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三節 症結何在？

　　中印兩國共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者，20世紀50年代前半期兩國曾有過“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的蜜月時期，何以在1959年後關係迅速惡化，乃至1962年兵戎相見，爆發邊界戰爭呢？

　　一、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不同

　　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邊界問題，大多是由近代以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產物，屬於曆史遺留問題。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一貫采取較為客觀務實的立場，既照顧過去的曆史背景，也考慮到了業已形成的現實情況，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通過友好協商、互諒互讓以求得對雙方都有利的公平合理的解決。根據這個方針，中國同緬甸、尼泊爾等國順利解決了曆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對於中印邊界問題，中國政府十分重視，詳細考査了中印邊界曆史上和現實中的實際情況，研究了中、英、印三國出版的地圖和官方、私人所有的各種文件及文字記載，特別研究了印度政府向中方提到的各種主張及證明文件，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明確地提出了有關中印邊界問題的基本主張：

　　1、整個中印邊界約兩千公裏是從來沒有正式劃定過的，中印之間不存在任何劃定邊界的條約或協定。

　　2.中印之間存在著一條雙方行政管轄所及而形成的傳統習慣線。中國方麵所提出的邊界線是正確反映了中印邊界的真正傳統習慣線。這條傳統習慣線是經過長期曆史發展過程，根據雙方曆來行政管轄所及範圍而逐漸形成和明確起來的。

　　3.由於印度不僅繼承了英帝國主義對中國西藏地方領土的侵占，並且在近年來進一步把自己的控製強行推進到傳統習慣線以北的中國領土，因而造成了一條同傳統習慣線有出入的雙方實際控製線。中國則沒有任何時候、任何地點越過傳統習慣線進入印度領土。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中國曆來沒有承認。

　　4.在中印簽訂協定以後，印度違背了協定的五項原則，極力在中印邊界各段越過傳統習慣線，侵占中國領土，中國政府一再提出應通過友好協商，尋求對雙方都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在邊界問題全麵解決前，雙方應該維持現狀，而不以片麵行動，更不能使用武力來加以改變。對於一部分爭執，還可通過談判，達成局部性和臨時性的協議。

　　中國處理邊界問題的立場與主張，完全是公平合理、友好真誠的。但這種和解態度卻並未得到印度的響應，相反，其在邊界問題上的態度，一開始就是僵持、片麵和強加於人的。印度政府認為，過去的條約是有效的，印中邊界是由曆史與自然決定的：

　　首先，印度在邊界劃分中堅持英印殖民政府時期的條約有效論。如前所述，盡管印度曾長期遭受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飽嚐喪權辱國的艱辛和痛苦，獨立後本應一反英帝國主義者的所作所為，以嶄新的姿態與立場處理與周鄰國家的關係。但狹隘的民族主義與稱霸亞洲的野心卻促使印度積極走上以條約有效論為借口的擴張主義道路。尼赫魯曾在議會公開宣稱：“我們的地圖表明‘麥克馬洪線’是我們的邊界，不管地圖不地圖，這就是我們的邊界。這個事實沒有變。我們堅持這條邊界，我們決不讓任何人越過這條邊界。”

　　在尼赫魯看來，隻要是符合印度國家利益的條約都是有效的。在這一原則推動下，印度不斷蠶食中印邊界中國一側的領土。1954年印度侵占中印邊界西段沿傳統習慣線中方一側麵積約有450平方公裏的巴裏加斯地區，至今未撤，同時對西段約3.35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提出領土要求。為證明其越境侵占行為的“合法性”，印方的依據是1842年10月查謨邦多格拉族統治者古拉伯·辛格與西藏地方當局雙方交換的互不侵犯文件，是第一個邊境條約，由此認為中印邊界西段業已劃定。但是事實上，印度所謂的1842年換文根本未規定邊界的具體位置，印度憑此條約對中印邊界西段進行劃分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印方在邊界劃分中強調所謂分水嶺原則，認為喜馬拉雅山形成的分水嶺才是中印邊界東段的天然疆界。印度駐華大使館於1960年給中國外交部的照會中提到：“在所有可能的天然邊界中，分水嶺是最好的。因為它不會改變而且易於辨認。在有一係列山脈的地方。往往是分水嶺，而不是別的東西，成為傳統的邊界，因為山兩邊的人民在定居時傾向於上溯到河流發源地為止，而不會起越它們。印度北方邊界的畫法全部是沿著主要的分水嶺，這一點支持了這條線由於習慣和傳統而成為邊界的事實。”同時，印度政府認為，印度主張的邊界“具存基於地理、傳統和條約的充分權威”；“分水嶺原則已先天地規定了中印邊界，毋需再來正式”；“規定昆侖山和大喜馬拉雅山脈的巨大的弧形線，形成了世界上予人印象最深的天然邊界線。這條線兒世紀來一直為傳統習慣所承認，它決定了雙方行政管轄的界限，並且近三百年來邊界各段還曾在不同時期在有效的國際協定中得到確認”。

　　印度所主張的這兩個劃界原則，相輔相承又隨著談判的具體情況而各顯其能。對於中印邊界中段，英國和印度的官方地圖、文件以及派往西藏從事非法勘測活動的英、印人員的著作都證實這一段的大部分爭議地區是屬於中國的，因此，尼赫魯總理1959年3月22日給周恩來總理的信中就沒有提出中段邊界有條約根據，而隻強調分水嶺原則。從1950年起，印方就散布說，北部邊界（指“麥克馬洪線”）是不容談判的。到了1954年，其“不容談判”的態度進而擴大到了中印邊界全線。印方一再公開宣稱，印度與中國西藏的邊界就是按它所主張的邊界線劃分的，並且還硬要中國政府全部接受和承認印方提出的毫無根據的邊界線。

　　二、關於“麥克馬洪線”的爭議

　　中印邊界東段的“麥克馬洪線”問題，一直是中印邊界爭端的核心。印度對於此線的主張完全繼承英國殖民者的衣缽，認為此條邊界是由國際條約與天然的分水嶺決定的。在中印邊界交涉中，印度指出“麥克馬洪線”是由中國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和英國三方代表共同劃定的，咬定該線以南地區曆來由印度政府管轄，否認中國西藏當局在曆史上對這一地區客觀存在的管轄權，同時認為那裏的部落也絲毫沒有受到過西藏政治、文化或其他方麵的影響。印度政府堅持認為，中印之間不存在邊界問題，麥克馬洪線已經劃定了中印邊界，尼赫魯1950年11月20日在印度人民院回答議員質詢時就曾提出：“從不丹向東的邊界已清楚地由1914年西姆拉條約所確定的‘麥克馬洪線’劃定”。事實上，把中印邊界中段定在喜馬拉雅山各山口是符合印度的安全戰略意義的。“‘麥克馬洪線’沿著（喜馬拉雅山）頂峰畫出的邊界線，比沿著山麓畫的邊界線，要有利得多。”正是出於這種追求“自然邊疆”的擴張主義要求，導致印度不顧曆史事實，堅持把單方麵確定的、實際為非法的“麥克馬洪線”視為已定邊界線，不容談判。同時，印度還進一步推而廣之，對邊界的任何地段都不能進行談判。但是，一味拒絕談判會不得人心，尼赫魯政府就為談判規定了一個先決條約：中國應該先承認麥克馬洪線，同事接受印度聲稱的西段邊界線，在這個基礎上，兩國可以就一些枝節問題進行談判。因此有必要對此問題的曆史背景進行分析。

　　1911年中國發生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國的內地動蕩，給帝國主義列強在我國邊疆問題上滋事以可乘之機。英帝國主義利用此時機，公開地進行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侵略活動。在此曆史背景下，1913年10月，英屬印度在西姆拉舉行了英國、中國、西藏地方政府三方會議，此會議期間，英方在公開的或私下的場合，猖狂地展開了分割西藏領土的活動。當時，中國中央政府拒絕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反對英方的無理要求。在會外，當時擔任英屬印度外務大臣麥克馬洪，背著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在德裏同中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以秘密換文的方式，於1914年炮製了所謂的中印邊界東段“麥克馬洪線”，企圖把傳統習慣線以北9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劃歸英厲印度。對於這條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中國曆屆政府從未予以承認。英國政府也遲遲未敢公布。這條線到1937年才在英屬印度政府出版的地圖上作為“未標定界”首次出現。至於西姆拉條約和德裏秘密換文，則是英國政府在1938年采用篡改1929年出版的《艾奇遜條約集》（印度與鄰國的條約、契約、證書集）中有關西姆拉會議的記述的卑劣手段偷偷地拋出來的。而實際上，英屬印度當局越過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向北推進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直到印度獨立前夕，英屬印度當局還遠未全麵控製到“麥克馬洪線”。1947年印度獨立後，印度政府繼續向“麥克馬洪線”推進。例如在門隅地區，印軍1951年越過色拉侵占達旺，強迫一直在那裏行使管轄權的中國西藏地方政府撤出，1953年前將其控製逐漸擴展到非法的“麥克馬洪線”。1954年在“麥克馬洪線”以南中國傳統習慣線以北地帶為主體的地區內設置了所謂的“東北邊境特區”，以加強輯製，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圖第一次把“麥克馬洪線”畫成已定界。

　　對於印度政府在邊界問題上的單方麵立場，中國態度很明確，即中印之間的邊界從未經正式劃定過。曆史上，中國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間從未訂立過有關中印邊界的任何條約或協定，至於說被印度政府視為有國際法效力的“國際協定”——《西姆拉條約》，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背著中國政府簽署的，中國政府沒有在條約上簽字，也從來沒有承認條約的有效性，因此，不能作為中印邊界的協定。此外，西姆拉會議還涉及到西藏地位的重大問題。因為如果承認西姆拉會議的合法性，不僅意味著中國將喪失大片本屬自己的領土，而且還意味著中國政府承認1914年英藏關於“麥克馬洪線”換文的有效性，同時也意味著中國事實承認西藏享有一個主權國家的簽約地位。果真如此，新中國還將失去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的法律依據。但考慮到各種複雜原因，中國政府認為有必要對麥克馬洪線采取現實的態度。中國政府希望能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邊界問題的存在不應影響兩國關係的發展。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措施，雙方應該暫時保持邊界的現狀。

　　關於“麥克馬洪線”問題，不得不涉及到中緬邊界的西段——事實上是“麥克馬洪線”東段一部分。中緬邊界問題的圓滿解決，給印度政府造成了幻覺或誤解。印度單方麵認為中國也會承認以“麥線”劃定劃定中印邊界的立場。1956中緬談判邊界問題時，周恩來表示，中國政府不承認1914年英國政府片麵製造的“麥克馬洪線”。但將尊重曆史與現實，以此線為基礎談判兩國邊界劃分。1956年周恩來訪問印度。尼赫魯就提出“麥線”問題，周恩來當時答稱，這個線是不合法的，中國曆屆政府都不承認，新中國政府自然也不能承認。這是英國侵略中國的產物，中印兩國人民不負這個責任。現在中國、印度、緬甸都獨立了，我們應該根據新的現實情況與兩國友好關係，加以現實地解決。周恩來說，他要報告中央並征得西藏地方同意，是需要時間的。但根據尼赫魯的回憶，周總理與他的會談中提及“考慮到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暗含了對“麥線”的默認及印度在該線其餘段落上的解決立場的認同。尼赫魯還說，他曾用三種方式回頭再談這個問題，並使周恩來總理重複了這一點。“現在這件事被無視——如果不是被否認的話，無論如何，它實際上被否認了一一而且采用了另外一條線，這是我感到遺憾的事。”1959年2月，尼赫魯在給周恩來的信中提及“麥線”時，說周恩來已承認了“麥線”，同意以“麥線”劃界，並將當時談話印方的記錄有關“麥線”一段抄錄在信中，指責中國總理違背諾言。對此，中國外交部曾專門在1959年12月26日致印度駐華使館的照會中作出解釋：說明會談的經過，並強調這條線是非法的，是從來沒有為中國政府承認的。盡管如此，為了保證邊境的安寧和照顧兩國友好關係，中國軍政人員將嚴格不越過此線，希望以後找出解決東段（指“麥線”一段）邊界的適當辦法。周恩來總理的這段申述，無論如何不能被解釋為中國政府對“麥線”的承認。

　　三、印度對當時中國內政外交環境的誤判

　　印度對中印邊界問題的處理，也反映了60年代印度與中、蘇、美三國間的戰略關係的看法。50年代後期，中國國內麵臨著嚴重的自然災害，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困難。1959年3月達賴喇嘛在西藏發動叛亂。與此同時，中蘇國家關係也因為意識形態的論戰出現不和。在東南沿海，台灣當局在美國的縱容下企圖“反攻大陸”。印度認為，中國內政外交發生全麵性危機後會在邊界問題上對印度讓步。因此，印度企圖通過中印邊界問題向當時與中國關係破裂的蘇聯及美國示好，以謀求印度在國際社會的利益。

　　50年代末，中蘇關係惡化後，蘇聯愈益重視其亞洲戰略布局，加緊網羅中國周邊的反華勢力，以形成對中國的戰略包圍。這突出地表現為加強對印度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共同對中國施加壓力。1959年朗久事件發生後，蘇聯馬上聲明“中立”，但實際上是偏袒印度。西方新聞界評論說：“蘇聯在一個共產黨國家和一個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嚴重爭端中保持明確的中立，就是在國際關係和意識形態上逃避兄弟般的團結的責任。”中印邊界戰爭爆發後，印度向美國和蘇聯通報了邊界衝突的進展，指責中國侵略了印度。尼赫魯要求蘇聯提供軍事援助，特別是供應米格21型飛機。中印邊界戰爭結束後，印蘇關係迅速提升，1965年美國政府出於在印巴間維持均勢的考慮停止對印軍援後，蘇聯成為印度最大的武器裝備供應商。蘇聯在經濟和軍事上援助印度，體現了在戰略上包圍和遏製中國的政策，從而在南部加大了對中國的壓力。

　　美國也在密切注視著中印邊界爭端的發展，肯尼迪政府對中印衝突的反應與其對華政策及南亞政策息息相關，它企圖一方麵全麵加強印美關係，可能的話就把它拉入西方集團，另一方麵企圖乘機解決印巴爭端，使兩國聯合起來對抗和遏製中國，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肯尼迪的得力助手西奧多·索倫森說盡管總統在全神貫注於對美國和西半球的更為直接的威脅，但卻在思考哪一個危機從長遠來著將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從長遠的意義上，世界上這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間的一場全麵戰爭，是可以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對抗相匹敵的。

　　尼赫魯標榜印度推行不結盟外交。但是，中印邊界衝突發生後，他不斷與美蘇靠攏。1962年10月26日，尼赫魯致信美國總統肯尼迪，請求給予軍事援助。次日，美國開始援印，11月14日，美印簽署軍事援助協議，為已經啟動的軍事援助確立了法律基礎。11月20日深夜，當印度軍隊潰敗時，尼赫魯向肯尼迪發出緊急呼籲信，要求美國立即進行軍事幹預，並派遣15個空軍中隊參加對中國作戰。中印邊界戰爭結束後，印度則“不加掩飾地”投入美國的懷抱。1963年1月，印度外交部的一位高級官員甚至表示，印度願意“同美國在亞洲各地進行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合作”來共同遏製中國。因此，印度放棄了不結盟立場，轉而推行一種事實上的雙重結盟政策，在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左右逢源，進一步以邊界問題遏製中國。

　　應當承認，印度國內因素對印度政府走向對華邊界戰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印度是西方國家在東方的“民主櫥窗”。多元化的政治與媒體，不斷渲染中國背叛了印度的友誼，背叛了印度與中國共同倡導的“潘査希拉原則”，煽起印度公眾歇斯底裏的民族沙文主義情緒，給中印關係帶來嚴重後果。除此以外，當邊界談判出現分歧，印度為了在國際社會上先聲奪人，不惜將中印兩國早年互致的照會公之於眾。正如尼赫魯後來所說的那樣；“或者把對方爭取過來，或者削弱對方，使它在本國輿論、世界輿論和我本人的看法裏站不住腳。”中國方麵為了澄清事實，也不得不公布印方的照會。因此，從1960年到1962年間，中印在邊界問題上展開了“照會戰”。僅1961年12月至年12月，中印雙方公開的互致照會、聲明、信函就達一百多件。邊界問題公開化後，國際輿論也加人其中，各執一詞，甚是熱鬧。在“照會戰”、“宣傳戰”中，中印雙方都將自己關於邊界的立場、態度公布得一覽無遺，使得國際社會對邊界的走向和雙方的實際控製線了如指掌。事到如此，任何一方的妥協、讓步都意味著國家尊嚴的喪失、民族自尊心的傷害，最終導致中印雙方根本就不可能坐下舉行認真理智的談判，問題進一步惡化。由此可見，中印邊界問題國際化，不僅不利於推動談判的順利進行，反而還使中印雙方的談判和考慮解決邊界問題時增加了對其他因素的顧慮，加大了談判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