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五節 中印邊界問題的反思

　　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中印邊界交涉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盡管中印邊界問題的最終解決還存在著長期複雜性，但隻要中印雙方本著友好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以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解決問題的出發點，積極發展兩國關係，中印邊界問題就一定會有和平解決的前景。事實上，當我們回顧20世紀50年代同期的中緬邊界談判及其與中印邊界談判的關係時，曆史給未來很大的啟發與思考。

　　一、中印、中緬兩國關係及邊界問題之比較

　　新中國成立後，中印、中緬關係進入曆史上的新階段。三國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且共同努力使其成為了團結新獨立國家反帝、反殖鬥爭的一麵旗幟。20世紀50年代初期和中期，印、緬兩國對華政策是積極友好，有利於雙方關係健康發展的。1949年10月新中國誕生，同年12月16日，緬甸政府宣布承認新中國，它是國際社會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而印度則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1950年4月1日，中印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50年代，在恢複新中國的聯合國合法席位和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國受到西方國家的封鎖；包圍、威脅等電大問題上，印、緬都曾向中國伸出友好援助之手，在國際舞台上與中國並肩站立在一起；同時，對印緬兩國，中同也一貫堅持維護睦鄰友好的政策，在國際反帝、反霸、一反殖鬥爭中，積極支持印緬發揮骨幹領導作用，對印、緬所倡導、提議的一些重大國際活動予以了積極無私的援助和支持。中印、中緬關係在50年代中期以前都是友好的，印緬兩國與中國的關係基本上處於同一友好的水平。也就是說，中印、中緬邊界問題解決的政治前提是基本相似的。正因如此，周恩來將印度和緬甸等原殖民地國家視為要求和平的友好國家，是中國國際統戰的盟友，並希望以解決與印度和緬甸的邊界問題為突破口，樹立新中國睦鄰外交的新形象。

　　事實上，中印中緬邊界還存在相當的共同之處。第一，從中印、中緬邊界問題的緣起來看，印緬在近代史上都曾先後淪為英國的殖民地，中印、中緬邊界問題都是英殖民統治留下的“後遺症”，屬曆史遺留問題。現任政府無需承擔曆史的責任。因此，英帝國主義留下的諸類曆史交涉、文書等都與印、緬現任政府無直接責任上的關係。第二，從中印、中緬邊界問題解決的難度上看，兩者是相似的。盡管中印之間爭議的領土麵積大於中緬間爭議麵積，但中印邊界問題涉及到的卻有相當一部分是雪山、冰川和荒漠，而中緬之間有爭議的領土則遍布於少數民族的村寨、良田、礦山和戰略交通樞紐，涉及到成千上萬少數民族群眾的移居。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中緬邊界未定界中有一段，即從伊索拉希山口到底富山口（中、緬、印交界處），是屬於“麥克馬洪線”東邊最後一段，1914年麥克馬洪私劃“麥線”時，緬甸尚厲英屬印度的一部分。因此，中緬、中印邊界談判中又都涉及到了“麥克馬洪線”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中緬邊界談判的難度並不亞於中印邊界談判難度。第三，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邊界摩擦與衝突使中印、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體現出時間上的緊迫性。1955年，中緬邊界地區發生“黃果園事件”兩國邊防部隊在中緬邊界上兵戎相見，促使雙方政府清醒認識到明確劃分國家邊界的必要與迫切。緬甸吳努總理對此指出：“曆史告訴我們，邊界糾紛一直是人類衝突最通常的原因之一。的確，每一次大戰總是產生一些新的邊界，而這些新的邊界本身就包含著新的衝突的‘種籽’。為了避免戰爭和各類衝突，就要明確劃分我們兩國（中緬）之間的邊界。”同時期內，中印之間也曾多次因邊界劃分不明而產生邊防人員之間的摩擦，1959年發生了朗久事件和空喀山事件，雙方人員互有傷亡。為此印度國會數次舉行邊界問題聽證會，尼赫魯總理及當時的國防部長梅農也多次在議會、政府與新聞媒體前發表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政策性講話。由此可見，印、緬政府都充分意識到與中國的邊界問題亟待解決。但是，盡管有上述的各種相似點，中印、中緬邊界問題後來的發展卻大相徑庭。中緬兩國領導人在解決邊界問題的過程中，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解決問題的基礎，友好協商，互諒互讓，於1960年1月簽訂了邊界條約，邊界問題終於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並為現代國際法與國際關係準則的發展添寫了新的篇章。而中印邊界問題卻在兩年後惡化為邊界戰爭，而且經過幾十年的僵持，至今仍懸而未決。

　　為何中緬兩國能，而中印兩國卻不能？中印邊界問題給後來人留下許多思考。

　　二、中印邊界問題的反思

　　第一，印度一再強化所謂“阿魯納恰爾邦”的法律地位的做法，成為中印解決邊界的最大障礙。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後，印度不斷強化其對“東北邊境特區”（即中印爭議的東段地區）的控製。1972年1月將其改名為“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1982年在印度新德裏舉行的第九屆亞運會閉幕式上，印度別有用心的安排一個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雪獅舞和孔雀節目。閉幕式的指示燈亮出“阿魯納恰爾邦”字樣，發給記者的說明書印有“阿魯納恰爾邦”，全場廣播也儼然以正式領上（邦）的身份出現，企圖把中印邊界的雙邊爭端引進世界政治問題的多邊爭端之中。1986年12月8日一9印度議會兩院通過一項法案，將“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升格為“邦”。12月11日，中國政府鄭重聲明，絕不承認非法的“阿魯納恰爾邦”。印度單方麵強化該邦法律地位的做法，移民實邊，為未來的中印邊界談判設置了嚴重的障礙。

　　此外，“麥克馬洪線”不僅涉及中印邊界糾紛，還牽涉到西藏人民民族感情的問題。所謂“阿魯納恰爾邦”，包括門隅、洛隅、下察隅廣大地區，中國西藏地方政府自17世紀中葉起就開始對這一地區行使主權，這一地區的居民都是藏族或與藏族有密切血緣關係的民族。門隅地區的達旺地帶，是西藏錯那縣的一部分，它那宏偉的寺廟，數百名喇嘛，一直被視為西藏政治上的一支主要力量，並與拉薩哲蚌寺有著密切的聯係。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就出生在那裏。印度對“阿魯納恰爾邦”的強行占領，無疑給西藏人民的民族情感造成巨大的傷害。因此，如何真正落實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諒互讓，就考驗著印度領導人的智慧了。

　　第二，印度如何妥善處理好西藏問題，至關重要。中印兩國關係中，西藏問題始終與邊界問題交織在一起。1947年印度獲得獨立，但是在西藏問題上印度新政府卻繼承了從前英印殖民當局的傳統政策。印度至今仍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印度同西藏有著宗教與文化上存在特殊的親密關係。印度國會中支持“西藏獨立”的反華勢力亦不可低估。中國政府曆來是堅決維護其在西藏的主權地位的。早在1959年3月西藏叛亂後，周恩來總理就對黨內外知名人土講到：“七百年來，西藏都厲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曆史事實。”“（印度）把西藏說成是一個‘獨立國家’實際上是要使西藏停滯不前，不改革，作為‘緩衝國’，置於印度的勢力之下，成為它的保護國。”“如果（西藏問題）幹涉者攻擊我們一百年，我們也就準備回擊一百年。”1959年西藏叛亂的失敗，讓尼赫魯認為丟失了控製西藏的可能，進一步促使他在邊界問題上向中國施壓，他公開兩國總理的談話記錄，搞照會戰，逼中國承認“麥線”。經中國複照澄清，他更為惱火，在印度議會聲稱他受了中國的欺騙。因此，長期以來，印度一直存在“以藏製華”的觀點。令人欣慰的是，隨著2003年7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依訪華，中印關係出現了明顯的改善，印度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給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第三，中印應當拓寬政治接觸麵，加強高層亙訪，逐步實現高級會晤定期化和機製化，增加雙方議會、政黨和民間的交流，增信釋疑，推動兩國關係發展的群眾基礎，也有利於今後順利解決邊界問題。邊疆問題屬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應當承認，中印兩國外交官員通過幾十年的談判，已經完全了解彼此。談判是否有結果關鍵在於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智慧，這已是中越邊界談判成功的重要啟示。

　　自1988年12月拉·甘地應邀正式訪華以來，中印兩國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麵的關係都得到不斷改善和發展。但1962年邊界衝突給中印關係造成的芥蒂尤存，中國威脅論在印度有著不小的市場，中印政治關係的基礎依舊脆弱。1998年5月印度核試驗前後，印度政府高級官員甚至為推卸破壞核禁試責任而不惜損害中印關係的言行就反映出印度對中國仍存有誤解與疑慮之心。因此，要解決邊界問題，尚需兩國共同努力。

　　中國和印度都是正在崛起的亞洲經濟大國，對亞洲乃至世界的穩定與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近年來，中印兩國經濟發展快速增長，都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經濟上也有較大的互補性，加強雙邊經貿、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對兩國政治與外交關係也將產生積極的影響。並且，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印在有關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南北關係、人權等重大問題上，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存在著不少重要共識。雙方為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應當而且也需要相互支持與合作，從而推動中印關係的全麵發展，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創立一個良好的雙邊環境。

　　§§第五章 中俄邊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