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二節 中印邊界談判與邊界戰爭

　　中印邊界曆史上從未正式劃定，存在爭議本屬正常。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為解決和縮小中印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作出了積極的努力。邊界問題之所以發展為後來的邊界衝突與戰爭，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度尼赫魯政府在謀求西藏緩衝區的政策失敗後，企圖強化其對中國邊疆領土所謂“前進政策”造成的。

　　一、關於邊界問題的中印官員會晤

　　1959年3月，中國政府很快平定西藏武裝叛亂。這使印度期望的“西藏緩衝區”夢想及原有戰略部署被打破。在印度的地緣政治與安全戰略中，中國由“潛在的敵國”變為“現實的敵國”。中印邊界局勢日趨緊張，雙方開始就邊界問題展開爭論。

　　1959年3月22日，尼赫魯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向中國單方麵提出了大片領土的要求。他在給周總理的信件中寫到：“我們原以為我們的立場已經為貴國政府所明白、了解與接受，然而，由於我們兩國政府間不幸對疆界的畫法在幾處地方存在著一些看法的分歧，我同意雙方應該尊重在最近的那些爭執發生之前所存在的情況，雙方都不應該試圖采取片麵行動去行使自認為屬於它的權利。”“（中國政府）繼續出版把大塊印度和不丹的領土劃入中國的中國地圖，是不符合長期確立的習慣和條約的，這並且是引起我們極大關注的事。……要是這些邊疆問題現在影響到我們兩國間存在的友好關係的話，那會是極其不幸的。”為了維護邊境地區局勢的穩定，1959年9月8周總理給尼赫魯總理的回信中重申了中國方麵對邊界問題的看法，並批駁了尼赫魯關於西段的1842年條約和關於東段的“麥克馬洪線”的論據。在信中，周恩來總理再一次聲明了中國政府的主張：應通過友好協商，考慮到曆史背景和當前的實際情況，尋求對雙方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在信的最後，周總理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軍隊和行政人員，恢複兩國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這樣，中印邊界一時的緊張局勢就會立刻緩和下來，籠罩兩國的陰雲也會迅速消散”。但是，印度不僅在中印邊界上挑起了空喀山事件，還以印度外交部曆史司的名義編寫了一本名為《印度喜馬拉雅邊界的曆史背景》的小冊子，煽動起印度公眾的反華情緒，進一步加大了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

　　為防止邊界衝突的再次發生和中印緊張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周恩來總理在1959年11月7日致尼赫魯總理信件中說：“如果兩國政府不想出一個十分妥善的解決方法，我擔心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邊境衝突今後還有可能出現。”因此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了舉行高級會談和采取非軍事化臨時措施的合理建議。但是，印度拒絕舉行兩國總理會談。尼赫魯在1959年12月21日給周恩來的回信中說：“總理先生，在對事實存在著這樣完全的分歧的時候，我們怎麽能夠達成原則協議呢？因此我寧可等待你已經答應的、對我9月26日的信和我們11月4日照會的答複，然後我們再討論下一步驟應該是怎樣的。”為了推動兩國總理早日會談，盡快解決中印邊界問題，1959年12月26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方麵遞交了一份長達22頁的照會，對尼赫魯9月26日信和印度政府11月4日照會作了詳盡答複，這份照會對印度的所謂中印邊界早已按照印方所主張的邊界劃定的說法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重申了中國通過友好協商解決邊界問題的立場。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尼赫魯終於同意邀請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於1960年4月19日赴新德裏同等印度領導人進行會談。會談中，周總理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把一年多來中印雙方所表達的觀點和要求歸納成六個共同點和接近點，即：1.雙方邊界存在著爭議；2.在兩國之間存在著一條各自行政管轄所及的實際控製線；

　　3.在確定兩國邊界時，某些地理原則，如分水嶺、河穀、山口等，應該同樣適合於邊界各段兩國邊界問題的解決，應該照顧到兩國人民對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侖山的民族感情；5.在兩國邊界問題經過商談得到解決以前，雙方應該恪守實際控製線，不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但可以進行個別調整；6.為了保證邊界安寧，便於商談的進行，雙方在邊界各段應該繼續停止巡邏。

　　中方希望以此同印方達成協議，作為繼續商談的基礎。但印度予以拒絕，而提出了印度方麵關於邊界問題的主張：1.堅持它所主張的與中國的邊界全線已經劃定；2.盡快將國家力量推進到它主張的領土上；3.在印度控製其主張的所有領土前，拒絕就維持現狀達成任何協議；4.在所有階段均拒絕談判其主張的邊界走向。這表明了印度政府不僅不承認在兩國之間存在著實際控製線，不願意為了避免邊界衝突而使雙方武裝部隊脫離實際接觸，甚至蠻橫到不承認雙方邊界存在爭議的客觀事實。對於周總理提出的六個要點，尼赫魯也一一予以否定，說印度政府無法同意這些要點。由於印度在談判中采取不予合作的態度，中方不得已，隻得在新德裏的記者招待會上將會談結果公布於世，中印兩國新德裏高級會談以失敗告終。

　　此後，從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兩國官員先後在北京、新德裏和仰光舉行了三輪官員級邊界會晤。邊界問題的解決需要雙方在政治上的妥協，但尼赫魯卻拒絕。與此同時，尼赫魯在多種場合為印度的官員報告辯護。1961年4月3日他在人民院中聲稱：“這一官員報告已將事實說得如此清楚，甚至中國政府也會不是突然地而是逐漸地受到影響。”由於印度多次拒絕中方提出的建設性提案，客觀上已排除雙方協商的可能性，會晤最終無果而終。1961年12月，中國建議締結一項新的協定來取代1954年的通商和交通安排。1962年8—10月，中國政府三次提出談判建議，均遭印度拒絕。印度把中國的和平誠意視為軟弱可欺，不僅指責中國破壞中印間的有關協定，誣蔑中國進行了“侵略”，而且加緊了戰爭準備。

　　二、邊界戰爭及其影響

　　進入20世紀60年代，印度趁中國“三年自然大災害”、西藏和新疆問題同時出現的內優外患，強化其在邊境的“前進政策”，一再拒絕中屆提出的維持邊界現狀、停止巡邏、舉行談判的建議，並蠻橫地無視兩國邊界的現實，不惜用軍事手段實現擴張領土的野心。從1961年開始，尤其在1962年10月後，印度在中印邊界中段中國境內，先後設立了43個軍事據點。這些據點有的距離中國邊防哨所隻有幾米的距離，有的甚至設在中國哨所的後麵，切斷了中國哨所的後路。對於印度的侵略行為，中國政府再三警告，要求印度不要單方麵采取武力改變邊界現狀。1962年8月到10月中國方麵多次提出，在原官員報告的基礎上討論邊界問題。但是印度首先要求中國從西段大片中國領土上撤軍，作為同意談判的先決條件。印度認為，中國經濟正處於困難時期，西南防務空虛，對中國的警告一再置之不理。10月12日，尼赫魯宣布下令要將中國軍隊從其所謂的入侵地區清除掉。17日，印度軍隊在印中邊界的東西兩段向中國方麵發動猛烈的炮擊。中國邊防軍在印度多次猖狂進攻遭到嚴重傷亡的情況下，忍無可忍，不得不被迫於10月20日進行自衛還擊，中印邊界衝突全麵爆發。在中國軍隊的反擊下，不可一世的印度軍隊竟然不堪一擊，一觸即潰，很快便被驅逐處中國領土，中國邊防軍追擊到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附近停止前進。

　　從此，中印關係不斷惡化，進入一個激烈冷戰的時期。中印兩國關係一度由大使級降到代辦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