瑪西婭·施文，我學會了微型書法藝術，樂意免費教授大赦國際的任何人。1981年1月6日是我的生日，我的兒子們前來探監，他們依照民族傳統，跪在地上給我行禮。我深受感動，做了一首短詩附在給家裏的信中。信通過了第一次審查，卻又被退回，要求我把那首詩從信中刪去。在全鬥煥政權看來，詩是情感的表露，刺激性太強。

　　另一樂事就是照料花壇。每天午飯後有一小時放風時間，我就用這時間照料花壇。這是一塊不小的地盤，大約4英尺寬100英尺長。我傾注心血，種了大約10種不同的花，有牽牛花，菊花，黃波斯菊，蒲公英等。我甚至和花談話。有一次，一株花長得不很好，我就對它說：“我對你很失望。我給你最好的照料，你卻沒有回報。”此後它就開始好轉。必須剪枝時我就對花株說：“請不要在意，我很抱歉，但這樣做是為你的整體好。”漸漸地，我幹活時站在身邊的看守也開始幫我澆水了。夏天最熱時，我大汗淋漓，仍然去花壇幹活。這是一種超然的體驗，從而使我忘卻所有的痛苦和憂慮。我的心血得到了報答。我的花至少比其他花壇中的花多活一個月。正如一句古老的韓國諺語說，你越熱愛妻子和鮮花，她們就越美麗，我至少證明了其中的半句話是真的。

　　在獄中我還有一種喜愛的消遣。我養成了一種抓蒼蠅的本領，抓到之後就放到蜘蛛網上去。蜘蛛是不吃死蒼蠅的，所以我必須剛好把蒼蠅打暈，而不能把它打死。此外，把失去知覺的蒼蠅放到蜘蛛網上去時要特別小心，不要把網碰壞了。然後我就站在一個角落，看蜘蛛享用它的獵物。微型書法和打昏蒼蠅是我在監獄中學來的兩項專長。

　　當局不允許我讀報、看電視或聽收音機。我既不能參加教堂儀式，也不能寫作。我要求至少讓我買咖啡。我迫切需要咖啡，沒有它就緊張不安。最後，這一請求終於得到批準。但是，即使這種事，還是逍到最高當局的批駁，他們這樣做隻是為了使我更加痛苦。

　　一個月接一個月地與世隔絕，我害怕我會變得完全無知。經過很多的鬥爭，我的家人終於獲準給我講報紙上的消息，反正韓國的報紙已經過嚴格的新聞審查了。

　　到美國之後，我有機會看了一部關於甘地的影片。我長期以來敬重甘地的人格和非暴力鬥爭。出乎意料之外，我發現和韓國的監獄生活相比，他的獄中經曆就象是在豪華別墅中小住。可悲的是盡管全鬥煥政權自稱為民主政府，對待政治犯遠遠不如殖民當局對待當地的反抗者。

　　當時，國外組織了大規模的營救我的活動，我卻所知甚少，我的家人無法詳細地告訴我。當家人提到此事時，我以為隻是他們編造的，是為了讓我感到安慰。到了美國後我才發現事情果真如此，才知道大赦國際為了營救我而在世界範圍內盡了多大的努力。然而，我對營救行動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到內疚。當我想到所有那些無名政治犯和光州屠殺中的遇害者，就覺得我好象把應該屬於他們的關心和愛護全部竊為己有了。

　　一件使我至為關心的事是牢房裏缺少書籍。我每天花10多個小時閱讀，但當局隻允許一次保留10本書。這嚴重妨礙我進行任何認真的學習。而且是一種荒唐的限製，無非是為了折磨我。經過多次申訴之後，限製放寬了，我在牢房裏可以同時保留30本書。

　　但是，歸根結底，監獄裏的樂事並非名符其實。沒有任何東西能解除心裏的壓力，那種從長期單獨囚禁中滋生出來的神經質和遭受極不公正對待的感覺和無法消除的心理壓力導致我左耳耳鳴。因為耳鳴和關節炎，我在獄中感到肉體上十分痛苦。

　　按法律規定，個人隻要出錢，可以得到充分的醫療照顧，我卻有兩年時間沒得到任何治療。獄中有一名兼職醫生，要給2000多犯人看病。我也沒有多少可能忽然變成孕婦。

　　無論遭受多少肉體的痛苦，我都堅信站在正義和人民一邊的人會得到幸福。身體也許會衰弱去去，精神卻要更堅強，壓迫者使我們的肉體痛苦，卻不能使我們的意誌消沉因為我們相信曆史的勝利。“登山寶訓”說得好：“為正義受通迫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對大赦國際的建議

　　大赦國際韓國分部的命運體現著人權在我國的命運，這樣說毫不誇張。1980年5月以前，盡管當局試圖迫害它，腐蝕它，在它內部製造不和，它仍擁有一個全國範圍的網絡，並且有效而勇敢地履行職責。但是，從那以後，大赦國際韓國分部喪失了大部分的活力和作用。對這樣的變化我感到很難過。我希望大赦國際美國分部能直接地，或通過國際秘書處，加強和支持韓國大赦機構獨立性。

　　第二，我想強調大赦國際為無名政治犯而進行的工作的重要性。接受象我這樣知名的囚徒，非常令人感激，也是必要的。但是，那些若無大赦國際的努力就會無人知曉的人們，卻必須成為你們關切焦點。

　　第三，大赦國際應積極向世界各地派出視察組，密切監視對政治犯的公正待遇和審判。不論任何時候遭到拒絕，大赦國際都應予以有力回擊，讓國際輿論強迫各國政府接受視察，不接受者就被視為國際上的不法分子。

　　第四，我認為大赦國際應該關心政治流亡者和尋求政治避難者的困境。大多數流亡者都忍受著孤獨、排斥和困苦。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在謀求庇護時都遭到該國移民當局的刁難。大赦國際美國分部應該把這些人及其留在祖國繼續受到折磨和迫害的親友一並列入關心對象。

　　最後，我想就大赦國際在美國的工作同美國政策之間的關係講幾句。大赦國際為世界各政治犯人做了卓越的工作。但是，它應該認識到，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囚徒的苦難至少部分是美國政府以反共或以國家安全為名而支持獨裁的態度和政策所造成的。

　　從根本上講，對政治犯最大的幫助應當是，美國至少對獨裁政權保持中立，並且，隻要有可能，給予人權運動以積極的道義支持。就韓國而言，最近被取締的新民黨前總裁金泳三先生已絕食差不多20多天，現在正處於死亡的邊緣。他要求全鬥煥政府實行民主改革。而美國卻沒有就此事作出任何有意義的反應。在美國的70萬韓裔美國人對華盛頓官場人士如此的冷淡感到失望和氣憤。這和美國對待波蘭的態度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大赦國際對左右兩翼兩種政權的政治壓迫同樣予以批評的政策贏得了國際上很大的尊敬。我希望你們大赦國際美國分部的成員作為公民個人能向政府進言，說明這樣的政策能增加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的信譽，這和美國所簽訂的各項國際協定是一致的。

　　最後，我謹向各位表達我的尊重、愛心和感激。我保證在我的餘生中和大赦國際通力合作。

　　（1983年6月10日在亞特蘭大舉行的大赦國際美國分會大會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