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二節 新疆問題的緣起及其國際背景

　　新疆位於歐亞大陸“心髒地帶”的獨特地緣政治環境，中西方文化交匯和民族宗教風雲匯集，使之自古以來就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在近代史上，沙皇俄國與大英帝國對中亞的爭奪，構成了西方殖民列強對我國新疆地區的直接或間接的威脅。近代新疆問題的緣起，就是與俄英帝國主義對中國西北邊疆的侵略緊密相連的。

　　一、新疆自古民族風雲多變幻

　　在古代曆史上，曾有許多部落、民族在新疆聚居。漢代對新疆的民族情況就開始有了明確的記載，當時主要有塞、月氏（音：肉支）、烏孫、羌、匈奴和漢人。匈奴人主要是在公元前176年前後進入新疆的。漢人是較早進入新疆地區的民族之一。公元前101年，漢朝軍隊開始在輪台、渠犁等地屯田，後來擴大到全疆各地，各屯田點成為漢人進入新疆後最初的分布區域；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設立以後，或為官、或從軍、或經商，進入新疆的漢人連續不斷。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民族大融合時期，各民族遷徙往來頻繁，又有許多古代民族進入新疆，如柔然、高車、噠、吐穀渾等。隋（581年一618年）唐（618年—907年）時期，突厥、吐蕃等古代民族對新疆曆史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突厥是公元六世紀到八世紀活躍於中國西北和北方草原的古代遊牧民族。公元552年突厥首領土門打敗柔然，以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區）為中心建立政權，爾後分裂為東西兩部，為爭奪汗權，爭鬥不休。八世紀中葉，東、西突厥汗國相繼滅亡，其後裔融人了其他民族之中。吐蕃是藏族的祖先，六世紀末興起於青藏高原，占領青海後，開始與唐朝爭奪西域。755年，中原地區爆發“安史之亂”，大批駐守西域的唐軍調往內地，吐蕃乘機占領南疆及北疆部分地區。840年，大批回鶻人進入新疆。塔裏木盆地周圍地區受高昌回鶻王國和喀喇汗王朝統治，當地的居民和西遷後的回鶻互相融合，這就為後來維吾爾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124年，遼朝（916年一1125年）皇族耶律大石率眾西遷，征服新疆地區，建立西遼政權，一批契丹人由此進入新疆。13世紀初，成吉思汗率軍進入新疆後，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給其子孫。回鶻人進一步同化、融合了部分契丹人、蒙古人。18世紀60年代以後，清朝政府為進一步加強新疆邊防，從東北陸續抽調滿、錫伯、索倫（達斡爾）等族官兵駐防新疆，他們成為新疆少數民族中的新成員。以後，又有俄羅斯、塔塔爾等民族移居新疆。至19世紀末，新疆已有維吾爾、漢、哈薩克、蒙古、回、柯爾克孜、滿、錫伯、塔吉克、達斡爾、烏孜別克、塔塔爾、俄羅斯共13個民族，以維吾爾族為主體，形成了新的多民族聚居分布格局。

　　作為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前主要通道和樞紐，新疆還是一個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早在伊斯蘭教傳人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種宗教，就相繼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到新疆，與當地土生土長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傳。伊斯蘭教傳人後，新疆不僅繼續維持了多種宗教並存的局麵，而且又有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傳入。

　　新疆與中原地區的密切聯係由來已久，曆代中央政府都對新疆加強了治理。西漢之初，西域各地處在匈奴統治之下。公元前138年，為擊退匈奴對漢朝邊境地區的劫掠，漢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公元前121年，漢軍大敗駐牧在河西走廊一帶的匈奴軍隊，漢朝在此先後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西漢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輪台、渠犁等地駐兵數百人進行屯田，並設“使者校尉”地方官員統領之，後“使者校尉”改稱“護鄯善以西使者”。公元前60年（漢宣帝神爵二年），設置“西域都護府”。當時，匈奴統治層內部發生動亂，駐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賢撣“率其眾數萬騎”自願歸服漢朝，西漢王朝萎任鄭吉為“西域都護”，駐烏壘城（今輪台縣境內），治理西域全境，西域各地的首領和主要官吏均接受西漢賜予的印綬。西域都護府的設立，標誌著西漢開始在西域行使國家主權，新疆成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東漢（公元25年一公元220年）政府在西域先設“西域都護”，後置“西域長史”，繼續行使對天山南北各地的軍政管轄。640年，唐軍擊敗隨突厥反唐的高昌氏王朝（501年—640年），於該地置西州，同年在高昌設安西都護府，這是唐朝在西域建立的第一個高級軍政管理機構。五代宋遼金時期，因中原地區諸朝爭奪統治權而無暇顧及西域，西域出現了幾個地方政權並列的局麵。其中主要有高昌、喀喇汗和於闐等地方政權，但它們同中原諸王朝都保持著密切關係。高昌與喀喇汗王朝都是公元840年漠北回鶻汗國覆滅後，由西遷西域的回鶻人匯同其他操突厥語諸族建立的地方政權，前者以吐魯番地區為中心，後者控製包括天山南部、中亞和河西等廣大地區。

　　元朝時期成吉思汗完成了對天山南北的政治統一。蒙古汗最初設立“達魯花赤”（蒙古官名，意為鎮守官）、“別失八裏等處行尚書省”等軍政管理機構，對西域進行軍政管轄。元朝建立後，在發展西域各地社會經濟的同時，在吐魯番地區設立提刑按察司。1406年，明朝設立了哈密衛，任用哈密當地的世族首領為各級官吏統轄當地軍政事宜，維持中西商貿通道之安全，並對西域其他地區實施羈縻控製。1757年，清朝平定長期割據西北的準噶爾政權。兩年後，清朝平定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大、小和卓叛亂，鞏固了對西域各地的軍政統轄。在管理製度方麵以1762年設立的伊犁將軍，統一行使對天山南北各地的軍政管轄。清朝政府依據因地製宜、因俗施治的原則，對天山北部孜回族居住區實行郡縣製管理；在伊犁地區和天山南部各地維吾爾族中維持當地的伯克製，但是伯克（突厥語音譯，地方官吏稱號）的任免權歸於中央，並嚴格實行政教分離；對蒙古族和哈密、吐魯番地區的維吾爾族則實行紮薩克（蒙古語音譯，意為支配者）製，即冊封王、貝子、公等世襲爵位。清朝政府在官員的任用方麵還采取了以滿族為主、各族官員並用的政策。清朝統治時期，清朝政府加強了對西域的管轄，新疆的社會經濟得到了穩步的發展。

　　綜上所述，自漢朝於公元前60年在新疆設西域都護府之後，中國曆代中央政府都對新疆進行軍政管轄。由於曆代統治時強時弱，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也時強時弱。新疆各族人民積極維護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鞏固作出了自己的貢獻。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西方列強開始覬覦中國，新疆受到沙俄與英國等列強的侵略。

　　二、近代以來俄國與英國爭奪中亞與新疆

　　早在17世紀上半葉，沙俄就派遣“外交使節”對中國西北邊疆進行滲透和顛覆。18世紀20年代，沙俄武裝入侵額爾齊斯河和齋桑泊地區。近代以來，沙俄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等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占領了我國西北的大片領土。尤其是19世紀60年代以後，國際資本主義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壟斷組織出現，資本主義發展極不平衡，由於他們之間的力最對比發生變化，彼此矛盾日益尖銳，所謂聯合侵華的合作政策無法繼續維持下去。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各國為了擺脫經濟危機，爭奪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加緊了對中國邊疆的侵略。沙俄並不滿足於侵占我國西疆的部分領土，妄圖侵吞整個新疆，進而南下與英國爭奪南亞地區。英國則以印度為基地，意欲侵占西藏，插足新疆阻止沙俄南下，雙方展開了爭奪新疆的鬥爭。

　　1864年，新疆回民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清鬥爭，占領了新疆的大片土地，但是不幸的是這些武裝起義一開始就被反動的封建主竊取了領導權。同時，浩罕汗國派遣軍事頭目阿古柏帶兵侵入新疆，控製了南疆以及部分北疆地區，建立了“哲德沙爾”汗國，對新疆人民進行十分殘暴的統治。阿古柏建立政權以後，本來就對新疆懷有覬覦之心的英國與俄國都趁虛而入，拉攏阿古柏，把他作為自已侵占新疆和遏止對方的工具。沙俄試圖進一步奪取新疆，以便逐步實現自己建立世界大帝鼠的野心，英國也想把新疆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借以遏止沙俄勢力繼續向南發展，鞏固自己在印度的殖民統治，並進而同沙俄爭奪中亞地所以雙方都向新疆地區伸出了魔掌。而阿古柏也有意借英、俄兩國的力量來穩定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於是英國於1868年授意英國人羅伯特·肖喬裝成商人到新疆進行活動，獲得阿古柏的優待。1870年，英國派以道格拉斯·福西特為首的第一個代表團訪問喀什葛爾。這引起了俄國的極大關注。1873年，英國又派出了一個由三百人組成的特派使團。英國同阿古柏進行勾結的渠道有兩條，一是利用印度與南疆在地理上的接近，二是利用土耳其的宗教關係。當時，土耳其蘇丹對於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各族人民具有相當大的宗教影響和政治影響。1873年，阿古柏在其占領的土地上升起土耳其國旗，承認土耳其為上國，並且請賜封號。土耳其賜予阿古柏以艾米爾稱號。與此同時，英國還提供給阿古柏大量的武器彈藥，竭力把它培植為親英政權。這樣一來，阿古柏的偽政權逐漸成為英國控製下的傀儡，從而使英國在同沙俄的爭奪當中，獲得了捷足先登的優勢。

　　所有的這一切都引起了俄國的不安，俄國不甘落後。1866年，俄國與阿古柏簽訂了一項協議，彼此同意不幹涉對方的行動。1871年，沙俄為了阻遏親英的阿古柏勢力在新疆北部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為了進一步擴展自己的領土，出兵侵占了伊犁。俄軍強占伊犁後，虛偽地照會清政府說俄軍隻是代為收複，以後一旦清政府力所能及，立即歸還。但是當清政府派伊犁將軍榮全前往收複時，沙俄卻拒絕交付，並以此為要挾提出種種無理的領土和通商要求。麵對新疆的嚴重危機，清政府內部發生了悔防和塞防之爭，李鴻章提出放棄新疆，加強海軍力量，左宗棠力主收複新疆。最後，清政府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軍務，出兵收複新疆。經過充分準備，1876年左率軍出關，在新疆人民大力支持下，1877年擊潰阿古柏的主力，收複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的新疆領土，徹底粉碎了英國與俄國企圖利用阿古柏分裂中國領土的陰謀，並為收回伊犁的交涉創造了條件。1878年10月，清政府任命崇厚為全權大臣赴俄談判索還伊犁問題。不料，昏聵無能的崇厚屈服於沙俄的壓力，於1879年10月擅自同俄國簽訂了《裏瓦幾亞條約》。這樣的賣國條約傳至國內之後，上下輿論嘩然，一致譴責崇厚的賣國行徑。清政府決定懲辦崇厚，並對該條約不予承認，這引起了俄國極大的不滿，中俄關係立即緊張起來。當時英國不願看到俄國在華勢力的增強，中國拒絕簽署條約是符合英國利益的，但是它同時也擔心中國與俄國之間若爆發戰爭會影響它對華的貿易，更害怕俄國勝利後，進一步擴大其在華的勢力，所以英國對清政府施加壓力，力主中俄和解。清政府另派公使曾紀澤繼續談判改訂條約。曾紀澤與俄國反複周旋，再加上當時俄國的國內外形勢都很不利，也急於解決伊犁問題。於是經過幾番周折，雙方於1881年2月24日簽署了解決伊犁問題的《改定條約》，一般通稱《聖彼得堡條釣》。中國通過這個條約，收回了俄國在《裏瓦幾亞條約》中奪取的一些權益。盡管這仍然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是與《裏瓦幾亞條約》相比，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勝利，這在中國外交史上是少有的。《聖彼得堡條約》簽定以後，沙俄又強迫清政府簽定了《伊犁界約》（1881年），《喀什葛爾界約》（1884年）等條約，吞並我國領土7萬多平方公裏。沙俄強占我國領土引起了新疆人民的強烈反抗。

　　1884年11月5日，根據左宗棠的多次建議，清政府於新疆建省，任命劉錦堂為巡撫。並取“故土新歸”之意，改稱西域為“新疆”。新疆建省，是清朝政府對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一次重大改革。自此，由巡撫統管全疆各項軍政事務。這對於防禦沙俄侵略，加強西北建設，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新疆軍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烏魯木齊）。至1909年，新疆省下轄4道，道以下共隸有6府、10廳、3州、21個縣或分縣，新疆行政建置與內地完全一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第二年，革命黨人在伊犁策動起義成功，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宣告了請朝在伊犁地區政治統治的結束。民國政府建立後，不斷強化新疆防務。然而，曆史的慣性又將沙俄侵略中國新疆的遺產轉移到了斯大林的頭上。

　　三、斯大林對新疆的政策

　　1911年辛亥革命後，新疆開始了反動軍閥統治時期。二三十年代，反動軍閥楊增新、金樹仁和盛世才相繼統治新疆。他們內外勾結，騎牆於蔣介石和斯大林之間，維持其反動軍閥政權。

　　十月革命以後，中俄關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1924年斯大林上台後，隨著他在蘇共中央權力的穩固，斯大林的獨斷專行和大民族主義逐漸膨脹。在蘇共中頭內部，他剪除異己，有190多位中央委員被整肅；在民族問題上，斯大林搞階級鬥爭擴大化，埋下了後來蘇聯解體的禍根。斯大林在對華關係中，玩弄“雙重外交”，以鄰為壑，與日本軍國主義簽訂密約，企圖在中國的新疆和外蒙古地區製造所謂“緩衝區”或“緩衝國”，借以維護蘇聯在遠東的安全。特別是在1941年—1944年期間，隨著新疆軍閥盛世才轉向國民黨，莫斯科在新疆問題上大作文章。在意識形態上利用“三區革命”，鼓動分裂新疆。曆史證明，斯大林在新疆問題的做法，違反了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外交路線。

　　第一，盛世才問題。早在1937年以前，蘇聯就利用地理交通之便和曆史上的交往傳統加強了和新疆地區的往來，建立了更加密切的關係，蘇聯逐步恢複了沙俄時代新疆最主要貿易夥伴的地位，新疆也成為當時中蘇經濟聯係的惟一途徑。蘇聯還向當對盛世才控製下的新疆地區提供長期貸款，派遣專家，並為新疆地區製定了經濟發展計劃，興建了一些工業設施與公路。蘇聯打算充分利用新疆地區的資源為自己的經濟以及軍事建設服務，通過全力支持盛世才政權來擴大自己在新疆的影響。而當時新疆地區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基礎都比較薄弱，盛世才為了爭取蘇聯的支持，以“反帝親蘇”取悅於蘇聯，在新疆實行與國民政府完全對立的反帝、聯蘇聯共的政策。這樣，到1936年，盛蘇之間的合作關係全麵展開，盛蘇同盟關係最終確立。抗戰初期，新疆成為蘇聯援華的重要渠道。蘇聯與盛世才的密切合作關係早就引起國民政府的注意，蔣介石曾極力對二者的關係加以阻止。但是迫於抗戰的形勢，蔣介石擔心在新疆問題上對蘇聯施加壓力非但得不到蘇聯的援助還會造成蘇聯和日本加強接近的危險。而且，當時蘇聯援華的物資的路徑主要是通過新疆，出於利害關係，蔣介石暫時將新疆問題擱置一邊，但是新疆問題遲早要引發國民政府和蘇聯之間的一場嚴重衝突。所以，隨著二戰的深入，蘇德戰爭的爆發，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引起盛世才反共麵目的暴露，這場圍繞新疆的衝突不可避免的到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蘇聯為了適應備戰的需要，減少了對新疆的各種援助，這使盛世才感到依靠蘇聯來鞏固自己的統治越來越不可靠，蘇聯在他的眼中逐漸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再加上蘇聯對新疆軍事經濟的控製超出了盛世才容忍的限度，他對蘇聯大大減少了興趣。盛蘇合作的基礎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嚴重的動搖，盛世才首鼠兩端，開始尋找新的目標，最終他選擇了蔣介石中央政府。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以後，盛世才利用蘇聯在戰場上的失利，進行新的政治投機，轉向為反蘇反共的道路，積極投靠蔣介石，同英美建立關係。蔣介石這時也開始放開手腳與盛世才展開合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完全取代了蘇聯成為給予中國援助的主要國家。蘇聯因此在國民政府對外戰略中的地位急劇下降。蔣介石消除了對日抗戰國際援助的後顧之憂。盛世才的轉向，使他和蘇聯的關係急劇惡化，而和國民政府的關係頓時改善，並與蔣介石在1942年底完成勾結。此後蔣盛合謀，在新疆掀起了一場反蘇反共的浪潮。盛世才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大肆逮捕在新疆的中共黨員。10月5日，盛世才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向新任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普士庚提出，要求蘇聯的技術和軍事人員3個月內撤離新疆，但遭到了蘇方的拒絕。蘇聯對蔣盛的行為十分不滿，但是迫於對德作戰的緊張形勢，美英勢力的幹涉以及蔣盛的強硬態度，蘇聯作出讓步，撤出新疆。雖然蘇聯退出了新疆，但是在新疆的巨大權益頃刻化為烏有，自然於心不甘。所以，蘇聯在撤退之際即進行報複，破壞蔣盛在新疆統治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蘇聯大幅度的縮減與新疆的貿易額，迅速撤除在新疆的全部經濟項目，並且其殘餘的設備向蔣盛索要高價。這些做法使長期依賴於蘇聯的新疆經濟陷入混亂，給蔣盛對新疆的統治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莫斯科在新疆利用民族問題，製造新疆政局動蕩。新疆社會內部開始醞釀著一場大的革命。這就是後來“三區革命”的起源。蘇聯大力支持三區革命，甚至不惜與國民黨軍隊發生武裝衝突這跟盛世才的轉向導致中蘇關係的惡化不無關係。

　　第二，三區革命。1944年秋，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山三個專區爆發了各族人民反抗軍閥盛世才和國民黨統治的武裝鬥爭，一度建立了以艾力汗·吐烈為首的政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1944年8月初，艾克拜爾與法提赫等人在新疆鞏哈（現為尼勒克縣）起義，打響了三區革命的第一炮。在這場直接打擊蔣盛新疆統治基礎的鬥爭中，蘇聯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全麵支持起義，除了提供武器和設備外，還出動陸軍與空軍多次配合起義者作戰。在伊犁戰鬥中，蘇聯直接派兵參戰，幫助起義者擊敗守軍，控製了伊犁全境。三區起義的勝利在很多方麵是由蘇聯全麵的支持決定的。為了報複國民政府，蘇聯甚至支持起義領導者中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當時新建立的分裂政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無論是在軍事領域還是在國家建設等問題上都得到了蘇聯的大力支持，就像它當初支持盛世才一樣。為了徹底推翻盛世才控製的新疆省政權，蘇聯企圖代之以由新疆民族代表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1945年9月上旬，三區連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國民黨的烏蘇、精河守軍被殲，烏魯木齊唾手可得。此時，蘇聯卻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轉而約束民族軍停止進攻國民黨軍隊。應南京國民政府所請，斯大林全力主導三區與新疆當局講和，促成了這次震動中外的“伊寧事件”的和平解決。

　　蘇聯對待三區革命的政策逆轉，是與國際大環境的變化分不開的。1945年2月，蘇聯、美國、英國在雅爾塔舉行了會議，秘密討論了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等問題。美英希望蘇聯放棄《蘇日中立條約》盡快加人對日作戰，而蘇聯卻以此提出條件，要維持外蒙古獨立的現狀。在美蘇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同意蘇聯的要求，作為交換條件，蘇聯保證中國對新疆的領土以及行政主權，並對新疆的三區革命不再予以任何支援。1945年8月，《中蘇同盟條約》簽定，蘇聯在條約附件中表明不幹涉中國內政。此後，蘇聯對待三區革命的政策出現逆轉，由全力支持其爭取民族解放運動變為在維護國民政府對新疆的主權及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取消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進而促成其與中央政府的談判。

　　第三，蘇聯強占我國領土唐努烏粱海。斯大林在蔣盛反目的同時，另一個報複中國的外交行動；就是強占中國領土唐努鳥梁海。唐努烏梁海地區原屬我國的蒙古地區，本來應當將之歸於外蒙古問題之列。因為其與斯大林對新疆的陰謀緊密相連，所以在此敘述。唐努烏梁海位於我國西北部，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自唐朝以來就一直處在中國的有效控製之下。清代將這整個政區劃分為5旗46佐領。唐努烏梁海地區北靠薩彥嶺，南依唐努鄂拉山，為一狹長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資源能源十分豐富。因此，沙俄帝國早就對此地覬覦已久，並稱之為“移民之天國”。1864年，沙俄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勘分西北界約記》，強占了唐努烏梁海西北部的大片領土。1914年，沙俄軍隊開進唐努烏梁海，用武力非法占據了中部的27個佐領，東部的9個佐領為當時宣布獨立的喀爾喀封建主所占領。在沙俄入侵的過程當中，中國政府和人民也為反對沙俄的入侵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十月革命以後，中國曾一度收複中部以及東部的36個佐領，但不久由於蘇聯紅軍與蒙古人民革命軍的攻擊，不得不被迫撤退。東部9個佐領地今屬於蒙古人民共和國，中部蘇俄占27個佐領，於1924年宣布成立“烏梁海共和國”，1926年改“唐努圖瓦人民共和國”。蘇聯政權建立之後，還不斷推行擴張政策，想把這一地區變成自己的勢力範圍。在30—40年代的抗戰緊張時期，蘇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暫時維持唐努烏梁海地區形式上的獨立，不使中蘇關係因這一問題而複雜化和尖銳化。1942年以後，蔣介石與盛世才勾結，在新疆掀起反共反蘇高潮，強迫蘇聯結束在新疆的勢力範圍。這對蘇聯刺激很大。1943年後蘇德戰場的形勢日益變得對蘇聯有利，而中國抗戰形勢仍十分困難。蘇聯乘中國之危，實現了吞並唐努烏梁海的計劃。1944年，蘇聯斷然將唐努烏梁海地區並入其版圖。這是斯大林政府對蔣介石將其勢力驅逐出新疆的報複，也是蘇聯破壞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個嚴重事件。

　　四、對三區革命的反思

　　1944年的新疆三區革命，具有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民主革命性質。三區內部以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和伊斯哈克別克等為首的革命派，與以艾力汗·吐烈為首的“東突”分裂勢力進行了堅決不懈的鬥爭。這是三區革命摒棄獨立、與中央政府成功談判，並最終融入中國人民革命的關鍵因素。這樣，封建上層人士企圖借助人民起義分裂新疆的陰謀破產了，三區革命重新回到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道路上來，並與中國共產黨攜手，為爭取新疆的和平解放而繼續奮鬥。以阿合買提江和阿巴索夫為首的革命派掌握了三區革命運動的領導權以後，自覺將反對“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作為三區革命運動在意識形態方麵的苜要任務。三區革命運領時轉折；將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鬥爭同祖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結合起來，將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同反對分裂、維護祖國邊疆統一的鬥爭結合起來，標誌著新疆各族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終於擺脫了“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誤導和束縛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中國的邊疆民族地區任何革命與起義行動背後，都存在外國幹涉背景。新疆“三區革命”背後，有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分裂因素的影響。斯大林在利用“雙泛”製衡蔣介石的“雙重外交”方麵十分謹慎。因為“雙泛”對蘇聯的中亞各民族共和國同樣存在威脅。在意識形態上，斯大林將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視為聯共（布）與蘇共的最高職責。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製，推進肚界革命會直接損害蘇聯現實的國家利益。蘇聯又將維護國家利益原則放在第一位，執行務實政策。也就是說，蘇聯領導人在不放棄世界革命戰略的前提下，實行維護現實國家利益的務實政策，不斷平衡世界革命戰略與務實政策之間的矛盾：有條件的時候，就發動或支持他國的革命；條件不允許時，就取消革命或將革命限製在蘇聯國家利益所允許的範圍。可以說，蘇聯的整個對外政策就是在不斷平衡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中進行的，而發動他國的革命始終是圍繞保衛蘇聯國家利益的。蘇聯對三區革命策略的轉變，就是其世界革命戰略與務實政策相平衡的產物。蘇聯不願意新疆出現一個伊斯蘭教“獨立國家”，因為這必將激發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泛濫，首先將影響蘇聯中亞地區的安全和穩定。這是被十月革命以來新疆所發生的多次伊斯蘭起義所證明了的。今天蘇聯已經解體，幾個中亞加盟共和國均成為獨立國家。但作為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民族分裂主義依然存在，依然威脅著中亞國家和中國新疆地區的安全和穩定。今天的“東突”，就是曆史上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發展的極端恐怖主義。重溫斯大林對新疆政策的曆史，不能說沒有現實意義。

　　但是，新疆分裂主義的隱患，並未因斯大林暫時停止援助而完全消除。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國內全麵內戰爆發以後，美國支持國民黨勢力，蘇聯開始重新審視其新疆政策，逐步恢複加強對三區革命的支持，重新向三區派駐顧問團，並公開宣稱支持新疆解放。在三區內部，分裂勢力並沒有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們的主張仍然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然而此時，維護統一已經是大勢所趨，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蘇聯對三區的政策又有所調整，公開宣稱決不同情現在的大突厥主義者脫離中國的運動，表示新疆已經是而且應該納入中國的版圖。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蘇聯對三區革命的反複政策是完全基於本國利益出發的，給三區內部伺機鬧獨立的勢力以發展的機會，為新疆的穩定留下了嚴重的隱患。60年代初，同樣在蘇聯的支持下，新疆爆發了更大規模的邊民外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