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四節 垂範：其他邊界問題的順利解決

　　中緬邊界協定的簽訂，為中國其他邊界問題的解決樹立了範例。在中緬界務交涉中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值得總結。一是雙方承認曆史背景，尊重客觀現實，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采取互諒互讓的態度，通過友好協商來解決問題；二是在舉行正式邊界談判之前，雙方必須堅決維持久已存在的邊界現狀，不以片麵行動改變之，要通過領導人的反複的友好協商，使雙方的觀點有可能逐步接近和一致起來，不因分歧而動搖解決問題的決心，從而為正式談判達成問題的全麵解決奠定基礎；三是雙方要本著平等互利、互諒互讓的精神，處理有爭議的問題後，一方之得不能以損害另一方之利為基礎。繼中緬解決邊界問題後，中國以這一良好範例為開端，先後同尼泊爾（1960年）、蒙古（1962年）、巴基斯坦（1963年）、阿富汗（1963年）等鄰國解決了邊界問題，中國和平友好的睦鄰政策得以實現，從而使中國獲得了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進行國內建設。

　　一、中國同尼泊爾邊界談判與世界最高峰的劃分

　　中緬邊界條約簽訂後不久，1960年3月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臘訪問中國，兩國政府首腦開始對中尼邊界問題進行會談。中尼邊界全長約1400多公裏，絕大部分是雪山，雖未經正式劃定，但爭議不多，雙方地圖的畫法極為接近，基本上反映了傳統習慣線和當前實際控製線。周恩來總理在會談時表示：“中尼兩國都是古老的國家，在曆史上存在著上千年的友好關係；我們兩國在這樣長的邊界上，沒有發生過大糾紛，睦鄰友好相處，這對邊界問題的解決是一個很好的基礎。”他對如何解決兩國邊界問題提出了三項原則建議：

　　1.以傳統習慣線和雙方實際管轄為基礎，這就是說肯定現狀。

　　2.個別爭議，個別調整，按地圖辦事；雙方地圖上畫法相同的地方可以肯定下來，線以北屬中國，線以南屬尼泊爾；畫法不同的地方，但無爭議，可經過勘查，根據地形和實際管轄情況，使畫法統一；畫法有出入，又有爭議，這次如能解決最好，否則交給聯合委員會解決。

　　3.希望這次能解決爭議，簽訂一個邊界問題協定。以後再正式簽訂一個邊界條約，這樣就可以更好地促進兩國友好；雙方要互相保證在邊界條約簽訂前維持現狀，互不侵犯。即使這次有些爭議未解決，也要互相作這樣的保證。

　　中方提出的這些原則得到了尼方的讚同。中尼邊界存在的主要分歧是珠穆朗瑪（尼方稱薩加·瑪塔）峰的歸屬問題。尼方說珠峰在尼泊爾境內，而尼方提供的地圖則把珠峰畫在邊界線上。中國過去出版的地圖，有些把珠峰畫在中國境內，有些則按外國的畫法把珠峰畫為邊界山峰。周總理向柯伊拉臘首相指出：“這個峰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它不僅涉及中國的民族感情，我們也應該照顧到尼泊的民族感情，它是一個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國同意照尼泊爾的地圖，把珠峰畫在邊界上，使這個峰成為雙方所共有，山峰的北半部屬中國，山峰的南半部屬尼泊爾”。毛澤東主席會見柯伊拉臘首相也說：這個山峰全給你們，我們感情上過不去。全給我們，你們感情上過不去。可以“一半一半”，這個山可以改個名字，叫中尼友誼峰。

　　通過友好的會談，雙方在1960年3月21日簽訂了邊界問題協定。但珠峰的問題仍有待於解決。此後，兩國又通過領導人的互訪，繼續就邊界問題的某些具體事項交換意見。1961年秋，馬亨德拉國王訪華期間，雙方終於就珠峰問題達成協議。中方接受尼方提交的地圖上關於兩國邊界線通過珠峰的畫法，這條線把峰頂的南部劃入尼泊爾境內，把峰頂的北部劃入中國境內。任何人從北坡攀登珠穆朗瑪峰，經過中國政府批準後，應該通知尼泊爾政府；任何人從南麵攀登薩加·瑪塔峰，經尼泊爾政府批準後，應該通知中國政府。在珠穆朗瑪峰或薩加·瑪塔峰上，中尼任何一方如要設立服務於和平目的的科學探測站，須經中尼兩國政府事先達成協議。1961年10月5日，《中尼邊界條約》由兩國國家元首在北京簽字，並立即生效。

　　二、中國與蒙古邊界條約的簽訂

　　中蒙邊界全長4000餘公裏，未正式劃定。1945年8月14日，蘇聯政府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換文中，對中蒙邊界曾經作過原則規定，即“以現在之邊界為邊界”。但是，換文沒有對中蒙邊界的具體位置和走向作出規定，也沒有附載任何劃界地圖。蒙方1957年照會中國政府稱：中蒙邊界已於1945年劃定，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中國認為，1945年中蘇兩國的換文雖可視為解決中蒙邊界問題的原則基礎，但無法據此具體劃定邊界，需要兩國談判並勘定出一條能為雙方所共同承認的邊界。既然中蒙邊界沒有正式劃定，中國希望雙方能積極解決邊界問題。中國對中蒙劃界的主張是：基本維持現狀，稍作調整；對當前雙方的實際管轄線的大部分地段，雙方認識上一致的，可以先肯定下來；至於爭議地區，可以根據雙方當前實際管轄情況，並照顧到雙方邊民利益和感情，通過友好協商，進行適當調整，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1962年6月，中方照會蒙方，強調雙方在解決中蒙邊界問題時，應從友好團結的願望出發，充分照顧現實情況，既不宜追溯曆史上行政區劃的舊界，更不應將一方認定的邊界線強製對方接受。照會本著上述原則提出了對中蒙邊界線的建議，並附了畫有邊界建議線的地圖，這條邊界建議線同兩國的實際管轄情況基本相符。蒙方於1962年8月答複說：它了解了中方主張的邊界線，認為雙方可以就此問題進行談判。中蒙邊界談判於10月在烏蘭巴托開始，11月達成協議。蒙古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嗣後即專程來華，於12月26日同周恩來總理在北京簽署了《中蒙邊界條約》。中蒙邊界條約簽訂後，劉少奇主席向前來簽約的澤登巴爾主席說：中蒙兩國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順利地解決了邊界問題，這對我們兩國人民都有好處；中國也希望本著同樣的原則，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解決邊界問題。

　　三、中巴邊界談判與印巴克什米爾爭端

　　中巴邊界本身情況並不複雜。60年代中巴關係友好，而中印關係十分緊張。中國同巴基斯坦實際控製區的接壤線全長約近600：公裏曆史上是來定界。雙方地圖對邊界線的畫法雖有出入，但爭議地區不大，也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邊境事件。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與中國接壤的巴基斯坦控製區涉及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間有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關於克什米爾的爭議應由巴印兩國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中國既不介入，也不偏袒任何一方。巴基斯坦政府1961年3月向中國政府建議談判邊界問題，中國政府一方麵考慮到巴基斯坦實際管轄的地區既然同中國接壤，中國自然希望同巴基斯坦劃定這段邊界：但另一方麵也考慮到，這段邊界所涉及的克什米爾，其歸屬問題在印、巴之間還沒有得到解決，中國必須避免介入這個爭議。因此，中方1962年2月複照巴方同意談判邊界問題時明確表示：在克什米爾歸屬問題得到解決前，比較恰當的作法是，中巴先對兩國間目前實際存在的共同邊界的位置和走向達成一個臨時性的協議，但要在協議中規定，巴印解決了克什米爾歸屬問題後，有關的主權當局將同中國政府重新進行談判，以簽訂一個正式的邊界條約來代替這個臨時性協議。巴方同意了中方的上述建議，中巴邊界談判乃於1962年10月開始。雙方本著既考慮曆史背景、又照顧當前實際情況的精神，采取互諒互讓、友好協商、求得公平合理解決的態度，談判因而進行得比較順利，於同年12月達成了原則協議。全線基本按傳統習慣線，即沿穆斯塔格——喀喇昆侖山脈的嶺脊定界；喬戈裏峰則按照中尼解決珠穆朗瑪峰的先例，劃為邊界山峰。翌年3月2日，在北京簽訂了《中巴兩國政府關於中國新疆和巴基斯坦實際控製其防務的地區之間的邊界問題的協定》。

　　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在協定簽訂後發表講話說：“中國和巴基斯坦簽訂邊界協定，對於克什米爾歸屬未定的特殊情況，作了必要的和適當的照顧。我們這樣做，既有利於確保中巴邊境的安謐、加強中巴友好和亞非團結，也有利於巴印兩國解決它們之間的爭端。我國願意同巴基斯坦友好，也願意看到巴基斯坦同印度友好。我們這種態度是光明磊落的，也是始終一貫的。”

　　四、中國同阿富汗的邊界談判與簽約

　　中阿邊界長約100公裏，雙方都承認尚未定界，需要談判解決。中阿邊界問題本身比較簡單，但這一邊界位於帕米爾南部，同曆史上的帕米爾問題密切相關，也牽連到中蘇的邊界問題，因而有其複雜的一麵。在中國相繼同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解決了邊界問題後，阿富汗看到了希望，1962年12月向中國建議舉行邊界談判，雙方商定於1963年6月開始。中國政府考慮到：中阿都是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受害者，阿富汗又是小國，希望和中國和平相處，因此，中國決定按照雙方實際管轄情況劃界，對阿富汗加以必要的照顧，但聲明這樣做絕不涉及中蘇邊界問題。由於中國對阿富汗采取如此友好的態度，中阿邊界談判進展得十分順利，8月1日即達成協議，11月22日正式簽訂了《中阿邊界條約》，並立即生效。陳毅副總理對中阿邊界條約予以高度評價：“在我國的西南邊疆上，中國和緬甸之間，中國和尼泊爾之間，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已經存在著明確劃定的和平友好邊界。在中阿邊界條約簽訂之後，中國和阿富汗友好地解決了曆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這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精神的巨大勝利，也是對於鞏固這個地區的和平和加強亞非各國團結的重要貢獻。”

　　五、啟示：睦鄰外交是邊疆與民族地區穩定的關鍵

　　五六十年代，在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與周恩來時期，中國外交為確立睦鄰友好解決邊界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為何中緬關係一直友好，邊界問題也能夠順利解決，而在曆史上同樣作為英國東印度殖民地的印度卻與此相反。中印關係為何在在1962年發生重挫，以致邊界戰爭呢？中緬能，為何中印不能？與此類似的還有中蘇關係與中蒙關係的類比。曆史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首先，從大國關係的地緣政治學角度來看，中印關係更多地體現為“兩虎為鄰”的大國關係。中國的睦鄰外交政策對印度而言更多地表現為外交政策的理想性原則。印度一直將中國視為其謀求亞洲霸權的未來威脅，因此企圖繼承大英帝國在西藏的遺產，用西藏問題與邊界問題製衡中國。遠交近攻，扶弱製強，是大國關係的一般性選擇。中國領導人在其國際統戰理論中將印度視為又打又拉的、可爭取的“中間派”。即使在1959年3月的西藏叛亂後，毛澤東在審閱中圍外交部關於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談話的答複稿中加上了一段精辟的文字，他說：“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後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台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鬥爭方針是在東方，在兩太平洋地區，在凶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盡管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參加了旨在對付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我們還是不把這三個國家當作主要敵人對待，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友人。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民主改革，絲毫也不會威脅印度。你們看吧，‘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今後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國的西藏地方與印度的關係，究竟是友好的，還是敵對的，你們終究會明白。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我們在本文前麵幾段所說的那些話，那些原則立場，那些是非界線，是一定要說的，不說不能解決目前我們兩國之間的分歧。但是那些話所指的範圍，不過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即屬於西藏一個地方我們兩國之間的一時分歧而已。印度朋友們，你們的心意如何呢？”毛澤東的這段話不僅體現出中國老一代領導人嫻熟的國際統一戰線戰略，而且體現出他們處理大國周邊關係的地緣政治哲學。

　　與此同時，中國老一代領導人與緬甸和尼泊爾等弱小鄰邦的領導人建立了較為持久的友誼，為睦鄰外交樹立了典範。毛澤東與周恩來在與他們的交往中總是盡力設身處地，替對方考慮。中緬關係如此，中越關係也是如此。到了冷戰後的90年代以來，中國領導人更加注重從全方位外交戰略出發，考慮與周邊外交了。中越關係走過“同誌加兄弟”的前30年，以及嚴重對立的80年代。從90年代起，第三代領導人更加注重把睦鄰外交放在“全方位”的戰略中考慮。在2000年春節這個中越兩國共慶的傳統佳節，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談到中越關係時說，回顧我們兩黨、兩國關係的發展史，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中越人民理想相同、利益相關，隻有堅定不移地沿著友好合作的道路走下去，加強團結，增進互信，發展友誼，擴大合作。謀求共同的發展繁榮，才是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確選擇。實現中越兩國關係在新世紀的不斷發展，必須堅持“長期穩定、麵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麵合作”的指導方針。這既是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又是我們兩國關係發展的方向。長期穩定，就是中越友好符合兩黨、兩國、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雙方都要從友好的大局出發，保持友好合作關係穩固健康發展，使兩國和兩國人民世代代友好下去。麵向未來，就是我們雙方要站得高、看得遠，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繼承傳統，開創中越關係更加美好的未來。睦鄰友好，就是要永做好鄰居、好朋友、好同誌、好夥伴，始終以睦鄰友好精祌教育兩國人民和處理兩國關係中的一切問題，互相信任，互幫互助，互涼互讓，共同發展。全麵合作，就是要不斷鞏固和擴大兩黨兩國在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交流與合作，以造福於兩國人民，並為維護和促進地區與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作出貢獻。歸結起來就是，發展中越關係，互相信任是基礎，長期穩定是前提，睦鄰友好是保障，全麵合作是紐帶，共同發展繁榮是目標。正因如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越兩黨兩國關係得以順利發展，兩國陸上邊界問題得到全麵解決，北部灣海疆談判也取得圓滿成功，兩國邊疆地區的跨境民族關係也恢複到傳統友誼之中。

　　§§第四章 中印邊界問題的由來