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一節 新疆的地緣戰略地位

　　新疆地處中國西北邊陲，亞歐大陸腹地，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和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從西漢開始成為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多年來，新疆各民族人民團結棒作，努力開拓，共同書寫了開發、建設、保衛邊疆的輝煌篇章，新疆的社會麵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作為我國邊疆自治區中跨境民族最多、宗教問題最為複雜的地區，新疆問題的邊疆性、民族宗教問題的複雜性以及與國際恐怖的關聯性等各個方麵，表現得十分突出。特別是冷戰後隨著美蘇對峙的兩極格局的坍塌，中亞伊斯蘭教的複興，“東突”恐怖括動和國際恐怖主義的愈演愈烈，新疆問題備受關注，成為我國民族與邊疆問題中最具挑戰性的焦點。

　　新疆位於中國西北部，麵積166萬平方公，占全國總麵積的六分之一，是中國麵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陸地邊境線5600公裏，周邊與八個國家接壤，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據2000年統計，新疆人口為1925萬人，其中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為1096.96萬人。新疆現有47個民族成分，主要居住有維吾爾、漢、哈薩克、回、蒙古、柯爾克孜、錫伯、塔吉克、烏孜別克、滿、達斡爾、塔塔爾、俄羅斯等民族，是中國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之一。新疆的地貌大致可慨括為三山兩盆，其中天山和昆侖山巍蛾高聳，這兩座大山都是東西走向的，天山由東向西南傾斜，昆侖山由東向西北延伸，兩山交匯帕米爾高原，這好比一個巨型口袋，袋底在帕米爾，而袋的開口朝東，通過河西逛廊與中原內地相接，交通方便。這就是新疆自古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與中原內地連成一體的重要原因。從曆史與現實、從政治到經濟的各個角度，新疆都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一、曆史上新疆是溝通東西方的要衝

　　新疆在曆史上是溝通東西方、聞名於世的“絲綢之路”的要衝。古代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在這裏相互交流融匯，留下了璀璨奪目的文化遺產。公元前西漢時期，漢武帝為了維護邊疆安寧，於公元前138年和119年兩次派遺張騫出使西域，促進了中國與中亞的聯係，促進了連接中西方的絲綢之路的發展和繁榮。唐朝強盛時期，唐太宗派兵征服了東西突厥和吐穀渾，高昌等地。公元659年，唐朝在中亞設立了8個都督府，76個州，110個縣，126個軍府，把中亞置於自己統治下。這一時期，中國的造紙術和製作陶器的技術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中亞和阿拉伯的一些國家。元朝時期，中國對西亞進行直接的統治，加強了中原地區與中亞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交流，進一步繁榮了絲綢之路。明朝時期，中國仍與中亞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絲綢之路上來往於中國與中亞的商隊絡繹不絕。清政府時期，清政府出兵平定了準葛爾的叛亂之後，統一了新疆地區，中亞的許多地方也處於清朝的統治之下。清政府對中亞與中國內地經貿往來實行優惠政策，促進了雙方經貿的發展，當時絲綢之路很繁榮。

　　19世紀後期，沙俄征服了中亞，對中亞地區實行殖民統治，並不斷侵犯中國新疆地區，迫使清政府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隔斷了中亞與中國內地的聯係，使絲綢之路黯然失色。但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性降低以後，新疆的戰略地位並未降低。

　　二、當代新疆為“亞歐大陸橋”的必經之地

　　冷戰結束以後，當代新疆成為第二座“亞歐大陸橋”的必經之地。其在政治經濟方麵的作用更加突出。亞歐大陸橋橫跨亞歐兩洲、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它在途經俄羅斯進入亞洲的東段隨著國際經貿的發展，已經擴增成為新舊兩條亞歐大陸橋線，並且又各自再進一步發展出一些分支線。舊的歐亞大陸橋有三個分支：第一分支是全部沿西伯利亞鐵路，至俄羅斯濱海州的哈巴洛夫斯克後，南下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港，通往日本海和太平洋。第2條是沿西伯利亞鐵路過赤塔後，向東南經我國東北的滿洲裏—哈爾濱—綏芬河鐵路，再進入俄羅斯，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路程較短近。至20世紀50年代末又發展出第三分支，沿西伯利亞鐵路過伊爾庫茨克後，向南穿過蒙古國，進入中國，沿二連一北京一天津，至塘沽新港、或者秦皇島港人渤海，再通往黃海和太平洋，路程不但更為短近，而且對於蒙古國的海運貿易最為便捷。90年代初，獨立後的中亞國家地處內陸，沒有出海口，這對中亞國家的經濟發展很不利。中亞國家為了擺脫對外交通上的困境，積極開辟新的對外交通路線。中亞國家積極致力於開通中國一中亞一歐洲之間的陸上通道，以恢複新絲綢之路。1990年12月，自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經阿拉山口到新疆烏魯木齊市再橫跨中國至連雲港的鐵路接軌，1992年開始正式運營。於是開辟了第二條亞歐大陸橋。新亞歐大陸橋它不再繞道西伯利亞鐵路，而是從俄羅斯的莫斯科折向東南，穿過中亞的塔什幹和哈薩克斯坦兩國，進入中國新疆，沿伊寧一烏魯木齊一西安一鄭州一連雲港，更加近便地通往黃海和太平洋。作為新大陸橋在亞洲東緣的“橋頭堡”港口，已不僅限於當初的連雲港，還擴大到青島港、日照港，甚至新開辟的我國南方的廣西防城港。隨著過境設備和服務的完善化，日本、韓國、甚至美、加等國同中亞各國的商貿運輸有許多已從連雲港登陸。尤其是韓國，運往中亞的絕大部分貨物已從連雲港上橋。而這條新亞歐大陸橋的捷徑與連接點就在新疆從交通運輸經濟合理的調配來看，在運輸距離相同的情況下，鐵路運輸的時間短而運費貴；海路運輸的時間長而運費低。但是，如果運送貨物到同一個地點，走海運繞道太遠、時間長而費用高，用鐵路運輸走近道，可爭取時間而總運費相差無幾，就會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經由老大陸橋線的第2和第3分支，或者直接從中國連雲港登陸經由新大陸橋線去歐洲，對於從亞太地區許多國家向歐洲運送貨物，將會有很廣闊的市場。1999年12月，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完成了修建自新疆喀什經吉爾吉斯斯坦的卡拉蘇至烏茲別克斯坦的安集延的可行性論證報告。中亞國家謀求新的交通線的一係列行為無疑加強了新時期新疆的戰略地位，使其成為新的歐亞大陸橋的必經之地。此外，隨著中亞內陸各國的經濟發展，近年來沿上述路線還出現了一種反向的商貿和旅遊聯運的新趨向：由中亞各國和蒙古，經由新、老大陸橋線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天津港，再循海路或空路至日本、美國和加拿大。

　　三、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民族、宗教問題複雜

　　新疆還是個多民族聚居和伊斯蘭教廣泛傳播的地區，民族關係的複雜性影響到新疆地區的穩定。在新疆，少數民族人口占自治區總人口的60%以上，其中維吾爾，哈薩克，克爾克孜，塔吉克，蒙古，俄羅斯，烏茲別克等民族跨界而居，與境外一些民族在語言、宗教和文化上有著傳統的聯係。中亞與中國存在著8個同源跨國民族，即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塔吉克族，烏茲別克族，俄羅斯族，韃靼族，維吾爾族和回族。其中，中國境內的哈薩克人有111.1768萬，吉爾吉斯人有11.2973萬，塔吉克人有3.3538萬，烏茲別克人有1.4萬，維吾爾人有700萬。這些民族在中國的分布範圍廣，以哈薩克族為例，它分布在新疆，甘肅和青海等地。同時這些民族居住區域又相當集中，例如維吾爾族，烏茲別克族，俄羅斯族等主要分布在新疆。他們與境外的同源民族有著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上的聯係。同源跨國民族之間存在的突出問題就是他們在民族觀念、民族感情和國家觀念、愛國感情上不一致，這導致他們對居住國和原籍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等認識上存在差異。這就會影響到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政局穩定。新疆複雜的民族關係影響著新疆社會的穩定。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中亞的民族獨立和民族主義意識的高漲，對中國新疆地區的一些同源跨國民族的自我意識的增長有著明顯的示範和慫恿作用。

　　四、新疆是我國向中亞進口石油的要道

　　新疆戰略地位的重要性，還表現在它是我國從中亞進口石油的要道。中亞資源豐富，特別是引起當前社會關注的裏海地區石油、天然氣，是最具開發前景的能源基地之一，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氣預測儲量也是相當大的。哈薩克斯坦政府計劃到2010—2015年將石油產量提高到1.7億噸，成為世界上第六大石油生產國。土庫曼斯坦有能力年產600—800億立方米天然氣，其中90%供出口；年產1000多萬噸石油，2/3以上供出口。烏茲別克斯坦年產600多億立方米天然氣，其中200億立方米供出口。所以中亞以其僅次於中東的油氣資源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美國亦在其製定的新的中亞戰略中將該地區列為應特別關注的戰略利益地區。中國隨著經濟的逐步發展對石油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中國在1993年就已經由石油出口國變為石油淨進口國。對石油的需求使中國開始從能源戰略安全的高度關注未來石油進口問題。在解決這一問題的過程中，新疆的戰略地位日益突顯出來。新疆與中亞的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等產油國直接接壤，與烏茲別克、土庫曼斯坦相距不遠。如此有利的地緣優勢，有利於中國獲取石油資源。1997年9月，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簽署了以開發裏海東岸的石油並建設通往中國新疆的輸油管道為內容的總額為95億美元的協定。這條線路對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意義十分重大。當然中亞豐富的戰略資源以及中國的有利地緣優勢也引起了美國的注意，美國也加緊了對中亞石油資源的控製。美國對中亞的新動向就不可能不涉及到新疆地區。中國簽署的新的石油管道的修建不僅有利於我國的經濟發展，還可以使中國擺脫日美間控製南海以及馬六甲海峽的太平洋石油運輸線帶來的挑戰。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充分認識到新疆的戰略地位，認識到它對於中國將來的發展所具有的戰略意義。新疆的地緣政治文化是獨特的，隨著曆史的發展，周邊政治地圖的變遷而發生變化，並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