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三節 美國對華政策與西藏人權問題

　　1972年中美關係改善後，美國政府不得不停止對西藏集團分裂活動的武裝協助。到1974年，支調中央情報局對流亡藏人的秘密武裝訓練、空投武器、提供電台等活動全部停止。直到1986年的十多年間，西藏問題在美中關係中不占一席之地。自1987年開始，美國對達賴集團予以新的支持。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開始受到所謂西藏人權問題的影響。由於國際形勢的巨變，美國的國會、政府及社會輿論在其對華關係中時常提出西藏人權問題。西藏人權問題與台灣問題和中美貿易問題，成為美國對華展開人權外交的三個相互利用的棋子。

　　一、美國國會與西藏人權問題決議

　　作為典型的“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具有不同的色彩。美國政府和議會在對待西藏人權問題時就有所不同。在政治及戰略關係和人權問題的選擇中，國會選擇的是人權問題，而政府則更注重前者。政府作為國家對外關係的主體要考慮到國家利益以及固際事務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美國政府在西藏人權問題上反應往往較為謹慎，擔心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施加過大的壓力可能會破壞中美在更為重要的問題上的合作關係，美國不願意為它同北京的關係注入刺激的因素。因此美國政府竭力向中因強調，盡管它支持維護人權，但它並不支持達賴的任何政治活動。而美國國會在西藏問題上，常常是挑戰中國，幹涉我國內政的急先鋒。雖然美國會和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有分歧，但這隻是表麵的，他們在維護美國國家利益上是一致的，其區別不是采取什麽樣的立場，而足表達立場的方式不同而已。

　　美國國會不但支持達賴，而且多次通過議案向中國政府和美國行政當局施加壓力。1987年6月18日，美眾院通過一個所謂“西藏人權問題修正案”此案是西方議會在80年代利用“西藏問題”搞的第一個反華決議。其影響與後果十分嚴重。因此有必要將其主要內容摘要出來，並進行剖析，眾議院的西藏人權問題修正案分二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所謂“西藏問題”的“調査結果”，誣蔑我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第二部分針對西藏的“政策聲明”，闡明了國會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在“調查結果”部分，國會決議案誣蔑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它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訴諸武力將其統治強加給西藏，並通過在西藏大量駐紮占領軍，繼續實行其統治”：胡說“1949年以來，有100多萬藏民直接死於政治動亂、監禁與大規模饑荒”，“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有600多所寺廟被搗毀”，“藏民的生活、衛生和生活服務水平都大大低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體水平”；還胡說，中國政府推行“鼓勵大量漢人進藏的政策”；在西藏存在著“逮捕與處決宗教犯的事情”。

　　在“政策聲明”中，國會明顯表露出來對西藏流亡集團的支持和對中國政府的施加壓力。它表示要援助西藏難民，要求國務院在1988—1989財政年度的難民援助計劃中“撥出必要的款項”幫助流亡藏人；美國新聞署應當為流亡藏人在美國學習提供獎學金。同時國會則呼籲“美國應當敦促中國政府”與達賴談判，並要求美國總統和美國官員更加關注西藏問題，要求中國釋放“政治犯”與“思想犯”。

　　眾議院6月18日通過的此案，在當年12月15日再次交由兩院正式討論並通過。這一修正案附在“國務院授權法”後麵，於12月22日由裏根總統簽署生效。國會之所以采取這個辦法，是因為美國政府1989年以前在西藏問題上與國會的策略是有所不同的。美周政府一直認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即使在1987年9-10間的拉薩騷亂中，國務院仍然以美中關係大局為重，認為“中國對西藏的政策出現明顯積極的趨向”，並對國會搞西藏問題修正案提出了批評。基於這種原因，國會將西藏問題修正案附於“國務院授權法”後麵，使得總統難以行使否決權。

　　12月15日和16日參眾兩院分別正式通過的“修正案”，比6月18日眾議院的那個“修正案”更為露骨地幹涉我國內政。該案由參議院外委會主席佩爾和赫爾姆斯提出。它除了重複6月眾皖提案的老調外，還增加了幾點新內容：歪曲報道9-10月拉薩騷亂事件，表示支持達賴分裂中國的“五點建議”；它還散布西藏是“國家”的謬論，胡說“西藏這麽一個千餘年來一直信奉非暴力和互相共存原則的國家（Nation）已被中國人軍事化了”；它還明確表示要利用西藏問題幹涉中國內政，要把西藏問題“作為美國處理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要把“西藏的人權問題”同美國向中國的高技術出口與武器出售聯係起來。該案還具有明顯地挑起中國民族糾紛與分裂中國的趨勢。它不僅向總統施壓，說“總統應該會見達賴喇嘛閣下，以表示美國支持他為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特別是他為尋求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所作的努力”，而且要求國務院“對中國境內的其他非漢族民族——如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的維吾爾人、內蒙古的蒙古族人和滿洲的滿族人等——的權利表明態度並提請人們關注”。

　　美國國會在西藏問題上的反華行徑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佩爾、赫爾姆斯等國會議員在70年代都是極力主張改善中美關係、聯華抗蘇的美國人。而當中美聯合抗蘇的戰略因素下降時，這夥人又重新審視美中關係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企圖將從前利用人權問題向蘇聯施壓的伎倆轉移到對付社會主義中國方麵。西藏問題成為美國國會利用人權問題進行反華活動的一個棋子。每當必要時，就拿出來耍弄一番，對中國施壓，幹涉中國內政。

　　二、美國總統與西藏人權問題

　　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強化了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布什總統也一改以前溫和謹慎的對華政策而變得越來越強硬。1990年5月16日，布什總統在向國會闡述對中國實行經濟製裁措施時明確描述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五項目標，其中第一個目標就是“促進對人權的尊重”。達賴喇嘛也極其重視對白宮的外交攻勢。在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以前，達賴喇嘛從來沒有奢望受到美國總統的接見。但是，“北京政治風波”使達賴喇嘛在美國對華製衡外交中的地位頓時身價百倍。在美國的壓力下，1989年諾貝爾委員會將該年度和平獎授予達賴喇嘛。1991年2月，美國國務院的國別人權報告書對西藏人權問題大加關注。而美國總統布什接見達賴喇嘛，更在西方政府首腦中首開惡例。

　　1991年3月25日達賴訪問美國，在康奈爾進行了為期3天的逗留。1991年4月16日，美國總統布什在他的日程表上沒有安排的一次私人會晤中會見了達賴。達賴與布什進行了半個小時的會談，他們討論了西藏的一般情況。這次會見沒有任何記者在場。這是美國現任總統第一次接見達賴，它給中美關係投下了陰影。白宮官員說，布什願意在他的私人住處而不是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達賴，原因是這位西藏人不是國家兩首。4月18日，白宮發言人菲茲沃特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美國從來沒有承認過西藏獨立。然而我們多次向中國政府提出我們對那個國家——我是說西藏發生侵犯人權的事情感到關切，我們將繼續勸說達賴喇嘛的信徒和北京政府恢複和平對話，以解決他們之間的問題。”布什總統會見達賴突破了傳統上美國政府要員不與達賴晤麵或接觸的既定政策。最為緊要的是，在布什會見達賴的前六天，中國大使館已表示任何國家接見達賴都是中國所不能接受的。這表明美國對華事務中，人權問題的份量已超過政治甚至可能是戰略關係上的考慮。布什政府已將人權外交作為對華政策的重要方麵，將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作為恢複和保持正常中美關係的條件。布什政府對華人權外交，目的不僅僅在於人權本身，而且在於通過輸出資本主義的人權觀，影響和改變中國的價值觀念，1；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中征服中國，從而不戰而勝，實現和平演變中國的目的。美國政府的政策實質上威脅到中國的根本國家利益，涉及到中國政局的穩定和能否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這正是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發生衝突的焦點。

　　布什會見達賴，突破了美國政府首腦不與達賴接觸的慣例。這也為西方其他國家政府首腦會晤達賴開了一個惡例。1991年12月，英國首相迫於國內人士的壓力，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會見了達賴。從此以後，美國曆任總統在國會的壓力下，不得不都要會見達賴喇嘛。此舉不僅抬高了達賴喇嘛在國際舞台的聲望，而且美國人通過了解深諳國際公關的達賴喇嘛，對西藏問題的興趣逐步增加。西藏問題因此成為美國政治的焦點話題之一。正是國會在西藏問題上向總統施壓，西藏人權問題在美中關係中的地位逐年上升。1997年，美國總統依據國會的1996—1997年度對外關係授權法案，在國務院下麵成立了大使級的“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官”，其職責就是要“敦促中國政府改善西藏的人權”。

　　三、值得警惕的院外西藏利益集團

　　在美國政治中，利益集團被視為美國政治運作的那隻“看不見的手”。美國成立了許多專門宣傳西藏問題，為達賴喇嘛張目的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其中有一個名叫“聲援西藏國際運動”（International Compaign For Tibet）的院外集閉，需要特別分析。以“聲援西藏國際運動”為典型的一些利益集團，成為當前與今後美國和歐洲國家在西藏人權問題上的主要吹鼓手。他們是國會西藏人權議案的幕後策劃者；是西方“街頭民主政治”下“藏獨”旗幟的執旗人；甚至可能是未來達賴集團的領袖人物。

　　“聲援西藏國際運動”成立於1988年，以非政府組織的名義在美國注冊，以華盛頓為基地，以遊說國會為主要活動內容。其“組織簡章”說，“聲援西藏國際運動”的主要活動是：就西藏問題，進行調査，提供資料，向國會各機構進行遊說聽證，以促進西藏的人權。其活動原則是：幫助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取得關於目前西藏情況的準確材料；西藏是被中國官員占領的殖民地，西藏的資源被中國大量掠走；西藏作為國際法上的“民族”享有自決權；西藏是一個擁有獨特語言、文化和宗教的被占領國家，中國政府對此負有特殊的人權責任；中藏之間應就解決西藏問題進行對話。

　　這個組織在遊說國會的活動中特別賣力。現在已成為國會了解西藏問題的主要反麵渠道之一。它給國會議員寫信要求國會通過有利於達賴集團的議案，幫助國會議員起草、傳遞致中國領導人的信，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其成員還經常舉辦講座，提供所謂關於西藏人權的最新消息與背景材料。到目前為止，這個遊說集團已取得了某些“成績”。在他們鼓動下，美國國會通過決議，建立“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的藏語廣播；給移民美國的藏人提供簽證；為流亡藏人提供美國富布賴特獎學金。這些實實在在的活動，為西藏流亡集團在美國培養“藏獨”事業的接班人。1991年，“聲援西藏國際運動”主席是洛迪嘉裏。

　　事實上，該組織是打著“非政府組織”名義而與達賴喇嘛流亡集團裏應外合的反華組織。洛迪嘉裏本人從前擔任過西藏青年大會的主席和達賴喇嘛所謂的“駐美特使”。而在聯合國人權會上，洛迪加裏又是許多反華非政府組織的成員。而在當前達賴集團的接班人爭奪戰中，他還是熱門的人選。

　　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圍繞西藏人權問題開展反華活動，是隨“北京政治風波”後西方和達賴喇嘛加強對華人權攻勢而開展的。“北京政治風波”後，西方在所謂的中國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並企圖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搞一個譴責中國的決議。西藏分裂集團見有機可乘，加緊了在聯合國人權會的活動。1990年3月第46屆人權會上，西方製造的所謂中國人權決議案被否決。在1991年8月人權會小組委員會上，西方國家通過秘密投票搞了一個西藏人權決議，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向中國政府呼籲中國政府就西藏人權狀況提供說明流亡集團為之感到歡欣鼓舞，在日內瓦加強活動，調兵遣將，企圖在1992年第48屆人權會上搞一個關於西藏人權的正式決議。達賴集團將洛迪嘉裏從華盛頓調派到日內瓦，配合其歐洲辦事處做人權會各成員國工作。並打著非政府組織的名義在人權會上煽風點火，攻擊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然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流亡集團在聯合國人權會的分裂活動以失敗告終。正當其“國際西藏年”結束之即（3月5日），第48屆人權會在3月4日晚表決通過了對中國不采取行動的動議。“國際西藏年”宣告破產。

　　四、關於西藏人權問題之本質分析

　　綜觀這些年來我國麵臨的國內外形勢，“不可否認，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工作有過錯誤，最大的一個錯誤是文化大革命使西藏寺廟遭到嚴重破壞，宗教生活被迫停止”，“但是文革的破壞並不是專對西藏的，它是一場全國性大災難”。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十年動亂中，西方國家沒有人提出什麽“西藏人權問題”。而當我國政府自1978年正本清源，落實民族政策，推動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時期，國外某些反華勢力卻有意抹殺西藏五十多年發展的成就，算曆史陳年老賬，鼓吹西藏人權問題，本質何在？

　　第一，西藏人權問題是曆史上西藏問題的變種。前麵已述，西藏問題是近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鴉片戰爭後，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國邊陲疆地首當其害。西方殖民者拉籠西藏統治上層的分裂分子製造西藏問題，企思把西藏從中國領土上分裂出去。新中國自成立後日益強盛起來，使得企圖以武力分裂西藏的陰謀難以得逞。於是西方改變手法，鼓吹“人權問題”了，並跳到國際舞台的幕前，以“維護人權”為名幹涉我國內政。由此可知，曆史的回聲並沒有消失。西藏人權問題正所謂是曆史上西藏問題的翻版。其實質仍然是鼓吹“藏獨”。

　　第二，西方世界數吹西藏人權問題，目的主要在於利用西藏問題，推行對華的“人權外交”，幹涉中國內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妄圖憑借實力將其意識形態與社會製度強加於人，總想建立世界霸權。越南戰爭後國實力相對衰落。為了扼製蘇聯的擴張，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改善了同中國的關係，聯華抗蘇。在西藏問題上美國有所收斂，不願影響到與中國的戰略關係。然而年代以來，國際格局變化，兩大陣營解體，美蘇關係緩和，中美戰略關係隨之相對下降。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自卡特政府起，開始推行“人權外交”，試圖通過人權問題，幹涉別國內政，加強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美國及其西方盟囯重彈“西藏人權”的老調，公開支持西藏流亡政府，插手西藏事務，煽動分裂，製造騷亂。1987年9月達賴喇嘛應美國國會邀請訪美，正是他的訪美煽動挑起了拉薩騷亂。

　　第三，美國關注西藏問題不是為了維護所謂的道義原則，而是為了謀取自身的最大政治利益。超級大國的利益以及“領導世界”的責任感是美國特別關注西藏問題的基本原因。作為世界第一號強國，如果總不能言行一致，不免被其他國家恥笑並增強對其不信任感。這與美國人權外交政策所要達到的改變美國國際形象的目的是相違的。自從1978年卡特強調人權外交後，裏根與布什相繼接過這麵旗幟，布什總統還把人權外交納入其“超越遏製”的全球戰略中。美圍認為自己的人權警察正義形象已經樹立起來，所以為了自已的利益，必須對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事務進行幹涉。否則，美國在國際社會中就會失去信譽與威望，這對它來說無異自殺。

　　當然，美國有對它國事務進行幹涉的傳統。要當世界“憲兵”正是美國所謂的基督教中的“拯教世界使命感”在國際關係中的表現。曆史上沒過多次無端幹涉它國內政，対別人指手劃腳。其利用的手段包括國會的決議，總統的威脅性講話，民間的輿論導向，有時美國不惜動用武力來幹涉它國內政。人權問題更是美國政客的慣用伎倆之一。便用這個武器幹涉它國事務，他們得心應手。因此，每當中國國內發生一點事情就會被這些人所利用。

　　美國指責中國侵犯人權決不完全是因為美國所宣稱的使命感，而是這樣他們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幹涉中國內政。美國的傳統哲學是一種簡單庸俗的實用主義，認為有用即真理。因此美國人在任何時候都會采取對自己最有利的政策和方針，而不考慮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以及同其他國家來之不易的友好關係。在西藏人權問題上美國也是如此。達賴喇嘛的行動給美國可乘之機，於是它便開始攻擊中國侵犯西藏人權而忽視了國際關係中的主權平等原則。主權原則意味著每個政權應自主地判斷並決定在本國領土及管轄範圍內發生的事情。主權原則也意味著隻有政府本身而不是某些個人在國際上有法律地位。主權原則還意味著各國主權平等，應該互相尊重。

　　第四，西藏問題的國際幹涉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從戰略利益考慮，美國是為了達到和平演變中國的目的。畢竟在國際舞台上，一個資本主義的中國比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更令美國感到安全與有利。美國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在中國與流亡藏人之間設立了難以逾越的鴻溝，使西藏問題難以解決。美國的支持激起了流亡藏人中的極端主義情緒，強化了他們同中國政府的對抗。新一代流亡者錯誤地把美國的宣傳與支持作為後盾，認為西藏應該獨立，漢人正在他們的家園殘害同胞，他們應該拿起武器拯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美國就這樣在流亡藏人和中國政府在解決西藏問題上投下了巨大的陰影。這給流亡藏人帶來了深重的苦難。美國人非常清楚，他們的支持既不會使拉薩騷亂成功，也不可能給中國人帶來什麽嚴重的分裂，但美國人的行動卻連續不斷地挑起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希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西藏問題的國際幹涉，隻能增加西藏流亡集團的不能實現的“藏獨”野心，增添海外藏人寄人籬下所帶來的無窮苦痛，無助於西藏問題的根本解決。達賴集團隻有放棄西藏問題的國際化企圖，重新回到與中央政府的談判桌邊，誠心誠意，才能真正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出走後一直寄居印度。印度和中國一樣，都是亞洲大國並且相互毗鄰。戰後印度與蘇聯的關係較之與美國的關係更為密切。於是美國便利用西藏人權問題使這兩個人口眾多的亞洲大國相互敵視，互相牽製，這對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是有好處的。這樣美國就可以擺脫兩個文明古國崛起、聯合的惡夢，而在兩國的對立中謀取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